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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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一、民间文学
(一)孔雀东南飞传说
申报单位:
安庆市潜山县、怀宁县
东汉建安年间,庐江郡小吏焦仲卿娶本地刘兰芝为妻,夫妻恩爱情深。
但兰芝为焦母所不容,被迫遣回娘家。
焦、刘两人分手时发誓生死相爱,不复嫁娶。
兰芝回娘家后,其兄逼其改嫁,兰芝在走投无路时投水身亡,焦仲卿闻讯后也自缢于庭树,从而酿成了一曲令人伤心落泪的封建婚姻悲剧。
时人为怀念这对夫妇的忠贞爱情,作长诗《孔雀东南飞》以悼之。
“古诗为焦仲卿妻作”是中国叙事诗成熟的里程碑。
焦仲卿、刘兰芝被称为中国的罗密欧、朱丽叶。
《孔雀东南飞》、《木兰诗》并称“乐府双壁”。
《孔雀东南飞》最早见于南朝徐陵所编的《玉台新咏》,诗前小序记载了故事梗概、发生年代、地点、人物姓名、身份等,其人其事其时,真实可考。
男主角焦仲卿是潜山焦家畈人,女主角刘兰芝是怀宁县刘家山人,焦家畈与刘家山仅一河之隔。
潜山与怀宁在西汉至西晋时均隶属于庐江郡皖县。
故事历代流传,至今在方言里仍见端倪:
比如将磨媳妇的婆婆喊作“焦八叉”,这是影射焦母的;将受折磨的媳妇叫做“苦芝子”,这是暗喻刘兰芝的;将懦弱无能的老好人称为“糯米官人”,这是怜惜焦仲卿的;将趋炎附势的人称为“刘大”,这是讽刺刘兰芝哥哥的;将能干要强的小姑娘称为“能小姑”,这是赞美焦仲卿妹妹的。
等等。
(二)六尺巷传说
申报单位:
安庆市桐城市
这是一则发展在清代康熙年间,桐城境内的一桩脍炙人口的民间故事。
大学士张英的府第与吴姓相邻。
吴姓盖房欲占张家隙地,双方发生纠纷,告到县衙。
因两家都是高官望族,县官欲偏袒相府,但又难以定夺,连称凭相爷作主。
相府家人遂驰书京都,张英阅罢,立即批诗寄回,诗曰:
“一张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
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家人得诗,旋既拆让三尺,吴姓深为感动,也年让出三尺。
于是,便形成了一条六尺宽的巷道。
此巷在桐城市区西南隅,东起西后街,西抵百子堂,巷南为旧时宰相,巷北为吴姓住宅,长约100米。
现为桐城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六尺巷的故事,已载入《中国名胜词典》,至今传为美谈。
1956年中苏关系恶化,毛泽东主席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时,曾吟咏此诗。
六尺巷的故事,对桐城的社会道德风尚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张英的谦虚礼让,给后人树立了一座道德典范的丰碑,人们纷纷仿效。
一时之间,桐城境内路不拾遗,秩序井然,邻里和睦,知书达理,蔚然成风。
继承传统文化精髓,弘扬谦和礼让美德,对当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非凡的现实意义和重大作用。
(三)徽州民谣
申报单位:
黄山市
徽州民谣是在古徽州“一府六县”范围内产生的反映徽州人的劳动、生活、习俗、时政和思想感情的,由徽州人民创作并用徽州各地方言吟诵而口传心记代代传承的原生态民间口头艺术。
徽州民谣不但是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宝库和中国民间文学宝库中的独具特色的珍宝,而且应该是中国乃至于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
徽州民谣的产生区域,主要分布在历史上的“一府六县”的歙县、绩溪、休宁、黟县、祁门和婺源。
徽州民谣是伴随着徽州人的产生而产生、发展而发展的。
由于徽州民谣是民间的集体创作,又通过口耳相传的形式传播,有些作品很难判定它的具体产生时间。
当然,也有些种类的民谣是在徽州人发展到一定阶段才有的,这可从它的内容上看出来,如徽商民谣。
有些民谣在徽州境内广泛流传,但在不同县境有不同的流传“版本”,如“前世不修,生在徽州。
十三四岁,往外一丢”的民谣,就有歙县、绩溪和祁门的三个“版本”。
有些民谣在流传的过程中,由于时代社会发生了变迁,后来者在原来的民谣基础上,又进行了接续式的创作。
如过去流传于黟县的《黟县妇女实苦怜》,现代又有了《黟县妇女生活甜》的新民谣。
有些类型的民谣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如徽州时政民谣,就因时政的不同而不同,如《鸦片害人真不轻》、《抓壮丁》等民谣即是近代社会的产物。
徽州民谣从地域上来分,有歙县民谣、绩溪民谣、休宁民谣、黟县民谣、祁门民谣和婺源民谣等。
它们因各县方言的不同有自己的特点,合起来又共同反映了徽州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徽州民谣从内容上来分,有徽商民谣、生活民谣、劳动民谣、爱情民谣、时政民谣和游戏民谣等。
它们具有鲜明的地域性、题材的多样性和艺术的独创性的特点,拥有丰富的认识价值、深刻的教育价值和高超的审美价值。
徽州民谣中的徽商民谣,在历史上曾对徽商的形成和发展产生过积极的影响,是徽商历史的形象写照,具有特别的认识价值和重要的历史地位。
徽州民谣是徽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自宋代以来徽州社会民间生活的鲜活见证,从中可以真切地认识徽州人所具有的人生观念、婚姻观念、生活观念、教育观念、是非观念和审美观念,是认识徽州民间社会和人生的一把钥匙。
(四)徽州楹联匾额
申报单位:
黄山市
明清两代徽商经济发展到顶峰,以致“无徽不成镇”的说法。
致富以后的徽商在家乡大兴土木,营祠建房,使得墟落处处,亭台楼阁遍地。
但即使有再美的建筑,也还需要内蕴丰富的楹联匾额来点缀。
再加上徽商多为儒商,重教化,讲人伦,善与仕交往,它的处世哲学,人生追求,便通过对联张布在建筑上,邑工相竞为时尚。
凡有人居处,即有对联。
依附建筑而生的徽州楹联匾额在明清两代达到鼎盛,主要表现在它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家家户户婚丧嫁娶,各行各业开张营业都有了挂贴对联的习惯。
写景咏物,言志抒怀老幼皆喜,妇孺能对,有联则雅,无联则俗。
。
徽州楹联匾额的普及,使它成为徽州地区最有代表性的地域文化之一。
黟县西递、宏村为代表的徽州楹联匾额,便是其中的精华。
中国封建社会主体哲学思想以及崇尚自然的理念在徽州楹联中集中反映,特别是明清时期程朱理学的发展更加进一步奠定了儒家思想;它不但具备了中国传统楹联匾额所具备的特性,而且更加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和广泛的实用性。
徽州楹联匾额打破了只在读书人中间流传的框框,能够在平民中间口口传诵,而且在徽州特色方言的映衬下,更加显得文化底蕴深厚。
徽州楹联匾额非一时一地一人之作,但作为今天仍能观赏或搜集到的资料,它所反映的明清几百年间人们的思想、道德、伦理、教化、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信息是极其丰富而且是弥足珍贵的。
(五)鞭打芦花
申报单位:
宿州市萧县
萧县春秋时称“萧国”;秦始置县。
历代均属徐州。
1955年由江苏省划归安徽省,位于安徽省最北部苏、鲁、豫、皖四省交界处。
据传说,萧县皇藏峪西北山顶,是孔夫子游此遇雨后的晒书场。
孔子的弟子闵子骞,与老师同为鲁国人,后随父迁到萧国东南的乡村安家。
至今,萧县民间还流传着许多有关孔夫子及其弟子的故事。
《鞭打芦花》就是其中的一则:
孔夫子的弟子闵子骞,虽常受后母虐待,却怀“忠恕”之心,矢口不讲。
一次,子骞及二弟随父坐牛车出门探亲,行至萧国一山村旁,风雪突起,车上的小二喜眉笑眼,子骞则冻得瑟瑟发抖;其父见状,怒用鞭打,刹时间子骞的袄烂而芦花飞,骞父发现幼子棉衣则裹着丝绒,始明真相。
其父立即赶车返家(此山村就是萧县的“车牛返”村),愤怒休妻。
子骞跪求父亲饶恕后母:
“母在一子单,母去三子寒。
”后母感动认错,一家人复又和好。
后来,孔子知道了,夸赞道:
“孝哉闵子骞!
”(闵家居住的乡村,即今宿州市埇桥区闵贤乡)。
“爱人”和“忠恕”,是儒家思想的核心,闵子骞将此化为了具体言行,成了封建社会人们的一面镜子。
在今天,举国上下学习落实胡总书记提出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之际,此则故事所提出的“尊老爱幼”问题,仍有其积极意义。
《鞭打芦花》在基本故事不变的前提下,因地域、习俗、讲述人的不同,细节和语言都会有所变化。
是值得研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六)老子传说故事
申报单位:
亳州市涡阳县
涡阳是道家学派创始人、道教鼻祖老子的故里。
闸北镇郑店行政村就是老子的诞生地,道教祖庭天静宫(又称中太清宫)便坐落于此。
天静宫,始称老子庙,建于汉延熹八年,唐、宋、元、明、清历代均有修葺,后毁于战火。
1992年以来,争取港台捐资三千多万元对天静宫进行了重修,目前已完成一、二期工程。
涡阳民间特别是老子生地闸北镇流传着许多有关老子的传说故事,这些故事经涡阳县文化局收集整理,已形成25篇,并根据这些故事设立了“老子的传说故事展览馆”(德之初展室),向社会开放。
收集、挖掘和保护这些民间故事,对于考证老子故里,弘扬道教文化,传承道家思想有着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七)涂山大禹传说
申报单位:
蚌埠市怀远县
怀远以山为屏,以水为障,地势险要,扼守可拒,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
自古不但留下了大禹、刘邦、曹操、赵匡胤、朱元璋、李自成、张乐行等历史伟人的足迹,也曾吸引过无数诗人墨客来此游览。
早在四千年前,怀远已是涂山氏氏族聚居之地。
广大劳动人民以朴实精炼的语言,通过民间故事、传说、歌谣、谚语等口碑记载,记录了历史上的重大事件,风土民情,创造出大量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学。
大禹治水到此,聚涂山氏女为妻,并在禹会村召会天下诸侯,留下了“三过家门而不入”等许多美好传说。
“涂山大禹传说”是从远古时代起就在怀远人民中间口头流传的一种叙事体民间故事。
他们用奇异的语言和象征的形式讲述人与人之间的种种关系。
就象所有优秀的创作一样,“涂山大禹传说”从生活本身出发,但又并不局限于实际情况以及人们认为真实的合理范围之内。
它们往往包含着超自然的异想天开的成份。
“涂山大禹传说”是怀远广大劳动人民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最具辐射力的口头传承艺术,它在怀远人民中产生广泛影响,许多传说家喻户晓,流传深远,有的甚至成为千古绝唱。
(八)徽州民谣(绩溪民歌民谣)
申报单位:
宣城市绩溪县
民歌和民谣,是劳动人民在劳动和生活实践中产生的人类自娱、文化留传或生活实质的宣泄。
绩溪的民歌和民谣,是绩溪人民创作、吟诵、口传心记的民间说唱艺术。
绩溪是一个悠久的县度,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绩溪历来重文崇教,民间祭祀活动和节庆活动异常活跃,加之京剧之源的徽剧也发端于此,良好的文化氛围造就了绩溪人具有勤劳聪慧、热情奔放,能歌善舞的天性,人们在创造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创造精神文明,民歌、民谣等文化形式就随之产生,并随着社会的进程而得以发展。
民歌、民谣是一种难登大雅之堂的草根瑰宝,完全是通过代代口传心唱,很少有文字记载,故源于何时难以稽考,早期的作品也难系统采集,近期的作品还存世甚多。
在抗战和解放战争期间,游击队根据军民的地方流行的民歌进行翻新,创作了革命民歌。
建国后县文化部门多次采集整理。
1956年底《采桑》参加全省民间音乐舞蹈汇演获奖,歌曲载入《安徽省民歌集》。
1979年后民歌采集尤丰,创作亦多,1984年县文化馆组织力量,共收集解放前本县游击区流行的革命民歌和历代流传的民歌共40首,并编成《绩溪民间歌曲集》,以此向国庆35周年的献礼。
2005年,中央电视台音乐频道《民歌·中国》栏目,将《月亮起山一盏灯》、《送郎》、《货朗调》、《探妹》、《四季歌》、《蚕上山啰》、《庄稼汉》等7首民歌进行了录制播出,有3首收入央视编辑出版的《民歌·中国》书中。
民谣是民间的口传文化,很难见绪文字,故有很多散落在民间的民谣只有自生自灭。
最近,绩溪县检察院副院长方静同志,采集编纂了《徽州民谣》,全书共收集徽州各地民谣237首,大部分都来自绩溪。
它的问世,为绩溪仍至徽州研究历史上的口传文化提供了原生态的资料,是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宝库中独具特色的艺术瑰宝。
二、传统音乐
(一)繁昌民歌
申报单位:
芜湖市繁昌县
繁昌是个历史悠久的地方,自西汉元封二年(前109年)设春谷县,至今已有二千多年的历史。
繁昌民歌内容广泛,曲调丰富,其语言朴实、生动、简洁、易懂,近似口语而毫无匠气;其曲调,清新、流畅、淡雅、无饰,可谓随口曲子自来腔。
解放后在党的文艺方针指引下,繁昌民歌进入了一个发展的鼎盛时期,搜集民歌,整理民歌,演唱民歌,创作民歌一时蔚然成风,民歌之乡驰誉江淮。
繁昌民歌题材十分广泛,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生产类民歌涉及春、夏、秋、冬四时的各类农活,生活类民歌包括对大自然的敬畏与膜拜,对祖先业绩的讴歌与崇敬,对未来幸福生活的想往,对人生重要阶段:
生、死、婚姻、诞辰、成年等问题的惧悚和礼赞。
爱情类民歌的有直抒情怀,有的互诉衷肠,有的哀叹不幸,有的诅咒对方的绝情。
繁昌民歌体裁多样,大致可分为:
山歌、号子、小调、秧歌、舞歌、风俗礼仪歌等,另繁昌民间五月端午有划龙船的习俗,所以划龙船歌和儿童歌曲也有了相当的数量。
繁昌民歌一般以三字句、五字句、七字句为多,大都是口耳相传,语言较为朴实无华,通俗易懂,但也有一部分民歌唱词典雅,比较讲究音韵。
一看便知是经文人之手润饰过的,繁昌民歌语言的另一大特点是:
不同地区的方言多姿多彩。
繁昌民歌虽长短不一,但基本结构都比较完整,如生产性民歌,会完整地叙述劳动的全过程,而生活性民歌不但要结构完整,还要注重情趣的高雅,如长篇叙事诗《梁山伯与祝英台》《风筝误》等作品,情节曲折,故事完整。
繁昌民歌是中国民歌艺术之链上不可或缺的一环。
不同题材的繁昌民歌其语言朴实、生动、简洁、易懂。
近似口语,毫无匠气,不同调式、调性的旋律清新、流畅、淡雅、无饰,可谓随口曲了自来腔。
这两者,均是劳动者内心深处真实情感的流露,无论从文学的角度或音乐的角度来审视,繁昌民歌都是有极其珍贵的艺术价值和研究价值。
(二)贵池民歌
申报单位:
池州市贵池区
贵池罗城(今属贵池墩上镇)山青水秀,人类地灵,罗城人民自古素歌善舞,人人都有“见景生情,出口成歌”的习性。
贵池罗城民歌分为山歌、号子和小调三大类,其中“秧歌”、“慢赶牛”形式独特;她以山、茶、水等为内含,反映民间劳动和生活情景,内容丰富多彩,具有浓郁的江南乡土风情和韵味;其兼有歌舞说唱,形式活泼、生动,节奏自由,曲调悠长。
新中国成立后,贵池罗城民歌的创作、整理、改编和演唱得到蓬勃发展,各地涌现出在全省、全国享有声誉的优秀名歌手,姜秀珍是其杰出代表,她把罗城民歌唱到了中南海,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上世纪五十至八十年代,贵池罗城民歌三十多次参加各类赛歌、赛诗会,曾多次参加安徽省和全国民间音乐舞蹈会演,许多歌手在全国和省市会演中获奖,中央和省人民广播电台亦录音播放,贵池罗城民歌蜚声海内外。
贵池罗城民歌是民间文艺百花园中一朵奇葩,具有较高的艺术研究价值。
但由于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及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嬗变,贵池罗城民歌的生存环境受到极大冲击,正处于濒危状况,亟需抢救性传承保护。
(三)石台唱曲
申报单位:
池州市石台县
唱曲,又称“坐唱”,家族内组成的,有7—9人为班的,生、旦等行当齐全,锣、鼓等乐器伴奏,不搭台、不着装、不画眉,自打自唱的民间戏曲表演形式,起初出自昆曲的徽调坐唱。
石台唱曲自明代中叶,起源于石台县珂田乡的幸福村、台山村,后盛行于全县境内的每个村落乃至流传东至、祁门等地,当时有名气的有珂田卢家班、大演唐家班、占大李家班等。
明剧作家王骥德《曲律》中所载“两头蛮”即为石台唱曲。
石台唱曲有大戏和小戏之分,遇什么活动,唱什么曲目,有《四喜》、《暖房》、《长春》、《张仙送子》等百余个;曲调有徽调、涓调、江西调和石牌调,并吸收傩的高腔、道士腔和民歌、山歌等声腔,如“二黄”、“西皮”等;器乐曲牌有[喜孜孜]、[小开门]、[大开门]等;表演分吹、拉、弹、唱等形式,并加以打击乐伴奏。
石台唱曲多用于祭祀、祝寿、婚庆、贺屋、乔迁等地方民俗活动,表演时间不定,以宗族、家庭结成戏班,代代相传,传男不传女,几百年来在这里盛演不衰。
在历史演变过程中,汇聚了戏曲、民俗、宗教等诸多方面的信息,具有较高的学术研究价值。
正是这种单传的、古老的表演形式已接近濒危状态,亟需保护、抢救和传承。
(四)潜山弹腔
申报单位:
安庆市潜山县
潜山弹腔,即老徽调。
在明朝就已流传于民间,流布地区以潜山为发祥地,周围辐射至安庆六邑。
到清乾隆之初,职业性班社甚多,尤以“五世堂”(余家班)、“四箴堂”、“同乐堂”等长年出演。
凭借长江水路优势,上达四川重庆,下到南京苏浙。
并与这些地区的文化艺术广泛交流,弹腔有了“徽调”之称,班社亦随之称为“徽班”。
弹腔一直以属于皖江地域文化为核心流传地,因此,她的胚胎基因、成长历程,深得皖江文化之浸润孕育,弹腔音乐唱腔中还融汇了大量的民歌小调,汲取了青阳腔以及民间音乐的多重营养。
弹腔的唱念字韵,沿用“中州韵”,并渗入大量“徽音”。
尤其是潜山、岳西山区的艺人,这种方音更为浓重。
唱腔与“小白”全用方言,大白用方言韵白。
唱腔在基本腔框架内,根据方言的四声调值,产生许多具有地方特色的曲调,因而,弹腔乡土气息浓郁。
弹腔艺术绝大多数来自农民或农村手工业者,但其“表现主体”和“审美主体”却具有很强的统一性。
弹腔的剧目表现了民众生活、风土民情,特别是本地域人民的道德观、审美观。
“四大徽班”流寓京都后,潜山本土艺人保留着自然特色,使弹腔这一生态艺术得以延续。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潜山县积极挖掘这一古老剧种(包括声腔、道具、录音、录像等),经国内戏曲专家论证,弹腔就是老徽调,是京剧的母体艺术,是难能可贵的艺术瑰宝。
(五)寿州锣鼓
申报单位:
六安市寿县
寿县,曾为战国时期楚国的都会,楚文化积淀深厚。
作为楚文化的一支奇葩——寿州锣鼓,流传于寿县以及沿淮流域周边县、市,它融进了淮河地区传统的“十八番”、“凤凰三点头”、“兔子扒窝”“长流水”、“大小绞丝”、“双绞丝”、“小五番”等锣鼓谱精华,加以改编发展而成。
所用乐器,除通常的大筛锣、大腰鼓、大小钹、云锣、手锣之外,与众不同的是所用主锣称作“钢锣”,声音清脆、洪亮,声播数里,具有浓郁的楚文化韵味,在沿淮地区独一无二。
寿州锣鼓的演奏是以主锣手领头指挥,辅以鼓手指挥,形成鼓锣交替领头,动静结合,配合默契的表演局面。
因而寿州锣鼓演奏效果既具有我国南方锣鼓特别是江浙一带“十翻锣鼓”的舒缓、柔和的特点,也具有北方中原地区“威风锣鼓”的高亢、激昂的特点,素有“会说话的锣鼓”的美称。
寿州锣鼓堪称沿淮流域的艺术奇葩,在沿淮流域打击乐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是古老楚文化积淀的产物,是楚音乐的遗存,发掘、抢救、保护寿州锣鼓具有重要的价值。
近年来,寿州锣鼓应邀参加了历届安徽省花鼓灯会、安徽省建国四十五周年国庆晚会。
上海国际旅游节和上海全国农展会,并参加了央视“心连心”艺术团赴皖慰问演出活动,深受广大群众喜爱。
(六)金寨古碑丝弦锣鼓
申报单位:
六安市金寨县
金寨县位于安徽省西部,大别山北面,连湖北、河南两省,界六安、霍山、霍丘、固始、商城、麻城、罗田、英山八县,为安徽省西通豫、鄂的门户。
金寨古碑《丝弦锣鼓》发源于江西,产生年代不详,流传到金寨古碑区,至今已有四百多年。
《丝弦锣鼓》对湖北、河南两省周边县的锣鼓演奏影响很大,其演奏的《十番锣鼓》即从《丝弦锣鼓》简化而来。
《丝弦锣鼓》由二十五个乐段组成,规模较大,节奏可快可慢,变化多端,演奏较为复杂。
风格敦厚古朴,具有浓郁的大别山乡土气息。
《丝弦锣鼓》的演奏方法可追溯到唐代,其许多基本鼓点后来都被人们演化成不同类型的锣鼓演奏方式,极具历史价值。
《丝弦锣鼓》的音乐、锣鼓谱产生年代已无法考证,但却在流传中完整地保存了下来。
全曲以宫调式为主线,贯穿始终,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同宫内的大二度、纯五度关系的交替,旋律发展的主要手段是重复、移位、扩展、紧缩。
乐曲系联排体,每排中唢呐和号互相呼应,两者在旋律、旋法、音色、音区等方面的差异,与不同打击乐器及不同演奏方法的配合,既有对比,又有联系,形成自己独特的情趣,适用于民间各种庆典仪式。
《丝弦锣鼓》不仅对我们研究古代弦乐、吹管乐和打击乐的发展演变具有很大的学术价值,也有一定的民俗价值。
(七)九华山佛教音乐
申报单位:
池州市九华山风景区
佛曲(佛教音乐),它是佛教徒在举行宗教仪式时所歌咏的曲调,中国汉地佛曲的发展是由梵呗开始的,梵呗是传自印度的一种带有吟诵性质的佛教音乐,它包括咏经、歌赞两个方面,魏陈思王曹植在东阿县(今山东)的鱼山删治《瑞应本起经》,制成鱼山呗,是为东土梵呗之始。
自元代南北曲盛行后,佛教的歌赞全采用南北曲的曲调,现在一般佛教音乐中所用的南北曲调近二百首。
九华山佛教音乐从内容以及唱颂对象和场合(范围),大致可分为仪规音乐和道场音乐两类。
仪规音乐,它是属于在殿堂上在佛前唱颂的赞、偈等佛曲,主要有赞、偈、真言、咒子、拜愿、三称菩萨等形式。
其中赞、偈音乐性较强,其他多为吟诵性。
赞有六句头和八句头两种,通常用的六句赞。
偈,其唱词(经文)无论四、五、七言,一般皆为四句合成,有“赞佛偈”、“回向偈”等多种。
道场音乐,属于道场上唱颂的用于弘扬佛法、超度亡灵的佛乐,所唱佛曲其音乐色彩、风格、情趣以及唱颂形式均有不同,曲调较为明朗,民间色彩较为浓郁,并带有一定的民俗性。
九华山佛教音乐调式较为丰富,宫、商、角、徴、羽调式全有,其中以徴、商为最多,宫、角次之,羽更次之。
旋律以级进为主,无多大起伏,多为4/4拍子,音乐表述特征繁多,内容各异,演唱时大多为一人举腔,众人齐唱,以及唱念相间,演唱时用法器(打击乐器)点板伴之。
九华山佛教音乐内容丰富,历史久远,包含着博大精深的文化蕴涵,对于研究我国音乐、文化、民情、民俗、民风以及宗教流传衍变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八)牛歌
申报单位:
铜陵市铜陵县
牛歌起源于清末至民国年间,是民间自发形成,至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作为铜陵当地民间歌曲,广为传唱。
牛歌在结构上属于带再现的单二部曲式,在调式上属于同宫系统转调,在旋法上呈现民族五声音阶的特征,旋律简单、上口、优美、抒情,易于传唱,是典型的皖南民歌。
60年代和80年代后期,铜陵曾先后派专人对牛歌进行采集、整理。
牛歌的歌词大都以牧童逗趣、联联、猜谜为内容,通俗易懂,妙趣横生。
另外,歌手用铜陵本土方言演唱牛歌,更增添了它独特的韵味。
(九)砀山唢呐
申报单位:
宿州市砀山县
砀山县位于安徽省的最北端,苏、鲁、豫、皖四省七县市交界处,面积1192.92平方公里,人口91万。
砀山县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民间艺术种类繁多,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属唢呐艺术。
据考证,明朝正德年间(公元1506—1521年),唢呐已在我县广泛流传。
明朝王磬在其《王西楼先生乐府·朝天飞》一词中写道“喇叭、唢呐,曲儿小、腔儿大……”。
砀山民间对唢呐有独特的称谓,高音唢呐称尖笛,低音唢呐称大笛,且吹奏形式有咔腔、闷腔、咔戏,吹奏技巧有单吐、双吐、三吐等。
曲牌代表作有《百鸟朝凤》、《六字开门》、《拜堂》、《锔锅》、《抬花轿》、《欢乐调》、《丧调》等。
目前唢呐已发展成吹奏各种戏曲、曲艺、曲牌、模仿唱腔。
上到国家专业团体,下到平民百姓生活都有唢呐艺术的出现。
砀山唢呐形成、沿革、提高始终影响带动着苏鲁豫皖周边地区民间唢呐艺术的发展。
建国初期砀山民间唢呐艺人张连生、陈玉兰曾参加过中国人民慰问团赴朝鲜慰问志愿军,在华东地区文艺调研中受到周恩来、彭德怀、陈毅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近年来砀山唢呐发展势头更旺,如火如荼,家家每逢婚丧嫁娶、开业庆典等都要请一班唢呐助兴,全县已发展在册唢呐班110多个,艺人2000多人。
(十)淮河锣鼓
申报单位:
阜阳市颍上县
淮河锣鼓是流行在颖上沿淮一带的一种锣鼓音乐,历史悠久,有史料依据可追溯到远古时代,春秋战国时期管仲就曾把鼓运用在战争中,明清时期锣鼓在淮河流域十分普遍,它是安徽省优秀的民间艺术,在淮河流域广为流传,是典型的淮河文化之一。
淮河锣鼓的演奏方法是鼓指挥,锣主奏,铙和钹分成两个声部,交替对奏。
曲牌有“长流水”、“十八翻”等多种曲牌,淮河锣鼓时而委婉流畅,时而铿锵有力,锣鼓点变换多样。
在花鼓灯锣鼓演奏中“连槌锣”和“丁丁仓”就是根据鼓点的特点而命名的。
“长锣”具有连续性,起着过度连接的作用。
“长流水”一般用在大场中的跑场,可同长锣交替使用,使节奏富有变化。
“蹬步锣”具有推动力,在大场中与“长锣”、“长流水”交替使用。
而“后蹬步锣”的鼓点则从“蹬步锣”中变化而来,这种鼓点用的不多,但使用得当,有较好的效果。
淮河锣鼓形式多样,各具特色。
如流传于颍上鲁口镇的威风锣鼓、新集镇的锣鼓棚子、慎城镇的花鼓灯锣鼓等都是很具有代表性的锣鼓音乐。
近年来涌现了许多锣鼓作品,如《长流水》、《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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