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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史学方法在当代中国史研究中的运用

王爱云

计量史学方法，不是指运用简单的数字作为论据说明历史现象，而是指运用数学方法、统计学方法和电子计算机技术，通过各种数据关系和创建数学模型来论证说明历史现象并揭示其内在联系。

这一方法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六七十年代扩展到西欧、拉美，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被介绍到中国。

由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各种数字统计资料比较健全，这种方法马上引起了当代中国史研究者的重视，很快便出现了运用计量史学方法进行研究的成果。

经过30多年的发展，计量史学方法在中国当代经济史、人口史、社会史、军事史乃至政治史研究中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应用，计量史学研究以其鲜明的科学性、客观性推动了这些学科的健康发展。

与此同时，计量史学方法本身存在的使史学陷于枯燥以及研究者主观态度影响结果的客观性等局限在研究中也暴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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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通过回顾30多年来计量史学方法在当代中国史研究中的运用，总结分析这一方法的优势及局限，并对如何在当代史研究中弥补和修正这一方法的局限做出思考，以期对学界掌握、运用这种方法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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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计量史学方法在当代中国史研究中的运用

　　20世纪70年代末之前，在中国史学界，“整个说来，历史学基本上是定性研究，而极少考虑量的因素”［1］。

这种定性研究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能够确定历史事物的某些特征和本质，但却不易表示它们的量；虽然可以揭示历史现象之间的联系和影响，但却不能测定这种联系和影响的程度大小。

新时期要继续推进历史研究，就需要借助量的分析，因此计量史学方法介绍到中国后得到史学理论界部分学者的高度重视和大力倡导，80年代中期还出现了“计量史学热”。

但是由于传统史料尤其是古代统计资料相对匮乏，计量史学方法本身的理论探讨虽然很多，真正运用这一方法开展研究的史学成果却很少。

然而在当代中国史研究领域，计量史学方法得到了比较充分的运用，并涌现了一批代表人物和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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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代人口史领域

　　人口史研究离不开统计数字。

新中国成立后，于1953年、1964年、1982年、1990年、2000年、2010年进行过六次全国性人口普查，留下了大量的人口数据，为计量史学方法的运用创造了有利条件。

基于此种有利条件，当代人口史研究成为较早运用计量史学方法的领域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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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5年，西安交通大学人口研究所蒋正华最先运用数学模型方法计算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年的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在此基础上估算出三年经济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人数。

［2］此后，三年经济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人口的数量一直是研究者运用计量史学方法进行热烈讨论的一个重点问题。

如孙经先等人的研究（孙经先：

《关于我国20世纪60年代人口变动问题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年第6期；金辉：

《“三年自然灾害”备忘录》，《社会》1993年第Z2期；曹树基：

《1959～1961年中国的人口死亡及其成因》，《中国人口科学》2005年第1期。

）都运用了数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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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人口演化规律研究中也经常运用数学模型分析方法，即以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人口数据为基础，建立中国人口演化的模型，探索中国人口随时间演化的规律，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人口发展趋势进行预测。

魏高峰、龙克柔的文章《中国人口演化模型与中国未来人口预测研究》［3］，龙姝明、刘英娟、杨乐、刘利梅的文章《人口演化的双指数模型与中国人口预测》［4］等都运用了数学模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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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的来看，统计方法是当代人口史研究中最常用的方法，即通过对数据的简单运算，以数字或表格的形式对当代人口发展和变化进行数量分析，总结人口流动、人口发展的规律。

如黄海英的《1957～1965年中国城乡人口迁移流动与城乡关系研究——以广东省为个案》［5］，大量运用了统计数据，经作者运算得出的表格有14个，对于科学准确分析1957～1965年广东省城乡人口迁移的状况以及广东省城乡关系与城乡人口迁移之间的关系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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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当代经济史领域

　　经济史是经济学与历史学的交叉学科，其经济学的固有特性与数理需要使经济史研究中的量化分析更为必要。

20世纪80年代以后，计量史学方法成为经济史研究者的一种必不可少的研究手段。

截至目前，可以说当代经济史是中国史学界采用计量史学方法最充分也最富有成效的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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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人口史研究类似，当代经济史研究者普遍运用的仍是数量统计方法，即根据统计数据进行数量运算、制作表格，对历史现象间的相关关系进行数量分析。

在这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董志凯的研究具有代表性。

首先，她运用计量史学方法研究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对中国社会生产力的作用。

如1987年，针对美国学者德·金·珀金斯所提出的“土地改革主要是由于政治的原因而不是经济的原因”，“土地改革对生产也许具有消极影响”［6］的观点，董志凯充分运用计量史学方法研究了土地改革的经济原因及其对中国社会生产力的促进作用。

尤其在分析土地改革对生产力的作用时，她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地方档案等资料中1949～1953年有关统计数字，计算了中国农业总产值、主要农产品产量、人均粮食产量、农具耕畜数量、播种面积、灌溉面积、化肥用量、面积产量、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城乡比例、出口商品额构成等等，构建了13张数量表格，直观、有力地说明了土地改革对中国生产力的巨大解放和促进作用。

此后，董志凯陆续发表了一系列类似的研究成果［7］。

其次，在对中国经济某些产业部门作长时段历史梳理时，董志凯也充分运用了数量统计方法。

如，计算统计了1949～2004年中国盐业的总量发展和结构变化以及盐税占国家税收比重的变化，由此分析盐业产销体制的变化和变革；［8］采用把农村基本建设投资在国家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比重的文字阐述和数字统计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回顾了半个世纪以来农村基础设施投资的历史。

［9］

　　80年代中后期，当代经济史研究还出现了建立经济运行的数学模型对中国经济运行的状况和经济发展史进行系统的数量分析、评价的研究成果。

如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段宾通过建立关于国民经济运行中主要变量间一般数量关系的函数组，来分析评价1953年以来新中国的经济发展史，取得了良好效果。

［10］

　　（三）当代社会史领域

　　当代社会史也是计量史学方法运用较多的领域。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过程中都注重运用数量统计方法来揭露资本主义的剥削实质。

《资本论》除运用简单的四则运算外，还大量使用了比例关系、函数关系、不等式及众多的统计图表。

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一书中也引用了大量数量统计资料，从资本的积聚和集中、生产规模的扩大、雇佣工人的增多等多方面论述分析自由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的过渡。

这说明数量分析可以成为社会研究的一个重要手段，社会史研究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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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20世纪80年代末期，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朱庆芳等人就开始探索通过选取几十项重要指标，组成能概括、描述中国社会发展情况的综合指标，构建社会发展指标体系，全面地衡量和评价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综合发展以及各省市区的社会发展水平。

自1987年起，朱庆芳发表了《我国社会发展指标体系初探》、《建国四十年社会发展指标的评价》、《从社会指标体系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展》、《建国以来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11］等一系列成果。

与此同时，他们还构建了小康指标体系、社会保障指标体系、社会和谐指标体系、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指标体系等专题指标体系，对专题领域的社会发展状况进行评估，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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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史领域有许多内容尤其是与经济密切相关的经济社会史适合进行量化研究。

例如就业问题，就业率与失业率是必不可少的数据，1996年冯兰瑞在研究中国第三次失业高峰问题时，就用国际通用的公式（即失业率是失业人口除以劳动力供给总量）计算了1986～1995年中国的失业率，并分析了《中国统计年鉴》用“城镇登记失业人数除以城镇从业人数加城镇登记失业人数之和”这一计算方法的缺点。

［12］就业弹性系数也是研究新中国就业历史经常运用的分析工具。

如孟聪慧、曾帆的《1978年以来我国就业基本情况分析》［13］就以就业弹性系数分析了1979～1995年中国就业状况的变化。

此外，研究城乡收入差距和各阶层收入差距，也是以工资、补贴、税费等数量计算为基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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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注意的是，当代社会史研究中也出现了运用数理模型进行研究的成果。

如刘精明的《“文革”事件对入学、升学模式的影响》［14］一文，采用了Cox比例风险模型来分析新中国成立后至“文化大革命”时期具有不同社会背景的个体的入学、升学概率，借以研究“文化大革命”对学生入学、升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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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当代军事史及政治史领域

　　受重定性而轻定量分析这一传统的影响，当代军事史研究缺乏精确的定量分析，加上一直未能建立充实的数据库，使得当代军事史上许多重大问题都没有统一的、准确的数字，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军史研究通过准确的定量分析得出正确的定性结论。

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军史学界有学者一直呼吁军事历史研究“需要克服缺乏定量分析和作风不严谨的弊病”，“在军事历史研究中应引入定量分析的方法，在表述时注重数字的准确性和严肃性”［15］。

多年来，当代军事史研究者也做了不少努力，在运用计量史学方法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尤其是与数字密切相关的军史研究中，数量统计方法得到了充分应用。

例如徐焰的《新中国军费开支的历史演变》［16］一文就以数据为基础，统计了1950～2009年每年军费开支的数量和所占国家财政支出以及GDP的比例，实事求是地分阶段总结了军费演变的特点，驳斥了国际上就中国军费数字增长大加渲染炒作“中国威胁论”的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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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政治史领域也有运用计量史学方法加强定量分析的成果。

如有的学者以地方档案为基础，将整风中的“鸣放”论作为解释变量，“右”的性质为被解释变量，构建起一个ordinalprobit模型，来分析哪些言论最容易导致划为“右派”，［17］应该说，这是一种新的尝试。

　　总的来看，在当代中国史研究领域运用的计量史学方法主要包括两类：

一类是统计学方法，一类是数学方法。

相比较而言，一些简单的统计学方法，如计算总量、平均数、频率、百分比等比较容易运用；而数学的方法，如相关分析、回归分析、构建数理模型等则需要有较高水平的数学统计理论基础。

在中国古代、近代史研究中，计量史学方法的运用主要限于简单的统计方法，而在当代中国史领域，由于一些人口学、经济学、社会学专业学者的加入，数学方法与统计方法同样得到充分运用，通过构建数理模型进行量化分析的成果很多，从而使当代史领域的计量史学研究取得比较深入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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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在当代中国史研究中还出现了一种计量史学方法的新趋势，即运用量化方法来做文本内容分析，也就是通过对文字的表述作数量统计，从史料使用某一词语的次数和频率来研究历史现象，总结其中的特点和规律。

如《中共党史研究》1999年第4期、2003年第1期刊登了日本学者村田忠禧的《通过对字词使用的计量分析研究中共党史》、《从改革开放以来的党代会政治报告的词语变化来看中共十六大的特点》，将新中国成立后每五年举行一次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作为研究素材，通过对报告中使用字词出现频率和表达方式的变化研究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的变化。

这种计量方法虽然不是直接计算数据，而是从研究对象中统计抽取相关数据，再通过数据分析政策变化，但是仍不失为运用计量史学方法的积极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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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计量史学方法在当代中国史研究中的功效和局限性

　　对于计量史学方法的功用，有的学者曾评论指出：

“量化方法对于研究历史上某些问题，不容否认的是一种利器”［18］。

作为一种“利器”，计量史学方法在当代中国史研究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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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计量史学方法的运用，不仅使传统定性研究中的模糊认识得到量化验证而更趋于严谨和精确，而且还可以获得仅靠定性分析达不到的认识，从而有效弥补了当代中国史研究中定性分析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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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史学定性分析的主要缺陷之一，就是采取一种模糊的语言来解释历史，而在影响历史发展的众多因素中，很多是可以用计量方法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