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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讲经济增长理论
第五讲经济增长理论
主要参考文献
(1)威廉•鲍莫尔:
《资本主义的增长奇迹》,中信出版社
(2)威廉•鲍莫尔,罗伯特•利坦,等:
《好的资本主义坏的资本主义》,中信出版社
(3)布莱恩•斯诺登,霍华德•R•文:
《现代宏观经济学:
起源、发展和现状》,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4)余斌:
《经济学的真相——宏观经济学批判》,人民邮电出版社
经济增长是关于一个经济体长期发展的趋势。
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一个经济体中产品和服务的较快增长意味着每个人获得的收入都更高一些(即便有些人的收入不可避免地比另一些人高)。
较高的收入将有可能使更多的人在一生中购买、使用和享受更多的东西(和服务)。
近些年人们对较快的经济增长的价值产生许多质疑,经济增长需要某种辩护。
一、经济增长的重要性
经济增长之所以至关重要,并非是由于人类的贪婪或是过分物质化,而是因为他们希望生活得更好。
这是一种天然的向往,只有更多的经济产出,才可以使更多的人过上更享受和满意的生活。
经济增长并非是生活的唯一目标,权衡取舍总是存在的:
更多的工作减少了闲暇和与家人在一起的时间。
更多的产出通常伴随着不爱欢迎的一些副作用,如污染但是,到最后,社会越富有,它们就拥有越多的资源来解决增长带来的负面影响以及各种缩短生命或使生命质量下降的疾病。
增长是否有限度?
怀疑主义的观点:
(“罗马俱乐部”——20世纪70年代初期)。
随着世界人口的增加和经济增长的持续,社会将会耗尽稀缺资源并使环境恶化,增长不应当继续下去
马尔萨斯预言;19世纪初期,英国经济学家托马斯.马尔萨斯做过很著名的预言,由于食物生产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世界人口将会遭受饥荒,或至少生活在一种最低生存水平上。
一些事实,1975年以来,世界经济总产出增加了7倍多。
按人均计算,世界产出比30年前多了5倍。
20世纪全世界人均产出的增长,以及所带来的收入增长,比过去1000年以来任何时期的增长都快得多(就可测量的内容而言)。
人均产出还在继续增长,因为世界各地的企业继续进步,使消费者可以使用新的产品和服务。
有很好的理由希望,这样的过程将继续下去,尽管存在某种潜伏的危险,包括政府的一些愚蠢行为
经济学家的观点
由市场激励而产生的持续的技术进步将缓解这些担忧。
技术进步已证明,马尔萨斯是错的。
通过更好的耕作技术、新的耕作设备的发明以及农业科学的持续进步(特别是近年来由基因工程引领的“绿色革命”),食物生产的增长速度远远高于人口的增长。
按照“真实价格”(进行通货膨胀调整之后的价格),今天的食物价格比200年前低很多,甚至比50年前也低很多。
20世纪初曾占美国人口50%多农业人口现在只有不到2%,与此同时,却能够生产更多的食物。
增长与能源的影响问题
随着某些形式的能源(特别是化石燃料)被消耗,它们的价格会上升,从而触发一些新的发展,使经济免于停滞。
首先,消费者至少会直接地(通过减少旅行、合用车,甚至搬到离工作地点更近的地方居住)减少他们对化石燃料的需求,或者,通过购买节能的物品(如节能车、房子和电器)间接地减少这些需求。
这种现象在1973年的战后第一次“能源危机”以后便出现过。
美国的能源消费占GDP的百分比下降了一半,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价格较高的结果,如果化石燃料的价格(进行通货膨胀调整之后)未来继续上升的话,这一比例还会继续下降。
同样重要的是,如果化石燃料的价格增长,那些其他形式的替代能源(核能、地热、生物废料、太阳能以及其他可能的能源)的支持者们会有更强的动力完善其技术,使之能够很快被使用
增长与全球变暖问题
科学家们一致认为,这是一个真实并且在发展着的问题。
与此同时,全世界的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们也日益一致地认为,抑制造成全球变暖的二氧化碳排放的最佳方式在于采用规则和市场激励相结合的方式,如将废气排放限额分配给生产者,并允许这些污染权进入市场交易。
这样就可以既控制污染又使经济增长得以持续。
在全球实施这种对污染的“控制和交易”的思路,就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达成但未得以执行(很大程度上由于美国的反对)的《京都议定书》的核心。
哥本哈根全球环境与发展大会未果(仍主要由美国反对)。
出路:
对话、合作
增长与全球化问题
那些对世界各国之间不断加深的经济一体化持反对态度的人,那些在全球不同地方集会抗议以宣示其立场的人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相信,即便这样的“全球化”过程有助于总体经济增长,它也导致了经济不平等的上升乃至贫困。
有些全球化的批评者遵循这一思路直至得出其逻辑一致的结论,即主张设立壁垒阻碍贸易、资本流动和移民,从而使经济一体化逆转,并声称在些过程中可减少不平等和贫困,不论这样做会对经济增长有什么影响。
一些数据
对不平等的担忧是有道理的,至少对国家之间的不平等是如此。
图1显示了2000年三组国家的人均实际收入情况(进行了国家间的价格水平差异和汇率的调整之后的数字):
四个富裕国家(包括美国)、四个中等收入国家和四个贫穷国家。
这三组国家之间的差异是巨大的,富裕国家的人均收入大约是中等收入国家居民的5倍,相当于贫穷国家平均收入水平的25倍多。
实际人均GDP(1996年美元)
发达国家、中等收入国家及低收入国家的实际人均GDP(按1996年不变美元计算)
资料来源:
AlanHeston,RobertSummers,andBettinaAten,PennWorldTableVersion6.1,CenterforInternationalComparisonsattheUniversityofPennsylvania(CICUP),2002年12月。
亦可见:
http:
//pwt.econ.Upenn.Edu/php_site/pwt61_form.php。
各国之间人均收入的差异不断扩大
从20世纪60年代到2000年的40年里,各国之间人均收入的差异不断扩大,这意味着收入的不平等在加剧。
图2显示了这一时期人均收入的增长率。
尽管并不是所有国家的增长率都像图2表现得那么清楚,但还是可以看出一种独特的格局:
平均来说,富裕国家比中等收入国家的增长率要快,比低收入国家快得更多。
换言之,人均收入或产出的水平是在离散而不是趋同。
美国学者马丁.沃尔夫在2004年论述,全球化事实上改善了这个过程。
实际人均GDP的年增长
图21996~2000年,发达国家、中等收入国家及低收入国家
实际GDP的年均增长率(按1996年美元计算)
资料来源:
AlanHeston,RobertSummers,andBettinaAten,PennWorldTableVersion6.1,CenterforInternationalComparisonsattheUnivesityofPennsylvania(CICUP),2002年12月。
亦可见:
http:
//pwt.econ.upenn.edu/php_site/pwt61_form.php.
区分各国之间公民的平均福利的差异与世界上所有的人(不管他们居住在哪里)的收入差异是很重要的。
特别是,如果将印度和中国这两个占世界人口大约40%的国家的情况考虑在内,由于这个人口密度很高的国家快速增长,个人之间的收入不平等是在缩水的(Bhalla,2002)。
印度和中国都在对外开放的同时取得了快速的增长:
它们与富裕国家的贸易越来越多,从那里吸引的投资越来越多。
贸易和投资的开放对于促进企业家精神从而促进增长至关重要。
在增长和减贫之间存在着一种携手共进的关系(DollarandKraay,2002)。
很难想出有哪个国家没有经济增长而减少了贫困。
具体说来,从1978年到2000年,在世界人口增长了16亿的情况下,收入低于每天1美元(最低的贫困线)的人口减少了3亿多。
即便是全球化确实使不平等问题加剧(在某些特定国家中会如此,因为它通常特别有利于受教育程度最好的那些人,他们拥有可以在全球市场上出售的技能和产品)。
减缓或逆转经济一体化的步骤很明显会降低增长,并且很可能导致全世界范围内更低的水平和平均生活水平的下降。
一个很简单的头脑试验就可以说明为什么。
现在的美国人可以自由地与美利坚“合众国”的任何人和在任何地方进行产品和服务买卖,将钱汇进汇出,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而没有只能在本州内活动的限制。
个人和企业可以从事交易活动的市场规模的扩大会增进繁荣,使个人和企业专注于自己最擅长的活动,这是两百多年前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就提出的认识。
这对于美国是正确的,对世界其他国家也一样。
增长与幸福
对于持续增长的第三个批评来自于那句时常被提及的格言——“金钱买不来幸福”。
这一说法当然有诸多的正确之处。
例如,宗教领袖们经常提醒我们,精神的健康比财富更为重要。
在更为世俗的层次上讲,尽管现在的美国居民平均而言在资金上比以前要富裕很多,但其结果是,很多人还是感觉不幸福
尽管如此,经济增长可能还是比人们意识到的还要重要。
人们在调查问卷中告诉采访者的答案并不一定包含那些人们习以为常的社会进步,但这些社会进步却在客观上使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好。
例如,考虑这样一个事实,过去几十年里,世界人口的平均寿命即使在发展中国家也一直在增长。
这样一个重大的成果是由更多的食品和更好的保健供给所带来的,而这都是经济增长的产物。
“繁荣悖论”
富裕国家的很多人并没有意识到他们拥有的生活是多么美好。
试验:
如果未来人们会有更多的收入,是否会感到更幸福。
发达国家的人:
幸福可能增加的少(繁荣悖论)。
发展中国家的人(总量20亿,每天生活费用不足2美元):
毫不费力地回答,他们会感觉到生活变好。
GDP是否代表一切
一部分人认为,按传统方式定义的产出的增长并不能准确地反映人类福利的增长(这一观点目前较流行)。
按照定义,GDP只计算在市场上交易的产品和服务,即只计算那些有价格的部分。
GDP不计算未在市场上交易但提高或减少了我们的总福利的那些活动,包括家庭活动、人类健康、非营利组织的有些活动(物别是那些依赖志愿劳动的活动)以及环境状况。
由于只关注能够在市场上找得到的东西,因此,对于生活中什么真正重要,公民和政策制定者们的眼界就过于狭窄。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06年的报告还提出了另一种观点:
度量总产出的各种指标没有考虑其在一个经济体的居民之间的分配,也没计算闲暇时间的价值。
于是,根据社会对收入平等和闲暇所赋予的价值的不同,欧洲有些国家“调整后”的人均收入实际上可能比美国高(OECD,2006)(据有关研究,冰岛人、塞浦路斯人幸福指数高,原因包括收入平等、闲暇时间较多)
衡量GDP的新方法
三十多年以前,两位杰出的美国经济学家,耶鲁大学的威廉.诺德豪斯和詹姆斯.托宾(他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1972年就提出了一组与GDP不同的、包括各种非市场活动的计算指标,以得到一种他们称之为“经济福利度量”的涵盖面更广的度量指标。
美国国家科学院的一个小组建议联邦统计机构开发一组“卫星式指标”来度量各种非市场活动,以补充按现有GDP度量所提供的信息。
我国有学者提出绿色GDP概念(绿色统计、绿色会计)。
所有这些都不能否认一个事实:
市场的GDP增长因两个原因而仍然有其价值。
首先,构成GDP的产品和服务对人们是有价值的,因为它使得人们可以享受更高的生活水平。
其次,收入和产出与那些尚未包含在GDP中的非市场活动或结果很可能具有正的相关性。
例如,随着一国经济的发展,这个国家的人民可以享有更多的保健,有能力为改善环境而投资(而且,他们确实还会对这些非市场产品具有更多的需求)。
收入不平等与GDP
每个人对这个问题的判断都是主观的,因而,对于经过了这种收入分配“调整”的GDP,不应给予不恰当的分量。
虽然如此,但无论哪个方向的极端情况都是不可取的。
例如,如果一个社会中人人拥有完全相同的收入,就不能产生增长的激励。
相反,那些收入高度不平等的社会又很容易发生政治不稳定和动荡,这也会对增长造成损害。
幸福的中值点在什么地方?
无人知道
要害之点并不在于眼前的收入是如何分配的,而更多的在于人们为了攀上更高的经济台阶从而获得更高的收入,其容易程度如何。
简而言之,机会才是最重要的,对增长和社会及政治稳定都是如此
生产率增长率与实际工资增长率
最近一些年来,对于美国因生产率提高而获得的收益的分配有些争论,特别是,工人作为整体是否获得了他们的历史份额(大约产出增长的2/3),还是其份额遭到侵蚀。
这一争论来源于较快的生产率增长率与实际工资增长率之间的明显差额。
但是,工资收入本身并不能说明大多数美国工人的报酬所包含的全部收益,特别是医疗保险。
考虑到这一点,总报酬增长速度与生产率增长的速度大致相同(Dew-BeckerandGordon,2005)。
当然,即便是这样的事实也不能解释处于收入分配不同区间的美国工人之间逐渐扩大的(税前)收入不平等的长期趋势。
这一趋势众所周知,其原因在于,(相对于供给)雇主对熟练工人的需求增加,导致教育的回报随时推移而增长(Lazear,2006)。
增长是否是一种零和博弈
观点:
经济增长不仅对富裕国家是好的,而且对于所有国家都是有利的。
对这个观点存在争议:
近年来,很多美国政治家和商界领袖们日益强烈地害怕其他国家的增长,特别是欠发达国家,如印度和中国。
当然,这种恐惧通常并没有被如此直接表述出来。
相反,它们经常被包装成对较贫穷国家低廉劳动力成本的反对,这种低劳动力成本使这些国家能够以比美国这样的富裕国家更低的成本生产出产品和服务。
为此提出的种种解决办法无论通过什么途径,都是要富裕国家不要从较贫穷的国家购买如此多东西。
对于有些人,这似乎很“公平”,但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人们来说,这等于是告诉他们,他们不应该能增长多快就增长多快、愿意增长多快就增长多快。
经济增长真的是一种零和博弈吗?
贫穷国家增加的每一美元是否都必然来自发达国家?
发达国家帮助贫穷国家发展是否是武装了发达国家的敌人(夺走发达国家工人的工作或降低他们的工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发起了“马歇尔计划”,重建欧洲,并向日本提供大量的援助,帮助其经济恢复,但对美国经济却有较大帮助。
随着这些国家的人均收入增长,就有更多的人有能力购买美国能够生产的产品和服务。
美国战后很长时期的贸易赤字与此并不矛盾,它只表明,随着美国人收入的增长,他们对外国产品的需求增长比美国的出口增长更快。
这些新的产品、服务和生产方式在世界其他地方找到了归属,从而能够为提高当地的生活水平做出贡献。
简而言之,用经济学术语,这里出现的是跨越国界的企业家精神所带来的“有益的外部性”(威廉•鲍莫尔)富裕国家应不应该担心它们的一些研发基地“流失”到其他国家呢?
威廉•鲍莫尔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说,应该;在另一种意义上说,不应该。
一方面,随着研发迁到国外,原本会由美国的公司及其投资者获得的利润有一部分会转移到另一些国家。
而且研发成功可能带来未来的其他成功。
科学家们也可能移居到其他处于前沿的研究者所在的地方。
而且,创新者由于其最初的发现所带来的知识武装,有可能在下一轮相关的创新浪潮中领先。
所有这一切的净效应是,对于研发突破在其国土上发生的那些国家,较之于没有这些研发突破的情况,它们的增长会更快。
而那些没有出现研发突破的国家的增长则会更缓慢一些
另一方面,创新天生就是一种“泄露性”的过程。
即使有良好的知识产权保护,创新所带来的利润中的绝大部分仍然会惠及整个社会,而不是发明者或最初的企业家。
这是因为,创新导致了新的更廉价的产品和服务,这些产品和服务使购买它们的人们得益,改善了他们的生活水平。
所以,即便“下一个重大发明”发生在中国或印度,美国人和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们最终也会受益。
过去当所有的“下一个重大发明”似乎都发生在美国时,世界就是这样运转的。
将来的世界也将会这样运转,即便某些这样的突破发生在外国
为什么贫穷国家的更快增长符合富裕国家的经济利益?
美国和其他富裕经济体将在未来几十年里经历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退休的浪潮。
那些很幸运积蓄了退休金的退休者当然指望其金融资产的价值(以及他们的住房和其他房地产)不要下跌,并且最好是继续以比经济增长更快的速度增长。
然而,这是不太可能发生的,除非来自新兴市场的投资者有足够的资金购买这些退休者们必然要出售的证券,因为这些富裕国家的年轻人不大可能有这样的收入和储蓄来购买这些资产。
但是,如果外国的经济不持续增长,外国的投资者自身也不会有这些资源。
因此,富有但老龄化的经济体中的投资者的经济利益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世界其他地方持续的经济增长
伴随经济增长而生的还有一种反向力量,这种力量能够弱化——尽管不一定能消除——那些导致军事行动的冲动。
有证据表明,随着一国经济变得富有,其接纳民主价值和制度的倾向也会增大。
反过来,过去的经历显示,随着社会接纳民主价值观并同时变得富裕,它们采取军事行动来获取自己的利益的可能性就越小。
如果确实如此,则资本主义通过促进经济增长,可以有助于减轻世界不同地方发生武装冲突的趋势(课堂讨论鲍莫尔以上观点)
增长与人口老龄化
西方谚语:
人生只有两件事是确定的:
死亡和纳税。
但是,这两件事当中的一件(死亡)正在被往后推延,这是由于医学进步和营养改善,而这两者都是由经济增长带来的。
家庭要的孩子数量减少了。
数量更少的孩子和更长的寿命意味着一件事:
人口平均年龄逐步增加。
不仅发达国家出现人口老龄化问题,发展中国家人口的平均年龄也在上升。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联合国的报告指出,整个世界都在老龄化,其效应可能在发展中国家表现得比在那些已经富裕的国家更为突出。
世界老龄人口(年龄超过65岁者)的将近60%生活在发展中国家,这一比例预计在2050年会增长到80%
经济增长与老龄化的关系
增长助长了世界的老龄化,但要支付老年人的医疗保健和收入补助,经济增长是绝对必需的。
富裕国家通过政策和立法,保证提供社会保障(福利)服务。
很多发展中国家也已经建立了自己类似的、尽管慷慨程度较低的体系,而且这种努力实际上还得到了世界银行的鼓励
富裕国家在提供福利服务方面支出的资金是巨大的。
以美国(它所遇到的挑战是发达国家中最不紧迫的)为例,如图3所示,2004年美国为社会保障和联邦医疗保险(以下简称Medicare)支付的保障金总额达到GDP的大约5%,占联邦总开支(等于GDP的20%)的大约1/4,占联邦税收的大约30%。
2010年,最早的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将开始退休,此后这一趋势会逐步加速。
随之而来的将是所承诺的收入和医疗福利开支的飙升。
图3社会保障、Medicare和Medicaid开支占GDP的百分比
美国政府中的官方簿记机构国会预算办公室(CBO)的预测是,到2025年,这两项计划的开支加上低收入医疗保险(以下简称Medi-caid,另一项旨在支持低收入个人和家庭医疗保健的计划)将达到GDP的13%,到2050年达到GDP的19%(CBO,2003)与这些数字形成对照的是,联邦政府2004年税收大约占GDP的17%,是1960年以来最低的比例,在过去25年中,美国的税收与GDP的比例一直保持在20%左右。
如果没有重大的政策改革,一场财政灾难看来在所难免(发放债券是解决途径之一)
简而言之,增长对老龄化社会很重要,因为它首先能够使政府更容易兑现对老龄人口的支付承诺。
反过来,老龄化对于增长过程有两个非常不同的影响。
从积极的方面讲,老龄化的劳动力(到某个点为止)通常意味着工人们有很多的经验。
更有经验的工人有更高的生产率,因而,随着社会老龄化,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社会应当表现出更快的生产率增长
从消极方面看,随着社会变得老龄化,年轻而又不需要赡养家庭或孩子的成年人的比例就可能较低,于是,更有可能承担风险的人群规模就会小得多,而正是这群人的冒险活动推动了高影响力企业的形成和发展,在某个时点之后,老龄化社会的企业家精神可能会弱化
经济增长与内部文明
经济增长像一种缓解紧张并给人们以希望的社会润滑剂。
停滞的社会,或者更糟的,人均收入下降的社会,不能使较年轻的人相信,他们的经济福利将随着他们年龄的增长而改善。
在没有希望的情况下,能够改变现实秩序或改善一个人自身生活水平的企业家精神很少或根本不存在,更不要说改善邻居的、本城市的及至整个国家人们的生活水平。
简而言之,增长的缺失本身就可能变成一种障碍,抑制经济进步,甚至更糟。
经济增长可以带来一种良性循环,如年轻人相信只要努力工作就可以实现一种更好的生活。
例如,印度、中国、爱尔兰或以色列的人都会谈到他们感受到了一种活力和激情,这是在富裕的西欧或在世界收入分配较低端的拉美或非洲的大部分国家都不会有的感受。
增长打开了机会之门,机会不仅带给人们希望,而且带来了可以将机会变为现实的工作热情
结论
经济增长的确是并将继续是重要的。
而且,如果个人和社会注重改善世界各地人们的生活水平,增长就具有道德上的必要性。
美国《商业周刊》的首席经济学家迈克尔•曼德尔曾就技术推动的经济增长写下过这样的文字,表达了很多意思:
“我相信,如果我们不是沉浸在自己的问题之中,这类技术推动类型的增长就是至关重要的……没有医学的突破,就不可能在不使年轻人破产的情况下,为美国老年人提供医疗保健;没有能源生产和输送的突破,就不可能在不严重破坏环境和掠夺世界自然资源的情况下,使第三世界经济体赶上工业化国家的生活水平;没有新技术推动的快速经济增长,就不可能减少贫困,或保证下一代拥有比我们更好的生活”
二、经济增长的动力
现代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起源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国富论》关注的核心问题是:
什么使得经济富裕?
斯密最重要的发现之一是,一国内部和跨越国界的专业化和由此而来的贸易对增长至关重要。
斯密对未来经济的前景持乐观态度,前提是,个人和企业可以在尽可能大的地理区域内自由地进行贸易(只要运输成本小于相互贸易所获得的收益)
马尔萨斯预言
短短的几十年之后,马尔萨斯尽其所能试图彻底推翻这种乐观主义。
当然,马尔萨斯之所以众所周知,是因为他的著名预言,即人口的增长将越过食物供给的增长,导致大规模的饥荒和死亡。
由于这一预言,马尔萨斯成就了经济学是一种令人“沉闷的科学”的名声
马尔萨斯错了吗?
马尔萨斯没有考虑到,食物生产技术的持续进步使得同样的(甚至更少的)土地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并且可以使更少的人从事食物生产。
但是,当今世界上大约20亿人每天的生活费用不足2美元,如果这些人相信马尔萨斯有理由悲观,我们也不应该感到奇怪。
实际上在马尔萨斯之后,经济学家们对经济增长这一主题的兴趣一直在下降,直到大萧条时期这种兴趣才重新上升。
大萧条时期,全世界的经济不仅没有增长,反而以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速度在收缩
凯恩斯方案与宏观经济学的诞生
凯恩斯认为,古典的解决方法(等待高水平的和继续上升的失业率推动工资下降,直到企业发现有利可图而愿意重新招聘工人)不能解决问题,或者,这个过程太长,以至于没有实际价值(凯恩斯著名语录:
在长期我们都死了)
一个原因在于,工资存在一种下降刚性,那些仍然有工作的工人会抵制雇主通过降低工资而增加就业岗位的努力。
同样严重的一个问题是,当企业没有足够信心相信,它们生产的产品和提供的服务确实会被消费者或其他企业购买时,就不会有多少兴趣或者根本没有兴趣招聘更多的工人,即便是工资更低。
简而言之,凯恩斯对大萧条的诊断是,这是由对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不足所引致的,无法通过等待工资和价格下降而很快得到解决
凯恩斯处方:
如果私人部门产生的需求太小,则政府需要站出来救援,或是通过减税,或是通过增加开支,或是双管齐下。
换言之,当经济疲软时,政府的赤字有助于启动增长,不过同样还是要通过经济的需求方。
凯恩斯对于政府在管理经济方面的责任的强调在他身后得以继续为人们所信奉。
尽管从当时起就有经济学家对政府试图熨平经济波动的能力和智慧提出质疑,但实际情况依旧是,在所有的资本主义经济中,宏观经济政策管理仍然是政府的工作重心之一。
可以理解,对于普通投资者(以及普通公民)来说,经济增长主要是,或者仅仅是一种需求方的现象,由私人部门的增长和政府对产品和服务的需求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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