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论文基于价值管理的管理会计经验研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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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设计论文基于价值管理的管理会计经验研究
毕业设计
基于价值管理的管理会计经验研究
引言
过去的一个多世纪以来,西方管理会计实务发生了革命性的巨变:
从传统的注重以财务导向的决策分析和预算控制,转变为强调股东价值创造的多元化动因的确认、计量以及管理的战略性方法体系(IFA,1998;IMA,1999)。
依据IFA(1998)的报告,管理会计的演进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20世纪50年代之前,管理会计实务强调通过预算和标准成本会计系统进行成本确定和财务控制;第二阶段大约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管理会计重点转向如何为管理计划和管理控制提供有用的信息;第三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管理会计由原来强调计划与控制转向重视减少经营环节中的浪费,这一转变缘于质量管理程序的采纳和质量评价成本、作业成本法、流程价值分析以及战略成本管理等会计技术的引进。
(Cooper和Kaplan,1991;Shank和Govindarajan,1994);20世纪90年代中期,管理会计进入了第四个阶段,即基于价值管理(ValueBasedManagement)的研究阶段,重点由计划与控制以及减少浪费扩展成为通过对股东价值、客户价值、组织创新以及业绩创造动因的确认、计量和管理,并更多地强调战略性的企业价值创造。
各种旨在促进价值创造的“新”管理会计技术的引进是本阶段的重要特色。
这些技术包括能提供经济成果的领先和滞后指标的平衡计分卡(Kaplan和Norton,1996),宣称能报告股东回报近似值的经济价值评价指标(Stewart,1991),以及能提供有关当前及未来不确定状态信息的战略管理会计系统(Bromwidh,1990;Simons,1991),尽管研究者通常认为这些新技术迥然不同,但企业却在不断运用一个被称作“价值管理”(VBM)的综合框架将之整合。
这项整合着眼于:
(1)界定和实施能为股东创造最大价值的各项战略;
(2)实施聚焦于横跨企业业务单元、产品和客户群的价值创造活动和潜在价值动因的信息系统;(3)契合管理流程(例如企业计划和资源配置)和价值创造;(4)设计反映价值创造的业绩计量系统和员工激励计划(毕马威咨询公司,1999;普华咨询公司,1999)。
近年来,价值管理的会计技术方法开始引起我国众多学者和实务界的关注。
例如,栾庆伟、何劭炜(1998),王平心、韩新民、靳庆鲁(1999),林斌等(2001),王耕(2002),阎达五、张瑞君(2003),潘飞、童卫华等(2004)论述了诸如作业成本法、实时控制、质量成本管理等基于价值管理的管理会计新技术对于企业取得和保持竞争优势的重要作用;王化成、杨景岩(1997),李苹莉(1999),王耕(2000),阎达五、杨有红(2001)等阐述了以企业价值最大化而非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战略成本管理概念,为克服传统管理会计只重当期利润的“短视”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刘力、宋志毅(1999),陈良华(2002),孙铮、吴茜(2003)等通过对价值与价值创造的分析与评述,阐明了经济增加值(EVA)和企业价值的内在联系及其在价值计量和评价上的作用,并阐明了EVA对传统会计准则的修正及其使用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和相应的解决方案。
但需要指出的是,以上文献的立论出发点无一例外地集中在企业“应该”采用什么样的管理技术或企业在采用上述技术时“应该”注意哪些问题,鲜有文献能够提供我国企业采用上述技术的现状“是什么”以及“是否”有因素影响其效用的经验证据。
但在西方,学术界不仅关注企业是否“应该”采用价值管理技术的规范性问题,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提供了众多的经验证据用来支持其立论。
毫无疑问,“事实胜于雄辩”,能否提供足够的经验证据,对于以价值管理为基础的会计技术方法能否在实务界得到恰当的运用至关重要。
为此,本章将以Ittner和Larcker(2001)的分析框架为基础,首先回顾西方基于价值管理的实证文献,然后讨论我国特有的制度背景对企业管理行为的影响,并指出我国管理会计领域可能的实证研究方向以及应注意的问题,最后进行总结。
一、西方文献综述
(一)分析框架
价值管理框架以管理会计的实务为基础,它明确提出以为股东创造出色的长期价值为管理目标,意在为业务计量和管理提供一个整体框架(Dixon和Hedley,1993;Copeland等,1996;KpmgConsulting,1999;Black等,1998)①。
尽管VBM框架随企业不同而有所变化,但通常包括以下六个基本步骤,如图1-1所示。
(1)选择能提高股东价值的具体内部目标;
(2)选择与赢得既选目标相一致的战略和组织设计;(3)在既定组织战略和组织设计下,确认确实能在经营中创造价值的特定业绩变量(或“价值动因”);(4)在以价值动因分析确认不同优先级的基础之上,制定行动计划,选择业绩计量指标,设定针对性目标;(5)评价行动计划是否成功实施,并执行组织和管理业绩评价;(6)根据目前结果,及时评价组织内部目标、战略、计划和控制系统的有效性,并在必要时加以修改。
以上简明有序的VBM框架和所有其他组织设计框架一样,是对实务中复杂的相互依赖性、同时选择(SimultaneousChoices)和反馈循环的一个抽象。
可是,它提供了一个有用的机制,以将管理会计中的经验研究加以分类(这些研究通常具有相似的逻辑顺序),并评价经验研究对规范性的VBM框架中所讨论的各种关系的支持程度。
更重要的是,该框架把握住了权变理论、代理模型(Baiman,1990;Lanbert,2001)和经济学基础的组织设计框架(Brickley等,1997;Milgrom和Roberts,1992;Jensen,1998)中强调的诸般联系。
Ittner和Larcker(2001)以该框架为基础,对西方管理会计领域价值管理的经验文献进行了回顾与评论。
本章接下来将简单介绍Ittner和Larcker(2001)评述的主要内容。
图1-1价值管理会计框架
(二)主要文献
1.组织目标的选择
管理会计研究的一个基本假设认为管理会计的终极目标是为赢得组织目标提供必要的信息和控制机制。
然而,从传统上看,具体组织目标的选择却被摒弃在管理会计的研究范围之外,这种状况已随VBM方法的出现而改变。
许多VBM的倡议者认为组织的主要目标必须从“经济价值”指标(如经济增加值(EVA)、投资现金流量回报(CFROI)等)方面来阐述,才能将内部目标与股东价值最大化目标很好地契合(Copeland等,1996;Stern等,1995;KPMGConsulting,1999)。
该观点的立论基础是认为经济价值指标的变动比传统会计指标更能反映股东价值的变动,因而在目标设定、资本预算和薪酬计划(Stern等,1995)中可以取其而代之。
Anctil(1996)、Rogerson(1997)、Reichelstein(1997)以及其他人的分析性研究显示了只有使用如EVA等基于剩余收益的指标作为组织的根本目标,才能保证实现委托人和代理人利益的相一致性。
该领域的经验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其一,经济增加值等剩余收益指标是否比传统的会计指标更与公司价值相关?
其二,使用以经济增加值等剩余收益指标的企业是否比其他企业创造了更多的价值?
Milunovich、Tseui(1996)以及Lehn、Makhija(1997)对市场指标与EVA相关关系研究的简单单变量检验发现,相对于会计回报、自由现金流量等传统指标,EVA指标与市场价值增量更相关。
O’Byrne(1996)和Chen、Dodd(1997)的研究进一步发现,EVA指标或修正的EVA指标在解释股票回报时比会计盈余优越。
可是,也存在一些不一致的证据。
例如,Chen和Dodd(1997)、Biddle等(1997)发现EVA指标的解释能力远较其倡议者的推断为低。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经济价值指标与股票报酬有更强的统计关系,也不能下结论说它对于管理计划与控制更可取。
例如,Gjesdal(1981)和Paul(1992)的分析研究显示,对于评估企业价值有用的信息系统未必适用于评价管理者业绩。
以上研究结果的复杂性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为会计和控制目的而采用经济价值指标作为主要目标的组织是否能取得出色的业绩?
遗憾的是,经验证据至今无法为上述问题提供确定性答案。
2.制定战略和组织设计选择
该步骤与许多经济学基础的组织设计框架和分析模型相一致,如Brickley等的公司“组织架构”(OrganizationalArchitecture)和Milgrom、Robberts(1995)的更优搭配(Fit)模型。
该领域的研究也可以大致分为两类:
(1)如何定义公司的战略;
(2)如何根据公司战略设计合理的组织结构。
管理会计文献通常在既定的战略下考查战略选择与组织的会计及控制系统设计之间的关系。
这些研究常常将战略计量成从“防御”、“收获”或“成本领先”战略到“勘探”(Prospector)、“建造”或“创新”战略的一个连续系统(Dent,1990;Langfield,1997)。
“防御”、“收获”或“成本领先”战略强调在狭窄的产品范围内努力成为一个低成本制造商,而“勘探”、“建造”或“创新”战略则强调利用一系列创新产品或服务努力成为市场开拓第一人。
尽管这个简单的连续系统是组织战略一个有用的指示器,但是,它却忽略了战略选择的多维性质。
例如,战略研究者认为存在严格的成本领先和严格的创新战略之外的其他战略,如提供比竞争者更高质量的产品、利用形象细分产品、出色的客户服务等(Miles和Snow,1978;Porter,1986)。
在管理会计研究中另外一个被广泛用来衡量战略的变量是“察知环境不确定性”(PerceivedEnvironmentalUncertainty,PEU)①。
有研究显示,竞争不确定性与环境不确定性是相联系的,富有创新精神的“勘探”企业比采用成本领先或“防御”战略的企业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Fisher,1995)。
除了将重点放在公司或业务单元的战略上,也有一些研究考查较低层次的经营战略,如适时生产(Just-In-TimeProduction)、弹性制造系统和全面质量管理(Daniel和Reitsperger,1991;Banker等,1993;Young和Selto,1993;Abernethy和Lillis,1995;Itner和Larker,1995,1997;Perera等,1997;Sim和Killougn,1998;Scott和Tiessen,1999)。
与大量分析性研究(Melumad等,1992;Baiman等,1995)形成了鲜明对照,只有极少数的经验研究考查了组织设计的决定因素。
大量经验研究假定组织设计选择(如非中心化、决策权分配和相互依赖性)与战略(或察知环境不确定性)之间存在某种联系,并假定组织设计与战略的适配(Match)程度对控制系统设计和企业业绩有重要影响①。
但检验这些观点的研究却得到了不一致的结果,设计精良、样本庞大的后继研究将为观点的证明提供宝贵的见解。
3.价值动因的确认
代理模型指出,控制系统的目标是促使代理人的真实行动与委托人所合意行动相一致。
如果委托人的最终目标是股东价值最大化,那么控制系统就应重视能增加股东回报的行动。
价值管理程序进一步发展了这一理念,它把重点放在能增加股东价值的财务及经营“价值动因”上。
确认这些动因及其相互关系,也就是确认引起成本增加或收入变动的具体行动或动因,将有助于改进资源配置、业绩计量和信息系统设计。
该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1)作业成本法(ABC);
(2)战略成本管理(SCM);(3)平衡计分卡(BSC)。
作业成本法研究强调非产量相关指标对制造费用的预测能力(Cooper和Kaplan,1991)。
这类文献主要研究增加对成本动因的理解会如何改善制造费用的分配,进而改善决策的制定。
迄今为止大多数研究都检验ABM关于非产量成本动因能够解释大部分制造费用的观点。
总的来看,这种观点得到了有效的证实。
例如,Banker等(1995)、Anderson(1995)、Platt(1996)、Itner等(1997)和Fisher、Ittner(1999)的分析发现,即使在控制了直接人工成本(产量的替代变量)之后,复杂性变量与制造成本仍然显著相关;Macarthur、Tranahan(1998)利用医院数据发现医院的复杂程度和维持这种复杂程度的制造费用水平是被同时确定的;Itner等(1997)通过对众多制造指标的主成分分析发现,这些指标总体上与Cooper和Kaplan’s(1991)提出“制造费用层级结构”中的单位、批次和产品维持类别相对应。
战略成本管理文献扩展了ABC概念,除了强调制造费用的结构性动因(例如组织的规模和范围、技术水平及类型,以及产品类别战略等)之外,还强调以组织高效执行(Execute)其经营活动的能力为基础的“执行性”成本动因(工作小组参与、客户和供应商关系、产品和生产过程设计等)(Porter,1985;Riley,1987;Shank和Govindarajan,1994;Shields和Young,1995)。
平衡计分卡概念在成本动因分析基础上继续发展,它强调根据多维的“价值动因”——包括财务业绩、客户关系、内部经营过程以及学习和创新——来计量业绩(Kaplan和Norton,1996)。
该领域的研究通常对非财务指标是财务指标的领先指标(LeadingIndicator)或未来财务业绩动因的观点进行验证。
例如,Banker等(2000),Behn、Riley(1999)和Itner、Larcker(1998)的研究发现,客户满意度指标和未来会计业绩和/或现时市场价值有正相关关系,Itner和Larcker(1998)也发现前者具有领先指标的作用。
然而,客户满意度与未来业绩之间并非线性关系,在其较高水平上客户满意度的业绩效应并不明显。
另外,少量研究为平衡计分卡所称“效益”提供了有限的支持。
例如,Chenhall、Langfield-Smith(1998)和Itner等(2001)报告了平衡计分卡具有中等或略高于中等程度的察知(Perceived)效益,但他们同时发现平衡计分卡薪酬计划在提升管理者对战略目标及行动的理解方面并无重大作用。
4.制定行动计划、选择计量指标和设定针对性目标
价值管理框架的第四步是在价值动因分析的基础上制定行动计划,并选择保证行动计划成功实施的计量指标以及设定针对性目标。
该步骤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领域:
(1)投资和行动计划的选择;
(2)业绩指标的选择;(3)业绩针对性目标的设定。
在管理会计文献中,关于具体行动计划的选择问题,只有资本投资的选择引起了足够的重视。
关于资本投资选择的经验研究分两类:
一类(大部分研究)考察使用复杂资本预算技术的企业是否比采用较简单方法的企业有更好的业绩,如,Haka(1987)发现当折现现金流量(DCF)技术在可预测环境下使用时,股东回报较高;另一类考察资本投资决策中非财务信息和外部信息的影响,如Larcker(1981)发现在战略资本预算中内部与外部信息、财务与非财务信息一般具有较高的察知重要性;Carr、Tomkin(1996)发现,“成功”企业在竞争事项、价值链分析和基本成本动因分析上投入了远较其“不太成功”的竞争对手更多的注意力,但在财务计算上却只投入了很少的注意力。
相对于管理会计的其他方面,业绩指标的选择受到了较多的关注。
总体上,这些研究可分为两类。
第一类研究考察信息和控制系统特性,其结果通常支持业绩指标选择是组织竞争环境、战略和组织设计的一个函数的观点。
例如,Hayes(1977),Gordon、Narayanan(1983),Gul、Chia(1994),Chong(1996)和Scott、Tiessen(1999)均发现组织设计的复杂程度与业绩指标的多样性(包括财务和非财务指标)之间有正相关关系;Chenhall、Morris(1986)发现非中心化、PEU和组织内的相互依赖性与管理会计系统四种特性——范围(是否包括外部、非财务和未来导向信息)、及时性、集成性和加总水平——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Simons(1987)和Guilding(1999)发现“探勘”企业和“防御”企业对业绩计量指标的使用有很大的差别;Merchants(1984),Duck(1992),Brownell、Merchant(1990)发现生产技术对预算控制系统的使用和效益起了重要作用。
关于业绩指标的第二类研究主要是关注薪酬计划,这类研究主要考察业绩指标选择的决定因素和薪酬计划的业绩效应。
前者如Lambert、Larcker(1987),Sloan(1993),Ely(1991),Bushman等(1996)和Ittner等(1997)等发现,在CEO/执行官薪酬合约中,业绩指标选择(包括财务和非财务指标、会计和市场指标)的重要决定因素包括:
企业所处行业,企业成长性,战略质量创新活动的采用程度,管理者的任期、管理者持股比例以及传统财务指标掺杂噪音的程度等;Bushman等(1995)和Keating(1997)考查业绩标准赖以计量的组织层级,他们发现部门指标选择的重要决定因素包括部门成长性、组织内的相互依赖性和部门相对于公司的规模。
后者如Govindarajan、Gupta(1985),Simons(1987)和Govindarajan(1988)显示,那些将激励计划业绩指标与前文论及的权变因素紧密结合的组织能取得较高的业绩。
尽管有大量行为会计研究考查针对性目标,但仅有少量的经验研究分析了针对性目标在行动和投资方案的选择和业绩评价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一些经验研究考查了针对性目标的达到情况。
例如,Merchant、Manzoni(1989)的研究显示,业务单元的经理们达到针对性目标的比例远远大于管理会计文献建议的标准,通过与他们交谈发现,经理们普遍认为能以较大概率达到的目标是合适的,因为这样能改善公司的报告、资源计划以及控制的效果。
另一些研究考察不同类型目标的作用。
例如,Murphy(1999)发现,当以前年度业绩对当前业绩的估计掺杂较多噪音时,企业在执行官薪酬计划中更可能采用外部标准替代内部标准。
5.业绩评价和组织目标与计划的重估
VBM框架的最后两步包括业绩评价以及当结果与期望有差异时对组织目标、计划、战略的重估。
少量关于此类问题的研究表明,正规程序的效益性依赖于一系列环境因素。
例如,Smith(1993)发现,运用投资监管系统的企业其投资的放弃率与业绩成正相关关系,而未采用投资监管系统的企业呈负相关关系;Myers等(1991)发现业绩依赖于事后审计的复杂性与企业相关变量(信息不对称的程度、资本密集程度等)的适配(Match)程度。
二、中国的制度环境及其对管理会计的影响
(一)制度环境
总结以价值管理为基础的实证文献可以看出,管理会计的研究对象主要是与内部组织结构相关的公司行为。
发端于Coase(1936)的企业组织理论认为,只有当市场交易的成本大于公司内部组织的成本时,一项交易才会在公司内部进行。
因此,研究公司内部组织的行为必须首先对公司面临的市场环境进行分析。
这意味着,我国企业所处的市场环境就成为了我国学者在进行管理会计研究,特别是实证研究时不得不首要考虑的外部约束条件。
那么,与英美等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相比,我国企业面临的市场环境有哪些特殊性呢?
笔者认为,对管理会计的研究具有重要影响的市场环境主要表现为政府对企业经营的行政干预和市场体系的不完善。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通过没收官僚资本、改造民族资本和大规模经济建设,国有经济迅速成为我国经济的主体。
在国有经济主体地位形成的同时,以计划管理为特征的集中计划经济体制也逐步得以确立。
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尽管在当时对中国经济在比较落后的基础上迅速增长并建成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无疑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但随着国民经济规模的扩大和国民经济活动的日趋复杂,集中计划经济体制及其在这一体制下所形成的国有企业制度的弊端日益明显地暴露出来。
自此以后,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经济体制改革成为了整个经济生活的主旋律。
自20世纪70年代末(1978年)开始至90年代初,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分别经历了行政性分权、放权让利以及全面的承包责任制等几个阶段,但由于种种原因,上述举措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国有企业的效率低下问题。
1992年,我国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明确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方向(马建堂和刘海泉,2000)。
可以看出,截至目前我国的经济体制仍未完成从计划向市场的全面过渡,或者说,我国仍是一个转轨经济国家。
根据Roland(2000)和观点,转轨经济的基本特征首先表现为政府对企业经营的过度干预。
首先,政府对企业的干预通常都是出于政治目的。
例如,为了保障社会就业,强迫企业接受更多的雇员等。
另外,即使政府对企业的干预是以效率作为出发点,但由于政府在与国有企业的契约关系中,同时扮演“裁判员”与“运动员”的双重角色,而在与私有企业的契约关系中,却只作为“裁判员”,因此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承诺要比对私有企业的承诺更容易失约(Hart等,1997)。
国有企业中普遍存在的“棘轮效应”(RatchetEffect)和“预算软约束”(SoftBudgets)就是其具体的表现形式(Kornai,1980;Roland和Sekkat,2000)。
当然,私有企业也可能同样存在棘轮效应与预算软约束问题,但是由于政府对私有企业干预的成本要显著高于国有企业,从而私有企业遇到的上述问题往往要比国有企业轻微得多(Shleifer和Vishny,1994)。
其次,转轨经济国家通常都未建立完善的市场体系(包括产品市场、经理人市场、控制权市场和司法体系等)。
例如,关于我国的产品市场,林毅夫等(1997)认为,虽然在经济体制的改革过程中竞争有了显著提高,竞争对提高国有企业效率的作用也非常明显,但由于国有企业仍然处于各种由政策造成的不公平竞争状态,产品市场竞争的信息效应仍然难以发挥。
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所面临的政策性不对等竞争条件具体表现为生产资金密集程度过高、背负沉重的职工福利负担、严重的政策性冗员以及部分产品仍存在价格扭曲等;至于我国的经理人市场,钱颖一(1996)指出,我国国有企业的经理人员虽然能够在资产使用方面获得相当的控制权,有关企业控制权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即对企业高层经理人员的任免权,却仍然牢牢控制在政府手中。
黄群慧(2001)认为我国国有企业经营者系统或国有企业干部人事管理制度由于“路径依赖”而处于一种被“锁定”的状态,虽然这种具有行政级别的企业经营者制度从企业经营管理角度看并不是最有效率的,但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的最初选择的“选择优势”而很难退出,因而也就不能转移到企业家的职业化状态。
(二)对管理会计的影响
上文指出,转轨经济中特有的政府干预与不完善的市场体系构成了我国企业(主要是国有企业)环境的基本特征。
陈信元和叶鹏飞(2000)基于中国转型经济的制度背景,从会计信息的需求者、会计信息的供给者、会计信息的供给资源以及会计信息的监督者等四个方面,分析了我国的会计环境对企业财务会计行为的影响。
分析表明,由政府一手推动的会计改革在股票市场的催化下,正进一步向市场化方向发展。
但由于国有企业尚未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国有银行、会计师事务所等机构也正在转型过程之中,我国的财务会计的发展仍然主要依靠政治动力,市场主导仍需时间。
那么,我国特有制度特征对管理会计研究又具有哪些影响呢?
本部分将以价值管理的分析框架为线索,尝试分析上述环境对企业会计行为的影响。
笔者认为,政府干预对公司价值管理的影响将会首先反映在公司总体目标的确定上,进而影响到价值管理方案的其他方面。
因为,当企业价值在更大的权重上依赖于政府的行政干预时,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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