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级英语写作110课翻译.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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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英语写作110课翻译
TheDelicateArtoftheForest
库珀的创造天分并不怎么样;但是他似乎热衷于此并沾沾自喜。
确实,他做了一些令人感到愉快的事情。
在小小的道具箱内,他为笔下的森林猎人和土人准备了七八种诡计或圈套,这些人以此诱骗对方。
利用这些幼稚的技巧到达了预期的效果,没有什么更让他高兴得了。
其中一个就是他最喜欢的,就是让一个穿着鹿皮靴的人踩着穿着鹿皮靴敌人的脚印,借以隐藏了自己行踪。
这么做使库珀磨烂不知多少桶鹿皮靴。
他常用的另一个道具是断树枝。
他认为断树枝效果最好,因此不遗余力地使用。
在他的小说中,如果哪章中没有人踩到断树枝惊着两百码外的印第安人和白人,那么这一节则非常平静/那就谢天谢地了。
每次库珀笔下的人物陷入危险,每分钟绝对安静的价格是4美元/一分静一分金,这个人肯定会踩到断树枝。
尽管附近有上百种东西可以踩,但这都不足以使库珀称心。
他会让这个人找一根干树枝;如果找不到,就去借一根。
事实上,《皮袜子故事系列丛书》应该叫做《断树枝故事集》。
很遗憾,我没有足够的篇幅,写上几十个例子,看看奈迪·班波和其他库伯专家们是怎样运用他的森林中的高招。
大概我们可以试着斗胆举它两三个例子。
库伯曾经航过海—当过海军军官。
但是他却一本正经/煞有介事地告诉我们,一条被风刮向海岸遇险的船,被船长驶向一个有离岸暗流的地点而得救。
因为暗流顶着风,把船冲了回来。
看看这森林术,这行船术,或者叫别的什么术,很高明吧?
库珀在炮兵部队里待过几年,他应该注意到炮弹落到地上时,要么爆炸,要么弹起来,跳起百英尺,再弹再跳,直到跳不动了滚几下。
现在某个地方他让几个女性—他总是这么称呼女的—在一个迷雾重重的夜晚,迷失在平原附近一片树林边上—目的是让班波有时机向读者展示他在森林中的本领。
这些迷路的人正在寻找一个城堡。
他们听到一声炮响,接着一发炮弹就滚进树林,停在他们脚下。
对女性,这毫无价值。
但对可敬的班波就完全不同了。
我想,如果班波要是不马上冲出来,跟着弹痕,穿过浓雾,跨过平原,找到要塞,我就再也不知道什么是“和平”了。
是不是非常聪明?
如果库伯不是对自然规律一无所知,他就是故意隐瞒事实。
比方说,他的精明的印地安专家之一,名叫芝稼哥〔我想,该读作芝加哥〕的,跟踪一个人,在穿过树林的时候,脚印就找不到了。
很明显,脚印是再也没法找到了。
无论你还是我,都猜不出,怎么会找到它。
对芝加哥可完全不同。
他没迟疑多久。
他改变了一条小溪的流向,在原来泥泞的河床上,那人的鹿皮鞋印竞然历历在目。
在其他情况下,脚印一定被水冲得荡然无存,但在〔库伯笔下〕这里流水竟然冲不掉脚印!
对,当然不会冲掉啰!
因为只要库伯要给读者显示一下他森林中的本领,永恒的自然规律也会失效。
TheEmotiveComponentofMeaning词义的情感成分
如果人脑真的象电脑,是一个严密的逻辑运算器,那它就会把字词处理得象排序归类的名字;进而把排序归类当成基本工具,使以感官刺激来表现的无序宇宙有序化〔并把归类作为基本方法,使整个宇宙的事物变得有秩序,否则整个宇宙看起来就是一片杂乱无章〖感官刺激因素〗〕。
但人对词语的反应,象许多人类的其他行为一样,都受非理性的冲动,如爱、恨、喜、忧、惧、畏等的影响;而当一种语言的使用者显示出划一的情感反应,这反应就成为词义内涵的一部分,成为这个词在那种语言中的标准词义。
词汇的主要部分当然是由灯、书、读、减、过这样的只带一点或一点也不带“情感电荷”的词汇组成的。
但也有不少词汇却能产生不同感情色彩的反应,它们的“[情感]电压”有的弱,有的能把人“击倒”。
区分感情的反应是词汇造成的还是词汇所定义的东西造成的并不容易。
玫瑰即使改个名,还是芳香宜〔怡〕人,百灵的鸣唱即使改个名,也仍旧悦耳;粪堆即使改个名,照样难闻,地铁轮子的磨擦声即使改个名,也还刺耳。
[它们都和名字无关,]但好多词汇无疑是带上了说话人或听话人的情感。
这情感是和这词[有关,而和这词]所定义的能观察到的这个东西的属性无关。
如果有人说,“说话注意点!
”他不是说你没权说这些话,而是告诉你不要用定义和涵义都没问题,但他听起来不舒服的话。
象早川教授所说的,有表示高兴的词,也有表示愤怒的词,当然这两者之间还可以划分好多等级。
告密者和信息员都提供相同的秘密信息;抓壮丁和征兵给男性公民提出了同样的要求;汗和汗腺分泌物都要除臭剂才能去掉臭味。
不同的词有不同的味道。
闻不出味道的鼻子,是揍扁了的鼻子;听不出声音和谐不和谐的耳朵,是打破了的开花耳朵。
比方,在《罗密欧与朱丽叶》中,当容易冲动的替巴特遇到罗密欧的两个朋友莫扣休和本沃柳时,替巴特本应说,“你们认识罗密欧。
”或者可以说,“你们是罗密欧的朋友。
”或者也可以说,“你们结交罗密欧。
”但他却充满敌意地说,“莫扣休,你与罗密欧鬼混。
”莫扣休立刻为这“鬼混”二字勃然大怒,因为“鬼混”在当时的英文中指结交优伶,用于贵族就大为不敬。
他立即回嘴说,“鬼混?
你把我们和优伶相提并论?
...畜生!
你敢说鬼混!
”这样,没多久替巴特就杀了莫扣休〔给蚯蚓做了个大餐〕。
而罗密欧就杀了替巴特。
这些由于选词而引起的一系列事件,导致后来两个年轻恋人的悲剧。
今天,优伶〔也即歌星〕已经不带蔑视的味道了,但鬼混与结交相比,依然带着贬义〔比方,我们说‘与某个罪犯鬼混/勾结。
’〕,尽管二者的词义相同。
有时同一词根的不同形式往往带有很强的感情色彩,例如前面讲过的告密者和信息员。
如果你想称赞一个人精力充分,就要用“男子的”或“大丈夫的”,而不能用有贬义的讲女人的“男性化的”和中性词“男人般的”〔如这雕塑中有几个是男人模样的塑象)。
同样,女人的,女性化的,女人般的,也是如此。
英语中,没有childly这个字。
而幼稚和稚气的涵义则分别为贬和褒。
大牛市
牛市已经灭亡了。
价值几十亿美元的利润以及纸面利益已经消失了。
杂货店,擦窗工和女裁缝失掉了他们的资本。
每个城镇都有突然间从明显的富裕跌到负债的家庭。
想着退休后靠自己的财富过活的投资者现在发现他们又回到当初致富长路的开端。
每天每天新闻总是报道着人们自杀的残酷报导。
柯立芝和胡佛掌权时的繁荣虽然还没灭亡,但也在渐渐消失殆尽了。
在恐慌大潮的影响下,至今不被人注意的,或是被证券市场的乐观主义所抵消的多数弊端也开始包围主体经济,就像当人体一个主要器官停止正常运作时,毒液便会从人体系统渗出一般。
虽然近三十亿美元的经纪人贷款清盘已经缔结了贷款合同,储备银行也降低了重贴现利率,而且国家大银行和企业在紧急状态时得以生存且没有大规模的损失的方法也提供了真实的鼓励,但是毒素依然在那里:
过度发行货币,商行野心过大的扩张,在分期付款以及用股票市场营利来消费的刺激下的商品过度生产,对许多商品的人为物价水平的保持以及欧洲贸易的萧条条件。
不管有多少金融预言者声明一切良好,不管总统多么迫切想要通过甜言蜜语以及白宫会议来修复创伤,一种主要的萧条正无可不免地在进行中。
这还没完。
繁荣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状况,还是一种精神状态。
股票旺市曾经不仅仅是一个商业周期的顶峰,还是美国群众思想与情感周期的顶峰。
国家中几乎没有一个人的生活态度在某种程度不被旺市影响而现在也几乎没有人不被这突然以及残酷的希望破碎所影响。
随着旺市的灭亡以及繁荣的消亡,美国人民将很快发现自己正活在一个需要新调整,新思想,新思考习惯,新价值秩序的改变的世界。
这个国家的心理气氛正在改变;永远在改变着的美国生活大潮正向着一个新方向进发。
战后的十年已经走到了尽头。
一个年代已经结束。
Theevilofmytale
我的故事中邪恶部分,都来自环境。
多年来,我们这些人住在光秃秃的沙漠上,住在不知痛痒的苍穹之下。
白天,火一样的太阳,烧烤着我们,我们都要发酵了。
风夹着沙子,扑面而来,打得我们昏头转向。
晚上,露水沾湿了我们的衣裳,辽阔的天空,寂静的星辰,数都数不清,却没一个理我们,使我们感到十分渺小。
我们这支部队是独立的,我们自己管理自己,不搞阅兵式,也不注意军容风纪。
我们完全为自由献身,完全为这人类的第二个信条献身。
它是这样的贪婪,以致我们的所有力量,都被它吞噬。
它是这样的超绝,以致我们先前的雄心壮志,与之相比,就相形见绌。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为理想而战成了一种无可置疑的财产。
它象一位骑手,用马剌和缰绳驾驭我们的疑惑。
不管愿意不愿意,我们这财产变成一个信念。
我们自己卖身,成了信念的奴隶,又把自己和其他的奴隶拴在一起。
不管我们身上好的还是不好的,都一古脑地奉献给了这神圣的事业。
普通的奴隶失去了他们的世界,因此他们的精神状态是十分可怕的;而我们不仅在身体上,而且在精神上,都拜倒在一定要获胜的巨大欲望之下。
我们则由于我们自己的所做所为,在道德、思想和责任上都用尽了力气,再也无力控制自己,就象风中飘零的枯叶,不由自主。
旷日持久的战斗,剥夺了我们对他人生命和自己的生命的关心。
我们的脖子上套着无形的绳索,我们的脑袋定了悬赏的价格。
这意味着,我们一旦被捕,就会遭受残酷的拷打。
每天都有人牺牲。
活着的人知道,自己不过是上帝舞台上一个有知觉的玩偶。
自由之神是无情的,十分无情。
只要我们受伤的双脚还能蹒跚前进,我们就得继续前进。
虚弱的人妒嫉那些累得快死的人。
因为胜利是那么遥远,而失败却近在咫尺,且确定无疑。
如果忍受不了,快死的人就可以一死了之,彻底从苦难中解脱。
我们生活在摇摆不定的情绪的波动之中,有时在波峰,有时在波谷。
我们对胜利的无能为力,是十分痛苦的。
我们好象为可望而不可及的地平线生活,因为身体的痛苦又寒酸又短暂,所以我们毫不在乎别人对我们搞点什么恶作剧,也丝毫不在意受什么罪。
阵阵的残酷、堕落和情欲,轻而易举地就浮出外表,而我们竟毫不在乎。
因为那些涉及这些蠢事的道德标准,现在都成了苍白无力的文字。
我们尝遍了不能再剧烈的痛苦、不能再深沉的悲哀、不能再狂放的喜悦〔我们的有限人生,遍尝了本不能尝的巨痛、深悲和狂喜〕。
当情感到达这一高度,心灵就嘎然停止,而记忆则成为一片空白,直到环境又恢复到乏味无聊为止。
我们的思想在拔高,使我们的精神飘浮,以其特殊的方式,给精神极大的自由,而失去了原来那控制身体的耐心。
身躯太粗鄙,它不能感知巨大悲伤和高兴。
所以我们继续向前走,而把身躯当拉圾丢掉,把它当做会喘气的臭皮囊丢掉,没有人去管它,去过问它,让它去受那些在通常情况下我们会本能地退缩的东西的影响。
当兵的都年轻力壮。
年轻的血肉之躯,不自觉地要求一种权力,一种特殊的企求折磨着他们的小腹。
生活必需品的匮乏、死亡的危险,在能够意识到痛苦的气候下,〔加剧〕煽起了他们的欲火。
我们无幽所可以独居,无厚衣可以遮丑。
男人和男人无可避讳地生活在一起,干所有的事都只有男人。
OxfordAsISeeIt
尽管牛津大学校舍破旧,缺少防火太平门、通风设备、卫生设备和现代厨房设施,我仍坚持,牛津以其特有的方式,是世界上最好的大学。
我清楚,这说法太极端,还需要进一步解释。
比方,牛津大学的学生人数,比明尼苏达州立大学少得多,钱也少得多。
牛津大学现在,或者说直到昨天,比多伦多大学的学生少。
把牛津和有二万六千学生的哥伦比亚大学相提并论,显得很可笑。
从钱的角度说,有三千九百万收入的芝加哥大学、三千五百万的哥伦比亚大学、四千三百万的哈佛大学,看来更使牛津无立身之地。
但是奇怪的是,牛津仍然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它自身某些奇特的方面使它一直都很成功。
所以,作为一个堂堂的学者,我有极大的兴趣,要搞清牛津大学总是最好,是如何造成的。
这不可能是课程设置〔美国叫curriculum,英国叫programmeofstudy)的原因。
说真的,对任何熟知美国和加拿大的最流行和最好的课程设置的人来说,牛津大学的课程设置,坦率地说,是十分可笑的。
牛津的应用科学课程,比我们这里的一个神学院开设的还要少。
没有哪个牛津教授,在大白天遇到一个发电机,会认得出来。
牛津大学的学生对化学、物理、热学、管子工、装电线、安煤气、用焊枪,一无所知。
随便哪个美国大学生,都会开车,拆御汽油发动机,给厨房的水龙头换垫片,修理电铃,对炉子的故障发表内行的意见。
正是这些本领标志着他是个大学生,也让他们的父母为之骄傲和感到欣慰。
所有这些,牛津的学生都只是外行。
这真是糟糕透了。
不过有人会说,这不过仅仅是工科教育。
不错,但是人们在牛津大学的课程设置中找不到大家公认的更高深、更具文化修养的课程。
对我们这些大西洋沿岸的人来说,很奇怪,牛津竟然没有家政、营销、广告、比较宗教学、新闻影响之类的课程。
那儿也没有关于人类行为、利他主义、自我欣赏、或是野生动物嬉戏的演讲。
很明显,牛津学生不学这些。
这就使他们少了我们大西洋沿岸文化的相当一部分课程。
有一次,我问我们这边一个名牌大学的四年级学生,“今年你选学什么?
”他说,“我选了推销和宗教。
”这个年轻人,他所受的训练,注定他或者成为一个有道德的商人,或者一事无成。
在牛津,销售学是不教的,而宗教课不过教教《新约》之类的无精打彩的东西。
人们越是这样研究,就越是奇怪牛津怎么能够有好的教学效果。
两者效果相比较,最令人费解的是牛津大学教授讲课。
在加拿大和美国,课堂教学被视为训练学生的必要和有用的部分。
我一再听到我们的大学毕业生说,他们从大学课堂中学到的和从体育运动,或希腊字母协会,或班卓琴、曼陀林琴俱乐部得到的一样多,或差不多一样多。
一句话,对我们来说,课堂教学形式是大学教育的主要内容。
但牛津不是这样。
据我所知,那里课有人上,也有人听。
但是上课没有什么用,据说也无助于学生的智力提高。
有一个加拿大去的留学生告诉我,“这儿讲的课一点用也没有。
”我向另一个学生求教,想知道是不是真的如此。
他说,“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没用,但肯定它们真烂。
”其他的说法是:
听不听课不重要;没人去听课;听课无关紧要;你要愿意听就可以听;听听课也没害处。
Pedantry
译文
定义“迂腐”并不容易。
这定义应该公允而不变。
但“迂腐”却要视情况而变化。
当在下院不能引用希腊文,引用就是迂腐时,却可以引用拉丁文。
今天,在下院引用拉丁文,也同引用希腊文一样是学究气,但在古典文学习班,两种文字都可以引用,一点也不让人感到是迂腐。
检验是否是“迂腐”,不仅要看时间和地点是否适合,也要看程度、质量、数量和种类,是否适合。
亚里士多德在说“主题不应处理得超过目的所要求的精度”时,就防止了一种“迂腐”。
如果有人想知道每个美国家庭的平均孩子数,把它计算到小数点后五位,那就是迂腐。
当一个讲古〔趣闻轶事〕的人,停下来去搞清是星期二还是星期三时,要是这和理解故事无关,他就是迂腐。
换句话说,理智上的正确与否,就是看是否讲了超出主题该讲的有意义的话。
或者再换句话说,知识未必是没完没了,越多越好。
当一段陈述的最后意义讲完了,再讲就是迂腐了。
现在请看看每年那大块头的学术论文,用上述是否得当和是否讲了费话来衡量一下,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迂腐比比皆是。
我们深陷迂腐的大海。
Plot情节
让我们给情节下一个定义,我们已经把故事定义为按时间叙事。
情节也是叙事,只是重点放在因果关系上。
“国王死了后来王后死了”,是故事。
“国王死了,而王后因悲哀国王而死”,是情节。
时间顺序没有变,但因果关系使它显得不重要了。
或者说,“王后死了,没人知道为什么。
直到最后人们才发现,是死于对国王驾崩的哀痛。
”这是一个富有神秘色彩的情节,是一个能够向纵深发展的形式。
它暂时不考虑时间顺序,把它悬了起来。
它在故事允许的范围内,远离了故事情节。
看看王后的死。
如果是故事,我们说,“后来呢?
”如果是情节,我们问,“为什么?
”这是小说的两个方面的根本区别。
情节不能对那些只知道傻呆呆咧大嘴的原始穴居人讲,也不能给专制的君主苏丹讲,还不能讲给他们的后代,即那些现代影迷们听。
因为这些人只知道问,“后来呢,后来呢?
”否则他们就会打瞌睡。
他们只有好奇心。
然而,读情节需要理解力和记忆力。
好奇心是人类最低的一种能力。
你会注意到在日常生活中,那些好奇的人,通常记忆力都很坏。
他们蠢到了底。
张口就问你有几个兄弟姐妹的人,永远不是富有同情心的人。
如果你一年以后再碰到他,他还是会问你,你有几个兄弟姐妹。
他问你的时候,还是〔象一年前一样〕嘴张得大大的,眼睛鼓得圆圆的。
和这样的人交朋友是很困难的。
两个好奇的人几乎根本不能成为朋友。
好奇只能使人对事物有浅薄的了解,对小说的理解也深不了,只是听听故事而已。
如果我们想抓住情节,我们就要有理解力和记忆力。
先说理解力。
聪明的读者,不象好奇的人,他不只是扫一眼新的事实,而是记住它。
他从二方面看它。
一方面,它是孤立的;另一方面,它又和从前几页看到的事实有联系。
现在他可能还不理解它,而且也不企图马上就会理解它。
在一个组织得很好的小说(如《自私自利的人》)中,事实多半是相互交叉的。
理想的读者不期望在最后到达高潮前理解它。
这种惊奇和神秘的成分—有时人们干脆空洞地叫它“侦探成分”—对情节应是十分重要的。
它打断故事发展的思路。
谜是时间上的一个口袋、一个包袱(相声上叫甩包袱)。
它出现得很唐突,就象“为什么王妃死了?
”而在那有意安排,不讲明的动作和话语中,真正的意思在前几页就已经提到了。
神秘对情节是必须的。
没有理解力就不能鉴赏它。
对好奇的人,只能是“后来呢”。
而鉴赏神秘,一定要留一部分脑力来思索,而让其他部分继续往下看事实。
这就把我们带到第二个条件上了:
记忆力
记忆力和理解力密切相关。
因为记不住,就懂不了。
如果到王妃死时,我们忘记还有过国王的事,我们就永远不知道她是为什么死的。
编情节的人希望我们能够记住。
我们希望他把他讲的都能用上,不要留着断了的线头。
情节应该简洁而留有余地。
即使复杂,也必须是有机地联系着。
不应该生拉硬扯。
它可以曲折,也可以平淡。
它可以也应该有神秘的色彩。
但它不应该误导读者。
当它展开的时候,记忆力应该围绕它转〔在心灵的炭火中,理解力是闪亮的前进的动力〕。
记忆力要不停顿地重新组织、重新考虑,找新线索,找新的因果关系。
最后的感觉〔如果情节是好的话〕,不应再是线索和一个个孤立的环节,而应是一种巧妙紧凑之美、是一种完全可以被小说家直接了当讲出来的、但是又不能直言的美。
因为他要是讲破了,它就不成其为美了。
(小说家不应该一味追求美,但是如果他没有把美表露出来,他却又失败了。
)
在我们的研究中,我们第一次谈到美。
以后我们在适当的章节还会讨论美。
现在请大家先把它作为情节的一部分接受下来。
美有时看上去有点意外。
但美感本来就应该有一点意外。
意外是最适合她的颜面的一种面部表情。
懂得这一点。
所以他画的风与花簇拥的出水维那斯,就带着一种意外的神情。
如果美看上丝毫没有惊奇的神情,如果美被当之无愧地接受,我们就不禁会联想到歌剧中高傲的女主角。
Loneliness…AnAmericanMalady
想想看,我们这个城市、纽约,有八百万人。
人家问我们的一个朋友,为什么住在纽约。
他说,他喜欢住在这,是因为能够与世隔绝,不受干扰。
他喜欢一个人住。
可是许多美国城里人,却不愿意孤独,他们怕孤独。
人家说,孤独是一种不得了的美国症。
孤独的本质是什么?
它看来主要就是要寻求‘我是谁’的答案。
对于一个观察者、一个业余哲学家,在所有的要和不要的复杂抉择中,再没有什么比要选择‘我是谁’还是选择和‘我属于谁’次数更多和更持久了。
一个人从生到死,总是被这两个问题困扰。
生命的头几个星期,‘我是谁’的问题就和要吃奶的问题一样紧急。
婴儿去抓他的脚趾、去探索婴儿床的栏杆,一遍又一遍地比较他的身体和他周围的物体的区别。
而这在幼小的试探性的眼中留下了最初的惊奇。
认识自我,是人解决的第一个抽象问题。
不错,正是这自我意识,使我们区别于低一等的动物。
对‘我是谁’的最初理解,在人一生中不断发展,其重点也一直变化着。
大概成熟就是这些发展和变化的历史。
这历史向这个人揭示他和他知道的他所在世界的关系。
一旦确定了‘我是谁’,人们就迫切需要丢掉这刚刚找到的别离感,去从属于一个大于、强于这个较小和孤立的自我的某种东西。
这精神上的隔绝感,对我们简直是不能忍受的。
在《婚礼的成员》中佛兰克·艾德母斯,一个十二岁的可爱的小姑娘,道出了普遍的需求,“我的问题是,长期以来我都只是一个人。
别人都属于我们,而我没有份。
我不属于我们。
这让人感到太孤寂了。
”
爱是沟通我和我们这两种感觉的桥梁。
对于人之间的爱,有一个是非而是的问题。
对另一个人的爱,开辟了个人和世界的新关系。
能爱别人的人〔有爱心的人〕,对自然作出了不同以往的新的反应,甚至能写出诗篇〔充满了诗情画意〕。
爱是一种肯定。
它激励人去讲“对”,它激励人进行更广泛交际的愿望。
爱会使人抛弃恐惧,并在共处群体的安全中,得到满足和勇气。
我们不再惧怕那长久萦绕在我们脑中的问题。
‘我是谁’,‘为什么是我’,‘我要去哪’。
丢掉了恐惧,我们就会变得老实和宽宏大量。
因为恐惧是罪恶的最根本根源,当‘我是谁’被反复提出,又找不到答案,恐惧和沮丧感就使人产生否认的态度。
这迷惘受挫的心灵只能答复:
“由于我不知道我是谁,我只知道我不是什么。
”这一无把握的答复的结果,就产生装腔作势,就产生容不了人,就产生了民族仇恨。
恨生人、恨外国人的人,只会拒绝和破坏,就象一个排外的民族,必定会发动战争一样。
美国人的孤独不是根源于民族仇恨。
作为一个善于交际的友好民族,我们总是能找到直接交往,并且进一步去体验。
但我们倾向于单独地一个人探索事物。
欧洲人重视家庭亲情,讲究严格忠诚其阶级,所以对我们美国人天生的精神上的孤寂所知甚少。
欧洲艺术倾向于构成团体和美学流派,而美国艺术家则是永远要别出心裁、要与众不同、不仅要象一切有创造性头脑的人一样标新立异,不随社会大流,就是在他个人艺术的范畴里也是这样。
梭罗到深山老林去寻找生活的真谛。
他的信条是恬淡虚无,简朴纯真,把物质生活减少到斯巴达克式的最少程度,以期让内心的生活丰富起来。
他说,他的目的是征服这个世界。
这样他发现了,“一个人怎么样看待他自己,就决定了,或者更准确地说,就表示了他的命运会怎么样。
”
另一方面,托马斯•沃尔伏却转向到城市,他在纽约盘桓,继续他近似疯狂的一生探索,寻找他那能与他共享其思想情绪的失去的兄弟,寻找那能打破孤独的魔门。
他也把世界逼到一个角落,从而认识了它。
当他和成千上万的城市人擦肩而过,用同样的眼神,心有灵犀一点通似地回报对方时,他体会到,人生的相聚,可用那会心的一瞥来概括。
不管是享受田园式的乡村生活,还是城市的迷宫,我们美国人总是在求索。
我们徘徊,我们提问。
但是答案在一个个人心中。
这就是对我是谁的答复,就是我们能够控制孤独,而最后感到我们有所归宿的那种方法。
ThePopulationofAugustanRome
对一个我们感兴趣的历史上某一特定的城市,我们通常先问:
“那时候它有多大?
”这里的大小,一般指人口多少。
不幸的是,当我们提到奥古斯都罗马时,我们面对的是无法弥补的重要数据的缺乏。
我们根本没有任何与我们现在的人口普查报告相适应的东西。
我们知道公元前五年有32万个城市平民从奥古斯都罗马从奥古斯都那里得到赏钱。
三年后约有20万人接受救济。
这些是我们肯定的数字。
但是这不能使我们估计,那怕是大致地估计一下整个平民阶级的大小,因为那些钱只给成年男性公民,可能在救济金时会有例外,也发并给了寡妇和孤儿。
我们不知道有多少要养家糊口的男人,也不知道一个平民家庭有平均人口。
而且,还有奴隶和外国人住在城市里。
他们并不算公民。
至于两个上层阶级,我们知道议会有600个席位,大约五千人在骑士的名单上。
同样,这里也没有方法估计从属他们的人口数目。
我们上面提过,在奥古斯都的罗马,准确的奴隶数字,一个也没有保存下来。
这是一个铁的事实。
值得注意的是,某些学者总是鼓足勇气想回避它。
因为由于缺少坚实的相关证据,谁想对一个不能解决的问题,去取得一个毫无根据的答案,那就会造成谁都能一眼看出的逻辑错误。
历史学家塔西特斯告诉我们,派达密斯•赛肯德斯在公元61年去世时,拥有400个奴隶。
让我们就把这个数字当做准确的或极其近似的。
首先,我们必须问,这么多的财产,是不是奥古斯都时代的富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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