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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商文化精髓的当代经济价值
洪商文化精髓的当代经济价值
经济专业:
唐艳明
指导教师:
***
【内容提要】以洪商的起源与发展,探讨洪商文化的起源与发展,探讨到底什么是洪商文化,并将洪商文化与其他商业文化进行比较,归纳总结洪商文化的精髓,探讨其现实意义,特别是洪商文化精髓的当今经济价值。
【关键词】洪商文化/起源发展/精髓归纳/当代价值
绪论
怀化市人民政府市长李亿龙在2007年年初全市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
着力打造洪商文化旅游这个全市旅游文化龙头。
什么是洪商文化?
洪商文化是如何起源与发展起来的?
洪商文化的现实意义是什么?
如何继承和发扬洪商文化?
随着洪江古商城在全国的知名度越来越高,到洪江古商城旅游的人越来越多,作为一个在洪江区工作的人来讲,自然也会更深入地了解和关注洪江古商城,特别是对洪商文化的研究更深一些。
洪江古商城是我国唯一一座保存完好的明清古商城,它起源于春秋,成型于盛唐,鼎盛于明清,其发展与中国古代商业发展同步。
洪江以集散洪油、木材、鸦片、白腊闻名于世。
历经千年风雨沧桑,洪江古商城依然完好地保存着明、清、民国时期的会馆、商行、客栈、青楼、镖局、作坊、报社、烟馆、寺院等古建筑380余栋,总面积近30万平方米,其规模之大、气势之雄、建筑之奇、保存之好为国内罕见。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勤劳智慧的洪江人,大胆突破了重农轻商的传统束缚,高扬起“经世致用”、“知行合一”的儒商旗帜,白手起家、艰苦创业,演绎了一个又一个“一个包袱一把伞,跑到洪江当老板”的传奇故事,造就了一代又一代豪门巨富。
透过洪江古商城“鱼龙变化”的太平缸,“外圆内方”的警示柱,“义方格守”的门牌,“吃亏是福”的家训,“里仁为美”的警语,让后人体会到经商之道、发财之路、创业之术,做人之理。
正如专家们所说“不到北京,就不知道中国古代建筑之美;不到西安,就不能领略中国历史文化的精髓;不到洪江,就不能感受到中国古代商业文明的起源与发展。
”因而,研究洪商文化的起源、发展以及归纳总结其精髓,在当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仍有其现实意义。
本文也想归纳总结洪商文化的精髓,探讨其当代经济价值,以更好地宏扬洪商文化,促进洪江古商城的旅游开发,振兴洪江的经济。
洪商文化的起源与发展
明清时期,洪江商人作为一支重要的社会经济力量,纵横捭阖,雄踞于大西南,引领中国南商,长期执掌内陆山区金融及内外贸易之牛耳,在中国商业金融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其影响至深至远,给后人留下许多值得深掘的文化宝藏。
因此,研究洪商文化,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什么是洪商文化?
所谓洪商文化,是洪江古商城商道文化的简称,主要是明清时期的洪江会馆文化为主体的商业文化。
内容包括洪江会馆文化、巨商显贵的兴衰史、趣闻轶事等,它们同水系、街道、建筑、牌匾、雕刻等物质文化一起构成了古城灿烂的商道文化。
其区域仅包括沅水、巫水交汇处的一个小镇,这与徽商、晋商文、浙商文化以省为名是不同的。
其特点为多元混合性、综合开放性、变通实用性。
洪商文化之所以具有多元混合性、综合开放性、变通实用性的特点,是有深刻原因的。
首先,洪江是一个“移民”古城。
洪江古为瑶、苗族聚居地,东汉以后,始有汉人迁入。
宋以后,又有为官者定居。
明末时洪江已是湘西名城,外地商贾云集,汉族人口日多。
尔后,在长期交往中,江西、福建、安徽、江苏、浙江、贵州及湖南省内的湘乡、宝庆、衡阳等地商贾,因经商的需要和有利可图,纷纷迁来此地定居或设会馆、义园,因此,洪江人口发展迅速。
瑶、苗、汉族逐渐融化,汉族人口已占绝大多数。
到光绪十三年(1887年)仲夏编查户口时,洪江3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正册的居民已是5670户、22290人。
这个数据还不包括客居洪江的各地商贾和往来洪江做生意的商贾。
这个数字,在清朝可是一个惊人的数据。
光绪年间各类人员近5万人口,经商者近2万人,全国有20多个省市的商贾游客聚居洪江。
外籍商人为联络族宜之情、维护同乡利益,在同乡相聚的同时,又以同业相聚组织行会,建立了“五府十八帮”,先后建造了一大批寺院、古庙、会馆、钱庄、洋行、油号、作坊、店铺、客栈、青楼、烟馆,出现了一大批以“十大会馆”为代表的明清古建筑(窨子屋)群,形成了300年前遗存至今的“七冲八巷九条街”的豪门大户的格局。
又因洪江的特殊商业地理位置,使得前来洪江落户的商人在交往上有一定的文化要求,这就使得洪江古商文化成为移民式、开放型的会馆文化。
其次,洪江为古楚五溪蛮地,古巫生巫风,这是历史上最有特色的现象。
洪江开埠早,接受汉族文化早,虽然古是瑶畲之地,但早在宋以前就逐步为经商的汉人所占领。
因此,洪江的巫傩文化是一种混合文化,而且汉文化占主要地位。
洪江的巫傩文化主要体现在会馆文化上。
而洪江的会馆文化也是一种混合文化,既带有各地商人原籍会馆文化的特色,又揉和了部分湘西的巫傩文化,还混合了部分宗教文化和外商经销业者引入的洋商文化,各地会馆文化在洪江又互有掺合,形成了洪江独特的多元混合性、综合开放性、变通实用性的和谐的古商文化。
洪商文化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依靠会馆,垄断经营。
洪江会馆文化,曾经对洪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会馆,为旧时同省、同府、同县或同业的人在京城、省城或大商埠设立的机构,主要以馆址的房屋供同乡、同业聚会或寄寓。
洪江商人自成商帮,它的基础一是地缘纽带,二是宗族血缘纽带。
明清时期,全国十八个省、二十四个州府,100多个县在洪江设立了会馆。
各自的会馆为各自的坐商、行商提供奥援和资助,以形成以众帮众的凝聚力。
这种以血缘和地缘相结合的商业组织、势力很大。
如:
江西帮、贵州帮、宝庆帮几乎垄断了洪江的洪油、木材、鸦片等产业。
五府十八帮也各自都有自己占据的商业码头垄断了其他行业。
这些会馆为主的商帮,必要时可互通信息、彼此照应、相互扶持,采取联手行动与同行竞争。
“十大会馆”用强大的经济实力替代了政权组织的作用。
可以说洪江商人有十大商帮可望而不可及的优越条件和社会地位。
二、洪商文化的起源发展
洪江古商城不仅是沅水带来的商城,而且是海上丝绸之路非常重要而且必须经过的中转之地。
湖南省原省文联副主席、现省文史馆馆员、我国著名民俗学专家林河先生认为:
海上丝绸之路早在3000多年前就已经开始,而且延续到了近代。
从成都到西域的海上丝绸之路主要是避开三峡险滩,通过重庆酉阳、秀山的酉水进入古黔中郡郡府之地沅陵的沅水,再从沅水到洪江,从洪江换巫水上贵州至沅水尽头的清水江黄平,最后换成马帮运到云南入缅甸,进印度,到达西域各国。
洪商文化的起源、发展,实际上就是作为洪商文化载体的洪江古商城的起源、发展乃至衰落史。
据考证,洪江古商城起源于春秋时期、成熟于唐宋,鼎盛于明末清初,有“小金陵”、“小重庆”、“小南京”之称,它以集散洪油(洪江桐油)、木材、土药(鸦片)闻名于世。
湖南的怀化处于我国中南与西南交界之地,历史上就是西南通往内地的咽喉、瓶颈之地,而洪江虽为弹丸之地,却会聚了直达洞庭入长江的沅水、渠水、舞水和巫水,其得天独厚的水运条件,“扼西南之咽喉而控七省”的特殊地位,洪江自古以来就是湘西南重要的驿站和繁华的商埠。
早在元末明初,江西、福建、安徽、江苏、浙江、贵州及湖南省内的湘乡、宝庆、衡阳等外地商贾来此地定居或设会馆、义园,各民族融合进一步加强,洪江古商城已成为湘黔边境的大墟场,洪商文化进入初步形成阶段。
明清时期,随着商业的兴隆,各处客商云集,古城内店铺林立,作坊成群,形成了商城的繁华容貌,更是成为湘西扼守湘、滇、黔、桂、鄂交通要道和物资集散地的商贸重镇。
康熙年间,更是发展成“商贾骈集、贸团辐辏、成屋鳞次、帆墙云聚”的西南商业都会。
是时,全国18个省,24个州、府,80多个县的商贾、游客和流寓之人纷至沓来,行商流动,来往返复;坐商久居,繁衍子孙,“十大会馆”、“五府十八帮”云聚一时。
据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王炯《滇行日记》记载,在明清鼎盛时期,这里已是“烟火万家,称为巨镇”。
在乾隆初期的1751年,《洪江育婴小识》中的洪江是:
“当是之时,列肆如云,川楚之丹砂、白蜡,洪白之胶油,木材之坚美,乘流东下达洞庭,接长江而济吴越,连帆大舳衔尾而上,环货骈积,率以花布为大宗,南连桂林,西趋滇黔,利市三倍,居市者长子孙,百工技艺之流襁至而辐辏,地窄人众,至劈山湮谷,连屋层楼,栉比而居,俨然西南一都会。
”在清末时湘西还流传一句谚语:
“汉口千猪百羊万担米,比不上洪江犁头嘴”。
可想而知,洪江古商城在历史上的繁华是多么耀眼。
洪江凭借水运交通便利,造就了独特的商业文化氛围。
明末清初,洪江古商城出现了以“十大会馆”为代表的一大批明清古建筑,标志着洪商文化已经形成并进入鼎盛时期。
三、洪商文化的衰落
在时局变幻的二十世纪前期,洪江商人已露败相。
洪江商人有勤劳能干的一面,也存在奢侈腐化的劣性。
洪江的烟馆在旧时湘西一带极其有名,洪江富豪吸食之风盛行,有人光一枝烟枪就花了2000块大洋。
大富豪刘永泰的抽烟室可以同时容纳十几个人吞云吐雾。
他们不仅吸食,也买卖鸦片,国民政府取缔鸦片买卖,对他们无疑是一大打击。
洪江奢靡的另一个极致是青楼。
青楼是为南来北往的商贾而开的,在洪江做生意的人很多,中转的船家也多,妓院便成了那些游身在外的男人寻欢作乐的场所。
这个只有3万多人的城市,曾有两条妓院街(余家冲、木栗冲),民国时这里有妓院50多家,这是在政府挂了号的,要交“花税”(妓女税),至于暗娼暗妓就不可计数了。
鸦片、青楼成就了洪江表面的奢靡和浮华,但对那些富豪家庭来说,却是造成家底衰落的悲剧所在。
如果说“富不过三代”是商人内部的新陈代谢,那么整个洪江商城的衰落则具有时代背景。
洪江的兴起是因为水上交通的便利,但随着洪江周边的铁路、公路、航空等现代交通运输日渐发达时,洪江商人们赖于发财的水路经济命脉顿时显得毫无竞争力,随着重工业的发展,钢铁取代了木材,洪江商人们的主导产品木材和桐油也失去了市场。
以商业经济为主体的洪江古商城开始衰败了。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洪江商人既没有把获取的利润投入到技术设备改造中,也没有找到新的投资方向,一直以来依靠洪油和木材获取利润。
到解放前,桐油生产依旧沿袭老祖宗遗留下来的木榨,码头上亦无一件机械设备,全靠人工搬运装卸。
”在分析洪江古商城没落的原因时,洪江文化局原局长曾湘洪这样说。
洪商文化的精髓
洪商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可以通过许多商业格言、典故、警示语和座右铭,理会到洪商文化的精髓。
一、洪商文化的一些格言典故
商道即人道,经营与做人一样。
洪江商人能够在激烈的商海竞争中站稳脚跟,异军突起,继而赢得财富,成就事业,除了自身努力和运气外,与他们良好的商业道德、独特的经商理念、经营作风有着很大的关系。
“忍得客前气,可免店中忧”、“宁亏银子,不亏良心”、“创牌如登,毁牌如崩”、“处世让人一步为高,待人宽一分是福”……。
[1]这些古商城遗留下来的寓意深刻、充满哲理的警示语和座右铭,既是洪江商人智慧的结晶,经验的总结,也正是经营、做人的准则,发家的诀窍,致富的奥妙,折射出洪江商人的不同心态和经商理念。
(一)凭天理良心。
育婴巷三号窨子屋在清雍正六年(1728)曾设置洪江汛署,在天井上方镌刻着“对天勿欺,罔谈彼短,勿矜己奇,待人以恕,不局不卑,居仁由义”的二十四字警示语。
一甲巷17号原徐复隆商号的住宅中堂内,立有一根警示柱,在木柱石墩之间,嵌入一块正方形青石,它的寓意是:
实实在在经商,堂堂正正做人,做到警钟常鸣。
在商店里大都挂有“公平交易,童叟无欺”的警示牌。
在经营中有“称平星子斗平沿”(斗口边沿),“一分钱一分货”的承诺。
由此可见,当时洪江有些商人的道德观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伤天害理的事不做,黑心钱不赚,不义之财不取,宁亏银子,不亏良心。
(二)以诚信为本。
在杨姓商家的门楣上都镌刻有“清白传家”,“清白家风”的家训。
庆元丰油号住宅的门楣上镌刻着“里仁为美”的警示牌。
这些条幅,提倡“清白家风”“里仁为美”就是要讲仁义道德,诚实笃信。
不招摇拐骗,不弄虚作假。
要和睦相处,诚信做人。
在经营交易中每逢“比期”(每月十五和月底最后一天,为商家共同议定的结算日),无论是人欠或欠人的货款,债务必须主动结算清楚,承诺要付清的款项必须付清。
“有借有还,再借不难”,一诺千金,决不失信于人等等。
(三)多行善举。
有些商家在发迹后不忘本,还能想到穷人,乐善好施。
清光绪六年(1880),张吉昌油号为修建洪江育婴堂,一次捐赠白银一千八百两,许多商家都捐了款。
还有民国十五年(1926)附近各县遭受百年未遇的大旱灾,各大商号纷纷捐款赈灾,施粥、施饭、施物等。
据说杨恒源油号老板杨竹秋就捐出救灾款一万银元。
民国二十年(1931)修建雄溪大桥,耗资十三万余银元,绝大部分是在几家大油号、大商号中筹集的。
还有兴办洪达、赣材中学、雄溪女中、复兴小学等,都是刘同庆、杨恒源、庆元丰、徐荣昌等老板分别担任董事长,为学校解决经费、土地、校舍、设备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他们认为多做好事,多行善举,多结善缘,可以多积荫德,积福积寿,使家道昌盛,庇及子孙。
(四)人才是本。
民间广为流传一句俚语“富不过三代”,“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
在陈荣信商号、刘同庆油号的太平缸上都镌刻着“鱼龙变化”四个大字的警示语,喻意商战的一种变数。
有老人还讲述了两则动人的故事。
张吉昌油号早在清光绪十年左右,号称拥有百万银两巨商大贾。
某天有位算命先生,对张老板说:
“张家富不过三代,子孙将来会有人饿死街头。
”张吉昌老板大吃一惊,立即带着亲信在街上随便找了三十个人,给他们一些钱做生意。
唯一的条件就是将来自己的子孙上门讨饭的时候,能给予一些施舍。
张吉昌老板去世后,子孙们沉溺于花天酒地之中,坐吃山空。
做生意的三十个人知道后,将张吉昌老板所给的钱归还了他们,仍然吃光用光,一无所有。
另一则是朱志大在前清时期是洪江的三大油号之一。
为了给子孙留条后路,拿出大笔资金大兴土木,据说修了三百六十家店面,并把这些店面无偿地租给做生意的商人。
条件就是当家境衰败,子孙衣食无着时,每家轮流供他们饭吃。
不久老板去世,子孙吃喝玩乐,挥霍无度,加之用人不当,大权旁落,不到十数年家产衰败,房屋出售一空,穷途潦倒。
在这些残酷的现实面前忧心忡忡,许多商家们开始醒悟:
“儿孙强似我,买田做什么?
儿孙弱似我,买田做什么?
”、“不求金玉重重贵,但愿儿孙个个贤”等,萌生了以人才为本的信念,专心致志在培养儿孙上下功夫,自办家塾学馆,聘请名师,熟读《四书》,《五经》,培育优良品行和传统美德,增长才干,成为有用人才,收到明显效果。
如杨恒源老板杨竹秋先生次子杨稚竹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并赴苏联留学,取得博士学位、高级工程师、焊接专家和副军级行政职务。
还有不少的教授、高工遍及全国,为祖国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吃亏是福”这个故事。
在洪江古商城塘冲1号陈荣信商行有一处壁联,其主题是“吃亏是福”,内容为“满者损之机,亏者盈之渐。
损于己则利于彼,外得人情之平,内得我心之安,即平且安,福即在是矣”。
“吃亏是福”是由清代扬州著名书法家郑板桥所作,原为他一位在洪江经商并定居的远亲郑煊所珍藏。
有一次郑煊外出做生意,将自己所有的钱全部押在了一船货物上,谁知船行至半道的时候,却遇到了河道搁浅,一耽搁就是两个月,时间就是金钱,货价狂跌,即使整船货物在当地卖出去也是血本无归,于是他很沮丧。
哪知道就在他很绝望之时,汛期来临,当他的货物运至目的地时货物供不应求,价格暴涨,于是他不但没有亏反而还大赚了一笔。
回到家之后,他便将这一惊一喜的事情告诉了郑板桥,郑板桥听后便大笔一挥写下“吃亏是福”的勉词送给了他。
郑煊从题词中体会出经商和人生的哲理,便把它作为家训传了下来,并刻在窨子屋的高墙壁上以示后人。
由于郑板桥名声在外,不仅文人墨客会在此大发感慨,洪江的商人和路经洪江的商人也会专程来瞻仰郑板桥墨宝,“吃亏是福”便成了洪江古商城的商训。
按照现在的经商理念来理解就是:
一个人经商不可能永远成功和发财;满足于一时的发财则可能丢失更好的机会,会有意想不到的破财和损失;人也不要为一时的损失而沮丧,往往破财或亏损之时也会有意想不到的赢利和柳暗花明的时候;如果生意一时亏损,没关系,亏了自己,则利了对方,世上的钱不是一个人能赚得完的,人家赚了钱给你一个人情,自己也可以心安。
所以,有时吃亏也是一种福。
洪商文化中的“吃亏是福”这一点,与晋商的“学会吃亏”是共同的,据说晋商秘不示人的祖训就是“学会吃亏”。
精明的晋商见多识广,积累下了很多人生交往的经验。
他们认为,“吃亏”处理好了其实也是机会。
因此,要用好的态度来对待吃亏。
不要因为吃亏而进行报复,以免怨怨相报,恶性循环;吃亏并不一定是坏事,吃亏的人可以从中吸取教训,也可以从中寻找机会;吃亏是大收益的前提,学会吃亏、主动吃亏可以带来更大更好的商机;吃亏有时能够获得别人认同,从而在生死关头能够获得别人的帮助。
所以,晋商在利益面前,表现得很豁达,有十分的利只取四分,把其他的利主动让给合作者,从而形成互利双赢的格局。
晋商从怕吃亏、防范吃亏到主动吃亏,把“学会吃亏”作为经商的秘诀,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认识飞跃。
二、洪商文化的精髓
据前面阐述,在千年的商埠发展中,洪江商道文化是湘西南商业文化和徽商文化、晋商文化、浙商文化相碰撞、交叉形成的特有的地方商业文化特质,并根深蒂固地融入洪江商人的性格之中。
透过“鱼龙变化”的太平缸,“外圆内方”的警示柱,“义方恪守”的门联,“对天勿欺”的警语,以及陈荣信商行的“吃亏是福”、杨三凤商行的“清白传家”、刘安庆油号的“里仁为美”、汛把总署的“对天勿欺”、“居仁由义”等故事,体现了洪江人做人经商的道德之美,标志着洪江已形成了以“追求诚信、注重商德、灵活多变、回报社会”为精髓的“洪商文化”。
具体体现在以下七个方面:
(一)勇于实践敢于创新
洪江的早期资本家通过与外面世界的接触,再加上自己的悟性,在无意间萌发了一些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元素。
以联号制和股份制形成业缘群体组织。
联号制是由一个大商号统管一些小商号,类似西方的母公司与子公司或集团公司与分公司,从而在商业经营活动中发挥了企业的群体作用。
如洪江的“八大油号”就算采用这种产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经营形式。
他们在洪江本土设立总号,在上海、镇江、重庆、武汉、贵州等地设立分号。
有的已开始摸索所有权、经营权相分离的经营模式,也聘请职业经理人——掌柜的,并且有了初步的股份制雏形。
这种联号制和股份制,使劳资双方均可获利,极大地调动了全体员工的积极性,在商业企业经营中起到了更大更多的群体作用。
一般认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于明末清初工商业发达的苏杭地区。
洪江位于湘黔川等省交界处,是封建统治极为薄弱的地方,恰好成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温床。
明末清初,洪江古商城就已经出现新型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商人通过榨取雇工的剩余价值来积累原始财富。
这情形与明末苏州、杭州等织布业发达地区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极其相似。
国家文物局古建筑专家组组长、中国文物学会会长罗哲文就曾经评价说,洪江古商城“堪称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活化石”。
[2]
(二)勤俭持家艰苦创业
洪江是“商贾云集”之地,生存竞争十分激烈。
为了适应“鱼龙变化”的商业市场。
洪江商人必须勤奋努力、脚踏实地、不畏艰辛、劈风新浪、从弱到强。
“一把包袱一把伞,跑到洪江当老板”就是洪江商人成长里程的生动写照。
如洪江巨商刘岐山、高灿顺、朱致大、陈昆山、余云山等本身穷困小户,就是凭“勤俭黄金本”、“生意勤当先,支出俭为主”善于经营管理逐步发展起来的。
洪江商人从身无分文,到白手起家,从学徒跑堂到先生老板,艰苦备尝。
始终信奉“富从勤得、贫系懒招”、“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祖训,始终保持起早贪黑、精打细算的本色和纯朴、厚道、坚韧、刚强的精神,打拼天下。
(三)机智灵活敢担风险
洪江商人是机灵的。
他们懂得做生意不论大小,“不怕有风险、就怕没预见”。
“知彼知已,竞争有底”、“审时度势,相机行事”、“睁大眼睛看市场,竖起耳朵听信息”。
他们通过行业公会和同乡会馆,了解各省的商业信息,通过分号、分店、收集各地的商业情报,慎重决策,打有准备的商战,担有把握的风险。
他们相信“一分风险一分财。
万分风险万分财”。
湘西山区,沅水流域多有匪患。
经商路途,险象环生。
但洪江商人也敢去闯,他们看来“以拼博求机遇,则机遇存:
以侥幸等机遇,则机遇失”。
即使是危险的敌占区(汉口沦陷时),洪江商人照样敢冒险去做洪油、木材生意。
(四)以义取利利以义制
洪江商人之所以能与全国十大商帮比肩高低。
自然有他们自己独特的生财之道和经营法则。
“八大油号”老板以及他们的后代在总结自己行商经验时,感触最深的心得是:
“财自道生、利缘义取”、“不管做什么生意,不以利薄而弃之,不因利厚而趋之”、“宁亏银子、不亏良心”、“决不做坑、蒙、拐、骗的“奸商”。
他们把“对天勿欺”、“居仁由义”、“吃亏是福”、“鱼龙变化”等商界警语雕刻于中堂的屋樑上。
把关公帝视为神明,顶膜崇拜。
事实说明:
狡诈生财者,往往自塞其源也。
而大凡以重义轻利,非义之财不取者,往往商机无限,财源广进。
(五)诚信为本待人以恕
洪江商人无论是行商还是坐商。
在经商活动中。
都是讲究诚信为本、待人以恕、和气生财的。
洪江商人,把商业信誉看得高于一切。
他们认为经商虽以营利为目的,但做生意更应该以道德信义为标准。
洪江商人对顾客、商家,无论大小、都以诚相待,以热情相迎。
绝不缺斤少两,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如发现货质低劣,宁肯赔钱,也绝不销售。
刘修松、刘同庆油号甚至把油桶木板削薄一公分,多盛十斤油让利给顾客。
“宁叫赔折腰、不让客吃亏”、“买卖不成仁义在”。
他们懂得:
讲信用、重然诺、不欺不诈、才会有顾客盈门。
洪江商人无论经商还是在为人之道上,均表现出诚意、忠厚一面。
他们认为“待人以恕”、“和气生财”、“讲商道、重贾德”,才有顾客照顾。
他们深知、商业盈利靠商品的质量和服务态度来获取。
信誉昭著,近悦远来,越发繁盛。
(六)亦商亦儒心态平和
洪江商帮在商海中能独树一帜,除了具有勤俭持家、艰苦奋斗、敢担风险的精神和诚信为本、待人以恕的品性,还具有平和、开放的心态。
他们文化水平普遍较高,见多识广,而且头脑清醒、自有主张,信奉仁、义、理、智、信的儒教。
他们遵循为商之道、仁信为本、理性至上,且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以商德人品为重,讲究节操和修养。
如:
徐复隆、杨竹秋、陈永信、郑煊等一大批洪江商人,文化品位很高,在经营之余,还迷醉于京剧、书法、收藏或社会公益事业,做生意亏了、赔了也不在乎。
总认为“吃亏是福、平安是福”。
“天下的钱,由天下人来赚。
”因为他们明白“市者,天地之财具也,万人之所和而利也”的道理。
(七)乐于慈善热心公益
慷慨大度、募资捐款、乐于慈善、扶贫济困、热心公益,这些恐怕就是洪江商人最显著的特点。
洪江商人大都有恋祖爱乡,回馈桑梓的情结。
尽管他们是移民而来的,但早就把这块带给他们不尽财富的福地,当做自己的家乡了。
在“十大会馆”及商会的主持下,洪江商人一次又一次集资聚金、齐心合力去修路、搭桥、铺路、建庙、造桥、办学。
在洪江商人眼里,“贪吝常歉,好与益多”,吝啬财富而不好施舍的人,其本性多属贪婪,反而财源收入不广。
而慷慨大度、广泛施舍、扶贫济困的人,其内心大多仁慈正义,所处社会层面宽,商路也广,财源滚滚而来。
洪商文化的现实意义
洪商做为一个商帮群体,虽然已经成为一种历史现象不复存在,但是洪商文化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实际价值。
一、洪商文化在当今洪江发展的延续
地域文化本身具有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
当地域文化经过挖掘、整合、归纳、成型,被群众所认可进而深入人心之后,它就会成为一种粘合剂,使广大干部群众团结起来,树立起共同的理想追求、价值观念,从而对本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时时刻刻发生影响和作用。
不同的地域文化也塑造不同品位的人,不同品位的人创造出有着质的差异的生产力的其它要素,进而影响到经济发展、社会兴衰。
就洪江地域文化而言,洪商文化具有的“追求诚信、注重商德、灵活多变、回报社会”的精神,深深地积淀洪江人的理想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之中,从而派生出“励精图治、锐意进取、求实创新、自强不息”为内容的新洪江精神。
在这种特定的文化背景下,人们会自觉鄙视涣散、松懈、不求进取,褒扬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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