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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学伟写的杂文也很有意思
金学伟写的杂文也很有意思
贵族战争、奴隶战士、有限权利
今天上午看到朋友圈转发的《贤能政治和民主政治》,想发一点感想,谁知一写就不可收拾,干脆多写一点,放到公众号上。
每一个民族所形成和认定的制度都不是主管选择的结果,而是客观选择→长期演化结果。
欧洲为什么会形成民主制?
难道这是主观的崇高选择结果?
这背后其实是有一系列更深刻的地理、地缘因素决定的。
许倬云在《中西文明对比》中说的一些论点我很赞同:
他们的地理条件决定了无法形成一个统一的市场,无法形成一个可以快捷到达任何地方的通道,关山阻隔,客观上形成了市场分割(在古代的交通条件和技术水平上)。
虽然可依靠海洋到达很多国家,但都只能是近海地区,深入不到内地。
没有统一市场,客观上就没有形成统一大帝国的需要。
还有一点,欧洲属温带海洋性气候,自然灾害极少,因此,也很少有大范围调丰补歉的需要,这也在客观上决定了没有形成跨地域的统一大帝国的必要性。
没有可以快速直达任何地方的通道,使建立统一大帝国的成本很高。
欧洲历史包括中东历史上,曾建立过可与大秦、大汉、大唐相匹敌的统一大帝国,但最终都以分崩离析告终。
原因是,无法在需要时快速调动军队赶到那里弹压,只能占领一个地方驻扎一支军队,占的地盘越多,兵力越嫌不够,只能大量启动被征服民族充当“奴隶战士”甚至跨国采购“奴隶战士”。
到最后,奴隶战士成为军队主力,他们不仅人数众多,而且他们的职业就是打仗,所以战斗技巧更强,尤其是新的战斗技能的掌握比核心民族更强。
核心民族的将士最初是因为身份更高,战斗力更强而身居高位,有更高的身份地位,到后来,都因出于保持自己的尊贵地位而有意识地摈弃和压制新的战斗技能——这种事,不仅在欧洲、中东普遍存在,在东方也曾出现过。
比如幕府时代的武士极力推崇刀与剑,抵制枪。
满洲入关,江山坐稳后大量毁弃明朝留下的枪和炮,因为那些东西只有汉人会用,尊贵的八旗子弟不会,以致到中晚期,清军的武器装备还不如几百年前的明军。
当异族的“奴隶战士”成为军队主体和最大战斗力后会发生什么?
不安稳!
极其不安稳!
像罗马帝国,为收服这些战士,最后只能给他们以公民权,成为正式的罗马公民。
但给了公民权就好了?
也不是!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他们要进一步的权利——要自治权,要独立权,要觊觎王位,要取得罗马核心地区——意大利的财富,最后要起义!
经济和生存的物质条件上互不依靠,军事上无法长久统一,最终就形成了小国林立格局。
这后一点在基根的《战争史》中反映的很清楚。
这种经济与生存的物质条件互不依靠,又不具备大军快速通联条件,也体现在同一个国家、民族中。
由于国君的实力只能来自聚集——集腋成裘,能被集的腋越多,做出的裘越大,所以,国君实力和能够聚人聚物聚财的地区是否广大有关。
举例说,中国这样的“天下国家”,国君可以聚集的资源是任何一支地方势力的10倍、100倍,那么,小国的国君只能达到1倍、2倍、3倍。
因此在欧洲,不仅小国林立,一个国家之内,自古也以一块块的庄园经济为主。
国君既无法全面、长久、彻底征服,就只能依靠一个个领主、贵族来共同统治,这样,就形成了国君与贵族联盟。
贵族领主们对国君有臣服义务,有纳税义务,有需要时出兵出钱义务,除此就是自己事了。
国君如有特殊需要、超出正常财力范围的事,必须要和贵族领主们协商,取得谅解和支持,否则就“国将不国”了。
因此,欧洲的国家,历史上,除了极短暂时间内出了特别铁血又有能力的国君,偶尔出现十几二十年的举国大一统局面,其余时间都是国君与贵族领主共有天下。
国君需要贵族,是因为他无法消灭所有的贵族领主,但又要依靠他们输血。
贵族领主需要国家,是因为国家就是族与族之间为争夺利益和资源的产物,是免遭外族侵略、掠夺,甚至还可以向外扩张谋财的共同体。
环境是客观造成的,观念、习惯和惯例是环境造成的,久而久之,独立和有限责任、有限权利、有限义务便成为欧洲人心中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而不是某些人吹捧的出于崇高的主观选择!
国酒故事
【国酒】看到一篇微文《中国名酒竟是这样排名的》,讲中国白酒排名,认为茅台被列为国酒,是因为茅台会讲故事。
茅台确实讲了一些故事,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就是巴拿马国际博览会金奖。
但所以称它为故事,不是因为当年获金奖的是5个参展白酒都是金奖,而是这个金奖根本算不了什么,它只是一个三等奖而已,那次博览会,为吸引参展者,设了5等奖:
特等大奖、大奖、金奖、银奖、铜奖。
中国也有参展产品获得一等大奖,那就是南浔的湖里辑丝。
如果我没记错,中国应该是有2个特等大奖,还有宣纸获得了大奖。
一般认为的最高奖金奖在巴拿马博览会上只是个三等奖。
拿金奖不是编的,它的宣传效果却是通过“适当忽略一些事实”后产生的。
要说讲故事,汾酒其实也讲故事,最典型的,就是说“茅台酒来自汾酒”。
这故事有点因头,因为有说法,中国的蒸馏酒产生于蒙元时代,此说最硬的就是明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言:
“烧酒(蒸馏酒),非古法也,自元时始创其法。
”由于北方落入蒙元之手早于南方数十年,其时,整个北方民生凋敝,动荡不止,唯山西地理环境,让它保持了相对稳定、余裕,所以,它很可能成为中国最早制作蒸馏酒的地方。
但此说的致命伤在于:
茅台酒成于清,此时,四川、贵州一带早已成为酒乡,名酒辈出,佳酿林立,自不待山西人来传酿酒技术。
汾酒说,茅台镇最早的酿酒作坊是山西商人开的,此说有民国时期出的书为证(老金记性差了,忘记书名),但即便是山西商人开了最早的酒坊,也无法证明茅台酒酿制技术来自汾酒,要知道,这根本就是2种不同工艺酿制的酒。
所以,汾酒讲的故事只在很少数人中被说道,难以传开,也不被大多数人认可。
关于开国大典喝什么酒,该文以贵州那时还在国民党手为由,推断喝的是汾酒,不是茅台,这在文风上有问题。
开国大典喝的确确实实是茅台,周恩来亲定的。
以当时已解放了大半个中国说,无论哪里扫扫,扫出几百、几千瓶茅台算不了什么,需知那时茅台镇数十家酒坊,年产量已达数百吨,行销全国。
1935年初,红军打下遵义地区,在物质上有3个收获。
一是缴获了十万担盐,为3万红军将士改善了生活,当时广大指战员手里只有中央苏区发的苏区币,担任苏维埃中央银行行长的毛泽民,针对贵州百姓深受缺盐和买不起盐之苦,想出一个方法:
凡持有红军票来买盐的,一律平价,这个平价相当于被地方军阀们加价过的价格的十分之一。
顿时,苏区币成为最抢手的流通货币,十万担盐以两利方式,全部出清。
二是缴获了一万担鸦片。
当时,贵州是鸦片主产地,中国最好的鸦片就出在贵州。
贵州的大小军阀们,无不通过对内垄断盐,对外垄断鸦片,两头吃,为发财之道。
这一万担鸦片成为后来长征途中红军唯一的经济来源,和沿途打点地方首领唯一拿得出的礼物,还有最珍贵的药品之一—鸦片在很长时间里,是一直被列为药品的。
发达国家是随着吗啡提炼技术成熟,于19世纪末开始,陆续将鸦片列入对内不对外的禁售品。
在世界范围被排出药品行列则是20世纪30年代末了。
三是数百上千缸的茅台酒。
这批酒成为救命良药,很多人满身的疮苞就是靠用茅台酒洗好的,毛的脚被地上树枝扎过后化脓溃烂,一直没有痊愈,且时发高烧,最后也是一路上用它洗好的;周恩来后腰部伤口化脓,几近垂危,最后也是靠它每天清洗消毒治好的。
红军临走时,带走了全部剩余茅台,一直用到陕北还有。
因此,在开国大典上讨论喝什么酒时,周恩来说“茅台,当然是茅台”!
茅台早在清代就被列为“黔酒第一”,选择茅台国酒,既有酒好因素,也有情感深因素。
红军第一次到茅台是1935年3月15日。
去年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茅台集团于同日灌装了一批1949年封藏酒(不是市面上国典1949那一类),赠与还活着长征老战士和开国将领、大军区司令和军委委员以上级首长。
不过,1949年前的茅台酒早没了,灌装的是酱香型习酒。
老金有幸拿到了一瓶——是转赠的,一直想等一个好日子和我的一帮好驴友共享。
中国白酒,要说起来,真正的典范是浓香型。
浓香型中,早先的五粮液尚可,但现在那香味浓得让人难受。
泸州老窖却一直是我最喜欢的酒,对茅台的喜欢还是当年郎酒寻求借壳上市时,几次去郎酒参赞,接受了酱香型。
只是郎酒为何由借壳上市突然变成被私人廉价收购,其中的勾当不得而知。
泸州老窖的国窖1573,第一批出来时也送了我一些,被一一转赠给朋友。
一位江西的领导喝了后,从此就迷上的了1573。
寒食、端午,不比附出一些高大上意义就会死的国人
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
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
这是唐代韩翃《寒食》,写得很美。
寒食,是中国一个特殊的节日,以前讲是为纪念介子推,但我对这种传说历来将信将疑,因为国人喜欢比附,就好比粽子本是稻米产区人民为解决农忙时节田头吃饭发明的——古时人均耕地面积大,且平时一天只吃2顿,食时(上午7点至9点)一顿,晡时(下午3点至5点)一顿,平时晨起后去田间干点活,太阳升起后回家吃饭,然后又去田间,一直干到太阳西下回家再吃一顿。
但农忙时节活多,出力大,在田间忙碌时间也长,中间必须再加一顿。
劳动人民由此发明了粽子,最初的粽子就像今天西南少数民族的粑粑,只是用叶子包裹上煮好的米饭(不管哪种米饭),随身带上,中午打尖,后来该进为包好后再煮,并用了最合适的糯米做原料。
一天2顿的习俗,在民间某些地方一直保持到民国时期,比如像毛这一代的青年时期,基本上都是一天2顿的。
包括我老家江苏吴江,,算得上富庶之地了,但老一代依然把午饭称作“点心”,回到乡下,亲戚们依然天不亮起床,做出一桌子菜让你吃早饭——可怜老金早饭只吃无荤无油之食,甚感痛苦。
本为解决农忙田间解饥的粽子,后来不知怎的变成纪念屈原了——吴越一代还把它说成是纪念伍子胥呢,且产生的时期也更早,还有根本和屈原没毛关系的西南少数民族也吃“粽子”,有如何解释?
所以,国人喜欢比附,但凡有能和一名人扯上边的,无不趁势而上,似乎不如此,就无以为凭。
黑格尔说:
中国历史的本质就是没有历史,只有帝王的更替。
改变一下:
中国的历史就英雄伟人的历史,无小民无关。
端午之前包粽子,然后就开始进入农忙时节。
唯有徽州人,却在春节时候包粽子,次习俗同样和需要有关。
徽州男人长年在外,唯有春节或有时间回家看看。
过完节又得四散去为功名忙,为利禄忙,为生计忙,粽子就是他们长途跋涉中最好的主食。
徽州田少,一年最忙时节就是上山弄茶、采茶、挖笋、做茶笋,离春节不远,粽子便是劳作之间最好的点饥物。
由此也可作粽子和纪念屈原无关,而与实际需要有关的又一旁证。
我以为,寒食节最可能的是和古时的火崇拜有关。
作为给人带来光明、带来温暖、带来熟食火,在古人心中,无疑是最值得敬畏的神灵,一年360天,它都无私地把它的光和热赐给我们,我们也必须让它有一天休息一哈子,以免它哪天累了、恼了,不再赐予我们温暖和光明——需知人类的火崇拜不知要比介子推年长多少万年。
至于和介子推沾上关系,则无疑是后来的事,和粽子是为纪念屈原一路货。
古寒食节比清明节早2天,康熙年汤若望修订历法后,变为清明前1天。
每逢寒食,家家免火,不得冒烟,唯有皇宫中可保留火种。
待寒食一过,再从皇宫中传出,先入五候之家,再散向平民百姓之家,故有“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的壮观。
古诗与寒食有关的很多,与韩翃诗情画意相反,宋张友正的《寒食日献郡守》则描写了寒士的寒食节——
入门堪笑复堪怜,三径苔荒一钓船。
惭愧四邻教断火,不知厨里久无烟。
不敢游寒山
一次次去苏州,就是没去过寒山寺。
不是不想,而是不敢。
300年前,诗坛领袖王士桢途经苏州,终于有机会拜偈他心慕已久的寒山寺。
无奈天色已晚,山门久敲不开。
王士桢激情难耐,命童仆拿来笔砚,在墙上题诗两首。
“日暮东塘正落潮,孤蓬泊处雨潇潇;疏钟夜火寒山寺,记过吴枫第几桥。
”“枫叶萧条水驿空,离居千里怅难同;十年旧约江南梦,独听寒山半夜钟。
”寒山寺,早已因张继的《枫桥夜泊》,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精神符号,千百年来士子心中的圣地。
而今的寒山寺,江山无恙,寺钟还在,枫桥仍是那个枫桥,但一定已没了当年的神韵。
没了商船舟旅的系泊。
寒山寺在阊门外十里,西晋陆机云:
“吴趋自有始,请从阊门起;阊门何峨峨,飞阁跨通波”。
古时阊门乃苏州集散地,“天下财货莫盛于苏州,苏州财货莫盛于阊门”。
南来北往的舟旅,从运河经枫桥汇聚到阊门脚下。
十里东塘,商旅云集,舟船尽泊,载来天下财货、商贾、学子、士人,也载来游子的乡愁。
尤其在那“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的日子,那广大的乡愁一定布满了十里东塘,弥漫在清冷的空气中。
而今天的枫桥,已是一个普通的水乡小镇,没了当年的场景。
也没了生离即为死别的人生体验。
少时不理解,为什么古人会把生离和死别连在一起。
直到那年上课,听老师念一首诗:
“多情却似总无情,唯觉樽前笑不成;蜡炬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
”才耸然动容并忽然开悟。
在那关山迢递,舟旅不便的年代,生离有时却似死别。
李白仗剑游天下,终生未回四川,不是不想回去,而是“蜀道难,难于上青天”。
陆游被贬巴蜀当一个小官,从江南出发,竟走了半年!
可以想见,一个身负种种责任或被功名利禄所绊的人,在那种年代里,是只能将无边的相思和乡愁隐藏在心底,抒发在诗文中的。
这样的乡思别愁在那个年代里,是有广大的社会共鸣的。
而今天,在整个地球被称为“村”的情况下,这样的人生体验已不再有了。
更没了为功名行万里路的艰辛。
少时常为古人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所折服,书读多了才知道,这豪壮的背后也有人生的艰辛与无奈。
尤其是唐代,实行的是明卷考,考生的姓名就标在卷头,因此,考生的才名和有无名流的举荐,往往是能否录取的重要条件。
在没有现代出版业和公共传媒的情况下,要想让自己的才名被世人所知,为名流显贵接受,只有不远万里去做才情的巡回路演。
这样的路并不好走,旅途的艰辛不说,还有门子的白眼、主人的冷遇;“日暮乡关何处是”,“今夜未知宿何处”的惆怅;以及对功名前途的忧虑。
白天尚有山光水色的慰籍,可强打精神、拼足底气做才情展示。
到日暮之后,那无边的寂寞、孤独与乡思就会涌上心来。
许许多多人如杜甫诗云“天边长作客,老来一沾巾”,度过了颠沛流离的一生。
即便是顺利地走上仕途,人生的旅途依然艰辛。
“细雨骑驴入剑门”,在今人看来是一种浪漫;在古人看来,是旅途落魄的自嘲。
“壮年听雨客舟上”,今人看来是一种诗意;在诗人笔下,却是“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的悲凉。
因此,当张继把斜月、寒霜、疏钟、夜火、古寺、客舟这些意象拼在一起,并用一个“愁”字来归结时,这样的画面与意境,已在古人的心中无数次地出现过了。
他们熟悉这样的画面,经历过这样的情境,有过这样的人生感受。
寒山寺就这样,成了中国士人学子心中的一个圣殿。
而今,这样的时代已过去了。
旅途不再是一种艰辛与痛苦,而是欢乐;思乡不再是未有归期的折磨,而是一张可即时兑现的机票、车票、船票,甚至是一个电话。
这样的人生感受也就不再有了。
没有了这样的人生感受,没有了生离即为死别的体验,没有了月夜下舟船尽泊的场景,寒山寺,注定是一座普普通通的寺院,枫桥也不再有其他的含义。
在这样的背景下去游寒山寺实在是一种危险,因为,它会打碎你心中的一个梦。
酒令故事
酒令是一种有中国特色的酒文化,最早诞生于西周。
周是一小邦,集全族之力,也只能凑起5万人军队,取代泱泱大商,全靠大家帮忙。
因此,如何以小邦治天下,成为周的主要问题。
像商一样,靠武力弹压,“不服老子就揍你”显然不行,一来实力不够,二来像商这样的天下第一大族,最终还是“失道寡足”。
因此,周要以礼治国。
礼,就是规矩,要有一整套制度,从上到下,人人都按规矩行事。
由于纵酒也被认为是商无道、骄奢淫逸乃至亡天下的表现,所以,周对喝酒也有严格规定——有点像现在,不是你有钱有地位就能随便喝,只有在重要节庆、祭祀和重大活动时,才允许喝酒。
喝酒变得神圣庄重起来。
既然神圣庄重了,就要有一种制度来保障它的神圣庄重,不能想喝就喝,想多喝就多喝,少喝就少喝,而且要喝得庄重。
于是,就产生了专门监督饮酒仪式的酒官,一如《诗经·宴之初筵席》所言:
“凡此饮酒,或醉或否。
既立之监,又立之史。
”奶奶的,不仅有酒监,还有酒史,要记录在案的。
知道什么叫贵族,贵族是怎么养成的了吧?
到了汉代,没那么多规矩了,但喝酒必有监酒,却作为一个习惯保留下来了,称之为“觞政”。
政者,敲打以达匡正之目的。
到了隋唐,“让酒喝得有规矩”基本上被“让酒喝得有趣”取代,所以各式各样的酒令也跟着繁兴起来。
令,在甲骨文中是上面一个屋顶,下面一个跪着的人,表示俯首听命。
总体上,酒令,最早也仅仅是按指示强力监酒,发展到后来成为一种礼仪,再到后来,变为一种游戏。
其种类也越来越多,林林总总,不下数十。
有一故事,清代扬州,一酒席上玩接诗,即某人起一句,然后挨个续下句,既要合意,又要押韵合辙,接不上或接错了就自罚一杯。
轮到一商人,开口“柳絮飞来片片……”忽然感到接不下去了,因为最后一字必须押ong韵,于是硬着头皮续了一个“红”字,立时哄堂大笑,因为柳絮是白的。
显然,这商人出丑了。
按现代人思想,商人嘛,不就是做生意赚钱嘛!
古人不一样,尤其像扬州这地方更不一样,没点文化素养,没点学问压身,别人根本瞧不上你。
那商人之尴尬可想而知。
幸好座中有金农——扬州八怪之一,缓缓起身:
“这不是杜撰,而是有来历的,出自元人”。
并念到:
“廿四桥边廿四风,凭栏犹忆旧江东。
夕阳返照桃花坞,柳絮飞来片片红。
”一片嘲笑化作一片赞叹,不是那商人没文化,而是自己没文化了。
当然,诗确实是杜撰的,但能如此快地杜撰出一首好诗,不能不佩服金农的功力。
看来,金农五十学画,仍能成一代大师,凭的正是这一身学识素养——只是老金不喜欢金农包括整个八怪的画。
事后,万分感激的商人送了几千两银子给金农做酬谢,感谢他替自己挽回了面子。
看来,面子在古人眼里很值钱。
酒令,最简单而又有点文化气息的是筹令。
即事先写好一句诗或典故,根据这句诗或典故,规定该怎么喝。
20年前老金编过一套,请人做成竹签,用布袋套着,待喝到酒酣耳热时,拿出来让大家抽签,凭运气喝酒。
比如:
两岸青山相对出——左右各饮一杯。
就是由抽到此签的人的左右二人喝。
为活跃气氛,特意添加了一些容易互相指该由对方喝的句子,如:
何当共剪西窗烛——想老婆者饮,抽到此签,席间立即会热闹非凡。
两岸青山相对出——左右各饮一杯
孤帆一片日边来——持令者对家饮
两个黄鹂鸣翠柳——比肩坐谈者饮
一行白鹭上青天——结伴同来者饮
窗含西岭千秋雪——坐而不语者饮
门泊东吴万里船——远道而来者饮
大珠小珠落玉盘——正说话者饮
一片冰心在玉壶——持此令者饮
何当共剪西窗烛——想老婆者饮
却话巴山夜雨时——坐中打过电话者饮
雪拥蓝关马不前——迟到者饮
巴山夜雨涨秋池——杯中最满者饮
黄鹤一去不复返——中间离座者饮
白云千载空悠悠——杯中最少者添满后饮
牧童遥指杏花村——持令者指定一人饮
借问酒家何处有——问话多者饮
红杏一支出墙来——身材最高者饮
髻挽巫山一段云——女子皆饮或发最长者饮
落霞与孤鹜齐飞——持令者与对家共饮
秋水共长天一色——坐中皆饮
丈夫一怒安天下——自称不怕老婆者饮
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左3右2共饮
但如此喝酒,唯意趣相投、性情豪侠的酒友间方可行,而且大家都须服从监酒者的最后定夺,只要席间有一油盐不进的“正人君子”,那就完了。
所以这套酒令只和年轻时一些写诗画画、摄影旅游,闲来爱拍上一段曲子的朋友用过2次,第3次就被他们征缴了,也算得其所哉。
20年风流云传,旧友已大半散去,老金也老了。
故园三十二年前
徽州不是我的老家,但我一直视徽州为第二故乡。
初中、高中、进厂,生活16年,看过很多禁书,结识了很多朋友——他们大多是我初中、高中的同学,有反动学术权威、右派、走资派的子弟,更有那山里的同学少年,还有一些意趣相投、志同道合的同事。
他们每个人都从某一方面,给了我很多思想、性格和学识上的营养。
那16年的读书工作生涯,是我人生的“田园牧歌时代”——这是十年前一位欧洲来的学者询问我的“文革时代的生活”时,我下的定论。
读书、工作,上黄山,登白岳,下黟县,去祁门,走旌德,跑歙县,穿绩溪,到休宁,徽州的大大小小、有名无名景点(那时不叫景点,叫“好的地方”)几乎全被跑遍。
尤其是新安江畔的古村,南溪南、篁墩,经王村、富礼,过烟村、雄村,到三潭、深渡,尤其的尤其是歙县南乡,几乎遍布了我和我的同学、伙伴们的足迹。
浸润久了,他乡就成了故乡。
所以刚回到上海,闭上眼睛,浮现的都是徽州的蓝天白云、清澈的新安江水、青郁郁的石耳山、那一个个古村、一条条古街。
在这些印象中,有一个不知名的小山村,常常会勾起我的思念。
所以,昨晚徽州的朋友——小平问我明天想去哪儿,我不假思索地说“小溪,小溪”。
32年前去小溪,是骑自行车去的,几十里山间小道,只为一座小得不能再小的寺院——丛林寺。
但收获的不仅是丛林寺,还有那如十九世纪法国乡村画般的景色。
小溪位于歙县绍濂乡,全村都姓项。
丛林寺几乎是伴随着小溪村建立的同时(唐代)建立的。
几经修葺,迄今仍保留着明代画家丁云鹏的罗汉画像,依旧完好。
当年去丛林寺,是专门去县文化局开了证明,拿着证明喊来村里的专职养护员开门的。
如今,丛林寺依然是文保单位,没有和尚,不对外开放,有专人看管。
因桂溪流经小溪,所以小溪又名桂溪。
过去的桂溪,两岸田园风光,秀色可餐,更兼有河滩上的丛丛桂树,恍如身在法国十九世纪农村画中。
如今的桂溪,景已不如当年,但仍足以游目骋怀。
从第一次游小溪,到再游小溪,已隔32年,故以“故园三十二年前”做题。
看到这个景色,我知道,小溪到了——
追寻记忆中的徽州
清早起来,拉开窗帘,新安江被一片浓雾笼罩。
看一遍昨晚发的文章,发现一错误,将杜甫老先生的诗句“花径未曾缘客扫”写成“花径不缘为客扫”了。
不说字意,即使从上下句对仗关系,也一眼就能发现这是个错误,但昨晚竟然未曾发现。
看来乡村野史得改成乡村野叟——已不胜酒力了,几两白酒下去,思绪不再敏感。
去小溪,王村是必经之路。
我之所以和歙县南乡特别有缘,是因为我的高中就在王村中学。
这是全南乡唯一的高中,那广大的山区,地域占半个县,有能力上高中的山乡子弟都集中在王村,成为我的同学。
曾有几次,我从王村边上经过,但“近乡情更怯”,不敢越过新安江,去看一眼王村。
我怕岁月冲刷,洗净了当年痕迹;怕时代洪流,裹挟来无尽的砖头、水泥,覆盖住宽阔的石板路,取代了时空无限延伸的老宅、旧街。
虽然没有看到任何指示牌,但车过王村时,我还是从穿镇而过的道路认出了它,因为那条路每一个小小的弯势,从一个曲面到下一个曲面的间距,我太熟悉了,它受到江岸的限制,无法改变。
除此以外,已没了当年任何痕迹:
我住过的那幢道光年间的老宅——下雨屋顶就会漏水,用脸盆接着,叮叮当当;我常去吃小馄饨的那家小店……
从屯溪去小溪,走的是江南岸。
游完小溪,去岩寺(现徽州区),得再过王村,来到新安江北岸。
这是从上游方向看去,王村就在前方的拐弯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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