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制定和完善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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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制定和完善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
如何制定和完善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
1、在技术和市场已高度国际化的高技术行业领域,要加强与跨国公司的合作,利用国内外市场融合这一条件,积极参与国际分工,走国际化的发展道路。
引导跨国公司不断提高投资项目的技术含量和档次,改善我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
2、促进边际部门的发展,使潜在竞争优势成为现实竞争优势
3、对于高新技术缺乏的局部部门,实施“请进来”战略。
吸引并吸收外资、技术和管理经验,以便己用。
4、加强自主创新,加大科技研发力度。
5、扶持有潜力的民族产业发展,创造自己的优秀品牌。
6、转变政府职能,为企业的发展做好服务工作。
7、中国可以利用巨大的国内市场资源,尽快改革市场准入的各种不合理限制,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鼓励外商、外资在以更灵活的方式进入,通过吸引外资的方式把国外技术和资本吸引过来,逐步实现技术引进与自主开发的结合,实现经济跨越式发展的目标。
8、在高技术产业发展模式的选择上,要根据国家发展目标、产业特点及市场结构的不同,在不同领域选择不同的发展主体和产业组织形式。
在总体上采取以国际化、市场化方式为主的发展模式,利用经济全球化所提供的机遇和市场机制的促进作用来发展高技术产业。
在当前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越来越活跃的宏观背景下,中国吸引外包具有劳动力、基础设施建设、研发投入等要素优势。
发展中国家是主要的服务外包业务承接地,中国在后勤和客户联系这两项服务外包业务方面具有比较优势。
同时,中国可以将提供服务外包的市场定位在企业的一般职能、知识服务与决策分析及研发方面,不断培养适合该类市场需求的人才,充分发挥人力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
一般来说,企业进行外包的目的主要有下面几点:
一是缩减劳动力成本;二是通过成功的外包战略缩减资本成本;三是通过多种渠道提高生产率和竞争力;四是通过重建组织架构赢得运作效率。
而中国要吸引国外企业到中国外包,必须能帮助企业实现上述目的。
因此根据模型指标的分解,将中国吸引外包的要素优势归纳为以下几方面:
(一)劳动力优势
企业家和学者普遍认为美国的经济活力主要来源于科技创新,而中国的经济活力则主要来源于丰富的、廉价的劳动力资源。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在劳动力方面具有资源禀赋。
多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就在于中国选择了适合自己国情的发挥劳动力资源优势的发展模式。
长期以来,中国主要是依靠劳动力成本的低廉来保证竞争优势。
2002年中国制造业的劳动力报酬只有美国的2.9%,但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就业人员中每个人的价值增值量)却达到了美国的13.7%,这样,中国制造业的单位劳动成本只有美国的21.3%。
因此,中国在过去十余年来一直是全球制造业转移的重点。
但从2004年起,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开始上升,土地价格上涨,原料和能源的价格也开始上涨。
而且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调查,随着人民币的不断升值,中国包括纺织、服装、皮革等行业出口的增幅越来越小,同时技术进步导致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也使就业率出现了下降。
中国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正在面临是否还具有竞争力的严重挑战。
按照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一些劳动密集型行业在发展过程中被淘汰属正常现象。
在制造业产业升级后,服务业的配套也会得到较大的发展,这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因此在当前情况下,中国仅仅依靠低廉的、低技能劳动力优势来促进经济的增长已不符合现实的要求。
中国必须大力发展教育,提高劳动力素质,增强劳动力的创新能力,使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从技术低端向高端演进,从根本上转变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
(二)基础设施建设
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经济建设进入快速、稳定发展的新时期。
为适应经济的增长,国家加大了对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和重点工程项目的投资。
这些基础设施和重点工程的建设,不仅提高了中国的生产力水平,缓解了能源、交通对经济发展的“瓶颈”制约,改善了人民生活,而且还为吸引外商投资提供了有利的基础保障。
中国基础设施的优势首先表现在交通运输方面。
中国幅员辽阔,公路四通八达,主要是纵横东西和横贯国境南北的“五纵七横”12条高等级公路。
另外中国的铁路系统也非常发达,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完成铁路运输量最大的国家之一,也是运输量增长最快、运输设备利用效率最高的国家。
1998年以来,中国铁路实现了多次大面积提速,列车最高时速不断增加,居民出行更加便捷。
中国的港口建设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
沿海港口建设重点围绕煤炭、集装箱、进口铁矿石、粮食、深水出海航道等运输系统进行,特别加强了集装箱运输系统的建设。
政府集中力量在大连、天津、青岛、上海、宁波、厦门和深圳等港建设了一批深水集装箱码头,为中国集装箱枢纽港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煤炭运输系统建设进一步加强,新建成一批煤炭装卸船码头。
而在航空港口方面,中国的航线已遍及世界各洲,截至2004年底,中国民航开辟的定期航班航线总数达到1279条,其中国内航线(包括港澳航线)1035条,国际航线244条,联结132个国内城市、33个国家的75个城市。
中国在通信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更是实现了飞速发展。
到2003年末,中国的电话用户总数就已超过5亿户,居世界第一位;而互联网的用户数也达到近8000万,居世界第二位。
截至2007年末,中国互联网用户数已超过2亿人,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互联网市场;电话用户的数量近10亿。
优良的交通运输系统和便捷的通信设施,使得外商在对中国投资时能够更方便、快速地掌握和了解中国市场的相关信息,降低了外商的信息成本和投资成本,提高了中国投资环境的竞争优势。
(三)研发投入
技术创新影响着经济发展。
发达国家的技术创新和向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转让在国际贸易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一点已得到广泛的共识。
近年来,发展中国家也越来越认识到创新的重要性并不断加大研发方面的投入,使得发展中国家创新的动力和条件较以往有较大改善。
中国也同样开始重视科技兴国和科技创新,意识到科技是经济发展的支柱。
OECD的报告指出,中国的研发费用占GDP的比重,已从1995年的0.6%升至2004年的1.2%,而研究人员总数从1995年到2004年也增长了77%。
据麦肯锡公司和清华大学共同进行的一项最新调查显示,中国的科技类公司正在缩小与外国竞争对手在生产率上的差距,许多国内科技企业已具备了进军国际市场的实力。
虽然中国在研发投入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也显现了一些成效,但依然存在一定的问题。
在研发投入总量中,中国企业占据70%以上的份额,这已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说明以中国企业作为研发主体的地位在不断加强。
但具体分析,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在创新能力上的差距仍然较大。
另外,国家统计局的一份报告也显示:
目前中国大多数企业投入的研发资金中用于新产品开发的只有24%;用于基础研究的费用不到10%。
而且,对新产品的研发也更注重短期项目,对长期性的、有市场前瞻性的基础研究则不够。
此外,相对于一些发达国家,中国对基础研究的投入仍处于较低水平。
基础研究被视为具有原创性和长远意义的研发活动,是新知识、新发明产生的源泉,也是保障国家科技长期发展和竞争力不断提升的重要基础。
中国在基础研究投入的低水平,使得中国难以在世界科技前沿领域有更多的突破。
二、中国吸引服务外包的优势
近年来,随着跨国公司的战略调整以及系统、网络、存储等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服务外包正逐渐成为服务贸易的重要形式。
服务外包已经彻底革新了主流的以“第三方”为载体的服务业内涵,服务业不再是一个部门概念,更不是一个由传统的服务业部门构成的经典的“第三产业”的概念,而是具有了更多鲜明的动态性,甚至一些产业的新要素密集性提出的具体要求,需要进一步实施全球范围内的产品生产经营业务的外包模式。
服务外包将是发展中国家未来争夺的重点。
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是主要服务外包输出地,发展中国家则是主要的服务外包业务承接地。
在世界最大的1000家公司中,大约70%的企业尚未向低成本国家外包任何商务流程,服务外包市场潜力巨大。
因此,专门研究中国吸引服务外包的比较优势具有重要意义。
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国凭借劳动力的优势成为“世界工厂”,融入到了全球生产链、资本链、产品链的环节。
但因为劳动力比较优势易被其他国家取代或被机器侵占,中国依靠传统的劳动力比较优势来发展对外贸易已经不能得到长久维持。
对于中国来说,要素优势无疑还是在劳动力上,但这种劳动力优势已经不是简单的加工、装配等较低技能的劳动力优势,而是具有研发、设计等较高技能的劳动力。
应通过劳动力劳动技能的提高使中国的外贸商品结构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移,实现静态比较优势向动态比较优势的转换。
同时,中国劳动力技能的提高,还可以使中国在更高价值链环节获取比较优势,从事附加值更高阶段的外包业务。
劳动力技能的提高一方面可以通过学校培养,另一方面可以通过企业培训。
在学校培养方面,可以用外派的方式学习国外先进的技能;也可以通过国内培养机构将国外培养机构先进的培养模式引进来。
在培养的过程中,要注重解决中国学生擅长机械式学习、尊重权威、缺乏主动精神的问题,培养学生解决问题和团队合作的能力。
而在企业培训方面,要制定政策激励企业对员工进行培训,尤其是对外资企业员工的培训。
外资企业对员工培训可以使其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技能植根于中国,有利于提高中国劳动力的基本素质和专业技能。
而且企业培训一般会更有针对性,更能切合企业的实际要求,有利于激发员工的创新能力。
加入世贸组织以后,我国要在更宽的领域、更广的范围和更高的层次上参与国际分工的竞争和合作,就离不开对当前国际分工发展新特点的把握。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奉行积极的开放政策,以不同形式在不同层次上参与国际分工。
因此,我们必须认清国内外形势,找出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也就是要认清我国应该以何种方式,在多大程度上参与国际分工。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一国产业结构的变动与国际分工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
由于我国目前的产业结构还存在许多不足之处,在这种情况下,找出适合我国的产业发展战略,合理调整我国的产业结构就非常有必要。
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需要同时发挥市场和国家政府的双重调节作用,应与制度创新联系起来,要以产业结构升级为目标。
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应该优先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利用技术进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并且要充分发挥各地区的优势,建立合理的区际分工协作体系。
改革开放以来,要说中国经济实际上走的就是比较优势的路子,应该不会遭受质疑。
即近30年来中国都是凭低廉的劳动力,生产价格同样低廉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参与国际分工。
今天回顾改革开放的经济起因,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是:
在农村,土地对劳动人口的承载能力已到极限,劳动的边际产出几乎为负数;而在城市,人口出生潮一代人以及回城知青,也急需找到新的就业渠道,已造成了社会稳定问题。
要解决庞大的人口就业,首先必须依赖于计划的弹性,其次必须依赖于资本带动投资进而带动就业,再就是依靠国际劳动力流动来消化。
但此时,计划当局的官僚化与僵化,资本的极度缺乏以及经济体的对外自我封闭已无力吸纳如此庞大的失业人口。
于是,在劳动力国际输出不可能的情况下,一方面,在计划之外,农村与城市自发生长出了类似个体户与其他各种非传统就业这样的市场,并成为后来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萌芽;另一方面,对民间资本以及海外资本进行开放,使得在国有之外生长出民营以及外资两个解决就业的渠道,后来发展出中国的多种所有制并存格局。
就业问题几近解决了,但另一个新问题又产生了:
生产能力的急剧扩张,通过国内消费无法消化。
于是,出口国际市场就成为消化国内过剩产能的惟一出路:
一方面,国内劳动力本身就是“丰裕要素”,另一方面,要依靠国际市场消化产能必须要有价格竞争力,于是外向型企业竞相压价,在压价的同时,为了保证资本的利润,只能把压价导致的利润压力转嫁为压低劳动力成本。
中国经济就是这样一步步走到现在这个样子的。
所以,从根本上讲,中国以低廉的劳动力价格走所谓“比较优势”之路,可以看成是一种“移民替代”。
即中国是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自然资源匮乏,长期以来积聚的人口过剩压力成为中国几千年来困扰历代王朝的难题。
由于中国人口大量过剩,中国经济社会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就业问题。
一旦失业问题凸显,中国就面临急剧的社会动荡。
在历史上,西方发达国家曾凭借其坚船利炮打开世界各国的大门,以海外殖民方式,缓解了在本国工业化进程中的巨大人口压力。
但中国今天所处的世界环境与当时已有了天壤之别,通过武力殖民的可能性已不复存在,而在本国之外进行非暴力殖民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
因为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惟独劳动力的流动始终无法突破主权国家的边界,这就决定了中国只能在自己的土地上发展处于产业链最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再利用世界市场消化这些产能,以缓解国内日益严重的就业压力,同时也发展本国经济。
还必须指出的是,中国30年来的“比较优势战略”实际上是“半拉子”。
中国是以自身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参与国际分工;但却并没有按比较优势战略进口到自己所需要的资本、技术与资源。
从资本上看,中国近些年来已是资本净输出国,一方面以高成本引进外资,另一方面又以甚至低于银行利息的价格把大量美元借给美国;从技术上看,发达国家从来没有按所谓“比较优势理论”出口高技术到中国,相反,对高技术出口到中国设置重重障碍;从资源上看,中国是个人均资源很少的国家,按“比较优势理论”也应该进口资源,但从总量上看,中国30年间包括煤炭、稀有金属、木柴甚至石油等,都以极低价格出口到国外,只是近几年因一些资源接近枯竭才以不断高攀的价格进口上游产品。
那么,日本是如何即摆脱“比较优势陷阱”又实现劳动力较充分就业的呢?
答案就在于日本历史上著名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1950年代末,日本经济已经远超过二战前水平;但与此同时,由于出口市场有限,库存增加,劳动力就业无法解决。
1957年12月日本的完全失业者为49万人,1958年3月增加到92万人。
社会矛盾也因此全面爆发。
面对过剩的生产能力与有限的市场销路之间矛盾,日本出现了两派观点:
一派以当时著名的主流经济学家后藤誉之助为代表,认为日本经济已经结束战争后的恢复时期,而贸易立国也已走到尽头,不可能再有新的高速发展,为此,政府应该主动下调经济增长速度,维持“稳定增长”即可;而另一派以下村治为代表,认为日本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基础都正处在技术改造时期,只要使劳动者的收入倍增,就能有效解决国家经济中由于内需不足导致的产能过剩问题,使得政府可以维持经济高速增长,就业问题也因此会迎刃而解。
1960年年底,时任首相的池田勇人听取了下村治的建议,宣布启动了为期十年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计划包括五个中心议题:
充实社会资本;引导产业结构向高级化发展;促进贸易和国际经济合作;提高人的能力和振兴科学技术;缓和双重结构1和确保社会稳定。
但核心问题是解决国内消费需求。
为此《计划》最激动人心的口号是“让普通人的收入在十年内增长一倍”。
在充实社会资本议题中,政府着重强调了为大众提供足够的公共产品与服务以及提高低收入者收入、缩小收入差距等内容。
从具体措施方面来看,日本政府引入了“最低工资制”,同时扩展了社会保障计划,完善养老保险金,提高健康保险付给率,希望以此消除生产力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之间的差距。
此外,池田内阁1961年制定了目的为“增加从事农业者的收入,使其达到从事其他产业者的生活水平”的《农业基本法》。
十年过后,“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取得了极大成功。
1955年日本国民财富总额为20.2970万亿日元,1970年增加到160.5450万亿日元,增长了约8倍。
而国民生活和社会文化各项指标即“民强”如各种家庭耐用消费品彩电、冰箱、洗衣机、吸尘器、微波炉、热水器、立体声音响等等,普及率甚至达到90%以上。
日本也因此成为西方世界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强国。
迄今为止,日本自1985广场协议之后能安全度过十几年的滞胀和低速经济增长,仍然得益于日本政府当时采取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正是这个计划使日本在整体经济呈颓势之时,国民生活的质量基本未受影响。
正是这种以提升个人生活品质的需求,维持了日本经济在恶劣环境下的正常运转。
中国当下面临的“两难”与日本1950年代末非常相似;而且日本人口与就业劳动者密度甚至超过中国。
所以,日本当年以“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解决经济发展中产业结构升级与劳动力就业之间矛盾的思路,值得中国借鉴
我们还要看到,在资金技术密集型的产业中,包括高新技术产业中也有劳动密集型的生产环节。
故发展技术含量较高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生产环节是发挥中国经济比较优势的努力方向之一。
此外,我国企业在任何一种产品的生产中,都应重视在更重要的生产经营环节中积累,形成自己的比较优(转载自中国教育文摘ht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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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
例如,在纺织品生产中,我国企业已经在加工环节具有比较优势,但在高质量面料及辅料、设计等生产环节尚不具有优势。
再如,增加出口产品的附加值,既取决于生产环节,也取决于流通环节,有时后者的附加值更高。
在这种情况下,努力开拓自己的国际营销渠道就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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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优势Ⅱ:
外部经济与后发优势
从经济发展的趋势来看,中国现有的建立在资源禀赋与比较成本基础上的比较优势将逐步减弱。
一方面,中国人均占有资源数量本来不丰裕,经济的高速增长使国内资源消耗显著上升,导致国内不少资源性产品(包括农产品)的价格已接近或甚至已超过国际市场。
另一方面,经济发展过程中劳动力工资水平必然会不断上升。
可以预料,国内市场化进程愈快,生产要素相对价格的改变也愈快,转换出口商品结构的要求愈迫切。
同时,资源、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收入弹性低,随着中国外贸规模的迅速扩大,外部市场需求的约束力显著上升。
低档、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从长期来看呈不断恶化的趋势。
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的出口格局在今后不会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因此,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战略的选择必须着眼于享有贸易促进技术进步的动态利益。
(1)重视国内的区际贸易。
中国地域辽阔、区际间资源禀赋差异显著,国内贸易发展尚有很大潜力,国内区际分工和贸易可以降低中国出口产品的成本,成为其国际竞争力的一个来源。
为了加快国内统一商品与生产要素大市场的形成,提高资源在空间上的配置效率,应大力发展全国区际交易网络,允许企业跨地区发展和兼并,切实推行政企分开以使地方政府失去保护本地企业的利益冲动,从而降低自然及人为原因引起的区际交易成本。
(2)重视扩大开放,积极与国际上的跨国公司建立长期合作的关系。
我国已连续多年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东道国。
这实际上是国际经济社会对我国政治稳定、经济健康发展的肯定。
我们要利用全球化带来的机遇,从产业结构调整角度出发,把利用外资与国内经济结构升级紧密联系起来,以此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效益。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是跨国公司,特别是大的跨国公司。
在“入世”、外资跨国公司大量进入情况下,我国企业与外资跨国公司的相互关系,既有激烈竞争的一面,又有密切合作的一面,外资企业的当地化战略往往需要寻求中国当地企业作为合资合作伙伴。
在合资、股权多元化的前提下,我国企业有可能通过股权纽带与外资跨国公司形成某种“激励兼容”机制,从而加快我国企业进入国际销售网络的步伐和创新进程。
(3)重视用现代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高技术是一个动态、相对的概念,对于传统产业,应该利用现代适用技术,技术创新是以市场需求为出发点和试金石的,它不仅是高新技术产业的主要特征,也是传统产业增强竞争力的必由之路。
技术成果在技术上最优并不自动等于经济上也是最优。
如果某项成果实施成本过高或难以产业化,就只能处于“样品”阶段。
在产业内贸易量趋于增加的背景下,一个国家或地区生产与出口什么产品已不是最重要的事,更重要的是要看运用什么技术和方法来生产这种产品。
例如,同是生产谷物,既可以用刀耕火种的方法生产,也可用机械甚至生物基因工程技术去生产。
欲将我国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的比较优势转化为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有两条途径。
其一,通过技术创新,将高新技术,包括从国外引进后消化、吸收的技术与我国的劳动力结合,生产在市场上有竞争力的产品,这时的比较优势就在于同是高技术产品,但在我国生产的成本更低,因而具有价格竞争优势。
其二,通过技术创新,对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进行深加工、细加工,提高其附加值,形成易被市场接受的产品差异特性。
这时的比较优势就在于同是劳动密集型产品,但我国企业生产的更具特色,因而具有非价格竞争优势。
这两条途径也可兼而用之。
3.比较优势Ⅲ:
竞争优势与制度创新
在不完全竞争的当代世界经济中,国际贸易是按包括了竞争优势在内的广义比较优势进行的。
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建构在完全竞争的世界里,而竞争优势则建构于不完全竞争的基础之上,这是传统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的区别所在。
在现实世界中,传统比较优势仅仅表明了价格竞争的一种潜在可能性。
事实上,比较利益的获得是要以产品实现价值为前提的。
在完全竞争的世界里,不存在规模经济与公司活动,产品是同质的,不存在非价格竞争,故比较优势直接体现为价格竞争优势。
因而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是完全一致的。
但在不完全竞争的世界里,价格竞争优势不但来源于比较优势,还可能来自于规模经济、产品差异等因素。
我们认为将竞争优势概念纳入到广义的比较优势体系中去,有利于从理论上更好地指导今后中国经济的发展。
影响一国产业竞争力的重要因素是由美国经济学家M·波特提出来的。
他认为一国的产业国际竞争力取决于四个基本因素:
即生产要素需求、相关支撑产业、企业的经营战略、组织结构与竞争方式。
除此之外,还有两个辅助因素,即机遇和政府作用。
波特提出的有关竞争优势的上述决定因素对于一国提高其产业国际竞争力有重要的借鉴作用,同时也对广义比较优势概念内涵的拓展提供了有益的思路。
但是,波特竞争优势理论的局限性在于视制度因素为给定的前提而没有予以关注。
我们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可以由制度创新来推动。
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其构成了中国经济广义比较优势内生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1)制度创新有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从而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与(转载自中国教育文摘ht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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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形资本一旦形成后可重复地产生收益相类似,人们通过教育和培训投资后,一旦拥有了熟练的技术,也可凭借技术不断获取较高的收入,故可把劳动技能视为一种资本,即人力资本。
克鲁格曼在阐述新贸易理论的论著中多处引用“人力资本”的概念,但他基本上将人力资本视为某种“存量”。
经济理论中的另一概念“学习曲线”也内含着人力资本的积累可导致动态生产效率提高的观点,但这一概念没有把技术进展与科研支出及教育或培训方面的投资联系起来。
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表明,如果一国的制度因素制约了该国人力资本的积累,那么该国的社会发展和财富积累就会受到严重影响。
反之,则可能形成某种良性循环,即一国的制度创新可更多地激励社会对人力资本积累的投入,由此导致该国经济竞争力的增强和财富的增多,能使它有更强的能力增加对人力资本积累的投入。
因此,由制度创新所致的人力资本增多可以构成一国经济增长和外贸发展的“内生变量”。
在企业层次,人力资本对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突出地表现在企业家作用的发挥上。
在国际商务领域,交易比国内商务更加复杂,履约保障也存在着较大的不确定性。
因而,交易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靠企业家才能。
新贸易理论将规模经济视为贸易发展的一个主要动因,而企业的规模实际上是企业家能力的函数。
企业家能力的发挥是企业规模发展的基本前提之一。
可见规模经济的重要来源之一是企业家的人力资本。
因此,若一国的制度因素能对企业家拥有的特殊人力资本形成提供足够的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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