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好问对传统丧乱诗的突破贡献与意义作用探讨.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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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好问对传统丧乱诗的突破贡献与意义作用探讨
元好问对传统丧乱诗的突破贡献与意义作用探讨
摘要:
元好问的丧乱诗直承杜甫且有突破创新:
其“即事”纪乱体在题目上更重视明确史事发生的时间、地点,选材也更接近历史的真实;在形式方面的创新则表现为联章律诗、绝句的大量出现;在题材方面涉及金、蒙、宋,有大幅度拓展。
且有深度,笔触涉及到社会各个阶面;在艺术上将诗与史奇妙结合,重在抒情。
元好问的丧乱诗无论是在文学,还是在史学都极具价值,代表了一代丧乱诗的特点,并极具时代精神和主体才华与气质。
关键字:
元好问;丧乱诗;突破;创新
由金入元的大诗人元好问,是一位鲜卑族的后裔,元好问之所以成为一位有独特风格与卓越成就的杰出诗人,与他出身于北方民族,有着慷慨豪迈的民族文化心理有深切的关系。
从这个角度来探讨遗山诗的风格与成就,在我们面前会呈现出一片新的视野。
所谓新的视野,就是说元好问的丧乱诗比之传统的丧乱诗有了新的突破与拓展。
传统的丧乱诗应以杜甫的丧乱诗为最高水平的代表,杜甫的丧乱诗真实地反映安史之乱的社会状况和人民的苦难,在中国文学史中有“诗史”之美誉。
而元好问的丧乱诗也同样记录和反映了蒙金战争及其带给人民的灾难,“诗史圣手”的美称加在元好问头上也毫不逊色。
由于他亲身经历了这场战乱,又由于他以北方诗人“挟幽并之气”的独特艺术禀赋,饱含时代的血泪和家国之痛,谱写了时代的乐章,无论在思想内容,还是在艺术表现方式上对杜甫的丧乱诗都有新的突破,奏出了时代的最强音。
一、元好问“即事”纪乱体的新创
和杜甫几乎一样,元好问由青年而壮年以至步入老年,经历了蒙古与金朝的战乱,他创作了很多丧乱诗,但丧乱诗创作的高峰期,是在金朝相继失去山东和凤翔之后。
金朝失去两翼重地,汴京不保,真可谓赵翼所言“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元好问压抑在内心多年的悲愤之情于此时迸发出来。
他接连写了其丧乱诗中的一系列重要的作品,真实反映了那个时期的历史,其题材选择的史实性超越了传统的丧乱诗。
如前所述,传统的丧乱诗以杜甫的丧乱诗为数量最多,水平最高,其“三吏”“三别”又是其中最高水平的代表,就以“三吏”“三别”相比,元好问这个时期丧乱诗选材的真实性远远超过了“三吏”“三别”。
关于“三吏”“三别”的选材,虽然“三吏”的题目中,道出了“新安吏”“潼关吏”“石壕吏”,有较为明确的地域性;“三别”的题目点出了“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其文学色彩较为强烈,但“史”之特点较为模糊,“史”之特点最为显著的应该是时间性及地域性。
元好问这一时期的丧乱诗都标出了明确的时间和地点,《岐阳三首》《壬辰十二月车驾东狩后即事五首》《癸巳四月二十九日出京》《癸巳五月三日北渡三首》,毋庸讳言,这种具体和明确的时间,就是当时的纪乱。
《壬辰十二月车驾东狩后即事五首》写的是金朝与蒙军交战,失去凤翔,国都汴京形势十分危急。
蒙古拖雷军兵攻打唐州,金元帅完颜两娄室与之激战于襄城汝坟,败绩,遂入汴京。
实在没有办法,金遣民丁万人决河水以卫京城,起近京诸色军家属五十万人入京。
蒙古汗窝阔台率军由河清县白坡渡河,攻打郑州,金守将投降,蒙古发兵攻打,再克新郑,蒙古军遂下商、虢、嵩、汝、陕、洛等州,金主御端门肆郝,改号天兴减御膳,罢冗官,放宫女,汴京解严,放迁民出京,城内温疫大作,据金史记载:
“凡十五日,诸门出死者九十万人。
”这种情况下,金飞虎军擅杀蒙古使者唐庆等三十余人于馆,沼贳其罪,和遂绝,形势又复紧张,汴京城内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
金哀宗发汴京,蒙古军速不台知金主离汴,又派兵围攻汴,同时蒙古约宋攻金,许事成归河南地于宋。
金哀宗离京时,元好问写下了《壬辰十二月车驾东狩后即事五首》这组诗。
这首诗并没有写蒙军围城的汴京生活,而是针对“车驾东狩”而发,至于围城时的情况,元好问有七律《喜李彦深过聊城》一诗:
“围城十月鬼为邻,异县相逢白发新。
恨我不如南去雁,羡君独是北归人。
言诗匡鼎功名薄,去国虞翻骨相屯。
老眼天公只如此,穷途无用说悲辛”。
[1]已将此时的心情说得很清楚,他的心情太沉重,也太复杂,他不愿意用古诗的形式细说。
至于《壬辰十二月车驾东狩后即事五首》确是“即事”的形式:
其一
翠被匆匆见执鞭,戴盆郁郁梦瞻天。
只知河朔归铜马,又说台城堕纸鸢。
血肉正应皇极数,衣冠不及广明年。
何时真得携家去,万里秋风一钓船。
[2]
所谓“只知河朔归铜马”是指哀宗车驾至黄陵冈,降大名两寨,得河朔降将,随行群臣计议鼓行人开州,形成破竹之势,但这只是妄想。
“又说台城堕纸鸢”是指在汴京城放风筝送文书诱蒙军中金人之事,“又说”一词的语气就更加强了“只知”的盲目性,至于“台城”传递消息也是愚蠢的行为。
诗人希望能恢复旧势,但他也看到了“血肉正应皇极数,衣冠不及广明年”的态势,这不仅是他个人心态的表露,也是当时兵荒马乱年月的真实记录,诗人还是有眼光的,他情知归隐已成泡影,想走是走不脱的,只能听命运摆布,“真得”一词,说得再清楚不过了。
第二首,“惨淡龙蛇日斗争,干戈直欲尽生灵”,其“日斗争”是说战争的残酷,双方生死纠缠的斗争胶着状态是十分真实的,而第三首“郁郁围城度两年”更是历史的真实记录,两年之后,“汴州门外即荆榛”了。
突出事件的准确时间,是记录史实、体现世事真实性的前提条件。
勿庸多谈,元好问此间其它的纪乱诗皆举出具体时间,仅从标题,就可窥一斑,《壬辰十二月车驾东狩后即事五首》突出的是纪月,其后如《癸巳四月二十九日出京》和《癸巳五月三日北渡三首》精确至纪日。
因为,癸巳四月二十九日对于元好问来说,确是一个惊心动魄的日子。
本来四月初,金朝驻宋汴、庐的守将崔立已投降蒙古,蒙古军将皇族男女五百余人拘于蒙古军中;四月二十九日这一天又将全国旧官员羁管于山东聊城,此诗作于诗人被押往聊城时,他以一位亡国遗臣的身份,对金朝衰亡的全过程作了历史的回顾和评论。
《癸巳五月三日北渡三首》,“癸巳”即金哀宗天兴二年(公元1233年),这年五月三日,元好问又自山东聊城,被押解北渡黄河。
途中,诗人看到战火之余的悲惨景象,真实地记载了蒙古军掳掠奴隶“道旁僵卧满累囚”“白骨纵横似乱麻”的悲惨情景。
如上所论,与杜甫“三吏”“三别”相比,元好问更重视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以此来确切地反映历史的真实。
这种纪乱诗可谓纪乱体,比之杜甫丧乱诗可谓更加靠近了历史的真实,这种纪乱体不仅有事件发生的真实时间、真实地点,还有真实的素材,比之杜甫丧乱诗可谓新创。
二、元好问丧乱诗联章绝句的创新
元好问丧乱诗的创新,不仅表现在其纪乱体确切时间、地点和题材的选择,还表现在其丧乱诗形式的创新:
联章律诗绝句的大量出现。
丧乱诗为了表现社会现实和时代精神往往采取古风的形式,从曹操的“白骨蔽平原”开始,古风的形式便得到流行,至杜甫的“三吏”“三别”更得极大程度的发挥。
不过,杜甫已有了以联章的形式来表现丧乱内容的诗,《杜甫全集》[3]中仅存一首,即《秦州杂诗二十首》,这二十首五言绝句(有绝句的形成,并不十分完善),以联章的形式存在,但二十首诗并非都反映丧乱,仅有四首。
其一
满目悲生事,因人作远游。
迟回度陇怯,浩荡及关愁。
水落鱼龙夜,山空鸟鼠秋。
西征问峰火,心折此淹留。
其六
城上胡笳奏,山边汉节归。
防河赴沧海,奉诏发金微。
士苦形骸黑,林疏鸟兽稀。
那堪往来戌,恨解业城围。
其十一
萧萧古塞冷,漠漠秋云低。
黄鹄翅垂雨,苍鹰饥啄泥。
蓟门谁自北,汉将独征西。
不意书生耳,临衰厌鼓鞞。
其十九
凤林戈未息,鱼海路长难。
候火云峰峻,悬军幕井干。
风连西极动,月过北庭寒。
故老思飞将,何时议筑壇。
除了这四首之外,余者不外乎西北边塞苍凉景色的描写和衰老苍颜的慨叹:
不说穷愁潦倒,即言无力回天。
这说明杜甫只是以联章杂诗的形式,表现他西行秦州的即事感受,并没有形成有意识地以联章近体诗的形式表现丧乱的内容。
之所以这样,事情很简单,能用古体形式,白由地表现丧乱,何苦要以近体艰难地纪乱呢,更何况绝句的形式又无法纪乱。
元好问丧乱诗的情形则与杜甫完全不是一回事了。
杜甫无论是《秦州杂诗二十首》,还是“三吏”“三别”,以及《兵车行》《述怀一首》《北征》等等,其反映的社会现实和记述的事情都重视故事、情节,近体绝句的形式很难承载得下。
况且这些故事,很少是杜甫亲身经历的,他是以文人之笔,根据所见所闻,用诗的语言结撰故事,塑造典型形象,反映社会现实。
杜甫用的是以小总大的方法,以个体家庭在安史之乱中的遭遇反映社会现实,元好问则是直接取材社会现实。
其丧乱诗中的题材内容主要是来自个人经历,即使不是个人根据,也是有根有据的社会现象。
这样的见闻没有连贯的故事情节,反映这样的内容使元好问必然采取近体诗的形式,当一首两首近体诗承载不下时,他必然采取联章的形式,更何况在他之前杜甫已作了这样的尝试。
元好问这种联章形式的突破,首先从他的丧乱诗《岐阳三首》开始:
其一
突骑连营鸟不飞,北风浩浩发阴机。
三秦形胜无今古,千里传闻果是非。
偃蹇鲸鲵人海涸,分明蛇犬铁山围。
穷途老阮无奇策,空望岐阳泪满衣。
其二
百二关河草不横,十年戎马暗秦京。
岐阳西望无来信,陇水东流闻哭声。
野蔓有情萦战骨,残阳何意照空城。
从谁细向苍苍问,争遣蚩尤作五兵。
其三
眈眈九虎护秦关,懦楚孱齐机上看。
禹贡土田推陆海,汉家封徼尽天山。
北风猎猎悲笳发,渭水潇潇战骨寒。
三十六峰长剑在,倚天仙掌惜空闲。
[4]
元好问作《岐阳三首》的时间是金正大八年(1231年)四月,蒙古军攻陷凤翔时,元好问任南阳令,听见这不幸的消息,他心里万分悲痛,这明明是事实,他又不愿意这是事实,因此,诗中写道,“千里传闻果是非”,由此表现他内心巨大的悲哀,由此联章下去,写岐阳屠城,蒙古军杀戮百姓的惨景,接着又联章写下他对改变形势的幻想。
这种客观事态下连贯的感情线索,作联章形式的表现是很自然的,这与杜甫《秦州杂诗二十首》杂感形式的联章写法已不是一回事。
如果说杜甫的《秦州杂诗二十首》还有“杂”的意思的话,元好问这种联章形式则是一个严密的整体,具有严密的诗思结构;如果说他曾经借鉴过《秦州杂诗二十首》的表现方式的话,那么在此基础上,他已大大前进了一步,已经完全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和表现方式。
元好问丧乱诗中联章形式的特点还在于多采用七言律诗的形式,如著名的《壬辰十二月车驾东狩后即事五首》:
其一
翠被匆匆见执鞭,戴盆郁郁梦瞻天。
只知河朔归铜马,又说台城堕纸鸢。
血肉正应皇极数,衣冠不及广明年。
何时真得携家去,万里秋风一钓船。
其二
惨淡龙蛇日斗争,干戈直欲尽生灵。
高原水出山河改,战地风来草木腥。
精卫有冤填瀚海,包胥无泪哭秦庭。
并州豪杰今谁在?
莫拟分军下井陉。
其三
郁郁围城度两年,愁肠饥火日相煎。
焦头无客知移突,曳足何人与共船。
白骨又多兵死鬼,青山元有地行仙。
西南三月音书绝,落日孤云望眼穿。
其四
万里荆襄入战尘,汴洲门外即荆榛。
蛟龙岂是池中物,虮虱空悲地上臣。
乔木他年怀故国,野烟何处望行人。
秋风不用吹华发,沦海横流要此身。
其五
五云宫阙露盘秋,银汉无声挂树稠。
复道渐看连上苑,戈船仍拟下扬州。
曲中青冢传新怨,梦里华胥失旧游。
去去江南庾开府,凤皇楼畔莫回头。
[5]
元好问的另一类联章形式,是七言联章绝句。
如《癸巳五月三日北渡三首》。
四月甲午两宫北迁后,至汴故宫,作《俳体雪香亭杂咏十五首》《杂著四首》等。
本集卷十二有《俳体雪香亭杂咏十五首》,雪香亭于何处地域,“考《金史·地理志》,云:
南京纯和殿,正寝也。
纯和西曰雪香亭,亭北则后妃位也。
此禁掖严密之地。
是年四月癸巳,崔立送二王及诸宗室于蒙古。
甲午,两宫北迁,故先生入览故宫而兴感也。
今详诗中有云:
‘为向杏园双燕道,营巢何处过明年。
’是时金源妃主,始迁青城,曰‘过明年’者,借双燕而伤身世之飘零也。
又云:
‘若为常得熙春在,时上高层望宋州。
’是时哀宗车驾尚在归德;曰‘念宋州’者,借登楼而念君臣之琐尾也。
又云:
‘批奏内人轮上直,去年名姓在窗间。
’言去冬故君始东狩也。
又云:
‘重来未必春风在,更为梨花住少时。
’言此身今夏来北渡也。
虽未明纪岁月,而行间纸上,历历可寻。
况哀宗于是年五月始走蔡州,今诗尚云‘望宋州’。
宋州者,归德也。
则在五月以前可知。
又诗中如海棠流莺暮春等语,景物亦在三月四月之交,皆可为作于癸巳年未北渡之证。
”
本集卷十二《杂著四首》,诗有“雪香亭上清明宴,记得君王去岁时”,李《谱》谓“此在降城中作。
时宫人有从虏者”,所云极是。
本集卷四十二《八声甘州》[6]之二上阕有“玉京岩、龙香海南来。
霓裳月中传”句,下阕有“一枕繁华梦觉,问故家桃李,何许争妍”句。
杨奂《汴故宫记》载:
“纯和之次日宁福殿。
宁福之后曰苑门。
由苑门而北曰仁智殿,有二大石:
左曰敷锡神运万岁峰,右曰玉京独秀太平岩。
”词亦两宫北迁后作。
本集卷四十四《江城子》[7]十三云:
“河堤烟树渺云沙。
七香车,更天涯。
万古千秋,幽恨入琵琶。
想到都门南下望,金缕暗,玉钗斜。
津桥春水浸红霞。
上阳花,落谁家?
独恨经年、培养牡丹芽!
寒雁归时凭寄语:
莫容易,捐容华。
”“都门”“津桥”,汴京之物;“上阳”,唐宫名;“金缕”“玉钗”,宫妃之装饰;“七香车,更天涯”“想到都门南下望”“寒雁归时凭寄语”,当为宫妃北迁。
“幽恨入琵琶”,亦《俳体雪香亭杂咏十五首》所言“琵琶心事曲中论,曾笑明妃负汉恩”之意。
知词亦为两宫北迁事作。
卷四十六《玉楼春》:
“惊沙猎猎风成阵,白雁一声霜有信。
琵琶肠断寒门秋,却望紫台知远近。
深宫桃李无人问,旧爱玉颜今自恨。
明妃留在两眉愁,万古春山颦不尽。
”词首二句明指塞北之地,次二句写身在塞北心在汉。
傅玄《琵琶赋》:
“汉遣乌孙公主嫁昆弥,念其行路思慕,故使工人裁筝、筑,为马上之乐。
欲从方俗语,故名日琵琶。
”杜甫《咏怀古迹》之三:
“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
”遗山“琵琶心曲中论”“万古千秋,幽恨入琵琶”,皆用此意。
元好问很少使用联章绝句的形式,只有《癸巳五月三日北渡三首》是联章绝句的形式,因此,使用律诗或绝句是因内容而定的,题材和表现方式因需要而确定,需要用律诗联章则用律诗联章,需要用绝句联章则用绝句联章。
三、诗与史的奇妙结构与表现
遗山丧乱诗最高水平的代表是《岐阳三首》《壬辰十二月车驾东狩后即事五首》,它们之所以采取律诗联章的形式,是因为律诗的对偶与对仗文字中本身就有一种内在的张力,联章更能体现思想内容的完整性。
遗山天姿翩翩,才力雄厚,足以驾驭这种表现重大的主题的形式,以成几百年丧乱诗的绝响,如著名的《岐阳三首》。
岐阳即陕西凤翔县,是有名的军事要冲,形势极为险峻,金哀宗正大八年正月,蒙古军围攻凤翔,四月破城,凤翔失陷,蒙古军在城中进行了残暴的屠杀。
元好问此时任南阳县令,惊闻此讯,满怀悲怆写下了《岐阳三首》。
第一首极写出隘之雄险,以及自己的悲愤之情。
“突骑连营鸟不飞,”形容山川绝险,暗示易守难攻。
“北风浩浩发阴机”,指蒙古军队的汹汹气势。
“三秦形胜”这两句,概括了形势险要与自己闻变后将信将疑而又终于坐实的心情。
“偃蹇鲸鲵”两句,形容金元双方守战形势,意象甚奇,尾随着直接表达自己的悲怆心情,感人至深。
这首诗无论是写凤翔关隘之险要,还是写诗人心情之悲怆,都是笔力雄劲,意象浑莽。
首联第一句,将“突骑连营”动态意象与“鸟不飞”这样静态的意象组合在一起,意在说明蒙军势力的强大,飞鸟却不得过,可谓“句新而意深”。
此联后用老杜顿挫之法,横插两句“三秦形胜无今古,千里传闻果是非”。
三秦形胜今古没有区别,为什么古胜而今亡?
难道这“千里传闻”不是真的吗?
颈联“偃蹇鲸鲵人海涸,分明蛇犬铁山围”,对联成交叉承接,“分明蛇犬铁山围”接“三秦形胜无今古”,“偃蹇鲸鲵人海涸”承接“千里传闻果是非”,这种交叉承接,具有一种内在的张力,更使全诗句势不凡,遒劲有力。
用宝鸡的蛇山,和扶的犬丘这样真实的存在,作为意象融于诗句中,历史地名与诗之意象璧合,可谓诗史结合的一种新方式,如大铁护围的形势都不能抗,其贬斥之意自在其中,所以“穷途老阮无奇策”,只有“空望岐阳泪满衣”了。
第二首更为人所传诵,有更为深回浑激的历史感。
《史记》上说:
“秦,形胜之国带河山之险,县隔千里,持戟百万,秦得百二焉。
”“百二关河”正说明此地关山之极险,从古迄今都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而如今,“草不横”暗示金军守备之弛,方才酿成此祸。
“野蔓有情”两句,写蒙军屠杀后的惨象,悲惨之至,却又意境茫远苍凉,都显示出遗山诗悲怆而又雄浑的特色。
“野蔓有情索战骨”,本来由杜甫《遣兴三首》“朽骨穴蝼蚁,又为蔓草缠”两句化出,杜甫只是“下马古战场”[8]时,描写其多年荆榛的荒凉景象,此句经元好问点化之后加“有情”两字,写出了陕西人民对乡土的热爱,为保家卫国而捐躯的斗争精神。
“残阳何意照空城”既是一声哀叹,也暗中隐含着嘲讽,真是叫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
尾句“从谁细向苍苍问,争遣蚩尤作五兵”,将历史的典故与眼前的现实有机结构起来,这就是元好问诗与史结合的巧妙之处。
诗与史的奇妙结合,使遗山丧乱诗具有感荡人心而又大气包举的悲壮美的力量。
山河破碎、生灵涂炭,正可谓“乾坤日流血”,诗人的情感是极为悲怆的,遗山的纪乱诗也正溢满着国破家亡的悲愤。
明人都说:
“元遗山在金末,亲见国家残破,诗多感怆。
”而这“感怆”不止于悲哀,丧乱诗之所以能够产生震憾人心的力量,更在于气魄宏大,境界雄浑,悲壮慷慨的感情渗透在苍莽雄阔的意境之中。
从来没有谁把如此雄浑苍莽与如此悲怆浓挚的情感融合得如此浑然一体。
遗山的丧乱诗以七律为最多最好,如其中之名篇《壬辰十二月车驾东狩后即事五首》其二最为精彩:
惨淡龙蛇日斗争,干戈直欲尽生灵。
高原水出山河改,战地风来草木腥。
精卫有冤填瀚海,包胥无泪哭秦庭。
并州豪杰今谁在?
莫拟分军下井陉。
[9]
此诗写于围城之中,哀宗天兴元年即壬辰年,蒙古军围攻汴京。
十二月,粮尽无策,哀宗率军东征。
与蒙古军战而败绩,退守归德,这便是所谓的“车驾东狩”。
元好问时任左司都事,居围城中。
这首诗写战争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以及国家的危亡,诗人的情感十分悲愤。
诗人以“惨淡龙蛇日斗争”来写金元之间的战争,一开始便造成了雄莽苍凉的气氛和压顶之势。
“高原水出山河改,战地风来草木腥”两句,前句指蒙、宋联合攻破蔡州,蒙军决练江,宋决紫潭,这是十分确凿的史实,化出“高原水出山河改”又那么自然,而“战地风来草木腥”极写蔡州之战的残酷,双方死伤甚重,血流漫野,以致“风来草木腥”。
两句诗压缩了许多内容,可见遗山遣词造句的功夫已达到极致。
“高原水出山河改”,一“改”字,也暗指金哀宗下令决河卫京,完颜麻斤奉命行使权力,可惜的是,工程未结束,蒙军已提前赶到现场,完颜麻斤毙命,筑堤决河百万民工只逃回二三百人。
诗中所言“高原水出”是指这场借“水”之战,金朝措施无效,山河将为之“改”容。
颈联用“精卫”“包胥”的典故,恰切的用典将诗人悲愤的心情表现得十分深刻,同时在悲愤中有一股慷慨壮气。
诗人在大声呼“并州豪杰”,“并州豪杰今谁在?
莫拟分兵下井陉”,此联用韩信出兵井陉的典故,表现了诗人对救兵的企盼和救兵不到的失望。
当时的“并州豪杰”像韩信一样的人又有谁呢?
他们不是像韩信那样分兵下井陉,解汴州之围,救助困难,而是坐视观望围城之内,真是“包胥无泪哭秦庭”了。
哀痛之重,是因为诗人渴望援军的焦虑与援兵不至的愤懑皆在不言之中,沉雄伤痛的情感融合着历史的事实与典故,融合一体,才是真正的历史的真实,正如赵翼所评:
“感时触事,声泪俱下,千载后犹使读者低徊不能置,盖事关国家,尤易感人。
”[9]
杜甫的律诗,同时又加以创造性的发展,给人一种更为新鲜、更为动人心魄的审美感受。
而我认为,遗山七律之所以能动人心魄,在艺术风格方面,融雄浑苍莽与悲怆感慨于一炉,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以“诗史”称杜诗,有一个重要原因是诗人善用客观化的、叙事性的笔法来反映社会现实。
诗人的主体心态、情感,是隐藏在叙事性的文字形象后面的。
诗人将巨大的历史变故,凝缩成一个个叙事性的片断,真实地显示了那一时代的风貌,如《兵车行》《新婚别》《垂老别》等篇什皆然。
遗山诗对于金末丧乱的写照不同的是,诗人是以在这历史惨剧中激起的强烈主体感受来熔摄当时的客观事实的,“铸造”成有巨大容量的诗歌意象。
这些意象并不只是以某些具体史实为其艺术目的,而是有着更为深广的内涵,因而显得非常厚重;同时,这些意象又带着鲜明的主体倾向,带着诗人的激情与个性,尤为易于激动人心。
如:
“白骨又多兵死鬼,青山元有地行仙”“西风白发三千丈,故国青山一万重”(《寄杨飞卿》)等,这些诗句都是非叙事性的,却又极为深刻地概括了当日的时代风貌,形成了主客体浑然为一的意象特点。
遗山“丧乱诗”的又一个特点,是深刻的历史洞察、批判意识与悲怆情怀的融合,使诗作增加了历史深度。
这个特点,在《癸巳四月二十九日出京》《岐阳三首》《壬辰十二月车驾东狩后即事五首》《出都》等诗中表现得都很鲜明,如《癸巳四月二十九日出京》这首诗:
塞外初捐宴赐金,当时南牧已骎骎。
只知灞上真儿戏,谁谓神州遂陆沉。
华表鹤来应有语,铜盘人去亦何心。
兴亡谁识天公意,留著青城阅古今。
[11]
这首诗是天兴二年诗人被押出京时所作。
四月,汴京守将崔立举行兵变,投降蒙古军。
汴京沦入蒙古手中,金朝至此实际上已经灭亡了。
四月二十日金皇族五百余人被押送蒙古军中,除太后、皇后、妃嫔外均被杀害。
四月二十九日,元好问和其他金朝旧臣被押出汴京,暂时羁管于青城,这首诗正是为此事而作。
诗人沦入敌手,国家已亡,其心情之悲愤是溢于言表的。
而更值得指出的是,这首诗在国亡身羁的悲愤中,表现了清醒的、深刻的反思与省察,用诗的意象揭示了金亡的历史教训。
“塞外初捐宴赐金”这两句,是指责金统治者对于元蒙势力采取屈辱求和的政策,致使元蒙迅速向南发展。
“只知灞上真儿戏”这两句,指出由于金军越来越松弛,如同汉文帝时灞上军之“儿戏”,军备尽弛,在元蒙军队面前节节败退,致使金朝沦为亡国之地。
“兴亡谁识天公意”二句意味更深,历史批判的锋芒更为犀利,令人警醒。
青城在今河南,徽、钦二帝降金;而金末蒙古元帅速不台破汴京,也在青城受金朝之降,历史的悲剧又在此重演,青城作为两代王朝覆亡的历史见证。
在联章七律的创作上,元好问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特色,形成了七言律诗新的艺术范本。
元好问于其他各体也有相当的艺术造诣,五律、五七言古体、绝句,都有许多佳作。
遗山五言诗中以五律最为浑融含蓄。
如:
《不寐》
不寐复不寐,悲吟如自仇。
鸡栖因失晓,虫语苦争秋。
日月虚行橐,风霜入敝裘。
谁怜庾开府,直欲赋浇愁。
[12]
这首诗写于避乱他乡的羁旅途程中,风格沉郁苍凉而意象浑融,同时又不失昂藏之气,更多地接近杜甫的五律,但缺少杜诗那种博大深厚的概括力,不如遗山七律那样富有艺术个性与创作力。
四、元好问丧乱诗题材的拓展
元好问丧乱诗的拓展,还在于他的丧乱诗题材的广阔性。
与传统的丧乱诗不同,他的丧乱诗明显地和深刻地揭露了皇室无能、将帅误国、守将投降,以致丧乱过程中对人民群众剥削的加重、加强。
其笔触所到,涉及了社会各个阶层包括皇后、嫔妃以及下层妇女的不同表现,真可谓方方面面。
揭露金朝皇帝目光短浅,边防失策的内容,几乎在很多丧乱诗中都有反映,只不过是或隐或显罢了。
其中以《癸巳四月二十九日出京》为最。
其诗云:
塞外初捐宴赐金,当时南牧已骎骎。
只知灞上真儿戏,谁谓神州遂陆沉。
华表鹤来应有语,铜盘人去亦何心。
兴亡谁识天公意,留著青城阅古今。
[13]
癸巳四月,金朝驻守汴京的崔立投降蒙古,蒙古军金皇族男女五百人拘蒙古军中,押至青城,又把全国旧官员羁管于山东聊城,此诗作于诗人被羁押聊城时。
元好问以亲身经历对金帝的目光短浅和蒙军虎视南下军事行动作了深刻的对比与揭露。
“塞外初捐宴赐金,当时南牧已骎骎。
”“宴赐金”是指全国从海陵王正隆年间始,向北方边境各部赐给宴会用的金钱。
“南牧”以南下牧马,代指北方游牧民族向南扩张势力。
贾谊《过秦论》“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此诗第二句由此化来。
其意重在揭露,一面是金朝赐赏金钱宴会欢乐,边防松驰;一面是虎视眈眈,向南攻城略地,可想而知金国灭亡不远了。
“只知灞上真儿戏,谁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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