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轨宏观经济学大纲体制转轨不确定性与宏观经济学杜秦川资料.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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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轨宏观经济学大纲体制转轨不确定性与宏观经济学杜秦川资料
转轨宏观经济学大纲
——体制转轨、不确定性与宏观经济学
杜秦川经济学博士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一)体制转轨引发不确定性变动对宏观经济分析的含义
中国的改革开放走过三十多个年头了,中国经济保持了年均近10%的高速度持续增长,这在人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对如此重大现象的解释吸引了无数经济学家的目光。
学者们基于主流经济学的范式,提出了一系列有代表性的理论假说。
对中国这些年宏观经济的表现,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学给出了具有现实意义和一定理论意义的解释,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也有所贡献。
然而,主流经济学的范式都是在成熟市场经济体制基础上的理论分析。
基于该范式在分析中国问题时,却没有很特别的意识到很重要的问题: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几乎所有的现象都是在体制转轨和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虽然体制转轨的目的也是服务于更好更快的发展,但是,体制转轨(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独特性又不能因为被发展过程所掩盖而忽略其本身,而且这可能是中国经济本身更加独特的特征。
由此来看,对中国重要现象的分析如果没有对体制转轨这一基础变量给予足够重视的话,所有的分析就可能是不够充分和彻底的(并非不对),至少对体制转轨的长期过程是如此。
尽管我们说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是短期分析,但考虑到体制转轨的长期过程后,可能需要扩展已有理论,使其更具一般化。
我们的这种扩展就是从放松《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暗含的体制基础既定的假定开始的。
凯恩斯在《通论》中明确表示他的‘通论’是某一既定经济制度下的系统分析(而我们也可以较为清楚地看到,凯恩斯分析的这种经济制度就是成熟的市场经济制度),与不同类型经济制度相对应的就有不同类型的社会消费倾向、社会流动性偏好及社会一般资本边际效率,一般都可视为既定变量,最后一个变量还受到长期预期状态的影响。
但是,中国经济系统三十多年一直是处在体制转轨的过程之中,所以这个过程就不存在确定稳定的体制基础,而且,在这个体制基础不断变动的过程之中,中国都一直还没有完全达到凯恩斯在《通论》中所特指的那种体制基础。
所以,用凯恩斯《通论》中体制基础既定下的静态理论来分析中国体制转轨动态过程中的动态现象是不够的。
但幸运的是,与不同类型经济制度相对应的就有不同类型的社会消费倾向、社会流动性偏好及社会一般资本边际效率,短期体制类型不变时,这三大基本变量的数值也不会有太强烈的系统性变化,从而经济系统中各个变量的作用机制依然是成立的。
所以,尽管中国体制转轨动态过程中有不同类型的经济制度,但在每一种静态经济制度下,经济系统中各个变量相互作用的机制又基本上是相同的,变化的可能只是数量程度上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可能也并未超越该静态体制基础所规定的界限。
也就是说,我们假定或认可《通论》所有的分析依然成立,经济系统本身运行中各个变量作用的机制并不因为体制基础的变化而变化,变化的可能只是机制的强度和频率,但这种变化又限于体制基础规定的界限之内。
但尽管我们承认《通论》对经济系统运行机制的分析依然成立,这并不意味这放松体制基础所进行的扩展分析就没有意义。
实际上,放松《通论》中体制基础既定或基本稳定的假定之后,《通论》会变得更“通”。
而且更重要的是,在此基础上才能对中国三十多年的宏观经济表现给出更为彻底和完整的解释。
进而才能提出更加具有建设性的政策建议。
既然凯恩斯在《通论》中说:
与不同类型经济制度相对应的就有不同类型的社会消费倾向、社会流动性偏好及社会一般资本边际效率,一般都可视为既定变量。
那么,我们扩展体制转轨的动态分析,自然会从体制转轨与这三大基本变量的协调变化作为切入点展开分析。
在此首先要着重指出的一点是:
“体制转轨”不同于“体制发展”,“体制转轨”是从“现存的经济体制”向另一种“有蓝图的将存经济体制”的主动转变过程。
而“体制发展”是同一种经济体制自然发展的过程。
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属于前者,而从原始市场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就是后者。
当然,有些时候,我们可能在现实中无法对此做出严格区分。
但我们认为体制转轨相对于体制发展是中国经济更加根本的背景特征,而且体制转轨意味着更大的不确定性,更值得研究。
遵循奥卡姆剃刀的原则,我们刚开始尽量简化我们的分析,随着分析的深入,我们会不断加入重要的变量并考虑越来越复杂的情况。
进一步,尽管我们知道把体制转轨与这三大基本变量的协调变化作为分析的切入点,但把体制转轨与这三大基本变量联系起来的环节是什么呢?
凯恩斯在《通论》中只说到了不同类型经济制度对应不同类型的三大基本变量关系,他只给出了一个静态的理论,而我们要研究动态的过程。
动态的理论如何构建呢?
基于对《通论》的深入研读和对中国体制转轨过程的深入观察,我们认为,把体制转轨与三大基本变量联系起来的很可能是:
转轨过程的不确定性。
为什么呢?
除了《通论》本身提到的不确定性在长期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以外,还有以下几点:
第一,《通论》中还多次提到,我们分析的经济制度在通常情况下是基本稳定的,除非遇到突发性的异常事件,比如战争、革命等等,这可能会引起三大基本变量的重大变化。
而体制转轨直接会使经济制度不再稳定,并提高异常事件发生的概率,从而不确定性更加突出。
第二,我们在《通论》中也能看到,社会消费倾向、社会流动性偏好及社会一般资本边际效率的决定因素中,影响这三大基本变量的绝大多数因素,都与存在未来不确定性时所进行的当前预期有关。
不管是影响社会消费倾向的六大客观因素、个人的八大主观因素、组织的四大主观因素,还是影响社会流动性偏好两类(心理动机和商业动机)四大动机(心理动机细分为谨慎动机和投机动机,商业动机又对应交易动机,进一步细分为收入动机和业务动机),以及社会一般资本边际效率受到长期预期状态的重大影响(社会一般资本边际效率其实就是一个与存在耐久性财物的货币经济制度相对应的概念,而不确定性是长期过程中的根本特征)。
第三,中国体制转轨的现实过程也告诉我们,不确定性是转轨过程中的人们面对未来时极为重要的约束,我们将在下文对此进行更深入的论述。
最后,最重要的是:
不确定性可能是人类在长期中面临的一般性困境,而制度的首要功能或最重要的作用就在于稳定预期以对抗不确定性,反过来说,如果稳定的制度不断变动而不再稳定了,那么,不确定性的重要影响立刻就会凸显。
以上的论述主要是指出了两个重要的问题:
一,放松经济制度既定的假定后,加入体制转轨的分析可以对《通论》做出的扩展。
二、体制转轨与三大基本变量的关系是研究的切入点,而把它们联系起来的是不确定性。
接下来的问题是:
体制转轨过程本身是怎样被决定的?
体制转轨的过程会对不确定性有什么影响?
不确定性的变化又如何进一步影响到三大基本变量的变化?
进而,三大基本变量的系统性协调变化会对《通论》中论述的经济系统运行的机制带来什么变化?
我们仍然遵循奥卡姆剃刀的原则,下文将依次回答这些问题。
在此我们可以先概述下我们的结论。
对于第一个问题,我们的回答是:
现实中体制转轨过程的决定因素本身是复杂的,但其实质就是几个特殊利益集团的博弈,在特定的时点上,转轨的路径基本上是由现实中最强势的利益集团的偏好所决定的。
但不确定性的存在会带来不断的新变化和冲击,这会导致转轨过程中出现的过渡性体制呈现多样性,从而带来不同体制间的制度竞争,胜出的过渡性体制会不断引导下一阶段体制转轨的路径,从而直到体制转轨的终点。
对第二个问题,我们的回答是:
体制转轨过程的趋势性走向(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先不考虑极端的逆转)意味着,不确定性也会呈现趋势性变化。
但是,随着其它因素重要性的上升(比如学习过程、全球化等),从体制转轨本身来讲,这些因素的重要性会影响到体制转轨本身影响不确定性的强度,从而有可能会出现不确定性变化趋势的逆转。
也就是说,体制转轨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可能会呈现阶段性的非线性变化,经历从低到高的相对的趋势性变化后又转为从高到低。
进而,对第三个问题,我们的回答是:
体制转轨过程中不确定性的趋势性变化会引起三大基本变量的趋势性变化。
在不确定性由低到高的趋势性变化阶段,社会消费倾向会倾向于表现出相对下降的趋势,而社会流动性偏好倾向于表现出相对上升的趋势,社会一般资本边际效率会倾向于表现出总体上相对趋于上升的趋势,但上升的趋势弱于社会流动性偏好表现出的相对上升的趋势,因为前者受到社会消费倾向会倾向于表现出相对下降的趋势的制约。
而在不确定性由高到低的趋势性变化阶段,社会消费倾向会倾向于表现出相对上升的趋势,而社会流动性偏好会倾向于表现出相对下降的趋势,社会一般资本边际效率会倾向于表现出总体上相对趋于下降的趋势,但下降的趋势弱于社会流动性偏好表现出的相对下降的趋势。
体制转轨过程中,社会一般资本边际效率会表现出更大的波动幅度和频率。
我们所说的这种三大基本变量的相对趋势性上升或下降,是以成熟市场经济体制的彼岸对应的三大基本变量为基准的。
进而,对第四个问题,我们的回答是:
在体制转轨过程的每个时点上,经济系统的运行机制依然如《通论》中的分析,保持不变。
但是,三大基本变量的趋势性变化会影响到自然失业率、中性利息率、与之相对应的一般价格水平及其变化率、经济周期的振幅和频率。
相对于河的彼岸也就是《通论》中的那个世界,在体制转轨的世界中,一般会具有相对更高的自然失业率、中性利息率、及与之相对应的一般价格水平及其变化率、经济周期的波动幅度和频率。
并且,在体制转轨过程的不确定性相对趋于上升的世界中,自然失业率、中性利息率、及与之相对应的一般价格水平及其变化率、经济周期的波动幅度和频率也会倾向于相对趋于上升;而在体制转轨过程的不确定性相对趋于下降的世界中,自然失业率、中性利息率、及与之相对应的一般价格水平及其变化率、经济周期的波动幅度和频率也会倾向于相对趋于下降。
现实中完整的体制转轨过程往往包含了这两个先后出现的世界(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段)和同时出现的两个世界(同一时点上不同国家)。
遵循奥卡姆剃刀原则,为了简化,我们用一张图来展开我们的分析。
图宏观经济分析的转轨动态扩展的图形表示
如图所示:
在平面坐标系中,原点O表示体制转轨的起点,可以认为是完全计划经济体制。
横轴表示作为特殊利益集团的平民(thecitizens)的力量,纵轴表示作为特殊利益集团的精英(theelites)的力量。
此时的二维坐标系考虑了平民和精英两个特殊利益集团,随后,我们会考虑在转轨过程中不断出现的新的特殊利益集团。
由于作为目标体制的市场经济体制在现实中是形态多样的,曲线ACO'DB上的点表示体制转轨的目标体制的各种形态。
其中O’点是精英和平民势均力敌的状态,处于曲线ACO'DB的中点,对应现实中最公平公正平等的社会,是最稳定的均衡,是最理想的市场经济体制。
而A、B点分别是平民和精英完全主导的两种市场经济体制形态,对应于现实中完全的民粹主义和精英操纵。
由于O'比A、B更加完美和为人向往,所以我们认为O'比A、B更加难以达到,从而在长度上有:
线段OO'﹥线段OA=线段OB
以上不等式是对不同转轨路径所需要的时间长度的描述,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不同转轨路径所具有的不确定性的多少的描述(多少不同于高低,前者侧重于时段,从积分、累积的角度考虑的多,后者侧重于时点),我们认为路径OO'面临最多的不确定性。
进一步,从O点向曲线ACO'DB表示的目标体制进行体制转轨的过程中,具体的转轨路径是如何决定的呢?
这是一个政治经济学问题。
我们认为,在转轨过程中并不存在一个能够代表所有特殊利益集团的一般利益集团,因此,具体转轨路径在不同时点上的均衡点在现实中取决于各种特殊利益集团的博弈。
于是,从O向曲线ACO'DB的路径在理论上存在无数种可能。
但现实中长期均衡点是O',但即使如此,将O和O'点连起来的路径也有无数条,但线段OO'无疑是最短的,这就是我们理论上认为的最优路径。
虚线OC和虚线OD界定了一个区间,并因此把OACO'DB分成了三部分。
这种几何上的划分对应的经济现实是:
三个子区间OAC、OCD和ODB分别代表了不同特殊利益集团主导的转轨路径范围。
OAC表示该区间下的转轨路径基本上是由平民主导的,尽管在转轨过程中不断产生新的特殊利益集团;OCD表示该区间下的转轨路径基本上是由转轨过程中不断产生的新兴特殊利益集团主导的,精英和平民的意志会被这类新兴特殊利益集团所裹挟,也或者是平民、精英及各种利益集团的僵持状态;ODB表示该区间下的转轨路径基本上是由精英主导的,尽管在转轨过程中不断产生新的特殊利益集团。
注意,转轨过程中的平民、精英和新兴特殊利益集团是会在集团间发生流动的,从而在上一期是某个特殊利益集团的人在下一期可能会进入另外一个利益集团。
上面,我们阐述了转轨路径由所有特殊利益集团博弈所达到的均衡决定。
并且考虑到转轨过程的不确定性,转轨过程中会出现很多种过渡性体制、混合型体制,但这些过渡性体制、混合型体制间的制度竞争会保证体制转轨过程不断向前推进,在无限远的将来会走完全程,达到最优的稳定的O’点。
我们前面分析过,体制转轨过程所面临的最重要问题就是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相比于体制稳定时期更显得异常突出。
那么,在不同的转轨过程下,不确定性会出现怎样的趋势性变化呢?
在体制转轨的起点和随后每一期,其实都存在着对未来目标体制的预期。
随着体制转轨过程的进行,当离目标体制的距离趋势性变小的时候,各种利益集团面临的不确定性一般也会趋势性变小。
但是,当转轨路径的走向离各个特殊利益集团所预期的方向不一致时,这种不确定性又会增大。
例如在图中,在转轨的起点,当平民预期转轨路径沿OT的方向走时,平民们面临的不确定性倾向于会相对上升,而且动态来看,社会总体的不确定性也倾向于相对上升。
但另一方面,在体制转轨的过程中,各个特殊利益集团也会不断学习,从而有可能会降低和减少对新体制不熟悉所带来的那种不确定性,这种学习过程的作用会随着时间的积累变得越来越重要,从而可能相对趋势性的降低和减少体制转轨的不确定性。
此处的分析在几何图中怎么说明呢?
如图所示,遵循奥卡姆剃刀原则,我们先不考虑转轨过程中其他影响不确定性的重要因素。
以曲线EGO''HF为界,区间OEGO''HF表示体制转轨过程中不确定性相对趋势性上升的区间。
而在边界EGO''HF后到最终边界ACO'DB内不确定性相对趋势性下降的区间。
另一方面,考虑到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会带来很多关于其它国家市场经济体制的信息,从而在总体上会减少向市场体制转轨的不确定性。
所以,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融入全球化也会缩短体制转轨的时间和不确定性。
在几何图形中的表示就是:
目标体制边界ACO'DB整体性的内移到A'C'O'''D'B'。
上面的分析总结起来就是:
在体制转轨的过程中,体制转轨过程的趋势性走向(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先不考虑极端的逆转)意味着,不确定性也会呈现趋势性变化。
但是,随着其它因素重要性的上升(比如学习过程、全球化等),从体制转轨本身来讲,这些因素的重要性会影响到体制转轨本身影响不确定性的强度,从而有可能会出现不确定性变化趋势的逆转。
也就是说,体制转轨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可能会呈现阶段性的非线性变化,第一阶段从低到高后由转为从高到低。
进一步的问题是:
体制转轨过程中不确定性的趋势性变化会引起三大基本变量什么趋势性变化吗?
进而,三大基本变量的系统性协调变化会对《通论》中论述的经济系统运行的机制会带来什么变化?
我们认为,一般情况下:
体制转轨过程中不确定性相对的趋势性上升,会导致人们用更多的手段(意味着更多的财富和精力等)来应对这种不确定性。
首先,这会对影响社会消费倾向的六大客观因素、个人的八大主观因素、组织的四大主观因素产生趋势性影响,因此,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考虑到对所有这些因素影响的综合结果,我们倾向于认为这会带来社会消费倾向相对的趋势性下降。
其次,这也会对影响社会流动性偏好两类(心理动机和商业动机)四大动机(心理动机细分为谨慎动机和投机动机,商业动机又对应交易动机,进一步细分为收入动机和业务动机)产生趋势性影响,考虑到对所有这些因素影响的综合结果,我们倾向于认为这会带来社会流动性偏好相对的趋势性上升。
再次,这意味着社会一般资本边际效率受到更强的长期预期状态的重大影响,社会一般资本边际效率倾向于表现出相对的趋势性上升,以及振幅更大、频率更高的波动,而企业家在‘动物精神’的驱使下倾向于具有更高的冒险精神和投资冲动,这意味着相对更高、更频的投资波动(80、90年代的下海潮和民营企业家大规模的兴起、1984-1994年国内投资率的相对的趋势性上升,或许在一定程度上是对这种现象的佐证)。
考虑以上社会消费倾向、社会流动性偏好和社会一般资本边际效率相对的趋势性变化的综合效果,我们倾向于认为,这会使经济周期具有更大的振幅和频率。
相反,体制转轨过程中不确定性相对的趋势性下降会带来三大基本变量和综合结果的相反变化(1994-2003年国内投资率相对的趋势性下降,或许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社会一般资本边际效率相对的趋势性下降的佐证)。
并且,在不考虑体制转轨逆转的条件下,体制转轨的完整过程会相继经历这两个过程,因为,在起点的稳定性体制(计划经济体制)和终点的稳定性体制(市场经济体制)处,都不存在体制转轨带来的不确定性(我们假定这两个社会本身的稳定性是基本相同的)。
而在每一个特定时点上,除非异常事件或情况的发生,我们可以粗略的认为(更细致的研究可能需要另外一本系统的著作),三大基本变量都还是在其所处的转轨体制规定的界限内运动,因此,此时点上经济系统运行的复杂机制和性质跟《通论》的分析基本无异。
此外,体制转轨的世界中倾向于具有相对较高的自然失业率、中性利息率、一般价格水平及其变化率。
原因在于,体制转轨的过程会出现不协调成本,这种不协调成本其实是转轨中制度的一种制度运转成本,是交易成本的一部分,相对于稳定制度会更高点。
而这种不协调成本很可能首先会以劳动力这种要素的配置即就业反映出来,因为从原体制留出的劳动力并不能像成熟市场经济体制中那样迅速进入新的体制,这就意味着相对较高的自然失业率。
与此同时,凯恩斯把充分就业时的自然利息率称为中性利息率,由于体制转轨过程中的制度具有相对较高的不确定性,从而具有相对较高的社会流动性偏好,因此,均衡时的中性利息率也应该相对较高。
最后,体制转轨过程中一般价格水平及其变化率之所以相对较高,原因在于:
不协调成本作为一种制度运转成本或交易成本的一部分,它会以某些形式一般性的进入凯恩斯在《通论》的第21章‘价格论’那章中所说的‘成本单位’之中,从而,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会提高一般价格水平。
进一步,由于体制的不断变动,这部分制度运转成本也会不断变动,这相当于给转轨制度中一般价格水平的构成中又塞入了一个变动的因素,从而,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体制转轨过程中的一般价格水平也应该具有相对较高的变动率。
此外,《通论》中货币数量方程中的弹性因素的值可能也会因为体制转轨而变化,因为变量间的弹性关系大小也是与体制基础相对应的。
特别提请注意的是,该部分的论述中使用的相对概念,都是指相对于《通论》中那种经济制度下三大基本变量和经济周期的特征而言的。
对以上所有综合效应下的每个变量单独影响需要另外更专门细致的研究。
至此,我们对体制转轨世界中宏观经济学的论述基本完成。
更进一步要做的是,考察现实中的体制转轨的世界,以检验上述理论分析能在多大程度上被经验所支持。
我们主要来看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世界,别的体制转轨国家的经验也可以作为检验理论的材料。
(二)转轨宏观经济分析在中国的初步应用及定性的经验检验
以上的论述是针对体制转轨世界中宏观经济学的一般阐述,更侧重转轨一般。
在此之后,我们需要回到中国的现实,考虑到转轨特殊,加入更现实的因素,以丰富和检验理论。
下文将涉及如下几组大问题(讨论都只是勾出轮廓而不够深入):
第一,在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各种特殊利益集团的博弈是怎么决定转轨路径的?
第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是否可以粗略分为体制转轨世界的两个阶段?
这两个阶段的特征分别是什么?
在此基础上我们会对这两个阶段进行比较,以检验相关宏观变量的变动是否如以上理论分析所述?
这种对比能否为不同转轨路径(循序渐进与协调配套的平行推进)的优劣给予佐证?
此处我们从通货膨胀率、经济周期波动形态来刻画体制改革的不协调成本。
第三,经济发展和体制转轨是一种怎样的关系?
体制转轨与体制发展不同,政府在体制转轨中的所作所为的理论依据何在?
如何从体制转轨的角度去理解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
从控制社会一般资本边际效率的角度看,国家基础设施投资建设与社会投资有怎样的关系?
又与地方重复建设、地区市场体制发育与地区竞争之间有怎样的关系?
第四,融入全球化在体制转轨的过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第五,体制基础的演变与宏观调控主体、宏观调控手段、宏观调控目标的演变是什么关系?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和央行的演变历程能说明什么?
这三者和三大基本变量是什么关系?
考虑到三大基本变量的协调性变化,社会消费倾向和社会流动性偏好如何被控制去适应社会一般资本边际效率的变化?
社会消费倾向与社会保障制度的逐步建立、社会流动性偏好与国内金融市场改革(利率市场化)的实质是什么?
进而,M2/GDP在转轨过程中为何不断上升?
关于第一组问题。
在体制转轨的过程中,各种特殊利益集团的博弈是怎么决定转轨路径的?
从不同的视角或不同的领域来看,存在着对特殊利益集团的不同划分。
如精英-平民、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市民-农民等等。
我们在此先主要考虑精英-平民的分法。
中国宏观层面的改革只有在精英-平民组合中推动改革的实力强于阻碍改革的实力时才得以推进,否则就会陷入停滞。
微观地区层面的改革也是因时因地而呈现出多样性,但各种多样性之间彼此竞争,这会引起其它地区改革的效仿学习,从而总是有相对更好更优的改革方案得到更大范围的传播实施,这种竞争机制保证了体制改革的方案向着更高级的阶段演化并最终到达河对岸。
当然,我们这里的分析还未考虑到各种其它更加复杂的现实因素。
在此,我们对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间在争夺经济、金融资源方面的博弈未展开分析,对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间在财政体制、金融剩余控制方面的博弈未展开分析,对市民-农民享受公共服务方面的博弈未展开分析。
关于第二组问题。
粗略的讲,笔者认为,根据不确定性的趋势性变化,中国经济改革存在1984-1993(或1994)年及1993(或1994)-2003年这两个不同阶段。
在前一阶段,体制转轨过程中不确定性总体上呈现相对的趋势性上升,我们可以把前一阶段解读为体制转轨过程中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
由于学习和对目标体制具象化理解的深入,基于心中这种更为清晰的蓝图,在后一阶段,体制转轨过程中不确定性总体上呈现相对的趋势性下降,后一阶段可以被解读为体制转轨过程基于整体设计而展开的过程。
可以粗略的认为:
前一阶段以城市经济改革为起点,以中央决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决定及整体改革的推进为终点。
第二个阶段以第一个阶段的终点为起点,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为终点。
也可以不严格的认为后一阶段还在延续,但我们也可以将其理解为已经基本处于凯恩斯分析的市场体制基础上了。
1978-1984年的农村改革是原有计划经济体制的逐渐放松,是该体制发展的倒退或原有体制的消解,且由于在现实中并未带来太多利益集团冲突,我们可以粗略的将其看成体制转轨的预备阶段,将其粗略的划分到体制转轨前的体制下。
而2003年以来可以看作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体制发展阶段。
当然,这种粗略的划分只是为了说明问题的方便和简化问题,但无疑是有问题的。
粗略地看,前一阶段更多地体现了改革推进具有循序渐进的特征,而后一阶段更多地体现了改革推进具有协调配套平行推进的特征。
如果我们接受:
在其他条件相同且不变的情况下,协调配套平行推进的改革策略具有比循序渐进的改革策略更小的不协调成本的话,那么,进一步的推论就是:
协调配套平行推进的改革阶段也应该比循序渐进的改革阶段具有更低的自然失业率、更低的一般价格水平及其变化率。
因为,处于前者中的转轨制度比处于后者中的转轨制度具有更低的制度运转成本(即制度运转具有较小的摩擦性,因为具有较小的不协调成本),而这部分减少了的交易成本会以自然失业率的下降、一般价格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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