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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女报中的西方女杰
晚清女报中的西方女杰
明治“妇人立志”读物的中国之旅
夏晓虹
2012-12-1709:
59:
00 来源:
《文史哲》2012年4期
内容提要:
日本明治时期,启蒙思想家中村正直翻译的英国斯迈尔斯所著《西国立志编》引起轰动,适应各种人群的仿作随之大量出现。
其中数以百计的“妇人立志”读物所传写的西方女杰事迹也大批输入中国,为晚清女性提供了众多取法典范。
除了单行本的移译,晚清女报“传记”栏实为重要的集散地。
其所汇聚的来源广泛的文本,经过译者契舍本土情境的再度阐释与修正,不但与其他栏目相呼应,凸显了各报的办刊宗旨与现实思考,也在中国女界改造旧道德、培植新品格的精神重塑历程中发生了深远影响。
其间的关联,在晚清前后相继的三份女报上有清晰的呈现:
1902年在上海出版的《(续出)女报》(《女学报》)虽尚未设置固定的传记栏,但以转载为主的各文,却对不同面貌的“西方美人”表现出一律的仰慕;1904年由常熟学人创办的《女子世界》采择的原本最为繁复,而经过编辑的引导,诸多西方女杰的品德均被归纳到慈爱一途,赞赏西国“爱种”于是成为该刊传记译介的主题;编印于东京的《中国新女界杂志》以留日学生为主要撰稿人,深受其时在日本盛行的国家主义思潮感染,所译各传对表彰欧美“女国民”显示出高度的自觉与统一。
至于众多日文原作的发现,不仅如实将中文作者还原为译者,也提点出还原晚清历史语境的一条进路。
关键词:
明治日本“妇人立志”读物晚清女报西方女杰
作者简介:
夏晓虹,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作为输入西方典范的一条重要通道,明治日本在晚清中国的女性传记中留下了深刻印记。
特别是当时在日本大量销行的“妇人立志”读物,不仅有单行本的及时译印①,亦为中国的女报传记栏提供了丰沛资源。
本文拟选择三种时间上前后承接、影响较大的晚清女报,即《女报》(《女学报》)、《女子世界》与《中国新女界杂志》,将其中所刊载的西方女杰传还原到中日两国特定的情境中阅读,以探究这些借助杂志传播的译述文本之思想内涵,并观照其与各家女报宗旨及现实思考之间的关联。
一、明治时期的“妇人立志”传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社会加速了对西洋文明的引进。
在思想界的启蒙浪潮中,1871年(明治四年)7月,由中村正直(1832-1891)翻译的英国斯迈尔斯(SamuelSmiles)所著《自助论》(SelfHelp)出版,取名《西国立志编》②。
该书内容及所取形式切合了明治初年的读者期待,刊行后畅销不衰,意外地成为引领风气之作。
作为留英学生监督的中村正直,于1868年(明治元年)归国前夕,偶然得到了英国朋友赠送的《自助论》,在东行的船上即爱不释手地反复阅读③。
当时中村最为看重、并促使其着手翻译的乃是书中彰显的国民自主精神,《〈西国立志编〉总论》开宗明义便指出:
“国所以有自主之权者,由于人民有自主之权;人民所以有自主之权者,由于其有自主之志行。
”而这部意在塑造日本国民“自主自立”④品格的译作,借助原著故事加格言的励志读物写作方式,更易于为青年读者接受。
由此使得该书与中村正直同年出版的另一部译著《自由论》(OnLiberty),一并成为“明治前期中传播最广的启蒙书”⑤。
其对日本民众深入而持久的影响,也被中译本修订者林万里认为:
日本译印是书在明治初年,少年学生,殆无人不读,叠版至数十百次,遂以养成国民勤俭忍耐之特性,战胜攻取,定霸东亚,不得谓非此书之功也。
⑥
正是凭借如此非凡的启蒙功绩,《西国立志编》才获得了“明治思想界大宝典”、“明治圣书”⑦的时誉。
而随着《西国立志编》的风行,名目繁多的仿作亦纷纷出现。
此时不仅编印了与之笼统对应的《日本立志编》,针对各种特定人群量身定做的“立志”诸书也不一而足⑧。
就中,专为女性编写的同类读物,题名容有不同,思路或有差异,却均以“奋兴妇人女子之志气”⑨、树立楷模为一致取向。
故其编撰的形式,也由亦步亦趋的模仿而逐渐减少了格言成分,转为单一的传记⑩。
各书中和洋混编者固不乏其例,更多的则是分而治之。
1876年(明治九年)刊刻的《泰西列女传》堪称第一部介绍西方女杰事迹的著作。
不过,若论影响力,则1887年(明治二十年)由宫内省印行的《妇女鉴》还当首屈一指。
这部应华族女学校教学之需,“就国史及汉洋诸书,采妇德、妇言、妇容、妇工之可法者”(11)编辑而成的传记,虽然记述的西方女性故事有限、且被纳入传统道德的框架中,但因凭借皇室之力,西方女子的进入典范行列因此显得意义非凡。
在以皇后名义编印的《妇女鉴》的示范、带领下,明治二十年后,妇女传记的出版一度形成热潮。
在数以百计的“妇人立志”读物中,关涉到西方女杰、且相对重要的是下列数种:
1892年(明治二十五年)竹越竹代编纂《妇人立志篇》
1892年(明治二十五年)涩江保纂译《泰西妇女龟鉴》
1898年(明治三十一年)德富芦花编《世界古今名妇鉴》
1901年(明治三十四年)永山盛良编《泰西名妇传》
1902年(明治三十五年)岩崎徂堂、三上寄风合著《世界十二女杰》
1903年(明治三十六年)加藤米司著《女子立志编》
1906年(明治三十九年)根本正译述《欧米女子立身传》
应该说明的是,此处所列仅为合传,单篇传记已排除在外。
而所谓“重要”,大抵是基于晚清情境的考量。
对于大多数靠“和文汉读法”(12)速成的译者而言,在日本越是通俗的“和文体”与“俗语俚言体”越是难译,因此,“汉文体”或汉字较多的“欧文直译体”(13)著作便特别受到青睐。
并且,与日本“立志编”的照顾到各种职业与年龄层不同,晚清译本无此分别。
以女性读本而言,均以受过初等教育的女学生或更为年长者为预期读者,故而在日本颇为流行的华族女学校学监下田歌子所著《少女文库》(14)亦未列入。
由上可知,明治时期的西方妇女传记,在书名上大体经历了一个从“列女”到“名妇”再到“女杰”的变迁过程。
这种称谓的转换,实际上蕴含着逐渐挣脱自中国传入的刘向《列女传》传统、重建女性典范的历程。
与之相应,在内文的分类上,也呈现出由德行到职业的移转。
1879年刊行的《西洋列女传》,尚依照“孝行”、“友爱”、“贞操”、“慈母”(15)分为四部;1892年出版的《泰西妇女龟鉴》与《妇人立志篇》则处于中间形态,前者的类别“有贞女,有孝女,有文人,有诗人,又有爱国家、慈善家、勇妇等”(16),后者在人物的姓名前开始冠以“政治家”、“教育家”、“贞妇”、“殉教者”、“理学者”、“慈善家”、“文学者”、“大神学家”、“旅行者”(17)一类名目;而到1901年编印的《泰西名妇传》,带有道德意味的指称已完全消除,只剩下“法国画家”、“克里米亚战争的女杰”、“英国慈善家”、“法国小说兼政论家”、“美国女教育家”、“美国女科学家”、“美国杂志记者”、“英国慈善家”(18)的身份介绍。
对西方女杰的认定,也由1877年的《古今万国英妇列传》之专收“女王”、“女帝”、“皇妃”、“大统领(即总统)母”,渐渐扩及兼取“法国女杰”圣女贞德、“法国革命家”罗兰夫人、“慈善家”南丁格尔等,至1902年的《世界十二女杰》一书,“女帝”、“女王”、“王后”的分量已大幅缩减,只保留了4人(19)。
显然,西方女杰所属阶层的下调,对日本女性无疑可以产生更普遍的激励效应。
众多“妇人立志”书的竞相出版,不排除其间有盈利的刺激,故粗制滥造在所难免。
不过,值得重视的是由此反映出的明治时期社会心态,即对于新典范的认知渴求。
新式学校也理所当然地成为最主要的实践场域。
时“充女子师范校教员”的松本荻江率先为《泰西列女传》作序(20),已显示出二者之间的必然关联。
而《妇女鉴》明确传达的来自明治皇室的倡导,“命宫内文学”“著《妇女鉴》六卷,充校生读本,所以助治化也”,也使其立意很快超出华族女校的囿限,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回声。
该书序言所阐述的编纂宗旨,实可视为同类著述的共同追求:
尝征之古今,考之内外,各国传记所载,耳目所触,帝王之为善政,英雄之树伟勋,学士之务业,官吏之奉公,农工商贾之殖生产,往往有资乎慈训与内助。
然则一妇贤否,家道兴衰之所关;一家兴衰,即天下治化隆替之所基,妇女之任不亦重乎?
(21)
这一将天下即国家的兴衰强弱与女性联系起来的新思路,正是中村正直编译《西国立志编》目的的自然延展(22)。
担负着重塑日本妇女品格之使命的“妇人立志”诸作在明治时期的大行其道,也很快传染到一水之隔的中国,其中的西方妇女传尤其引起晚清译者的注目。
而从原本的易得考虑,取自成书总比采自报章更为便利。
因此,晚清女报“传记”栏中选译的西方女杰传,便基本省略掉从明治报刊爬梳的过程,直接由源源不断刊行的新作中引进。
由此使得晚清西方女性典范的移植,也具有了与明治时期相似的经验。
二、《女报》(《女学报》)中的“西方美人”
近代中国的第一份女报,为1898年7月24日在上海发刊的《女学报》,隶属于创建不久的中国女学会与中国女学堂。
不过,因很快遭遇9月21日的“戊戌政变”,这份维新派色彩相当明显的报纸在艰难维持到1899年3月6日出刊后,似乎便就此了结,目前存世的实物有号数并不连贯的总共13期(23)。
继之而起者为《苏报》主人陈范之女陈撷芬所办《女报》(《女学报》)。
该报的历史分前、后两段:
1899年冬初次行世的《女报》原刊4期至今尚未发现(24),故无从讨论;1902年5月8日复刊后,封面虽署“续出女报”,期号已另行计数,至1903年10月,共出版杂志13期。
其间,“续出”的刊名只用到1902年12月的第九期,转年3月出版的第二年第一期,已改称《女学报》。
该报起初随《苏报》赠送,至1902年10月第七期起改为销售。
因1903年6月底“苏报案”发生,陈范受到牵连,陈撷芬随父逃亡日本,《女学报》也随之迁移东京,编印了最后一期。
与前一份《女学报》的编辑与主笔多为中国女学堂董事或教习不同,陈撷芬初期是以女学生的身份课余办报,直到改名《女学报》后才成为专业报人。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该刊在她手中,也开启了近代女性以一人之力办报的新局面(25)。
由于《(续出)女报》初时为赠刊,阅读《苏报》的男子成为当然读者。
但其预设对象显然在女界,尤其看重女学生。
尽管其时西方传教士所办的女校寥寥无几,国人自办的女子教育亦刚刚在上海起步,不过,这些陆续兴办的女学堂师生确实对这份唯一的女报相当关爱(26)。
《女报》(《女学报》)始终把提倡女学放在首位,同时也致力于“伸女权之公理”(27),故陈撷芬倡言的“兴女学、复女权”(28)实可用以概括其办刊宗旨。
杂志的各个栏目不但着意于此一主旨的宣扬,陈氏也以诸如《论劝止缠足之关系》、《快些做事》、《要有爱国的心》、《不要过于装饰》、《独立篇》、《论女子宜讲体育》(29)等论说丰富了其思想内涵,甚至劳纺以白话解说一向被视为传统女德读本的《女诫》,也被陈撷芬转录(30),从而显示出新旧过渡时期刊物的多元面向。
倡导女学、女权之外,陈撷芬对表彰女界先进也颇为上心。
因1898年的《女学报》本有刊载绘图《中外古今列女传》、“以作巾帼师范之资”的设想(31),虽未必落实,但此议对后出的《女报》(《女学报》)不无启示。
续出第一期中,编者即预告:
“我只个报内,还要出一种画图,把那些古往今来,中国外国,好女人的事迹,画将出来。
”(32)尽管如同早先的《女学报》一样,此说亦不见下文,古今中外“好女人的事迹”却并未完全埋没,而是借助另一种方式——文字传写出来。
应该说,陈撷芬对征集妇女传记相当努力,其《续办〈女报〉事例》第二则即专言此意:
各省各国妇女,无论现在、已故,如有奇才绩学、苦志异行者,凡其亲族知友,均可代为阐扬,或作为传赞,或付之歌咏,或仅叙事实,由本报润色,均无不可。
但使足资观感,本报自当酌登。
尽管此项征稿的对象尚局限于“亲族知友”,并包括了诗歌,与后来发表的情形不完全相合,而所谓“奇才绩学、苦志异行”也嫌笼统,但其作为晚清女报中首次明确的女性事迹主题征文,仍然意义重大。
只是当年这一急需稿件的登报征求,结果并不令人满意。
符合编者标准的中国女性传记既少有新作,西方女杰事迹更多了一层翻译的障碍,也不易得,以致“传记”在《女报》(《女学报》)中尚无法构成独立的栏目。
与之相关的记述“人物故事”的“炜管证闻录”栏(33),也仅以辑录中外女子的片段事迹与琐闻轶事为主,在作者固不无示范意义,却毕竟和传记的完整性有差。
由于《女报》(《女学报》)发表的传记除最后一期外,全部属于来稿或转载,因而主编的意向只能透过选刊来体现。
其中国内女性的传记,如《女士张竹君传》、《罗迦陵女士传》均标为“来稿”;另一同样未注作者姓名与原刊的《记江西康女士》,实为梁启超1897年的旧作(34)。
三文分别进入不同的栏目:
“论说”、“专件”与“炜管证闻录”。
西方女杰传的处理方式也近似,统共四篇译文,《批茶女士传》入“论说”,《罗兰夫人传》列“附件”,《俾士麦克夫人传》与《英国女杰涅几柯儿传》载“译件”。
初步的改观出现在迁址东京后,直到此时,陈撷芬在译稿的采编上才表现出更多的自主性。
《英国女杰涅几柯儿传》之为首次署名的原发稿,以及陈本人用白话改写的《世界十女杰演义》之连载,都在这最后一期刊物上出现。
可惜杂志也从此夭折。
既然《女报》(《女学报》)刊登的翻译传记多出于转录,陈撷芬所习外文又是英语而非日文,因此,对于日文原本的采择,陈氏其实并无自觉。
不过,即便如此,该刊刊载的西方女杰传仍不脱明治“妇人立志”读物提供的典范,倘若追寻原本,则更集中于《世界古今名妇鉴》。
与《世界古今名妇鉴》直接相关的译文为《罗兰夫人传》与《俾士麦克夫人传》。
前者由梁启超以“中国之新民”的笔名、《(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的题名,1902年10月刊于其在日本横滨主编的《新民丛报》第十七、十八号,同年11月、12月的《(续出)女报》第八、九两期转载,未完;后文1903年2月在上海印行的《大陆报》第三期发表,为同年5月出版的《女学报》第二年第三期转录。
其日文本分别是《佛國革命の花(口一ラン夫人の傅)》以及《政治家の妻》中的《ビスマアク夫人》。
罗兰夫人(Marie-JeanneRolanddelaPlatiere,1754-1793)属于最早介绍到日本的西方女杰之一,1876年印行的《泰西列女传》已有其名,她也成为后来多种“妇人立志”书的在编人物。
而其得以进入梁启超视野,并接力影响到《女报》(《女学报》),则与梁启超对德富苏峰文章的爱重、进而偏好由其创办的民友社出版物有关(35)。
《世界古今名妇鉴》正是民友社的出品,编者德富芦花又是德富苏峰的弟弟,其充满激情的文章风格也易于打动读者。
这些都足以引起梁启超对该书的注意。
而从《女士张竹君传》与《罗迦陵女士传》先后出入于《新民丛报》与《(续出)女报》的情形,也不难窥见两刊在稿件上的互通互助。
德富芦花的《罗兰夫人传》以“法国革命之花”命名,突出地表现了传主与法国大革命的关联。
这正是罗兰夫人一生事业的高潮。
依据日本学者松尾洋二的研究,他经过细致的文本对勘,认为梁启超的《罗兰夫人传》除了开头与结尾的议论,主体部分基本为德富文章的译文。
而翻译中的一些删改,则意在淡化原文对罗兰夫人初期激进思想和行动的描写与肯定,恰好对应了梁氏其时从革命退回到改良的思想变迁(36)。
很显然,不但罗兰夫人是一位政治家,梁启超翻译此传也意在传达其政治理念。
不能说梁启超译文中的思想倾向对晚清女性不重要,但陈撷芬的转载将其置于女报语境中,则文本的意义自会发生微妙的变化。
“近世第一女杰”的称誉多半落实在罗兰夫人的爱国救国热忱上,特别是梁氏以激情四溢的笔墨在《罗兰夫人传》开篇写的一段文字,也成为一时经典:
罗兰夫人何人也?
彼拿破仑之母也,彼梅特涅之母也,彼玛志尼、噶苏士、俾士麦、加富尔之母也。
质而言之,则十九世纪欧洲大陆一切之人物,不可不母罗兰夫人;十九世纪欧洲大陆一切之文明,不可不母罗兰夫人。
何以故?
法国大革命为欧洲十九世纪之母故,罗兰夫人为法国大革命之母故。
此言以罗兰夫人的性别为喻,将其女性身份扩展到伟人之母、文明之母,从而促进了对女子赞誉之词“国民之母”在晚清的流行(37),更是超脱了梁传所有的政治意涵。
《(续出)女报》的转载恰好在罗兰夫人刚刚现身法国大革命舞台时戛然而止,也使得梁启超添加的这个部分更为醒目。
同样是政治家夫人的传记,《俾士麦克夫人传》无疑与《罗兰夫人传》之重在政治家不同,凸显的是其夫人身份。
此传只是专意讲述俾士麦克夫人即俾斯麦夫人(JohannavonPuttkamer,1824-1894)与德国著名的“铁血宰相”之间的夫妻情深与家庭幸福。
为此,《女学报》转载时,甚至删去了《大陆报》本开篇原有的叙说夫人去世后各国的哀悼以及丈夫的悲痛一节文字,译者另外添出的“夫人一生之历史,即俾公一生之历史也;俾公一生之历史,即最近日耳曼之历史也”等意在提升其人重要性的言说也一并消失。
于是,从俾氏求婚时的慧眼识英雄,到暮年的“婆娑相对,白发盈颠”,俾斯麦夫人的生活始终是以丈夫为中心。
而在外面世界强悍易怒的俾斯麦,其实也非常依赖夫人构筑的家庭这个平静的港湾。
因此,传记极力称说:
“公爵一生之大运动,大策略,大雄图,大演说,其原动力固有在,初非公一人能演此种种离奇光怪之活剧也。
原动力者何?
夫人也。
”
本来俾斯麦夫人在政治上未尝没有抱负,日文原作即谓之“夫人实有其荣誉心”。
在给一位英国女士的信中,她也以“吾国无妇人自由运动之余地”为憾事。
不过追溯缘由,德富芦花将其主要归结为俾斯麦忌惮皇太后参与政治,因而使“夫人显无满足此荣誉心之机会”(38),译文却变成了皇太后对政治活动的“沮止”。
但无论如何,俾斯麦夫人总是接受了这一限制。
所以,中译者挪动日文本前后的文字,拼合、添加而成的结论是:
盖夫人以家为国,以家政为国政,能以其心电,成就公一生事业,感动当时几多之政治家,实动政机之技师,而所谓“政治的夫人”也。
将原作“政治的妇人”改成“政治的夫人”,不管是否笔误,“夫人”而不是女政治家实为《俾士麦克夫人传》的中心词已无疑问。
由此昭示出的是,女人不一定要直接从政,照样可以靠辅助丈夫,成就一生名誉。
而陈撷芬东走日本后,以“楚南女子”笔名演述的《世界十女杰演义》虽只昙花一现,其所依据的文本却仍与《世界古今名妇鉴》关合。
大致于1903年3月印行的《世界十女杰》(39),在《世界十二女杰》之外,又依据《世界古今名妇鉴》作了增删,其中起码一半的传记源出于此。
不署名的“编者”又在翻译中添加了大量关于“革命”与“女权”的话语,从而使得《世界十女杰》确如其所自诩,“虽曰译编,实近于撰著”(40)。
《世界十女杰》在国内发售时,曾在《苏报》刊登过广告(41),此书因而与陈撷芬多了一段缘分。
她在正文开始前写的一则题记即由此说起:
我今年看见一部书,是译他们西国的,名字叫《世界十女杰》,是说的各国女豪杰的事迹。
有的姊妹想也看见过,但是不看见的人多得狠,并且有年纪小的,不能看那深奥的文法,所以我将这十个女豪杰的事,编做白话,既可以与诸位姊妹消消闷,又可以晓得我们女子中的人物。
倘然看得合式,就可以学他也做一个女豪杰出来,岂不是件有益的事么?
姊妹们以为是否?
(42)
由题目所使用的“演义”可知,陈撷芬原本打算用说书笔调讲述人物故事。
而消遣之外,她最看重的其实是对西方女杰的了解(“晓得”)与效法(“学”)。
紧接在标题后面,以花边框起的“西方美人”四字,不仅进一步划定了“世界女杰”的范围,也显然取自梁启超关于20世纪为东西“两文明结婚之时代”,“彼西方美人,必能为我家育宁馨儿以亢我宗也”(43)的思路,对引进西方女杰以改造国民品格抱有很高的期待。
具体到此期终刊号所演义的“美世儿”,其人今译路易斯·米歇尔(LouiseMichel,1830-1905)。
《世界十女杰》中的传记乃是以《世界十二女杰》的《路易美世儿女史》为主,又糅合进《世界古今名妇鉴》的《夜叉面の菩薩(ルイ、ミセ一ル)》,并增添了不少议论与情节,成为一篇十足的革命文字。
日文二传原先置于文内的“无政府党之女将军”的称号,至《世界十女杰》也跃登标题,明确揭示出编译者的用意所在。
陈撷芬改编《无政府党女将军:
路易·美世儿》时,显然已考虑到其所设定的读者对象包括了少女,加以要兼顾“与诸位姊妹消消闷”的需求,故将原编译者写在前面的整整两页对于“不自由毋宁死”以及无政府党暴力革命的宣说一概删除,直接从传主的出生开始讲起。
尽管这篇白话演义只述及路易·美世儿14岁以前的少年生活,政治生涯尚未展开,但其人的革命家气质已然有所表露。
相比于《世界十女杰》,陈撷芬的改写确实收敛了许多,不但题目简化为《美世儿》,传主幼年时所说“吾为正义,虽用暴力不敢辞也”(44),在陈氏笔下也更易为:
“我为公共的事,正义的事,就得罪人也只好得罪的了。
”不过,《世界十女杰》从《世界古今名妇鉴》中移借的关于美世儿女权与革命思想萌发的情节:
“闲则倩从兄齐欧卢唱女权歌,绝竹为笛以和之;复借荒田以为舞台,指挥群儿演佛国革命剧,尝执短刀,精神勃勃,以扣乐沁(按:
日文作‘ギ口チン’,乃指断头台)自拟,日呼‘自由万岁!
!
!
万岁’数声以为例。
”(45)陈撷芬不仅未遗漏,而且大书特书。
只是因为不明白“扣乐沁”的音译所指,故演述为“破大狱”。
甚至为了显扬其演出效果,又虚构出观看的人“禁不住一齐的拍手喝彩道:
好革命军,好革命军!
我们也要起革命军了!
”的情节。
于叙述中,陈撷芬还承担着随时将话题引向当下中国情境的责任。
如在“自由万岁”后加入对“自由”的解说:
这自由两字有许多好处在里面,说起来一时也不能说尽。
大略的意思,是一个人有一个人的自由权,做的事体只要是不错,富的不能管贫的,大的不能管小的。
但是倘然做错了事,就是我们中国所说的那顶大的皇帝,也要受小百姓的管。
这也使得该文对于西方女杰事迹的演义,同时具有了传播新思想、新知识与培育新道德的功能,从而贯彻了《女报》(《女学报》)提倡女学的本意。
有趣的是,无论在哪一种日文传记中,路易斯·米歇尔的容貌都被描述为“丑陋”,《世界十二女杰》叙其“姿容既陋,望之如一夜叉”(46),《世界古今名妇鉴》更是将“夜叉面”放进了标题。
而《世界十女杰》出于尊敬女杰的缘故,有意回避了此类描写,不知情的陈撷芬因此误记美世儿为“美貌女孩子”。
并且,应该也是受了“西方美人”主题的暗示,美世儿之名在目录页中居然变身为“美人儿”,犯了一个美丽却颇有意味的错误。
由此也生动地显示出,作为取法楷模的西方女性在《女报》(《女学报》)中形象的美好。
尽管来源不同,《女报》(《女学报》)对于西方女性的介绍显然已超越“列女传”,而同明治“妇人立志”读物中的“名妇”到“女杰”阶段合拍。
起码一半的传记原本出自《世界古今名妇鉴》,最末一期杂志所刊《世界十女杰演义》与《英国女杰涅几柯儿传》,标题上又都赫然出现了“女杰”。
这些“西方美人”指示的进路颇为纷杂,西学自不待言,尚有爱国、贤妻、革命、女权等内涵,以及《批茶女士传》与《英国女杰涅几柯儿传》所肯定的救世情怀(47),既与刊物倡导女学、女权的主旨相关,也呼应了散见于各篇的对于女子的诸般期盼。
其间最值得关注的是陈撷芬引进“西方美人”以改造中国女性品格、诞育健全新国民的深心。
而处于过渡期的《女报》(《女学报》)传记栏,也以其辗转自日本输入的多姿多彩的西方女杰形象,为晚清女性提供了足够新鲜的取法典范。
三、《女子世界》中的西国“爱种”
《女学报》停刊之后,1904年1月17日,由丁祖荫(号初我)主编的《女子世界》在上海出现。
此刊为江苏常昭师范研究讲习会同人合办(48),也吸纳了各地诸多作者。
至1906年7月第二年第四、五期合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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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清 中的 西方 女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