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专题.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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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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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绪论

1.文化的定义

关于文化的基本概念及分类

一、何谓文化?

文化的定义有多种，据国内学者说有五百多种。

据国外哲学家说，现在已有二十多种定义。

由于文化的定义五花八门，又由于有人不研究文化本身，而热衷于在定义中折腾，所以有的学者主张“最好不下定义”。

这是希望人们把精力集中于实实在在的基础研究，不要在定义问题上争论不休，而不是“定义不可知论”。

定义是研究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尽管出发时的认识和到达既定目标时的认识会有差别，甚至可能是较大的差别，而对于研究工作来说，定义还是需要的。

那么我们下的定义又什么呢？

文化是人类所创造的一切物质、制度与精神。

这个定义里有几个要点：

1．自然界赐予人类的一切都不是文化，如山川土石，

2．即使是人类在蒙昧时期所创造的，也不是文化，比如旧石器时代的粗糙工具，古人类的岩画。

3．非人类所创造的不是文化，如猴子所涂的画，蚂蚁所堆积的蚁山，蜜蜂所造的巢。

4文化是人类有意识创造的，无意识形成的东西不是文化，例如婴儿涂抹的东西。

当然任何定义都不能把定义对象囊括无余，对象的边缘也常常是模糊的。

例如列于弱智者的艺术作品、对身涂颜料在画布上打滚所形成的东西应该怎样界定?

这是值得研究的。

三、关于亚文化

民族文化是一个笼统的概念，事实上，在一个民族内部，不同地区、不同人群之间，其文化也有差别，那些组成整个民族文化的各个部分，就是亚文化。

比如，中国各个地区，各个省份，各个民族，各个企业的文化

“中国文化源流概述”（许嘉璐）

第一章          中国文化发生的历史地理环境

钱穆先生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中论述中国文化时说：

各地文化精神之不同．穷其根源，最先还是由于自然环境有分别，而影响其生活方式。

再由生活方式影响到文化精神。

中国文化，因在较苦瘠而较广大的地面产生，因此不断有新的刺激与新发展的前途。

而在其文化生长过程下，社会内部亦始终能保持一种勤备与朴素的美德。

综观钱先生的论述，其意为：

①自然环境决定了文化精神；②中国文化在苦瘠的环境巾产生牛，中华民族文化精神之勤奋、朴素即由此生成。

费孝通先生《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费孝通文集》11卷381页，群言出版社，1999年）曾经说：

（中华民族最初生活的地区）东西落差如此显著的三级梯阶，南北跨度又达30个纬度，温度和湿度的差距自然形成了不同的生态环境，给人文发展以严峻的桎梏和丰润的机会。

中华民族就是在这个自然框架里形成的。

显然，学者们都认为自然环境对文化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中华文化发生的环境

中华文化发生于黄河中下游。

黄河中游的许多文流、黄河下游，即河南、山东黄河支流丘陵地区，这些地方，一方面适宜灌溉耕作，另一方面天灾水患不断。

这样的环境，使得中华民族的初民较早地进入农业时代。

中华民族文化发生面临的是两个方面的挑战：

农耕生产的稳定性、延续性和应对大自然挑战的能力。

农耕与游牧相反，后者需要不断迁徒，“逐水革而居”；前者则必须做到耕作者与土地的关系相对同定；耕作技术与作物都需要不断继承。

同时，耕作者主观方面还需要具备以下品质：

研灾与生产密切相关的自然（天文、气象、山川、河流等等）规律、耕地特性，并积累和改进耕作技术。

作为对大自然的应战，中华民族自身，逐步建设了这样的文化：

重视家庭（在农业社会，这是最小的生产单位．也是国家的缩微）、义务（这是构成稳定社会的道德要求）、和谐（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这是维持生产、生存的必要条件）和现世（农业生产的周期性和稳定性阻碍了“大启”思想的普及）；思想方法则不重冥想而重实事求是，不走极端而较辩证。

长江流域文化融人中华文化整体，是较晚的事情。

长江流域，特别是其三角洲，自然条件要比黄河中下游优越得多，其文化发生也并不比黄河中下游迟。

何以中华文化的主体来自黄河中下游，而不是长江中下游?

恐怕也正是因为长江中下游自然环境优越，因而对人的“刺激”不够多，不够强烈，需要人们做出的“应战”不复杂，不急迫，因而延缓了文化的成长。

如果这个假设可以成立，那么我们倒要庆幸中华民族主体文化从发生到发展，一直在黄河中下游，而没有遇到长江三角洲（或珠江三角训）那样的环境。

与之相对照的是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天启说”（或“天示说”）：

一切自然的灾害和人世间的规律，都是神（主或真主）创造的；灾害是对人违背“诫命”的惩罚，只要重新皈依，谨守“诫命”，就可以“救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世上真善美的标准，“诫命”中已经都制订完备。

这样，一旦现代科学破除了对“天启”的绝对信仰，世俗的规矩就要由人来从头制订，像现在流行于西方的以个人为中心的价值观，就是在背叛了宗教“诫命”后形成的。

而这种没有历史根基的文化的威力实际上是无法与经历了几千年磨炼的中华文化相比的。

中华文化来源是多元的：

从地域上看，有陕甘地区的商周文化；有川渝的巴蜀文化，有江浙的河姆渡文化，后来义有齐鲁文化、楚文化等等（为了不太熟悉文化学的朋友能够听下去，我在这里用丁一些比较含混、笼统的名词，而不用考古学上严格的术语）。

但是，后世所谓中原文化．实际上就是商周文化，逐渐成了主体。

为什么是这种情况呢?

从文献和出土文物看．商周时期已经已经有了相当发达的农业，其水平超过了同时期的其他地区。

基于农耕生产和生活所产生的文化．当然要比狞猎采集时代的文化发达，也更为精细，更有感染力和吸引力；再加上农业社会有超过日常需要的粮食和其他物品，社会分工也更为细密合理．因而在当时经常发生的部落或部族战争中容易获胜。

这样，中原文化靠着文的和武的两种手段慢慢地向外扩散；在扩散的过程中，并不是单向地输出，而是随时吸取当地部落部族的文化，融为己用，边扩散边演变壮大。

这就犹如黄河之水，在奔腾向海时沿途大小河川纷纷汇人，愈向东流其势愈大，遂成大河。

如果我们放眼永无尽头的历史来看，就可以看出，中华文化的这—趋势至今也未中止，以后也不会终结。

现在我们来看商周文化少生的土壤。

商周活动的地域大体在今河南、陕西一带，而且主要集中在淇河、沁河、渭水（包括泾水、漆水、丰水）两岸，那里是怎样的情况呢?

土地肥沃，适于耕种；但同时自然灾害频仍，接近北边和两边的游牧部落。

中华文化的根基大致就是由这一自然和社会状况的刺激而形成的。

农业生产需要社会的稳定和氏族、家族和家庭的延续。

农业的耕种和收获是以年计算的，只有稳定，才能春种秋收，才能不断提高耕作技术、提高产量，生活也才能逐渐富裕起来；只有延续，包括土地、工具的占有才能长久，技术的传承和提高才有保障。

要稳定，就要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合作；要延续，就要重视血缘的纯正，要分清正支与旁支，要保持以辈分为基础的等级制。

既然时时可能发生自然灾害和外来兵灾，就要与水旱风雹、虫兽疾疫搏斗，要和入侵劫掠者拼杀，灾后还要艰苦奋斗以恢复家困。

在应对种种自然界和人的挑战过程巾，不但磨炼了人们自强自立的意志和能力，同时也使得对自然界的观察越来越细密，天文、历法、地理、算学，动植物学、医学等都有了发展的需要和可能，因而高度发达。

这样。

中华文化就种下了吃苦耐劳、聪明睿智，自立自强、知难而进．祟和反战、宽容豁达，重视伦理、忠孝仁义、重实轻虚等基因。

当然，与此同时也产生了上面所说的重等级轻平等，以及重义务轻权利的因素，，

中华文化这样形成之后．表层、中层和底层形成了一个庞大而严密

第二章          中国文化植根的经济基础

第三章          中国文化依赖的社会政治结构

第二章中国古代文化的历程

第一节史前文化与文明的起源

突出神话

第二节彩陶文化与中国古代艺术法则

第三节青铜文化与夏商周文明

第四节一统帝国与文化的一统

第五节乱世中的文化多元走向

第三章饮食文化与中国古代农业

第一讲饮食

一个民族的命运是看他吃什么和怎么吃。

民以食为天。

三世长者知被服，五世长者知饮食。

（《魏志•文帝纪》）

三辈学穿，五辈学吃

一中国饮食文化的发生

二饮食与礼仪

三饮食与政治

四饮食与宗教信仰

五饮食与文艺

六饮食与哲学

七饮食与中外文化交流

八中西饮食文化比较

第四章古代艺术与中国文化审美精神

第五章古代宗教与中国人的信仰

第六章古代礼仪与中国人的行为方式

第八章古代哲学与中国文化精神

接下来要谈到中华文化的成长和细密化过程。

众所周知，商周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集权政权，而是靠着“天命”和血缘（“祖”）维护的宗主制国家，帝或王虽然可以册封和征讨不听命的诸侯，但他的最大特权却是主持祭祀，祭天与祭祖。

对于诸侯统辖区域内的事物，王或帝并没有指挥权；也就是说诸侯可以自行其是。

因此与后代皇朝比，当时天下的思想和学术并没有那么高度统一，还是比较活跃多样的。

商周的这一情况到了东周时期，特别是“三家分晋”以后，也就是战国时期，发展到了顶点。

王权衰落到极点，各地思想空前活跃，这就是人们熟知的“百家争鸣”时代。

后来成为中华文化核心的儒家学说，这时还不过是“百家”中的一家，并没有后代那样显赫，更没有独尊的地位。

但是，慢慢地儒家有些突出了。

从其学说的内容寻找原因，一是儒家学说直接研究如何治理国家、如何处理诸侯国之间的关系，而这正是当时社会上层所注意的；二是儒家注重家庭人伦关系，这是农业社会所有成员所十分关注的。

这两点说明儒家是入世的，是抱着积极的人生态度的。

三是其学说归纳了很多大自然和社会的基本规律，这些规律可以说带有相当的普世性。

这一点说明，儒家在观察主客观世界时虽然是从现实出发的，但是其思维却超出了现实的范围，已经涉及本体论和方法论。

从学说的传承看，由于其学说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和普世性，所以追随的人多，涌现的大师也多，因而在传承过程中得到较好的丰富和完善。

到汉代，在经过了依据黄老学说修养生息之后，国家要发展强大，就需要统一的理论体系。

于是汉武帝实行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不仅把天下的思想归于一统，而且与神学相结合，神化了孔子，当然也就神化了汉家天子。

学术似乎有着这样的规律：

一种学术，在发展到一定阶段就要产生不问的学派，可以说产生学派是学术达到一定水平的标志；不同学派之间既争论，甚至相万攻讦，同时彼此也在从其他学派那里，特别是从对手那里学到东西，用来丰富自己；如果一旦一个强势学派淹没了或压制了其他学派，变成“只此一家，别无分号”，学术的进步也就放慢，甚至中止了。

儒家在汉代就陷入了自身发展的这一悖论。

在东西汉共约四百年的时间里，儒家学说在义理的研究上可以说几乎没有多大的进展，渐渐走进死胡同而不能返，闪为它已经蜕变为一些文人谋取仕途的专用工具，不能容许任何变革了。

这一来倒是有了一个意外的收获：

逼出了一门后世国学不可须臾离的工具性的显学——训访学。

这是题外话。

物极必反。

惟—的学术权威消失了，就要出现百花卉放的局山．因为人类的思想什么时候也不会停步。

第一章绪论

1.文化的定义

2.

为什么要了解中国文化。

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祖先，这是血缘上的祖先，我们还有一个文化上的祖先，这个祖先是精神上的。

要认识清楚现在的我们，就有必要了解我们的文化祖先。

先秦经典的意义。

首先，如果没有经典，人的尊严与智慧无从谈起。

每个人要了解本民族的经典，因为它们就是你内在的血脉，就是你的灵魂。

在某种意义上说，阅读诸子，就是阅读"我们的心"。

其次，文明要成为文明，也离不开经典。

中华文明之所以博大精深，就是因为有这些经典的存在，所以文明才有了它的旗帜和崇高感。

最后，经典使精神成为精神。

有了这些经典，精神才得以升华，才能找到自己的归属感，才能找到自己的精神支柱和心灵的维系，经典就是一个民族的底气。

第二章中国古代文化的历程

第一节史前文化与文明的起源

第二节彩陶文化与中国古代艺术法则

第三节青铜文化与夏商周文明

第四节一统帝国与文化的一统

第五节乱世中的文化多元走向

第三章饮食文化与中国古代农业

易中天《中国文化现象解密》

看西方人开party，搞的都是自助餐，各取所需，各取所好，中国人是

点好一起吃。

冯尔康《中国社会史概论》

第四章古代艺术与中国文化审美精神

第五章古代宗教与中国人的信仰

李泽厚三境界说

禅宗常说有三种境界，第一境是“落叶满空山，何处寻行迹”，这是描写寻找禅的本体而不得的情况。

第二境是“空山无人，水流花开”，这是描写已破法执我执，似已悟道而实尚未的阶段。

第三境是“万古长空，一朝风月”，这就是描写在瞬刻中得到了永恒，刹那间已成终古。

在时间是瞬刻永恒，在空间则是万物一体，这也就是禅的最高境地了。

《《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引自周啸天《诗词赏析七法》

第六章古代礼仪与中国人的行为方式

第八章古代哲学与中国文化精神

第三章饮食文化与中国古代农业

提起筷子大家再熟悉不过了，每天吃饭的家伙什，一双在手方便实用，除了汤以外，保您可以席卷全桌。

很多用惯了筷子的国人对老外的刀叉很不以为然，就是吃个饭嘛，还要刀子、叉子、勺子一长排，一不小心遇到大块的食物还要双手启动，实在是麻烦。

每每想到此处，心中便禁不住生发出很多自豪感来。

也许你猜不到，其实这简简单单的两根小棍里，可是大有学问。

　　筷子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周代，之所以得名与江南民间忌讳有关。

　　说起为人类饮食服务的历史，这筷子可以算得上刀叉的老祖宗。

远古时期，我们的祖先“茹毛饮血”，主要靠手抓吃食物，自从“人猿相揖别”之后，人们发现把食物做熟了吃更有滋味。

先秦时代，人们吃饭一般不用筷子。

根据《礼记》中的记载推测，当时人是用手把饭送入口内的。

后来由于人们在烧烤食物时，不可能直接用手操作，需借助竹枝一类的工具来放置和翻动食物，在炊具中烧煮肉块和蔬菜的羹汤，也要用它们来取食，久而久之，聪明的先民逐渐学会用竹条来夹取，这就是筷子最早的雏形。

　　筷子古时候单叫箸，箸的起源可追溯到周代，《礼记》、《荀子》、《史记》都提到箸，在《韩非子》特别提到以荒淫奢侈闻名的纣王，使用“象箸”进餐。

浙江大学游修龄教授认为：

东西方出现进食工具筷子和刀叉的不同，和环境有关系，筷子要发源于有竹子的地方。

而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说：

“箸从竹声。

”则恰好验证了这样的结论。

　　不过《札记》上说：

“羹之有菜者用祛，其无菜者不用梜。

”而从造字法来看，“梜从木”被有些学者认为是木头筷子。

回想我国北方多木，南方多竹，祖先就地取材，竹木均成为我国最原始的筷箸原料还是可能的。

研究表明大约到了汉代以后，才普遍使用筷子。

后来，“箸”又演变为“筷”，与我国古代江南水乡民俗讳言有关。

民间行船时讳言“住”，而船家行船又偏偏在吃饭时离不开箸，二者同音，索性改成“快”，后来为了和常说的“快”区分开来，便加上了竹子头。

　　刀叉因为适应欧洲人饮食习惯而出现，它和筷子影响了东西方不同的生活观念。

　　刀叉的出现比筷子要晚很多。

据游修龄教授的研究，刀叉的最初起源和欧洲古代游牧民族的生活习惯有关，他们马上生活随身带刀，往往将肉烧熟，割下来就吃。

后来走向定居生活后，欧洲以畜牧业为主，面包之类是副食，直接用手拿。

主食是牛羊肉，用刀切割肉，送进口里。

到了城市定居以后，刀叉进入家庭厨房，才不必随身带。

由此不难看出今天作为西方主要餐具的刀和筷子身份很是不同，它功能多样，既可用来宰杀、解剖、切割牛羊的肉，到了烧熟可食时，又兼作餐具。

　　　大约15世纪前后，为了改进进餐的姿势，欧洲人才使用了双尖的叉。

用刀把食物送进口里不雅观，改用叉叉住肉块，送进口里显得优雅些。

叉才是严格意义上的餐具，但叉的弱点是离不开用刀切割在前，所以二者缺一不可。

直到17世纪末，英国上流社会开始使用三尖的叉，到18世纪才有了四个叉尖的叉子。

所以西方人刀叉并用只不过四五百年的历史。

　　刀叉和筷子，不仅带来了进食习惯的差异，进而影响了东西方人生活观念。

游修龄教授认为，刀叉必然带来分食制，而筷子肯定与家庭成员围坐桌边共同进餐相配。

西方一开始就分吃，由此衍生出西方人讲究独立，子女长大后就独立闯世界的想法和习惯。

而筷子带来的合餐制，突出了老老少少坐一起的家庭单元，从而让东方人拥有了比较牢固的家庭观念。

　　虽然不能将不同传统的形成和餐具差异简单对应，但是它们适应和促成了这种分化则是毫无疑问的。

筷子是一种文化传统的象征。

华人去了美国、欧洲，还是用筷子，文化根深蒂固，而老外们在中国学会了用筷子，回到自己的国家依然要重拾刀叉。

　　筷子刀叉到底谁更先进，各家说法不同，其实各有各的智慧。

　　筷子的特点是“不变应万变”，料想方的扁的，长的短的，硬的软的，统统可以一夹就起来，确实神奇。

这一直很让中国人骄傲，并将其视作先进的象征。

　　不过最近却有学者反思认为：

“从真正人类学发展的科学角度来看，筷子是一种极端原始的、天然的工具，多数人种在刚开始学会使用工具时，都懂得用几根树枝来取代手夹起食物。

不含任何复杂的工艺技术。

欧洲人却率先进化，以石刀替代树枝，进而发展到金属刀具，最后又发展出叉子。

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繁琐的西餐礼仪。

刀叉正是欧洲人工业文明、理性精神的一种最直接反映，自己动手，独立性强，重推理，重解析，更有利于锻炼思维能力。

而拿筷子的华夏人则是吃现成的，不必思考，一点东西你推我让，团团圆圆模棱两可，凡事爱持模糊概念，所以思维能力不发达，未能产生工业革命。

”

　　这种声音确实有些让人振聋发聩，不过所谓率先进化的观点却有失科学了，将刀叉概括为工业文明和理性精神更是牵强。

不过有一点需要肯定，同筷子的简单相比，刀叉种类较多，属于专用工具，但由于这种“专”往往表现出“大巧若拙”而被国人忽视。

回到餐桌上，也许应对炖得稀烂的黄豆猪蹄，筷子还能游刃有余，一旦碰上牛排，恐怕筷子就要自惭形秽了，刀叉这时表现出它们的专业特长。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关于筷子和刀叉与思维方式的关系很难得出结论。

不过关于使用筷子更有利锻炼思维能力的说法却着实有科学依据。

科学家们曾从生理学的观点对筷子提出一项研究成果，认定用筷子进食时，要牵动人体三十多个关节和五十多条肌肉，从而刺激大脑神经系统的活动，让人动作灵活、思维敏捷。

而筷子中暗藏科学原理也是毋庸置疑的。

　　著名的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李政道博士，在接受一位日本记者采访时，也有一段很精辟的论述：

“中华民族是个优秀民族，中国人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使用了筷子。

如此简单的两根东西，却是高妙绝伦地运用了物理学上的杠杆原理。

筷子是人类手指的延伸，手指能做的事它几乎都能做，而且不怕高温与寒冷。

真是高明极了！

”

传统饮食文化中的奢靡之风

奢靡似乎成了中国饮食文化中的痼疾，从古至今，由上层社会到下层民众都程度不同的存在着奢靡饮食的现象。

首先，在上层社会由于他们掌握着大量的社会财富和特权，其饮食多极度奢侈，物欲横流。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饮食方丈，目不能遍视，口不能遍味”的记载。

到西汉更是“富贵奢侈，贫贱篡杀”。

无论达官亦或豪富绅贵都试图通过侈靡饮食这种形式极力彰显其社会地位和财富，以至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历代的达官贵族由于其掌握着社会特权，在社会物质财富丰裕的时候就会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酒池肉林、食必方丈，都可以用来描述他们的日常饮食生活。

魏晋南朝时期，随着士族制度的兴起与发展，奢侈之风蔓延于整个统治阶层，相延成俗。

对此，时人王导评论到：

“自魏氏以来，迄于太康之际，公卿世族，奢侈相高。

”

据《晋书·何曾传》记载，何曾性好奢豪，厨膳饮食过于王者。

“蒸饼上不坼十字不食。

日食万钱，犹日无下著处”。

其子何劭，“食必尽四方珍异，一日之供，以钱二万为限，时论以为太官御膳，无以加之”。

而唐玄宗时的礼部侍郎韦陟对于馔羞，犹为精洁，以鸟羽择米，每次饮食后，“视厨中所委弃，不啻万钱之直。

.若宴于公卿，虽水陆具陈，曾不下筯.”清乾隆年间的和珅食用早饭，则以珍珠粉配制，“珠价极昂，一粒两万金，次者万金，最贱者犹值八千金”。

所食用的珍珠，必须是新的，“凡已旧及穿孔者，屏不服”。

而豪富阶层由于掌握了巨大的社会财富，其生活也极具奢靡。

康乾盛世时期，盐纲遍天下，而以江苏扬州总其纲，“当时也差者竞尚奢靡”，无论起居饮食，“动辄数十万金。

”有某盐商，每食，必备十数席，不喜食用的即刻更换它类。

两淮大盐商黄均太，“晨起饵燕窝，进参汤，更食鸡卵两枚”，生此卵之鸡，以参、术、誉、枣等喂养，“非市上购者可比，每枚一两白银”。

同时奢靡者还有广东的洋商，汉口、扬州的盐商，苏州之铜商，江苏之州县，“其挥霍大半与河厅相上下。

”此后以至于清，“顺治年以至康熙十年，尚为俭朴，自后渐至奢"。

上层社会的奢靡饮食不仅仅表现在日常生活中，更多的还表现在宴会上。

康熙初年“池馆园亭、歌舞宴会，视顺治初年不止十倍”。

朝野上下宴饮，务求气派大，档次高。

以“满汉全席”论，其上菜一百二十九种，用料多为熊掌、燕窝、鱼翅、驼峰、鲍鱼、鱼舌、豹胎、猩唇、鹿尾、海参等罕见的山珍海味。

达官贵人举办家宴，往往须于数月前购集材料，选派工人。

“统计所需，非数百金不能餐来其一器也。

食器既繁，一夕之宴，恒历三昼夜不能毕，往往酒阑人倦，各自引去，从未有终席者”。

道光年间的河工饮食，务极奢侈。

“以宴席言之，一豆腐也，而有二十余种；一猪肉也，而有五十余种。

豆腐须于数月前购集物料，挑选工人，统计价值非数百金不办也。

”

“食品既繁，虽历三昼夜之长，而一席之宴不能毕。

”而光绪季年，“京曹官风尚豪侈，即以饮馐言之，无不罗列珍错，食前方丈。

”宴饮如此之繁，以至于引起某些官员的反感、抵制。

光绪季年，某京官因厌酬酢之繁，特作谢宴会私议一啓，历述供职以来，对官场宴会的八种积诟，有四条如下：

一、现处忧患之世，祸在眉睫，“宴会近于乐祸”。

二、财政窘迫，物价昂贵，“初来京师，四金之馐，已足供客，今则倍之，尚嫌菲薄，小臣一年之俸，何足以供寻常数餐之客，久必伤廉。

”三、各部林立，办公“人数倍徙于旧，宴会之事，弥积弥繁，若欲处处周到，虽日日谒客，日日设馐，仍有不逮。

”四、宴会分为数等，若是交游尚可。

“然近来酒食之局，大都循例应酬，求其益处难获一二。

”

而豪富宴饮的奢靡程度也不亚于官场，其暴殄最甚者，莫过于吴门之戏馆。

当开席池时，哗然杂陈，数千百人，一时齐集，可谓酒池肉林。

“饮食如流者，尤在五、六、七月内天气蒸热之时，虽山珍海错，顷刻变味，随即弃之”⑩，可谓“席费千钱而不为丰，长夜流俪而不知醉”。

就连一般的士大夫也一样的沾染奢靡风习，嘉庆《湘潭县志》载，往昔民食淳朴，不尚奢华，“今则不然，士大夫燕客，米取精细酒重酻酿，珍错交罗，竞为丰腆。

一食费至数金，而婚丧为尤甚。

”

所谓上行下效，上层社会的奢靡饮食行为对一般民众也产生许多不良影响，带来不好的社会风气。

同治年间的永定县，“近富商挟其奇赢，春酒交酬，竞趋汰侈，渐至居民，亦日染浇风，所赖亟加裁抑。

”

而城市中的奢靡饮食行为也通过多种渠道传染乡村居民，“宴客旧多常味，半杂园蔬。

渐乃竞罗海味，侈陈大簋，其风自城市及乡落矣。

”普通民众中即使是肩挑贩运之辈，也“稍见饶余，辄思华美，日复一日妄费愈增，人复一人摹仿务过”。

试观一般民众的饮食多有一个由俭入奢的过程，光绪初年的兴宁县往昔“宴宾客尚简，物薄情真……‘食不过数肴，酒不过数巡’……迩来习与时移，山珍海错，红白烧熇，器美品多（或八大、八小，或十大、十小，俗名“流星赶月”，外小碟十余，点心二次），父老相传数十年未尝数见。

”而民国孟县往昔县民饮食也极简单，“年节待客，普通备火锅、四盆，嫁娶盛设亦仅十碗席，不用海菜，极富厚者始用海参二味席。

今则中人之家多用海参，稍丰即用鱼翅四味。

厨役工匠则海参向仅每席百文，今则一二千文不等，至由馆中包办海参席，向仅每席一千余文，今则四五元，亦可以观世变矣。

”醴陵县“往时乡民每食菜根脱粟，庆吊宴客亦力倡俭朴，无有穷极海路珍味，以侈相夸者，今则中人之家，争奢斗靡，以远物为尚，暴殄为豪矣。

”由此可观一般民众饮食行为中的不良习俗。

他们平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