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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经济如何腾飞的
日本经济如何腾飞的
自1868年明治维新起,日本的经济发展史,是一部以发达国家为目标的追赶史。
1968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GNP)跃居世界第二位。
到20世纪80年代前后,日本不仅在经济规模上仅次于美国,而且在工业技术装备水平、高精尖加工能力、产业结构等方面,均已位居世界前列。
这些表明,作为一个历史发展阶段的追赶时代在日本已经结束。
以追赶为目标建立的经济体制、生产关系以及经营思想等,面临着深刻的调整。
但是,日本似乎没有意识到大转折时期的到来。
它仍然延续过去的政策思想和发展模式,没有注意培育自主开拓发展的能力与机制。
大量的过剩资本没有与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相结合,而是流向房地产和股市,制造出泡沫经济。
由此带来了难以消除的后遗症,如大量的银行不良债权,股市疲软,投资信心不足,消费低迷,巨额财政赤字等,至今困扰着日本经济。
日本经济目前正处在130多年未有的大转折时期,这是由追赶型的经济增长向成熟的、开拓发展型经济增长的转变。
这种转折,如同高速行驶的列车进入弯道,行驶速度下降是很自然的事。
但是,转折的迟误和泡沫经济带来的严重后果,加大了转折的难度。
世界经济的低迷和“9·11”事件的影响,对于日本经济有如雪上加霜。
2001年日本出现经济负增长可以说毫不奇怪。
经济增长速度下降有其客观必然性像日本经济辉煌时期引起世界瞩目一样,日本近10年来的经济低迷,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其实,日本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有其客观必然性,除了日本正处在转折期之外,还有如下两方面因素。
第一,经济基数的增大。
日本的国土面积不到中国的1/25,总人口相当于中国的1/10,然而日本2000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却是中国的4.44倍。
这说明,日本的经济基数已经相当大。
按照2000年中日两国GDP的比值来算,如果日本GDP增长2%,中国要在GDP绝对量的增加上与日本持平,就需要有8.88%增长速度。
但是,人们却往往认为2%是低速度,8.88%是高速度。
产生这种错觉的主要原因在于只看到增长率,没有看到计算增长率的基数是不同的。
显然,同样的GDP增加量相对于不同的基数,会有不同的增长率。
基数越大,得出的增长率越低。
随着经济基数的增大,增长速度下降是一种必然趋势。
1990—2000年,日本实际GDP年均增长率约为1.75%。
同期,在7个主要发达国家中,与日本增长率不相上下的有法国(1.8%)、英国(1.94%)和意大利(1.56%)。
公认为经济增长“优等生”的德国,同期的增长率为2.25%,仅比日本高0.5%。
但是,人们并不认为英、法、意经济陷入萧条,却认为日本经济状况不好。
其原因可能是由于过去40多年日本经济一直增长较快,使人们形成了一种惯性思维:
似乎日本经济增长速度就应该高于其他发达国家。
一旦日本经济增长率与它们不相上下,便认为日本经济退步了。
第二,后发展效应消失。
后发展的国家在经济起飞时期,往往表现出很高的增长速度。
这是因为,世界上有很多成熟的技术可以模仿和引进,而不必自己从头摸索。
伴随技术引进,过去国内没有的新兴产业部门相继建立起来,产业结构同时向广度和深度扩展,经济规模迅速扩大,大量劳动力由农业、传统工业等低附加值部门转向高附加值部门。
新产业的建立和发展同时也创造了新的需求,新的需求反过来又推动投资的扩大,从而形成经济整体的迅速发展。
这就是所谓的后发展效应。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经济的腾飞,六七十年代“亚洲四小龙”经济的高速增长,我国目前的快速发展,都是后发展效应的体现。
但是,后发展效应不可能永远存在。
因为,随着后发展国家与发达国家在经济技术上的差距逐步缩小,可供模仿的成熟技术减少,新的产业部门难以像以前那样迅速地出现和建立,需求方面的新陈代谢也不再像过去那样快。
于是,经济中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变少,甚至出现需求不足、设备过剩、资金过剩等现象。
日本20世纪80年代后期经济泡沫的膨胀以及90年代以来的经济低迷,都与后发展效应消失有关。
日本提供给我们的一条宝贵教训是,作为一个后发展的国家,要保持经济长期稳定地增长,需要搞好追赶型经济发展阶段与自主开拓型经济发展阶段的衔接。
要使这两个阶段很好地衔接起来,就需要在后发展效应尚未完全消失前,培育起自主开拓创新的能力与相应的机制。
日本依然是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同20世纪80年代以前相比,日本经济增长速度确实下降了。
但是,增长速度下降并不等于经济实力下降。
日本作为世界经济第二强的地位并未动摇。
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人均GDP居发达国家之首。
日本的GNP于1966年超过英国,1967年超过法国和原西德,跃居资本主义国家第二位。
苏联解体后,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经济大国。
2000年,美、日、德三国GDP分别为99631亿、47496亿、18724亿美元,就是说,美国是日本的2.1倍,日本是德国的2.5倍。
日本的人均GNP于1987年超过美国,居主要发达国家之首。
尽管最近10年日本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但是人均GDP仍然高于美国。
1999年美国的人均GDP为34047美元,而日本是35567美元,比美国高将近4.5%。
2.世界一流的制造技术。
日本经济的强大主要在于其制造业的发达。
日本主要工业部门的技术装备水平和生产能力已赶上甚至超过了美国。
日本拥有世界一流的制造技术,在微电子、半导体、计算机、工业机器人、超导应用、光纤通信等新兴产业和高技术领域,在碳纤维、精密陶瓷、纳米技术等新材料领域,日本业已具有相当大的优势。
即使是传统产业,日本在某些方面也具有绝对优势,例如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的建造,日本几乎100%地占领着世界市场。
3.研发投入居发达国家前列。
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增长速度明显下降,而美国经济迅速发展。
导致这种反差的主要原因在于日本的研究开发能力和产业创新能力不如美国。
日本现已认识到了这一点,并在奋起直追。
1996年,日本用于研发方面的经费占GDP的比重为2.8%,高于美国的2.64%和德国的2.41%。
资金状况是研究开发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
在这点上,日本明显强于美国。
因为美国的国民储蓄几乎是负数,而日本的国民储蓄率却是主要发达国家中最高的。
如果日本能够将强大的资金力量与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结合起来,日本的发展潜力是不可估量的。
4.对外收支顺差居世界第一。
日本商品的性能和质量在世界上享有很高的声誉。
钢管、内燃机、计算机、半导体、集成电路、轿车、船舶、游戏机及其应用软件等的出口,具有很强的竞争力。
近年来日本的贸易顺差有所减少,但仍然是世界上贸易盈余最多的国家。
2000年,日本的贸易收支盈余约为1166亿美元,而美国的贸易收支却是4361亿美元的逆差。
5.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
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日本一直保持着较高的外汇储备规模。
2000年末,日本的外汇储备达3616亿多美元。
同期,其他6个主要发达国家的外汇储备分别是:
美国685亿、加拿大近320亿、英国446亿、德国620亿、法国415亿、意大利292亿美元。
就是说,日本的外汇储备是其他6个主要发达国家外汇储备合计额(2778亿美元)的1.3倍多。
6.世界最大的债权国。
20世纪90年代以来,尽管日本国内经济萧条,但依然是世界最大的债权国,其对外纯资产额以年均13.4%的速度增长。
2000年,日本对外纯资产(纯债权)余额达11579亿美元,比1990年增加了2.53倍。
美国依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
1994—1999年,美国对外纯债务额由1705亿美元增大到14736亿美元,5年间增加了7.6倍多,年均增长率达53.9%。
日本的增长潜力不可低估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会受到来自国内外政治、军事、技术、能源供给、国际关系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对于处在大体相同发展阶段的国家而言,它们的经济发展状况主要是由其自身的增长潜力决定的。
从经济增长的构成要素分析,日本的增长潜力不可低估。
1.勤劳的国民和高素质的劳动力。
日本是世界上国民受教育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
教育的发达使国民的平均素质得到提高。
日本民族也是世界上最勤奋的民族之一。
日本公司的许多职员把公司的事当作自己的事去做,用汉语中“勤奋”一词来形容他们的工作态度都显得过于平淡,倒是日语中的“猛烈社员”能够比较恰当地表现他们对工作的态度。
一个国家的发展归根结底是全体国民勤奋劳动的结果。
勤奋的国民和高素质的劳动力是日本能够建成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最宝贵的基础条件,这个基础今后仍将存在。
2.大量的储蓄和充裕的资金。
许多国家的经济发展往往受到资金不足的制约,为筹措资金而背上沉重的外债,甚至陷入债务危机的国家也屡见不鲜。
日本则不存在这方面的问题。
日本国民有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在发达国家中,日本的国民储蓄率一直是最高的。
按照“平均消费倾向+平均储蓄倾向=100”的公式计算,2000年,日本家庭的平均储蓄倾向为27.9%。
大量的国民储蓄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裕的资金。
日本资金的充裕状况也反映在对外收支方面。
如前所述,日本是世界经常收支盈余、贸易收支盈余、外汇储备、对外纯债权最多的国家。
这些表明,今后日本经济发展基本上不存在资金方面的障碍。
3.强大的实用技术开发能力。
论基础研究与发明能力,日本虽然不如美国,但是日本也有自己的强项,即实用技术开发能力和精加工能力强,将技术产品化的经验积累十分丰富。
例如,液晶显示器的原理出自美国的RCA公司,但是首先将这项技术变为商品并投入大量生产的却是日本。
再比如,古老的陶瓷技术并不神秘,但日本生产的陶瓷密封接插件、陶瓷过滤器,却几乎100%地占领着世界市场。
又比如,转子发动机是德国人发明的,但将这一发明变为产品的却是日本的一家公司。
一个国家的技术实力强弱,不仅要看它在基础科学研究方面的发明或创造,更重要的是要看它能否将这些发明和发现变为产品。
科技转变为经济实力的关键是将科技发明变为产品。
从这一点上说,日本较强的实用技术开发能力,是其能够在未来维持经济增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日本在加强新技术开发的同时,充分发掘以往的技术发现和发明,通过对现有各种发明的组合和再开发,创造出新的产品,有可能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在后发展效应消失后,日本不会再有过去那样的高速增长。
但是从日本自身的基本素质看,其经济也不会逊色于欧美等其他发达国家。
当前,美国经济衰退,欧盟经济低迷,日本经济转入负增长,亚洲面临着比1997年货币金融危机还要严峻的经济形势。
按现行汇率计算,日本的GDP相当于中国、印度、东盟以及“亚洲四小龙”等15个主要亚洲国家和地区GDP总和的1.6倍多,日本经济恢复增长对亚洲经济的稳定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日本的经济发展阶段
日本经济发展史
1.从明治维新到二战结束
1868年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建立了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国家,开始将赶超西方强国、推进经济增长作为国家目标。
但是,可称之为“近代经济增长”的过程实际开始于19世纪的80年代后期,其标志是:
民间企业开始迅速发展;制造业的产值开始迅速增加;近代的财政、金融体制开始形成;明治初期的经济混乱状况开始改观,至少可能从统计上加以把握。
与西方强国相比,日本现代经济增长的起始阶段的特点是:
开始最晚;起点最低;开始之后的增长率最高。
美、英、法、德4国的现代经济增长开始于1850—1859年。
日、美、英、法、德5国在上述年份或时期的人均GNP分别为136美元、474美元、227美元、242美元、302美元(按1965年美元价格折算)。
5国从现代经济增长至1965年的GNP和人均GNP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3.6%和2.5%、3.6%和1.6%、2.2%和1.2%、2.0%和1.7
%、2.7%和1.7%。
明治政府实施“殖产兴业”的经济政策,自上而下地培育现代产业(例如由政府开办“模范工厂”,然后廉价出售给民间),促使工业化获得了迅速的进展,对追赶欧美先进国家起到了重要的效果。
与此同时,明治政府还推行“富国强兵”政策,将工业化与经济增长带来的“国富”用于“强兵”,而不是用于改善国民的生活,终于走上与西方列强为伍、竞相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
对外发动侵略战争与进行掠夺成为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经济获得较快增长的极为重要的原因。
例如,在1894—1895年发生的中日甲午战争(日本人称之为“日清战争”)之后,日本获得了“割地”(台湾、澎湖列岛)、“赔款”(2亿3150两白银,相当于3亿6400万日元,而当时的中央政府的一般会计岁出为7000—8000万日元)及在中国开放港口的通商特权。
从一定意义上说,获取战争赔款,通过侵占殖民地掠夺国外资源与财富,对日本
实现工业化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也是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特点。
从国内看,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经济增长与工业化过程得益于明治政府积极推行的对外开放政策,引进了先进的技术和制度;同时,从江户时代(亦称“德川时代”,1603—1867年)以来日本就十分重视教育,造就了一支质量较高的劳动力队伍,因而,使从国外引进的先进技术与制度能够得到很好的消化。
许多后进国家为了追求现代经济增长,普遍采取了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与制度的政策,但未必都像日本那样成功,其主要原因在于教育落后。
日本现代化过程的一个特点是,其义务教育的开始早于现代经济增长的开始,而美、英、法各国的义务教育的开始晚于现代经济增长的开始。
因此,日本之所以能实现较快的经济增长,除去依靠明治维新的政治变革与明治政府的强有力的经济政策(这给日本带来了“现代因素”)以外,也是与其重视教
育的“传统因素”的贡献分不开的。
随着工业化的进展,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年)以后,从慢性的债务国转变为债权国,在经济结构上则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1918年工业比重超过50%,达到56.8%),虽然工业结构是以轻工业为中心,钢铁、造船、机械、化学等重工业和化学工业也有了相当的发展。
但是,与工业化与经济军事化加速推进的同时,社会发展十分迟缓,三大差距(不同社会阶级、阶层的贫富差距、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地区差距、大企业与中小企业
之间的“二重结构”)不断扩大,劳动人民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
1923年发生了关东大地震,造成了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
1929年又卷入世界性经济恐慌,使日本的工、农业及金融业遭到沉重打击。
从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到1941年挑起太平洋战争,使战争费用更加扶摇直上,达到了7558亿日元这样的天文数字,国债余额从1930年的62亿日元增加到1945年底的1439亿日元,整个经济陷入了崩溃的边缘。
1945年日本战败,战争给日本留下的是“大东亚共荣圈”幻梦的破灭,是“人工沙漠”(随美国占领军抵达日本的从军记者语)般的一片废墟,是足以令国民发誓“决不能让战争重演”的深刻教训。
2.战后经济复兴(1946—1955年)
二战结束的第二年即1946年,日本开始走上了经济复兴之路。
由于长期战争的破坏,生产能力锐减,工业设备的30%—60%遭到空袭破坏,未遭破坏的设备也急需修理与更新。
同时,由于战时大量支出军费的结果,导致恶性的通货膨胀,许多生活必需品供应奇缺。
1946年国民生产总值仅为战前(1934—1936年平均值)的65%,工矿业生产仅为战前的28%,农林渔业生产仅为78%。
全国的失业人口多达1300万,从海外撤退回国的日本国民多达650万人。
大批无家可归的流浪者露宿街头,食品不足导致许多人因营养不良而死亡。
可以说战后的经济复兴之路的起点是极为困难、悲惨的。
在经济复兴的开始,日本在美国占领当局的“间接统治”下,实行了战后改革,包括改革初期实施非军事化,制定“和平宪法”,同时实施解散财阀、农地改革、劳动立法等三大民主改革。
战后改革使日本在外力的推动之下确立了战后的和平发展道路,并使市场竞争原理在除金融外的大多数产业领域得以发挥作用,为整个战后的日本经济、社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946年采取的“倾斜生产方式”对经济复兴具有重要意义。
由于当时的能源中心是煤炭,产业“粮食”是钢铁,为了全面恢复生产,首先需要倾全力于增产煤炭与钢铁。
“倾斜生产方式”就是选准煤炭与钢铁作为恢复经济的突破口,首先将依靠美国援助,从美国进口的重油优先投入钢铁生产,接着将增产的钢铁优先投入煤炭生产,再将增产的煤炭投向钢铁生产,通过钢铁业与煤炭业的相互促进与共同振兴来带动电力、化肥、交通等其他产业部
门的发展。
为了实施“倾斜生产方式”,日本政府还对重点产业部门实施价格补贴,并于1947年初设立了“复兴金融金库”,给重点产业部门提供低息贷款。
这样,到了1948年日本经济虽然摆脱萎缩状态而走上了扩大再生产的道路,使整个经济重建工作开始走上轨道,但是,大量的价格补贴和巨额的低息贷款加剧了通货膨胀,出现了所谓“狂乱物价时期”。
为了稳定日本经济,克服通货膨胀,美国政府于1948年底提出了稳定日本经济的9条方针,并委派底特律银行董事长道奇为占领军司令部的财政金__融顾问。
1949年根据道奇的指示(道奇路线),对日本经济进行整顿,废除了价格补贴和低息复兴贷款,并编制了超平衡预算,使通货膨胀得到了控制,物资供应的紧张局面得到缓和,对经济的统制也逐步撤销,为市场机制进一步发挥作用创造了条件。
推行紧缩的财政、金融政策,虽使通货膨胀趋于收敛,却又引起生产萎缩,失业增加,导致日本经济一步步地陷入危机的深渊。
正在这个关头,美国侵朝战争于1950年6月爆发,大量的战争“特需”犹如及时雨润泽了日趋干枯的日本经济,使工矿业生产部门重又活跃起来,不仅摆脱了道奇路线造成的经济危机,而且带来了空前的“特需景气”。
1952年朝鲜停战之后,由于美国不再从日本大量采购战争物资,致使日本经济一度陷入短暂的不景气,但此时日本经济已经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企业得以依靠其资本积累扩大设备投资,实行产业的合理化,提高国际竞争力;城乡居民在收入明显提高的条件下,对耐用消费品等的需求不断增大,刺激了生产的发展,因而很快出现了“投资、消费景气”。
至1953年日本的实际GNP超过1944年的水平,而在1946年实际GNP只及1944年的56%。
从1946—1955年的10年间,GNP年均增长率达到9.2%。
3.经济高速增长时期(1955—1973年)
1956年发表的《经济白皮书》宣称:
“现在已不是战后了”。
这句话一时成为流行语,甚至被后人认为是日本进入经济高速增长时代的“宣言”。
1955年度的日本经济不仅在国民收入、矿工业生产等“流量”方面,而且在企业设备等“存量”(即业已积累起来的资源)方面,都超过了战前水平。
“现在已不是战后”的判断,所依据的正是对战前、战后经济实力的比较。
然而,日本经济彻底恢复到战前水平之后,其增长率是否也将恢复到战前的4%—5%的平均水平去呢?
如果把经济复兴阶段的高增长率看作是对作为复兴出发点的战败之初过低的经济水平的补偿(即越是低水平的经济越容易达到高的增长率),那么,在日本经济恢复到战前水平之后,还能保持这样高的增长率吗?
对此很多人是抱有疑问的。
然而,“奇迹”再次发生了。
从1955年到1973年将近20年期间,尽管增长率年年都有变动,但平均年增长率持续保持在10%以上,甚至比复兴时期的平均增长率还要高一些,既然高速增长时期的出发点与经济复兴时期的出发点是大相径庭的,因此,两个时期十分相近的增长率数字(9%—10%)的含义显然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在1973年、即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终点”年份,日本的实际GNP达到1946年的11倍,达到战前水平(1934—1936年)的7.7倍。
日本的人均GNP从50年代不及美国的1/10,增长到相当于美国的60%。
这样的增长速度在日本的历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的历史上也是少有的。
如果说,在经济复兴时期的经济增长是以出口(“外需”、特别是朝鲜战争的“特需”)为主导的增长,那么,高速增长时期的经济增长则是以投资为主导的增长,即迅速增长的民间企业的设备投资成为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
从数字上看,例如1969年民间固定资产投资率(民间企业的设备投资与国民生产总值之比)高达27.3%,包括政府投资在内的投资率更是高达__35.3%。
当时,日本无论是在生产方面,还是在消费方面,都以美国作为样板,为此所需要的技术,也无需自己从头开发,只要把先进技术引进来,通过模仿、消化与改良,就能迅速使之产业化、产品化。
由于竞相引进技术而导致了设备投资的迅速增长,出现了所谓“投资呼唤投资”的热潮。
通过设备投资热潮,在战争期间由发达国家开发的新技术、新产品大量流进日本,使原有的产业设备一举更新,崛起了钢铁、合成纤维、石油化学、电子工业等一大批新兴产业。
从产业结构的角度看,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也就是战后重工业化和化学工业化的过程。
1960年由池田内阁提出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成为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象征,使广大的民间企业受到鼓舞,其低利率政策则有力地刺激了民间投资的增长。
迅速增长的投资促使生产设备日趋先进化、大型化:
在钢铁业,最大高炉容量从1953年不到1000立方米扩大到1964年超过3000立方米,1973年超过4600立方米,以致在70年代世界最大的5座高炉中日本占了4座,并迅速导入氧气顶吹转炉等最先进的炼钢技术;在石油化工业,最大乙烯工厂的规模从1958年的年产2万吨扩大到1966年的年产20万吨,1973年的30万吨,建成了以大型联合企业为主的石化生产体系;在电力工业,最大火力发电机容量从50年代后半期的17.5万千瓦扩大到1967年的60万千瓦,进而向100万千瓦升级。
与“大量生产”形成相互促进关系的是“大量消费”,特别是“家庭电器热”成为高速增长时代国民消费的一大特征。
在50年代,号称为“三种神器”的黑白电视、洗衣机、冰箱得到普及,其中黑白电视迅速普及是在每台价格相当于人们一个月工资的50年代后半期。
到了60年代,彩电、空调、小轿车(由于这三大件的英文词的第一个字母都是“C”,故又称“3C”)成为国民消费需求的新的中心。
其中小轿车的普及率从1955年每千人口保有
1.7辆提高到1965年的22.0辆,1973年的133.6辆。
由于技术引进与革新提高了生产力,加上1949年设定的日元对美元的固定汇率偏低(1美元等于360日元),日本的出口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迅速增强,出口以两倍于GNP增长率的速度增加,其结果在60年代后半期开始形成贸易收支的黑字态势(出口大于进口)。
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日本于1964年加入经合组织(OECD),进入了发达国家行列。
以美元换算的日本国民生产总值于1967年超过了英国和法国,1968年超过了西德,从而在经济规模上成为西方国家中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经济大国。
日本的人均国民收入也从1960年的378美元上升到1970年的1515美元,接近了西欧的水平(占世界第20位)。
1969年度的《经济白皮书》以“第2位与第20位”的表述,刻画了当时日本的经济实力,认为导致日本的GNP占第2位与人均GNP占第20位的“不平衡”的是农业、服务业、中小制造企业的低生产率。
然而,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背景下,对以年轻劳动力为主的劳动力的需求不断扩大,导致出现了劳动力不足的趋势,以致低生产率部门的工资也迅速增加,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成本上升又加速了消费物价上涨。
高速增长总的来说使蕴藏在日本国民中的“能量”得到了发挥,国民通过自己的努力摆脱了物质生活的贫困,基本上实现了完全雇佣,在消除经济“二重结构”(例如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的差距)方面也作出了成绩,广大企业通过技术革新增强了国际竞争力。
但与此同时也造成了物价上涨、生活环境建设落后及公害问题严重化等弊病。
70年代初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进入末期,增长减速过程实际上已经开始。
1970年度的实际增长率为7.6%,71年度由于“日元升值”的冲击增长率下降到5.0%,1972年度增长率复又回升到9.2%。
然而,紧接着在1973年发生了石油危机,致使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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