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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语言性到一致性
从语言性到一致性
摘要:
在《真理与方法》中,语言被赋予一种实践的特征,它不是指称消极地反映世界,而是标志着和世界的实践关系并构成世界。
语言是通过公共生活才得以可能的,语言的前提条件就是作为基础的一致性。
一致性是固有存在的,而不是人们所创造出来的。
现代大众社会过分强调对专门化的崇拜,导致了人与人之间在地位上的巨大差别以及社会权力的不均。
我们的公共生活过于强调差异和争端、竞争和怀疑,而忽略了那种我们真正共同拥有和将我们联合在一起的一致性。
只有沉思潜在于人类生活规范的深层次的一致性才能克服这些缺点,只有在解释学的语言图景中、在永不终止的平等对话中,人类生活的一致性才能真正建立起来。
关键词:
语言性;一致性;差异性;友谊;他者
“一致性”(Solidaritat)是伽达默尔后期才明确提出来的概念,但是在前期出版的代表作《真理与方法》第1卷中,这一概念已经被间接地涉及到了,尤其体现在他关于语言性的表述中。
随着伽达默尔后期对政治问题的日益关注,一致性概念被明确地提出来。
从语言性到一致性,既表明了伽达默尔前后期思想的延续性和进一步深化,又凸显出他对社会现实的关注,从而,这一转变可以看成是伽达默尔政治哲学思想的发展。
一、语言性:
谈话与共同意见的达成
贯穿《真理与方法》第Ⅰ卷的有多个主题,其中的重点之一就是对语言性的讨论。
伽达默尔反对那种把语言看成是一种工具、可以随心所欲支配的观点,而是认为就像我们在世界之中存在那样,我们也是在语言之中存在的。
“在语言之中世界向我们敞开。
在语言之中我们和其他的‘存在者’相遇、和自己相遇。
与我们相遇的一切存在都在语言之中被理解。
”所以,我们的一切经验都是以语言作为媒介,语言性具有最广泛的普遍性,它将人类世界统一起来。
这就是伽达默尔所谓的人类世界经验的语言性。
伽达默尔还认为,能够进行理解的存在都是语言,语言和理解是合二为一的,理解就是在语言上取得相互一致,理解的过程是一种语言过程。
必须通过谈话,我们才能达成共同的语言或者说达到相互了解。
什么是谈话?
伽达默尔对这个我们每天都在进行着的人类基本活动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他认为,谈话不是由谈话的双方或者一方主导的活动,在谈话中,谈话者处于被主导的地位。
根据我们的日常经验,尽管在谈话之前我们做了充分的准备,在谈话过程中我们将谈话尽可能地控制在我们想要的轨道上,但是我们依然无法确切知道谈话的最终结果是什么以及谈话能否达到我们的预期。
事实上,我们往往会经历很多失败的谈话,有时候不仅无法通过谈话达成相互了解,甚至可能引起更大的误解。
所以,与其说我们“进行”一场谈话,不如说我们“陷入”一场谈话,我们无法支配谈话的内容和方向,好像谈话拥有其自己的精神,会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
不能相互了解并取得一致意见的谈话,显然不是一个成功的谈话,或者说不是真正的谈话。
真正的谈话具有两方面的特征:
第一,要设身处地地考虑对方的观点,把自己置身于对方的立场,以便于理解对方。
这就意味着要努力使陌生的观点对自己产生作用。
第二,要把对方的观点置于我们的思考中,用自己的观点去判断对方的观点,从而把握对方观点的实际根据。
“如果在谈话中这种情况对谈话双方都发生,而且参加谈话的每一方都能在坚持自己理由的同时也考虑对方的根据,这样我们就能在一种不引人注意的、但并非任意的观点交换中(我们称之为意见交换)达到一种共同语言和共同意见。
”
我们可以把谈话双方的观点看成是谈话者各自的视域,把谈话看成是视域融合的过程。
在谈话中我们运用的是语言,而语言通常是基于某一个处境或者视域而被言说的,但是这个视域不是孤立的,而为其他相关的视域所限制和影响,所以在视域融合的过程中,新的意义会不断产生出来。
“解释是一种‘视域融合’,即解释者自身的历史视角和被解释的作者的历史视角的融合。
经验的内在历史性保证了每一个立场和视角的独特性。
”伽达默尔将视域定义为我们活动于其中并且与我们一起活动的东西,表明了视域的社会性特征。
因为诸视域必然和其他视域相关,所以它们就经常处于“再商谈”(re-nego-tiation)的过程中。
“视域融合的思想表明了调和与妥协的可能性,表明了我们在与他人遭遇时的那种不确定性。
同时,它也表明了不断拓宽视域的可能性。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视域融合不仅是人类经验和理解的拓展,更是人们共同生活范围的扩大。
视域融合依赖于伽达默尔所说的“问答逻辑”。
问答逻辑是一种理解历史文本的实践过程,解释者要从某个问题出发,去发现隐藏在文本背后的答案。
问题本身预设了回答,而回答同时又开启了新的问题,从而这种问答的模式不断推进,这就是伽达默尔的问答逻辑。
通过这种非正式的语言的逻辑,不断拓展的一致性就出现了。
并且,这一过程也可以应用于文化领域,解释学的对话使跨文化交流和理解得以可能。
解释学的过程是普遍的,所有的理解,不管是什么样的文化背景,都或多或少地参与到了永不休止的解释学循环之中。
在《真理与方法》第Ⅰ卷中,语言被赋予一种实践的特征,它不是作为指称消极地反映世界,而是标志着和世界的实践关系,并构成世界。
语言的这样一种特征是通过公共网络和达成共识来实现的,因而在哲学解释学的语言一世界图景中,公共性和社会性被赋予优先的地位。
语言是通过公共生活才得以可能的,我们甚至可以说语言的前提条件就是作为基础的一致性。
这种在《真理与方法》第Ⅰ卷中提出的语言观,为伽达默尔后期提出一致性概念奠定了哲学基础。
二、“一致性”理论对专家社会的批判
海德格尔于1923年在弗莱堡开过关于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的研讨班,探讨实践智慧及其与技术的区别等问题,伽达默尔曾参加并深受其影响。
伦理学和政治学是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的两个方面,这里的实践不能从科学层次上,而应该在人的生活整体层次上来理解,解释学的实践哲学正是建构在这一理论的基础之上。
伽达默尔认为理解的条件在于解释者身处的传统之中,这就是所谓的解释学处境,一切政治和伦理行为都是在解释学处境中发生的。
对伽达默尔而言,解释学处境标志着这样一种方式,在其中我们被抛入历史中或一系列历史事件中,对此我们无法使之开始也无法使之结束,而是必须以某种方式继续。
我们必须总是以某种方式行动,因为不行动本身就是行动的一种形式。
而为了决定如何行动,我们必须理解我们自身和我们在其中发现自身的历史事件,于是这里又涉及到了解释学循环的问题。
伽达默尔认为,解释者只有通过一系列的对前理解和前判断的解释才能更好地理解文本。
解释者的心灵绝不是一块白板,而是为期待或者意义模型、临时准则所充满,它们共同构成了对各种文本的解释中的前假设,这就是解释学循环。
这种解释学循环不是对解释者的关闭,而是对文本的他在性和他者的系统地开放。
伽达默尔认为,解释学循环构成了我们的社会和历史现实的一部分。
于是友谊的第三个重要特征出现了:
由于朋友们拥有的共同体和共同生活,所以他们能够彼此向对方敞开;由于他们的差异性,他们能够帮助彼此达到对自身的新的理解。
我们的朋友是那些藉由与我们的差异,我们能够向之展现自身、并能帮助我们向自己展现的人。
朋友总是能够对我们的言行举止提出不同的看法,这就使我们能够对自己进行不同的理解,同样,我们对朋友也是如此。
以这种方式,友谊允诺了相互的自我理解和洞察。
我们总是说我们是和朋友、和他者联系在一起的,那么什么是联系?
伽达默尔认为,古希腊词汇“Philautia”为我们揭示了我们之所以联系在一起的关键因素。
“Philautia”的意思是爱自己,这就引出了“自爱’,(Selbstliebe)的概念,在自爱中人们发现了彼此结合在一起的真正基础。
自爱并不意味着只关心自己的利益而忽视了他者,自爱是对自己的友谊,真正的自爱意味着人与自己保持一致,如果一个人要成为他人的朋友、恋人、商业伙伴或者同事,他就必须要与自己取得一致,否则他就会在与他人的共同生活中感到陌生与困难。
所以友谊首先就是人们与自己一致,只有如此,才能与他人联系在一起。
友谊的这些特征表明了共同生活、差异性和他者的重要性,以及由此而发展起来的相互的自我理解。
对伽达默尔来说,友谊指的是与他人一起共处在共同体中,朋友之间对彼此的不同看法,使对方增加了对自我的理解。
这种友谊的结果是使得人们对自身的理解更加丰富。
他认为这些特征也适用于一致性。
首先,像友谊一样,一致性涉及到与他人共处于家庭中的意思。
我们共有的事业和环境揭示了我们所一起拥有的共同生活。
在一致性中,我们会发现我们归属于其中的共同体,就像我们共处于家庭中一样。
其次,尽管有共同生活,一致性也涉及到差异性。
虽然我们是在共同的事业和环境中与他人共处于一致性,但这并不代表要和这些他人相同。
在全世界范围内的环境保护运动中,参与的人们并没有相同的种族、国家和宗教信仰等等,但是他们可以跨越这些差异,在共同的事业目标中形成一致性的共识。
第三,一致性关系到人们相互的洞察。
就朋友帮助我们理解我们作为个体的独特性而言,友谊是一种自我启示,同样,一致性也是一种相似的启示。
在工业革命及其影响下所形成的现代生活方式中,大规模的官僚化社会以及复杂的经济将个体还原为数字,并用技术处理它们,例如在现代的医院中,病人甚至只有号码,没有名字。
伽达默尔认为,这种情况雅斯贝尔斯早在1930年就已经赋予了准确的名称,后者称我们的时代为“匿名责任的时代”。
在这个时代中人们如何能够维护和发展自身的幸福?
伽达默尔相信,一致性能够通过揭示人们的特殊性并恢复他们的独特性,使人们从这种命运中解脱出来。
因为我们在一致性中拥有的共同生活,我们能够达到彼此认识,和我们共处于一致性中的这些人对我们不是匿名的,我们对他们也不是匿名的。
就像我们在友谊中所做的一样,我们相互揭示,从而,我们能从无区分的群体中作为对彼此而言独特的个体区分出来。
所以,一致性具有三个重要的特征,即致力于发现共同体、允许差异性和克服匿名性。
一致性的特征并不是基于共同的人性或人类本质,而是基于人类共处于其中的生活形式。
与他人共处于一致性中,就是我们将他人或是我们被他人从大众存在的匿名中凸出出来。
我们不是将他们看成是类似我们的存在,而是将他们看成是带有具体差异性的他者,这些差异性使他们能够从无差别的同质性中凸出出来。
一致性是被发现而不是被创造,我们已经是邻人、同胞或者共同关注环境危机的人,这种真正的一致性必须被意识到。
就一致性与他者的关系而言,他者的独特性对我们来说总是已经在那里了,只是被现代大众社会给遮蔽了。
我们必须有意识地为彼此揭示这些我们已经归属于其中的一致性的共同体,我们发现我们已经与他者共处于一个大家需要共同努力的家庭中。
我们总是与他者联结在一起的,如果我们想要揭示和理解我们自己,我们就要承认他者的差异性。
事实上,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第1卷)关于我―你关系的表述中已经强调了共同体、他者和相互理解。
他在三个层次上考察我一你关系。
第一个层次是将我设想为不受他者影响的、独立的个体,而将他者理解为要处理的知觉对象;第二个层次是将他者通过移情作用理解为你,但这个你并不具有独立于我的同一性。
“首先他人被理解为知觉对象,然后这个对象通过移情作用‘变成’你。
”我对你的这种移情式的理解,使我能够在某些方面比你更加了解你自己。
但是这种理解是从我的立场反思性地预先给定的,他者还是被消融在我里面的。
在第三层次中,他者真正成为他者,这才是伽达默尔所主张的我一你关系。
在我一你关系中,你既不是我要处理的对象,也不是为我所给定的,而是我和你处在对话之中。
我们承认你和我之间存在着差异,相互聆听对方,并承认对方所说的与我们原先的预期或所知道的是不同的。
所以,就像友谊和一致性一样,我一你关系有助于产生新的认识。
四、一致性与差异性:
德里达的挑战
伽达默尔认为,理解不光发生在我们遭遇文本的时候,还涉及到人与人、人与世界的普遍关系,理解承担着我们人与他者的共同生活,并且通过拥有语言和共同对话起作用。
在考察我与他者的关系时,必然会涉及到差异性或者说陌生性的问题,因为他者之所以为他者,就在于他是与我们有差异的。
人们虽然可以通过语言达到对彼此的理解和沟通,但语言既无法穿透他者的全部奥秘,也无法把自己完全通过语言表达出来。
德里达就是这种差异性理论的支持者。
在对伽达默尔的批评中,德里达提出了理解或意义的“断裂”思想:
理解是无法达成的,发生在理解和解释中的是意义的断裂,他者并不是语言可以通达的,理解的诸条件如语言、对话等对此无能为力,即“对所有中介作用的扬弃”。
这种“断裂”思想正是对差异性的绝对化,也是对一致性的批评。
伽达默尔清楚地看到,一致性和差异性之间具有张力,而不是相互排斥。
当德里达强调差异性时,他是站在对话的开端,而不是对话的终点,正是由于差异性的存在,我们才需要对话,对话在差异性那里开始。
在对德里达的回应中,伽达默尔否定了这种主张人与人之间存在绝对的差异性的观点,他认为,语言在本质上就是通往他者的,每一次对话和书写都是发生在语言中的理解事件。
尽管在理解中我们一再遭遇到界限,彼此答非所问、甚至自我混淆,但是意义断裂的可能性仅仅发生在已经存在认同的程度上。
并且,如果说语言在交往之中会带来种种理解的障碍的话,解释学的目的就是要消除这种障碍。
要让人们对所有事物都达到理解和完全一致的意见是不可能的,但是人们可以通过永无止境的对话去接近理解的一致性。
绝对的差异性和断裂是不可能的,所有的人类一致性和社会稳定性都假设了这一点。
伽达默尔是通过回到一致性来反对差异性的,在不断地对话中,我们达到视域融合的目的,从而差异性被克服,一致性被加强。
为了理解,我们要看向自身之外,看向他人。
这将引导我们看向和他人的一致性,使我们能够发现我们与他人的共同性。
解释学的中心动机即是要“克服疏异性,认同陌生东西”。
如果我们没有学会解释学的美德,即没有认识到理解他人的至关重要性、作为整体的人类的一致性和我们共同的生活和生存的可能性,充满危机的现代社会将无法寻找到出路。
所以说,一致性反映了聆听他人、和他人一起解决共同的问题以及参与到共同的追求中的意愿。
解释学的一致性概念强调的是在对话中和他人的合作,反映了聆听他人、和他人一起解决共同的问题以及参与到共同的事业中的愿景。
我们的公共生活过于强调差异和争端、竞争和怀疑,而忽略了那种我们真正共同拥有和将我们联合在一起的东西,即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一致性。
对差异性的觉知和敏感导致了人们好斗的性格以及对对抗的偏好,只有沉思潜在于人类生活规范的深层次的一致性才能克服这一点,只有在解释学的语言图景中、在永不终止的平等对话中,人类社会的一致性才能真正建立起来。
在这个意义上,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可以导向“更多的民主和更少的极权主义维度,它所允诺的批评形式是民主商议的解释的形式”。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第Ⅰ卷)中的语言观凸出了语言和世界的实践关系而不是指称关系,这不仅有力地驳斥了哲学的主观主义传统,而且赋予公共性和社会性以优先地位,为后期提出一致性的观点奠定了基础。
一致性本身就存在于人们共同的社会事务之中,我们应该在舆论文化的广大基础上保护和发展一致性。
在现代大众社会对专门化、差异和竞争过分强调的背景下,专家社会遮蔽了人类生活潜在的一致性。
并导致人与人之间对冲突和对立的偏好。
只有在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对话中、在解释学的友谊图景中,去发现我们一起拥有的共同生活并承认彼此的差异性,以达到对自我和他者的新的洞察,才能克服这些时代的缺陷,人类生活的一致性才能真正建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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