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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与改革的历史定位
九十年代的理论争论,围绕的是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意识形态的理论言述。
争论指向的是处于改革十字路口的中国,应当如何为改革的社会--历史目标定位这个大问题。
因此,这些言述的展开,其实总沿循着两条线索:
学理的自恰与实践的对策。
这是意识形态之争的必然状态。
比较而言,实践状况是学理分析得以展开的前提。
但学理问题仍然具有自身的理论逻辑。
故而,假如我们试图对这场争论有一个合理的评述,就必须在双线上同时进行。
相倚的短视
关于社会问题的理论争论,必然存在与这一争论相伴随的社会背景。
因此,当我们试图考察九十年代的社会问题的理论纷争时,也就促使我们首先去缕析九十年代理论争论据以发生的、社会问题的大致源流。
九十年代社会问题的理论争论,并不是这个年代时限内的产物。
要理解九十年代的思想问题,还得首先放眼观察与此密切关联的八十年代思想与社会时局。
八十年代不单是九十年代的时间先导,也是九十年代的社会变迁与思想走向的先导。
众所周知,八十年代世界格局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
而这种变化之中,可以说有两种具体变化,构成我们观察八十年代社会--理论问题的核心。
一是社会主义国家从期于\自我完善的改革出发,中经复杂的选择过程,结果产生的两种走向,对于世界格局发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二是西方国家的政治家与理论家在上述变局发生之后的反应。
前者表现为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政策调整。
后者反映为思想家的历史哲学总结。
从前者来看,两种走向显示出两种状态。
一种走向,是由政治改革着手进行改革运动的原苏联的改革,到最后导致的自我崩溃。
苏联改革的起因和动力,一方面,是由于勃涅日涅夫为\稳定\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而导致的长期的社会停滞,已经到了非改观不可的地步。
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长期以思想和政治的双重压制为基本统治方式,而导致的社会严重压抑,已经到了不能不释放其内在能量的时刻。
故而可以说,苏联的改革是因为原社会运作形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所做出的被迫举动。
因此,这种改革注定是对斯大林式的或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战略性改革。
因此,其改革不能不从政治性问题下手。
\公开性\,成为苏联改革的旗帜与象征。
然而,这种先从政治问题入手,并期望一举解决积聚太久的社会问题的改革思路,虽然说是极其具有战略眼光的。
但是,最后却避免不了失败。
原因是明白的:
当一个社会长期处于高度压抑状态,一旦具有松弛的空间,它对压抑的反弹,常常会大于压抑力量。
而且,一个社会以政治的强控与经济的停滞来维持一种意识形态的权威,事实上这个社会的倾覆,已经在其确立这种政策导向的那一刻起,预示了它在未来的倾覆命运。
从这种意义上讲,苏联改革的最后失败,并不是一个偶然事件--比如说是因为像戈尔巴乔夫这样的人掌握了执政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或者说是因为那些为维持社会主义不被颠覆的权力集团缺乏政治计谋等等。
苏联从政治改革入手的改革运动的失败,应当说是由传统社会主义政治运作的难以克服的内在障碍注定的。
另一种走向,是由经济改革起步的中国改革开放运动,在进行中显示的创新短缺和制度匮乏,所导致的普遍社会不公与严重的腐败现象。
中国的改革,不同于苏联的改革。
假如说苏联的改革是一种战略性的改革的话,中国的改革则只能说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的策略性改革。
从改革指导思想角度看,这既可以\猫论\与\摸论\上得到证明,也可以从改革已经进行到纵深阶段,仍然以\不争论\为改革开路上得到印证。
而从改革进路看,改革开放始终围绕经济问题,而回避社会--政治问题,特别是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问题,也向我们显示了这种改革的布局与意图。
因此,从后果上说,这一方面,确实为改革赢得了较少反弹的空间,从而为改革的连
续进行,提供了条件。
但是,另一方面,也使改革一开始就处于一种积累矛盾、尤其是社会--政治矛盾的格局之中。
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连续的短周期波动,就是这种改革困境的反映。
而这种在其布局内实施的改革,与社会对改革的期望,也就处于一种冲突状态。
改革与危机的如影随形,成为中国改革难以突破的状态。
而八九年的社会悲剧之作为总的体现,似乎向我们表明了中国改革不在格局上有一些突破的话,改革的空间只会越来越小。
或许,相比于苏联的改革来讲,中国的改革困境,可以说是传统社会主义经济运作之难以克服的内在障碍导致的。
因此,将问题转移到西方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认知上看,也就有两种变化引起人们的重视。
一者,直接依据苏东社会的变局,以及中国八十年代后期的社会状态,产生了一种强势的社会哲学论断。
这种论断就是本文所指的一种短视--历史终结论。
二者,就是欧洲社会民主党在苏联变局发生后,纷纷倒台,而对自己理论与政策作出的调整,以及由此表现出的对社会民主主义的疑虑。
1面对\历史终结论\,我们首先还要以同情理解的态度来对待它。
它不是指以重大历史事件构成的、习惯意义上的\历史\的终结。
我们不能在这种常识错误的角度看\历史终结论\。
它具有自己的现代性理论依据。
它是以欧陆的现代历史理论为基础的。
按照黑格尔、马克思的历史哲学理论,\人类社会的进化不是无限连续,而是在人类完成一个社会形态,一旦这个社会形态会满足人类最深又最基本的憧憬时,就会终结。
换言之,它们都设定了一个’历史的终结’;对黑格尔而言,这是自由国家,对马克思则是共产主义社会。
当然,这不是指人出身、生活、死亡这种自然循环的结束,也不是说不再发生重大事件或不发行报道这类事件的报纸。
不如说,真正的重大问题都已解决,形成历史基础的原理与制度,遂不再进步与发展。
\2而当福山认定\自由民主目前已及于全球的不同地区与文化,成为唯一一贯的政治憧憬对象\,那么,他宣告历史的终结,就不能简单地视为一种常识错误基础上的断论。
只有在这种确认的基础上,我们才能评断它的缺陷或短视之处。
其一,他只是针对当时苏东特定牌号的社会主义的失败,作出的断定。
由于没有给其他牌号的社会主义主张者公平的辩护机会,因此既不能使社会主义的主张者服气,也不能具有长程历史观的论述优势。
其二,他没有发现作为现代性的双生子的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纠结的必然性。
假如缺少了社会主义的某种参照,自由主义的自我确认,就变得没有资借。
其三,他简单地对待了自由民主对非自由民主在实际的政治较量的历史进程。
没有发现这一历史进程的漫长性。
可以说,对福山之论的某种反弹,是激发社会民主主义复兴论的一个机缘。
而福山之论,差可作为八十年代末社会主义命运论的代表和时代的思想氛围的反映。
当其时,北欧、西欧的社会民主主义执政党政策调整,以及在苏东政权易手后他们的下台,似乎构成对福山断论的支持。
但是,当我们转移视线,看看九十年代中后期的国际社会时局,可以发现,八十年代形成的种种断论似乎在社会的疾速变化面前\走样\了。
三重事件构成了九十年代中后期国际社会变局与思想调整的基本景观。
一是俄国九十年代的\自由主义改革方案\的失败。
俄国自由主义取向的变革情形,就其实际状态而言,是难以理清的。
但是,以哈佛大学的教授们主观设计出的改革方案来看,就注定了这一改革的前景,不能被看好。
因为,一个社会的自由主义式的发展,只能植根于它的社会自身进程的需要之中,而不能以揠苗助长的方式,来强行促成。
加上俄国的\后共产主义综合症\,即各种新旧弊端难以治理,社会以致于滋生出强烈的怀旧情绪。
这使走样了的俄共在取得卷土重来的初步胜利后,亦扭转方向,重申传统社会主义信条。
3二是发源于东南亚,后来令全世界为之恐慌的金融风暴,以及由此引发的\市场失效\问题。
这使像索罗斯那样的金融投机商,也都悖谬地出来批判资本主义。
这给那些在价值上偏好社会主义的人提供了理由。
三是西方国家向\左\转的\趋向\,即九十年代中后期西方国家左派政党的重新执政及其对政策的理论证明的需求,似乎重新划定了八十年代画出的政治地图。
在这种新局面中,人们的政治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变化。
从而出现了本文所指的另一种短视--社会民主主义复兴论,以及实际潜蛰在这种主张之下的伸张社会主义正当性的论调。
4但是,这与八十年代末的社会变局发生时理论界的反映情形类似,也是一种短视。
断定其为短视的理由是:
其一,以俄罗斯改革的\失败\之断定,是对于自生自发的自由主义社会与后起的、人为设计的自由主义改革方案两者的混淆。
后者的暂时失败与批判、拒斥自由主义并不构成逻辑关联。
自由主义改革的成功有一个渐进过程。
其二,对于俄共和西方社会民主主义的主张缺乏细致分析。
大致流于字面宣称,并以此作为为社会民主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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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社会主义正当性辩护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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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八十--九十年代社会变局及其思想反映,可以发现对社会变局所作的理论概观,是大异其趣的。
甚至两者的对峙性质,也是显而易见的。
也许下述三个方面可以典型地反映这种对峙。
其一,两种断论大致都是以对方为敌,从思想史角度看,这是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6相互攻讦的历史惯性延续的结果。
除开早期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家之外,社会主义理论家大致是以自由主义为自己陈述理论主张的对立面的。
这种对立,常常只有程度的差异,而没有存在或不存在的问题。
7这种思想对立,便也不能不影响到一些支持和同情自由主义立场的论述者的言述。
其二,两者的论述都还受到冷战思维的制约。
这可以说是自由主义的制度实践与社会主义的制度实践,长期处于直接对垒状态的反映。
从组成两者的具体制度内容来看,他们之间的对立并不是人们想象的那么大。
但是,从其各为一个自成系统的社会政治主张来看,他们又确实可以叫着处于两极、相互否定的制度安排。
二者对峙性的论说,原本也是正常的。
其三,这种对峙是当代新的、全整性社会理论与制度实践的双重匮乏的必然表现。
一者,当代思想界匮乏为某种政治理念辩护的坚定性、时代性与理论严密性。
二者当代思想家与政治家匮乏政治新思维(理论思考)和新出路(制度变革)。
8从这三个方面讲,二者的对峙乃是某种思想与政治态势的必然结果。
短视具有必然。
这不仅是因为上述对峙的深层原因,而且也是因为面对政治事实时的反映方式所决定的。
首先,二者都是基于当下的社会事件作出的断定,缺乏长程的历史视野。
其次,都是在二元思维的框架内作出的论断,缺乏真正辩证的眼光。
再次,都是在应付实践问题情况下的仓促理论反应,缺乏探询根本的方法自觉。
意识形态二型
透过上述理论争论的社会背景,我们看到了一幅复杂的思想--政治画面。
但是,撇开浮面的社会事件与似乎对峙的思想争端,则可以看出,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理论争论的基本关怀--意识形态问题。
意识形态(ideology),是一个颇有歧义的概念。
从词典含义上讲,它的基本含义有三个方面。
一,是指它早期所有的观念学的意义。
二,是指由此衍生出来的意识诸形态,即哲学、法律、宗教这类所谓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对而言的东西。
三,则大致指的是,关乎政治的系统的、全方位的观念体系,它对人与社会提出一个完全的、普适的应用理论,并有一个与此相应的政治行动方案。
9本文所及,基本上限于第三个方面。
关于意识形态,一向缺乏正面肯定的论述。
假如把意识形态史作一个早期与近期的阶段论的分析,状态都大致如此。
早期,大约从这一概念产生到二十世纪上半叶,以马克思主义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批判为主调。
向左向右作两种衍生:
向左,具有批判精神的马克思主义,以及后来的、斯大林式的教条主义式的马克思主义,对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进行大批判与大拒绝。
向右,具有战斗精神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扞卫者,对教条主义化了的马克思主义与希特勒式的极权主义的批判。
在当时欧洲的意识形态战场上,对峙、对抗是主调。
后期,自五十年代开始,这种对抗性的意识形态斗争,产生了分化:
一方面,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思想家,走向了拒绝意识形态的境地。
这就是来自当时美国的所谓\新右翼\分子的主张。
他们提出当代社会理论中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的终结论。
社会理论家丹尼尔·贝尔是这方面的代表。
1他针对当时美国另一位社会学家米尔斯所持的\新马克思主义\立场,认为这一意识形态与美国社会不相适应。
因为美国是一个与欧洲在构成上大为不同的社会。
欧洲社会是一种异己的世界,尊敬与服从的意识突出,权力具有同质性和连续性。
这是米尔斯论述权力精英的基础。
当时,美国是一个异质的、多元的和非服从的社会,即使存在\阶级\,其纷争也只是发生在它的内部。
因此,来自欧洲\旧的\意识形态不能解释美国的社会现实。
在美国,意识形态不是一种解释社会冲突的工具,而成为一种\辩护手段\和\社会粘合剂\。
11由此出发,他对把意识形态与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在一起表示反对。
这与他后来对于自我设限的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采取批评态度,而形成的\超意识形态\情结是一致的。
也与他进而形成的杂拌性意识形态拼盘--经济上的社会主义,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与文化上的保守主义是一致的。
贝尔之论,可以被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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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这样的新兴国家对新意识形态进行寻求的努力。
另一方面,来自左翼的马克思主义、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仍然顽强地展开对于资本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批判。
保守的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的正统思想家,以及法兰克福学派分别是这两方面的代表。
而意识形态在2世纪八十年代以前的中国的情形,大致与冷战时期形成的对抗性意识形态思维没有差别。
只是到了八十年代以后开始的社会变革,情形显得不同了。
有两种变化值得提出。
一是原来在政治舞台是直接对垒的意识形态斗争,逐渐淡出。
二是作为思想舞台上的意识形态争论,逐渐走向主导。
在这种情形中,贝尔的\意识形态终结论\与法兰克福学派的意识形态思想批判,在传入中国后,经历变形和改造,形成了中国人具有的、两种强烈的意识形态批判情怀:
一是,针对三十年\新\社会传统及其意识形态而对传统社会主义以及教条化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与拒斥。
这种取向投向社会,推动形成了知识界拒斥意识形态的立场。
二是,针对近二十年改革开放的意识形态取向而对自由主义的批判,以及为自由主义所作的辩护。
就前者而言,知识界的这种意识形态批判取向,本来使知识界在同一轨道上运行。
但是,当中国式市场经济兴起并推动当代中国取得相当引人注目的成就之后,当与市场经济一致的意识形态定位问题变得突出以后,原来知识界的统一性分裂了。
12知识界的意识形态取向,相应也发生了分化:
他们站到了他们西方前驱的肩上,或者支持与真正的市场经济需要的意识形态相一致的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
或者支持对于市场经济及其自由主义持反对立场的\左派\意识形态立场。
于是,关于意识形态问题见解的对垒性,又一次显现出来。
在这种情形下面,意识形态的争论就变得引人注目起来。
可见,如贝尔所说的意识形态的终结,只能是贝尔特指的意识形态重构意义上的,而不是意识形态真正的了结。
对此,现代知识社会学与社会人类学,对意识形态的必要性加以了证明。
前者,即作为知识社会学的意识形态言述,主要是强调意识形态的中立化特点,为意识形态的研究拓展了学术空间。
后者,则从转型社会的考察上,说明了这一社会对于意识形态的需求。
这方面主要是社会理论家卡尔·曼海姆和社会人类学家吉尔兹的贡献。
他们把意识形态的概念中立化,并在功能上将意识形态与科学知识、使用考虑和道德主张区分开来,从而,使意识形态成为独立的符号系统。
而且,他认为,当传统的准则不再发挥实际功能时,意识形态以其特有的价值观念对现实世界作出具有指导性的解释说明,从而为文化构造提供了明晰的范畴。
在现代,意识形态主要是分属于党派的和精心设计的。
但是,在所有的非传统社会中,意识形态在功能上都是必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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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以知识社会学和社会人类学为指引,我们确信,一个社会不是需不需要意识形态的问题,而是需要什么意识形态的问题。
就此,我们的分析也就从意识形态的存在状况转移到意识形态的构成状况、作用方式上面。
以现代意识形态的构成来讲,依照理论内蕴与政治主张区分,有激进主义(radicalism)、自由主义(liberalism)与保守主义(conservatism)三个形态。
激进主义的意识形态内蕴比较复杂。
并不能将激进主义简单地归于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范畴。
就它具有的对现有的机构与制度持一种批评性态度,并主张将不合理的机构与制度进行改革或加以抛弃的特点而言,激进主义大致包含左翼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以及作为极右翼的法西斯主义,14另外也包括民族主义以及原教旨主义等等。
但是,从较为积极意义上所讲的激进主义,在二十世纪的政治言述中,一般是指社会主义,尤其是建立于具有强烈的革命性的马克思主义基础之上的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
与激进主义直接对立的是保守主义。
15保守主义的基本主张是,政治行动只有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才能改善人类的处境,政治行动是不可能完全消除人类行为中的紧张状态的。
作为政治意识形态的保守主义,主要是起自英国的批判革命政治的保守主义。
它对革命意识形态的宗教性狂热、理想主义、乐观主义、天真信念,加以拒斥。
但是,保守主义也不是纯粹的意识形态。
16它与自由主义的边际界限,并不是完全清晰的。
保守主义里面就有所谓自由保守主义的流派。
而自由主义的理论构成未尝不是如此。
仅就古典自由主义与现当代自由主义而言,他们的差异就非常引人注目。
17尽管三个意识形态的主流体系,有在内涵上不是太清晰的问题。
但是,三者在底线上的差异则是明显的。
这是构成三者之成为三者而非同样东西的根据。
激进主义的否定导向,自由主义的人权吁求,保守主义的政治戒惧,18分别是他们得以成为自身的标志。
也是三种意识形态各自对现代社会生活发生不同影响的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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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p;当然,三种现代意识形态对现代社会生活发生作用的方式,则明显是不同的。
他们的作用方式,大致显现为两种状态--强势的意识形态与弱势的意识形态。
比较而言,激进主义属于前者,自由主义属于后者。
而保守主义的情形较为复杂。
如果就意识形态与国家权力的关联性而言,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的亲合性显得强一些,自由主义则明显具有另类特点。
前两者都有诉诸国家权力来推行自己的意识形态的意欲,而自由主义对国家权力保持高度的警惕。
前两者都可以称为强势意识形态,而自由主义则可以叫着弱势意识形态。
在本文的分析主题内,就激进主义而言的所谓强势意识形态,主要是指传统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
把传统社会主义作为强势意识形态来看待,是因为它的作用状况表现出下列鲜明的特点:
--意识形态与国家权力的全面结合。
传统社会主义的典型形态是斯大林治下的苏联社会主义和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社会主义。
而两者在意识形态与国家权力关联性的特点上,则是完全一致的。
作为一切国家活动的指导思想的意识形态,乃是由国家机器保障着的。
作为意识形态的唯一合法辩护的国家权力,乃是由意识形态提供全面正当性说明的。
两者的相生相依、相辅相成,在实践上是完全无法割离,在理论上是完全无法划分的。
离开了国家权力的保护,这一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就丧失了。
而离开了意识形态的辩护,这一国家权力的正当性也就没有了。
--意识形态的直接控制功能。
当意识形态与国家权力全面结合起来后,也就使得意识形态不仅是一种观念力量,也是一种物质力量。
而且,具有国家权力直接支持的意识形态,或具有意识形态全面支持的国家权力,必然形成一种历史上空前的思想与行动的高压控制。
意识形态不允许你自由地思想,国家权力不允许你自由地行动。
你自由地思想,不仅冒犯了意识形态的权威,而且表明你在与国家权力进行对抗。
在这里,自由地行动的可能性,完全被遏止了。
--国家的全能主义定位与极权主义走向。
由于意识形态与国家权力直接挂钩,国家的定位便必然是全能主义的,这是因为,当一个社会的思想与行动被统一于一个共同的旗帜之下时,国家对社会的一切,都具有了干预的理由。
\国家管理\与国家控制变成为一回事。
就这一定位的积极一面讲,它可以产生国家包揽社会生活一切,使得国家成为民众依靠的对象,成为道德的象征。
但是,这一可能性在实践中几乎不存在。
原因很简单。
当权力可以控驭人们的思想与行动时,它不会自己为自己划出疆界。
换言之,一些政治学家费心区分的全能主义国家与极权主义国家的界限,本身是难以成立的。
19因为,容许革命的全能主义必然要走向不容许革命的极权主义。
主要就自由主义作为意识形态的作用状况而言的所谓弱势意识形态,则是依据自由主义作为意识形态作用于现代社会生活时的状况来断定的:
--意识形态作为约束国家权力的言述。
自由主义对于权力极度警惕。
从\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一基本设定出发,限制权力成为自由主义在与权力发生关联时的唯一取向。
这使得它与国家机器的距离相当之大,而且处于一种对峙的两极状态。
权力独大时,自由主义的言述空间就相应缩小;自由主义得以推行时,权力肯定被置于自由主义的制度约束之下。
在这种情形中,自由主义是不可能与权力共谋的。
假如与权力共谋而又号称自由主义,那么,它要不是伪自由主义,要不就是蓄意攻击自由主义的策略。
因此,自由主义成为一个国家与集权或极权划清界限的精神基础。
--意识形态之作为权利的辩护。
限制权力,意味着扞卫权利。
而自由主义对权利的扞卫,围绕的正是个人权利这个中心。
以个人诸自由为核心,自由主义对于权利的不可侵犯,和权利对于权力的优先性,加以高度强调。
在此,不论是国家,还是是社会,都不具有任何理由来褫夺个人权利的权力。
因为,社会与国家的构成基础,是个人,而不是抽象的社会或国家自身。
故而,从个人权利出发并回归到个人权利,构成社会或国家权力运作的起点与终点。
一切以社会或国家需要为理由来褫夺个人权利的,就只能是专制或极权的行径。
而且,这样做不出来好事。
\我从未听说许多好事是由那些装模做样为公众利益进行交易的人干的。
\2
--意识形态的多元空间。
自由主义对个人权利的强调,与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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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思想、言论等自由的强调,使得它必然要对其他的意识形态言述表示尊重。
这不是说自由主义没有排斥性。
而是因为自由主义从自己的理论原则出发,对于任何其他言述都抱以一种理解的态度。
21因此,它不会诉诸国家权力来谋求意识形态的独霸性。
也正因为如此,意识形态之间的某种和平共处成为可能。
而在任何宣称意识形态的独霸性的国度,这种状况甚至是难以设想的。
这种意识形态的健康互动,促进着健全思想的成长,相应促进着健全社会的成长。
哪一种意识形态的作用态势更符合现代社会需求呢?
社会的支点
上述提问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两个问题:
其一,尽管传统社会也是需要意识形态的。
但是,在关乎社会政治运行的角度进行的意识形态提问,则只能是一个现代性问题。
它与现代格局有着紧密的关联性。
因此,解释现代社会的发生就与意识形态的思考,有了密切的关系。
其二,从解释现代社会的发生出发,我们就得按照逻辑的要求来回答:
现代社会的运行,如果从其发生问题向前走的话,它的顺畅运行是否依靠某种得以引导它的主流意识形态来进行。
如果是,那么,这一意识形态是否就完全赢得了现代社会的赞同,以致于不需要进一步的意识形态建设。
假如这一主流的意识形态还没有赢得现代社会的普遍认可,那么,它与不认可它的那些意识形态之间,又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关系状况呢?
这两个问题,实际上涉及到的是现代社会的支点问题。
因此,这两个问题可以换算为:
现代社会是如何诞生的?
现代社会的健康运行依靠的是什么?
围绕这两个问题,产生了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对垒。
可以说,自由主义对于现代社会问题的原创性解释,马克思主义对之的批判,以及自由主义的扞卫者对于这种批判的反批判,构成了现代社会思想发展的主要景观。
而这种对垒格局的形成,与上述两个问题的截然不同的回答,是直接在一起的。
从第一个问题谈起。
现代社会的诞生问题,虽说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但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决定着对其他重要的社会问题的回答。
关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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