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广明小说集《情殇》六人谈.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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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广明小说集《情殇》六人谈
钟广明小说集《情殇》六人谈
文学是对良心敲打的回应 □廖红球 钟广明同志是南方日报报业集团总经理,是一位资深报人,也是广东省一位勤奋创作、时有佳作问世的作家。
近年来,广东省报业传媒进行了一系列的深化改革,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这其中就凝集着钟广明和他的同事们的许多智慧和心血。
在繁重的工作之余,钟广明没有忘记他身为作家的职责,没有舍弃他心爱的文学创作,继出版了小说、散文、评论集《钟鸣集》后,他又潜心构思,挤出时间默默耕耘,终于又创作出七部中短篇小说,结集出版成小说集《情殇》。
钟广明的创作态度认真,创作精神可嘉,创作成绩可喜。
他是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用道德良知和人性关爱创作的作家;他是理想情怀和现实批判相结合的作家;他是不断关照现实又不断思索历史,不断叩问灵魂又不断审视文化的作家。
在他身上,当代清醒的文化人的那种批判精神、忏悔意识和反思态度深深地纠结在一起;在他的作品中,对人性的张扬、对尊严的守护、对善念的持守、对真挚情爱的追求与弘扬、对脆弱生命的哀怜、对弱势人群的悲悯以及对民族文化精神的批判与传承,浓浓地聚合在一起,形成了他作品特别的氛围和基调,产生出特殊的风格和效果。
在书的《后记》里,钟广明说了这么一段话:
“很不幸,我们的生命经历了那些不愉快的日子;也很幸运,我们才有了那些别人没有的经历。
人生并不都如梦。
因为如梦者,总会如浮云般逝去;而那并不如梦者,却会藏匿在我们记忆的深处,任由时间漂洗它们也不消失,而且还要时时敲打我们的良心,让我们不得不把它记录下来。
本书若也记录了点什么,大概便是我的良心对这种敲打的回应。
”可以这么说,小说集《情殇》就是一位严肃作家良心敲打的结果,是严谨的文学创作态度和文学追求的心血结晶。
它启示作家们,在审视历史、关照现实、叩问良心时,无法回避严肃的现实问题,无法不进行深刻的社会和人生的思考。
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就是对良心敲打的回应。
小说集《情殇》收入《鬼屋》《梦魇》《猎鹤记》《麻雀之死》《女难》《情殇》《命运》等七部中短篇小说,分别讲述了上世纪三年困难时期和“文革”那两个特殊年代里发生的七个不同故事,或离奇跌宕,或刻骨铭心,或惊世骇俗……好看精彩的故事,淡泊清新的文字,丝丝入扣的情节结构之下力透的却是真实而又复杂的人性。
作为“老三届”的一员,作家曾经亲历“三年困难时期”、“文化大革命”等天灾人祸,他的小说对这段特定的历史,对人性在这些历史事件中的种种表现,均有生动形象的描述和深刻的理解。
钟广明写小说重叙事技巧,他擅长说故事,叙说口吻朴实、亲切,给人真情、自然的感受。
他写短篇,重在写出一种氛围,写出主人公强烈的心灵感受。
四部短篇,不论是《鬼屋》《梦魇》,还是《猎鹤记》《麻雀之死》,作品中的主人公都是饥馑年代里正在成长的少年,少年以单纯善良的眼光看待社会,却被那个人性严重扭曲的年代严重地伤害心灵,酸楚与悲痛,失望与无助成为水汽与薄雾,弥漫在作品中。
对社会的审视与批判,对自我心灵的反省,也越来越清晰地渗出字里行间,显示出作品思想的意义来。
他写中篇,重在写人物的命运,通过命运的折磨多变去展示丰富的人性。
他的中篇,叙述线索明晰,叙述层次简洁,作家不去大肆铺写人物复杂的社会关系、传奇丰富的一个又一个故事,而是从人物的一生中撷取几个片断来展现人物命运的变化,表现人物的心灵世界。
《女难》写小美人赵春娥对美好爱情的追求和守望,写她悲凉的命运和坚贞的意志,写出了那个时代美与丑、善与恶的强烈对峙,以及美的破碎与善的沧落,成为一曲凄美的爱的挽歌。
《情殇》和《命运》都有着浓厚的因果宿命的哲理,主人公在“文革”时期都做过错事,因此一生都备受煎熬,灵魂不断被拷问。
在钟广明的小说里,时代背景清晰,时代的作用在作品中留下的烙印也很深。
他的小说具有这样的效果:
通过小场景去折射社会时代的影响,通过小故事去表现人性的价值意义,通过小人物去触动心灵,反思时代、社会和人性。
钟广明的小说又一次向我们说明了,文学与社会时代的密切关系。
文学是反映社会时代的一面镜子。
古今中外的文学史无不证明了,优秀的作家无不深刻体现他所处的时代,并且在刻画时代的同时体现自己的思想和风格;优秀的作品也无不深刻地记录下时代的变迁,以及变迁的时代里人类的精神追求和心灵变化。
对丰富多变的社会生活不能予以关注,对改造社会、推动历史前进的宏愿不能产生热情和冲动,对社会动荡变化中的生存个体不能准确及时地描述,作家的创作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远离时代的真实而无足轻重起来。
鲁迅曾说:
“文学与社会之关系,先是他敏感的描写社会,倘有力,便又一转而影响社会,便有变革。
”无疑,优秀的有先进思想的有力量的文学,是能够淳化民心、改良世风、促人向善,并且对社会的进步起到促进的作用。
个人性的岭南叙事
□张燕玲
钟广明以七个“古仔”(故事),讲述了“文革”中“老三届”一代人苦涩的少年时光、扭曲的青春史,作者对生命的痛感、对人性的质疑、对历史创痛的关注和对遗忘的拒绝,以及对岭南文化的张扬,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贵的个人性的“民间文本”。
《情殇》的个人性来自个体对一代人青春未竟的伤逝。
“文革”兴起、废除高考、大串联、上山下乡直至改革开放恢复高考、回城、下岗等等,“老三届”一代人如此共有的岁月,在《情殇》的四个短篇、三个中篇中隐退为背景,作者给我们讲述的是麻雀被歼灭、仙鹤以充饥、少年受侮辱、爱情遭践踏、生命当草菅种种人性的幽暗残暴和命运的神秘莫测,作者试图以一个少年活生生的记忆,一个人经久不忘的强烈的生活经验,唤起每个“老三届”、每个乡镇少年独有的生活经验和精神疼痛,揭开一个时代的精神秘密。
《梦魇》中少年的友情纯净而痛切,“黑五类”少年阿桂阿棉兄弟在父母身亡后,不堪忍受迫害,在荔枝园自杀的惨烈场景。
我们听过不少类似的少年悲怆,他们犹如一树的青果,在时代的凄风苦雨中忽然就落地了,毫无反抗能力,一任践踏。
作者在追忆他们夭折的生命,如何不伤逝?
无奈、哀切、悲愤,却生死相照,这便是友谊和生活的质地了。
写实感很强的《命远》讲述了“老三届”时,那些在疯狂时代中青春盲动的造反派的命运悲剧,浮躁凌厉与柔肠侠骨中,不仅映现了作者对生活的质疑,更多的还有对同代人的理解、对生活的同情心,那抹赋予生理“无根”的同代人以精神之“根”的温情,闪烁着理想主义的光辉。
而中篇小说《情殇》叙述了主人公曾因揭发自己两位老师的性爱,致老师一死一伤的悲惨命运,而自己终身受困的故事。
是的,冒犯过伤害过别人,要活下去,必须忏悔必须自我反省,这是人性之真;必须对历史去蔽,如此非人性的生活决不可再现,钟广明的追问和反省不比我们深刻,却比我们痛切,不是亲身所感,又怎能如此真切触动我们的心?
历史是一面镜子,钟广明直面这段历史,以一种不屈不挠的追寻和不泯不灭的记忆实录了“老三届”的“个人生命史”,正是这种历史叙述,映现了他在这段历史镜像上自己的身影、自己的思考,民族个体的反思正是为了民族走向人性的文明和进步。
《情殇》的个人性还来自钟广明的岭南叙事。
开卷的鬼故事仿佛“讲古”再现,把我们大大小小的读者引到榕树下,团团围住钟广明,吃着花果陈皮听他讲“古仔”,这是岭南民间最为家常最为动人的一幕。
钟广明以浓郁的岭南风情,让我领略了别样的情怀。
叙述语感的口语化、故事考究的起承转合和岭南风物乡土,既张扬了岭南“讲古”的文化元素,也使娓娓的叙事真实温暖。
富于个性的岭南叙事,无疑为今天本土化写作多了一种艺术可能性。
尽管,“讲古”这种娱乐方式和文化传统已经淡出岭南人的生活,但我却感受到作者以根性中的心灵、情感和语言,汲取着那逐渐远逝的文化传统,感受到他把岭南民间文化融入文学叙事的努力,感受到他身后的文化构成有民间传说、神仙鬼怪、年节习俗、拜神法事、岭南方言、熟语和歌谣等非正统文化的东西,它们活生生地生长在作者个人奇特的想像和描述中,他那些惨烈的故事,就发生在一幅幅岭南社会鲜活的市井风情画卷中,令人酸楚。
比如《猎鹤记》的芦苇塘和沙洲、《梦魇》的荔枝园、《鬼屋》的菜园、《命运》的鱼粉晒场等等,生长着浓郁的岭南风物,也演绎着艰难世事;还有骑楼、上漆的楼梯、如厕草木灰、桃木饼模、楼层间的吊板等等,都是特有的岭南生活特征;还有阿忠、阿桂、阿棉、明仔、杰仔、来狗、大番薯等岭南人特有的人名;方言、倒装句和岭南市井坊间的日常口语的大量使用。
犹如岭南地域都有各自最土著的“西关”路一样,这些叙事令岭南人心领神会,并独具特色。
它接通了岭南人的个人生活,接通了我们身后的土壤,接通了我们的根。
根上自然生长的,当然能成为风物。
良心的回音心灵的救赎
□吴渊
《情殇》收集了四篇散文化的小说,三部中篇小说,而这四篇散文化的小说对我心灵的触动很深。
作者通过不同动物和儿时朋友阿棉一家的命运和遭遇,用平实、真切而又伤感的语言向读者阐述了他童年的阴影和伤痛,良心的磨砺,灵魂的荡涤和冲撞;真实地再现那个特殊年代人性的残忍、无聊、无奈、空虚与善良。
童年的阴影与伤痛,随着时间的碾磨,有的已渐渐模糊甚至遗忘,而有些却日渐清晰,就像镌刻在心底的碑,任由时间的冲刷,日渐清晰,日渐真切。
而这日渐真切而清晰的就是刻骨而触动灵魂的人和事。
在这几篇散文中,作者从社会学、心理学的角度去描写自己童年刻骨的内心感受,用动物和人的命运去消解当时的政治,去解剖人性的恶,去启迪人们向善。
其中《鬼屋》《猎鹤记》《麻雀之死》是以三年自然灾害为写作背景,而《梦魇》是从三年自然灾害写到文革。
《鬼屋》透过一个让人变成了鬼,也让野兽变成了鬼,让饥饿的人看见“鬼”的故事,向读者展示了在那饥荒的年代,人的精神是如此的柔弱、空虚而自私,就连动物也似乎变得诡异。
《猎鹤记》与《麻雀之死》抒发的情感则是留给作者童年心理的阴影而化为其生命永远的痛。
当美丽的大灰鹤被“我”用弹弓打死而变成小镇久违的肉香时,兄妹几个的笑脸与父母的泪痕与“我”的快乐搅扰在一起时,而“我”的心却在流血。
随着时间的流逝,那只美丽的大灰鹤变成“我”生命年轮中一道深深的刀痕,永远也无法抹去。
而当“我”精心养大的两只可爱的麻雀被哥哥宰杀煲粥后,那异样的肉香却让“我”感到的是死亡的恐怖,使“我”全身颤抖,但面对哥哥“是弟弟要紧还是你的鸟要紧?
你要弟弟的身体还是你的鸟?
”的一系列问话时,哥哥的那份亲情让“我”感动,怒不可遏的“我”软了下来,“我”把那两个可爱的小生命绚丽的羽毛收集起来埋在原来埋那三只小鸟的地方。
可那爱与哀愁却永远挥之不去。
《梦魇》通过述说作者儿时的好伙伴阿棉一家受到的非人的遭遇,告诉人们在那个特别的年代,在那个纷乱的制度里,人变成了恶魔,生命体是如此的微不足道。
但即使是这样,善良的阿棉两兄弟在母亲自杀后并决定两兄弟一起自杀前,把那两副高度近视的眼镜留了下来,“留给用得着的人”――这就是两兄弟在被折磨得走投无路时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一句话。
如此善良的生命就这样消失了。
让作者终身难忘的是当他与阿棉两兄弟分别时:
“两兄弟的眼神是那样凝重,那样的悲哀与绝望,蓝天般的童贞与惨雾似的哀愁交织在一起”。
这种感觉似乎已经预示了阿棉两兄弟悲剧的结局。
散文的价值就是让灵魂发出独立、有力的声音,进而在现实世界里确立起自己的精神坐标。
在众多的文体中,散文是对人心最忠诚的守护,是最真实地讲出人心里最真切感受的一种文体。
这几篇散文就是作者对自己内心的救赎,良心的回音。
有媒体报道,近年来,我国作家屡遭诟病的是社会责任感的缺失,对历史事件和发展脉络的认知无能,对时代急剧变化的把握无力。
虽然这些评价有失偏颇,但也不是空穴来风。
作为业余写作,钟广明通过他的作品发出了他独立、有力而沉重的声音。
这是我最敬重的,也是我们的作家们应该具备的写作品格。
快乐写作与灵魂拷问
□熊育群
读钟广明的小说《情殇》给人许多感慨,也带来了许多有益的启示。
他的写作似乎在两个极端展开,既快乐写作与灵魂拷问,这看似互相矛盾的两面,恰恰构成了他写作的张力。
创作在钟广明是一件快乐的事情,但他却把写作拿来拷问自己和所有人的灵魂、思想人性,在这里,快乐写作并不排斥灵魂拷问,善与恶成了他小说的重要主题,他的小说表现出了自己的一些特点。
今天,小说写作的专业化,书面语言几乎占有了小说创作的全部,来自于民间的俗语几近绝迹,那种原生态的生活气息随着口头语言的消失,也不再有了。
钟广明由于游离于文坛之外,他没有受到潮流的影响,可以本真地面对自己。
他的小说创作完全出自于一种本能与自觉,他爱好写作,他没有想要去拿什么奖、出什么名,要在文坛争个什么名位,他不带什么功利,他是一种纯粹的写作,一种快乐的写作。
因此,他能做到以非常质朴、本真、乡土化的语言展现一个小说的世界,这是完全属于他自己精神生活的世界。
一个逝去年代最常见却也是最离奇的世界。
我惊讶的是,作为一个现代媒体的负责人,在市场经济发达的南方大都市广州,钟广明仍葆有一颗赤子之心,一份善良,一颗纯净的内心。
世事变迁,并没有把他来自传统的优秀品质改变。
也许正是因为这份赤子情怀,才让他的小说显示出质朴与本真。
小说的字里行间,我读到的是作者的善念、追思和思索。
这本身构成了小说的重要内容。
正如沈从文写湘西,离不了他对故乡的情感。
没有情感的小说,只是离奇,不会有打动人心的力量。
钟广明的小说是通过灵魂拷问来达成善的。
第二,《情殇》有许多离奇的故事,但作者并没有要追求离奇。
某些故事甚至可以作为他的人生经历来读,事件具有亲历的色彩。
是字字带血带泪的写作。
在年轻一代看来,这些故事的确富有传奇色彩,甚至是荒诞的。
生活告诉我们非理性的一面,作者正是从不同年代生活的变迁,深刻地观照出人性,揭示出某些可怕的规律。
钟广明写的大都是悲剧,既有写人物的,如《梦魇》中的兄弟俩阿棉阿桂;《女难》中的小美人;也有写动物的,如《猎鹤记》中的白鹤;《麻雀之死》中的麻雀;但是,令人伤悲的情节却没有让人感到消沉与绝望,相反,它给了人希望和力量。
这是与作者的爱心,对生活的热爱,以及灵魂的拷问有关。
这些具有亲历性的小说,尽管写的大都是人生不幸的故事,却让人从中读出了温情,读出了人性的温暖。
这是一种奇妙的体验。
这一切,与作者的人生态度是密切相关的,因为小说通过反思对恶进行了揭示与批判,张扬了善,甚至运用了中国传统的因果报应观念。
一个阳光一样明媚健康爽朗的人,与时下虚无、自私、颓废的写作者是完全不同的,他给我们带来了一股清新之气。
第三,小说的记史功能。
小说并没有要求它具有记史的功能,小说不是历史。
小说家也不是历史家,我这里说的是小说从本质上反映出一种时代的精神面貌和日常生活场景,还原一个时代的真实生活。
好的小说却无一不具有深厚的历史感,散发着它那个年代独特的气息。
钟广明的小说不能说有深刻的历史感,但他表现了那个年代一些真实的事情,在我们渐渐淡忘那个特殊的年代时,它具有表达并记录历史的特殊价值。
特别是当一切并没有成为过去,需要我们有勇气去面对时,作者没有退缩,他珍视自己的人生经历,不搞历史虚无主义,他要从自己的人生经历中挖掘出对人对社会有意义的经验与教训。
这对于现实并非没有益处。
也许,这一价值大于文本价值,这不仅是今天的人了解那个年代的一扇窗户,也是一种提醒,一种面对未来的担当。
这是这部小说集除思考生活、社会和人性之外的又一个价值。
读《情殇》明历史
□吕雷
镌刻在人类心头的记忆年轮,经常要动用锯开的手术,才能显现,而创作优秀的文学作品,也有可能成为这种充满痛楚的手术之一。
本书的价值,我认为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审视:
审视共和国成长和历程,也审视自己成长的历程、审视人性在社会、历史的重压下的蜕变、毁灭或复苏。
我与广明是同龄人,是同一中学同一年级的同学,可以这样说,他小说里叙述的,唤起了我童年、少年时的记忆,非常亲切,非常感动,也很受震撼,很为我们的过去那种无知和狂热感到羞愧和忏悔。
我们曾师从同一个语文老师,可惜这位优秀老师在文革中跳楼自杀了,我是亲眼看着他跳下来的,就惨死在离我10米左右的地方。
小说的素材、故事,都是我熟悉的、或者经历过、或者听说过,但我自己就写不出来,不是自知笔力有所不逮,而是我一直不堪回首,甚至想逃避责任,现在由自己的同学写成小说,我更加自责,但也长舒了积郁多年的一口气,真值得庆幸。
它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反思小说,而是把历史的伤痛回放到当下的思考之中,引伸出更为丰富的主题内涵,呼唤人性的复归和和谐的人际关系的建立。
它虽然只是一本小说集,但它包含了宏大叙事的所有元素,它像一支长长的探针,触及了深深埋藏在每一个人心头的哀伤、羞愧感和耻辱感,它以一个童年、少年的视角,记录了急风暴雨、翻天覆地中的一段段新生和欢欣、伤痛和哀歌,它没有简单地“讴歌”或者“揭露”,而是以朴素而冷峻的文字,“锯开”了一个从坎坷血战中一路走来,终于取得亿万人拥戴地位的政权的执政幼稚期年轮,而凝结着中国农民式智慧的理想,在没有充分与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结合之时,是极易被扭曲、被误导而迷失方向的,有如冰海夜航,即使再自信再伟大的船长也难免在摸索前行中悲惨地撞到冰山上。
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女孩,秉笔直书、触摸历史的年轮,需要极有勇气和良知。
读《情殇》,明事理:
共产党人的执政能力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其执政地位也不会是一劳永逸的。
当我们回首往事,抚摸那一段段被锯开的记忆的年轮,我们将对当今践行的科学发展观,构建的和谐社会,产生更加深刻、更有亲和力的理解和信心。
关于不该忘记的记忆的故事
□金岱
上一世纪结尾段的开放和改革,迄今已是30年了。
这30年来,我们国家安定、和平、发展、繁荣。
可是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一种开放与改革,之所以会有由这开放改革带来的30年的安定、和平、发展与繁荣,其中重要的原因是我们民族经历了太多磨难,太多痛苦。
然而那原因,那关于这原因的记忆,今天人们似乎已在淡忘。
可是淡忘是危险的,我们可以把列宁的那句话稍加改变:
“忘记过去就意味着危险”,我想这不会是过甚其词。
不管怎么说,如果我们的国家要更为长久地安定、和平、发展与繁荣,那么,关于那之所以会有这样一番开放和改革的记忆,确乎是重要的。
近来读到的中短篇小说集《情殇》,也是关于这样的一种记忆。
这便让我有些感慨,也很感兴趣。
这本中短篇小说集中,篇幅最长的一个作品就是中篇小说《情殇》。
这正是一个关于记忆的叙事。
作品讲述了不同时代的三对青年恋人的性爱故事:
青年海军军官叶帆与海军医院护士江霞邂逅,一见钟情,江霞主动,叶帆正要有所反应,却因一个记忆抑制住了自己的冲动。
叶帆想起了自己中学时代暗恋上了自己的女体育老师赵红,却恰巧窥见了赵红老师与其男友杨剑的性爱秘密,因此而心生妒忌。
文化革命中,叶帆因这妒忌而告发了赵红和杨剑的秘密性爱,杨剑由是而跳楼自尽。
赵红则被另一女红卫兵而救,原因是这一女红卫兵的妈妈有一类似的故事,这妈妈刘慧琼年轻时在地主家干活,爱上了泥水匠的儿子,也发生了性爱关系,差点被族规“浸了猪笼”而失去性命。
但叶帆和江霞还是爱上了,且也发生了性爱故事,被发现后双双受到处分,江霞后来牺牲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
这是不同时代,不同境遇中发生的相同的三个性爱故事,三个相同的悲剧。
这样的性爱故事在今天城市里的青年男女中大概再不会成为问题。
但问题不在于性爱本身,不同时代的同样故事,提醒我们的是,不合人性,不尊重人权的封闭而因袭的观念或陈规,在任何时候都有可能导致悲剧,思想与观念的不断开放,在今天仍然是一个需要继续的任务。
《女难》是一种别样的、今天版的潘金莲的故事:
漂亮非常的女主人公赵春娥在“走日本鬼子”时流落他乡而嫁给了个矮而其貌不扬的剃头匠,解放战争时,兵败的国民党军队路过这对夫妻所居住的小镇,一连长住在了剃头匠家里,英俊的连长与美貌的女主人发生了一夜加半日情,忽又开拔,只留下一点礼物。
日后剃头匠死去,多年一直觊觎女主人公的一个名叫猪笼四的人物试图强奸女主人公而不成,于是在文化革命中加害于女主人公,凭着那连长留下的一点礼物而将女主人公迫害致死。
这个故事对婚姻遭际有点类似潘金莲的女主人公给予了很大的同情,揭示的矛头指向的是人性恶和非理性的文化革命中盲目的群众运动。
小说集中的其他故事也多是关于文化革命或大跃进等时期的记忆,涉及的亦多是因观念的封闭和非理性的群众运动,以及与人性恶纠缠在一起所导致的或大或小的命运悲剧。
这些或大或小的命运悲剧的记忆,由此用生动的文字讲述出来,在今天仍是有意义的。
它昭示着一个古老的民族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摆脱传统中的糟粕而走向开放,是一条相当漫长的路;而作为现代性的理性,法制和民主,合乎人性,尊重人权的公共伦理,以及真正符合人类良知的道德的建设,更是任重而道远的工作。
我最近常想,我们的国家这些年在经济上和社会生活上确乎有了很大的发展和变化,但我们万不可掉以轻心,万不要忘记“现代化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热衷于传统文化,批判现代性,关注底层生活,都不是没有道理的,但不该忘记的记忆仍不可以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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