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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侠文化与儒道佛伦理
武侠文化与儒道佛伦理
内容摘要:
武侠文化作为中国人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其作为平民的伦理文化,对广大中国人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对青少年也不例外。
但武侠是成人的童话而非青少年的童话,里面的情仇爱恨、思想、伦理道德,并非都有益于青少年。
本文试图联系儒道佛伦理对武侠文化中的思想道德作一些归纳和分类,以利于学生对武侠伦理的进一步认识和理解,从而在寓教于乐,寓理于趣,寓道于武之中,达到对青少年思想道德的引导和培养。
关键词:
武侠文化儒道佛伦理青少年思想引导
引言:
校园武侠热不容乐观
“凡有中国人的地方,都有人在看武侠”这也许有点夸张。
武侠作为中国人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上至专家教授,下至平民百姓,数以亿计的中国人都“跌”进了武侠迷幻的怪圈。
老头子老妈子在谈论它,中青年也乐此不彼,青少年更沉湎其中,甚至八九岁的毛孩子也对“打斗”片和武侠网络游戏乐而忘返。
笔者作为一名教育者,对校园轰轰烈烈的武侠热颇多感触。
读读武侠小说,看看武打功夫片,作为一种娱乐和消遣本无厚非,但唯武侠而不观不看,教师忘其教,学生忘其学,恐怕就有点不对劲了,甚而学生打架斗殴,退学出走,闯荡学武……,问题就未免大了点。
笔者曾做过了解,武侠的负面影响在技工和职业学校尤为严重,大学和中小学也不容忽视。
武侠文化作为平民的伦理文化,受儒、道、佛伦理的影响极大,它对广大的中国人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对青少年也不例外。
但武侠是成人的童话而非青少年的童话,里面的情仇爱恨和伦理道德,并非都有益于学生。
因此,对“校园武侠热”应给予适当的引导,让学生从看、读到学会欣赏武侠,并能从中“剔除糟粕,吸取精华”。
从而在寓教于乐,寓理于趣,寓道于武之中,达到思想道德的引导和培养。
鉴于上述情况,在学校开设武侠知识方面的专题讲座势在必行,尤其是关于武侠思想道德方面的武侠伦理类知识,更是必需中的必需。
第一章武侠文化与武侠伦理
武侠是每个中国人从小到大都十分熟悉的文化,它作为中国人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一直是中国文化当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它是中国人历史文化和心理等的折射与反映,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源源,它大量的反映在武侠小说或武侠影视或武侠网络游戏之中。
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已经渗透到了每个中国人的灵魂深处,是中国文化精神的一个重要的支撑部分。
武侠文化作为一种被学界所基本认可的话语概念,只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事。
从诸侯纷争的战国时代到今天,我们的民族对这一文化一直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和执着的偏爱。
武侠人物受到崇拜,武侠文学、武侠影视和武侠网络游戏不断掀起热潮,而武侠伦理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心理现象,已经悄然扎根在中国人的道德观念之中。
武侠文化简单地说包括武侠、武侠游戏、武侠艺术和武侠伦理四部分。
武侠是一种中国特有的社会、历史、文化现象,它承载的是中国武术文化,体现的是中国伦理与道德文化。
武侠通过行侠仗义的实践活动阐发、实践武侠伦理;武侠艺术靠纪录武侠事迹表现、总结武侠伦理;武侠网络游戏则由玩家扮演武侠故事的主角,来探索游戏世界的游戏方式、规则和伦理。
四者互相促进、互相融合,最终形成了中国独特的武侠文化现象。
武侠文化在中国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自古以来,无数的中国人或者用自己的精神,或者用自己的文章,甚至用自己的生命构建了一个以“侠”为核心的武侠文化,直到今天,侠义精神仍然是一种倍受推崇的道德规范。
武侠文化中最基本的因素是武与侠及其与之相关的东西。
武侠,顾名思义,有武有侠,以武行侠而已。
武即武力、武术、击技;侠即行侠仗义。
武侠文化作为伦理本体型的文化,“武功”、“武力”、“武术”等以“武”为中心的概念反映的是人们征服社会的渴望;“侠客”、“侠义”、“侠行”等以“侠”为中心的概念反映的则是对完善道德的祈盼。
“武”的最高境界是“神武不杀”,“侠”的最高境界是“欲除天下不平事”,两者的终极目的都是建立一个理想的世界。
所谓“侠”是目的,“武”是手段,两者在行为方式道德追求、文化理想等方面和谐地统一起来。
金庸小说就是从武德和人生境界两个方面对“武”所作的深刻阐释。
武侠文化作为一种娱乐和消遣的快餐文化,其主要目的在“娱人”。
但在游戏之中,也应该有点侠,也就是寓道于游戏之中,寓情于娱乐之中,寓理于消遣之中。
武侠艺术才能耐读耐看、耐人品味、催人感悟、有所启迪。
一般的武侠小说都较注重侠道,其中人物正邪分开,写好人处处是好到极至,好得不可思议,是侠义的集大成者,以致变成了虚幻的理想人格化身。
写坏人则坏得一无是处,坏得头顶生疮,脚底化脓,坏得毫无道德,是邪恶的集大成者,而且千篇一律,性格行为雷同。
传记、志怪、传奇、公案和毛记武侠小说皆有此倾向。
民国以后的旧派武侠小说有武风大盛、侠风偏低的倾向。
大陆八十年代的武侠小说侠义倾向则较重,有较写实的特点。
港台新派武侠在处理“武与侠”上各有侧重,水平也有高有低。
梁羽生最重侠道,他认为“宁可无武,不可无侠”,他代表了“侠派”,其故事模式多为诗、剑、情、民族英雄,其重心是侠道。
侠形象多为济世救民,为国为民一类,有高大全的倾向。
另一派是以古龙为主的“武派”,其主张“宁可无侠,不可无武”,其重心是武,是武夫的形象,且故事模式多为酒、赌、女人、神秘案件。
其人物多嗜酒嗜赌,又喜欢女人,其道德修养较差,多半是“打斗”和“情种”的木偶而已。
温瑞安其作虽有突破,但在侠道上也跟古龙如出一辙。
金庸一派则主张有武有侠,当然亦有所侧重,只是程度有所不同而已。
金庸早期作品侠义精神较重,中后期作品武与侠的同时又有点反武反侠,非武非侠。
他在历史背景,人生故事三位一体之中塑造了一系列亦正亦邪,性格较为复杂的武侠形象。
其中寓寄了较深层次的社会历史文化哲学等方面的内容。
其实,不管是“侠派”,还是“武派”,还是亦武亦侠派,真正“无侠而有武”或者“有武而无侠”的作品并不多见。
多的是有武有侠,只是各人的侧重点有所不同而已。
武侠是娱乐消遣型文化,但在游戏之余,还应载点道。
金庸在《金庸作品集》序中也说:
“现代较认真的武侠小说,更加重视正义、气节、舍己为人、锄强扶弱、民族精神,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观念”。
导演徐克也说“武侠文化是中国人独有的人文色彩,它贴近民间生活,所代表的侠义可以充分表现出我们民族性格中的正义感精神。
”
武侠、武侠艺术之所以被推崇,跟其间的侠义观念,在传统上能让中国人接受、能产生伦理道德上的认同有很重要的关系。
武侠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结构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侠义精神、侠义伦理则是武侠文化之话语内涵的价值核心。
由此引申出的侠义崇拜已成为普遍性的民间文化心态,侠义精神也演化为一种传统民间美德。
侠义精神是侠之为侠的一个永恒的行为动机,是侠文化的基本内核,更是平民大众现实生活需要与理想化期待的综合产物。
是人们面对现实社会种种情态时的一个心灵参照。
在文学创作中侠义精神不仅寄寓于武侠小说中,而且也渗透、覆盖在其它的创作类型里,尽管其呈现形态不是那么完整、充分和透彻。
人们在看武侠影视和阅读武侠小说的过程中,随着武侠一起进行一次人格上的超越和道德上的升华,并以此获得伦理意义上的巨大心理满足。
在现代人情冷漠、物欲横流、竞争激烈的社会,中国人的传统文化道德受到了巨大的冲击。
人们在焦虑、失落和傍徨之中便产生了对古老伦理社会重义轻利、互助互让、锄强扶弱、济困救贫等的执着与向往。
从而为精神的复归和栖居寻找到了一个道德上的乌托邦和太阳城。
武侠世界成为现代中国人逃向想象的道德乐园,以理想人格的幻影来谐合现实的心理失衡,并寓寄自我的追求和向往。
这就是数以亿计的中国人无论老少、学识多寡、对武侠表现出普遍痴迷之所在。
也是武侠文化在作为现实在业已消失的现代社会依然保持强大生命力的原因。
武侠伦理作为武侠文化中思想道德的价值取向,是武侠文化的精华之所在。
武侠伦理不仅仅是武侠人物的行为准则,更成为中华民族广大民众意识深处的最高伦理价值和行为标准。
中国传统文化中深厚的武侠文化传统意识,则已经积淀成为中华民族集体潜意识的一部分,深深植根在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当中。
武侠行为和武侠艺术中的侠土,是武侠伦理的结合体和载体。
在武侠中“武”是一种手段,“侠”是一种目的,通过武力的手段去达到侠义的目的。
按照梁羽生的说法,侠就是“对大多数人有利的正义的行为”,这是很笼统和概括性的说法。
实际在武侠和武侠艺术上,侠的意义很明确,大到保家为卫国、为国为民之士,小到锄强扶弱、济困扶危的英雄。
其本质是“替天行道”,是义,也就是重义守诺、除暴安良,见义勇为、仗义行侠、济世救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等的精神品质。
侠是道义的一种体现,是对“王法”的一种补充,同时又是中华民族心理的“不平之气”的一种凝聚,是民族审美中一个永恒的梦想。
侠和侠义在侠的形象上得以表现,这种侠形象是中国人“人格崇拜”心理的产物,是人格神的象征。
从而使得侠者成了中国式的英雄,中国式的神灵。
他们替天行道,代表神的使者向人间的不平之事及其背后的邪恶势力开战,并由此而成为行侠伏义的救世主的榜样。
武侠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一直属于平民阶层的武侠伦理。
实际上是民间社会用以规范人际关系的道德标准,是一种“情、义”理论,其中很多思想是儒道佛伦理的世俗化。
武侠文化为创造人们心灵的栖居空间,往往又借用“儒道佛”来给自己披上神秘性的面纱。
走上神坛或走下神坛的圣人、仙士、隐者……,这些武侠形象成了中华民族理想人格的象征体。
它为追求道德完美和理想人格的中国人,在“人格崇拜”上找到了一个道德理想的栖居点。
儒、道、佛的武侠伦理以这些理想的人格形象为载体,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直到今天,在处理和规范人际关系时,一些儒、道、佛的武侠伦理依然被视为传统的道德而被当作中华民族所共通的伦理价值观。
下面就武侠文化中的思想道德作一些归纳和分类,以利于学生对侠道的进一步认识和理解。
武侠伦理按照道德着依点的不同还可分为恩怨分明,睚眦必报的快意恩仇;言必行,行必果的守信重诺;千里赡急、不吝其生的舍已助人;不预其能,羞伐其德,厚施薄望的重义轻利;死生相连,患难相扶的江湖义气;除奸去恶,打抱不平的见义勇为;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大侠精神等七类。
按照侠义实质、核心和人格的不同,我们一般把侠道分为儒之侠、道之侠、佛之侠、无侠几类。
不管是那一类分法,武侠论理都是在不断发展变化中的,它本身就是一个不断补充和发展的过程,其间自然会鱼龙相杂,泥沙俱下,有精华也有糟粕。
在引导学生了解这部分知识时,应因势利异,有所区别的对待。
第二章武侠与儒道佛文化的融合
谈武侠文化,必需要谈到中国文化,中国的人,中国的传统和哲学观念。
而中国文化从来便是和儒、道、佛思想相辅相连,不可区分的。
中国古代文化主要由儒、道、佛三家组成,其中儒家被封建国家奉为正统地位。
中国传统文化,蕴含了五千多年来中华民族的聪明才智,体现了中华民族所特有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
中国传统哲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其主要代表作有《易经》、《老子》(又称《道德经》)、《庄子》等。
伴随着中华文明走过几千年风雨历程的中华武术,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不断粘附和涵摄,逐渐形成了以儒、道、佛,以及中国传统哲学、美学、医学、兵法学、等文化内容为内核的武侠文化。
武术中的宗教文化内涵(其中,也包括在武术的局部区域产生过影响的民间宗教),在武术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具有极大影响的力量,而武术中众多宗教文化的融汇,也是武术的一大特点。
梁启超先生在《〈中国之武士道〉自叙》中就曾指出:
“中国民族之武,其最初之天性也。
”而这“武”从来便是和“儒”、“道”、“禅”思想相辅相连,不可区分的。
“武侠”从其诞生的第一天起,就一直在平民阶层中传播,武侠伦理实际上是民间社会用以规范人际关系的道德标准,是一种“情义伦理”。
它不仅和“儒家”思想相结合,又与“道家”、“道家”等各种思想相结合,蕴涵了很深的伦理,包容了极大的范围,是个不断再包容的文化。
虽然在历史上,它们曾一度互相排挤、互相贬低,但随着历史发展到今天,它们可以说是完全融合,分不清彼此了。
正如刘鹗所言:
“儒、释、道三教,譬如三个铺面挂了三个招牌,其实都是卖的杂货,柴米油盐都是有的,不过儒家的铺子大些,佛、道理的铺子小些。
皆是无所不包的?
”。
中国具有现代意义的武侠小说是在儒、道、佛文化繁荣之后才产生的。
中国武功与佛道文化是不可分的,佛道文化是给中国武功供应血液的母体。
武侠文化就深深根植于这个母体之中。
随着儒、道、佛哲学的强力渗透,使人们对人的本质力量、人生价值有了新的思考,使人深入思考人与社会、人与自然、肉体与精神的关系,以及人在宇宙中的地位。
我们从很多武侠小说中可以看出,在中国思想史上最为重要的三大家道、儒、佛的思想,武侠作者都有深刻的认识,采撷了其中的精华,也有其中某点上的深化和夸张。
陈廷榔认为“唐代武侠多出自佛道之门”、“大凡武林高手都是僧道之流或深受佛道思想影响的人”、“佛道的宇宙观、修炼法术影响了武侠的武功,佛道的人生观与武侠人物的人生价值观相互沟通”。
当然,它也受到了作为中国主体的儒家文化的深刻影响。
其实,何止唐代武侠,就是其前其后的武侠,都深受儒、道、佛文化的影响,并在相互的融合中向更深层次发展。
将武侠与儒、道、佛文化融合得最好的武侠作家,要数金庸。
金庸小说把武功变成了体现文化理想的符号,把儒、道、佛,乃至诸子百家学说中的合理成分相互融通并形象地显现出来,从文化、哲学和人的生命的高度构建起了一个完整的道德文化体系,并以潜移默化的方式融入现代人的生活之中。
《红楼梦》中红楼武侠柳湘莲便是将武侠与儒、道、佛文化思想融和的较好的一个人物形象,蓉儿说“柳湘莲正是这如许思想结合的典型,他是侠,会武,却有着儒家、佛家的入世,情怀及其软弱性;最后又归隐山林,进了道家之门,真真是武侠、儒、道、禅的结合了。
”(蓉儿《红楼奇士柳湘莲武侠与儒、道、禅结合的典型》,牟平信息港之读书时间)
下面我们再从武侠小说情节常见的结构模式来谈谈武侠与儒、道、佛文化的融和。
“隐世—出世—隐世”是武侠小说情节常见的结构模式之一。
这种结构模式与武侠的人生价直观具有同一性,是入世精神与出世精神的矛盾统一,反映了佛、道、儒三者的统一。
道家文化追求人生的永恒与自由,把长生不老、与自然宇宙的和谐相处看作最高境界。
佛家文化追求对人生苦难的解脱,探求生命的本质,以顿悟成佛为最高境界。
受这两种文化影响的武侠修炼身心不是为了有朝一日去仗义行侠,而是为长生不老,超脱烦恼.在人生之初,他们息于山林寺庙,或隐于市井,如聂隐娘、智玄、红线等。
他们身怀绝技,不到必要时候绝不显露。
当身份暴露之后,他们远避名利,力求恢复内心的平静。
儒家思想强调立德、立功、立言,实现自我价值。
武侠人物在必要时候出来干预社会,是他们实现人生价值的一种方式。
从哲学上来说,人渴望自己的本质力量得到实现,这是人的一种高层次需要。
当这种心理需要得到满足时,人才会觉得无憾。
中国文化人强调“功成身退”,“功成”指人生价值得到实现,其本质力量有物可证;“身退”是不以外物害身,让生命在宁静、和谐的环境中得到养育,上升到天人合一的自由境界.“功成身退”是唐代文人乃至整个中国文人的至善至美的完满的人生观。
“出世—入世—出世”的情节结构模式反映了“自然—社会—自然”这样一个生命认识过程。
武侠走的是生命与自然相融合的道路,他们所练的功夫有助于寻找生命与自然的交接点,介入社会事务是武侠人生道路的暂时偏离。
在这个阶段,他们看到生命之树遭到欲望的戕害,在各种矛盾的挤压下,生命扭曲变形,变得支离破碎。
基于这种认识,他们再次否定社会,回归到自然。
经过这样的过程,他们对生命和自然的认识已到了新的高度,武侠小说一方面热衷于写侠客介入社会,另一方面又采取否定的态度.这种矛盾反映中国人对生命认识的矛盾性,这种矛盾是儒、道、佛三家文化不同的生命价值观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
第三章儒之侠与儒学伦理
第一节武术中的儒家思想文化内涵
以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为创始人的儒家学派,其主要内容之一是"君子"文化,它把"君子"的行为、道德规范作为"成人"的标准,希望人们去努力达到。
儒家的伦理道德思想,以及所提倡的"文武双全"、"仁勇兼备"的思想。
一直以来,对武术界有着显着的导向作用。
儒家伦理道德的主线条为"仁爱",强调"仁"为"爱人之本","忠恕之道",认为"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
以"仁爱"为基本伦理思想所派生出的"忠、孝、智、仁、勇、宽、信、敏、惠、温、良、恭、俭、让"(《论语》)等道德标准,一直以来,被作为武术伦理思想的核心,使武术这一战斗的力量,伤人的手段被纳入了道德伦理的法规之中,使武术不光成为技击、健身之道,更成为了精神修养、人格净化的途径。
因此,“在仁爱的伦理道德法则中,追求文武双全,提倡仁勇兼备,是武术中儒家思想的主要文化内涵。
”
1、关于"文武双全" 儒家认为,作为君子,必须同时掌握"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其中"礼"、"乐"、"书"、"数"为文,"射"、"御"为武。
儒家还认为,"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
"(《史记*孔子世家》)这种追求文武双全的思想,对武术超越纯武的范畴,积极与中国文化相融合,起到了驱动的作用。
2、关于"仁勇兼备" 在善良宽厚、克己礼让这一"仁"的前提下,强调"勇",即"仁者必有勇","勇而无礼则乱"(《论语》),儒家提倡的仁勇兼备思想,对武术的发展起到了导向作用。
使之不至于落为好勇斗狠、欺小凌弱的工具。
第二节儒家文化与儒学伦理
在人类历史上,以儒家文化为基础的中华文明是唯一没有中断过的古代文明。
儒家文化及其价值观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因素,那些关于做人、处事和立国的名言早已深入人心,并在潜移默化中传布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
当然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武侠伦理,要理解武侠伦理中的儒之侠道,有必要对儒家文化与儒学伦理做一些介绍。
儒家的创始人是孔子。
"两汉以后,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逐渐成为中国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成为我们民族的传统政治观点的主干。
儒学"即专指孔子思想及其门弟子发展的学说。
孔子是中国政治思想史最伟大的人物,从孔子开始,中国政治思想进入了体系完备的时代。
孔子对于中国政治思想贡献在于,他系统地整理,继承和丰富了以往的历史遗产,创立了以仁礼为核心的政治思想。
儒家是以古代圣君圣师之思想为中心,以立身行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主。
儒教是民间封建习俗之礼教。
四书、五经成为文治武功的基石。
孔子的仁说,体现了人道精神,孔子的礼说,则体现了礼制精神,即现代意义上的秩序和制度。
人道主义这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对于任何社会,任何时代,任何一个政府都是适用的,而秩序和制度社会则是建立人类文明社会的基本要求。
孔子的这种人道主义和秩序精神是中国古代社会政治思想的精华。
它对中华民族精神性格的形成,具有重大影响。
主要特点表现为:
1、重视传统,注重继承。
儒家一贯主张"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欣赏古昔,效法先王。
孔子就说他自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他整理"六经",也是提倡古道,不过不是"不作",而是古题有新解,按照他的认识赋于新意,是述而有作,不是泥古不化。
后来,孟子则提倡"法先王"少"言必称尧舜"。
荀子主张"法后玉",不过荀子的后王指的也是文武周公,与孟子的先王是一致的。
后儒也都继续和发扬了这一传统。
2、儒家的基本范畴是礼与仁。
孔子对礼与仁作了系统的阐述:
并构成了孔学的理论基石。
后学孟子系统发挥了其仁说,荀子则全面展开了其礼论。
孟荀各自对仁与礼的学说作了阶段性的发展、以后的儒家门徒都继续在这两个范畴上大作文章,在形式上随时代的变异可能有所不同,宋儒就把礼发展成为"理"。
3、政治和伦理结合。
对儒家说来,政治是伦理的扩大,伦理是政治的基础,孔子说:
"其为人也孝梯,犯上作乱者鲜矣。
"忠是孝的扩大。
他们认为修身、齐家是治国、平天下的前提。
理想的君和"圣"是一致的,政和"正"是相联的,儒家所提倡的"礼",既是政治准则又是道德规范。
从董仲舒起把礼具体为"三纲五常",支配了整个封建社会,违反了它,就既是道德问题又是政治问题。
4、在治国方略上主张以德为主、德刑相辅。
孔子主张对民要"道之以德,齐之以礼。
"他认为用道德和礼教来管理民众,民众不但有廉耻而且民心归服,是最高尚的政治。
他认为理想的政治应当是免刑、无讼和去掉残暴、免除虐杀。
但在现实生活中孔子也不是绝对不要刑。
其倾向是重德轻刑,刑只能是不得已而用之。
孟子继续了这个传统,主张"省刑罚",提倡以教化为主。
他说:
"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
"、荀子在这个问题上有所更张,他主张"重法",提倡"禁之以刑",但他的"重法"是和"隆礼"相联的,二者并重。
同时他也把刑看作是惩戒未来、减少犯罪、进行教他的一种手段。
他说:
"凡刑之本,禁暴恶恶,且惩其未也。
"荀子的德刑并重的主张显然有别于孔子,这表明荀子开始向刑治靠扰。
后来的儒者,在如何运用法刑洽民上,也随社会历史各种的变化,在侧重点上各有不同,但总的倾向还是强调以德为主。
5、在天与人的关系上,重于人事,虚于天命。
从孔子起就不大探究"无"或自然的奥秘,《论语》记载"子不语,怪、力乱、神。
"他的弟子子贡说:
"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
"可见孔于是很少讲关于夭命鬼神一类的问题。
孟子讲天就比孔子多了,讲天人合一,但他是把天合于人,合于人性,合于人心,把天道德化了。
最终归于地上的人间伦理,而不是化于神秘莫卜的天。
荀子则明确提出天人相分,要制天命而用之。
从总体上看,儒家传统在实质上首先是一种人本主义学说,十分关注人的存在、尤其是人的伦理存在问题,并充分肯定了人的整体性存在中一己个体性、特殊团体性和普遍群体性三个维度的积极价值。
在个体性方面,传统儒家十分强调“为仁由己”、“君子求诸己”、“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正心”、“诚意”、“修身”、“慎独”等观念,从而有力地突显了人们在道德学问和人生志向方面自主自强的重要意义。
在团体性方面,传统儒家十分强调“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等“人之大伦”,从而有力地突显了人们在某些特殊性人际关系中维系情感和谐、恪守道德规范的重要意义。
在群体性方面,传统儒家十分强调恻隐、羞恶、辞让、是非的四端之心和“仁者爱人”的崇高理想,主张“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从而有力地突显了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实现普遍性“泛爱众”的重要意义。
儒教以其对人的生存世界、意义世界和可能世界的关切情怀,从成德之教出发,成己成物,仁民爱物,和合人与自然、社会、人己、心灵、文明之间的关系的学说,并以治平为本,以仁为核,以和为贵,内尽心性,外穷天道,从形上道德理想,圆融现实世界生命智慧和百姓日用之学。
它是礼乐文明的根据,价值观念是非的标准,伦理道德的规范,艺术审美的尺度,由是构成了中华民族基本精神价值体系和伦理道德价值体系。
无疑,糟粕是有的,但我们无法舍弃的,是那里的精华。
这些精华在现代仍有其积极作用,经选择可转生为对现代社会,人生应走之路的伦理道德启示。
张立文曾将这种启示归纳为如下几方面
1、敬养父母。
如果依照儒家孝道去做,不仅可改变人的种种坏作风,提高人的道德自觉,而且可改善社会风气,人人知道如何做人,怎样做人,就不会做出不孝的行为或犯罪的活动来危害社会、家庭和父母。
人是社会网络上的一个因子,家庭是社会组织的细胞,一个人在家能做到孝,并把这种孝悌的风气带到政治上,就是参政了。
这便是从家庭道德的孝道而推及国家政治的政道。
2、克己复礼。
克己复礼是为仁,仁的主旨是爱人。
仁是人的内在道德修养,礼是仁的外在表现形式;人的内在美德,要通过外在形式来协调和规范人的行为,即凭借礼的一整套社会文明体系来体现。
以“孝弟”为仁之本,其次推及他人、社会、天下,便是“恭、宽、信、敏、惠。
它具体表现为“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
这“五不”就启示人生路途中,应该做的和不应该做的界线,以及主体道德修养的自觉、仁道的内涵、克已的目标等,对弥补现代人这方面道德缺失大有裨益。
3、己立立人,己达达人。
孔子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作为实践仁道的方法,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实践仁道的指导原则。
“己欲”是积极的要求:
自己要立住脚或独立,也使别人立住脚或独立,自己要通达或发达,也使别人通达或发达。
“己所不欲”是退一步的要求,是最低限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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