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胡乔木一篇著名文稿的成文经过0.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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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胡乔木一篇著名文稿的成文经过
忆胡乔木一篇著名文稿的成文经过忆胡乔木一篇著名文稿的成文经过被誉为中共中央一支笔的胡乔木一生写过的文章不计其数,而这些文章基本上是不署名的。
有人曾经问胡乔木,这么多文章中他最看重哪些。
胡乔木说,他一生写得最畅快的,前有《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后有《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
这两篇文章,一篇写于1956年,一篇写于1959年,体现了胡乔木在辞章方面的最高成就。
但这两篇文章的署名均为人民日报编辑部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写成,很少有人知晓是胡乔木撰写的,更少有人知晓毛泽东曾为这两篇文章作了大量的修改工作。
下面我就介绍一下《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一文的成文经过。
撰文的起因1959年3月29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头条位置刊发了新华社播发的公报,题为《解放军已迅速平定西藏叛乱》,原文如下:
新华社28日讯:
新华社关于西藏叛乱事件的公报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违反西藏人民的意志,背叛祖国,勾结帝国主义,纠集叛匪,于3月19日夜间在拉萨向人民解放军驻军发动武装进攻。
我英勇的人民解放军驻西藏部队奉命讨平叛乱,已在22日彻底粉碎了拉萨市区的叛匪。
现在我军正在西藏僧俗各界爱国人士的协助下,继续向西藏其他一些地方的叛匪进行扫荡中。
为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国务院周恩来总理3月28日发布命令,除了责成西藏军区彻底平息叛乱以外,决定自即日起,解散策动叛乱的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的职权。
短短一则公报,反映了50年代末中国西南地区一场惊心动魄的武装斗争。
1959年3月19日,西藏叛乱。
由于事先准备充分,驻藏部队立即开始反击并迅速地平息了叛乱。
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要新华社立即发表一份新闻公报,并指定由吴冷西亲自主持起草。
吴冷西起草后,送交胡乔木;胡乔木修改后,送中央政治局常委审阅。
这份新闻公报稿送到毛泽东那里后,毛泽东又作了多处修改,并退回让胡、吴二人再进行文字上的斟酌。
新华社于3月28日广播了这份公报,《人民日报》于29日刊出。
毛泽东多次指示,要新华社注意印度官方反应,并考虑加以报道。
4月上旬,毛泽东在杭州开会,要求马上准备对西藏叛乱事件以及印度当局态度发表评论,说此事国内国外都很关心,估计这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中大家要议论。
他要《人民日报》社准备一篇比较充分的、把问题展开来讲的社论。
他说,现在英国、美国和印度吵吵嚷嚷,搞反华大合唱,支持西藏上层叛乱集团,反对我们平叛。
我们要沉着应战,要准备在宣传上加以反击。
回北京后立即着手准备。
回北京后,周恩来主持成立了国际问题宣传小组,同时吩咐新华社立即组织撰写毛泽东布置的评论。
新华社连续发表了《不能允许中印友好关系受到损害》《予诽谤者以打击》等评论。
毛泽东对这些评论不是十分满意,因为形势已经发生变化。
4月25日上午6时,毛泽东给彭真、胡乔木和吴冷西写了一封信。
原文是这样的:
帝国主义、蒋匪帮及外国反动派策动西藏叛乱,干涉中国内政,这个说法,讲了很久,全不适当,要立即改过来,改为英帝国主义分子与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狼狈为奸,公开干涉中国内政,妄图把西藏拿过去。
直指英印,不要躲闪。
全国一律照18日(按:
应为3月20日)政治记者评论的路线说话。
今日请乔木、冷西召集北京各报和新华社干部开一次会,讲清道理,统一规格。
请彭真招呼人大、政协发言者照此统一规格,理直气壮。
前昨两天报纸好了,声势甚大。
也有缺点:
印度、锡兰、挪威三国向我领事馆示威,特别是侮辱元首这样极好的新闻,不摆到显著地位,标题也不甚有力。
短评(按:
《人民日报》4月24日两篇短评)好,不用本报评论员署名,则是缺点。
昨天评论,人民日报的评论(按:
指《予诽谤者以打击》)不如光明的评论(按:
指《光明日报》4月24日的《清醒点,印度扩张主义者!
》)有力,一个是女孩子,一个是青壮年,我有这种感觉。
请注意:
不要直接臭骂尼赫鲁,一定要留有余地,千万千万。
但尼赫鲁24日与达赖会面后放出些什么,我们如何评论,你们今天就要研究,可以缓一二天发表。
彭、胡、吴看到毛泽东的信后,胡乔木和吴冷西立即召开会议,统一宣传口径,并以印度新闻媒体为依据,对此前后达赖和尼赫鲁的谈话进行研究,写了题为《读尼赫鲁总理的谈话》,准备在《人民日报》上以本报评论员的名义发表。
国际问题宣传小组在讨论毛泽东的信时,都感觉到在形势处于关键的转折时期,毛泽东的思维总是出奇的快,总是高屋建瓴。
毛泽东点将25日晚,毛泽东召集常委开会,讨论反击印度反华言论问题。
胡乔木和吴冷西列席。
毛泽东进一步谈了想法。
他说,我们反击印度的反华活动,着重同尼赫鲁大辩论。
现在对尼赫鲁,要尖锐地批评他,不要怕刺激他,不怕跟他闹翻,要斗争到底。
其实也不会完全闹翻。
我们的方针是以斗争求团结。
现在形势对我们有利,叛乱已迅速平定,他再闹也闹不到哪里去,他对西藏局势无能为力。
这次斗争只是笔战、舌战,但对澄清是非极为必要,对内对外都是如此。
大辩论有极大的好处。
但是,斗争要有理、有利、有节。
有理,就是对尼赫鲁的几次讲话要加以分析,反驳时要充分讲道理,把西藏叛乱的原因、我平叛和改革的性质、印方过去的干涉、我们为维护中印友好关系的努力等等,都讲得清清楚楚。
有利,就是要有利于印度人民弄清事实真相,有利于围绕西藏叛乱的国际斗争,有利于我在西藏平定叛乱和民主改革,也要有利于维护中印友好关系和争取尼赫鲁同我们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有节,就是要留有余地,对尼赫鲁要有分析,好的要肯定,只批评他不好的。
不要把话说绝,还要讲究必要的礼貌,既尖锐又委婉,不谩骂,要给尼赫鲁台阶下。
为了表明我们的忍耐和后发制人,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要充分发表印方的反华谬论,也要充分反映西藏人民对平叛和改革的热烈拥护。
要发表读者来信和历史资料,充分说明我平叛、改革的正确和外国干涉的无理。
毛泽东还说,尼赫鲁原来对形势估计错误,误以为我对叛乱没有办法,有求于他。
确实我驻藏部队数量很少,入藏时连地方干部共有5万人,1956年撤出3万多,只留下1万多人。
西藏地方很大,边境线很长,没有那么多军队驻守,也很难全都守住,叛乱分子自由进出。
但人民解放军还是顶用的,这次驻藏部队稍为增加一点,很快就把叛乱平息了。
所以现在印度当局很被动,我们很主动,是反击的好时机。
人大、政协正在开会,会上发言理直气壮,声讨西藏上层叛乱集团,反对英帝国主义分子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干涉中国内政。
但我们不是执意要跟印度闹翻,不怕闹翻不等于以闹翻为目的,我们是以斗争求团结。
对达赖也不是当做叛国者,还是采取争取回来的方针,人大还要选他当副委员长,跟班禅一样。
他是否回来,那是他自己的事。
但我们表示这样的态度对国内国外都有必要。
因此《人民日报》的文章还是高举团结的旗帜,这样对内对外都有利无害。
会间,毛泽东曾问吴冷西文章撰写情况,吴冷西说正在修改。
毛泽东指示起草小组加以扩大,由胡乔木领头。
要吴冷西先修改一个初稿,然后交胡乔木修改,再提交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
毛泽东亲自指导修改4月30日,《人民日报》和国际宣传小组拿出了文章初稿。
5月1日,胡乔木修改了一整天,当晚由中央办公厅印出分送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委员以及有关人员。
毛泽东很快看完了胡乔木的修改稿。
5月2日下午,毛泽东召集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胡乔木的修改稿。
针对修改稿,毛泽东谈了几点意见:
一、文章应以评论尼赫鲁4月27日的讲话为主,此前在议会中的讲话可不涉及,以免分散力量。
二、起点要高,从西藏人民早已盼望改革农奴制度讲起,一下子把尼赫鲁置于反对社会进步的地位,因此要用相当长的文字分析西藏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野蛮和落后。
三、要揭穿尼赫鲁打着民族感情和宗教感情的幌子干涉中国内政,说明我国政府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以及在西藏和平解放8年来执行的17条协议。
四、要指出印度历来对中国西藏地区的野心和干涉,着重揭露1950年我进军西藏时和这次叛乱事件中印度政府的所作所为,并联系英帝国主义侵略西藏的历史以及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继承英国人的衣钵。
五、要指出尼赫鲁本人前后自相矛盾,肯定他说过的好话,批评他的坏话,指出他一时承认西藏是中国一部分,一时又要把西藏变为中印缓冲区;一方面同中国一起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另一方面又以种种借口干涉中国内政。
六、评论全篇贯彻维护中印友好,并以此收尾。
根据会上的意见,毛泽东最后把文章题目定为《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
他要求吴、胡二人好好想一想大家的意见,第二天用一天时间修改,再送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
显然,这是一篇难度极大的文章。
由于文章涉及外事,于是周恩来让自己的外事秘书浦寿昌参加稿子的修改工作。
5月3日,吴、浦一早就来到胡乔木家中。
胡乔木提出系统的修改意见。
并亲自动手修改。
吴、浦两人提意见,供胡乔木同志参考。
从上午9时到晚上9时,完成了修改工作。
稿子又送到毛泽东处。
5月4日下午,毛泽东再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胡乔木等撰写的文章。
文章基本通过。
毛泽东提出,署名仍同1956年两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文章一样,写明是人民日报编辑部根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写成的文章。
次日,胡、吴、浦3人,按照头天会上提出的意见,对文章进行了最后修改,然后交毛泽东定稿。
发表后反应强烈按照毛泽东的指示,《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于5月6日由新华社全文播发,中英文稿通过电台播出,《人民日报》同时刊出。
文章播出以后,毛泽东要秘书打电话给新华社:
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从5月7日起一律暂停发表有关印度和其他国家对西藏问题的言论,也一律暂停批评印度、英国等反华言行的评论,看看印度及其他国家的反应。
毛泽东又亲自布置外交部开始与印度的照会战。
《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一发表,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
印度报界也纷纷发表评论。
印度《政治家报》社论称,《人民日报》的文章大部分是以温和的和相当说理的态度来说明中国在西藏问题上的立场。
《国民先驱报》社论说:
《人民日报》的文章要求停止印度人和中国人在西藏问题上的争论,它的语气是友好的。
中国人保证说,民主、繁荣的西藏自治区,必然会成为巩固和加强中印友谊的一个因素,而不会成为、也不可能成为对印度共和国的任何威胁。
这种保证将会为人们所接受。
5月8日,尼赫鲁本人在议会发表讲话,称:
来自中国的言论对大家所知道的事实提出了异议。
我对于来自中国的一些有关印度的言论,也不认为是事实。
我有时怀疑我们继续进行这种争论会不会有什么用处。
争论的挑动者现在倒成了旁观者。
不过,这正是当时我们所需要的,也是《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一文所要达到的最佳效果。
5月11日,毛泽东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总结前一时期批驳尼赫鲁工作。
在谈到《人民日报》文章时,毛泽东说:
对尼赫鲁应该有一个正确的方针。
尼赫鲁是中间派,不同于右派。
他像任何其他人一样,是可以分析的。
他有两面性,有好的一面,又有坏的一面。
《人民日报》的文章肯定了他好的一方面,但着重批评了他坏的方面,这是因为他在前一时期放了很多毒,我们这样做是必要的。
但是,要记住,经过这样一次批评后,我们还是要看到他还有好的一面,他做过好事的一面,所以还应该争取他,给他下楼的机会,不要把事情做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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