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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采访采访案例
采访实例
(一)采访前的准备
1、费雯丽让记者碰了个大钉子
英国著名影星费雯丽扮演影片《乱世佳人》中的郝思佳一角而一举成名,获得奥斯卡金像奖。
1961年3月8日,她飞抵纽约,庆祝世界名片《乱世佳人》复映。
一个记者去采访她。
记者问:
“您在电影中扮演什么角色?
”费雯丽反问道:
“你看过这部影片吗?
你看过那部小说《飘》吗?
”记者回答:
“都没有看过。
”费雯丽说:
“那就不必多谈了。
”她无意和一个如此无知的人交谈。
当时在场的美联社记者目睹了这一记者的窘状,写了一篇特写,在新闻界传为笑柄。
可见,采访前不认真准备,仓促上阵,结果往往是事倍功半,有时既影响了报道的时效,又给被采访者增加了麻烦,甚至可能造成采访的失败。
所以,认真做好采访前的准备,是记者、通讯员不容忽视的一件工作。
准备工作有许多,从广义上讲,是一切知识、理论的储备;从狭义上讲,就是对采访对象的起码的了解。
像费雯丽这样赫赫有名的影星,电影《飘》又是重新放映,即使是普通观众也应该早已耳熟能详,而这位记者居然连这点起码的知识都没有,难怪费雯丽要拿钉子给他碰了。
美国记者麦克逊说:
“在我将要去谒见某一要人以前,我早已熟悉于这位要人的一切了。
”假如你要去采访某一个人,就要通过不同方式、不同渠道事先了解他的经历、性格、嗜好、习惯、特长等等,以便掌握尽可能多的情况。
经验证明,这种准备越充分,采访中记者才会越主动。
2、叶圣陶为何烦躁?
有位记者去采访老作家叶圣陶。
显然记者事前毫无准备,知识面又窄,一见面就问:
“你是哪里人?
”“多大年纪?
”八旬老人很烦躁,又感到很悲哀。
这些情况,你翻一翻叶圣陶随便哪本著作,都能找到答案,可惜他根本没翻过。
更使人苦笑不得的是:
有位记者刚刚采访过夏衍,便转道来到叶家。
他见到叶老的长子叶至善,一面紧紧握手,一面惊异地说:
“我刚从夏公那儿来,您岁数比他大些,可没想到这么年轻……”原来,他对叶圣陶家庭的情况也一无所知,把叶老的长子当成叶老本人了。
闹出这样的笑话,采访自然得不到好结果。
再看下面尴尬的一幕:
记者:
“参观了武钢以后,真实大开眼界呀,武钢果真是全国最大的钢铁基地呀……”
被采访者:
“不是最大的。
”
“全国最老的钢厂。
”
“也不是最老的。
”
“嗯,对了,那就是最先进的。
”
“不管怎么说,总归有个‘最’吧?
”
“是有个全国之最的地方,不过不是你说的‘最’”
……
请看,事先毫不准备,对采访对象的情况漆黑一团,就会出现这种大杀风景的局面。
3、谢晋和曹禺对记者的批评和赞扬
1986年“金鸡奖”“百花奖”大会期间,电影导演谢晋结合他刚在美国举办影片回顾展的经历,对中外记者采访前的准备工作做了对比,很值得我们新闻工作者深思。
谢晋说:
“美国的记者很注意资料工作,善于在接触采访对象之前从资料中掌握有关情况,事先准备好提出的问题。
他们采访实践通常不超过半小时,提出的问题简明扼要,角度独特,采访效率甚高。
而国内的不少记者不大善于利用资料,采访体温大同小异,缺乏自己独特的角度。
因而,常常要对记者从头讲一遍集资的简历。
其实,本人的籍贯、年龄、艺术经历,只要一翻材料就全都有了……”
著名剧作家曹禺1980年访美归来,也发表过类似的感慨。
他说:
“在美国的那些日子,几乎天天要接待新闻记者。
多的时候一天五六批。
一般一次采访不超过半小时至40分钟,不能什么都问,搞‘马拉松’式谈话。
有一个纽约时报的记者,他只很有目的地提了几个问题,过后在报纸上发表了3篇文章。
文章里谈了许多我意想不到的事,而且事实没有出入,材料准确无误。
不难看出,他在采访之前是做了许多研究工作,看了不少书籍和资料的。
”
4、纪希晨带着资料访宝成
1956年宝成铁路全线通车前夕,报社派老记者纪希成报道这一建设成就。
出发前。
他到图书馆翻阅了不少有关铁路沿线的历史、地理、经济方面的资料,沿途又注意查阅地方志,对川、陕界上的昨天和今天,又了较多的了解。
当他沿着那著名的陈仓栈道、“青峰连天不盈尺”的秦岭关、古风州诸葛亮筹策伐魏的“思计台”、三国时赵子龙把守的阳平关、汉相萧何追韩信的马道河等地采访时,尽管当时连日暴雨山洪,采访十分困难,但由于他有充分的资料准备,又身临其境目击了筑路工人们的劳动场面,很短时间内便连续写出了《从宝鸡到成都》等7篇通讯。
有的通讯谈古论今,描述风光,介绍掌故,读来充满了知识和情趣,绕有兴味。
著名记者范长江有一个习惯,当年他每到一地采访,总是先搜集、查阅当地有关的地方志和史书。
闻名世界的意大利女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在每次采访前,总是用很长时间做准备,阅读与采访对象有关的材料和书刊,还要作笔记和写研究心得。
她说,每次采访之前都要像学生准备大考一样,准备几个星期甚至一两年。
5、“后悔一辈子”的尤金·莱昂斯
尤金·莱昂斯是美联社经验丰富的记者。
他曾经对斯大林进行过一次采访。
事先约定只能采访两分钟。
两分钟以后,可斯大林并没有结束谈话的意思。
而他当场却提不出更多有准备的问题。
莱昂斯事后说:
“我在斯大林的办公室尽管呆了近两个小时,但使我一辈子后悔的是,当时没有趁机提出富有意义的问题来。
”
另一次,莱昂斯采访伊朗前国王巴列维,约定只能谈五个书面提出的问题,几分钟就谈完了。
而此时巴列维兴致正浓,等待继续提问,莱昂斯也没有准备更多的问题。
事后,莱昂斯懊恼地说:
“我当时就在国王的办公室发下庄严的誓愿,今后哪怕约定我只有几分钟的采访,我若不事先准备好供一两小时谈话的问题,便决不再来到世界伟人的面前。
6、田流的四个准备
采访前要做哪些准备工作?
请听名记者田流的叙述:
我做的第一件准备工作,是对将要采访的问题的有关政策闹清楚,也可以叫做“政策准备”,这是经过多年实践,从很多次失败中得来的教训。
政策思想不明确,就缺少分析具体事物的能力。
大战需要武器,做工需要工具,政策就是我们记者观察、分析、判断具体事物的武器。
如果对某个方面的政策不清楚,就贸然去采访它,看——不知从哪里去看;问——不知从哪里问起,看到的和听到的情况和问题,也不能进行正确分析判断,不知道它到底是对还是错,是好还是坏,虽然费了很大劲采访,到头来还是不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写出来的报道,当然也就“主体思想不明确”、“一般化”甚至不符合政策了。
所谓做好政策准备,就是要认真学习和研究党的政策,这道理谁都懂,谁都赞成,但是做起来往往又不那么重视和认真。
……采访农业不懂得农业政策,采访工业或问叫,不懂得工业和文教政策,怎么可能把报道写好呢?
第二个准备是,对将要采访的问题的全局作一个概括的了解。
我是搞农村报道的,当前我国农村、我国农业形势到底怎么样?
要有个基本了解,只有把这个全局、这个总的形势把握住了,对具体的采访对象以及它所发生的问题,才能正确地分析,恰当的判断和估价。
我们的报道,总是通过一个具体地区或单位,一个具体问题或事件进行的,而却总是面向全国的,这就是说,我们的报道要有针对性,要有普遍意义。
如果我们对全局不了解,我们的报道就缺少针对性,就没有普遍意义,就是无的放矢。
1981年秋,一位记者写了一篇农业审查责任制的稿子,内容是什么叫责任制,如果这篇稿子在两年前写,是有针对性和指导意义的,因为1979年很多人对责任制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疑虑和误解,到1981年全国70%以上的地区和生产队都已经实行了责任制,并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效果,再说什么责任制就是“马后炮”了。
一篇报道没有针对性,也就没有存在价值了。
在一个准备是情况、资料的准备。
我们了解政策,了解全局和整个形势之后,就要出发到某个地区、某个单位去采访了。
去之前,应该对那个地区哪个单位的过去特别是最近的情况,作必要的了解,而且了解得比对全局、对整个形势的了解更细一点,更深一点。
我一般的做法是:
凡是能够在报社治疗室、图书馆找到的有关资料,都找来看一看,虽然是采访农村,但交接情况不仅仅局限于农村,因为农村不是孤立的。
当然,这方面的情况,要看同采访对象关系大小,有的概括地了解一下就行了。
当时不了解是不行的。
不了解就很难看准农村、农业中存在的问题。
第四个准备,也可以说是进入采访前夕的“临战”准备。
前面谈过,我采访前的准备工作是从大到小,也就是从政策的、思想观点的准备,到具体的要采访的地区、问题、实践的头有关情况、问题、资料的准备等。
方法是从上到下,即从中央、报社到省,到省以后,还是这个老办法,同省委、省报及有关单位了解该地区或该方面的全面情况,并从了解全面情况中,选择去哪个县、哪个单位,甚至去采访哪个典型人物。
这样做,使我得益匪浅。
最主要的好处是:
这样做使我的报道思想比较明确。
知道我们党在提倡什么、反对什么,知道什么是主流、本质,什么是支流、现象,报道出来的东西比较有针对性。
第二个好处是,选择的报道对象比较准确,不容易上当受骗,对报道对象的分析判断,也比较容易符合实际。
7、约翰·根宝的“根本宝贝”
我国老一辈新闻工作者都非常重视资料。
吴晗说:
“没有资料就写不出内容充实的文章来。
”不少外国通讯社也非常重视资料。
有的记者提出“一名好记者也是一名称职的资料员”。
在日本,新闻记者常常要当一二年的资料员,在较多地熟悉情况、丰富知识后,再去做采访工作。
你感到惊讶吗?
美国写内幕新闻的名记者约翰·根宝一生竟然积累了六万张卡片的资料,堪称资料富翁。
离开报社以后,他利用这些资料,一连写了《亚洲内幕》、《非洲内幕》等七本书,本本引起轰动。
这些资料卡片可真是他的“根本宝贝”了。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著名科学家钱伟长访美,美国几家报纸对钱伟长的情况介绍得十分翔实,报道中的有些背景材料甚至唤起了钱伟长本人对往事的许多回忆。
美国新闻界对他的情况如此了解,这使他感到十分惊讶。
钱伟长向采访他的记者询问,记者把一大叠有关他的资料摆在他面前,这才解开了他的谜团。
外国新闻界普遍认为,只有掌握了丰富翔实的资料,写出来的报道才会有分量,才会厚实。
当然,现在有网络、电脑这样的现代化手段来做资料的搜集、整理的工作了。
但重视资料的意识,却丝毫不能动摇,整理资料的工作,也丝毫不能放松。
8、事先的研究,打开了“哑巴”的嘴
一位叫鲍勃·福尔斯曼的西方记者说过这样一句话:
“笔头功夫差劲一点,照样可以当个出色的记者;可是如果不会采访,那就休想当个好记者。
”
美国已故的报刊评论员利布林有一次去访问一位著名的赛马骑师。
此人一向不愿同记者交谈。
许多记者都认为,让这位骑师开口,比让哑巴说话还难。
但是利布林却让这位骑师滔滔不绝地同他谈了一个小时,而这位记者在谈话间只插了十几个字。
利布林使了什么“招”,让这位“哑巴”骑师说话的呢?
见到骑师,利布林劈头提出的一个问题是:
“您赛马时左蹬皮带比右瞪皮带多放几个眼?
”骑师一听这个问题很内行,就兴高采烈地从马镫谈起他的驭马术。
最后还对利布林说,“我看得出来,你同骑师们一定混得很熟。
”其实,这位记者并不精通骑术,对骑师这一行也很少打交道。
他只是在采访前作了比较充分的准备,请教了一些行家,知道赛马的骑手在跑马场风驰电掣般策马飞奔时,为了克服在圆形跑道上产生的离心力,两个脚蹬的皮带不能一样长,必须使左蹬皮带比右蹬皮带长一些,以便使身体重心稍稍内侧。
对于这个细节,一般人不注意,而行家必定了解。
利布林第一个问题就从这里开始,使那位骑手既惊讶又高兴,谈话的兴趣也就激发起来了。
利布林能够这样轻而易举地打开被采访者的心扉,并不是他记特别聪明,而是因为他是前作了仔细的研究,找到了好的角度,这才打开了这位骑师紧闭的“哑巴嘴”。
9、曼彻斯特提出了肯尼迪前所未闻的问题
经验丰富的记者一致认为,采访一分钟至少要准备十分钟。
认真调查之后(不是之前)进行的采访几乎总是更有成果。
《总统之死》的作者威廉·曼彻斯特回忆说,“我第一次采访肯尼迪总统时,事先规定我可以和他谈10分钟。
而实际上采访持续了3个半小时。
这次采访激动人心,并引出了日后的多次会见。
”
曼彻斯特解释说:
“我认为事前准备事关重大。
对美国总统这样的人提出一个他早已回答过过多次的问题,这是对他的莫大的侮辱。
他很可能随即对你下逐客令。
因此,你的问话应该是他前所未闻的。
应该显示出你对他的生涯了如指掌。
这样,他就可能尊敬你,有兴趣跟你交换意见,举行会谈。
”曼彻斯特准备对肯尼迪总统进行首次采访时,查阅了总统召见的特别助理和内阁顾问的名单,发现他们当中80%的人与总统年龄相仿。
因此他在采访中问肯尼迪是否是个“同代人主义者”。
曼彻斯特说:
“当时,他(肯尼迪)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一点,但他喜欢这个提法,玩味不已,从中得到一番乐趣。
真正第一流的采访可以让一个能言善辩的采访对象如醉如痴,如果他入了迷,采访就会顺流直下,你将从他身上得到更多的东西。
这都取决于你事前化了多少功夫。
”
10、资料是记者永不离手的得力拐棍儿
一次采访从哪里开始?
从准备开始;准备一般是从搜集有关资料开始。
贯穿采访全过程的是什么工作?
是资料工作。
搜集资料、整理资料、分析资料、研究资料、保存资料,就是这样贯穿下来。
如果把采访比作登山的话,那么资料就是记者永不离手的得力拐棍儿。
怎样理解资料的作用?
一是可以帮助我们发现事实的新闻价值、发现新闻。
前苏联一位记者下班回家,发现路两旁刚刚刚安装了新的路灯。
他脑子一动,查阅了资料,发现当天是当地使用电灯的50周年。
于是一条颇有趣味的消息就写出来了。
二是可以增加新闻的厚度和可读性。
粉碎“四人帮”之后,一位西方记者报道了邓小平的一次讲话。
在消息中,他交待,这是邓重新出来工作后的第三次讲话。
前两次是在什么时候讲的,内容是什么。
读者看后,对讲话的意义就有了更深的理解。
三是可以成为突出新闻主题的画龙点睛之笔。
报道1957年上海奇寒的消息,如果没有引用诗人臧克家1947年写的诗句“前天一夜风雪,昨夜八百童尸”来与解放后对比,其思想性决不会有如此深刻。
资料的重要作用并不止于上面说的。
每次采访,对记者来说,都是上一次课。
采访对象是记者的老师,资料就是记者自编自学的教科书。
例如,要采访北京缺水的问题,会议消息发过了,节水经验写过了。
但为什么有些人对此仍是麻木不仁呢?
记者可以搜集有关水的资料。
首先触及到的是谁的数量问题。
多少年来,不知怎么形成了“水是无限的”这个概念。
水还用的完吗?
用完,一下雨不是又来了吗?
一读资料,不对了。
地球上的水有数百亿吨,似乎多得不得了。
可是,其中97.2%是海水,除了冰山外,真正可利用的淡水只占0.64%。
北京这块地面上,平均年降雨量为105亿吨,真正可利用的水的总量只有33—47亿吨。
这就是说,正常年景,北京的水刚刚够用,稍一干旱就不行了。
要是随着生产发展,生活提高,用水量再增加呢?
那就更不行了。
资料使我们明白了:
水的数量是有限的,人们把它的无限循环当成了无限的数量。
多么可怕的错觉!
于是我们头脑里形成了这样的概括:
无限的循环掩盖着有限的数量——水资源在数量上的特点。
资料同样告诉我们:
低廉的价格掩盖着水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水在质量上的特点:
各自使用同时又互相制约——水在使用上的特点。
有了对水的这些认识,还怕找不到写水的题材,找到了题材,还怕写不出有深度、厚度的好报道吗?
(二)采访提纲的拟定
1、在车上拟定的采访提纲
1981年11月19日,《山西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母亲的心愿》的速写,许多内容,感人至深,发表后,好评如潮。
读者一致认为记者梁若洁采访细致深入,善于捕捉感人细节。
其实,梁若洁从接受采访任务到进行采访,中间只有两小时。
她能在这样短的时间内采访到这么多,这么生动的内容,除了平的积累,还得益于她的采访提纲的完善。
这篇报道是打算报道山西籍女排运动员周晓兰的父母在1981年11月16日晚观看世界杯女子排球赛电视转播时的心情的。
记者在17日上十点才接到采访任务,为了保证及时发稿,接到任务必须马上出发。
梁若洁只好在乘车去周晓兰父母住所的路上,经过短暂的思索,把要采访的内容记在采访本上:
主题:
她是祖国的女儿。
内容:
1、看中日女排决赛的实况;2、女儿—母亲—祖国的有机联系;3、回忆周晓兰成长的片段(典型、生动、贴近主题的);4、有关周晓兰的其它细节(新鲜、富有趣味的);5、对周晓兰在竞赛中表现的评价。
根据这一提纲,记者花了不到两小时,就将所要采访的内容都采访到了(当时电视台、新华社的记者都在现场采访)。
如,看电视时,只见周晓兰拦网成功,夺回了发球权,大家发出欢呼,“周广信工程师(周晓兰之父)深情地望了妻子一眼,他流泪了”。
当看到中国女排以三比二胜日本队是,“萝兰(周晓兰之母)也被泪水遮住了视线”。
关于“女儿—母亲—祖国的有机联系”方面,记者采访到了两个生动情节,其中之一是:
几年前在太平洋地区锦标赛期间,周晓兰结识了美国女乒乓球队员贝克尔。
贝克尔的妈妈出于对周晓兰的喜爱,想把她留在美国,同贝吧!
”周晓兰的回答含义颇深:
“那怎么行,我妈妈要是想我呢?
”
试想,这位记者如果不在上午考虑到这五个方面的访问内容,临场采访很可能漫无目的,顾此失彼。
这件事也告诉我们:
拟定采访提纲的时间总是有的,问题是你愿不愿意挤时间,愿不愿意多开动脑筋。
2、一道模拟试题
某报社新闻业务培训班出过这样一道试题:
“某记者得知目前正在故宫博物院举办的展览会上展出了刚刚出土的我国2000多年前的古酒,决定进行采访,你认为,这位记者应该怎样拟定采访内容?
”
正确的答案应该是这样的:
1、古酒由何人在何地发现?
如何发现?
2、古酒如果是在墓葬中发现的话,墓主是谁?
什么朝代?
什么身份?
3、古酒共有多少?
装于什么容器?
颜色和质量如何?
酒中有何浸泡物?
4、展出的概况;5、我国和世界上以前有无发现比这更古老的酒?
6、古酒的发现有何意义?
上述答案中,前四条大家基本上写了,但后两条,绝大部分没有写。
然而,这后两条是很重要的。
你不回答我国和世界上以前有无发现比这更古的酒,就无法掌握古酒出土的背景材料,也就是说,缺少了新闻背景。
这样,古旧在出土文物中的地位就很难以确定。
你不问古酒发现有何意义,你就不能正确评价它应有的价值。
采访活动包括访问、观察等。
上面列举的是访问提纲。
如果需要进行现场观察,你还得在采访提纲中列入观察的具体内容。
如区采访正在发生的一场火灾,你就要采访:
风力如何?
火苗窜起来多高?
救火的人群中有没有老人和小孩?
放在马路上的抢救出来的财物,是否有人看管或窃走?
等等。
采访提纲主要是指上述两个方面,即采访对象和采访内容。
3、斯诺为陕北采访准备的70个题目
斯诺当年采访陕北苏区,写出了名作《西行漫记》,脍炙人口。
但是很多人并不知道他为了这次采访事前进行了多么周密的准备工作。
单是在《西行漫记》中就记下了70多个问题:
中国红军是不是一批自觉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者,服从并遵守一个统一的纲领,受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指挥?
如果是的,那么那个纲领是什么?
共产党人自称是在为实现土地革命,为反对帝国主义,为争取苏维埃民主和民族解放而斗争。
南京却说,红军不过是由“文匪”领导的一种新式流寇。
究竟谁是谁非?
还是不管哪一方都是对的?
在1927年以前,共产党员是允许参加国民党的,但在那年4月以后,共产党员以及无党派激进知识分子和成千上万的有组织的工人农民,都遭到当时在南京夺取政权的右派政变领袖蒋介石的大规模处决。
从那时起,做一个共产党员或共产党的同情者,就是犯了死罪,而且有成千上万的人受害。
然而,仍有成千上万的人继续甘冒这种风险,参加了红军,同南京政府的军事独裁进行武装斗争。
这是为什么?
有什么不可动摇的力量推动他们豁出性命去拥护这种政见呢?
革命党和共产党的基本争论究竟是什么?
中国共产党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
他们是不是“纯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他们有没有一个彻底的社会主义经济纲领?
他们是斯大林派还是托洛茨基派?
或者两派都不是?
他们的
运动正是世界革命的一个有机部分马?
他们是不是真正的国际主义者?
还是“莫斯科的工具”?
或者主要是为中国俄的独立而斗争的民主主义者?
这些战士战斗的那么长久,那么顽强,而且——正如各种色彩的观察家所承认的,就连蒋介石总司令自己的部下所承认的:
从整体说来是那么无敌,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是什么支持着他们?
是什么支持着他们?
他们的运动的革命基础是什么?
是什么样的希望、什么样的目标、什么样的理想,使他们成为顽强到令人难以置信的战士呢?
他们的领导是谁?
他们是不是对于一种理想、一种意识形态、一种学说抱着热烈信仰的受过教育的人?
他们是社会先知,还是只不过是为了活命而盲目战斗的无知农民?
红军抗击极大优势的军事联合力量达9年之久,这个非凡的记录应该拿什么来解释呢?
他们是怎样生存下来并扩大了自己的队伍的呢?
他们采用了什么样的军事战术?
中国的苏维埃是怎样的?
农民支持它吗?
为什么红军没有攻占大城市?
中国80%以上的人口仍然是农业人口,工业体系即使不说是患小儿麻痹症,也还是穿者小儿衫裤。
在这样的国家怎么谈得上“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呢?
共产党怎样穿衣?
怎样吃饭?
怎样工作?
他们的婚姻法是怎样的?
他们的妇女真的是像国民党宣传的那样是被“共妻”的吗?
红军的兵力有多少?
真像共产国际出版物所吹嘘的那样有50万人吗?
果真如此,他们为什么没能夺取政权呢?
他们的武器和弹药是从哪里来的?
它是一支有纪律的军队吗?
它的士气怎么样?
官兵生活真是一样吗?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军事和政治前景如何?
他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发展是怎样的?
她能成功吗?
一旦成功,对我们意味着什么?
对日本意味着什么?
这种巨大的变化对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会产生什么影响?
它在世界政治上会引起什么变化?
它对英、美等外国在中国的巨额投资会产生什么后果?
共产党究竟有没有“对外政策”?
共产党倡导在中国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停止内战,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看了斯诺的这个提纲,你可以想到,对这次采访,他做了多么惊人的细致准备!
4、采访计划包括哪些内容?
采访既然是为了写作新闻而进行的有目的的调查研究活动,那么在准备工作的基础上,应该制定出采访计划。
这种采访计划,可以熟记于心,也可以写成书面提纲。
越是重大的采访活动,计划越应该周密,提纲越应该细致。
采访计划,一般应该包括:
第一,采访对象。
就是说你要采访哪些人。
你采访某一位先进人物的事迹。
这一先进人物就是你的采访对象。
他周围的人,他的亲友,他的领导,也可能是应当是你的采访的对象。
采访对象确定错了,或漏掉了,都会对采访带来损失。
如果采访对象比较多的话,再拟定采访提纲时还应该考虑采访顺序。
顺序的安排,一是要有利于新闻素材的挖掘。
如你去采访一位先进作者的事迹,但这位先进作者又不善言谈,那么,你就应当先去访问那些对他的先进事迹比较了解的同志,然后再去访问他本人,以便用已经采访的但不甚详细的材料去启发和引导他谈话。
二是要有利于缩短采访忙人的时间。
像领导干部、科学家、学者、演员之类,一般是比较忙的,找他们的人也很多。
因此,你如果要从他们那里获取新闻素材,最好先从其它有关的人当中去采访,然后再访问他们。
这样做,那些可以从别人那里获得的材料,就不用他们来提供了。
要他们提供的,仅仅是非他们不可的。
第二,采访内容。
你要根据报道意图和已经掌握的新闻线索,拟出所要采访的具体内容,即谈话的题目。
题目要尽可能多些,有具体的,也有概括的。
有些可能是自己的设想,不一定能如愿以偿,但仍应该列入。
提出设想并不是搞“先验论”,因为它是以已有的新闻线索为根据的,而且它不是什么定论,是可以修改的。
当然,采访提纲拟定后,采访时不是不可以更改的。
这就要求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按照新情况加以调整、补充、修改。
认真拟好采访提纲,可以大大提高采访的效率。
1960年,新华社记者郭超人采访我国运动员突击珠穆朗玛峰顶峰的经过,事先花了4个多小时,认真研究了运动员突击顶峰的计划,拟定了一个详尽的采访提纲,把报道所必需的材料和细节一共列成了20多个问题,抓住运动员在医务室进行简单包扎和治疗的间隙,见缝插针进行采访,前后仅用了两个多小时,就获得了写作《英雄登上地球之巅》所需要的材料。
可见,只要问题准备得充分,采访时间的长短并不是决定因素。
5、艾丰的六个“不要提”
准备采访提纲的时候,问题的设计很重要。
艾丰通知曾经提出了六个“不要提”,很有针对性。
照录如下:
一、不要提太大的问题。
(不要企图“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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