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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
第一节、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
一、北洋军阀的产生
(一)北洋军阀是中国双半社会的必然产物
1、是在封建土地中滋生出来的
2、是帝国对扶植和支持的结果
同时,中国地方农业经济和封建地主经济的占极大优势,成军阀赖以生存的土壤。
中国始终经济未形成资经济,封建经济占主导地位,本身多出身于地主,袁有田400顷,段在东北圈20顷,他们适应了地主阶级需要,是中国最反动最落后的生产关系的代表,他们都极力维护地主对农民的反动统治。
帝国主义国家统治中国需找驯服工具,因为中国地广人众,不可能完全失去独立,各帝义都有其代理人,各军阀也必须寻找靠山,在政治军上取得帝义支持,军阀混战还是帝义在华矛盾的结果。
帝义又对华分裂剥削政策成为军阀生长的激素。
(二)北洋时代军阀的特点
(1)拥有支武装,建立一个反动政权
(2)拥有一块地盘,实行封建主义统治
(3)皆以帝义为靠山。
(三)北洋军阀的产生和形成:
北洋军阀是一具代表帝国主义大地主、大买办阶级利益的
有新式武装,控制了“中央”政权的反动的政治军事集团,它是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特殊历史条件下,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同中国封建买办势力相结合的产物。
它的总头目袁世凯继承了李鸿章的衣钵,以北洋大世的名义编练军队,军队编成后又称北洋新军,因此人们便称这派拥北洋军阀以自重的军阀为北洋军阀。
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清国腐败无能的充分暴露,使清政府认识到“一代有一代之兵制,一时又有一时之兵制,未可泥古剂以疗新病,居夏日而御冬裘也”决定采西洋新法,创建新式陆军。
广西按察使胡棻受命于天津之南的小站练成新军——“定武军”十个营,计五千人。
1896年12月,胡奉调督办津芦铁路。
这时的袁世凯,已经结交上慈禧的心腹荣禄、李莲英和地方大员刘坤一等,并以重贿结纳了庆亲王奕劻。
他草拟了建立新式陆军的各种规章制度,博得“知兵”美名,于是仅以四品道员的资格,被保举接练定武军,迅速扩充至七千人,改称“新建陆军”。
这支装备精良、训练正规的近代化军队的重要将领,都由袁世凯圈定。
他用家兵家将、亲信好友以及北洋武备学堂学生和旧军将领,如徐世昌、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曹锟、张勋等人,牢牢地控制了这支军队。
这些人成为日后北洋军阀的重要班底。
袁世凯及其亲信,对军队进行封建奴化教育,并施以小恩小惠,使各级下属只知有袁世凯而不知有清朝,具有浓厚的私人从属性。
以后,袁世凯即依仗这支军队,破坏戊戌变法,镇压义和团运动,赞助“东南互保”,极得帝国主义的赏识。
20世纪初,他控制的这支军队已达一万七千余人,成为八国联军侵华后北方的一支重要武装力量。
1901年11月,李鸿章死。
清政府即秉承帝国主义的旨意,命袁世凯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次年实授。
他在任七年中,先后又兼任参预政务大臣,督办关内外铁路大臣、督办商务大臣、督办邮政大臣、会办练兵大臣,灸手可热,显赫一时。
他利用手中的权力,乘清朝实行“新政”之机,大肆筹饷练兵,拼命扩充实力,编成“北洋常备军”六镇(师)计七万余人,加上一些混成协(旅),总兵力达到九万余人,形成了北洋军阀的基本武装力量,势力达到直隶,山东、河南、苏北和东北。
袁世凯还创办保定武备学堂、军官学堂,培养各级文武骨干,又多方收罗谋士、幕僚、门客,结成死党。
北洋六镇,除第一镇由满族贵族铁良统率外,其余五镇各任统制(师长)皆为袁的亲信。
北洋常备军成为他的嫡系亲军。
北洋常备军的编成,标志着北洋军阀的形成。
军阀的特点:
1有地盘;
2有武装;
3有帝义支持。
袁世阀触角四出,向各个部门伸展势力,他用亲戚周学熙自已创办并与外国人合办企业,还从大买办盛宣怀手中夺取了轮、电的管理权,又控制了户部商部银行。
他的亲信梁士诒被扶植为“交通系”买办集团的首领;徐世昌、赵秉钧把持了清廷新设立的巡警部,袁世凯本人在河面彰德、汲县、辉县等地占有田产四百顷,仅彰德一地,就占据了所有耕地三分之一以上。
他成为大地主在买办阶级的政治代表。
袁世凯依靠北洋军阀集团,采用打和拉两手,纵横捭阖,制服了清王朝,破坏了辛亥革命,夺得中央大权,镇压了二次革命,到1913年,建立起他的独裁统治。
北洋军阀集团成为中国人民夺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的严重障碍。
二、袁世凯的独裁统治和反袁斗争。
(一)洪宪帝制与护国战争。
1、袁世凯为复辟帝制清除障碍。
二次革命的失败,“非袁氏兵力之强,实同党(按指国民党)人心之涣”。
但袁世凯却利令智昏,趾高气扬,要欲为了。
从1913年7月到次年5月,他打着民主共和国的招牌,采取以下步骤,为得复辟帝制铺平道路。
①破坏责任内阁制。
宋教仁被刺和国民党被镇压后,立宪派分子占多数的进步党成为国民大党。
进步党本意在“建设强善政府”,以政党内阁议会民主为主要目标。
其首领熊希龄于1913年7月受命组阁,梁启超、张謇等进步党人以“第一流人才资格”入阁,但只据有司法、农商、教育等几个冷曹闲衙,而陆军、海军、外交、内务、交通等重要部门,皆为袁之亲信所把持。
这个号称“第一流人才与第一流经济内阁”成为袁政府的装饰品。
1914年1月,袁世凯授命党徒制造事端,逼熊解职。
②“当选”大总统和解散国会。
按照法定程序,须先由国会制定宪法,才能选举总统。
袁世凯急不可耐,要在10月10日登上总统宝座,他指示亲信梁士诒组织公民党,就是为此而谋。
袁世凯借口没有正式总统,外国“不肯承认”,假手各地军阀通电主张“先选总统,后定宪法”,于10月4日突击制定“大总统选举法”六日就强迫国会进步选举。
选举时,袁世凯指示数千便衣军警、兵痞、特务、流氓、打手,打着“公民团”的旗号竟日包围会场,叫嚷不选出他们的“嘱望”的总统,谁也不许离开会场一步。
从早八时到晚十时,议员们忍饥挨饿,万分狼狈,投票三次,袁世凯“当选”为大总统,“公民团。
狂呼怪叫离去领赏。
7日,黎元洪当选副总统。
10月10日,袁世凯在武昌起义两周年之际宣誓就职。
袁世凯在镇压二次革命后,未即解散国会,其用心在于利用国会选他为名正言顺的总统。
现在目的既达,便向国会开刀,他指责国民党危及国家,颠覆政府,10月4日下令解散国民党,收缴国民党议员证书,使国会陷于不足法定人数无法开会的困境。
11月26日,袁世凯又指示爪牙成立了目的在于取代国会的“政治会议”,又宣布停止参众两院议员职务,踢开了进步党人和其他少数党议员,事实上解散了国会。
③废除《临时约法》。
《临时约法》和国会的存在,是袁世凯实行独裁和复辟帝制的两个极大障碍。
1914年3月开始破坏《临时约法》。
他利用御用的“政治会议”召集“约法会议”,5月1日即颁布《中华民国约法》,废除了《临时约法》。
改内阁制为总统制,设“国务卿”一人“赞襄”总统,(首任“国务卿”即为袁的把兄弟、清末“相国”徐世昌)总统府设政事堂,由总统行命若干“参政”组成供咨询的参政院,并代行立法权力。
1914年底,参政院根据袁世凯的旨意制定的《大总统选举法》规定,总统任期10年,可无限期连任,并得推荐下任总统,总统的权力同皇帝毫无二致。
这样,辛亥革命的成果国会和《临时约法》以及各项民主制度,被完全破坏。
“中华民国”只剩下一具躯壳。
袁世凯已经成为未戴冠冕的皇帝,难怪他洋洋自得:
“以余今日的地位,其为国家办事的权能,即改为君主,亦未必有以如此。
”
2、袁世凯以卖国谋求帝国主义的支持
在近代中国,独裁、内战、卖国总是三位一体。
袁世凯早在1912年上台伊始,就向帝国主义大送秋波:
“凡从前缔结之条约,切实遵守,其已缔结而未办之事,迅速举办。
”除1912年上半年以各种权利为代价向六国银行团借款总计银1200万两和1914年4月善后大借款外,还为取得沙俄的支持,于1913年5月订立《中俄协定草案》,承认外蒙“自治”,肯定了沙俄对外蒙古的控制。
1915年签订了《中俄呼伦贝尔条约》,规定黑龙江的呼伦贝尔区为“特别区”,中国的军队不经俄国允许,不得进入区内。
1913年10月,同日本秘密订立《满蒙五路借款修筑预约办法大纲》,出卖了满蒙五路的全部承筑权,同时还接受了日本替自已拟定的《对外宣言》。
袁世凯政府以民族权利为代价,换得了俄日的承认。
随着复辟帝制步伐的加快,袁世凯的行径愈益露骨。
他决心投靠已经成为东亚霸主的日本,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9月2日,日本以对德宣战为名,出兵占我青岛和胶济铁路沿线,取代了德国在山东的侵略地位。
日本窥破了袁世凯称帝的野心,以支持其称帝为诱饵,在1915年1月18日,通过驻华公使提出名为“期将现存两国友好善邻之关系益加巩固”,实为意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
“二十一条”共五号,主要内容是:
第一号四条,中国政府承认日本享有德国在山东的一切侵略特权,并加以扩大;
第二号七条,旅顺、大连的租借期限及南满,安奉两铁路的期限均延长至九十年,并承认日本在南满及内蒙东部的特殊权利;
第三号二条,中日合办汉冶萍公司,未经公司同意,不准他人开采附近矿山;
第四号一条,中国沿海港湾及岛屿,不得租借或割让给其他国家;第五号七条,中国政府聘用日本人为政治、财政、军事等顾问,中国警政和兵工厂由中日合办,将武昌到九江和南昌至武汉、潮州间之铁路建筑权让与日本,允许日本在福建省招资修筑铁路及开矿的优先权。
“二十一条”的全部内容足以促使中国成为日本的独占殖民地。
袁世凯称帝心切,也深知欧美帝国主义正忙于欧洲战场的厮杀,只有取得日本支持才好称帝,因此丧心病狂,在秘密交涉几个月后,于5月9日,除第五号“容后协商外”,接受了其余的全部要求。
3、袁世凯复辟帝制。
1913年10月,袁世凯在政治会议致词中就说过:
“殊不知国力之强否,视其内政外交之若何,而内政外交之善否,又视其政治之强固与否,而国体之为君主为民主不与焉。
”设下了复辟帝制的伏笔。
1914年下半年,他以舆论开路,大肆鼓吹孔孟之道,亲至天坛祭祀孔子,通令全国学校尊孔读经。
“跟着这事而出现的便是帝制”。
美国早在辛亥时期,就主张中国实行君主立宪。
1915年8月,袁世凯的宪法顾问,美国人古德诺的奇文“共和与君主论”,发表于上海《亚细亚报》。
此文诬蔑中国人知识水平低,没有研究政治的能力,在中国实行共和制,断然不会有好的结果,因此不能实行君主制。
紧接着,袁的另一法律顾问日本人有贺长雄抛出《共和宪法持久策》,更叫嚷中国须由袁世凯做皇帝。
这两篇奇文,成为袁世凯及其党徒复辟帝制最有力的“理论”根据。
袁世凯指使杨度、严复、孙毓筠、刘师培、李燮和、胡瑛六人组成“筹安会”(自称“六君子”)宣传和具体策划复辟帝制事宜。
筹安会冒充学术团体,标榜研究“共和政治得失”,与古德诺、有贺长雄唱和呼应,又秉承袁世凯旨意通电各省军政长官、各地商会、教育会、尊孔团体等派代表进京要求“废民主而立君主”。
袁世凯强奸民意,成立了各种形色的“请愿团”“拼凑全国请愿联合会”,又玩弄了“团体投票”、上“推戴书”、“劝进”等把戏,一致“推戴今大总统为中华帝国皇帝”。
袁世凯假意推辞一番,于1915年12月12日发布文告接受帝位。
次日,接受百官朝贺。
15日,册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黎元洪不受),又分别册封一百二十八人五等爵位,改国号为“中华帝国”。
31日,下令改民国五年(1916年)为“洪宪”元年,改总统府为新华宫,定元旦正式登基。
至此,复辟帝制丑剧,达到高潮。
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旧式民主革命,它没有也不可能解决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和铲除产生封建皇帝的社会基础。
客观上,小农经济和地主经济是产生封建专制主义的温床。
大地主大官僚世袭财产的要求,希望由皇帝的世袭秩序重新表现和紧密联系。
主观上,社会上极为顽固的封建势力余孽,对已成为历史沉渣的封建王朝充满依恋之情,极力仇视共和制度,认为两千多年的封建“大一统”需要一个“一尊”权力的象征中心,并被涂上一层神秘色彩。
由于历史的积累,在辛亥革命后的一段时间内,封建皇帝这种观念仍然在占相当多数落后的人们头脑中起着维系力的作用。
国际帝国主义的怂恿和国内反动势力的效忠,为复辟帝制创造了适宜条件。
因此,个人野心极度膨胀,富有反革命才能,而又掌握了全部国家机器,建立起独裁统治的袁世凯,就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才能帝制自为,并能得呈于一时。
然而袁世凯胆敢粉墨“登极”之日,即是他覆灭之时。
4、护国战争与袁世凯的覆灭
由于袁世凯倒行逆施,造成职工减少,农户下降,荒地锐增,商业凋零,物资缺乏,外债累累,人们对这个政权日益厌恶,反袁力量在全国人民中间普遍滋长起来。
湖北、河南、直隶、山东、奉天等省的群众斗争,连绵不断。
1912年至1914年的白朗起义,高举“公民讨袁军”大旗,迅速发展,先后纵横弛骋于豫、鄂、皖、陕、甘,沉重打击了袁世凯的统治。
“二十一条”的提出与签订更使人民怒不可遏。
复辟帝制的丑剧,终于使群众掀起反袁狂飙。
孙中山在“二次革命”失败后,继续高举反袁旗帜,1914年7月8日,他在日本东京聚集一部分国民党员,另组“中华革命党”,坚决武装倒袁。
袁世凯复辟帝制,孙中山立即发表“讨袁檄文”、《讨袁宣言》、历数奸雄窃国的种种罪恶。
孙中山批判:
“中国自有共和国以来,殊末有此万恶之政府危害之祸乱至于此极者也。
”为了维护共和,他表示,“虽肝胆涂疆场,膏血润野而不辞也。
”中华革命党人在苏、浙、沪、鲁等地发动多次讨袁起义。
护国战争爆发后,中华革命党组织的遍布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的武装斗争,有力地支援了护国军。
孙中山在海外广泛发动侨胞斗争,成为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有力方面军。
在全国人民反袁斗争推动下,1915年8月,梁启超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激烈反对帝制,在社会上传俑一时,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
进步党成为反袁斗争的主体力量,梁的门生蔡锷成为武力讨袁的主持者。
蔡锷(1992—1916),字松坡,湖南宝庆(今邵阳)人。
辛亥革命时,他策动云南独立,任云南都督。
蔡锷是个有民主思想的杰出的爱国者,对袁世凯复辟帝制极为愤懑。
他被袁羁留北京时,与梁启超密谋,策动倒袁。
这时云南部分下级军官和土兵,在孙中山派来的中华革命党人吕志伊等人策动下,已酝酿起兵。
蔡锷潜回云南,联合云南将军唐继尧和国民党人李烈钧、方声涛,组成护国军,发布《讨袁檄文》。
1915年12月25日,云南宣布独立。
护国军分三路向川、黔、桂进军,护国战争开始。
护国军以有限之国力,顺应全国一致讨袁的有利形势,进展很快,又极大地推进了全国讨袁斗争。
黔、桂、浙、陕等省相继独立。
反袁斗争如同烈火燎原。
帝国主义列强慑于中国人民反袁力量的强大,在表示支持袁世凯复辟制后不久,改变了态度。
特别是日本,先是警告后是不承认帝制,积极准备换马,袁世凯的北洋嫡系段祺瑞、冯国璋之流,出于为自己打算心理,对帝制或冷淡不满,或拥兵观望,都企图乘机扩大自己的实力。
北洋军阀的分裂已表面化。
袁世凯既失去靠山,又无爪牙支持,被迫于1916年3月23日宣布取消帝制,废“洪宪”年号。
至此,袁世凯的洪宪帝制的丑剧,偃旗息鼓,凄然收场。
袁世凯还想以退为进,回过头来继续做总统,然而全国人民再也不能容忍他据有大总统职位,继续在民国招牌下维持其反动专制统治。
护国军声明他犯了背叛民国罪,不能再任总统。
《十九公民否认袁世凯冒称总统书》称:
“袁逆不死,大祸不止,愿国人速以决心,再接再厉,扑杀此獠,以绝乱种!
5月8日,西南独立各省在广东肇庆成立军务院,宣布“指挥全国军政”。
5月9日,孙中山发表《第二次讨袁宣言》,宣布要“除恶务尽”。
“保持民国,不徒以去袁为毕事”,“决不肯使谋危民国者复生于国内”。
海外华侨声明要求将袁世凯交付审判。
袁世凯营垒彻底乱了阵脚,他的两根台柱冯国璋乘机抬高自己的地位,闹起独立性;段祺瑞则进一步迫袁交出权力。
5日,袁的亲信陈宦在四川宣布独立,汤乡铭在湖南宣布独立,给袁以沉重打击。
袁世凯众叛亲离,日暮途穷,陷于绝境,忧愤之下,一病不起,于6月6日在全国人民的唾骂中死去,结束了可耻的一生。
1916年6月7日,黎元洪以原副总统职依法就任大总统。
他宣布遵守《临时约法》,继续召集国会,恢复国务院,任命段祺瑞为总理。
7日,西南军务院撤消,中华革命党也宣布停止活动。
至此,历时两年的护国战争全部结束。
护国战争在粉碎洪宪帝制,打倒袁世凯,维护中华民国共和政府的意义上,有功于国,有助于民。
它具有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推动了历史前进。
辛亥革命后,民主共和观念日益深入人心,民主主义思潮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护国战争顺应了这段历史潮流,反映了人民反对复辟帝制的共同心愿,得到广大群众的有力支持,蔡锷成为人们心目中的民国英雄,袁世凯代表腐朽反动阶级的利益,倒行逆施,以至胆敢帝制自为,置自身于亿万群众的对立面,激起举国一致的反抗狂飚,自取灭亡。
参加护国运动的各派政治力量,自有其不同的主观意图和政治目的,然都以维护民国、恢复共和相号召,因此相互支援,事实上已形成为一个反袁的统一战线。
在这种形势下,袁世凯终被帝国主义抛弃,亲信爪牙背叛,势所必然。
然而,护国战争只仅仅打倒了一个袁世凯,“中华民国”也只是重新挂上了空招牌,不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地位。
在中国,北洋军阀和产生军阀专制的社会基础依然存在,资产阶级共和国依然是海市蜃楼,中国人民并末得到稍好一些的命运。
三、军阀分裂割据与护法运动
(一)军阀割据局面的形成
袁世凯凭借武力实现了全国的“统一”,但他的嫡系将领们在各自占得一块地盘后,便拥兵自重,互相倾轧,竭力发展自己的势力,分裂苗头已渐显露。
1916年6月,帝国主义的共同走狗北洋军阀总头子袁世凯死去.“一尊”权力象征不复存在,离心倾向骤然然加大,又适逢帝国主义各自寻找新的走狗,北洋军阀遂分裂为三:
1)段祺瑞为头子的皖系,以日本帝国主义为靠山,控制皖、陕、浙、闽等地区,势力最大。
2)冯国璋为头子直系,以英、美帝国主义为靠,控制直隶和长江流域的苏、赣、鄂等地区;
3)张作霖为头子奉系,以日本帝国主义为靠山,控制东北三省,成为皖直二系之间举足轻重的力量。
西南各省的非北洋军阀,原对袁世凯只是表面的上服从。
护国战争起,他们乘机扩大实力,抢占地盘,西南军阀主要是唐继尧的滇系,控制云、贵和四川的一部分;陆荣迁的桂系,控制两广,并向湖南扩张。
滇桂二系都受英美支持,因此同直系军阀接近,同皖系相对抗。
此外,还有一些地方小军阀分别进行割据,如湖南的谭廷闿,山西阎锡山、徐州的张勋、陕西的陈树藩等。
他们或依附北洋军阀,或依靠滇桂军阀。
朝秦暮楚,时分时合,霸占一方,争斗不息,为害甚烈。
各派军阀害据称雄和它们间相互不断的战争,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特征之一。
(二)“府院之争”与张勋复辟的破产
由于“大一统”观念的强烈影响,所以当时虽已形成分裂割据,便各派军阀还表面上尊奉北京政府为统治全国的中央政府,谁掌握了北京政府,谁就可以以“中央”名义发号施令,占有政治上风,因此北京政府遂成为各派军阀争夺权力的目标。
倾向英美的黎元洪成为总统,但无兵无势。
北京政府的实权,被担任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的段祺瑞所掌握。
段祺瑞企图效法袁世凯,以全国实行“武力统一”。
又在北京政府内独断专行,排斥黎元洪。
黎元洪联合一直盘据南京的副总统冯国璋,同段祺瑞相对抗,双方经常就某些问题展开政治性的明争暗斗,而中国是否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成为这种争斗的集中表现。
府(总统府,即黎)院(国务院,即段)之争“实质上是英美同日本在中国之争,1917年2月,美国要求中国与德国绝交,参加世界大战,黎元洪同意,国会也通过了对德绝交案。
虎视在侧的日本,一改进去极力反对中国参战的政策,施以借款给中国训练参战军并以“先清内乱”之诱饵,极力鼓动段祺瑞参战,段祺瑞本为日本走狗,又正想借此扩张实力,消灭异已,实现“武力统一”故而十分积极。
美国拒绝参战竟促成日段进一步勾结,对已不利,就反过来通过黎元洪利用国会进行抵制,反参战。
黎元洪也极大不愿意皖系势力膨胀,府院之争表面化和尖锐化。
日美出尔反尔,府院几乎短兵相接,其实质不在于是否参战,在于由谁主持参战,以便扩大自己的政治军事实力,捞取最大的好处,争斗结果,日本所支持的段祺瑞皖系集团,获得暂时的胜利。
饱经战乱的中国人民强烈反对中国卷入帝国主义大战的旋涡,各群众团体纷纷致电北京政府反对参战,上海商界联合会的通电得到全国各地商会的热烈响应。
1917年5月参战案再次提交国会讨论,段祺瑞用袁世凯故伎,组织“公民请愿团”。
包围国会,黎元洪在美国支持下,将段免职。
段祺瑞离京赴津。
段祺瑞批使各省军阀宣布脱离中央,并在天津设立“独立”各省总参谋部,要武力倒黎。
黎元洪顿时陷入困境,只好四面求助。
这时,清朝的孤臣孽子“辫帅”张勋,乘机假借调解黎段之争,统五千辫子兵入京,要实现武装复辟清王朝的阴谋。
1917年入京前的6月8日,张勋在天津与段祺瑞密商复辟,得到默许。
13日,张勋迫使黎元洪解散国会。
14日,张勋入京,立即迫黎去职。
康有为已从上海化装北上,这时与张勋合作串演复辟清王朝的闹剧。
7月1日,张勋拥戴十二岁的清废帝溥仪“登极”,恢复“宣统”年号,发表康有为事先拟就的”上谕”,能电全国,又大封百官。
遗老遗少,个个鼠欢雀跃,粉墨登场。
张勋复辟的滔天罪行,立即激起全国人民的莫大愤怒,各地报纸无不口诛笔伐,痛斥国贼。
上海、长沙、广州等地群众集会,控诉其罪。
孙中山在上海召集革命派会议,发表《讨逆宣言》,誓力为维护民玉共和而斗争。
段祺瑞本为默认张勋复辟的,现在眼见全国反帝制的情绪如火如荼,且自己利用张勋解散国会和驱逐黎元洪的目的也达到,立刻摇身一变,打出反帝制复辟的旗号,在马厂誓师,讨伐张勋。
外国人对帝制复辟的想法———有强有力的人物坚决复辟,也是和我们理想相符的。
俄国也不遗余力的支持复辟。
“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全部财政和军事力量。
乃是支持,鼓舞培植和保存封建残余及其全部军阀官僚上层建筑的力量。
”各派国阀如段度瑞、冯国璋等,出于各种目的,也都不同程度地表示支持张勋复勋复辟,军阀割据的现状更给复辟提供了有利条件。
于是,既有复辟的基础,又有帝国主义做靠山,且有各派实力人物的支持,张勋才得演出此幕复辟丑剧。
总之,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所带来的种种社会矛盾的纠结和复杂的政治形势,为清朝复辟集团提供了生存和发展条件。
而复辟的迅速失败,且比袁世凯帝制自为还要短促的多,雄辩地证明了资产阶级民主潮流的不可抗拒。
(三)段祺瑞的卖国独裁
张勋复辟失败,段祺瑞以国务总理“再造民国”的元勋,重掌北京政府的实权,8日,北京政府对德奥宣战,把中国卷入帝国主义大战的旋涡。
当时,由于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无力东顾,美日对中国侵略的矛盾遂暂时调和。
11月,两国签订共同掠夺中国的“兰辛石井协定”,美国承认日本在中国的“特殊利益”,日本尊重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
日本得以放手支持段祺瑞侵略中国,段祺瑞则为了实现消灭异已、“武力统一”的迷梦,死心塌地投靠日本,更加肆无忌惮向日本出卖国家权益。
利用张勋赶走黎,又利用民国招牌平定张勋复辟以三造共和的功臣自居
对外宣而不战,对内战而一宣,
组织安福俱乐部,操纵国会选举
依靠日本帝义出卖中国主权以换得大量借款。
投靠日本向日借款利用日装备由日训练军队,向日出卖主权。
段祺瑞以参战名义,利用日本的装备,并聘大批日本人担任军官,迅速训练成三个师、四个混成旅的“参战军”扩充了皖系势力。
他适应日本的经济侵略,在1916年至1918年间,就以善后借款、铁路借款、电信借款、军械仝款等各种名义,公开的或秘密的向日本借款总额经达五亿日元(包括“西原借款”一亿四千五百日元在内)。
段祺瑞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利益;将东北,和内外蒙的铁路修筑权,黑龙江和吉林两省的金矿、森林以及印花税、常关税、交通银行抵押给日本。
1918年5月,为反对苏俄,段祺瑞政府与日本订立《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海军共同防乱军事协定》。
日本以“防敌”为名,在东北驻扎大批军队,完全控制一东北。
这样,日本在《二十一条》中提出的要求几科全部实现。
日本控制了中国的内政、军事、财政、成为中国的真正主宰,中国面临被日本灭亡的危险。
段度瑞在北京政府一手遮天,大搞专制独裁统治,悍然抛弃《临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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