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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评张黎明的长篇小说
试评张黎明的长篇小说《前途无量》
作者:
柏夫
当我读到张黎明先生的长篇小说《前途无量》时,这部作品已经由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两年了,该书的作者和编者均把它定位为“新时政长篇小说”,自有其用意。
然而,我在阅读过程中,感到它并不时新,也全非政治。
读到结尾一看,作者标明是“2002年9月初稿,2010年8月终稿”,掩卷细思,不禁感慨系之。
在网络阅读、短信段子成为一种公众文化阅读的重要形式,当快餐化阅读和快餐文化大行其道的当今时代,当许多作家把昨天晚上看到的新闻和听到段子演绎成文学作品,连夜赶印出现在当月杂志和当日报纸上时,严肃的、经过时间发酵和酝酿的作品已然凤毛麟角。
而一个为生计所迫的业余作家,能够静下心来,用“十年磨一剑”的坚韧和“披阅九载增删五次”的认真态度去写作一部关注时代、关注社会问题的长篇小说,他的精神追求和社会承担不禁使人肃然起敬。
众所周知,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叶以来,官场小说成了文坛热点、商家卖点,也成了许多阅读者的兴趣所在。
我们在这些所谓的官场小说中所看到的,大都是一些未亲历官场的作家极致化、漫画化的官场生活演绎,或官场陋习,或官员争斗,或买官卖官,或权色交易,到处肮脏不堪,甚至刀光剑影。
这种过于极致化、脸谱化的负面描写,从某一个侧面来说也反映了官场的某些现状,让作者和读者都得到一种揭露和宣泄的快感,然而,从现实和艺术的角度进行全面分析,觉得这些作品或为商业炒作,或因低俗媚众,过多地注重对行政表象的描写,热衷于官场陋习的叙述,沉溺于商场情场的渲染,作品流于的漫画化和浅层次,缺乏对现实的深度挖掘,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作品的真实性、现实性、批判性,且许多作品致力于做官场技巧的推介,甚至用欣赏的态度进行主人公的色情经历的展现,导致作品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削弱了文学作品的现实批判力量。
张黎明先生的这部《前途无量》,有别于当下那些所谓的“官场小说”,它写的只是一些行走于官场的人的工作场景、生活故事,作者比较人性化地把自己熟悉的人物置放在他熟悉的行政环境中,对其行为的社会环境、心理动机及其后果做了理性的真实的描写,也对当下的官场生态进行了深度解析,使这部作品不仅对官场运作的程序具有现实的认知作用,同时,也含有对官场行为、官场逻辑的合理分析,从而使作品更具现实主义的批判意义。
一、广阔深厚的社会背景
乔治•卢卡契说:
“艺术的任务是对现实整体进行忠实和真实的描写。
”他的所谓整体描写,就是要求艺术作品要力求反映社会——历史的总体性,追求文学描写的广度,从整体的各个方面掌握社会生活,并向深处突进探索隐藏在现象背面的本质因素,揭示事物内在的整体关系。
《前途无量》故事展开的整个背景在十年前,当时改革开放进入人们通常所说的“攻坚阶段”和“深水区”。
一方面,一部分人的物质生活真的像小平同志所说的那样“先富起来”逐步脱离贫困,走向富裕;另一方面,社会的各种矛盾和社会问题也随着改革的深入日益突显。
作为政治中心的党政部门,看起来按部就班,风平浪静,但总是各种矛盾和问题最敏感而集中的地方。
作者把故事的背景放置在这些地方,其实就更能通过其中人物活动的半径,最大限度地拉伸作品的空间跨度,比如,通过常务副市长沈桂芳处理牡丹园18号家属楼坍塌伤人事件,一下子就把故事背景从市委、市政府拉到了出事地点——长河县。
通过市委书记陈振宏的学习、工作,时而把背景拉到远在北戴河的培训基地,时而又拉到前任市委书记莫少锋及省级机关,使小说的叙事具有深广的政治背景和空间张力。
这是一般描写基层小人物小说难以企及的。
作者又通过官场小人物朱慰祖还乡一事,把叙事背景直接拉到山乡小村,接触到当下农村生活的场景。
通过何永庆的萃华楼豪华酒店提供了领导干部八小时以外的奢靡生活场景,等等。
作者这些貌似随意的背景设置,使得作品的空间从北戴河到偏僻山村,从省级领导到普通村民,从现任领导到退而不休的前任领导,从市委市府到歌厅酒店,都能出现在小说当中,共同构成小说的多层次的叙事背景。
同时,这种背景也便于作者能够通过高层次人物的活动、对话以及市县机关的信息渠道,直击一些貌似宽泛的社会问题在政策层面的本质。
在对文本的阅读中,我深切地感受到,这样的背景选择,不只是作者个人阅历和工作环境的提供的便利,也是拓展小说反映社会广度和增强作品揭示问题深度的需要。
二、严肃认真的主题思想
《前途无量》是一部厚重的作品,作者涉及的主题都是当时的敏感问题,也是严肃的社会问题,比如官场陋习、干部作风、企业改制、农民负担、建筑质量、干部人事制度等等,这些问题,每一个都十分复杂,既有干部工作方法问题,也有制度层面的问题,更有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作者没有简单化,也没有站出来就这些问题进行批判——因为小说不是杂文。
作者通过现实主义的客观描写,将重大主题置于社会历史背景之上,努力探求故事后面的深层次因素。
作者没有将干部腐败的问题简单化地处理为个人品质问题,也没有将干部任用写成纯粹的跑官、买官、卖官。
其中写到,组织部的一位副部长常晓波没有被提拔的原因不是工作能力低下,也不是没有给领导送钱,相反是太过优秀。
在体制中,遇到的问题是,组织部长一般是外派或者空降,这样一来熟悉本地干部情况、处事比较公正、工作能力强的常晓波就因“工作需要”而晋升慢了。
组织部副部长常晓波与新到的部长余石之间的两人对于干部年轻化一次谈话,更是发人深省。
这种在干部调整中计算40岁以下干部比例、妇女干部比例、非党干部比例的制度,即使在严格执行规定,不掺杂任何人为因素时也会产生十分荒唐、甚至令人啼笑皆非的结果,使有些人觉得入了党反倒不及非党进步快,更有一些女干部仅仅由于是女性、非党、少数民族而得以快速提升,人们戏称为“无知少女”——无党派、知识分子、少数民族、女性。
也因为这些干部是需要按一定比例配备的,被称之为“小数点干部”。
至于这些干部能不能胜任工作,他们的德、能、勤、绩是否能与那些没有提拔的干部相比,那就另当别论了。
农民负担是当时非常突出也是十分棘手的问题,作者显然也特别关注这个问题。
作者严格遵守真实性原则,在当时众多的农民负担过重导致农民死亡事件中撷取一例,真实再现了这一事件的过程,其实的情节鲜活可感。
在高坡镇,一年下达的税收任务是350万元,具体到农民刘爱国家就是480元,可是刘爱国知道,“县上下的农民负担监督卡上是九项,可是我算了一下,你们实际上一共要收十七项,为啥多了八项?
”但得到的是训斥。
这还没完,刘爱国夫妇还欠800元的计生罚款,刘爱国挨了打交了钱,这个连生病都舍不得花钱去看的人绝望中喝下了一瓶农药。
作者在现场描写中,揭露了干部工作作风的简单粗暴,可在事件调查中进一步剖析了农民负担过重的深层次原因。
而且进一步挖掘了贫困县、贫困乡镇突出的财政收支矛盾,反映出上级下达财政收入任务时的高指标是导致基层干部横征暴敛的根本原因,使得农民负担过重这一问题深层次原因得以浮出水面。
三、独特典型的人物形象
黑格尔认为,性格是理想艺术表现的真正中心,一个性格之所以引人兴趣是它的完整性,而完整性则“是由于所代表的力量的普遍性与个别人物的特殊性融会在一起,在这种统一中变成本身统一的自己。
”恩格斯在致玛•哈克奈斯信中说:
“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把人物置身于一个政治、社会、经济的具体的总体现实中刻画才能达到现实主义的高度。
《前途无量》中写的是置身官场的人物群像,比如市一级的:
市委书记陈振宏、副书记周道乾、组织部长余石、副部长常晓波,市长乔蕴华、常务副市长沈桂芳,市委办主任刘学文、市政府办主任王煜、接待科长吴晓慧。
县一级的:
长河县县委书记尹全伟、县长彭行中、副县长徐宪友。
乡镇一级的:
高坡镇党委书记杨彪,镇长田有满。
贯穿其中的人物是沈桂芳的秘书朱慰祖,而使这些人物得以横向关联的是建筑公司经理何建明,经营酒店歌厅的何永庆。
这些人物形象大都丰满鲜活。
主要人物朱慰祖是一个出身农村的小人物,他因为自身的优秀而被选拔到市政府办公室,成为常务副市长沈桂芳的秘书,这是他命运改变的开始。
而促使其命运发生重大改变的不只是他的勤奋工作,而更多的是被沈桂芳相中为乘龙快婿。
这一形象的出现在中国有深厚的历史源渊和现实原因。
在古代中国,为了改变自身命运抛弃结发妻子或初恋情人,选择官宦小姐为妻,进而跻身上层曾一度成为许多人的选择。
老百姓从社会道德角度对这些忘恩负义之人是睥睨唾弃的,也是痛恨谴责的。
陈世美式的人物权且不论,仅新中国成立之初,许多进城的“泥腿子”就毫不犹豫地抛弃了相濡以沫的结发妻子,选择了洋学生,由此而形成了新中国的第一次离婚高潮。
恢复高考制度后,许多学生通过上大学改变了自身命运进入城市,大面积出现了抛弃苦难与共的初恋对象和已经履行订婚手续未婚妻的现象,成为又一次婚姻变化的风潮。
这不仅仅是一种婚姻观念的变化,而是一种社会道德观的变化。
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进入机关的一群佼佼者,如朱慰祖们,在面对人生、婚姻、前途、命运的重大抉择时,当爱情与前途发生矛盾时,这些从乡村走出来的人,一方面要忠于爱情,继承黄土地的质朴和忠贞;一方面又想光宗耀祖,无法放弃锦绣前程的诱惑。
他们在思想上纠结而痛苦,但在选择上却理智而现实。
他们的做法不值得肯定,却非常现实,可以理解。
事实是,当一个人放弃初恋的珍贵情感时,他可能会变得强大,因为他已经过了情感关,变得铁石心肠了。
按照代偿理论,他得找到自己认为值得与之转换的东西——这就是所谓的事业或者官位。
作者没有过多地让朱慰祖把内心痛苦溢露出来,而且还安慰性地描写了江亚楠的文学修养和身体的肥美,似乎想替朱慰祖增添一些背叛的理由,这无疑是想使小说故事更加成立,但无疑只是一种良好的愿望。
无论如何,朱慰祖的背叛是不可原谅的,因为他背叛的是人类最纯真的感情。
作者甚至让朱慰祖的三叔和父亲出面了断这件他个人难以启齿的事,表面上看来,朱慰祖父亲是替儿子给徐莉陪罪,其实他是给江亚楠的富贵门第下跪。
现实是,如果没有裙带关系的提携和金钱铺路,朱慰祖们无论多么优秀,是很难实现锦绣前程,更难以前途无量的。
印证官场升迁的另一个门第例证也就是沈桂芳,如果没有父亲的影响和根基,即使像她这样优秀的女性也是很难做到常务副市长的高位的。
小说中其他人物的升迁在小说中并没有完全展开,但在背靠大树好乘凉的官场生态中,刘学文和王煜如果不是“两办”主任,贴近领导,那他们很难升迁到高位。
我相信,这两位主任的升迁可能与金钱无关,但谁能保证与利益无关呢?
而像杨彪这样的基层干部,如果没有舅舅的关系和银子铺路,什么时候会被提到研究干部的会上,还真是个未知数。
至于作品中出现的“吴晓慧式”的女干部、酒干部、哭干部,在我们身边虽不能说比比皆是,但确实也不乏其人。
真正的艺术从来总是通过塑造这样一些人物形象,通过人物关系的运动、发展,来表述特定时期有代表性群体生活整体的。
现实主义的历史性要求,实质上是代表性人物为载体,以社会分析为核心,摹写人活动其间的社会环境因素,揭示支配人物行动的内在心理,通过显示“这一个”,进而反映“这一群”行动是这样而不是那样的必然。
四、缜密真实的情节结构
一切有力的支撑结构都是简洁的。
《前途无量》在叙事结构上是简化的,它是以朱慰祖的机关工作和婚姻生活为主线,构架故事,结构情节,简单明了,富有张力。
作为长篇小说,无疑需要大量的情节来结构全篇。
作者使用纵经横纬,织起了小说的缜密结构。
在朱慰祖这条贯穿全篇的纵向主要经线之外,还安排了与朱慰祖有类似经历的升迁干部,市一级的委、府两个办公室主任刘学文、王煜,如在县一级的长河县县长彭行中,在乡镇一级的高坡镇党委书记杨彪,等等。
这些人物的活动,织起了小说的纵向经线结构。
而古邑集团老板何建明、萃华酒楼经理何永庆、副经理姚美萍,通过这些活动于各色各级的人物的线索,横向编织,使纵向上活动的人物之间得以紧密关联。
当然,省市的工作检查团、调研组、案件调查组,也是从不同的角度完成了对整个情节结构的必要补充,使得小说的容量进一步增大。
一些行政细节的描写,反映了作者对机关运行机制的稔熟和对行政规则理解的透彻。
如对市财政局长人选的确定,市长乔蕴华作为政府主要领导,在“党委管帽子,政府管票子”的体制下,他当然明白这一岗位的重要,如果用不了自己信任的人,那他的所谓“管票子”就是有名无实,因而,他有自己的人选,而且费尽心思地促成自己的亲信彭行中出任财政局长;市委书记陈振宏作为“管帽子”的人,如果像财政局长这么重要的人事调整都被别人左右,那么他在干部调整上会有多少威信?
驾驭全局,掌控一方的能力就更值得质疑。
与此同时,省厅作为主管厅也更愿意在系统内提拔,这既是业务上的需要,更是基层长期“孝敬”的结果。
于是,围绕财政局长这一岗位的安排,三方力量进行了不动声色的暗中角逐。
结局是市委书记陈振宏提出的人选市委办公室主任刘学文出任市财政局长,而市政府办公室主任王煜则出任长河县县长,成为开府建衙的一方诸侯,省厅推荐的副局长魏秉坤递升二把手并兼任非税收入管理局局长转为正县待遇。
这样的安排,在三个点上形成了委、府、厅之间权力游戏的相对平衡。
这一结局,也是各级权力游戏过程的一个缩影,真实地再现了现行体制中权力运作的内部规则及其必然结果。
而一些文学作品,描写县长、市长动不动干预人事、安插亲信,除过反映作者对行政规则的无知之外,也反映了局部权力运行的失范。
一些细节的安排和描写,显示了作者对生活的细致入微的观察和体悟。
如:
“就说和领导握手吧,领导对你印象如何,你在领导心目中究竟占多大份量,是铁哥儿还是一般关系,从领导和你的握手中就感受出来了。
一般说来,领导与部下握手,往往是一只手,这样便透露出领导的地位和威严。
但是部下和领导握手,却应该是双手,这样才显得尊重和臣服。
”再如“如果领导和你握手的时候,还用另一只手轻轻拍一下你的手背或者肩膀,这就有什么默契或者暗示在里面了。
对领导扬中透露出来的信息,被握的人自然是受宠若惊,像背地里得到什么好处似的,这个人整天都会为此激动不已。
”这段描写细腻真实,把人们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现象,剖析得细致入微,可谓一针见血,直击小公务员的内心。
五、朴实生动的叙事语言
张黎明先生的叙事语言是质朴而简洁的,在这一点上也可以看出作者深厚的古文功底和表达功力。
如写到朱慰祖与徐莉最后一次见面时,“朱慰祖浑身一哆嗦,既羞愧难当,又显得十分虚弱,那一刻,他恨不得在地上挖个洞钻进去。
”“在秋风中变黄的树叶,不停地从头顶飘下来,在俩人的肩上一碰,发出叹息似的声音,又落在他们的脚旁。
”寓情于景,情景交融,显示了作者驾驭的文字功力。
其中一些生活中调笑段子的穿插,一方面真实地反映了当前餐桌文化的特点,另一方面无疑增强了小说的生动性、趣味性,使人在忍俊不禁之后,又多一份思考。
不无遗憾的是,作者本人也是机关干部,写的大都是机关人物,因而,在许多地方小说人物的对话语言也有雷同于作者的叙事语言的地方,这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人物语言的个性化。
另外,有些语言或许出于笔误,还欠准确:
“现场上响起了山崩地裂般的鞭炮声,同时伴随着雷鸣般的鼓乐声”,“看着朱慰祖父亲跪在地上,徐莉一时不知所措。
但她此刻清醒了许多,估计事情已成定局,泪水便像喷泉一样涌出来”。
这些语言似欠斟酌,当然这只是白璧微瑕,作者如果再能进一步锤炼打磨无疑会更加准确、生动。
《前途无量》是作者精心写作的不可多得的一部现实主义佳作,大胆揭示了现实社会生活尤其是官场的弊端和深层次原因,显示了一位有担当、有良心作家的社会责任感和深重的忧患意识,给人警省,促人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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