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中国革命新道路讲义.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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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中国革命新道路讲义

第五章中国革命的新道路

   导语：

上一章，我们学习了《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从中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近代中国社会发展和革命发展的客观要求，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

然而中国共产党诞生后所领导的中国革命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国民革命取得迅速发展的同时，但由于国民党右派抬头，中共中央领导人也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导致国共分裂，国民革命失败。

1927年国民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进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代表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人与国民党新军阀进行了一场长达十年的艰苦战争。

中国共产党经过艰苦探索与努力，克服了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在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左”的错误倾向，找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新道路，创立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理论，使中国革命走向复兴。

这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主要内容：

了解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历史背景及其努力，了解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曲折历程，从而懂得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一革命新道路对中国革命最终取得胜利的伟大意义，加深对中国革命的认识

第一节对革命新道路的艰苦探索

由于帝国主义势力的干涉和国民党内部蒋介石、汪精卫等先后对中国共产党和革命群众进行革命镇压，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失败。

在白色恐怖笼罩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工作中心转入农村，创建了革命根据地，开展了土地革命。

并在斗争中逐步将马克思注意基本原理同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革命新道路的理论。

（一）国民党政府“统一”全国

1、宁汉对立与宁汉合流

“四一二”政变后，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立即着手建立中央政权。

决定定都南京，不承认武汉国民党及中央党部和武汉国民政府的合法性。

1927年4月18日，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在南京举行国民政府成立大会，至此，南京国民政府成立。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际，蒋介石虽没有担任政府的最高职务，但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军权，实际上主宰着这个政权。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际，面对的是十分尖锐的党争和政争。

是时，国民党内的三个集团（即武汉的汪精卫集团、上海的西山会议派、南京的蒋介石集团）都力图享有国民党“正统”地位。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就形成了宁、汉对峙的局面，随时都有可能兵戎相见。

迫于多方压力，蒋介石突然于8月13日宣布辞职。

由于蒋介石对宁、汉以对等形式合作存有顾虑，因此，蒋介石的辞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宁、汉合作的实现。

于是，8月25日，武汉国民政府宣布迁都南京，宁、汉合作正式实现。

宁汉合流后，国民党内部表面上的统一，不能掩盖各自的利益矛盾，合作很快又为新的分裂所代替，出现了国民党新军阀混战的局面。

但在国民党内部各派别纷争不已的时候，北方的奉张乘机对山西的国民革命军和陕西、河南的国民革命联军发动进攻。

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起义和工农武装割据在全国各地出现，严重威胁着国民党政权的巩固。

为此，国民党各派、各集团又主张蒋介石复职。

1928年1月2日，蒋介石回南京复职，并立即着手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以决策若干重大问题。

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国民党形成了以蒋介石为核心的统一。

2、二次北伐与济南惨案

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后，南京国民政府立即将北伐各军改编为4个集团军，分别以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为集团军总司令，全军总司令蒋介石，参谋长何应钦。

全军共有40多个军70万人。

4月5日，国民革命军在徐州誓师北伐。

5月10日，国民革命军进入济南。

当国民革命军进占济南，准备继续北进时，日本政府进行了武装干涉，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并于5月11日攻占济南。

5月12日，南京国民政府在山东兖州举行党政联席会议，决定绕道北上。

很快逼近北京郊区，张作霖见大势已去，于6月3日退出北京。

3、皇姑屯事件与东北易帜

张作霖6月3日退出北京，6月4日晨，当其专列穿行皇姑屯附近的京奉、南满两铁路老道口交叉点处的桥洞时，被日本预埋的地雷炸伤致死，是为“皇姑屯事件”。

张作霖被炸后，奉军全线向东北撤退，东北局势一片混乱。

6月17日，张作霖之子张学良化装秘密回到沈阳，在张作相等元老扶佐下，继任东北保安总司令，初步稳定了东北局势。

7月1日，张学良不顾日本的军事、经济、政治压力，通电宣布与南京方面停止军事行为，决不妨碍统一，并派代表与南京方面联络。

经曲折谈判，1928年12月29日凌晨，张学良等联名通电全国称：

“仰承先大之帅遗志，力谋统一、贯彻和平，已于即日起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

”是日起，东三省各机关团体、企事业和居民一律改悬南京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

是为东北易帜。

至此，北洋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历史宣告结束。

全国表面的统一得以完成。

国民党政府形式上“统一”全国。

张作霖（1875年3月19日－1928年6月4日），字雨亭，汉族（今辽宁省海城市）人。

著名爱国将领张学良的父亲。

张作霖乳名老疙瘩，他喜欢别人叫他“张大帅”。

张作霖自幼出身贫苦农家，参加过中日甲午战争，后投身绿林，势力壮大，清政府无力征剿，就将其招安。

张作霖协助清廷剿灭杜立三等土匪势力，后又消除蒙患，维护国家统一，逐步提升，先后担任奉天督军、东三省巡阅使等，号称“东北王”，成为北洋军奉系首领。

成立东三省陆军整理处在位期间曾多次抵制日本人的拉拢，拒绝签订卖国条约。

社会正面评价：

张作为统镇要地的首领，其政治、军事才能都是值得肯定的。

被誉为“乱世枭雄”。

苏日虽将张作霖视成眼中钉，却也不得不叹服张是个“压不倒的小个子”。

张学良则评论自己的父亲：

有雄才，无大略。

负面评价：

镇压民主：

张作霖思想较为守旧，曾经数次反对民主主义，屠戮革命党人，并反对共产党，逮捕并处决了李大钊等共产党人。

巴结日本：

张作霖对日本采取亲善，尤其是初期，且大量雇佣日军事人员。

但后来张作霖大势已去，国民党快将统一，当时仍控制东北，不甘心受日本控制，而日本正计划入侵中国东北，张在东北的牢固统治反而成为日本侵华的障碍。

张学良：

字汉卿，号毅庵，乳名双喜、小六子。

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的长子。

他是中国近代著名的爱国将领、政治家、军事家，先于奉系军中担任要职，“皇姑屯事件”之后，他继任为东北保安军总司令，拒绝日本人的拉拢，坚持“东北易帜”，为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做出了贡献。

后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陆军一级上将。

张学良积极主张抗日，反对内战，曾同杨虎城将军一起发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促成国共二次合作，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另外，他风流倜傥，是民国四大美男子之一，人称“少帅”，他和赵四小姐的爱情也成为一段佳话。

（囚禁生活）张学良与杨虎城在1938年11月起被囚禁在贵州省修文县阳明洞，1941年5月张学良转囚贵阳市麒麟洞，由于和市区距离很近，不久很多贵州人都知道张学良关在麒麟洞，于是在1942年2月把张移往贵州省开阳县刘育乡囚禁，1944年春天再移贵州息烽县阳郎坝，冬天再到桐梓县天门洞小西湖，1946年4月9日蒋介石在贵阳市黔灵公园会见张学良。

不久之后，张学良被押往重庆歌乐山戴公馆，1946年10月被送到台湾，1947年移住井上温泉（新竹县）。

1957年10月移至高雄市西子湾，1961年秋移居台北市北投居所，在三地都过著软禁生活。

（恢复自由）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逝世。

李登辉执政后，1990年起，张学良全面恢复人身自由，之后到美国探访。

1993年4月，受聘为东北大学名誉校长，5月受聘为哈尔滨工业大学名誉理事长。

1995年离台，侨居美国夏威夷，在那里长居，直到逝世。

被蒋中正从38岁关到83岁。

（逝世）2001年10月14日14时50分（北京时间10月15日8时50分），在美国夏威夷首府檀香山史特劳比医院病逝，享年101岁。

[

思考：

日本帝国主义为何要下毒手，炸死自己一手扶持起来的奉系大军阀张作霖呢？

首先，日本帝国主义对东三省的权益需求不已，张作霖不能给予完全满足的结果。

这在日本关东军看来是忘恩负义的行动，是不能容忍的事。

其次，张作霖主政北京后，开始与英国、美国人交往，在张的身边聘请美国顾问，对此日本政府绝不能袖手旁观，视而不见，容让自己扶持起来的奴仆投到对手的怀抱。

最后，张在国民党第二次北伐的沉重打击下，失败已成定局，日本关东军司令村冈和高级参谋决定乘机谋杀张作霖，企图造成东北政局混乱，借此出动军队，武装占领东三省，另找一个更加驯服听话的傀儡。

2、国民政府的内外政策

（1）对内实行独裁专制。

表现：

第一：

建立了庞大的军队。

在蒋介石的主持下，国民政府建立了一支以黄埔系军官为骨干的、达二百余万人的庞大正规军，拥有近现代武器装备，数量达200万件以上，年耗用军费占全国全年收入四分之三以上。

加强了地方武装，建立省以下的保安团、队，连地主武装民团在内，人数达一千万以上。

以后又陆续扩展，在数量上超过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在当时世界各国中也是少有的。

第二：

建立了庞大的全国性特务系统。

蒋介石还建立了以戴笠为头子的国民党军队特务系统“军统”（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和以陈立夫、陈果夫为首的国民党特务系统“中统”（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这两个特务组织都是蒋介石控制国民党党权和军权，以恐怖手段屠杀迫害革命力量或异己势力的重要工具。

从1927年到1928年，屠杀了革命人民337000多人，到1931年，被杀害的群众达100万人。

陈果夫、陈立夫两兄弟是“四大家族”中陈氏家族的开创者，他们曾经替蒋介石负责国民党内的特务工作，权力极大，当时甚至有“蒋家天下陈家党”的说法。

如今陈家辉煌不再，后人远离政治，在台湾已经没有什么实质影响力了。

陈果夫的叔父陈其美是辛亥革命元勋，与蒋介石曾为结拜兄弟。

果夫及其弟陈立夫与蒋介石关系密切，在大陆时期为蒋所倚重，负责国民党内组织及党务，有“二陈”、“CC系”之称。

戴笠（1897—1946），字雨农，原名戴春风，浙江江山人，中华民国情报机关将领。

早年就读浙江省第一师范学校，后脱离学校到上海。

1926年报考黄埔军校第六期，因深得蒋介石信任，长期从事特务与间谍工作，负责国民政府情报机关，担任军统局负责人，号称“蒋介石佩剑”、“中国的盖世太保”、1946年戴笠因飞机失事身亡，死后被国民政府追任为陆军中将[2]由于其行踪不定、神出鬼没，他被美国《柯莱尔斯》杂志称为“亚洲的一个神秘人物”、“中国近代历史上最神秘的人物”国民党败退至台湾后，蒋介石当众说道：

“戴雨农同志不死，我们今天不会撤退到台湾！

”

杜月笙（1888年－1951年），原名杜月生，后由国学大师章太炎建议，改名镛，号月笙，是近代上海青帮中最著名的人物之一。

被称为“中国黑帮老大”和“中国第一帮主”，一生叱咤风云，闯得猛、玩得火、斗得凶。

他闯荡上海滩的基本要素是：

足智多谋、隐忍薄发、坚韧不屈、蛮横霸道而不露声色。

不但出入黑白两道，游刃于商界、军界与政界，而且将触角伸向金融、工业、新闻报业、教育等多领域，所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杜月笙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最富传奇性的人物。

不仅在于他以一个来自乡下的15岁孤儿，单枪匹马闯入上海滩，由一个三餐不继的小混混，摇身一变成为了威震上海滩的大亨、阔佬；还在于他发迹之后的所作所为，俨然已由流氓白相人“脱胎换骨”，成为了现代实业家、社会名流与地方领袖，成为当时活跃的政治风云人物。

而蒋氏高层如孔祥熙、宋子文、戴笠等，无不结为杜氏豪门密友。

作为旧上海黑社会的大头目，杜月笙身上有很多污点，但是，他也并非漆黑一团。

在抗战中，他曾多年担任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做过一些有益的慈善事业，曾设立了很多医院，专职救助贫困者，重病患者住院医治、手术、医药及住院费用一概全免。

同时还投身教育，创设许多学校，向学校捐款。

特别是他任副会长时正值抗战前后，于救助伤兵输送物资、建立抵抗部队，做出了贡献。

毛人凤（1898—1956），名毛善余，后改名毛人凤，字齐五，浙江省江山人，1898年生于浙江省江山县吴村乡水晶山底。

毛与戴笠为同乡、同年，又是小学时的同学。

曾入上海复旦大学，后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因病休学。

毛人凤是军统头子戴笠的继承人，而其之凶狠又远远超过戴笠。

是个有名的“笑面虎”。

他从不发脾气。

而戴笠是官大脾气长，脾气非常暴烈，常为一些小事动辄骂人打人关人，每遇到这种情况时，毛人凤总是向戴笠引咎自责，把责任或错误揽在自己身上，使得被责之人对毛感激不尽。

毛人凤经过笑、勤、忍之后，终于击败了郑介民、唐纵等竞争对手，掌握了军统局大权，于是，他那副菩萨相立即丢掉。

对于共产党员、民主人士，毛一贯的主张是斩草除根。

连小孩都杀掉。

对于触犯他利益的，他决不轻饶。

军统局在贵阳办了一张报纸，有次点了何应钦的名，说何是黔省第一大财主。

何知道了大怒，电话质问毛人凤，毛为讨好何，立即下令此报停刊，并将贵州站站长兼保安司令部情报处处长周养浩免职，特务们都认为如此对周的处理过重，毛对特务们说：

“以后决不准有此类事发生，不能因此类事给我找麻烦，连蒋委员长都看得惯的事，我们何必去得罪人？

这对我们有什么好处？

毛人凤是极度迷信的，”戴笠死后，其遗物很多，如汽车、房屋等，毛人凤一概不用，认为用戴的遗物晦气。

第三：

大力推行保甲制度。

保甲制度是中国封建王朝时代长期延续的一种社会统制手段，它的最本质特征是以“户”（家庭）为社会组织的基本单位，而不同于西方的以个人为单位。

儒家的政治学说是把国家关系和宗法关系融合为一，家族观念被纳入君统观念之中。

因之，便有了汉代的五家为“伍”，十家为“什”，百家为“里”；唐的四家为“邻”，五邻为“保”，百户为“里”，北宋王安石变法时提出了十户为一保，五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元朝又出现了“甲”，以二十户为一甲，设甲生。

至清，终于形成了与民国时期十进位的保甲制极为相似的“牌甲制”，以10户为1牌，10牌为1甲，10甲为1保，由此建立起了封建皇朝对全国的严密控制。

　　民国成立之初，由于受西方以个人为社会组织单位的政治观的影响，废弃了保甲制度。

民国保甲制度提出于国民党对工农红军进行军事“围剿”之时，蒋介石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身份督师江西，认为剿共不力的原因之一是民众不支持政府。

于是在“剿匪总司令部”所属党务委员会内专门设立了地方自卫处，研究保甲制度，草拟法规，先在江西试行。

据此，行政院于同年12月通知各省，普遍实行保甲制度。

于是，保甲制度便由“剿匪”区推向全国。

保甲制的基本形式是10进位制（10户为甲，10甲为保，10保以上为乡镇）。

保甲制的实质是通过联保连坐法将全国变成大囚笼。

联保就是各户之间联合作保，共具保结，互相担保不做通共之事；连坐就是1家有罪，9家举发，若不举发，10家连带坐罪。

第四：

厉行文化专制主义。

为了控制舆论，剥夺人民的言论和出版自由，国民党更厉行文化专制主义。

大批进步书刊被查禁，许多进步作家被监视、拘捕乃至枪杀。

国民党政权就是通过实行上述反动的军事专政，来维护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利益，巩固自身统治的。

中国人民要争得民族独立和自身解放，就必须推翻这个反动统治。

（2）南京政府的外交——投靠帝国主义

国民党新军阀代替旧军阀在全国建立起反革命统治。

它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彻底投降背叛孙中山反帝、联俄主张，代之以亲帝、反苏政策，以妥协退让寻求帝国主义的支持。

从根本上说，国民党统治的建立，并没有使中国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而是为外国侵略势力深入中国进一步敞开了大门。

从1927年南京政府成立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前的十年间，帝国主义的经济势力在中国得到进一步扩展，并且牢牢地掌握了中国的经济命脉。

抗战前夕，在重工业方面，外国资本即控制了煤产量的55.2%，新法采煤量的77.4%，冶铁工业的95%，石油工业的99%，发电量的77.1%。

在中国的现代工业和运输业中，外国资本占到了71.6%。

外为帝国主义国家还通过提供贷款、“援助”、派遣顾问等形式，直接或间接地控制了国民党政府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大权，使中国殖民地化的程度日益加深。

国民党政权性质：

国民党推行的内外政策，既不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也不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而是代表地主阶级和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的利益。

革命党人被迫害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着全国城乡。

中国革命转入低潮，中国共产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

1927年国民党反动集团背叛革命后，对革命人民进行残暴的屠杀，使共产党数量从中共五大时的近6万人急剧减少到l万多人；在国民党统治区，共产党的组织只能全部地转入秘密状态，党的地方组织被打散，一批党的重要活动家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下，不坚定分子纷纷脱党。

（一）大革命失败后党面临的的问题

一是革命性质问题。

大革命失败后要不要继续进行革命和进行什么样的革命问题，这涉及对蒋政权的看法。

陈独取消主义认为蒋介石政权是资产阶级专政，资本主义已经占优势，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结，无产阶级只有等待将来再去进行所谓的社会主义革命。

党内持“左”倾观点的人，则认为资产阶级叛离革命，因此就要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

党内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周恩来等则认为，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取代北洋军阀建立了全国范围的统治。

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并没有改变，中国仍然需要一个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二是革命形势问题。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的形势由高潮转入暂时的低潮。

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国内阶级关系发生重大变化，阶级力量重新组合，人民革命力量处于明显的劣势地位。

国民党已经不再是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而是变成了一个由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反动集团所控制的政党。

第二、年轻的中国共产党遭受了严重的挫折。

国民党反动集团开始对革命人民进行了残暴的屠杀，使共产党数量从大革命开始时候的近6万人急剧减少到1万人

第三、工农革命力量被摧残，革命运动被迫转入地下，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受到极大限制。

在国民党统治区，共产党组织只能全部转入秘密状态，党的地方组织被打散，一批党的活动家牺牲在敌人屠刀下，不坚定分子纷纷脱党，工会和农会被查禁或解散，大革命走向低谷。

对这种形势，党内有三种不同的认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者认为革命已经灭亡，提出取消主义；另有一些人也产生了悲观主义；有“左”倾思想的人不承认革命低潮，认为革命形势不断高涨；党内坚持正确意见的同志承认革命处于低潮，反对盲目进攻。

三是革命道路问题。

共产主义运动从巴黎公社到十月革命都是城市起义的经验，大革命时期北伐战争也是从城市开始的，在大革命失败的情况下，革命如何进行，这是党面临的新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党内存在严重分歧。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内一部分同志，从实际出发，在进攻城市不利的情况下，坚决主张退向农村，在敌人统治力量薄弱和革命基础深厚的农村建立根据地。

而持“左”倾观点的人，不从实际出发，否认敌强我弱，不愿退却，主张向敌人力量强大的城市进攻，占领全国中心城市。

反映了革命转折关头革命斗争的复杂性，这是和“左”倾长期争论的中心问题。

而陈独秀等取消主义者主张议会斗争。

因此探索革命的新道路，党经历了曲折、复杂和严重的斗争。

坚持革命应当走什么道路？

为了答复这个问题，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长时间的艰苦的探索。

（二）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发展道路的探索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是在俄国革命的直接影响下发生发展的。

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成为共产国际领导下的一个支部。

从建党到国民革命，党基本上是按照俄国革命的模式开展工作的，即以城市为中心，以开展城市工人运动和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为工作重心。

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的先例，使得所有人对俄国道路在中国革命实践中的胜利充满信心，而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轰轰烈烈，工农运动蓬勃发展，北伐战争胜利进军，又部分地掩盖了道路问题的凸显。

就在北伐战争节节胜利，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的时候，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蒋介石凭借其掌握的强大武装力量占有了全国所有城市。

在反动统治下，敌我力量对比悬殊，中国革命进入一个低潮时期。

在这种情况下，革命的道路问题开始凸现出来，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回答，他们将选择什么样的道路，来实现革命的胜利。

这一时期，共产国际不顾中国国情和不了解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用俄国十月革命的模式来指导中国革命。

1927年下半年，共产党人举行的暴动起义，都是和共产国际“城市中心”的指导思想有关的。

一、近代革命的一般观念――城市中心论

   在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中，革命的重点总是放在城市，这是有历史渊源的。

（一）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几乎都是在大城市发生

   许多革命甚至就发生在一国的首都，如英法德俄等国。

因为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一般都是发生于本国资本主义生产力的长期孕育和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封建社会内部产生、发展并成熟，封建经济结构已经遭到严重破坏的状态之下。

一举夺取封建主义的统治中心--城市比夺取分散的农村更具把握并更能起到一呼百应的作用。

（二）近代的无产阶级革命也大都发生在大城市

   19世纪上半叶的欧洲无产阶级革命（三大工人运动）、1871年的巴黎公社革命以及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等。

这是由于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业革命带来的生产力的飞速发展，使得新兴城市到处林立并扩大范围，城市人口急剧上升。

由于资本主义工业的发达，工人阶级人数的众多，无产阶级革命便必然发生在工业集中的中心大城市。

   （三）中国近代的革命也曾长期在大城市进行

   无论是太平天国运动，还是辛亥革命，无不如此。

直到国民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共同发起的北伐战争，也主要的是以占领重要城市为目标的正规军作战。

然而，这些大大小小的以城市为中心的武装起义虽然先后不断，但总是未能取得胜利而令人扼腕。

   中国革命以城市为中心目标，一方面是受西方革命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中国革命的传统习惯所致。

中国历史上的许多农民起义和造反，几乎都是以攻陷城池甚至焚毁王都为胜利主要标志。

除了给中国的历史徒增了许多废都和不同姓氏的王朝之外，丝毫未能改变中国的封建政治现状，但对城市地位的看重却影响了相当一代人的革命。

中国近代的特殊的国情

   为什么西方革命城市中心论的经验在东方中国就不能奏效？

原因是中国国情与西方不同。

   1．城市依赖农村，而农村却可以不依赖城市

   中国长期以来是一个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封建农业经济国家，散落的农业文明，重农抑商的传统文化观念严重阻碍了手工业、商业为主的新兴城市的出现。

传统意义上的城市往往首先是政治的产物而非经济发展的结果。

政治的需要造就了一个城市的出现，一个城市便往往成为一个地区的政治势力中心。

城市依赖农村而生存，分散又自给自足的农业文明却使农村可完全不依靠城市而顽强地独立生存。

从一时一地看，城市比农村优越；但从更广阔的视野看，中国的农村要比城市强大得多。

   2．经济、政治与社会发展的极端不平衡

   进入近代以后，随着外国列强的相继入侵，中国逐渐成为一个有若干帝国主义国家间接统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

由于帝国主义各国在中国实行划分势力范围和分裂剥削政策，中国长期无法真正统一。

在外力的刺激下，中国传统的封建经济结构开始破坏，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因此得以长生。

在中国的沿海地区，这种特征尤其明显。

但是在幅员辽阔的农村，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仍然占优势地位，中国广大的人力物力资源不在城市仍然在农村。

中国的城市不能完全控制农村，农村依然可以不依赖于城市而独立存在。

3．农村人口全国人口的90％

   封建经济始终占主导地位，外国资本和本国官僚买办资本又对民族资本实行压迫限制政策，不但民族资产阶级力量极其弱小，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也不强大。

直至1919年，中国工人阶级总数仅有200万，不到全国总人口的千分之五。

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3）公布的资料，即使是到了1949年年底，中国的城镇人口也仅有5700万，占全国总人口的10%左右。

因此，中国的革命若照搬照抄西方革命城市中心论的经验，显然是很难战胜强大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势力的。

农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