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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文学审美熏陶落实到词语上
把文学审美熏陶落实到词语上
孙绍振,著名文学教育家。
本刊顾问。
1936年生,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为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教育部初中实验教材主编。
著作有《文学创作论》《美的结构》《论变异》《当代文学的艺术探险》《审美价值结构与情感逻辑》《挑剔文坛》《孙绍振如是说》《怎样写小说》《直谏中学语文教学》《幽默学全书》《幽默逻辑探秘》《你会幽默吗?
》等。
散文集有《面对陌生人》《灵魂的喜剧》《美女危险论》《孙绍振幽默文集》等。
起初,语文的工具性和人文性发生争论,我觉得这个争论没意思,用上海人的话说,是飞机上撑篙――划空。
纯粹概念之争,于教学实践关系不大。
我向来以为,不管你主张工具性还是人文性,你的水平高,修养深厚,哪怕满堂灌,学生也爱听,也兴趣盎然。
这本身就是工具性和人文性,相反你水平低,就是满堂问,工具性和人文性也双双落空。
我小学时候,一位语文老师,叫潘祖谨,讲课有吸引力。
当时,也没有什么学生主体性之类的教学思想,她也很少提问,但是,大家都盼着她上课,她作文改的也得法,每一次发下来,都有改的精彩的,值得仔细琢磨,每次看自己的作文,都觉得挺好,下次不可能做得比这次好了。
可到了学期末了,从头到尾翻阅作文本,还是觉得一次比一次好。
她上课教的许多具体的东西,当然早已忘记了,但是她让大家喜欢语文课,都弄不清究竟是喜欢她这个人,还是喜欢语文课。
我觉得,这就是最高的、最雄辩的人文性和工具性的统一。
但是,随着工具性与人文性论争的深入,许多一线教师,强烈表示对当前大部分语文课本不满,说是,没有语基,或者语基太薄弱,语法、修辞等等的知识太少,不系统。
在许多教师看来,不把语基放在重要的地位上,语文教学简直就是很难进行。
但是,不可回避的矛盾是:
为什么《语文课程标准》又明确规定重在素质,打破知识体系的传授呢?
在这一点上,连许多优秀的老师都不是很清醒的。
语文课本为什么不能以知识体系(语法修辞等)为纲,首先,因为语文课程的特点,它不像自然科学课程,有严密的科学逻辑因果、层次、系统,具有不可中断,不可跨越的递进性。
而语文素养的获得,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是潜移默化的,不是逻辑递进的,而是反复扩展、回环滚动的。
其效果如水中养鱼,不是立竿见影的,不是吃了西红柿脸就变红,吃了乌贼鱼脸就变黑的。
其次,就目前我国语法修辞学科的水平而言,许多基本问题、范畴,在学者中,意见相当分岐,不能达到广泛的共识。
中学流行的语法修辞表面上是个体系,实际上不成体系,是多家学派表面妥协的产物,自相矛盾之处,所在皆有;尚未达到学科的内在自洽。
最后,也是最为根本的,语文课堂上的语法修辞知识并不同于学术研究,并不着重概念原理的严密,而是重在实用。
而我们的语法研究,从《马氏文通》模仿西方语法,才一百一十年,尚未达到实用的水平。
至今连西方都还没有达到完全的实用,只能死记“句型”pattern,通顺与否,并不仅以语法为准,而是以习惯的搭配为准。
本来,语法之为“法”,顾名思义,应该是普遍的规律,实用就是类推,中学课堂上,应该有更为简明的操作性。
目前的情况是,汉语语法研究越是深化,越是追求科学性,越是复杂,就越是难以类推,也就越不实用。
许多老师迷信语法而不知语法之不实用,乃全世界学习母语教学的共同困境。
我在美国大学讲课,每逢有些英语句子在语法上没有把握,就问学生,语法上有没有问题,学生答曰:
英语语法,你们中国人最精通,我们美国人不懂。
从学术流派来说,目前在中学课堂上流行的,主要是德?
索绪尔的结构的语法学和传统的狭义修辞学。
其基本特点就是把无限多样的言语和言语现象,归纳成系统、简明的范畴和模式,如主谓宾,动定补,主谓结构、修饰结构、动补结构、连动结构、比喻、借代、象征等等。
此类的语法和修辞学,最高的成就,只限于在某种意义上描述语言的结构和某种功能,把无限丰富,变幻莫测的言语现象纳入极其有限的范畴和格式之中,这本身就造成了范畴、格式的有限性与语义的无限性的矛盾,实用操作和不可类推的冲突是从娘胎里带来的。
正是因为这样,当代语法学术呈现出一种世界性的危机,于是把语言还原到实际语境运用中的“语用学”和广义修辞学,乃应运而生。
这本是学术发展的重大突破,但是,非常遗憾的是,中学语文对于新学科的距离是难以避免的。
许多老师热爱语基,却对其历史与历史局限性毫无感觉,这不能不使我经常感到忧虑。
为了说明问题,我不得不作一些感性的阐释。
我们说名词、动词、形容词的时候,并不是所有汉语语法学家都同意的,有的,如高名凯先生,就认为汉语只能分成实词和虚词,而实词是不能分类的。
就连“的”这样一个重复率极高的的虚词,其性质至今仍然纷纭得很。
有的认为是形容词的词尾,有的(如朱德熙先生)则认为是名词的词性(你的在这里、我的在那里、这是红的,不是白的)。
对于什么是主语,也是有争论的。
很有名的一个例子,就是“台上坐着主席团”。
有的认为,这是个倒装句,这是正装句的变体,正常的顺序应该是“主席团坐在台上”。
可是有人则反驳,说这是倒装句的时候,就有个先入为主的成见,就是正装句先于倒装句,谁能证明先有正装句,然后才变化出倒装句来?
何况倒装句的意思和正装句意思并不相同。
“饭,我吃了”和“我吃饭了”,意指相去甚远。
前者可能是回答,饭哪儿去了?
是我把它吃了。
后者则可能是宣告,我现在开始吃饭了。
“倒装”,并不是“正装”的变体。
《语文课程标准》强调不以学科体系为纲,并不是不要语法修辞,而是并不要求系统,而是不求完整的学科逻辑顺序,更不能作为考试的标准。
道理很简单,它不可靠,不够科学,又不太实用。
然而,我们的许多老师,不明于此,离开了这一套,就觉得惶惑,无所适从。
甚至,前几年,福建省高考取消了试卷开头的二十分语基题,有的老师居然说,不知道语文怎么教了。
更有甚者,还气势汹汹地责问,不教语基,你让我上课教什么?
作为从事几十年高等师范教育的教师,我听了这样的话,对自己的教学效果感到十分悲哀。
在修辞方面,也同样令人感到伤心。
老师们往往把修辞分析,仅仅归结为将活生生的修辞现象归入固定的修辞格式,并且以此为满足。
例如,二月春风似剪刀,用了什么样的修辞手法?
学生:
比喻。
燕山雪花大如席,用了什么呢?
比喻。
无边湿雨细如愁,是什么呢?
比喻。
无非就是把本来各尽其妙,风格迥异的艺术纳进了同样的公式。
这样的归结,当然有一点认知的作用,但是,满足于这一点认知,是会产生遮蔽性的。
至少,同样的修辞格,并不都是同样巧妙的。
这里我举《世说新语》上一个著名的典故:
?
x太傅寒雪日,内集?
c?
号v?
文?
x。
俄而雪?
E,公欣然曰:
白雪何所似?
兄子胡(?
m?
x?
秋说,这是?
x朗的小名)曰:
撒?
}空中差可?
M。
兄女曰:
未若?
涡跻蝻L起。
公大笑?
贰?
这个女孩子,就是谢道蕴,在诗赋上挺有成就,后来嫁给王羲之的儿子王凝之。
为什么女孩子的比喻,谢安比较欣赏呢?
因为,在联想上,盐是有重量的,往下落是直线的,而柳絮,是轻盈的,方向不定,飘舞的,其中还隐含着女性的特有的、轻盈的优雅感受在内。
这里,就有一个比喻的内在心理根据问题。
要做一个称职的、而不是混日子的教师,起码应该分析一下好的比喻和不好的比喻。
二月春风似剪刀,为什么巧妙呢?
因为它写出春寒料峭,春风很尖利吗?
为什么一定要剪刀呢?
换一把刀,同样是锋利的,如:
菜刀,二月春风似菜刀,为什么不行呢?
因为,前面有一句,不知细叶谁裁出,有一个“裁”字,裁剪,裁剪,是汉语的自动化的、固定的联想机制。
这里还有剪裁的精致的心情渗透在其中。
朱自清在《荷塘月色》中一连用了十四个比喻来形容荷塘之美。
余光中就有过分析,说其中一些比喻是不好的,如出浴的美人,一粒粒的星星,等。
而最好的则“峭愣愣的像鬼一般”最好。
当然,这还可以讨论。
至少我们大家还觉得描写荷花的香味的比喻挺好,像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用声音之美,来形容嗅觉之美,感觉的挪移,是比较自如而新异。
把荷花和叶子在月光下,光和影的效果,说成是有旋律的,像小提琴上奏出的名曲,用了钱钟书先生所说的通感的方法,是出奇制胜的。
但是,这还是比较表面的,可能是工具性的,最深邃的原因还在于内心潜在的情感。
朱自清先生觉得一个人踱步,“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便觉得是个自由的人。
”白天里一定要做的事,可以不理,一个人孤独,可以享受“独处的妙处”,关键是摆脱了日间不能摆脱的丈夫、老师、父亲、儿子的责任,变成了“另外一个自己”,有了另外一种心情。
因而原来日日经过的不起眼的荷塘,小煤屑路,有些不知名的小树,白天很少人走,夜晚还有些怕人,就这么个鬼地方,居然就变得充满了诗情画意来了。
这是心理的解放嘛。
比喻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工具,而是和人的心理、人的想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因为,春风呀,雪花呀,它不但是表现客观对象的状态的,而且是渗透着人的情感的。
语言是心灵的天空,修辞,则更是心灵的飞扬。
它并不是单纯是一种机械的工具,其价值全在内心隐秘的活动的显现。
工具性的价值全在人文性。
离开人文性,再准确的语法修辞格和知识,都可能是庸人自扰的废话。
修辞格,有时有助于表现内心那种可以意会而难以言传的情绪、情感,甚至能表达西方文论中所说的,那种潜意识中的“情结”(complex)。
但它并不绝对是好的,有时,运用不当,则可能走向反面,如二月春风似剪刀,很有诗意,而二月春风似菜刀,虽然也是比喻,却破坏了诗意,造成一种滑稽。
不能把修辞简单地当成手法或者工具的道理就在这里。
我女儿七岁的时候,第一次参观菊花展览,回来写作文,表现花瓣的美好,用了几个比喻:
其中有“有的像飘带,有的像面条”。
作为家长,我没有笼统地赞扬她用了排比修辞手法。
我告诉她,有的像飘带,比较好,因为,让人联想起美丽的衣饰,轻盈地飘舞。
而有的像面条,不太好,面条的分量是比较重的,和菊花瓣的飘逸的质感不太相当。
而且一看到美好的花瓣,就联想起吃,是不是让读者感到文章的作者比较贪吃呢?
手法,修辞,乃至语法,当然可以算是工具,但是工具本身是没有价值的,只有拿来做工具才能创造价值。
说得不客气一点,工具是死的,人的思想情感是活的。
有时,人的情感可能超越工具的性能。
只要能表达人的情感,哪怕是语法不通,逻辑不顺,修辞不当,也是生动的。
阿Q把政治概念的革命说成“革他妈妈的革”,不能仅仅批评其修饰语不妥;他把自由党误解为“柿柚党”,也是不能当成错别字的,歪曲了的政治概念恰恰揭示了内心的狭隘和愚昧。
在《阿长与山海经》中长妈妈说迷信故事,女人脱了裤子,敌人的大炮就会自动爆炸,说成是“伟大的神力”,对她产生“空前的敬意”,如果仅仅当成用词不当,就是对鲁迅的幽默感的麻木。
一般地说,老师们对修辞手段比较多的描写和抒情,多多少少会作些分析欣赏,而对于没有明显的修辞附加的叙述,就无能为力了。
有一位老师在《语文建设》上发表一篇文章,说是,青少年作文就是要以描写和抒情为基础。
这话是片面的,其实,叙述更是基础。
在教给学生形容的同时,还应该让他们懂得节制,太多形容词的堆砌,会显得不自然,滥情,甚至虚假。
这就要让学生学会欣赏那些看来朴素的叙述。
《阿长与山海经》一开头写她的名字,花了不少的篇幅:
长妈妈,已经说过,是一个一向带领着我的女工,说得客气一点,就是我的保姆。
我的母亲和许多别的人都这样称呼她,似乎略带些客气的意思。
只有祖母叫她阿长。
我平时叫她“阿妈”,连“长”字也不带;但到憎恶她的时候,--例如知道了谋死我那隐鼠的却是她的时候,就叫她阿长。
我们那里没有姓长的;她生得黄胖而矮,“长”也不是形容词。
又不是她的名字,记得她自己说过,她的名字是叫作什么姑娘的。
什么姑娘,我现在已经忘却了,总之不是长姑娘;也终于不知道她姓什么。
记得她也曾告诉过我这个名称的来历:
先前的先前,我家有一个女工,身材生得很高大,这就是真阿长。
后来她回去了,我那什么姑娘才来补她的缺,然而大家因为叫惯了,没有再改口,于是她从此也就成为长妈妈了。
介绍一个女工的名字,本来一句话“她叫阿长”,就够了,为什么要花上两段?
鲁迅在《答北斗杂志社问》中说:
“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
”(《二心集》)这两段。
全是叙述,没有什么精彩的形容、渲染、抒情,究竟有什么重要性呢?
名字,本来是很慎重的事,尤其是汉族人,往往寄托着政治、宗族、品性、容貌的美好的期望。
男性的建国、抗美、卫东,耀祖、宗贵之类,女孩子,名字中普遍草字头的字,什么蕙呀,兰呀、芳呀、薇呀、英呀,是屈原留下的来的传统,香草象征美人,不但容貌美,而且品德美。
这一点和日本人是不一样,他们原来没有严格的姓氏,取得比较随便,常常是住在什么地方,就姓什么。
什么河边、稻田、池上、村山之类,再加上排行老几,老三,就是三郎等。
英语国家固然有来自希腊神话、圣经的名字,像海伦、约翰、玛丽亚之类。
但也有莫名其妙的,前一阵美国有一个对我们很不友好的官员,做了一个很武断的报告,说我们偷了他们的什么什么尖端技术。
这个人很讨厌,他的姓就有点叫人不喜欢,中文翻译成考克斯,很像个人样,实际英语中是cocks,就是公鸡啊。
不过是复数。
反正他家族,不管男孩子、女孩子,都是公鸡。
还有一点,比较好玩,这位考克斯先生的家族,长期忽略了:
在英语俚语里,这个cock,还有(水)龙头的意思,可能是祖上发家,全靠开自来水公司吧。
这不是没有根据的,美国人的有些姓,原来就是职业,不是有姓勃来克史密斯的吗,blacksmith,就是铁匠,祖上是当铁匠的,而我当了美国国务院的官员了,不靠老爸老妈,全凭我自己奋斗,很光荣。
这个cock,当水龙头,也挺神气,水是生命之源呀,源源不断的水,就是源源不断地给你生命,多神圣呀。
但是,cock,在英语俚语里,还有一个意思,就不太神圣了,就是阴茎,这是《水浒传》中骂人的话呀。
动不动,兀那鸟汉子,也就是,兀那cock汉子!
怎么能设想,一大家子,统统都把这个器官挂在名字上,连女孩子签名,都一个字母不漏。
在我们中国人感觉中,真是不雅,可是人家无所谓,这可能与cock作动词用,有“使耸立,使竖起”的意思,很正常,实事求是嘛。
我本来以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唯物主义的原则,没有想到那些相信上帝的,实事求是,比我们还彻底!
这样的现象,并不是个别的,美国有二十世纪福克斯电影的公司,也是个姓,在英语原文中,是fox,这是狐狸啊,狐狸哪怕就是成了精,也是骂人的话,幸亏,这是在美国,要是在中国,他们家姑娘出嫁,福克斯新娘,谁敢要哇!
设想,如果把长妈妈,叫成fox妈妈,她听不懂,无所谓,但是把它翻译成狐狸妈妈,她肯定是要恼火的。
鲁迅这两段话之所以不能删节,原因还真有点深邃。
鲁迅是在强调说,一般人叫阿什么,都和姓有关,然而,长却并不是她的姓。
不是姓,那就是绰号,绰号应该和身体特点有关,但又不是,“她长得黄矮而胖”。
原来她的名字是别人的名字,她的前任的名字。
在正常情况下,能把别人的名字随意安在自己的头上吗?
什么样的人,才会被人家随便安排呢?
一个有头有脸的人,人家敢这样对待吗?
这就显示了她社会地位卑微,不受尊重。
这是很可悲的。
这两段文章,说明了鲁迅对卑微的小人物的同情,用鲁迅自己的话来说,这叫“哀其不幸”。
在一般人那里,名字被人家随便叫,肯定是要引起反抗的。
然而,阿长没有,好像没有什么感觉,很正常似的。
这说明了什么呢?
她没有自尊,人家不尊重她,她麻木,她自己也不尊重自己。
鲁迅在这里表现出他对于小人物态度的另一方面:
“怒其不争。
这里,没有什么比喻、形容,也没有抒情,光是叙述,就揭示了人物的社会地位和心灵奥秘。
这是鲁迅常用的手法,在《阿Q正传》里,花了好长一段文字,说阿Q的名字,强调其连姓什么都说不清,说明社会和他自己对自己的漠视。
在《祝福》中,祥林嫂没有自己的名字,叫她祥林嫂,因为丈夫叫祥林,在鲁镇人看来,这是天经地义的。
但是,后来她又被迫嫁给了贺老六,贺老六死了,回到鲁镇。
鲁迅特地用单独一行写了一句:
大家仍叫她祥林嫂。
读者早就知道她的名字了,这不是多余的吗?
这是因为这里隐含着旧理教的荒谬。
丈夫叫做祥林,就叫做祥林嫂,可是,又嫁了贺老六,就应该研究一下,是叫她祥林嫂,还是叫她老六嫂好呢?
或者叫她祥林?
老六嫂比较合理呢?
这并不是笑话,在美国人那里,不言而喻,不管嫁了几个,名字后面的丈夫的姓,都要排上去,没有什么见不得人。
肯尼迪总统的太太杰奎琳,后来嫁了希腊船王奥纳西斯,她死了以后,墓碑上就堂皇地刻上:
杰奎琳?
肯尼迪?
奥纳西斯。
但是,封建礼教使得我们没有这样的想象力,只承认第一个丈夫的绝对合法性。
礼教传统偏见根深蒂固,在集体无意识里,荒谬的成见已经自动化,不动脑筋已经成为天经地义的逻辑。
需要注意的是:
鲁迅在整篇文章,没有对阿长的肖像描写。
光是对名字这么叙述,看来连描写都算不上的,但是,在鲁迅看来,这比之肖像的描写还要重要。
人文性、文学性,并不神秘,并不是抽象的、玄妙的大理论,它和工具性、字词句是不可分割的,水乳交融的。
现在有一种苗头,拘泥于工具性的人士,就光讲语法结构,修辞手法等等。
其实,语法结构和修辞手段充其量不过是普遍的格式,而文本语句,却是特殊的不可重复的。
懂得点哲学的人,一定会知道,普遍性是特殊性的一部分。
特殊性大于普遍性,普遍的语法修辞规律之所以必要,就是因为它可能有利于分析出特殊的微妙的精神内涵。
好几个初中语文课本中,都选了泰戈尔的《金色花》,写一个印度孩子,在母亲读书的时候,变成一朵花,让母亲找不到。
但把影子落在母亲的书页上捣乱。
傍晚又变回来,站在母亲面前。
这时母亲说:
“你到哪里去了,你这坏孩子!
”。
这里最为生动的无疑是“坏孩子”。
如果作语法分析,坏是形容词,孩子是名词。
这是一个修饰结构。
这对于领悟文本,有什么用处呢?
并不能帮助学生发现语言的生动。
我不反对学习一些语法知识,但是,不能到语法为止,而是从语法开始,活学活用,把知识转化为能力。
语文老师的真功夫,就在把知识变成可以操作的能力。
我读大学的时候,学文学的,都不喜欢现代汉语语法,但朱德熙先生,却把语法教得比文学课还受欢迎。
原因很多,其中之一,就是把学术性和操作性运用结合起来。
他总结起来,有三种方法,一种叫做扩展法,抓住一个肯定是正确简单的语句,在其中插入修饰成分,让句子(定义)逐渐变得严密和丰富。
比如,有一个简单句,人是动物,这不严密,所以要扩展,亚里斯多德说,人是无毛的两脚动物。
当然,这也不是很严密,后来就从生物学上说,人是脊椎动物门脯乳纲,灵长类,人类亚目。
这并没有穷尽学术的严密。
马克思就说了,人是能够制造工具的、有目的地劳动的动物,而卡西尔,则又说,人是能够创造符号、运用符号交流的动物。
这样的扩展,语法结构并没有变化,但是思维却深化了。
这不仅仅是语法结构的扩展,而是人的思维的层层深入。
由此可见语法结构是用来为人的严密思考服务的,它本身并没有绝对的价值,语法价值离不开人文性。
一种叫做压缩法,一个太长的句子,无法凭直观确定其通顺与否,把其中的修饰成分层层剥离,其核心成分的搭配是否合理,一目了然。
最后一种叫做替换法。
把要研究的词句,用同样性质的词语替代一下,看看效果如何。
例如,这里的“坏孩子”的“坏”字。
从字典意义上是负面的,但是,从文本意义来说,主要不是坏的意思,相反有好的、疼爱的意思,但是,如果用“好”字去替代:
“你到哪里去了,我的好孩子!
”或者,“你到哪里去了,我可爱的孩子!
”显然不行。
因为,这里还有嗔怪,渗透着欣赏的意味,如果把它加进去“你到哪里去了,我的调皮鬼孩子!
”还是不够味。
因为其中,还有终于看到孩子时的喜悦和故作生气的姿态,所有这一切结合在一起,充满着疼爱的感情。
但是,如果改成:
“你到哪里去了,我的心肝宝贝孩子”,“你到哪里去了,我的乖孩子!
”“你到哪里去了,我的傻孩子。
”显然,都不如这个坏孩子的“坏”字恰如其分地表达了母亲和孩子之间的特殊默契。
要把这一切分析出来,绝对不是语法分析所能胜任的,而且这里也没有什么修辞手段。
这正是语法的工具性和无限的语境中无限的语义之间的矛盾,表现人际关系的无限丰富,是语言的生命。
如果把语言弄成一套干巴巴的模式,就是对语言生命的谋杀。
不懂得这一点,就不可能懂得任何人文性和文学性。
在当前的教学改革中,和上述的倾向相反,还有一种脱离话语空搞看来非常人文的花样。
最流行的做法就是把经典的文本,用当代观念加以解构。
例如,愚公何必移山,项羽如果杀了刘邦,更有甚者,代表刘兰芝和代表焦母的进行辩论。
等等。
这些做法,可能调动学生的积极思考的功能,但是,也有一种可虑的倾向,那就脱离语言文字。
我听过不止一次公开课,双方激辩常常限于愚公为什么不把家搬到山的前面去,这固然不乏机智,但是,辩论往往脱离了文本中的关键词。
本来最突出的是,文章从正反两面,歌颂移山的顽强毅力和奋斗精神,可以说是一首英雄精神的颂歌。
但在这首颂歌里,正面人物被称之为“愚公”,反面人物却称为“智叟”。
情节中的肯定的,在字面意义上却是否定的,而情节意义否定的,在字面意义却是肯定的。
如果当时就有标点符号,这两个字,应该是要加上引号的。
彻底读懂了这两个字,就不难发现,这首英雄颂歌中还交织着反讽和调侃。
这样,才能既领悟其人文精神,又领略其语言的精彩。
当前教改的主要矛盾,无疑就是教师的水准普遍赶不上形势。
本来形势逼人,应该急起直追才是,可是,有些老师,却缺乏起码的紧迫感。
身为语文教师,不爱读书,不喜写作,不提高自己的文本解读水准,知识结构残缺,写作水平低下,上课就把一些一望而知的“知识”,作死板的重复,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误人子弟者,比比皆是。
晚报上一篇文章引起了我的注意:
一个学生写了一篇题目叫做“过了一把当班长的瘾”的文章。
说是,老师觉得班长不能老是一个人当,应该让全班同学轮流当,让大家都得到平等的锻炼机会。
轮到那一天,对之盼望已久的孩子,一早上第一个到达课堂,拿起班长的教鞭,指指点点,模拟着执行任务的姿态,过了感觉良好的一天。
他觉得自己终于“过了一把当班长的瘾。
”我知道,在当前,学生的文章交上去,大抵就是石沉大海。
而这位老师的评改,相当细致,既有总评又有眉批,还有字词句的订正。
我不能不对其敬业精神肃然起敬。
但是,认真读完以后,心情却十分沉重。
作文的标题有这样的评语:
“‘过了一把当班长的瘾’,不妥,瘾是贬义词,如,烟瘾、毒瘾、赌瘾等。
当班长是锻炼自己提高为同学服务的能力。
应该先查字典。
要学会准确用词。
”为了准确用词,先查字典,当然有道理,但是,这只是片面的道理。
字典是工具书,只有工具意义。
这种意义,在无限的语境中,会发生无限的变异。
字典上的注释,就是把无限多样的语境意义相同的那部分概括出来,可以说,是无限多样的语义的一个最大公约数,把不可胜计的可能,都给省略了。
作为工具书,它的功能决定了它只能这样。
然而,作为心灵的表达,恰恰不能离开那些被提炼掉了的语义。
不用这个“瘾”字,用符合字典意义的字,那就只可能是,“体验一天当班长的心情”。
那不是大煞风景了吗?
老师在评语最后还说:
文章写得还通顺,但是缺乏童趣。
其实,最有童趣的就是这个“瘾”字。
这个孩子的才情,就是把字典语义中是贬义的词,带上儿童心理的特殊感情,使之带上褒义,生动地表现了孩子的天真、期盼、调皮、热切的心情。
这里既有孩子体验不同于平常自我表现的欲望、对荣誉的向往,又有乐意服务的冲动,还有超越自我的自豪,否定了过瘾,就扼杀了孩子的美好的童心。
对这么活跃的内心的审视和珍惜正是人文精神,审美情感。
老师辛辛苦苦地扼杀童心,好心办坏事,这样的悲剧,难道不是在向我们敲响了警钟吗?
。
这种警钟的令人惊心就在于,普遍水平不是一年两年,三年五年,而是要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才能有希望提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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