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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夸张的科学家传记评刘海军束星北档案
一部夸张的科学家传记-评刘海军《束星北档案》
作家出版社于2005年初出版了一名记者刘海军写的一部“传记文学”:
《束星北档案-一个天才物理学家的命运》[1](以下简称《档案》),引发了普遍的注意,最近还评上了一个科普图书奖。
本文讨论《档案》里所述主人公作为一名物理学家的工作和成绩,和与其他一些物理学家的交往。
本文作者以为其中存在着严峻的夸张:
浮者指内容不实,夸者指评判过度。
至于书中记叙的束星北教授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受到过的政治上的不公正待遇和相关的一些情形,确实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
他的人格应当受到尊重,他的命运也很值得同情。
但那大体上同物理学没有多大的直接关系,不属于本文所要谈论的范围。
一一名宝贵的启蒙教师
李政道教授在为《档案》写的序言里说:
“束教师帮忙我成立了我对整体物理的熟悉、了解和自信,使我一生受益。
”他又说,他年轻时有幸取得三位教师的指导和帮忙:
“束星北教师的启蒙,吴大猷教师的教育及栽培和费米教师的正规专业锻炼都直接地阻碍和造成我以后的工作和功效。
”
我感觉,李政道关于他的几位教师的这种说法是很有分寸的。
众所周知,费米(E.Fermi)是国际上公认的物理学大师,吴大猷是国内一流的物理学家。
而李政道把束星北说成是他的启蒙教师,这种定位是很准确的。
另外,许良英在最近写的一篇文章《我所了解的束星北先生》里[2],亦说“束星北先生是我的科学理论启蒙教师”。
大伙儿明白,一名科学家的启蒙教师一样并非是他一生中碰到的有很高研究水平的教师。
不仅是科学家,而且艺术家和运动员亦是如此。
例如,我国运动员在乒乓球、跳水、体操等项目上取得过许多项世界冠军。
能够说,这些运动员的启蒙教练都不是后来把他们送上世界冠军领奖台的国家队教练。
一方面,启蒙教师在大体功夫的训练和专业爱好的培育上的奉献是不容抹煞和不可缺少的;另一方面,年青的科学家在成长进程中还需要取得有更深学术造诣和更高研究成绩的教师来指导。
轻视或夸大启蒙教师的作用都是不适当的。
二中国物理学家早年的相对论研究
依照文献记载[3,4],束星北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就在国内外发表了两三篇关于广义相对论和统一场论方面的研究论文。
而且,他后来亦陆续发表过少数同相对论里的坐标变换有关的文章。
因此,他的确是我国初期研究过相对论的物理学家之一。
例如,在《档案》(13页)里就提到,“束星北……对引力场和电磁场的统一理论做了独到的研究……得出一些很成心义的结果,在那时,不能不算是一种富有制造性的尝试。
”
《档案》这种评判,注明是引用自文献[3],在同一作者的文献[4]里亦有类似的评判。
只是,作为传记作者,专门是一名对理论物理学并非熟悉的作者,只听信一家之言,就对科学功效下结论的做法是不够严肃的。
为了幸免偏听偏信,让咱们看看诞生日期比束星北只早两天的吴大猷是怎么评述中国物理学家在“二十世纪头五十年”的相对论研究的。
他在《初期中国物理进展的回忆》一书里[5],确实提到了:
“有一名先生叫束星北……这位先生在欧洲和美国这两边跑来跑去,因此,也没有真正认真地待在哪个地址做过研究……据我所知,他写了一两篇文章,把地心引力跟电磁场联合起来,那个东西是爱因斯坦做了一生尚未完成的东西,那个东西能够说没有什么重要的结果。
”作为对照,吴大猷指出:
“还有一名年轻一点的先生,名叫胡宁……他曾经做过一些广义相对论之内的辐射阻尼的研究,那是很创新的东西。
因此,他能够说是一个真真正正在‘相对论’的研究上有做些工作的人。
”而且总结说:
“我感觉真真正正在‘相对论’里边,认认真真做些研究工作的人,始终都不多。
”
吴大猷教授是一名海内外闻名的优秀理论物理学家,他的学问和人品都享有盛誉,他以上的评判是能够信任的。
事实上,在爱因斯坦前后试图把引力作用和电磁作用统一路来的过早尝试,包括束星北的工作在内,走的不是一条正确的道路,都没有留下什么有踊跃意义的功效。
因此,《档案》里所引用的文献[3]里对束星北有关工作的评判是过度夸大了的。
三束星北和爱因斯坦
《档案》这本书刚一面世,一些媒体就在束星北的头上戴上了“中国的爱因斯坦”的桂冠。
例如,文献[6]称号束星北是一名“曾被学界誉为‘中国的爱因斯坦’的天才物理学家”;文献[7]那么不仅把束星北称为“一名被业内人士称为‘中国的爱因斯坦’的国际级科学大师”,而且把《档案》的书名径直改写作《中国的爱因斯坦:
束星北档案》。
可是,这两篇文章都没有注明所谓“学界”或“业内人士”有关言论的出处,令人无从稽考。
《档案》的第13页里说,束星北把他发表了的、关于引力场和电磁场的统一理论的上述论文“寄给了爱因斯坦,爱因斯坦专门快了回了信,对他的论文提出了几点意见。
”这句话差不多照搬自文献[3],而此文那么交代了这是“束先生在‘回忆录’中提到”的。
这件事也很可疑。
因为,假设束星北真的持有爱因斯坦的回信,按理说他是绝可不能长期秘而不宣的。
文献[3]说的“回忆录”,指在1979年3月9日(原文误为8月9日)《光明日报》上发表的“由束星北签名的”《在爱因斯坦身旁工作的日子》[8]一文。
束星北在文献[8]里描述了他1928年5月去柏林“见到爱因斯坦后,我先把自己的两篇论文递给他。
”后来,爱因斯坦“热情地帮我弄到的一个研究助手的职务……就如此,我开始了在爱因斯坦研究室的工作。
”束星北说,在这期间他除“向爱因斯坦请教”之外,“也帮爱因斯坦做些情形。
我帮他查过资料,进行过计算,也帮他悔改学生的卷子。
”而且,“爱因斯坦大体上是一个人在那里工作,只有我在帮他做点情形。
”等等。
文献[3]据此说:
“束星北先生是我国有幸与爱因斯坦相识并在他身旁工作过的仅有的几位科学家之一。
”可是,束星北在这篇文章里并无提及他和爱因斯坦的书信往还。
不明白文献[3]那样的说法有些什么依据。
“束星北当过爱因斯坦的助手吗?
”如此重要的问题固然引发了“学界”的紧密注意。
去年12月8日,樊洪业以此为题写了一篇文章[9],介绍和评论了从许良英最先对此提出疑问到后来查证落实和有关争辩的通过,而且对束星北什么缘故要在爱因斯坦逝世一百周年的前夕捏造这一段历史给出了自己的分析。
许良英教授是一名研究爱因斯坦的专家,他在读到樊洪业的文章以后,又在12月23日回应了一篇文章[2],比较详细地谈到了那个问题。
原先,十连年前许良英从束星北档案文件所记录的1928年下半年到1929年上半年的履历和学历,文献上记载那时担任爱因斯坦的几位助手的名单,和爱因斯坦那时的工作情形等几个方面,查证了束星北并无在爱因斯坦身旁工作过。
而最有说服力的证据那么来自旅美青年学者胡大年在1997年对爱因斯坦档案的查阅结果。
爱因斯坦从那之前开始的往来书信都是整理好存了档的,可不能有遗漏。
胡大年没有在爱因斯坦档案里查到从1928年起的那几年里同束星北有关的任何资料,却意外地发觉了束星北在1943年12月17日亲笔签署的、从浙江大学那时所在地贵州湄潭发给爱因斯坦的一封信。
这封信件里的第一句话竟是“我为无缘与你相识而感到遗憾。
”由此可见,在1943年之前两人从来没有见过面。
在那以后,束星北没有出过国,爱因斯坦也不曾再次访华,自然亦不可能相会过。
铁证如山,束星北一生没有见过爱因斯坦,更谈不上做过爱因斯坦的助手。
另外,也没有证听说明在1943年之前两人有过邮件往来。
尽管《档案》里谨慎地没有采纳束星北见过爱因斯坦和担任事后者的助手的说法,但此书中关于束星北在1930年前后就同爱因斯坦通过信的表达,也是拿不出证据来的不实之词。
至于媒体所称“中国的爱因斯坦”云云,更是不明白从何提及。
四束星北的其他研究工作
除相对论研究之外,《档案》书中还表达了束星北的其他一些研究项目。
以下简单谈谈与物理学直接相关的几项,不涉及他晚年从事的气象学和海洋学等方面的工作。
1,关于狄拉克方程
《档案》12-13页说,1931年束星北在他的硕士论文里,“利用广义超复数系,……得出了狄拉克方程,使狄拉克相对论电子方程具有更合理的数学基础和更完备的表现形式。
”而且,尽管“那时束星北还不明白有克里福特群”,但他已经“将克里福特群引入量子力学。
”
必需指出,狄拉克在1928年导出后来以他的姓氏命名的方程的工作中,运用相对论不变性推导出了g矩阵所知足的条件,即两个g矩阵之间的反对易关系,而且成立了具体的表象。
因此,狄拉克方程在提出的时候,已经具有全然“合理的数学基础”和“完备的表现形式”。
束星北的工作最多是以另一种数学形式从头表达了狄拉克方程,可不能增添什么实质性的内容。
4个g矩阵的反对易关系包括了乘法和加法,由它们动身组成了一种含有16个元素的“g代数”。
后来明白,“g代数”属于“克里福特代数”的一种。
例如,在一本量子场论高作里说:
“能够证明,由g矩阵生成的代数-数学家们称为克里福特代数-不外是由这些矩阵组成的一种完备的代数。
”[10]事实上,四元数、超复数和克里福特代数是一些相近或相通的数学分支,都有可能用来表达g代数。
这一点是束星北那时所没成心识到的。
另外,“群”的元素之间只有乘法而没有加法,因此从狄拉克方程里的g矩阵动身,不可能组成一个什么“克里福特群”。
难以想象,一名连“群”和“代数”都分不清的作者,能够正确地评判有关的研究工作。
再说束星北这篇学位论文并无公布发表。
因此《档案》中说的“束星北早早就有了克里福特群一样的思路”和有关的评判也是虚妄和夸大的。
2,关于截断方式
文献[3]说:
“早在1941年,束星北针对量子电磁场[应为‘量子电动力学’]高次微扰计算中的发散困难,提出将发散上项[应为‘上限’]切断(cutoff),继续算下去,可得原子能级的电磁场[?
]修正。
那个思法[应为‘方式’]接近贝特计算的观点。
”《档案》第37页说亦采纳了这一说法。
事实上,用截断的手腕处置难以计算的无穷大项,老早确实是理论物理学家的一种惯用方式,全然不是束星北“提出”或“想出来”的。
事实上这种方式还能够追溯到二十世纪初“电子经典半径”的设定,那也能够看做是一种舍弃点模型的截断。
而且,1947年贝特(H.A.Bethe)对氢原子精细能级“兰姆移位”的初步计算,关键的地方不是运用了大伙儿都在利用的截断方式,而是把利用了截断所取得的两个“无穷大”之差值,同观看到的上述能级移位联系起来。
束星北仅仅运用了一样的截断方式,就被说成是占先于贝特的方式,实在是牵强附会。
3,关于“死光”和“激光”
《档案》115页引述说,1939年“白崇禧到浙江大学参观……提出要教授们研究‘死光’(激光)那时候浙大已有个他人假想长距离不变的强光……事后不久,束星北意识到激光的存在,”就和同事“一路探讨研究过激光。
”
按“死光”不是一个科学名词,而是对一种可致人死地的强光的通俗叫法。
而“激光”在物理学上是有准确含义的。
尽管早就明白了存在着受激辐射,但要实现可观功率输出的激光,即一种频率超级稳固,有高度准直性和相干性的受激辐射,需要找到有适合能级散布的光学材料,还需要制成一个周密的谐振腔和装备有效的能量泵送机构。
如此的激光器不是光凭理论考虑,而是需要理论和实验的结合才能够设计出来的。
第一台激光器直到1960年才研制成功。
抗战初期位于广西宜山的浙江大学,有那样的实验条件进行这种超前于世界水平20年的研究吗?
没有任何证听说明束星北那时候研究的是激光。
4,关于雷达的研制
《档案》37页说:
“中国第一台雷达便出自他[束星北]手”。
在第123-124页里对此还有比较详细的调查材料。
依照此资料,束星北于1944年7月至1945年9月在国民政府“军令部技术二厅技术室任职”,从1944年10月开始“指导陈维昆(浙江大学助教),谢立惠(重庆大学教授),束慰曾(束星北之侄)研究装备雷达的实验工作。
”束星北那时候说过:
“我在那个地址只是是出出主意,指导指导一些技术人员不能解决的问题,很少自己动手,做的是顾问。
”后来因为发生矛盾,束星北“率领陈维昆将已经装的雷达上的一部份浙江大学的器材拆掉。
”不久就回到了浙江大学。
上面提到的谢立惠教授与束星北同年,是一名无线电技术专家,1958年起曾经长期担任过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的院长。
谢立惠的传记里对这项工作是如此说的:
“1944年至1946年,经重庆地下党负责人同意,谢立惠曾兼任重庆国民政府军令部技术室研究员,参加雷达研制工作,取得了必然的进展……”又说:
“谢立惠那时负责整体设计。
”和“依照那时条件,先决定试制三米波的雏型雷达。
在研制进程中,由于缺乏必要的元器件与研制设备,该技术室又于1946年春迁往南京,邀谢立惠到该室工作,谢提出不参加国民党等三项条件,未获同意,遂拒绝挽留,未去南京,雷达的研制工作没有完成。
”[11]
咱们感觉,上述谢立惠参加雷达研制的材料(原文有更多的技术性内容)要比《档案》所述翔实得多。
尽管两份资料在细节上有点出入,但能够确信的是两人参加的是同一个项目。
从束星北拆卸器材的描述看来,他们拿走的只是属于浙江大学的一些仪器,设备主体是不属于他们的。
而且,在束星北离开以后,谢立惠等人还继续研究了半年左右的时刻。
由此可见,束星北在其中并无担任一个不可缺少的角色。
更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这台雷达“雏型”可能的确是中国人最先的一台试制品,但直到最后亦没有研制成功。
因此,《档案》里面关于“中国第一台雷达出自束星北之手”的说法是不能够成立的,他仅仅是参加过一次未取得成功的试制工作罢了。
五束星北的教学风格和有关的哲学观点
《档案》里引述了束星北的几位学生对他的教学风格和特点的感受。
最突出的一点是“以启发、引人沉思的方式,着重、深切地讲透大体物理概念和大体原理。
”他在讲力学课时,“把牛顿运动三定律足足讲了一个月。
”讲热学课时,也“用一个月的时刻讲热力学第二定律和‘熵’概念。
”(28-29页)如此,尽管“并非是每一个同窗都能欣赏束先生的课”(文献[2]),但关于那些不知足于只知道怎么样去演算习题的肯动脑筋的学生来讲,却是一个领略物理学理论深层意义的极好机遇。
本来一名大学教师讲课时就应该依照个人的思路,发挥自己的学术观点,而不是照本宣科,人云亦云。
束星北的教学在这方面很有特色,的确是一名优秀的教师。
另外,《档案》里多处引述了束星北的学生们描述“束先生是一名有哲学头脑的物理学家”,他的讲课对物理内容进行了“高度的哲学归纳”,“把哲学和物理学融为一体”(28-29页)。
由此可见,束星北在讲课中确信对物理学的原理、定律和概念做了深切的哲学分析。
这些给过他的学生们以庞大启发的教学,确信是具有宝贵价值的。
可惜这些内容没有写成文字留存下来,咱们无从欣赏和讨论。
而且,那个时候即便写出来了也难以找到发表的园地。
只是,从此刻见取得的文献看来,束星北关于物理学原理的哲学思辩,亦存在着一些明显的瑕疵。
例如文献[2]提到的,束星北关于“电子似乎有‘自由意志’”,和在《档案》33页所讲束星北以为“核子本来不都相同”的观点,都是不能够从量子力学原理得出来的,恐怕没有多少学者会表示赞同。
写到那个地址,我想起了维格纳(E.P.Wigner)笔下的西拉德(L.Sziland)。
这两位闻名的物理学家都是在二战期间从匈牙利去到美国的,而且曾经一同鼓动爱因斯坦写信给罗斯福总统,建议他采取方法,抢在希特勒之前研制出原子弹。
维格纳在他的《自述》里写道:
“西拉德……本来也能够在量子力学所涉及的许多哲学争端上,写出一些有分量的文章。
假假设他晚生二十年的话,他或许真的会选择这一条路。
但在二十年代,哲学文章尚未取得物理学界的重视。
”
维格纳还对他的这位老朋友评论说:
“在我眼里西拉德一生都超级怪僻,而且大体上表现出同一类怪僻的行为。
他有很高的天分,这种天分受到了他自己过度庞杂的爱好的障碍。
”“他有突出的目光、聪慧、魄力和口才。
”“西拉德对他自己的天分过度关切……。
”“我永久不明白是什么弱点使得西拉德自视得那么高。
”“不论西拉德学会了多少东西,他仍然喜好争吵……”“西拉德有一些辉煌的一样性观念。
但他从来不给出其细节。
”“西拉德从来没有给科学带来什么冲破性的新方式。
”“他是一名二流的物理学家。
”(以上几处引文见文献[12],94-100页,201-206页,256页)
我感觉,维格纳评说西拉德的这些话,几乎每一句都适用于束星北。
除束星北在物理学上的奉献远远比不上西拉德,因此他(即便在中国)够不够得上“一名二流的物理学家”仍是个问题之外。
令人扼腕叹息的是,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束星北后半生失去了像西拉德那样大展身手的机遇。
《档案》里依照大量可信的材料,对此做了详细的披露。
六束星北和王竹溪
《档案》42页在作者对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担任山东大学物理系助教的、束星北的一名学生的采访材料中,表达了一个离奇的故事。
故事讲的是那时候北京大学物理系的王竹溪教授应邀到山东大学讲学,做了一个关于热力学的学术报告。
在王竹溪讲了近五十分钟之时,束星北突然“走向讲台”,大讲“我以为王先生的报告错误百出,他没有弄懂热力学的本质”等等。
“王竹溪呆呆地‘干’在一旁……上也不是,下也不是……束先生一口气讲了大约有四十分钟,也能够说,是对王竹溪‘清算’了四十分钟,这期间,王竹溪一直为难地站在一边……”
本来,在学术报告进行当中,报告人和听众之间相互交流乃至发生争辩,都是很正常的。
只有未见过世面的年青人,才会感觉那是一件不得了的事。
在这段文字里,对一直维持平和态度的王竹溪,做了一些带有明显偏向性的描述,事实上起到了在美化一方的同时丑化另一方的作用。
莫非科学上的正确与否,取决于争辩者言词犀利和态度猛烈的程度吗?
这份采访材料里还说:
“听说他[王竹溪]回到北京后,曾到周培源先生眼前哭诉。
”这就加倍离谱了。
只凭一句来源不明的“听说”,就能够够如此贬损一名年长的同行吗?
!
《档案》出版以后不久,其中的这一段描述,理所固然地受到了公布的驳斥[13]。
王竹溪先生的科学奉献和为人品格,在国内物理学界众所周知。
我在那个地址只想讲讲,热力学和统计物理学是王先生的专长,他不仅在这门学科分支的教学和纯理论研究上取得了杰出的成绩,而且还有两点突出奉献是值得在那个地址提起的。
第一是王先生不仅有几位学生是我国研制核武器的主力理论家,而且他自己也参与了一部份有关的理论研究工作,其中要紧的确实是统计物理学和热力学理论的应用。
第二是抗战期间在西南联大的时候,王先生和植物学家汤佩松先生合作于1941年在美国《物理化学杂志》上发表的论文《孤立活细胞水分关系的热力学形式》,超前于国外同类工作25年,后来被国际上公以为植物生理学方面的前驱性奉献。
(参看文献[14]和[15]的介绍)
试问,如假设王竹溪先生在热力学和统计物理“本质”的明白得上,真的是像束星北所说的那样“错误百出”,他有可能做出束星北难以望其项背的以上重要功效吗?
七是不是有必要和怎么样评定物理学家的座次?
《档案》中充满着一些对束星北的溢美之词。
例如,在此书封底赫然写着如此的几行字:
“他曾被誉为:
天下第一才子。
”
“他的理论物理修养(三四十年代)国内难有比肩者。
”
“他的教育才华(三四十年代)也无人能够企及。
”
而在此书正文里还有如下的各类佳誉:
“束星北……是中国现代物理学界的领军人物。
”(35页)
“束星北……无疑是那个时期的中国物理学大师,……制造了中国物理学的一代学风,成立起中国理论物理……的基础。
”(36页)
“束星北……的奉献,或许不亚于他的至交王淦昌。
”(373页)
“束星北的数学素养的功底毫不逊色于数学大师苏步青。
”(338页)
在正文里,“天下第一才子”的称赞亦显现了不止一次。
在37页里说这是“一些老耄”的赞美之词,但没有说明是哪些老先生讲的,咱们亦无从明白得和领会。
而在237页那么变成束星北“自以为是‘天下第一才子’”了。
问题是,我国在整整一百年前就废止了每一年考出一名状元的科举制度,而且在其后不曾有过任何评选“天下第一才子”的活动。
有谁有资格做出如此的裁定呢?
一样,我国科学界亦从来没有举行过给任何一门学科的教授和研究员评定座次的活动。
《档案》的作者个人有什么资格和权利为任何人作出“难有比肩者”,“无人能够企及”,“中国现代物理学界的领军人物”和“中国物理学大师”等评判呢?
我手头有三本(套)中国现代物理学家的传记文集,我都是这三本(套)文集的编委会成员和(或)撰稿人。
文献[16]辑录了59位物理学家的传记,其中56位诞生于1930年之前,不含束星北。
文献[17]辑录了105位诞生皆不晚于1926年的物理学家的传略和论文节选(译),含束星北。
文献[19]辑录了117位诞生皆不晚于1924年的物理学家的传记,含束星北。
由此不宝贵出的结论是,假设必然要排位的话,依照乐观的估量,在我国物理学界和科学史界同行们的心目中,束星北在物理学研究和教学上的奉献,在1930年前诞生的物理学家当中,适宜于归入于第50位至第100位的档次。
这是完全建筑在科学成绩基础上的评判,不受过去政治因素的阻碍。
因为在这些传记的主人公当中,包括了很多像束星北那样受到过政治上不公正待遇的物理学家,乃至像叶企孙那样受到过加倍不公正待遇的物理学家。
因此,咱们说《束星北档案》是一部夸张的物理学家传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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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出版社,2004
[2]许良英,我所了解的束星北先生,科学时报,2005年12月23日B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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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吴大猷,《初期中国物理进展的回忆》,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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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2005年1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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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杜晓庄,我所了解的学界泰斗王竹溪,解放日报,2005年6月10日
[14]王正行,王竹溪传略,载《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理学编·物理学卷1》,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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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刘寄星,中国理论物理学家与生物学家结合的典范-回忆汤佩松先生和王竹溪先生对植物细胞水分关系研究的历史性奉献(上,下),物理,32卷(20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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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中国现代科学家传记》第一集-第六集,北京:
科学出版社,1991-1994
[17]《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物理学论文集粹》,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
[18]《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理学篇·物理学1-物理学2》,北京: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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