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势与政策作业全球气候变暖与低碳经济.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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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与政策作业全球气候变暖与低碳经济

全球气候变暖与低碳经济

一、低碳经济的背景和定义

“低碳经济”最早见诸于政府文件是在2003年的英国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

创建低碳经济》。

作为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先驱和资源并不丰富的岛国，英国充分意识到了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的威胁，它正从自给自足的能源供应走向主要依靠进口的时代，按目前的消费模式，预计2020年英国80%的能源都必须进口。

同时，气候变化的影响已经迫在眉睫。

“低碳经济”提出的大背景，是全球气候变暖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严峻挑战。

随着全球人口和经济规模的不断增长，能源使用带来的环境问题及其诱因不断地为人们所认识，不止是烟雾、光化学烟雾和酸雨等的危害，大气中二氧化碳（CO2）浓度升高带来的全球气候变化也已被确认为不争的事实。

“低碳经济”是指在可持续发展理念指导下，通过技术进步、新能源开发、产业转型、制度创新等多种手段，尽可能地减少煤炭石油等高碳能源消耗，限制温室气体排放，达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的一种经济发展模式。

其实质是能源高效利用、清洁能源开发、追求绿色GDP的问题，核心是能源技术和减排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和制度创新以及人类生存发展观念的根本性转变。

2009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开展低碳经济试点，努力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可以说，发展低碳经济既是顺应世界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一个大国应该肩负的社会历史使命。

在此背景下，“碳足迹”、“低碳经济”、“低碳技术”、“低碳发展”、“低碳生活方式”、“低碳社会”、“低碳城市”、“低碳世界”等一系列新概念、新政策应运而生。

而能源与经济以至价值观实行大变革的结果，可能将为逐步迈向生态文明走出一条新路，即：

摈弃20世纪的传统增长模式，直接应用新世纪的创新技术与创新机制，通过低碳经济模式与低碳生活方式，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

二、全球碳交易市场快速发展　　

　　2005年生效的《京都议定书》规定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附件一发达国家的量化减排指标，即在2008—2012年间，其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的水平上平均削减5.2％。

其中，欧盟削减8％、美国削减7％，日本削减6％。

为保证全球减排目标的实现，《京都议定书》确立了三种灵活减排机制，即排放贸易机制（ET）、清洁发展机制（CDM）和联合履行机制（JI）。

发达国家可以通过这三种机制在本国以外取得减排额，缓解国内减排压力，以较低成本实现减排目标。

发展中国家也可以通过项目合作获得减排的资金和技术，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

在京都议定书的框架下，温室气体减排权成为一种商品，从而形成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权的交易，简称碳交易。

　　目前，全球碳交易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基于配额的交易，在“总量控制与交易”体制下，对有关机构制定、分配或拍卖的减排配额进行交易。

市场主要包括各自独立的三个体系：

欧盟排放贸易体系（EUETS）、澳洲新南威尔士（NSW）和芝加哥气候交易所（CCX），均是在发达国家之间进行。

二是基于项目的交易，亦即将可证实降低温室气体排放的项目用于交易。

市场主要包括清洁发展机制和联合履行机制，前者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进行，后者在发达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之间展开。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只能参与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开发，并将所获项目产生的核证减排量（CER）出售给有减排要求的发达国家政府或机构。

（一）全球碳市场交易规模迅速扩大，欧盟排放交易体系占主导地位。

　　根据世界银行统计，2005—2008年，全球碳交易额年均增长126.6％。

尽管2008年受全球金融危机冲击，基于项目的清洁发展机制一级市场交易额下降，但二级市场依然活跃；基于配额的交易仍保持快速增长的势头，全年交易额达到1263.5亿美元，比2007年的630.1亿美元增长100.5％，超过2005年交易额的10倍。

从全球碳交易量来看，也呈快速增长的势头，2005—2008年年均增长59.5％。

2008年，全球碳交易量达到48.1亿吨二氧化碳当量，比2007年的29.8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增长61.4％，是2005年交易量的3倍。

世界银行预计2012年全球碳交易额将达到1500亿美元，有望超过石油市场成为世界第一大市场。

　　在全球碳交易中，欧盟排放交易体系一直占主导地位。

2008年，欧盟排放交易体系交易额为919.1亿美元，交易量为30.9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分别比2007年增长87.3％、50.1％，占全球的比重分别为72.7％、64.2％。

清洁发展机制仅次于欧盟排放交易体系，其交易额和交易量分别占全球的26％和30.3％。

从市场规模上看，清洁发展机制与欧盟排放交易体系相比有很大差距，但清洁发展机制的增速不可小视，2008年，清洁发展机制的交易额和交易量分别比2007年增长154.5％、84.5％，远超过欧盟排放交易体系和全球碳交易的平均水平。

　　在共同而有区别责任的原则下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清洁发展机制是目前比较有效和成功的方法。

减排成本的巨大差异，使发达国家愿意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资金、技术。

发达国家在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低碳技术的同时，也促使其自身技术的创新和在出口，因而是一种双赢的机制。

中国是目前清洁发展机制下项目交易的主要供给方，2008年占全球的比重高达84％，印度和巴西位列第二和第三，占全球比重分别为4％、3％。

（二）区域性碳交易市场兴起，全球统一市场和规则尚待形成和制定。

　　欧盟排放交易体系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市场，涉及欧盟27个成员国，近1.2万个工业温室气体排放实体，有巴黎Bluenext碳交易市场、荷兰Climex交易所，奥地利能源交易所（EXAA）、欧洲气候交易所（ECX）、欧洲能源交易所（EEX）、意大利电力交易所（IPEX）、伦敦能源经纪协会（LEBA）和北欧电力交易所（Nordpool）等8个交易中心，成为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发展的主要动力。

在欧盟排放交易体系第二阶段（2008-2012年）和第三阶段（2013-2020年）的安排中，欧盟继续逐步加大减排力度，并将减排限制扩展到更多的行业（如航空业）。

此外，欧盟还打算在第三阶段时，在配额分配中引入拍卖机制，以提高碳交易的效率。

　　美国目前还没有建立全国统一的碳交易体系，但已有芝加哥气候交易所、东部及中大西洋10个州区域温室气体减排倡议、加州全球变暖行动倡议等区域碳市场，进行配额交易和基于项目的自愿减排量交易。

早在2000年成立的芝加哥气候交易所已推出2012年后美国碳交易期货产品，并已开始交易。

2009年6月通过的《美国清洁能源法案》，规定要实行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机制，政府为发电厂及工厂等设定碳排放量上限。

其中85％的限额由政府免费配给，余下的15％限额由各公司购入。

只要排放量低于上限，就可以转售限额，借此鼓励企业减少碳排放。

美国全国碳交易市场有望以该法案为基础形成。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温室气体减排交易体系于2003年1月正式启动，它对该州的电力零售商和其他部门规定排放份额，对于额外的排放，则通过该碳交易市场购买减排认证来补偿。

2007年澳大利亚新任总理陆克文执政后，加入了《京都议定书》，为实现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制定了澳大利亚国家减排措施与建立碳交易体系计划，暂定2011年推行。

　　亚洲地区碳交易起步较晚。

新加坡贸易交易所于2008年7月初成立，计划推出核证减排量交易。

香港交易所已经开始研发排放权相关产品，筹备温室气体排放权场内交易。

日本环境省曾表示日本正在制定一个类似欧盟排放交易体系的总量管制与配额交易，但推出时间未定。

　　随着低碳经济政策的逐步成熟和完善，世界各国和地区纷纷发展自己的区域性碳交易市场。

欧盟于2009年1月提议建立全球统一碳交易市场，将其作为解决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方案内容之一。

显而易见，欧盟要主导未来国际规则的制定。

虽然欧盟承诺扩大其排放交易体系，吸收其他发达国家加入，但要形成全球统一碳交易市场，尚需时日。

　　（三）新减排协定影响全球碳交易发展趋势。

　　未来全球碳市场的发展趋势主要取决于2009年12月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大会的谈判结果，即达成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新减排协定，以取代即将于2012年到期的《京都议定书》。

此结果将对欧盟、美国等国家的气候政策的制定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这些政策正是未来全球碳市场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基础。

　　自2007年12月联合国气候大会达成“巴厘行动计划”并启动后京都国际气候谈判以来，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严重分歧，迄今未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对2012年到2020年的温室气体减排承诺表现消极，对发展中国家一直呼吁的发达国家提供环保技术和资金支持等也不愿列入谈判议题，相反却试图给发展中国家制定难以接受的减排目标。

鉴于目前的谈判形势，联合国气候变化事务高官认为，在哥本哈根会议上恐难达成新的减排协定。

　　但国际社会对温室气体减排的日益重视，让人们对全球碳市场发展的前景仍充满了期望。

在2009年低碳博览会上，由国际排放交易协会（IETA）发布的《温室气体市场民意调查》显示，碳市场各利益相关方都期待全球碳市场的蓬勃发展。

三、中国如何发展低碳经济

1.提高能源效率

在工业化阶段，提高能源效率是减少碳排放最为有效的方式，而且能源效率提高的空间非常大。

比如说建筑节能。

在发达经济体里，三分之一是建筑物排放，三分之一是交通运输排放，三分之一是工业排放。

中国现在是工业排放量占大头，交通和建筑类排放较小。

但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居民的住房面积越来越大，住房品质越来越高，如果我们效仿欧洲的零排放建筑，在建筑节能这块有很大潜力。

工业能源效率的提升空间也非常大。

由于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最先进的技术有，最落后的技术也有。

像钢铁行业，中国有一些领先技术，例如大中型钢铁联合企业吨钢的综合能耗水平比较低，但小炼钢和落后技术则能耗高、排放多。

这就意味着要加速淘汰落后产能。

电力方面，中国现阶段肯定离不开火电，那么就要上大压小，用超临界、超超临界发电机组，使单位度电的排放量降到最低。

中国在钢材、水泥、化工、机械等领域投资力度非常大，“十一五”规划中提出淘汰小火电、小水泥、小造纸，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在交通运输领域，我们也有很多工作可做。

航空交通耗费的燃油量比地面交通高很多：

与低效率的小汽车相比，高出一倍以上；与大容量的公交，与高速铁路相比，至少高出三倍、四倍。

现在北京到上海的空客一小时一趟，将来高速铁路要是建好了，每小时一趟，基本上就不需要飞机了，同样便捷的服务，但排放量只有原来的四分之一、五分之一。

2.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

中国的可再生能源资源很丰富，虽然可再生能源成本较高，但相当一部分已经商业化。

例如太阳能热水器，农村的小沼气，运用得很普遍；水电、部分发展较好的风电（如新疆塔里木的风电）等，也非常有竞争力；中国每年所利用的农作物秸秆等生物质能，折合标煤约三亿吨，如果每年的商品能源消费总量是30亿吨，生物质能占了10%。

已经商业化的可再生能源，可以进一步推广。

太阳能光伏发电、光热发电两种技术现在都在运行。

欧洲有一项远大的工程规划，准备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上建大的太阳能光热发电站，然后建远距离输变电系统，把电力输送到欧洲。

中国有广袤的戈壁滩，如果太阳能发电技术成熟，戈壁滩的开发前景将非常广阔。

现在我们就可以进行研发投入，做好前期准备。

交通领域，汽车不再只烧石油和液化天然气，现在有混合动力汽车、电动汽车等。

电动汽车时速可以达到150公里，最远可以跑400公里，如果蓄电池性能再好一点、动力更强一点，竞争力就会更大。

太阳能汽车、氢能燃料电池等技术也在研发中，如果成熟，我们的交通服务将实现很少的碳排放甚至是零排放。

除了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有很多大文章可做，核能也很有前景。

英国长期以来反对核能的声音很强，现在为了搞低碳经济，又把发展核能提到议事日程，准备进一步更新和新建核电站。

美国也启动了新的核能计划。

目前的核能利用，尽管在核废料处置方面存在一些问题，但相对来讲它是经济可行的；从安全的角度看，核电大国——法国就没有发生过核事故。

中国也在大力发展核电，原来是在沿海地区，现在延伸到了内地。

但有一个问题，发展核电所需的铀矿资源，中国比较缺乏。

在经济全球化、一体化和世界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背景下，我们可以通过国际协定，要求铀矿资源丰富的国家，如澳大利亚、加拿大以及中亚国家给中国提供铀矿资源。

3.引导消费者行为

通过提高消费者的节能意识来加速低碳经济建设进程，至关重要。

为此，我们必须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

第一，二氧化碳对气候变化有负面作用，是有环境成本的。

既然如此，我们就应该对它征税。

碳税跟能源税不一样，征能源税可能会打压可再生能源，但如果我们加以区分，只对碳征税，那么就只会打压高碳能源。

高碳能源的比较收益降低，零碳或低碳能源的比较成本就降低了，市场竞争力也会增强。

中国现在征碳税的条件应该是成熟的。

我们说条件不成熟，主要是两个原因。

原因之一，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上没有承诺减排。

如果我们国内征碳税，和国际政策似乎有矛盾。

但实际上这一点我们是完全可以避开的，我们可以不叫碳税，而叫可枯竭资源税。

因为我们本来就有资源税，而化石能源是可枯竭资源，那么征一个可枯竭资源税，实质上就等于碳税。

原因之二，要征收碳税就需要相应的技术、信息、统计资料，一般认为我们现在还不具备这种统计条件。

实际上这个问题不难解决。

因为碳只是在煤炭、石油、天然气里才有，这三项能源都是进入了市场的，统计起来应该非常简单。

至于我们是在生产这一端来征收，还是在消费这一端来征收，都可以。

所以，征收碳税并不是原则上不可行，而是技术操作层面的问题。

第二，我们应该有相应的政策补贴。

所有技术的研发、运用，都会经历从高成本到低成本的转化过程，如果我们给予补贴，就会加速降低成本的过程。

对一些暂时不具备商业竞争力，而社会成本又比较低的能源和技术进行补贴，会使它们更迅速地成长，走向市场竞争。

第三，要提高研发投入。

很多低碳能源技术、产品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开发，政府公共财政投入和企业商业化的投入，可以双管齐下。

第四，对于消费者行为，要有相应的经济政策措施对奢侈浪费加以限制。

几年以前我提出过一种设想，叫能源消费累进税制（或者叫碳排放累进税制）。

我们的碳排放空间是有限的，而每个人的基本消费需求也是有限的，因而可以给每个人一定的碳排放量，超出之后就得交税，超得越多税率就越高，跟我们的所得税一样。

这样既兼顾了基本需求的满足，又可以使消费者行为更理性化，降低奢侈浪费的部分。

要强调的是，能源消费税应是累进税率，而不能是统一税率。

统一税率只会打压穷人，鼓励富人消费。

第五，要对公共消费加以控制。

中国的公共消费浪费特别多，在高速公路上跑的小汽车多数是公车；办公大楼里，空调用电等浪费也很多。

在一些发达国家，非常注重公共消费的低碳化，部长也乘坐公共交通。

所以，政府可以率先垂范。

第六，国外在低碳社区、低碳城市等领域有很多先进经验，我们完全可以借鉴，开展国际合作。

除了以上三个方面，发展低碳经济还有其他一些可以努力的空间。

如碳捕获与埋存技术，虽然用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现在还不具备经济可行性——因为它耗能特别高，但作为一种技术选择，我们可以继续研发，使这种技术将来具有商业可行性，这是战略投资。

而且碳捕获与埋存技术在有些领域是商业可行、能够产生收益的，例如用它来提高石油采收率。

一些发达国家在进行三次采油时，把二氧化碳收集起来加以液化，注入到地底下把油驱赶出来。

中国大庆、胜利油田也涉及到二次、三次采油，完全可以采用这种方法。

我们还可以利用国际贸易来发展低碳经济。

每个国家的资源禀赋、清洁能源的比重和成本都不一样，碳生产率相对较高的产品我们可以出口，碳生产率较低的产品则可以进口。

像矿石，中国从澳大利亚进口，比我们国内采矿的成本低多了。

总之，低碳经济不是时髦的概念，可以落实到现实的行动。

要通过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消费方式的转型、能源结构的转型、能源效率的提高，使中国向低碳经济、低碳社会迈进——只有低碳社会才是可持续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