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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本原含义与柏拉图对“真”的阐释
詹文杰
1“真”()之问题:
海德格尔和前柏拉图哲学家
“真”这个词看似明显易懂,但其实不然。
中国古典思想较少谈论“真”,尤其在儒家的四书五经里面,我们不能找到一个“真”字,尽管我们发现“诚”和“信”在其中得到了突出的强调。
比较具有形上学色彩的老庄思想,倒是谈论到“真”,甚至形成为其中的一个核心主题。
“真”在那里表示原初性、未加修饰的本来状态,如庄子在《马蹄》中谈到的“马之真性”乃是其野生状态而不是受驯养束缚的状态,从而它引申为人的无羁绊之“自由”(其实是“自然”)状态,亦即所谓“真人”。
庄子说:
“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
”这就是说:
“真”表示先天性和自然状态。
然而,庄子致力于从生存论上探讨人如何合乎本性地生活,却没有从这种形上学领会中发展出一套知识论,探讨人如何获得这种关于本性或自然本身的知识。
这种开端性的设定是决定性的,它使得后来的中国思想长期未能走上一条知识论的道路,而这条道路在古希腊却不折不扣地奠定下来了,其中柏拉图无疑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而我们所要考察的《智士》恰好是这种奠基的明证。
于是,让我们首先从汉语的“真”向希腊语的Alētheia转换,考察它对于希腊人究竟意味着什么。
希腊文的Alētheia在英文中通常被翻译为Truth,在德文中则被翻译为Wahrheit,然而,这个词在中文里却有许多种译法,诸如“真理”、“真理性”、“真实性”和“真”,等等。
用“真理”来翻译Truth的不合理性,王路教授进行了较深入的批评。
我们赞同将“真理”和“真”严格区分开来,并且认为用“真理”来翻译Alētheia可能带来误解。
然而,我们并不同意简单地用现代逻辑学的“真”之概念来理解古希腊哲学中所出现的Alētheia。
“真理”之所以不足以翻译Alētheia,因为“理”在这里蕴涵着“理论”、“教义”或“思想”等含义,因而,“真理”更多地表示“真思想”;另外,从语言的层面讲,“真理”又经常被理解为“真陈述”。
然而,希腊文的Alētheia从其本义讲,并没有包含“思想”或“陈述”的意思。
Alētheia乃是形容词alēthēs(真的,真实的)的抽象名词,因而更接近我们所讲的“真实-性”(参考德文的Wahr-heit)。
我们不妨用“真”来翻译它,但一定要注意它不再是形容词,而是抽象名词。
我们认为,柏拉图《智士》的核心任务是阐明“真”(Alētheia)的本性。
由于柏拉图在实在、灵魂和Logos这三个层面上探讨“真”,因而《智士》同时涉及存在论、知识论和语言哲学。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点,我们有必要首先说明Alētheia这个词的含义,为此我们将特别考察海德格尔对传统的“真”之概念的批评,然后进一步考察前柏拉图哲学家对“真”的本原性理解。
1.1传统的“真”之概念与海德格尔的批评
为了获得对Alētheia的进一步领会,现在让我们考察海德格尔对传统的“真”之概念的批评。
在SeinundZeit这本书中,海德格尔表述得非常直接:
“对真之本质的传统看法和关于真的首次定义的意见,可以用三个命题描述出来。
1、真的处所是命题(判断)。
2、真之本质在于判断同它的对象相‘符合’。
3、亚里士多德这位逻辑之父既把判断认作真之源始处所,又率先把真定义为‘符合’。
”在1931-1932年冬季学期弗莱堡大学的讲座中他又说到这点,在其中,海德格尔一开始就追问:
什么是真?
这种追问方式指向“真”的“所是”或“本质”(essence)。
传统的意见认为“命题”是“真”的载体或“所在”(wherein),并且,“真”被界定为命题和事物之间的“符合”(correspondence)。
接着,从认识的角度讲,“真的东西”(thetrue)也就是“所认识的东西”(whatisknown)。
因而,“真”就会成为命题与知识中所认识的东西的“符合”。
然而,“知识”本身又暗含了某种“符合”,这样,命题的符合就相当于与某种相符合的东西相符合。
如此这样对“真”的界定不仅没有澄明“真”,而且使问题变得模糊。
海德格尔指出,通过“符合”来理解“真”可以追溯到托马斯•阿奎那,甚至亚里士多德。
阿奎那说,真乃是将思想或命题与事物相结合;亚里士多德说,真乃是灵魂状况与事物的符合。
这就是对“真”的传统理解,它通常被称为“符合论”。
海德格尔试图突破这种传统理解,他的做法是转向更古老的“决定性开端”,这就是希腊哲学的真正开端。
在那个开端处,海德格尔说,Alētheia表示“无遮蔽性”(Unverborgenheit),而且,toalēthes(形容词加中性冠词形成的名词)表示“无遮蔽的东西”。
他试图通过词源学的方法来获得佐证。
希腊文Alētheia与拉丁文的Veritas和德文的Wahrheit都不同,它被确定为一个褫夺性(privative)的表达式,亦即前缀“A-”表示褫夺或否定。
从词源上看,Alētheia这个词由否定性前缀“A-”和“lēthē”构成,后者表示“遗忘”或“疏忽”。
Lēthē出自于动词lanthanein,意即“不被注意到”、“使忘记”,该词的中动式和被动式可以表示“遗忘”和“疏忽”。
海德格尔从“遮蔽”或“隐藏”的意思来理解这个动词,从而得出Alētheia的原始意思是“无遮蔽性”或“非隐藏性”。
在这个意义上,海德格尔将赫拉克利特的“残篇1”中提到的lanthanei(疏忽)和epilanthanontai(遗忘)与Alētheia联起起来考察,认为它们分别表示“停留在晦蔽状态中”和“沉回晦蔽状态中”。
这样,他又从“此在”(Dasein)的生存论出发将“真”理解为此在的“揭示活动”,这也就是希腊语所说的“Alētheuein”(作为动词的“求真”,被解释为“揭蔽”)。
在1942-1943年冬季学期关于巴门尼德的讲课中,他愈加强调这种动词意义上的“揭蔽”(Entbergung),而不是“无遮蔽性”。
到了后期,在受到一些人批评的情况下,他仍然没有放弃通过“无遮蔽性”来理解Alētheia,同时他又使用了“敞开性”(Offenheit)和“澄明”(Lichtung)这些语词来解释Alētheia。
通过海德格尔的解释,希腊人对“真”的理解包含着这样的意思:
世界首先是concealed,遮蔽的,处于遮蔽之中的,世界的无蔽状态需要费力才能取得。
日常的“此在”进入了双重的遮蔽状态:
首先是单纯的ignorance,无知,然后进入更危险的遮蔽,就是idletalk把已经被揭示的东西又变成untruth。
哲学面对这双重的遮蔽,它的任务是一边把问题本身突破,另一边向idletalk开战。
这些意图也是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灵魂工作的真正冲动。
希腊哲学的清晰性并不是在所谓希腊此在的宁静中取得的,而是一种冲突的成果。
他们与智术和修辞术的斗争就是明证。
海德格尔对Alētheia的重新解释受到一些学者的批评,尤其有些人怀疑从词源学上所寻找的那些根据。
针对这些,他辩护说:
“我固执地把Alētheia这个名称译为无遮蔽性,这样做却不是为了词源学的缘故,而是因为当我们合乎实情地思被命名为存在和思想的东西时我们所必须考虑的那个事情的缘故。
”
海德格尔如此重视这个Alētheia,以至于将它看作思的真正任务。
无论他是否最终揭示了希腊人真正所思的东西,他对于传统意见的批评和新解释的提出都已经促使我们把更严肃的注意力集中到Alētheia之上。
正是抱着这样的态度,我们把目光投向古希腊,投向柏拉图,希望通过对这件任务的参与而与这些思想者们一起去思。
我们发现,中国古典思想中关于“真”的理解与海德格尔所“还原”的Alētheia具有重要的一致性,亦即:
“真”首先是形上学层面上的问题,而不是知识论和语言哲学层面上的问题,换言之,“真”最初关涉到的是在场者的在场性,而不是灵魂的状态()和言语的意谓。
2前柏拉图哲学家对“真”的理解
尽管我们在哲学史文献中可以找到不少前柏拉图哲学家留下来的残篇,但是,其中直接论及“真”(Alētheia)的材料却并不多见,这就难怪海德格尔需要从亚里士多德出发回溯到柏拉图。
亚里士多德关于“真”与“”的探讨固然是基于柏拉图哲学之上的,而且这种回溯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从前柏拉图出发导向柏拉图,这并不是不可能,只要我们有足够的能力从所留下来的不多的材料中看出问题本身。
我们发现早期的哲学家们所道说的与其说是“真”,不如说是“自然”()。
然而,“真”与“自然”却有着内在的共属性,这又是一般人所没有注意到的。
被称为自然哲学家的人们所道说的是“自然”,亦即他们道说事物或“存在者”(Taonta)的在场和生成变化。
然而,道说存在者的在场和生成变化与道说“自然本身”却不是一回事。
怎么讲?
因为“自然本身”并非一个存在者,不是众多的Taonta中的一个。
将“自然”考虑为诸存在者中的某个特定领域,从而将它与“神”区分开来,与“灵魂”区分开来,与“技术”区分开来,与“历史”区分开来,这些都是后来的事情,而关于“自然”的开端性的思考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在赫拉克利特那里,所表示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某个“存在者”,而是对使得任何一个存在者之所以成其为自身的“决定性力量”或“内在规定性”的命名。
将翻译为中文的“本性”在一定意义上传达了这个意思。
不过,“自然”这个译名本身还是很传神的,倘若我们能够真正领会“自-然”这个合成的中文词的深层含义。
“自然”()的原本含义既不表示“自然物”或“自然现象”,也不表示“自然界”,而表示“自身涌现”或“自身规定”。
在“残篇1”中,赫拉克利特说:
“因为尽管一切都依据逻各斯()而生成,他们对它却好像毫无经验,即便通过我所表达的这些话语和工作有所经验:
亦即依据自然()划分每一个东西并说明它具有怎样[的情况]。
”在这里,“自然”和“逻各斯”几乎是一回事,它们都是“一切”的“所依据者”,而不是“一切”当中的某一个。
在“残篇123”中,赫拉克利特说:
“自然爱隐藏自身”()。
在这里,“自然”作为“自行涌现者”被说成对自行遮蔽具有偏好。
显现和隐藏乃作为自然的本己性环节。
自行遮蔽着的去遮蔽者就是自然。
海德格尔在解释这句话的时候将“自然”理解为与存在者相区分的“在”(Sein)本身。
他说:
“在乃是自行遮蔽着的解蔽——这就是原初意义上的。
自行解蔽乃是入于无蔽状态的显露,即首先把无蔽状态本身庇护入本质之中:
无蔽状态就是,我们译之为真。
”这样,“自然”、“真”和“在”从其本原意义上乃是共属一体的事情。
赫拉克利特“残篇112”更为显然地表明了“自然”和“真”的共属性()设定:
“
“
“健全之思是最大的美德,智慧亦即言说真
而且领会自然并根据自然行动。
“
赫拉克利特这句话几乎道出了古希腊哲学的核心旨意。
他不仅将“自然”和“真”并立在一起,而且将它们与“智慧”()关联起来。
哲学对于希腊人而言根本上就是,这就是说:
去思,但不是泛泛地思,而是周全地思或健全地思,-。
灵魂的这种秉性或能力被称为最大的美德(),亦即它是灵魂之各种实现活动中最高的可能性。
作为美德的在这里不是中文里讲的一种“境界”,而是一种“活动方式”。
美德的意思无非是灵魂之成全或实现自身的能力。
与所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
赫拉克利特从“言说”()和“行动”()两个方面来规定“智慧”,因为人主要地通过言说和行动来实现自身,开展自身的生命。
“言说”被特别地强调出来,因为它与饮食、抓握、走动这些活动不同,甚至与观看和听闻也不同,它尤其是灵魂自身的表现。
言说之外的活动被概括为。
这种和的区分在柏拉图的《智士》中将扮演重要角色。
现在,赫拉克利特说,智慧不是任意地言说,而是有所限定地进行言说;同时,智慧也不是任意地行动,而是有所限定地行动。
这个对言说的限定不在于外在方面,在于言说的内容或指向,而且这个内容也不在于某个特定事物,不在于对神圣的东西还是对低贱的东西进行言说,而仅仅在于:
言说“真”()。
“真”无论如何不是某个特定事物,不是诸存在者当中的一个,尽管它关联着每一个存在者。
“言说真”()也就是“残篇1”中所说的,亦即:
说明每一个东西具有怎样的情况,说明在场者如何在。
这就是说,所表示乃是在场者的在场性本身。
这种在场性本身也就是无遮蔽性或敞开性。
言说的本己任务就是意谓,就是表达,就是指示,就是揭蔽(disclosing)。
“真”作为无蔽性就是言说之本己目标。
这样,智慧就是言说所应言说的,亦即揭蔽。
不仅如此,赫拉克利特同时又说,智慧乃是对进行观照和领会(),并且按照行事。
也就是说,智慧不仅体现在言说中,而且体现在行动中,或更具体说,体现在“制作”中。
制作亦即“将之前不在场者引导为之后的在场者”。
制作必须,亦即按照或遵从。
这里的表示遵从使得在场者成其为自身的“本性”或“内在规定性”。
我们看到,对于赫拉克利特而言,作为无遮蔽性的和作为内在规定性的从根本上说是一回事。
巴门尼德是在赫拉克利特以外又一个关注的思想者。
在以“论自然”为题的说教诗当中,巴门尼德直接将“真”当作言说的主题。
他的关键性论说是将与(在/是)和(思)关联起来,并且把与(意见)划分开来。
巴门尼德把与认作同一回事。
被认为是“一”,它是不动的,无始无终,不生不灭。
它“自身驻留于自身之中,依自身静立,并持久驻留”。
很多人把这里的从“在场者”的层面来理解,从而得出认为巴门尼德在这里乃是主张“一元论”。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巴门尼德这里,问题一开始就被定位为关于,而是从引导出来的问题。
“真”()从根本上不表达某个在场者,而表达“在场性”。
假如我们从“在场性”(Anwesenheit)本身出发来理解或,而不是从在场者的层面来理解,那么,这里就首先不是“一元论”和“多元论”的问题,而是在场者如何在场的问题。
对于巴门尼德而言,“真”与“在”()乃是一回事,它表示“自身同一性”:
自身驻留于自身之中,依自身静立并驻留。
巴门尼德关于“真”与“在”的论述直接影响到柏拉图,这尤其体现在《智士》这篇后期对话之中。
综上所述,前柏拉图哲学家对“真”的思考也就是对“自然”和“在”本身的思考。
作为开端者的赫拉克利特和巴门尼德所思的乃是同一个主题:
无蔽者、自行涌现者和自身同一者。
人们常常习惯于把希腊哲学的主题表述为“什么是世界的本原”,但是,这个关于“本原”()的主题无疑是亚里士多德才强调的。
实际上,“自然”和“真”才是决定着哲学之开端的真正主题。
甚至,在柏拉图哲学中,“真”的主题还远远超过“本原”而起到决定性作用。
下面就让我们对柏拉图关于“真”的解释进行最基本的探讨。
2柏拉图关于“真”的解释
前期柏拉图关于“真”的理解主要受巴门尼德的影响,亦即强调与(意见)的区分,它常常对应于哲人与大众的区分,例如《克里托》48a就谈到“真”(真知)与“大众的意见”之间的区分。
柏拉图经常将这个区分表述为“知识”和“意见”的区分,在这里,知识直接与真相关,而意见则直接与假相关。
通过这个转换,柏拉图把问题定位在知识论的层面上,而相应的存在论问题则通过“实在”和“变易”来表达。
这种设定在《国家》中得到了清晰的表述。
但是,在《泰阿泰德》中,“意见”本身又被区分为真的和假的。
因而,真和假的区分就不再是知识和意见之间的简单区分了,它需要重新定位。
这个任务在《泰阿泰德》中没有完成,它最终成为了《智士》的主题。
2.1《国家》:
知识与意见的划分
在《国家》第五卷中,柏拉图说善的国家要得以实现的前提是“爱智者”成为“王”,或者“王”能认真地去“爱智慧”。
为了捍卫这个论断,“苏格拉底”开始“界定爱智者”。
这个界定全然建基于词源学上的洞见。
他首先说明一般的“爱”(),然后过渡到对“智慧”()的“爱”。
在这里出现了至为关键的一点,亦即将“智慧”与“真”()直接关联起来。
“真正的爱智者,你意指谁?
”格老孔问道。
苏格拉底回答:
“那些热爱观察真的人”。
“你还能找到什么比真更亲近于智慧呢?
”爱智者的根本品质是“厌恶假,喜爱真”。
这些虽然不能算作柏拉图对“智慧本身”的严格规定,但已经足够说明柏拉图对于“智慧”之所是的根本理解。
在这里,“真”与“智慧”被设定为处于共属()之中。
这种设定并非无关紧要,因为在“真”过渡到“智慧”的同时,存在论也就过渡到了知识论,换言之:
在场者之无蔽性过渡到了“灵魂”之无蔽状态,——智慧可以考虑为灵魂的无遮蔽状态。
希腊人如此地重视“真”,以至他们把智慧()首先与知识论的问题关联起来,而不是与生存论问题关联起来,换言之,相对于实践智慧意义上的具有一种优先性。
不过,柏拉图在这里并没有特别地将“真”和“智慧”本身形成为探讨的主题。
这个问题被引向了关于知识和意见的区分,在此转向中,知识直接关联于真和智慧。
知识论与存在论一开始就纠缠在一起。
我们看到,知识论层面上的知识与意见之划分完全建基于存在论层面上的它们各自的对象之差异,亦即:
知识以实在()为对象,意见以实在和非实在两者的“居间者”()为对象。
意见不能以纯粹的非实在为对象,因为非实在“最正确应当被称为‘无’()”,关涉于“无”的只能是纯粹的“无知”()。
这样,意见被设定为知识和无知之间的一种居间状态。
知识和意见的区分得到了进一步的考察。
根据对“真”的分有程度的差异,灵魂的状态()被划分为四个:
理性()、理智()、信念()和想象()。
柏拉图通过为人所熟知的“线喻”和“洞喻”来澄明这种划分。
然而,柏拉图的说法并不很精确和一致。
首先,这四个状态乃是从灵魂对“真”的领会之“能力”方面讲的,而这些能力各自所得到的“结果”又被说成知识()、理智、信念和想象。
然后,他又说知识和理智可以合称为“理性”,而信念和想象可以合称为“意见”。
这样,知识和意见的划分就变成了理性和意见的划分,而且,我们不能确定这种划分究竟是就灵魂之“能力”方面而言,还是就这些能力所得到的“结果”而言。
不过,他把理性和意见的划分与实在()和变易()的划分对应起来,这倒是明确的。
知识论和存在论在柏拉图这里始终是纠缠在一起的,而它们始终围绕一个核心,这就是“真”。
辩证法()之被看作灵魂转向之技艺(),这种转向()也同样以“真”为其指归。
当“智慧”与“真”直接被关联起来的时候,爱智者被设定为“求真者”并没有什么出奇之处。
《智士》的表面任务是探索智士的定义,但其深层目标乃是探索爱智者之所是,这种探索最终体现为对“真”的探索,这也不足为怪。
爱智者与智士之间的划分问题只不过是知识和意见之间的划分问题的另一种表达。
2.2《泰阿泰德》:
知识与真
《泰阿泰德》的主题是讨论“什么是知识”。
这个讨论同样乃是从“智慧”问题引发出来的,只不过“智慧”一开始就被等同于“知识”。
对知识之本质的界定基本上是从“灵魂之能力”方面来理解的。
在这个基本视阈之中,泰阿泰德提出了“感觉”()和“真意见”()这两个可能的关于“知识”的界定。
然而,这两个界定都受到了苏格拉底的批评。
最后,泰阿泰德修正了第二种界定,认为知识乃是伴随Logos的真意见。
但是,这第三个界定仍然不为苏格拉底所接受。
针对第一个界定,苏格拉底特别批评了普罗塔戈拉,因为后者在题名为《真》()的文章中提出:
人是“一切事物的尺度,既是实在者实在的尺度,也是非实在不实在的尺度”。
苏格拉底将这个论断解释为:
事物对每个人而言就是它向他呈现()的那个样子,因而知识也就是感觉。
通过一系列的论证,苏格拉底最终说:
感觉并不分有对真()的把握,因为它不分有对实在()的把握。
因而,感觉与知识不可能是一回事。
这里,真与实在就存在论方面被设定为处于共属之中。
实在与变易的划分在这个论证中仍然扮演关键性角色。
知识论层面上的“感觉”最终乃是通过存在论上的“变易”来理解的。
针对第二个界定,苏格拉底把讨论主要集中到对“假意见”的分析之上,最终断定人们无法在“假意见”和“真意见”之间作出区分,持有假意见的人会认定自己持有的是真意见。
除非我们知道究竟什么是知识,否则我们不能理解假意见。
针对第三个界定,亦即知识是伴随logos的真意见,苏格拉底也进行了批评。
这个体现为对Logos本身的考察。
这样,实际上,关于“知识”的所是已经从关于“灵魂”的问题转向了关于Logos的问题。
这样,真之问题也从心理学(灵魂学)维度的知识论转向了逻辑和语言哲学。
不过,柏拉图这里的Logos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说成后来的“逻辑”或“语言”,这仍是有待澄清的问题。
总之,《泰阿泰德》对知识和真之问题的探讨的“不成功”的根本问题是没有把实在、灵魂和Logos作为三个领域清楚地划分开来。
它实际上只是从“灵魂”这个维度出发来考察,但是,灵魂、实在和Logos之间的关联性问题并没有得到清楚的表述。
这样,在紧接着《泰阿泰德》的《智士》这篇对话中关于“真”的考察就势必更为关注另外两个领域:
实在和Logos。
2.3《智士》:
真之问题与灵魂、实在和Logos
如果知识和真被看作“爱智者”所居住的领域,那么,爱智者的生存本身就成为真之追求,而且对智慧的爱也就是对真的爱。
但是,智士的出现却使得问题变得复杂,因为一方面智士并不致力于知识和真,而是致力于臆见和假,另一方面,它又经常被大众看成爱智者。
这样,爱智者需要通过与智士划清界限来澄清自身的生存论地位,澄清自己在城邦中的真实位置,尤其澄清自己在灵魂领域(精神领域)中的实际位置。
基于这种理解,《智士》可以看作爱智者与智士围绕自身的生存之合法性所进行的一场战争。
爱智者与智士之间的划分建基于真与假之间的形上学划分。
在这个意义上,《智士》的主题依然是《泰阿泰德》的主题,亦即澄明什么是智慧或真。
《泰阿泰德》对这个问题的探讨走了一条知识论的途径,亦即把“智慧”直接过渡为“知识”,然后把原始的问题转换为“什么是知识”。
对“知识”的本质之考察的潜在任务是对“真”的考察,因为知识是灵魂对于“真”之秉有状态。
《智士》对于智慧的探讨走了一条与《泰阿泰德》不同的道路,它并不是正面地追问“知识”和“真”,而是反面地追问“臆见”()和“假”。
实际上,对“真”的澄明与对“假”的澄明是同一回事。
真之追求本身在于真与假的划分。
《智士》中对真和假的讨论不再仅仅局限于知识论的领域,而是试图进一步从存在论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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