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阅读报告.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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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阅读报告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文化大革命”的阅读报告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一篇重要的文献,标志着在党的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
这篇重要文献公布后,在全党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对于研究党的历史,尤其是建国后32年的历史,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对于“文化大革命”,《历史问题决议》予以彻底否定,并深刻总结和分析了产生“文革”错误的根源,以及对党对国家对人民所造成的巨大危害。
如今在课上重读这个历史决议,对于文化大革命这段历史感触颇多。
一、重温《决议》对“文革”的论述: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革”这场全民族的浩劫是这样论述的:
“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
它根本不是‘乱了敌人’而只是乱了自己,因而始终没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
它必然提不出任何建设性的纲领,而只能造成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
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这场所谓的“大革命”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
发动的原因,《决议》也作出了实事求是的解释:
“这个期间(1957---1966年),毛泽东同志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他的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
党中央未能及时纠正这些错误。
林彪、江青、康生这些野心家又别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长了这些错误。
这就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
《决议》是集中了全党的智慧作出的,因而其中对‘文革’的论述理所当然地成为研究‘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
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经过实践检验证明完全是错误的,是“左”倾错误的理论。
《决议》列举这些论断后,写道:
“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这些‘左’倾错误论点,明显的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必须把它们同毛泽东思想区别开来。
”毛泽东思想是科学的东西,是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东西。
这些主要论点不属于毛泽东思想。
《决议》发表以后,证明了毛泽东思想是科学原理,谁违背了也要犯错误,毛泽东同志自己违背了也要犯错误。
《决议》中‘文化大革命’章节从四个方面批评一些人的观点,用科学的有分量有分寸的,甚至用毛泽东同志的语言,用他的正确思想来批评他的错误。
第一条说是没有事实根据,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上混淆了是非。
这个“混淆了是非”,是毛泽东同志经常讲的话。
一个领袖,把是非都混淆了,是严重的,但是没有用“颠倒”是非这个话,又是很有分寸的。
第二条,这种是非的混淆必然导致敌我的混淆。
“敌我的混淆”,也是他的语言。
领袖混淆敌我,确实严重,可是并没有写成颠倒敌我,更没有写成认敌为我,认我为敌。
第三条,名义上是直接依靠群众。
毛泽东同志给诺斯讲,这里是独立王国,那里是独立王国,只有直接诉诸群众。
但是实际上既脱离了党的组织,又脱离了广大群众。
讲的是“脱离”,没有讲摧毁了党的组织,打乱了党的组织,反对了群众,压迫了群众。
第四条,“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
这是很重很重的话,任何意义上的社会进步都说不上。
这里没有采纳“文化大革命就是文化反革命”的意见。
这涉及把林彪江青等发歌名集团的罪行同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区别开来的重大问题。
包括用语,用于林彪,江青的,绝不滥用与毛泽东同志。
更不用说性质不同,他们是反革命,毛泽东同志是“左”倾严重错误。
《决议》章节中有二三百字是讲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行,反革命的本质,反革命的阴谋活动。
《决议》掌握一条很严格的界限,就是主要处理党内问题,不是处理对反革命分子的批评和论断的问题。
《决议》肯定了“文化大革命”十年中我们各级领导干部,广大群众,一方面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斗争,另一方面也对毛泽东同志的错误进行不同程度的抵制。
正因为这种斗争,才使得我们尽管遭受了严重的破坏,但是这种破坏还是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
国民经济虽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紧张。
固定资产增加一倍半,工业生产增长速度每年平均为百分之六七。
这当然决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
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们的事业会取得多大的成就。
经过艰难曲折的斗争,我们终于战胜了这些反革命集团。
党,国家政权,人民军队的性质,整个社会的性质,没有改变。
历史再一次证明,我们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的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巨大的,顽强的生命力。
二、“文化大革命“之所以发生而且是持续十年之久的社会历史原因
《决议》的分析表明,多种特殊的原因,特殊的条件的综合作用,才造成“文化大革命”。
这些原因和和条件消失以后,再像1966年到1976年那样搞“文化大革命”,起码是困难的。
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毛泽东同志有那么高的威望,他的一些主要论点又离开了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形成那么一套“文化大革命”的理论。
只要我们全党和党的领导同志,都从“文化大革命”,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全党同志,全国各族人民的觉悟都大大提高,而且党和国家从制度上进行一系列改革,我们就一定可以避免重犯“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严重错误。
因此,我们应该是有信心的。
《决议》的分析是多方面的,内容十分的丰富。
除了毛泽东同志领导的错误这个直接原因以外,《决议》也着重分析了两个方面的社会历史原因。
第一个原因提出了几个层次的问题。
首先,搞社会主义的历史不长,经验不多,许多问题的答案需要我们去探索,难免会犯错误。
其次,意思是毛泽东同志不愿意停步,不断地探索,党很难抵制他的“左”倾错误,很多同志反而接受了这种“左”倾错误。
党内多数同志,特别是领导同志,都是在长期阶级斗争环境中成长的,熟悉和习惯于阶级斗争的观念,阶级斗争的经验,阶级斗争的方法,而对于新的情况却很不熟悉。
所以,在毛泽东同志探索出一系列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道理以后,尽管我们一时跟不上,但是总还是想办法跟,后来就一步一步接受了。
再次,我们都相信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同志直到“文化大革命”期间,还多次提倡我们读马列,庐山会议以后讲,庐山会议闹了大笑话,几百个中央委员,上了政治骗子的当。
我们都认为,毛泽东同志在马列的修养上,水平很高,因此相信他,相信他对马列的解释。
而恰恰在这些问题上,《决议》说从领导思想上来看,把马列著作中的某些设想和论点加以误解或教条化了。
最后,《决议》肯定了我们反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正义斗争。
这一条任何时候都站得住。
这场斗争是他们挑起的,我们不能受欺负,才被迫应战。
第二个原因,毛泽东同志脱离现实,脱离群众,骄傲,权利过分集中一个人等等。
这里讲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没有解决领袖和党的关系问题而出现的一些严重偏差给我们的消积影响。
看一下第一国际的章程,尽管马克思,恩格斯表态,他们不高兴个人崇拜,但是那个章程中各个支部和国际的关系,国际和领袖的关系,是搞得很集中的。
共产国际比那个时候更集中了,各国党都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必须服从共产国际。
下级服从上级这一条,把各国党管的死死的。
列宁很注意发扬民主,但是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中也说,社会主义的民主制与实行个人独裁之间,绝无任何原则上的矛盾。
斯大林搞得很厉害。
所以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没有很好的解决领袖和党的关系问题。
我们接受了这些东西,对党的建设,不能不发生影响。
1980年8月讨论邓小平同志在政治局扩大会议讲话的时候,讲到对封建主义在我们政治思想上的遗毒不可低估。
乔木同志提出,我们党内的问题,党内的关系,领袖和集体的关系,不能简单的归结为封建主义影响这一因素,还应该看到共产主义运动史上这个问题历来没有解决好。
我们受这个影响不小。
当然,我们对封建主义的影响也确实不能低估。
所以,最后讲,所有这些原因综合起来,就造成一个条件,使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滋长起来,也就使党和国家难以预防,难以制止“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发展。
三、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再次探讨:
恩格斯曾指出,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
但是不能说经济因素是决定因素。
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而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其中包括阶级斗争的各种政治形式和这种斗争的成果,包括宪法,各种法权形式的影响,也包括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等各种方面。
所有这些因素是相互交错起来发生作用的。
恩格斯还指出,“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但是第一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进行创造的。
”这就要求我们分析“文化大革命”产生之前,我们党内,我们国内以及世界范围内,当时存在的前提和条件是些什么。
《决议》中说的原因很扼要地提到了是在一些什么样的条件底下,“文化大革命”才发生,发生之后才持续十年之久的。
恩格斯又说:
“历史是这样创造的:
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的”。
个人有个人的意志,各个团体有各个团体的意志,各个单位有各个单位的意志。
单个意志相互冲突,“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能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
这样会有无数相互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
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有没有希望过的事物。
所以以往的历史总是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的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
但是,各个人的意志------其中的每一个都希望得到他的体质和外部的,终归是经济的情况(或是他个人的,或是一般社会性质)使他向往的东西-------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
相反地,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
”
恩格斯概括了具有普遍意义的历史现象,对一种历史发展的规律作了表述。
遵照恩格斯的论述研究“文化大革命”发生和“文化大革命”的过程,结果,是很有启发,能够使我们理解很多问题。
“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同毛泽东同志的设想已经很不同。
拿时间来讲,原来他希望半年,以后说一年也可以总可以结束。
结果没有想到,一弄直到他离世也没有结束。
从过去的事实“文化大革命”中的情况来看,他是要解决刘少奇同志的问题,但怎么解决,原来的想法跟后来的结果完全不一样。
八届十一中全会对刘少奇同志的地位做了调整,刘少奇同志在这个会上做了自我检查,毛泽东同志看了这个检查,有一段批语,说检查是好的。
毛泽东同志的目的非常明确,是要把刘少奇同志拉下来,使他承认错误,以后在党中央起不了多大作用。
可是把刘少奇同志整成叛徒,内奸,工贼,这不是毛泽东同志一开始就设想过的。
后来的事实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想法受到林彪,江青他们意志的影响,其结果就不是毛泽东同志原先预想的那样的了。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想法,但最后互相冲突的结果,却是跟原来的想法有的完全相反,有的很大不同。
“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红卫兵,东冲西冲,大多数人是对党的热爱,出于对毛泽东同志的信赖。
可是运动的发展跟原来的想法,跟相当一大部分人的想法完全不一样,于是有的变成了逍遥派,以至于到天安门事件,起来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的,相当多的人是“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红卫兵。
这个行动同当初他们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想法肯定也是不一样的。
这种不一样是斗争的复杂过程中间引起互相冲突,引起思想的变化,受到事实的教育才变过来的。
毛泽东同志自己面对各种力量相互交错,相互影响形成的这个时期的合力,那个时期的合力,遇到一个问题解决一个问题,以为解决了以后就会好了,没想到解决了这个问题,新的问题又来了,一直处于被动局面。
他去世之前说,一生只做了两件事,这后一件赞成的人少,反对的人多。
这同他“文化大革命”出去的想法也是相反的。
这就是合力造成的结果,反映到他头脑里来,终于认识到反对的人多。
历史的发展确实是微妙,完全不是很多人意料之中的。
这个合力反映了一种不可抗力的历史规律。
虽然最后出现的结果是谁都没有希望的,但这还是历史规律在起作用。
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不能违背历史规律。
毛泽东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给党,国家,人民造成很大不幸。
这是违背历史规律的。
因此受到党和人民的不同形式的抵制。
《决议》写了这方面的艰难曲折的斗争,指出这种斗争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
同时,也肯定了毛泽东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起的积极作用。
我们党继续维持统一,政府和军队还能进行许多必要的工作,我们的性质没有改变,等等,都和毛泽东同志的巨大作用分不开。
这是因为,他在这方面的作用,是合乎历史规律的。
毛泽东同志教育出来的一大批干部,包括一大批老革命家,是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要打到的。
但是群众从自己的实践中看到,这些被打倒的人不错,林彪很坏,江青很坏,转过来同情这些被打倒的人。
这些人在他们被打倒的时期,确实还是想紧跟,确实是真心诚意地作检查。
周扬同志说的好,说他在被打倒的期间,江青说他是叛徒,是两面派,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他一点也不在乎,每次受到批评考虑错误的时候,归结起来就是一句话,深深感受到对不起毛泽东同志的培养和教育。
正是这些人,在毛泽东同志去世以后,改正了他的错误。
这也是毛泽东同志没有预料到的。
但是这恰恰是符合历史规律的。
我觉得对于“文化大革命”我们必须清楚正确的对待和认识,只有这样才能从中吸取教训,为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积累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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