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中国传统史学.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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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中国传统史学

第七章中国传统史学

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先生说：

“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乎，则本国史学一课，实为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无愚、无贤、无不肖所皆当从事，视之如渴饮饥食，一刻不容缓者也。

”（《新史学》）我们现在的处境已大异于梁先生所处的时代，但是他强调读史的呼吁没有过时，也永远不会过时。

第一节传统史学史

一、萌芽时期

先秦时期是我国史学的萌芽时期。

萌芽期的史学载体：

（１）史官记载。

（２）甲骨文。

（３）金文；

（４）简牍；

（５）史书。

商周两朝都设置有史官，负责记录统治者的言论和事迹。

《礼记·玉藻》：

“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

”《汉书·艺文志》：

“左史记言，右史记事。

”两书虽然把左右史的职掌说得相反，但都反映了古代史官随时记录统治者的“言”和“事”。

据统计，甲骨文使用单字约4500个，目前已认识1700个左右。

郭沫若主编的《甲骨文合集》，共著录甲骨文41956片，是学习和研究甲骨文的重要工具书。

金文即青铜器铭文。

简者只记作器者名，不过几个字；详者或记事功，或录训词。

一般来说，百字上下的铭文占了相当多的数量，文长者不过三四百字。

现代考古学者的研究成果《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金文诂林》《金文大字典》，是研究金文的重要工具书。

商代文字主要书写在龟甲上，周代文字主要书写在竹简上。

但是，商王朝文史流传极少，周王朝则成为中国历史上开始有完整史料传承下来的朝代。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各诸侯国统治地位的确立和历史记录的积累，各国修史蔚然成风，如《夏书》、《商书》、《周书》、《逸周书》、《周语》、《齐语》、《楚语》等。

先秦时期比较成熟的历史文献是《春秋》。

《春秋》“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系统地反映了春秋时期的历史。

但它叙事简略，局限于天人关系、礼乐制度、统治者内部，至于古代文化及下层劳动者，或概不记载，或语焉不详。

严格说来，先秦史籍在体裁、体例、内容、范围以及语言、文字诸方面都存在问题，尚属萌芽阶段。

二、成熟时期

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史学的成熟时期。

1、编纂水平提高

首先是体裁创新。

如纪传体《史记》和《汉书》，编年体、典志体《三国志》，地方志《华阳国志》，舆地书《水经注》。

其次是详今略古。

作为修史原则，详今略古在《尚书》、《左传》中已有体现，在《史记》中反映得更为典型。

《史记》纪、传、表、志，均是愈古愈略，愈近愈详。

这是司马迁厚今薄古、古为今用思想的体现。

其三是融汇古今典籍。

《史记》和《汉书》的内容所以丰富，与它博采众家史料有直接关系。

《史记·太史公自序》：

“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

”《史记》采用文献不下百种。

其四是综合古今学术。

《史记》不仅写政治，也写学术，对先秦以来诸子百家均有专门记述，开启了学术史编纂之先河。

2、史学理论发展

史学理论是史家编纂历史文献的指导思想，史学理论的高下直接影响着史籍编撰水平。

与先秦相比，这一时期史学理论有显著的进步。

例如，为什么要编纂历史文献？

先秦史家未直接答复，西汉以来则日趋明朗。

司马迁提出：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报任少卿书》）范晔主张：

“正一代得失。

”（《狱中与诸甥侄书》）

3、历史文献增多

这一时期，史家辈出，竞相著述。

例如修东汉史者12家，修三国史者16家，修晋史者23家，修十六国史者30家，修南北史者22家。

因此，西汉以后史籍猛增，至隋代时已达874部、16558卷之多。

西汉以来中国史学之所以迅速成熟和发展，主要有三个原因：

一是有前人的借鉴；二是学术自由竞争；三是纸的发明和广泛应用。

三、繁荣时期

隋唐五代宋辽金元是中国史学的繁荣时期。

1、史籍数量增长

隋代史籍总计874部16558卷，宋代史籍激增至“凡史类二一四七部，四三一○九卷”（《宋史·艺文志》）。

以“二十四史”为例，唐、五代、宋、元四朝共计完成15部。

2、史籍规模扩大

以编年体为例，荀悦《汉纪》30卷，仅记西汉一代历史；司马光《资治通鉴》294卷，记战国至五代一千多年历史。

以纪传体为例，《晋书》130卷，《宋史》496卷。

以政书为例，杜佑《通典》200卷，郑樵《通志》200卷，马端临《文献通考》348卷。

这时期类书规模更为惊人，如宋代李昉等编《太平御览》计1000卷，王钦若、杨亿等编《册府元龟》计1000卷，但字数却在《太平御览》之上。

3、编纂水平提高

其一，创立新史体。

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型史籍，其中最突出的是史评体《史通》、政书体《通典》和纪事本末体《通鉴纪事本末》。

这三大史体的奠基人唐刘知几、杜佑，宋袁枢，全都是这一时期的知名学者。

此外，传记体、方志体、纲目体、大型类书以及会要、会典等各类体裁的新作，也纷纷问世。

其二，改进编年体。

司马光《资治通鉴》以年、时、月、日记述史事，克服了纪传体一事复见之弊；用追叙、并叙等法，弥补了传统编年体事以年隔之短；著《通鉴考异》，以分辨史料真伪。

如此等等，司马光《资治通鉴》将编年史籍的撰修水平提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其三，总结前人经验。

唐代刘知几《史通》是中国第一部史学评论专著，对古代以来史学成就，特别是史学方法，进行了全面探讨和总结。

如以体裁为准，将以往史书分为六家——《尚书》、《春秋》、《左传》、《国语》、《史记》、《汉书》，二体——编年体和纪传体，分析了二体的特点，对魏晋以来关于二体优劣的争论做了总结；内容除历史编纂学，还有历史观、史学思想、史家修养、史学源疏、修史常识等，是对唐代以前中国史学的第一次系统总结。

其四，官修史书制度健全而巩固。

唐代以后，官修史书、大臣监修成为永制。

较之私修，这一制度具有明显的优越性：

一是制度确立，历朝历代都毫无例外地为前朝编修正史，客观上为后人整理和保存了大量史料；二是大臣监修，甚至皇帝“御撰”，扩大了史籍的政治影响；三是集众修书，集专家学者文人专长之大成。

四、总结时期

明清两代是中国史学的总结时期。

1、整理旧籍

整理旧籍是明清学者，尤其是清代学者的重要成就。

具体可概括为：

增、辑、考、改。

增是增补。

知名如王钟麒《二十五史补编》，洪亮吉《十六国疆域志》，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丁国钧、文廷式等《补晋书艺文志》，钱大昕、倪灿等《补辽宋西夏金元史艺文志》，郝懿行《补宋书食货志》，万斯同补《历代史表》、《历代职官表》。

辑是辑佚。

知名如吴琯《古今逸史》，屠乔孙《十六国春秋》，范钦《今本竹书纪年》，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黄奭《汉学堂丛书》，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

考是考证。

知名如王鸣盛《十七史商榷》，钱大昕《廿二史考异》，赵翼《廿二史札记》，武英殿本《廿二史考证》，洪颐宣《诸史考异》，王先谦《汉书补注》、《续汉书补注》、《后汉书集解》。

改是改编旧籍。

知名如邵远平《元史类编》，魏源《元史新编》，屠寄《蒙兀儿史记》，洪钧《元史译文证补》，柯劭忞《新元史》。

2、汇编类书和丛书

类书是博采群书有关资料，分类纂录编排而成的书。

如明初《永乐大典》计有正文22877卷，凡例目录16卷，总约37000万字，引书七八千种；清代《古今图书集成》计有正文10000卷，目录40卷，另附考证24卷，总约16000万字。

丛书是将群书汇合为一，并冠以总名的套书。

明代知名如陈继儒《宝颜堂秘籍》、程荣《汉魏丛书》、陶宗仪《说郛》、毛晋《十三经》《十七史》《津逮秘籍》。

清代知名如《昭代丛书》、《百事全书》、《平津馆丛书》、《知不足斋丛书》、《抱经堂丛书》、《正谊堂丛书》、《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涵芬楼秘笈》、《学津讨原》、《墨海金壶》，规模最大是《四库全书》。

《四库全书》分经、史、子、集四大部分，分订为36304册，近100000万字。

3、纂修专史

以专史领域而论，明清史家用力较勤、影响较大的是学案、方志和历史地理研究。

学案是明清学者对学术史的别称，是记述古代学术渊源流派的史籍。

明末清初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宋元学案》是学术史著作的代表作。

以后学案体著作日盛一日，连续不断，其中较有影响的作品有万斯同《儒林宗派》、江藩《汉学师承记》、徐世昌《清儒学案》、朱彝尊《经义考》、章学诚《史籍考》，阮元《畴人传》。

清代史家章学诚是方志学的奠基人。

他不仅亲手编撰了许多方志，而且对古代方志编撰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和总结，建立了一系列有关方志的重要理论和编纂方法，例如《修志十议》提出的二便、三长、八忌、四体、四要等观点。

历史地理研究功在“二顾”（顾炎武、顾祖禹）。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记述了各地风情民俗，总结了明代衰亡原因，是一部政治性较强的历史地理书。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不仅历述了州域变迁、山川分野以及重要的城廓、关隘，也记述了古代军事家对这些险要地势的应用，因而也是一部重要的军事地理学专著。

之后，历史地理学著作与日俱增，较有影响的有钱邦寅《历代舆地征信编》、方式济《龙沙纪略》、徐松《西域水道记》《新疆识略》、毛奇龄《蛮司合志》、林谦光《台湾纪略》、陈履中《河套志》。

“五·四”前后，传统史学终结，中国史学进入了现代新时代。

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史学观的传入，使中国史学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第二节四大体裁和名著

一、纪传体

1、纪传体概说

纪传体出现于编年体之后，是以人物为中心的史书体裁，基本体例是本纪、世家、列传、史表、史志和论赞，被称为“正史”（《隋书·经籍志》），代表作为二十六史。

《世本》是先秦流传下来的唯一的纪传史书（刘向《别录》）。

但是，司马迁是纪传体的真正创始人，《史记》、《汉书》是纪传体的杰出代表。

《史记》是纪传体通史，《汉书》是纪传体断代史。

本纪简称“纪”，专记帝王，以编年体的形式反映一朝国政大事。

世家专记特殊上层。

《史记》三十世家多为诸侯而设。

《汉书》取消了“世家”体例，将人物统归列传。

以后史书的“世家”，专门记述割据者。

列传简称“传”，专记天子以外社会人物，上自公卿显贵，下至士农工商。

列传主要有三种形式：

专传、合传和类传。

史表简称“表”，是勾勒历史轮廓和历史线索的历史表格。

史表和史表序，堪称正史精华，往往以简要线索和文字揭示历史。

史志也称“书志”，简称“书”、“志”，专记社会典章制度，是后人研究古代历史的宝贵资料。

论赞评论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

有的置于篇末专论，有的夹叙夹议，有的二者兼用。

通过论赞，后人可以明了作者的立场和观点，加深了解古代史事。

2、司马迁《史记》

司马迁（前145-前86）字子长，西汉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大约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卒于汉昭帝始元元年，终年60岁。

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司马迁开始撰写《太史公书》，不久因李陵事件受到无辜株连，惨遭腐刑。

出狱后不久，他便奋笔疾书，于征和二年（前91）完成全书。

东汉荀悦《汉纪》：

“司马迁愤而作史记。

”自此始用《史记》之名。

《史记》有12本纪、10表、8书、30世家、70列传，凡130卷52万言。

《史记》成就主要在四个方面：

其一，开创纪传体。

其二，重要的史料价值。

《史记》广征博引，引用书目多达81种。

其三，进步的历史观。

司马迁十分重视社会经济，设有《货殖列传》、《平准书》、《河渠书》等专篇；客观评价历史人物，《本纪》将战败被杀的项羽同周、秦、西汉诸帝并列，《世家》将农民起义领袖陈涉与周公、太公、孔子同尊，《列传》将儒林、老庄、游侠、刺客与公卿大臣为伍；敢于揭露统治者，如借他人之口尖锐抨击汉武帝“内多欲而外施仁义”。

其四，语言洗练。

司马迁不愧为语言大师，为文汪洋恣肆，出神入化，所评事物入木三分，有画龙点睛之用。

鲁迅盛赞：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汉文学史纲要》）

《史记》问世后，研究者代不乏人。

最负盛名的是“三家注”：

刘宋裴《史记集解》，唐司马贞《史记索隐》，唐张守节《史记正义》。

此外有日本学者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

3、班固《汉书》

班固为东汉扶风安陵（今陕西扶风）人，生于光武帝建武八年（32）。

汉明帝授为兰台令史，从此一面典校秘书，一面编修国史《汉书》。

班氏世代显贵，诗书传家，至班固一代，一门数人彪炳青史：

父班彪以才学名重当代，弟班超是打通西域的著名外交家，妹班昭完成《汉书》未竟大业。

《汉书》记西汉一朝（包括王莽15年）229年历史，计有帝纪12卷，表8卷，志10卷，列传70卷，共100卷80万言。

隋唐以前，《汉书》影响超出《史记》。

隋唐以降，《史记》影响逐步扩大，但《汉书》地位稳如泰山，从未动摇。

为什么《汉书》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有如此巨大的影响？

其一，《汉书》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十二纪用编年的形式反映了西汉皇朝国政大事，七十列传反映了西汉一代由上至下各个阶层的代表人物，十志以通史的形式反映不同领域的典章制度和有关事物。

其二，《汉书》的史学方法独辟蹊径。

一是断代为书。

二是完善了纪传体例。

以史志为例，首创《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艺文志》。

其三，《汉书》在文坛上享有很高声誉。

班固塑造历史人物，很注意人物个性刻画和细节描写，读来如见其人，如闻其声。

《汉书》开启了魏晋以后传奇小说的先河，而文字凝炼简净，典雅高华。

二、编年体

编年体是最早的史书形式。

由于历代史家努力，先秦以来的编年体史籍可谓洋洋大观。

《四库全书总目》著录有38种。

如《竹书纪年》上起传说中的黄帝，下至战国时期魏襄王二十年（前299）；《资治通鉴》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下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共1362年；《大事记续编》上起汉武帝征和四年（前89），下到宋恭帝德祐二年（1276），共1365年。

1、《春秋》

“春秋”是个多义词，一是代指一年，二是指先秦各国编年体史书。

各国《春秋》先后亡佚，流传至今的《春秋》是孔子在鲁《春秋》基础上编定的。

《春秋》以时间为纲，用鲁十二公序列排比史事，分年纪事，上起鲁隐公元年（前722），下迄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凡242年历史。

《春秋》内容侧重反映动荡不安的社会形势，有关战争记述很多，经济文化等则少有涉及，或许只能算是一部简单的政治史。

《春秋》的主要成就和特点：

其一，开创编年体。

《春秋》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编年史籍，也是率先打破“学在官府”的私人编撰代表作。

它采用“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的方式叙述中国历史。

对后世产生了广泛影响。

其二，确立了“属辞比事”的修史方法。

属辞是修辞，比事是排比史事，属辞比事体现在义（修史宗旨）、事（修史史实）、文（修史文辞）三者统一。

《春秋》统一义、事、文，是对前代史官有闻必录记史方法的重大突破。

其三，笔法严谨。

孔子字斟句酌，微言大义，形成名垂千古的“《春秋》笔法”，所谓“一字之褒，荣于华衮；一字之贬，严于斧钺”。

《春秋》存在的问题：

第一，具有明显的复古保守思想。

这就是孔子所谓的“正名分”，试图垂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西周社会范式。

不过，《春秋》于此所强调的“大一统”观念，对后世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对历代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有积极意义。

第二，开“曲笔”写史先河。

所谓“微言大义”，不仅强调“义含褒贬”，还提倡“为尊者讳”，“为贤者讳”，所谓“婉而成章”笔法。

这种曲笔写史对后世史学带来不良影响。

第三，文字简约，语焉不详。

《春秋》全书微言大义，简洁隐晦，多为纲目记要而少于叙事。

用字严谨是一个长处，但过分苛求走向反面，特别是碰到一些复杂的史实，很难知其就里。

2、《左传》

《左传》是《春秋》三传之一，也称《春秋左氏传》。

《春秋》问世后，解释它的作品较多，据《汉书·艺文志》，最有名的是五家：

《左氏传》、《公羊传》、《觳梁传》、《邹氏传》、《夹氏传》。

以后，《邹氏传》《夹氏传》失传，惟余三传。

《左传》作者究竟何人，学术界一向有不同的观点。

司马迁、班固一派认为是左丘明。

相反一派认为是左丘，不是与孔子同时的左丘明；《左传》也不是为注释《春秋》而作。

司马迁、班固皆汉人，汉代上距春秋末期不远；二者又是治学严谨的史学大家，所记当有可靠资料为据。

与《春秋》相比，《左传》成就主要有三点。

其一，史料丰富。

《春秋》记鲁国史事，《左传》记多国史事；《春秋》记事侧重于政事，《左传》兼记社会诸多方面；《春秋》依时序递相祖述，《左传》不时突破编年局限，记事多有溯及上古，史事之富远过《春秋》。

其二，写史方法有所改进。

《春秋》是记录式编年体，罗列史实，有如流水账簿；《左传》是叙述式编年，有记事亦有记言。

尤其可贵的是，《春秋》“为尊者讳”、“为贤者讳”，《左传》则敢于正面披露。

其三，在文学领域有较大影响。

《春秋》文字简约隐晦，少有文学色彩；《左传》文字恢弘畅达，斑斓多姿。

3、司马光《资治通鉴》

司马光，字君实，北宋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人。

神宗时，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被贬官洛阳。

贬职15年是司马光的学术黄金期。

他悉心著述，成巨著《资治通鉴》，从根本上扭转了编年体衰落的局面。

《资治通鉴》凡294卷，上起周威烈王二三年（前403），下止五代周世宗显德六年（959），依周、秦、汉、魏、隋、唐、五代之序，共记16朝1362年历史。

其成就和特点，为历代学者所赞赏：

其一，科学的编纂方法。

（1）严格编撰程序。

大体三步：

编制丛目，组织长编，全书统稿。

（2）发明正辅之作。

正文294卷。

辅助部分：

《通鉴目录》30卷，《通鉴释例》1卷，《通鉴举要历》80卷，《稽古录》20卷，《历年图》5卷，《通鉴考异》30卷等。

其中，《通鉴目录》是全书大纲，《通鉴考异》向读者说明材料取舍原因。

（3）成功运用追叙法和并叙法。

写人物是纪传体之长，编年体之短。

司马光借鉴纪传体，运用追叙法和并叙法，描写人物非常成功。

（4）详今略古。

全书294卷，战国秦汉622年用68卷，魏晋南北朝369年用108卷，隋唐五代371年用118卷。

其二，珍贵的历史史料。

（1）考证审慎。

有文献记载，当司马光把数千万字的史料凝结成300万字作品后，残存在西京洛阳的各种底稿堆满数屋。

其严密考证之艰，可窥一斑。

（2）保存史料。

《资治通鉴》广征博引，取材广泛，网罗宏富，客观上起到了保存历史资料的作用。

《资治通鉴》一书撰成后，在当时和后世都极受重视，因而在史籍修撰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

从史料上讲，有续编、注释、考证、简编继起；从体裁上讲，有编年纲目体、纪事本末体继起。

仿效《资治通鉴》编年体史籍如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仅取编年原则而别创纲目体史籍如朱熹《资治通鉴纲目》，打破编年原则而创纪事本末体史籍如袁枢《通鉴纪事本末》；马端临《文献通考》发展了杜佑的《通典》，而其原来的目的是要比附《资治通鉴》。

这些都说明，《资治通鉴》对于后世史籍编纂的影响，相当于司马迁《史记》。

4、起居注和实录

起居注是在位皇帝的言行录，实录是在位皇帝的大事记。

与传统的纪传、编年史籍相比，起居注和实录都不免有粗糙原始之嫌，但其史料价值则不容忽视。

其一，可以弥补正史记载的缺漏。

其二，可以订正正史记载的讹误。

当然，实录不“实”。

清代雍正、乾隆初，就曾改篡过太祖、太宗、世祖三朝实录。

以后实录也都在皇帝授意下多次修改。

三、纪事本末体

纪事本末体是以事件为纲、分类编排、每事一个标题、每事有首有尾的历史文献体裁。

以宋袁枢《通鉴纪事本末》问世为标志，纪事本末体开始跃居史坛前列，在史学领域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

袁枢（1131～1205年）：

字机仲，南宋建州建安（福建建瓯）人。

纪事本末体的主要特点：

以史事为主线，逐一条贯。

这种体裁使千头万绪的历史现象眉目清晰，一览了然，克服了纪传体彼此错陈，编年体前后隔越之患。

《资治通鉴》全书294卷，袁枢以纪事本末体改编之后，基本史实并无什么减少，全书却仅有42卷。

纪事本末体存在明显缺陷。

首先是有顾此失彼之嫌。

其次是彼此孤立，割断联系。

纪事本末史籍大体可以划分为两大类：

（1）朝代纪事本末。

写多朝如宋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写一朝如宋杨仲良《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明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和《元史纪事本末》、张鉴《西夏纪事本末》，清李有棠《辽史纪事本末》和《金史纪事本末》、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倪在田《续明纪事本末》，近人黄寿鸿《清史纪事本末》。

（2）专史纪事本末。

如清杨陆荣《三藩纪事本末》、钱名世《四藩始末》、勒德洪《平定三逆方略》、温达《亲征平定朔漠方略》、来保《平定金川方略》、傅恒《平定准噶尔方略》。

四、典志体

典志体又称政书体，专详文物典章制度。

唐杜佑《通典》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典制史。

杜佑（735～812）字君卿，唐代京兆万年（今陕西长安县）人。

《通典》自大历元年（766）动笔，至贞元十七年（801）撰定，前后历时凡35年。

《通典》上起唐虞，下穷唐代宗，记述典制数千年。

全书分为九门：

食货典12卷、选举典6卷、官职典22卷、礼典100卷、乐典7卷、兵典15卷、刑典8卷、州郡典14卷、边防典16卷，共200卷。

《通典》的主要价值不在保存了特殊的史料，而在编排完善，使分见于其它类型史籍的典章制度，在以类相从的新形式下重新予以适当的组织，令人容易得到完整而有系统的概念。

这是唐以前各种体裁的史籍所不能达到的。

《通典》问世后，影响广泛而深远。

其一，引起了史家的高度重视。

如“三通”多次续修，有“续三通”、“清三通”；也促进了史家积极编纂各种形式的典志史，如历朝会要、会典。

其二，引起了统治者的日益关注。

清代设馆仿作，以官修取代私修。

《四库全书总目》首次在史部辟出“政书”类目，《通典》高居其首。

第三节其他常用体裁

一、舆地书和地方志

舆地书是专详一地地理及其沿革变迁的史籍。

主要有四类：

自然地理，经济地理，政治地理，历史地图。

它们从不同角度，以不同形式，为后人再现了中国古代的地理风貌。

1、自然地理类

自然地理研究大体有山河、水道、游记三个方向。

《山海经》和《禹贡》是典型的以山河为纲的文献。

《山海经》是我国目前所知最早的自然地理书，分为《山经》、《海经》、《大荒经》三部分。

《山经》约成书于春秋末期或战国初期，将中国划分为东、西、南、北、中五个地区；《海经》和《大荒经》是西汉和汉代以后写的。

《禹贡》可能成书在战国时代，借大禹治水的传说，以高山和河流为标志，分中国为九州。

《水经》是最早的以水道为纲的文献，约成于三国时期，记述各类河流137条。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是后世研究《水经》的代表作。

凡40卷，征引资料437种，记述河流1250条，共30万字，等于《水经》的20倍，是后人研究南北朝历史地理的必读书。

由于其文字典雅清淳，在古代文学史上也享有很高声誉。

游记文献根据作者见闻而写。

代表作是唐玄奘《大唐西域记》、明徐宏祖《徐霞客游记》。

此外，东晋僧人法显《佛国记》、明马欢《瀛涯胜览》等，也有一定影响。

2、经济地理类

宋沈括和明末清初顾炎武是经济地理研究的杰出代表。

沈括没有专著，但《梦溪笔谈》有许多精彩记录。

顾氏《天下郡国利病书》120卷150万字，参阅资料上千种，反映了各地赋役、屯垦、水利、粮额、兵防、漕运、马政、盐政、关隘等，是不可多得的经济地理文献。

3、政治地理类

唐代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是编写较好、现存最古的政治地理志。

该书记述唐元和时期全国各地区的户口、沿革、山川及贡赋等项。

宋代地理总志编纂较前更为兴盛。

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王存《元丰九域志》、欧阳忞《舆地广记》，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祝穆《方舆胜览》等，都影响深远。

元修《大元一统志》，规模宏大，可惜亡佚。

明修《大明一统志》，清修《大清一统志》，内容翔实，体例趋于成熟。

4、历史地图

晋裴秀（223～271）是中国地图学的奠基人。

他不仅绘制出《禹贡地域图》18幅，还在《禹贡地域图序》中提出“制图六体”，即“分率”（比例）、“准望”（方位）、“道里”（实距）、“高下”（海拔）、“方邪”、“迂直”六种绘图方法。

《禹贡地域图》虽然亡佚，制图方法一直沿用至宋元。

唐贾耽（729～805）所绘《海内华夷图》和《陇右山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