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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体罚在青少年成长中的作用2
浅析体罚在当代中国教育中的意义
李丽芳
摘要在探究体罚于青少年教育中的功过进退时,我们发现体罚作为一种教育手段,本身无任何情感及功利属性,它既不是使人成才的不二法门,也不是摧残人性的冷酷器具,其立与废都是与特定的社会环境相关的。
当前,面对青少年成长中的一些突出问题,我们有必要再祭起“体罚”这柄逼人奋起的利剑,并将其融入挫折教育,形成一个教育的方法体系,以便给那些因溺爱而身心柔弱的孩子设置一定的成长阻碍,这对他们步入社会、适应社会将有很大帮助。
为此,我们在考察体罚对古今强国教育积极作用的同时,吸收了它在传统教育中修身正人方面的有效方法,形成一些以体罚为特征的挫折教育雏形,希望对当前我国教育状况有些微谏诤。
关键词体罚青少年作用挫折教育
一、体罚在中外教育史上的消长
在中国传统教育及西方中世纪教育中体罚一直是个重要的教学手段。
体罚的主要象征物便是鲁迅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与都德在《最后一课》中提到的教鞭。
最早蔑视教鞭权威的是西方复兴时期的蒙田、马丁.路德等人,蒙田在其《散文集》中说:
“我不主张采用暴力和强制的做法。
我认为没有比暴力和强制更会使孩子智力衰退和晕头转向了”。
马丁路德则在教学方法方面要求废除体罚,主张用直观的方法教学①。
但这只是学者行为,对教育的现实影响有限,所以直至400多年后的1948年英国才第一个将此变成一种国家行为——通过取消体罚制度的决议,然而,就算在这个时侯依然有一部分教师坚持体罚的重要,声称鞭打的威胁,是唯一制止学生捣乱的基幢。
至于中国,首先民间讹传的一种观点认为教鞭是孔子授予后世学者的一个重要教学工具,但纵观孔子语录没有对此物的只言片语,且其三千弟子都是成年后才入习追随,所以使用教鞭的方法不大妥当;另外,孔子主张因材施教,“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所以尽管他力大也不大可能用违背自己教育理念的手段去达到教化弟子的目的。
后人将教鞭加于孔子估计是出于假孔子威名托教鞭威严的心理。
而老师又常要借教鞭威严树自身威望,所以教鞭实际上便成了教师祭请孔子托身显灵的一道符。
第二,长期以来中国教育一直将体罚作为一种重要手段。
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实施细则》早在1992年就规定:
学校和教师不得对学生实施体罚、变相体罚或者其它侮辱人格尊严的行为。
对体罚学生情节严重的,应视其情况给予处罚。
但事实上体罚现象并未因此消失,甚至很多老师并不清楚有这么个法律,有这么些规定。
体罚真正淡出中国教育是二十世纪末尾几年来的事,这从其间屡屡发生的老师因体罚学生,被学生家长告上法庭的案件中可以得到佐证。
第三,近年来,在社会各界对青少年权益日益关注、教育改革的日趋人本化的大背景下,主张体罚几乎是在为教师声誉送终,所以,除去网络上以网名发布的部分散兵游勇似的帖子外,几乎找不到相关方面的正面研究。
二、体罚为先前教育所推崇的原因
作为一种传习已久的教育手段,体罚被迫极不光彩的退役,并不是几部法律的规定,及某种思想在教育界的传播、贯穿这样简单、具体的事件能够解释清的,澄清其在我国教育史上的进退功过,宏观上必须理清以二十世纪末为分界点的前后两个大时代对教育提出的要求,也即两个不同时间段里教育的目标差别;在微观上则需注意到不同时间段里课程设置上的不同。
了解了目标的不同,载体的不同,则方法手段的相差便自然了然了。
从宏观层面讲,不管几千来的封建教育,还是建国至二十世纪末期的社会主义教育都有一个共同的侧重点,即是一种家国主义教育。
这种教育是种役人的教育而非育人,即教育的目的不在发现人,而在改造人,教育不注重个体差异,不管个体性格、天赋如何,只要接受了教育,就要成为一个忠君或爱国者。
当然,这并不是教育自身发展的一种自觉,而是受制于国情的。
兹以建国至二十世纪末期国情对教育的影响为例予以说明。
新中国成立后先烈们战场上一往无前的豪气消融不了国家建设中的内外交困,国内物资、技术、设备等构建一个国家的细胞奇缺,毛主席形容为“一穷二白”,国外帝国主义、美蒋反动势力时刻蠢蠢欲动,此时不集民智、民力于增强国力,人民的天下就有易主之危,于是爱国成了教育首当其冲的一个目标,人的发展倾向、爱好等个性方面的东西自然无力顾及。
此后直到邓小平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备战心理才在各领域的改革中解冻,但这个解冻过程在教育界还是延续到了二十世纪末。
与新中国建国初的内外交困相比,封建社会的频仍战乱能更强烈地刺激那些家天下的掌舵者将教育目的转向忠君。
忠君爱国的教育目标反应在微观实体层面上便是课程设置反映的单一思想。
在我国古代官方课程基本以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为主;在新中国建立后,作者基本以鲁迅等反帝反封建斗士为主,人物基本以王二小、刘胡兰、董存瑞、雷锋、赖宁等英雄模仿为主。
然而,无论古代还是当今,现实生活中众人多没有儒家圣人的道德修养,达不到其倡导的思想境界,也少有机会和勇气做出英雄人物所曾有的举动,尤其少不谙世的学龄儿童,儒学让他们的阅历、理解力捉襟见肘,英雄行为让他们自卫乏力的肌腱、谋略左支右绌。
也就是说教育对象主要是一群无法践行其教育目标的人,怎么办呢?
权宜之计是既然你不能按教育你的做,那先按教育你的去想、去说,既然你达不到教育所要求的境界,那你先记住这种境界所寄宿的知识,这样至少在表面上你跟达到了某一境界一般。
比如,如果你满口之乎者也,那你到底只是鹦鹉学舌,还是满腹经纶是难于分辨的,而在这种家国主义教育的背景下,统治阶层也不得不自欺欺人地将黄沙与黄金一律看做黄金。
因为在一种咄咄逼人的社会政治形势下,教育只是一个大统治上面的补丁,只要已遮上了漏洞,是来不及去计较补丁与洞的大小是否正好合适的。
于是,死记硬背便成了教学过程当然的主宰。
由于教育的过程集中在死记硬背的教条灌输中,那么体罚的使用就可想而知了。
因为死记硬背其实不是一种完全的智力活动,而是半体力的。
从表面特征看,纯粹体力劳动必需要由全身肌肉的收缩来完成,纯粹的脑力劳动在静坐不动中进行,而死记硬背虽然坐着就可以,但必须洞眼、动嘴、动手,做到眼到、嘴到、笔到,是半体力的。
而人类从皮鞭下的奴隶、酷刑下的农民哪儿收获的经验便有体罚可以激发体力潜能。
于是在死记硬背的教育中体罚也顺理成章的被当做不二法门了。
三、体罚被当代教育摒弃的原因
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体罚在中国遭遇了最严酷的封杀。
原因之一是随着战争年代的远去,当时的人也由青年团员变成了年老党员,逐渐放下了对社会生活的主导权,而新生代又由于没有亡国战祸的经历,危亡意识自然不像老一代那会儿强烈、直接。
教育也就不在强调血荐轩辕之爱了,因为我们的国家已安如磐石了,此时是应该进一步壮大他,使他稳如泰山。
而更加稳固就需多种多样的支柱支撑,于是,爱国也不是唯一的以命相许了,顺应个性不断提高自身素质促进祖国繁荣稳定成了新的爱国方式。
原因之二是不断扩大的对外开放使思想的交流、流变空前活跃,各种先进教育理论从太平洋岸迎面而来,刺激我们不断省视、反思、改进自己的教育。
关于理性与天赋、学生主体性地位、儿童权益的认知、及青少年发展心理等理论让我们耳目一新。
于是教育第一次从役人转向育人,开始关注教育对象是什么,而不是要他做什么,开始承认、注重受教育者的个性,因材施教,而不是“鞭子本姓竹,不打书不读”,“不打不成材,一打分数来”。
原因之三改革开放以来的计划生育让四二一(四个老人、一对父母、一个孩子)式的家庭结构在当代社会渐成主流,一个孩子成了两代人、三个家庭唯一的传承者、精神支柱,从前拖累我们致富孩子群,现在成为稀缺,稀缺导致溺爱,溺爱岂容体罚。
于是,偶有学生遭受皮肉之痛,他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便立马动员向学校、老师叫板的事件在一段时间的不绝如缕后,已不被当新闻。
这种外部压力如芒在背般迫使教育放弃体罚。
四、挫折教育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其实放弃体罚于教育并无大妨,西方教育界早已排斥了训斥、谩骂,罚站、罚跪、打耳光、打屁股、打手等体罚手段,但不见得教育质量就比我们差,可是在溺爱的前提下若在放弃体罚,教育就要出乱子了。
据中国经济网2009年4月30日报道:
广东2008年有26名大学生自杀身亡,另有5人自杀未遂。
关于青少年自杀的报道在媒体上可谓是屡见不鲜,自杀已成了青少年死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更有学生为睚眦小事拔刀相向,刺向自己的同学、老师,甚至父母。
当我们以为放弃体罚可以换青少年以做人的权益时,他们竟可以脆弱到连人都不愿好好做。
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以东晋氏族在侯景之乱中“肤脆骨柔,不堪行步,体羸气弱,不耐寒暑,坐死仓猝者,往往而然”的例子告诫子孙不可溺于轻肥。
其实我们平常根本想不到身心可以脆弱到什么层度,正像不知道他坚强的极限一样。
古斯巴达人为了训练男孩肉体的忍痛能力,每年都要借敬神之名赤身裸体鞭笞一次,并不许大声叫喊或啼哭求饶。
斯巴达人希望用这种棍棒的训练方式教育出坚韧不拔、英勇不屈的战士。
他们还必须终年赤脚走路,穿粗朴的衣服,吃简单粗糙的食物。
冬天里,必须在冰冷的河里洗澡,睡在自己编织的未经刀削的芦苇垫上,只放一些蓟毛借以取暖。
以此造就名垂罔极的斯巴达三百勇士。
也许有人会说野蛮其体魄并不是我们教育的全部,但身体强壮,心理健康毕竟能算我们教育目标的一部分,而且是最基础的一部分,因为没有身心健康一切才能都无处托身。
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对斯巴达式的教育进行适度借鉴,已补当前教育之不足呢?
当代,除智商、情商外,决定一个人未来走向的还有挫折商(逆商AQ)。
它指人们面对逆境时的反应方式,即面对挫折、摆脱困境和超越困难的能力。
大量资料显示,在市场经济日趋激烈的今日,大学生创业成功与否,不仅取决于其是否有强烈的创业意识、娴熟的专业技能和卓越的管理才华,而且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其面对挫折、摆脱困境和超越困难的能力。
有专家甚至断言,100%的成功=20%的IQ+80%的EQ和AQ。
因此,教育工作者在实施创业教育的过程中,应该把学生的逆商培养作为着力点。
积极进行学生的逆商培养,使其在逆境面前,形成良好的思维反应方式②。
而传统教育中的体罚只要略做修改,有些甚至只要改个名称就可以为挫折教育所用。
五、挫折教育的几种模式
所谓挫折教育,是指依据青少年身心发展的规律及国家、社会对人才培养的要求,有意识地创设一定关于挫折的情境,让孩子受到艰难困苦的磨砺,经历挫折及失败的体验,以此培养对失败和挫折的承受力、克服困难的应变能力、坚忍不拔的意志力和奋发进取的精神。
在挫折中得到磨炼,这才是挫折教育的本质所在。
③
鞭笞是一种体罚手段,但巴达人在对男孩施以鞭笞时要借敬神之名,这样鞭笞就不再是侮辱人格尊严的行为,而成了训练忍耐力的一种手段。
可见不同目的往往可赋予同意手段以相对的意义。
体罚也不是只可被当做一种对错误的惩罚,坦然接受体罚应被看做是敢于承认错误、承担责任的表现。
只要我们不消极的去贬损体罚,在偏见的另一面就会发现阳光。
新加坡至今保留着鞭打学生的体罚方式。
但限于男生,学校在鞭打学生之前先要通知家长,鞭打的时候,全校同学集中观看,学生被打之后,还要当众承认错误。
既然社会并不能向受教育者做一个没有侮辱、没有歧视的承诺,教育何必要向他们隐藏真相,而至养痈成患。
裸体站在体罚中算极不人道的一种,但换成挫折教育后这还远远不够。
为了以人为挫折,达到教育目的。
日本在对少儿进行教育中要求他们赤身裸体进行晨跑,就算冬天下雪也不辍断。
禁食在我国教育曾被用来对付那种做事拖沓的习气,现在它大约要被列入变相体罚之目了。
然而还是在日本“吃苦教育”却大为盛行。
为了让孩子不忘过去最苦的日子,日本一所学校给孩子做了“忆苦饭”,结果孩子面对大人当年吃过的糠菜时号啕大哭,拒食三天,可校方仍亳不动摇。
第四天,孩子终于咽下这顿忆苦饭。
在日本的许多孤岛或森林里,常常可以看到小学生的身影,他们在没有老师带领的情况下,面对既无粮又无水的可怕境地,安营扎寨,寻觅野菜野果,捡拾柴草,寻找水源,自己“营救”自己。
这些孩子都是家长主动送去的。
像这样的“吃苦”教育,在日本是孩子们的必修课。
日本每年都要定期举办“田间学校”、“孤岛学校”、“森林学校”等,组织学生到田间、森林或海岛去“自学”,让孩子经风雨,见世面,培养吃苦耐劳的精神和克服困难的毅力,让孩子在自然界的竞争中求得生存和发展。
其实,早在明治维新时日本就已经将挫折教育列为学校教育内容之一。
日本之所以能够在战后短短的几十年内一跃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其中原因固然很多,但其中与他们对孩子一贯施行“挫折教育”确实有很大的关系④。
我们在记恨日本侵华给中国人造成的损害时,有没有想过,那么小一个日本国为什么能给中国造成那么大的损害。
怕孩子受到损害,而听之任之的不理性的举动,带给我们的危害将远远超过日本对中国的几次侵略。
六、总结
如果说治国是侧重对一个群体的管理,针对的是人在数目(空间)上的广延,那么教育则是侧重于对个体在不同发展阶段的管理,针对的是人在生命(时间)上的广延。
治国讲究行政、法律、暴力等刚性手段,也要有自由市场、教化引导等柔性手段。
相对于治国体罚正是一种刚性手段,治国若一味怀柔会导致社会秩序混乱,主权、政权倾覆。
教育中没有体罚、没有挫折则会导致人性的放任自流,人在欲求若乱了秩序,便会成为一个没有节制、没有良知的目光短浅之徒,因为放纵、任性已成了他的习惯,这样的人给社会带来的危害可想而知。
人之初,有着自然赋予的各种欲望,但我们的社会却是靠在人在欲望上的节制形成的秩序、道德而存在的,要成为一个合格的社会成员就必须适应在这个社会生存的规则,就必须对我们的自然形状进行剪裁,如同农民修剪树木,要想让一棵幼苗参天,就必须及时铲掉它干上的侧枝,要想让它成为婀娜多姿的盆景,不仅要剪去它多余的枝蔓,而且还要棕缚养曲。
浇水施肥固然不可或缺,但单单这些爱心温存是尚不足矫正其发展方向,激发其发展潜能,进而促使其适应环境、创造价值的。
注释
①储宏启.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期的教育.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
②XX百科,2011(4)
③孙飞.从挫折教育着手谈教育.教科文汇,2010(6)
④羊城晚报,2009(5)
参考文献
[1]吴式颖.外国教育史教程.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8).
[2]蒙田.蒙田随笔全集.译林出版社,2004(7)
[3]孔子.论语.中华书局,2006(9)
[4]颜之推.颜氏教训.金盾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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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体罚在当代中国教育中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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