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城》人性塑造艺术的语言学分析.docx

《围城》人性塑造艺术的语言学分析.docx

《《围城》人性塑造艺术的语言学分析.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围城》人性塑造艺术的语言学分析.docx（7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围城》人性塑造艺术的语言学分析

《围城》人性塑造艺术的语言学分析

《围城》人性塑造艺术的语言学分析

钱锺书先生的《围城》中没有多么复杂的情境，也没有多少晦涩的道理，作者只是以他特有的幽默感驾驭小说语言，以妙趣横生的对话塑造典型深刻的人物形象，用锋芒犀利的点评剖析转型期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性弱点，揭示了一出出闹剧之后所隐藏的现代与传统的对立冲突以及文化价值的混乱与尴尬，充分体现了小说语言的强大生命力和宝贵的艺术价值。

在这一过程中，词汇的选择、修辞手法的运用以及多重语义的构建都对小说背后人性的揭露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一、小说词汇的选择与人性的特写

　　《围城》作为钱锺书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其语言散发着独特的“钱式幽默”与“钱式智慧”。

小说中的每一处用词无不凝聚着作者对现实生活的讽刺批判和对人生形而上的思考，使读者透过字里行间的描述，从这围城笼罩下的小小世界里窥见了人性和真理，收获了平凡与感动。

　　1.文言词语的堆砌

　　《围城》经常在人物对话中插入各种古籍中的典故、格言，以文言词语的堆砌达到讥讽、幽默的效果。

如方鸿渐与方老先生互通家书一节，就是《围城》中文言词最密集的一处。

方鸿渐在读大学期间，无心学习，每日在纨绔同学中耳濡目染、纵情声色，乃至修文言家书一封要求其父亲解除他和家中务农的未婚妻的包办婚约。

此信用近乎凄婉的措辞夸张地塑造了一个愁绪满怀、郁郁寡欢的青年形象，其中“迩来触绪善感，欢寡悉殷，怀抱剧有秋气。

每揽镜自照，神寒形消，清癯非寿者相”这些佶屈聱牙的文言词语，极具旧时代文人扭捏作态的酸腐气，把一代堕落青年借出国游学之名、行声色犬马之事、文明精华不入眼、西洋糟粕装满腹的蠹禄之态刻画得入木三分。

作者借方鸿渐的言行展示出人性之中好逸恶劳的一面：

对意志薄弱者而言，人性中的本能、肉欲、物欲总会轻易战胜理智与尊严。

信中展示的还有方鸿渐彷徨怯懦的内心，这可以从“窃恐我躬不阅，周女士或将贻误终身。

尚望大人垂体下情，善为解铃”等词中看出。

对放荡生活背后西式自由的向往令他对旧家庭的束缚渐生反抗之心，只是这点可怜的追求自由、反抗专制的勇气在父亲多年的积威面前饱受辗压，所以他的措辞中充满小心翼翼的试探，充分表现出转型期知识分子眼高手低、心大胆小的性格弱点。

　　而后，作者笔锋一转，从方老先生的视角，又以一封文言回信对方鸿渐无所事事、满脑风月的劣迹给予了讽刺和批驳。

我们且不言信中“吾不惜重资，命汝千里负笈，汝埋头攻读之不暇，而有余闲照镜耶”等句是否带有“知子莫若父”的敏锐与警觉，单看其父回信中的威严与专制，如“汝非妇人女子，何须置镜”的断言体现出其自矜、褊狭、迂腐、守旧的一面，一个对于西式文明不屑一顾的典型腐儒形象因此寥寥数语跃然纸上。

而“汝不善体高堂念远之情，以死相吓，丧心不孝，于斯而极！

……若执迷不悔，吾将停止寄款，命汝休学回家，明年与汝弟同时结婚”等词句，更体现出他作为封建家长高高在上的姿态与不容置疑的权威。

正是因为他固守僵死的旧文化和旧道德，以腐朽的封建标准苛求子女，才使方鸿渐在追求自由的道路上一退再退，最终悲剧收场。

　　作者通过两封家书中两个视角的鲜明对比，展示了不同时代的知识阶层对待生活、学习、婚姻的不同态度，让读者对当时新旧两派书生的思想面孔有了更清晰、更深刻的认识，也侧面表现出乱世一代清醒的文人的宿命感，透露出作者对于人生形而上的思考。

　　2.外文词语的乱入

　　《围城》中的讽刺幽默还表现在它对外文词语的灵活拿捏上。

《围城》中不乏英文、法文和德文等外文词语的夹带，语体掺杂之中颇多讥讽，以一种漫画式的特写来揭露人性的黑暗和丑陋。

如方鸿渐相亲时与张先生的对话，读起来就颇令人捧腹：

　　张先生呵呵大笑，一面吩咐进来的女佣说：

“快去跟太太小姐说，客人来了，请她们出来。

Makeitsnappy！

”说时右手大拇指从中指弹在食指上“啪”的一响。

他回过来对鸿渐笑道：

“headache是美国话指‘太太’而说，不是‘头痛’！

你没到States去过罢！

”

　　这段文字中以充满英式幽默的笔调刻画了一位在国难当头为求自保、不惜向外国人卑躬屈膝的所谓“达官贵族”代表。

在这三处旨在向方鸿渐炫耀自己的“洋气”与“时髦”的英语中，张先生连犯了两个错，唯一用得还算恰当的催促语“Makeitsnappy”还是句女佣显然不可能听懂的全无意义的废话。

后面“headache是美国话指‘太太’而说”一句，应源于他对美国人聊起妻子时常用的“She’saheadache”的误读，他断章取义地把“headache”和妻子画了等号，而后文中把“theUnitedStates”简化为“States”的用法，也颇不规范，充满歧义。

这种错误百出的英语中透露出作者对装腔作势、崇洋媚外、爱慕虚荣等行为和心理的批判与唾弃，同时包含了对人性的深思：

人们希望在他人面前展现自己优秀和过人一面的愿望本无可厚非，但过度虚荣、不懂装懂，只能适得其反、贻笑大方，对美好事物的良性追求就会转为虚张声势的丑态。

此外，这种“不懂也要装”的行为背后还隐藏着民族气节与自尊的丧失，在国家危难之际，所谓的上层人士满心只想以“洋文”等西式标签淡化自己的弱国子民属性，仰人鼻息以求个人偏安，这种“努力想要坐稳奴隶”的国民性弱点，也透过这些乱入的外文词，曲折隐晦地折射了出来。

　　二、小说修辞的运用与人性的漫画

　　《围城》语言之形象生动、风趣幽默，又微言大义、饱蕴真理，和小说恰如其分的修辞手法运用是密不可分的。

仅以“比喻”而言，它就在《围城》里承担了为全书幽默讽刺艺术服务的任务，深刻地揭示了人性的百般丑态。

钱锺书的比喻常能别出心裁，能从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物中找到别人难以发现的相似点。

这些令人拍案叫绝的比喻手法的运用，极大地增强了小说的讽刺效果。

如他写第一次出场的“哲学家”褚慎明：

一个躬背高额，大眼睛，苍白脸，戴夹鼻金丝眼镜，穿的西装袖口遮没手指，光光的脸，没胡子也没皱纹，看起来像个幼稚的老太婆或者上了年纪的小孩子。

　　将一位盛年男子比作“幼稚的老太婆”和“上了年纪的小孩子”，本体与喻体间距离极远，产生了超强的对比度和新鲜感，结合喻体中修饰词与中心词的极大错位，共同形象地刻画出了褚慎明看似成熟稳重，实则华而不实的性格特点。

这一描述也为后文中“他最恨女人而不肯佩眼镜”“为对苏文纨打翻牛奶”以及“吹嘘自己与国外的哲学家罗素等常有联系”等细节做了铺垫，又表现出他为遮掩自己的空虚无聊、无耻下流而百般粉饰自己的虚荣骄傲与偏执狭隘。

　　再如下面的描写：

　　张先生跟外国人来往惯了，说话有个特征——喜欢中国话里夹无谓的英文字。

他并无中文难达的新意，需要借英文来讲；所以他说话里嵌的英文字，还比不得嘴里嵌的金牙，因为金牙不仅妆点，尚可使用，只好比牙缝里嵌的肉屑，表示饭菜吃得好，此外全无用处。

　　这其中也包含了一个“远以譬”式的奇特比喻，对张先生动辄满口外文词汇的行为进行了毫不留情的讽刺，使一个胸无点墨却自我卖弄、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草包形象跃然纸上，让人读来忍俊不禁。

　　除比喻外，作者还擅长用典。

比如小说中写道：

　　三闾大学的命名耐人寻味，屈原曾任三闾大夫，也称三闾，历来是文人节操的榜样。

然而三闾大学的一帮文人却互相倾轧。

　　作者在这里引用屈原曾任三闾大夫的典故借古讽今。

校长高松年不把精力放在教学治学上，而是“潜心研究”拉帮结派、钩心斗角。

他怀疑方鸿渐知道了自己和汪太太的“桃色事件”，便利用职权一心挤走方鸿渐。

作者以三闾大夫屈原反衬三闾大学中的文人，将高松年一票“德高望重”的教授名师那种故作高深的浅陋和貌似聪慧的愚笨刻画得淋漓尽致，表现出特定时代知识分子的病态与丑恶。

　　再比如留法女博士苏文纨在方鸿渐无意间戳破了她抄袭行为之时理直气壮的抵赖：

　　“苏小姐，你记得么？

咱们在欧洲文学史班上就听见先生讲起这首诗。

这是德国十五六世纪的民歌，我到德国去以前，跟人补习德文，在初级读本里又念过它，开头说：

‘我是你的，你是我的，’后面大意说：

‘你已关闭，在我心里；钥匙遗失，永不能出。

’原文字句记不得了，可是意思决不会开错。

天下断没有那样暗合的事。

”苏小姐道：

“我就不记得欧洲文字史班上讲过这首诗。

”

　　这首德国民歌既是被抄袭的对象，其内容又暗中包含着对苏文纨拙劣剽窃手段的讽刺，以双关式的用典委婉地批判了苏文纨华而不实、自欺欺人的丑态。

　　以上两处例子中，作者通过用典，仅以寥寥数笔就将高松年膨胀的政治野心、沽名钓誉的性格和苏文纨自作多才、学术道德低下的行径刻画得入木三分，大大增强了语言的张力，充分反映出这些病态的知识分子不学无术又恃“才”自傲的文化劣根性。

他们的病态就好似经久难愈的顽疾，虽深知文化学识是读书人安身立命之本，却又不肯真正去用功苦读，只是借留洋经历换取一个傲人的资本，时时以“海归”自居，在圈子里伪装、作假，完全忽视了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应有的高尚情操和气节。

这段语言中密集的信息与强大的弹性，都值得读者凝神沉思，反复咀嚼。

《围城》对当时知识分子懦弱性、矛盾性及局限性的批判，就是借由这样的语言得以娓娓展开。

　　三、小说多重语义的构建与人性的刻畫

　　《围城》致力于追求人物语言的含蓄蕴藉，力图用最少的话，揭示最丰富的情感与心理内涵，令人物形象个个栩栩如生、跃然纸上。

方鸿渐、孙柔嘉、苏文纨、赵辛楣个个口齿伶俐，即便是表面看似“废话”的语言，也能将人物个性和性格特征彰显十分。

这种语言的承载力多体现为一种单个词汇对多重含义的承载，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隐喻。

细细品读不难发现，《围城》的人物对话中蕴含着丰富的“潜台词”，也就是语义学上的“言外之意”。

这种隐喻不仅能让我们明白作者想要直接批驳的对象，也能让我们理解话语的深层含义。

《围城》中这样的多重语义构建不胜枚举，如对方鸿渐等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众生相的描摹与讽刺，以及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近代社会现状的深刻揭露，都是在一系列的隐喻中完成的。

比如作者描绘《围城》中鲍小姐的文字：

　　她只穿绯霞色抹胸，海蓝色巾肉短裤，漏空白皮鞋里露出涂红的指甲。

……有人叫她“熟食铺子”，因为只有熟食店会把那许多颜色暖热的肉公开陈列；又有人叫她“真理”，因为据说“真理”是赤裸裸的。

鲍小姐并未一丝不挂，所以他们修正为“局部的真理”。

　　这段文字表面是在说鲍小姐穿的衣服很少，但“熟食铺子”“局部的真理”等以虚喻实，从俗到雅的隐喻同时又反映出鲍小姐放浪不羁的性格特点与男学生故作正经、欲盖弥彰的道貌岸然。

这种隐喻中带有明显的情感和审美倾向，表现了作者对当时知识分子徒有其表、浪得虚名等做作之态的厌恶与讽刺。

而这种引人愤慨的表现也侧面反映出当时知识分子人性深处的丑恶与卑贱。

　　除了多重语义的设置外，语境的限定对于人性的刻画和揭露也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围城》中的许多对话描写都是在特定的语境下形成的，这些文字在当时特定的语境中披上了一层意味深长的面纱：

人性已如此褊狭卑鄙，人与人自然难以相处，人生也就永远达不到理想境界；然而人又是喜欢幻想的，总希望新的处境能够胜过现在的处境，所以，人永远也摆脱不了“围城”心态。

作者正是基于这样的社会文化语境，将人性的丑恶和对现实的批判娓娓道来。

他通过犀利的笔触直击当时病态的社会，用谐谑幽默的语言表现出当时社会环境下知识分子的众生相，表现出他们对理想和现实矛盾冲突的无奈。

比如下面这段描写：

　　适才火铺屋后那个破门倒是好象征。

好像个进口，背后藏着深宫大厦，引得人进去了，原来什么没有，一无可进的进口、一无可去的去处。

“撇下一切希望罢，你们这些进来的人！

”虽然这么说，按捺不下的好奇心和希冀像火炉上烧滚的水，勃勃地掀动壶盖。

　　这段文字很直接地概括了人类患得患失、欲壑难填的性格弱点，但同时，那种即使知道有可能会碰壁却依然不愿放弃尝试的执着，谁说又不是推动人类进步的不懈动力？

此处的“门”实则象征着当时语境下的“围城”，作者在对进城和出城过程的否定中，表现出当时知识分子彷徨无助和空虚迷茫的病态精神，“你们这些进来的人”更蕴含着作者对“围城”下的知识分子的同情与怜悯。

这段文字的意义不仅在于写尽了知识分子对理想与现实永不满足的精神困境，还有更普遍的意义，即在当时动荡的社会背景下，像方鸿渐这样一类置国难于不顾的知识分子群体一无去处的现实困境——现实的人生不过是“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冲进去再逃出来，周而复始，了无结局。

作者通过方鸿渐等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使这些独立的个体具有了普遍的概括性和高度的本体象征性。

他们的身上既凝聚了现代人的生存困境，又象征着那个动乱的时代整个人类的基本生存状况，也反映出对现实社会的黑暗和腐朽的讽刺，《围城》也因此成了整个现代社会和整个人类状况的真实写照。

　　四、结语

　　钱锺书的《围城》在词汇的选择、修辞手法的运用与多重语义的构建方面都体现出独运的匠心与高明的策略，形成了独有的钱氏幽默风格，而这种风格与全书“知识分子劣根性批判与人性批判”的主题相得益彰。

由此可见，文学作品的语言与风格、主题的关系十分密切，三者相互影响，相互联系，共同构成中国文学的表现载体。

一个优秀的作家、一部内涵深刻的作品往往会形成特定的艺术风格，而语言、文字、词汇、语义特征则是其作品风格的重要体现和主题的重要载体。

因此研究一部文学作品，从它所使用的语言、词汇、文字等表层载体入手，挖掘作者真正想要表达的写作意图，就是一种必要的且行之有效的方法。

本文仅以钱锺书的《围城》为样本作一初步探索，以期能为从语言学视角介入文本分析的研究方法提供一些参考，为后来者整理思路、再度出发，给予一些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