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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范晔之死及其文化象征意义
范晔之死及其文化象征意义
一、范晔出身经历与文史之学
范晔(398—445),字蔚宗,南阳顺阳(今河南淅川)人,刘宋史学家、文学家。
他出生在一个世代冠缨的儒学士族家庭,家庭条件相当优越。
范晔的曾祖父范汪,官至东晋安北将军、徐兖二州刺史,可惜得罪了权臣桓温,丢了官职,退居吴郡讲学,留下了医学著作《范汪方》。
祖父范宁,官至豫章太守,从事儒学教育和研究,著有《春秋榖梁传集解》。
父亲范泰,是东晋末年的重臣;因为支持刘裕,在刘宋初期官运亨通,官至侍中、左光禄大夫、国子祭酒,领江夏王师、特进。
范泰的儿子们也在刘宋陆续担任官职。
范晔虽然家学渊源,生于名门士族。
但由于是小妾生的庶子。
母亲把他偷偷地生在厕所里,碰伤了他的前额,故范晔小字称“砖”。
明白身世和地位的范晔少年发奋好学,博涉经史,善为文章,能隶书,晓音律。
为嫡母所生哥哥范晏所嫉妒,父亲范泰亦不喜欢范晔,早早地将他过继给从伯范弘之。
这使范晔一生敏感,怕人歧视,喜自我标榜,傲岸不羁,不肯迎合他人。
范晔善弹琵琶,能创新曲。
宋文帝暗示其演奏,范晔假装胡涂,不肯为皇帝弹奏。
一次宴会,宋文帝对范晔说:
“我想唱一首歌,卿可为我伴奏否?
”范晔只得奉旨弹奏。
待宋元帝一唱完,即停止演奏,不肯多弹一曲。
范晔不信鬼神,反对天命论,抨击佛教虚妄。
由思想其侄孙范缜继承、完善。
范晔长期辅佐彭城王刘义康,先后担任冠军参军、右军参军、荆州别驾从事史、司徒从事中郎。
任尚书吏部郎时,刘义康的母亲去世,范晔身为旧部,也来参与丧事。
深更半夜,范晔和弟弟打开窗户,听挽歌下酒,被人发现,激怒了刘义康,被宋文帝刘义隆贬到宣城当太守,因为不得志,开始撰写《后汉书》。
直到刘义康倒台,范晔才终于回到京城,开始了新的仕途。
公元444年,范晔升任太子詹事。
第二年卷入刘义康的谋反大案,被刘义隆灭族。
虽然范晔的《后汉书》没有写完,但是思想深邃、体例严谨、语言精练,在后世的影响越来越大,逐步取代了《东观汉记》、谢承《后汉书》等东汉历史书,成为公认的“正史”。
在文学方面,范晔也是当时重要的一家,被锺嵘《诗品》评价。
《诗品·宋詹事范晔》条说:
“蔚宗诗,乃不称其才。
亦为鲜举矣。
”“不称其才”,指范晔的诗歌,不能与其才学相称。
史称范晔博涉经史,善为文章,能隶书,晓音律。
又颇以才气自负。
《狱中与诸甥侄书》自谓:
“详观古今著述及评论,殆少可意者。
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无例,唯志可推耳。
”“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
其中合者,往往不减《过秦》篇。
赏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
”“赞,自是吾文杰思,殆无一字空设,奇变不穷,同合异体,乃自不知所以称之。
此书行,故应有赏音者。
纪传例为举其大略耳,诸细意甚多。
自古体大而思精,未有此也。
”陈延杰《注》说:
“今观其《乐游苑应诏》诗:
‘山梁协孔性,黄屋非尧心。
’用事深切,亦自秀逸,但不如其文之美赡可翫耳。
抑所谓不称其才也。
”许文雨《讲疏》说:
“长瑜流放,曜璠、蔚宗坐诛,当时以罪人目之。
罪人而不称其才,时论限之也。
”“鲜举”,疑误。
古直《笺》谓“‘鲜举’当为‘轩举’,形近而讹也。
”甚是,但无版本根据。
现“鲜”,作“鲜明”解。
“举”,作“高拔”解。
鲜举,谓鲜明挺拔。
如作“轩举”,则高拔飞举,谓蔚宗诗虽未能称其才,仍高出时流一截。
其《临终诗》说:
“祸福本无兆,性命归有极。
必至定前期,谁能延一息?
在生已可知,来缘㦎无识。
好丑共一丘,何足异枉直。
岂论东陵上,宁辨首山侧。
虽无嵇生琴,庶同夏侯色。
寄言生存子,此路行复即。
”亦直言其志,寄托高远。
由于范晔《后汉书》创造性地专设置“文学列传”,让文学进入历史,最后蜕变成文学史,影响巨大。
此后任昉的《文章缘起》、刘勰《文心雕龙》、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都受到影响。
刘勰《文心雕龙》在论述各个时代、各体文学时,大量引用范晔《后汉书·文苑列传》中人物和文学故事,范晔历史中的文学,成了刘勰《文心雕龙》的评论资源和思想资源。
二、范晔死因的争论
范晔是一个手无寸铁的文人,遭此厄运,于是引来了许多议论。
首先范晔临死前就留下了自相矛盾的自我评价。
他在遗诗里面说“虽无嵇生琴,庶同夏侯色”,表示自己如同嵇康和夏侯玄,是受人牵连而被冤枉的。
他在遗书《狱中与诸甥侄书》中说“吾狂衅覆灭,岂复可言?
汝等皆当以罪人弃之”,又承认自己闯下滔天大祸,是个罪人。
沈约《宋书》、李延寿《南史》、司马光《资治通鉴》基本上都认为“范晔谋反”是事实,对范晔多有贬斥。
《宋书》基本上站在刘宋皇室立场上,《宋书·范晔传》不厌其烦地记录了范晔“谋反”的全过程,里面充满了主观臆断,如“晔默然不答,其意乃定”、“晔既有逆谋,欲探时旨”、“其谬乱如此”等等。
沈约评论范晔:
“古之人云:
‘利令智昏。
’甚矣,利害之相倾!
”沈约认为范晔被利益冲昏了头脑,最后爬得越高,摔得越惨。
李延寿《南史·范晔传》简化了范晔“谋反”的记录,增添了两个细节:
范晔参加武帐冈祖道,因为胆怯而不敢发动叛乱;范晔在狱中给刘义隆的白团扇题写了宋玉的诗句“去白日之昭昭,袭长夜之悠悠”。
李延寿评价范晔:
“蔚宗艺用有过人之美,迹其行事,何利害之相倾?
”李延寿承认范晔才华出众,但也表示看不懂范晔为什么要去参加政治赌博。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四》引用梁朝裴子野的议论:
“夫有逸群之才,必思冲天之据;盖俗之量,则愤常均之下。
其能守之以道,将之以礼,殆为鲜乎!
刘弘仁、范蔚宗皆忸志而贪权,矜才以徇逆,累叶风素,一朝而陨。
向之所谓智能,翻为亡身之具矣!
”裴子野也是士族文人,他认为刘湛、范晔都因为贪恋权力,炫耀才华,追随叛逆(刘义康)而招来灭族大祸。
到了清朝,有一些学者开始为范晔“翻案”,如王鸣盛、陈澧、傅维森等人。
他们认为范晔不可能谋反,是横遭诬陷而死的。
而沈约等人对范晔不怀好意,让范晔留下了恶名。
[1]这些学者普遍盛赞《后汉书》,不相信其作者是一个“乱臣贼子”。
如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六十一》评论范晔:
“今读其书,贵德义,抑势力,进处士,黜奸雄,论儒学则深美康成,褒党锢则推崇李、杜,宰相无多述,而特表逸民,公卿不见采,而惟尊独行。
”王鸣盛认为《宋书》的记录“全据当时锻炼之词书之”。
这些学者看出了《宋书》中的一组内部矛盾:
孔熙先以皇家不和范家联姻为由激怒范晔;事实上范晔已经和吴兴昭公主结为亲家。
民国学者张述祖作《范蔚宗年谱》,一方面认为王鸣盛等人的翻案总体上合情合理,一方面认为沈约不会污蔑范晔。
至于“范晔谋反”的真相,张述祖希望读者根据史实,自己作出判断。
[2]
1988年,汪涌豪作《范蔚宗谋反一事辨证》,认为范晔参加谋反是必有的事情,史书并没有污蔑范晔,清朝学者的翻案文章缺乏直接证据,不能成立。
[3]
2006年瞿林东、李珍作《范晔评传》,认为范晔不是谋反集团的主谋,但也和孔熙先、谢综等谋反分子有直接联系。
《宋书》的多次强调范晔是主谋,不符合事实。
《范晔评传》认为刘宋君臣矛盾尖锐、卑鄙小人引诱利用是“范晔谋反”的客观条件,而范晔的性格缺点是主观条件。
二者结合造成了范晔的悲剧。
[4]
笔者考察历史文本,综合前贤的高见,认为范晔之死并不是一个孤立事件,而是多重矛盾激化之后的结果,需要分析来龙去脉,才能接近真相。
三、范晔之死的真相
440年,长期执政的刘义康被刘义隆突然打倒,随后被严密软禁在江州。
虽然刘义隆表面上给予刘义康丰厚的物质待遇,但仍然掩饰不住内心勃勃的杀机。
当时龙骧参军巴东扶令育给刘义隆上表,恳请皇帝“速召义康,返于京甸,兄弟协和,君臣缉穆,息宇内之讥,绝多言之路”,立刻遭到了刘义隆的杀戮。
刘义隆和刘义康的姐姐——会稽长公主刘兴弟也在家庭宴会上为刘义康请命,刘义隆被迫指着父亲刘裕的陵墓发了誓。
444年,刘兴弟去世了。
刘义康失去了姐姐的庇护,形势岌岌可危。
[5]刘义隆在策划进一步打击刘义康。
而刘义康的余党孔熙先、谢综等人在谋划怎么让刘义康卷土重来。
这一场不可调和的斗争就是范晔“谋反”的基本背景。
虽然《宋书·范晔传》提供了范晔“谋反”的不少证据,但真正能落实的只有一条。
《宋书》提到“(范晔)门胄虽华,而国家不与姻娶”,而范晔已经和吴兴昭公主结为亲家,连孙子都有了。
《宋书》这两处记录自相矛盾。
范晔得知了孔熙先、谢综等人的阴谋,给刘义隆上密奏,引经据典劝皇帝处决刘义康。
《宋书》认为这是范晔“既有逆谋,欲探时旨”。
这种论断也说不过去。
如果刘义隆听从范晔的建议,把刘义康处决了,那么孔熙先、谢综等人自然失去了拥戴的对象,丧失了谋反的基础。
所以范晔的真正企图大概是想保全自己的外甥谢综等人。
如此事关重大的密信递上去,刘义隆竟然没有回应,范晔只能认为自己失宠了。
要是刘义隆翻脸不认人,定范晔一个“离间骨肉”的死罪,也是很简单的事情。
而在猜忌成性的刘宋皇帝手下,失宠是极其危险的信号。
沈约在《宋书》卷四十四《谢晦传》里面也承认:
“免书裁至,吊客固望其门矣。
”刘宋皇帝往往一方面纵容大臣奢侈享乐,一方面对失宠的大臣果于杀戮。
而范晔参与谋反的唯一确证,就是《宋书》全文收录的范晔代替刘义康写作的《与徐湛之书》。
《南史·范晔传》却认为《与徐湛之书》出自孔休先之手。
《宋书·范晔传》和《南史·范晔传》都记载孔熙先让弟弟孔休先预先写好了“檄文”。
《宋书》照录了“檄文”全本,里面假设刘义隆被禁卫军将领赵伯符杀害了,宰相也都被叛军杀害了,于是徐湛之、范晔、萧思话、臧质、孔熙先、孔休先率军平乱,一举诛杀叛徒,迎立刘义康。
这封“檄文”可以称得上是一篇浪漫主义的梦话。
而《与徐湛之书》低沉徘徊,与孔休先慷慨激昂的“檄文”大相径庭,确实应该出自范晔笔下,类似于一篇自杀之前的遗书。
文章虽然是以刘义康的名义写的,基本上是范晔自己的心声,而且是范晔的催命符。
《与徐湛之书》首先反省了自己的一些缺点:
任性动情,有错不改,做事不专心,喜怒变化快。
刘义康和范晔都曾经长期得到刘义隆的重用,所以随后就对刘义隆表忠心,接着讲述了自己的悲惨遭遇——被奸臣污蔑,其实也就是失去了皇帝的信任,生命危在旦夕。
最后是范晔理想中的造反计划——挟天子以令诸侯,最后由刘义康取而代之。
这恐怕也是他多年研究东汉历史的一个心得。
曹操就是靠挟持汉献帝,才逐渐夺取政权的。
《宋书》和《南史》都说孔熙先是这封书信的主使,不合常理。
因为无论在现实官场中,还是在叛党人事安排里,范晔的地位都高于孔熙先。
假如是受孔熙先指使,这封信断然不会是如此“凄凄惨惨戚戚”的文字。
所以主使者只能是地位尊贵的收信人——徐湛之。
徐湛之是刘兴弟的儿子,也是刘义隆和刘义康的外甥,此时俨然成了谋反集团的领袖,掌握了大量机密文件。
445年农历十一月,徐湛之突然给刘义隆递上奏章,把范晔、孔熙先等“同党”全部出卖了。
刘义隆下令镇压,谋反集团立刻全军覆没。
徐湛之控告范晔“比年以来,意态转见,倾动险忌,富贵情深,自谓任遇未高,遂生怨望。
非唯攻伐朝士,讥谤圣时,乃上议朝廷,下及籓辅,驱扇同异,恣口肆心,如此之事,已具上简。
”原来徐湛之就是皇帝的卧底,早就报告了范晔的一举一动。
范晔被捕后试图抵赖,可是面对白纸黑字的《与徐湛之书》,只好认罪。
刘义隆和徐湛之诱杀范晔,最直接的证据就是徐湛之的事后说明。
445年,范晔等人在狱中把徐湛之的许多“丑事”都抖出来了。
徐湛之受到强烈的舆论压力,被迫去“投案自首”。
刘义隆安慰他,命令他回封地守孝,避开流言蜚语。
据《宋书·徐湛之传》记载,徐湛之于是给刘义隆上表,表面上是检讨书,其实是感谢信,甚至还有点邀功请赏的味道。
这封奏章,可以说是整个阴谋的自供状。
徐湛之在皇帝的秘密授意下,打入谋反集团,用各种“诱引之辞”,让他们留下确切证据。
据《宋书·范晔传》记载,徐湛之是这样诱导范晔的:
“臧质见与异常,岁内当还,已报质,悉携门生义故,其亦当解人此旨,故应得健儿数百。
质与萧思话款密,当仗要之,二人并受大将军(刘义康)眷遇,必无异同。
思话三州义故众力,亦不减质。
郡中文武,及合诸处侦逻,亦当不减千人。
不忧兵力不足,但当勿失机耳。
”臧质、萧思话都是刘宋皇室的外戚,深受刘义隆倚重,此时都手握重兵,在北部边疆防备北魏。
“郡中文武”指丹阳尹徐湛之自己的亲信部下。
在这些花言巧语的诱骗下,范晔终于写下了致命的《与徐湛之书》。
徐湛之看见叛乱分子一步步落入圈套,心里十分惊喜,“既美其信怀可履,复骇其动止必启”,掌握了整个叛乱集团的核心机密。
时机成熟,徐湛之就告发了叛乱阴谋,为刘义隆彻底打倒刘义康立下了大功。
447年,徐湛之守孝完毕,回京城担任中书令兼太子詹事等一系列要职,权倾朝野。
453年,徐湛之和刘义隆一起被太子刘劭砍死在皇宫里。
当时刘义隆和徐湛之正在秘密商议废掉太子,结果被刘劭听到风声,先下手为强了。
能够和刘义隆深夜讨论废立大事,可见徐湛之是刘义隆晚年最信任的大臣。
范晔骨子里是瞧不起徐湛之的,他曾经在《和香方》里面讽刺徐湛之“浅俗”。
但是徐湛之很早就成了孤儿,从小就得到刘裕的关爱。
他在官场混迹多年,早已经磨练成了一只老狐狸。
范晔虽然学富五车,但是玩政治阴谋方面,远远不如刘义隆和徐湛之,所以轻易就落入了陷阱。
平时不信鬼神的范晔临死前一反常态,发誓要和徐湛之“相讼地下”,当然不是“其谬乱如此”。
因为徐湛之是把范晔引入陷阱的直接凶手。
刘义隆知道范晔性格粗疏,偏偏让他参与机密;刘义隆知道范晔性格高傲,偏偏让他经常坐冷板凳;刘义隆知道范晔得罪了众多朝臣,偏不放他出去做官;刘义隆知道范晔举报刘义康事关重大,偏偏装聋作哑;刘义隆知道范晔满怀怨恨和恐惧,故意让徐湛之去劝诱范晔。
范晔入狱之后,无论如何仇恨徐湛之,想在招供里面咬死徐湛之,也都是白费心机。
因为徐湛之和刘义隆是乘一辆马车的猎人,而范晔只是落入陷阱的猎物而已。
刘义隆处死了范晔等人之后,终于能“名正言顺”地严惩刘义康,剥夺其官爵待遇,开除出刘宋宗室,流放到更偏远的安成郡。
公元451年,刘义隆派人秘密杀害了刘义康。
四、范晔之死象征皇权对相权的胜利
刘义隆统治的元嘉年间,政治形势和东晋时期大不一样,突出表现就是皇权专制日益加强。
皇帝采取集中军权、分化相权、任人唯亲等措施,改变了东晋以来士族分权的局面。
刘裕依靠新北府军取代东晋,建立刘宋。
刘裕、刘义隆父子视军权如生命,大力清除异己力量。
东晋后期开创北府军的陈郡谢氏首当其冲,遭到了沉重打击。
谢氏家族的代表人物谢混附和荆州军阀刘毅,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谢氏家族的另一个代表人物谢晦,试图在荆州独树一帜,在元嘉初年也被刘义隆消灭了。
为了独揽军权,刘义隆甚至不惜自毁长城,以莫须有的罪名冤杀了老将檀道济。
曹操、司马懿和刘裕都是借助相权夺取皇权。
刘义隆的兄长宋少帝刘义符也被大权在握的宰相废黜并且杀害了。
刘义隆即位以后,清洗了辅政大臣,分化相权,让一群宰相互相牵制,牢牢把大权控制在自己手里。
据《宋书·卷六十三·殷景仁传》记载,殷景仁“俄迁侍中,左卫如故。
时与侍中右卫将军王华、侍中骁骑将军王昙首、侍中刘湛四人,并时为侍中,俱居门下,皆以风力局干,冠冕一时,同升之美,近代莫及。
”
这些大臣虽然官爵高显,还能够亲近皇帝,然而实际权力却很有限。
试图有所作为的大臣通常心有怨言。
据《宋书·王华传》记载,宰相王华觉得不能施展自己的政治才华,经常感叹:
“宰相顿有数人,天下何由得治?
”据《宋书·刘湛传》记载,另一个宰相刘湛也感叹权力太小:
“今世宰相何难?
此政可当我南阳郡汉世功曹耳!
”
刘裕确立了任人唯亲的用人原则,让年幼的儿子封王出镇,掌握战略重地,提拔庶族外戚,负责边疆防御。
刘义隆继承了父亲的这一策略。
起初他让弟弟刘义康当宰相,自己当甩手掌柜。
后来刘义康和刘湛结为一体,相权越来越强势,以至于对皇权构成了威胁。
440年,刘义隆采取非常手段,贬谪刘义康,杀死刘湛,分封自己的儿子为王,陆续出镇战略要地,避免了大权旁落。
陈郡谢氏的文艺天才谢灵运,和“聪明爱文义”的庐陵王刘义真关系亲密。
刘义真允诺得志之后,封谢灵运为宰相。
不过在刘义真被废杀之后,谢灵运的宰相梦成为泡影。
刘义隆继位之后,谢灵运一度表面上受到礼遇,随后不断遭到贬谪,最终被杀害。
范晔既是刘义康的旧部,又是谢氏家族的姻亲。
刘义隆对他不可能完全信任。
刘义隆一边提拔范晔,一边就派人监视他,沈约的父亲沈璞就曾经担任这个角色。
440年,始兴王刘濬被刘义隆任命为扬州刺史。
刘濬的母亲潘淑妃是刘义隆的宠妃。
刘义隆对刘濬也宠爱异常,于是任命沈璞担任主簿,而让范晔担任长史,一起辅佐刘濬。
据《宋书·自序》记载,刘义隆就悄悄召见沈璞,说:
“神畿之政,既不易理。
浚以弱年临州,万物皆属耳目,赏罚得失,特宜详慎。
范晔性疏,必多不同。
卿腹心所寄,当密以在意。
彼虽行事,其实委卿也。
”沈璞因为接受了如此重大的任务,于是早晚都很努力,有什么风吹草动,就给刘义隆打小报告。
具体的行政措施,一定按照皇帝的精神执行。
范晔看到皇帝明察秋毫,所以变得老实谨慎,而根本不知道皇帝和沈璞有秘密的联系。
“范晔性疏”,这就是刘义隆对范晔的评价。
公元442年,范晔表面上进入朝廷,参与机密。
实际上皇帝仅仅视他为文艺弄臣。
《宋书·范晔传》中刘义隆明言“(范晔)但以才艺可施,故收其所长,频加荣爵,遂参清显。
”范晔自视甚高,“常耻作文士”,没有多少实权,自然产生了怨言。
这时候,朝廷的宰相有一群人:
庾炳之、沈演之、何尚之、徐湛之等等。
他们的职位时常发生变动,互相之间也斗得厉害。
这里面有刘义隆很大的责任。
刘义隆吸取刘义康和刘湛结盟的教训,故意造成大臣之间的内斗,以维持自己仲裁者的地位。
大臣们普遍也吸取教训,一边内斗,一边享受,以讨好皇帝为己任。
范晔对这种局面是严重不满的。
魏晋南北朝的士族十分重视生活品质,熏香成为了重要的生活内容。
范晔在《和香方》里面,把其他朝廷大员比作各种香料,极尽讽刺之能事:
[6]“‘麝本多忌’,比庾炳之”;“‘零藿虚燥’,比何尚之”;“‘詹唐黏湿’,比沈演之”;“‘枣膏昏钝’,比羊玄保”;“‘甲煎浅俗’,比徐湛之”;“‘甘松、苏合’比慧琳道人”。
范晔自比沉香,“沈实易和,盈斤无伤”。
沉香,来自沉香木,是一种珍贵的热带香料,味有些辣,但是无毒,药用价值很高,作用时间很长。
范晔固然是自卖自夸,也是表达自己埋没多年的怨气。
这种怨气和前些年争夺相权的谢灵运、刘湛很有些类似。
所以范晔不得善终,并不是偶然的。
刘义隆消灭范晔,又乘机扫荡了刘义康的余党,进一步巩固了皇权对相权的优势。
五、范晔之死象征皇权对士族的胜利
范晔自称“狂衅覆灭”,是清醒而准确的自我总结。
“狂”是范晔的性格,直接导致了刘义隆君臣的嫉恨。
“衅,血祭也”[7],刘义隆和刘义康手足相残,却让范晔成为血腥的祭品。
吕思勉先生认为:
“南北朝时,狂傲之甚者,无过谢灵运与王僧达。
”[8]其实中间还应该添上一个范晔。
范晔之死,也是士族败落的象征。
东晋时期,皇帝和士族维持着权力的脆弱平衡。
琅琊王氏、颍川庾氏、谯郡桓氏和陈郡谢氏作为士族的代表,相继执掌朝政。
士族能够长期维持权力,表现在对高级官僚的垄断、发达的大庄园经济、家族传承的文化教育以及相对独立的武装力量。
陈郡谢氏作为东晋末年的头等士族,曾经在政坛上举足轻重。
顺阳范氏虽然不如陈郡谢氏那样辉煌,其代表人物得志时能担任方面大员,失意依旧能诗书传家,从容自保。
刘裕、刘义隆父子逐步巩固皇权,不容许士族挑战皇权,特别注意防范和拉拢谢氏家族。
谢混、谢晦等人桀骜不驯,挑战刘氏父子的皇权,相继付出了生命代价[9]。
谢澹、谢弘微等人谨小慎微,甘为皇权的附庸,终于保全了自己的性命。
刘义庆《世说新语》以谢灵运为最后一个名士。
范晔身为陈郡谢氏的姻亲,和谢灵运、王僧达一样,都是魏晋风流的遗民。
在君主专制的刘宋王朝,这类文化遗民只能满腹怨气,处处碰壁,如果不加收敛,随时会有杀身之祸。
可悲的是他们依旧我行我素,逐渐走上了自己的末路。
根据《宋书·谢灵运传》的记载,谢灵运是北府军统帅谢玄的嫡孙,早年袭封康乐公,才华卓异,影响很大,“每有一诗至都邑,贵贱莫不竞写,宿昔之间,士庶皆遍,远近钦慕,名动京师”。
谢灵运引领着当时士族的风尚,“性奢豪,车服鲜丽,衣裳器物,多改旧制,世共宗之”。
著名的登山鞋——谢公屐就是谢灵运的发明创造。
刘义隆希望谢灵运成为理想的文学侍臣,“寻迁侍中,日夕引见,赏遇甚厚。
灵运诗书皆兼独绝,每文竟,手自写之,文帝称为二宝。
既自以名辈、才能应参时政,初被召,便以此自许;既至,文帝唯以文义见接,每侍上宴,谈赏而已。
”
然而谢灵运的理想是出将入相,继承和发扬祖先谢安、谢玄的光荣事业。
在刘宋强势的君权统治下,谢灵运注定是一个悲剧人物。
他很快发现自己不能掌权,于是称病,不愿意上朝,整天寄情山水,任意出游。
皇帝逐渐不能容忍,于是让他回封地“养病”,随后找到了借口,罢了他的官。
刘宋建立之后,身为前朝康乐公的谢灵运已经被降低了爵位。
一朝天子一朝臣,谢灵运回到封地,也逐渐失去了以前的地位和权益。
他带领着几百人游山玩水,被地方官当成了“山贼”。
他试图改建大庄园,又和地方官发生了尖锐冲突。
地方官控告谢灵运有“异志”。
谢灵运随后又被贬为临川内史。
高傲的谢灵运依旧寄情山水,不甘心当一个处处受约束的地方官。
朝廷派人来逮捕他。
谢灵运兴兵抵抗,最终以“叛逆”的罪名被刘义隆杀掉了。
谢灵运临终前写诗:
“送心自觉前,斯痛久已忍。
恨我君子志,不获岩上泯”。
他对刘宋皇权已经忍了很久了,刘宋皇帝对他也忍了很久了。
刘义康和陈郡谢氏关系密切,也是招致刘义隆猜忌的重要原因。
刘义康娶了谢晦的女儿,又把自己的女儿嫁给谢述的儿子谢约。
谢曜、谢述兄弟相继担任刘义康的长史。
谢述的儿子谢综担任刘义康的司徒主簿。
刘义康贬谪江州期间,谢综选择继续追随刘义康,担任记室参军。
刘义康如果能东山再起,谢氏家族很可能会重新获取较大的政治权利。
这是专制君主刘义隆决不允许出现的局面。
范晔是谢综和谢约的亲舅舅,又是刘义康的老部下,在严酷的政治斗争中犹豫不决,缺乏警惕,最终难逃杀身之祸。
范晔是谢灵运精神上的继承人,物质上也不落后,“性精微有思致,触类多善,衣裳器服,莫不增损制度,世人皆法学之”,继续引领着士族的潮流。
范晔在刘义康府上听挽歌下酒,看似不近人情,却是在实践嵇康的《声无哀乐论》。
魏晋名士里面喜欢唱挽歌、听挽歌的人还真有不少。
据《世说新语·任诞》记载,张湛好于斋前种松柏。
时袁山松出游,每好令左右作挽歌。
时人谓:
“张屋下陈尸,袁道上行殡。
”张驎酒后,挽歌甚凄苦。
桓车骑曰:
“卿非田横门人,何乃顿尔至致?
”嵇康主张“声无哀乐”,就是要把音乐乃至文艺从礼法政教的桎梏下面解放出来,争取宽松的创作自由,反对给艺术作品乱贴政教标签。
范晔当然拥护嵇康的主张,“吾于音乐,听功不及自挥,但所精非雅声,为可恨。
然至于一绝处,亦复何异邪?
其中体趣,言之不尽,弦外之意,虚响之音,不知所从而来。
”魏晋名士对于挽歌,基本上还是自弹自唱,自我欣赏。
范晔竟然拿王爷府上的挽歌助酒,当然是冒犯了刘宋皇权,立刻遭到了贬谪。
刘义隆还是照顾了范泰的脸面,否则范晔此时就会有牢狱之灾。
可是范晔并没有接受教训。
范晔擅长弹琵琶。
刘义隆早就知道范晔有这一手,几次暗示他表演。
谁知道范晔坚决不弹。
有一次朝廷举行宴会,君臣觥筹交错,刘义隆对范晔说:
“我欲歌,卿可弹。
”范晔迫不得已,勉勉强强弹了一曲。
刘义隆唱完,范晔也立刻停止了弹奏。
这件事情看起来不大,却可见范晔和刘义隆尖锐的文化冲突。
古代倡优隶卒属于贱民阶层,可以得到君王的宠爱,但是终究地位很低。
司马迁就曾经抱怨汉武帝用他当太史令,其实是“倡优蓄之”。
范晔是士族,不愿意在皇帝面前降低自己的身份。
皇帝暗示弹琵琶,范晔如果立刻照办,那就是把自己等同于倡优了。
在皇权衰微的东晋,士族之间也流行用音乐作为精神交流的方式。
遇到知音,参加盛会,士族名流一般都愿意展示自己的音乐才艺。
据《世说新语·任诞》记载,王子猷出都,尚在渚下。
旧闻桓子野善吹笛,而不相识。
遇桓于岸上过,王在船中,客有识之者,云是桓子野,王便令人与相闻,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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