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at Can We Learn about the Resource Curse.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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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外国援助，我们得到了关于“资源诅咒”的什么启示？

KevinM.Morrison

在大量的经济学和政治学著作中，都分析了“资源诅咒”这种现象——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呈现出较差的经济和政治成果。

作者考察了“诅咒”产生的根本机制，并且阐明这些国家都是以自然资源为政府带来的产出为利益中心的。

因此，在最近的许多著作中证明了一种观点，认为在一个有能力的政府的控制下，自然资源是没有负面影响的，而可能是积极的影响，这种证明的出现是不足为奇的。

因此，这个问题的重点就是：

对于那些行政能力较差的国家，我们能做些什么？

政策性的建议已经集中在以下两点：

（a）使这些资源脱离政府的控制（b）使政府以特定的方式利用这些资源。

这两种方式都没有取得显著的成功，而通过对那些以另外一种重要的非税收性盈利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发展中国家的研究，我们应该预测得到，这两种方式实施的最终结果将导致外国援助。

在一些著作中，关于外国援助和“资源诅咒”之间的相似之处都得以重新审视，就像是重新审视援助文学一样，能从中得到教训。

这些教训表明，对于那些资源丰富且治理不当的国家来说，需要在方法上有一个重要的改变。

JELcodes:

F35,F50,H27,O19,Q3

如果高收入国家想利用那些低收入国家的丰富资源来发展，例如石油，高收入国家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法？

由于近年来商品价格的暴涨，发展中国家多收入了数十亿美元。

然而，这些额外的利润并不受欢迎，反而受到了多数怀有恐惧心理的观察家的欢迎。

但是，已经出现了一些希望，认为这些不义之财对发展是有有利影响的，一个具有影响的研究认为，那些资源丰富的国家在政治和经济上表现得比较差，所以，国际社会已经把更多的重点放在了如何使这些国家避免在自然资源来临的同时也出现了“诅咒”（forexampleOverseasDevelopmentInstitute2006;Naı´m2009）。

发达国家做些什么才能抵消这些显著的负面影响，尤其是在商品价格可能会继续在历史高位水平运行的同时（WorldBank2009）？

我将通过分析外国援助的经验来试图回答这个问题。

然而，外国援助与自然资源之间的对比起初看起来可能会有些奇怪，在文章中我主张的是，自然资源利润和外国援助之间的相关不同点，事实上是很少的。

我将会从如何利用资源所带来的利润的角度详细解释这些问题，使自然资源财富与政治和经济绩效较差的国家联系起来。

同样地，在许多情况下，一个国家通过援助获得利润没有什么特别的区别，例如，石油。

毫不奇怪，在下文中，文献中分析的援助的影响与“资源诅咒”的文献中所分析的影响非常相似，尽管这种工作得到了很少的关注。

这两种盈利模式之间的相似处已经取得了政策性的结果。

虽然这两种盈利模式以相似的方式作用着，但是近年来，对于自然资源和外国援助的政策指导已经明显出现了偏差。

然而外国援助的捐赠已经直接用来强调接收国政府之间的合作关系，政府对自然资源的指导已经集中在使这些自然资源脱离政府的掌控了。

这两种直接影响的原因在下文中将被重新审视，并且我将表明，外国援助的政策过去经常看起来像现在的自然资源政策。

关于援助影响的历史的可怜经验表明，现在对于自然资源的政策似乎并不成功——这一观点得到了最近的数据记录的支持。

以下的部分，将会重新审视那些将自然资源和糟糕的经济政策成果联系起来的著作，这些著作还详述了利用这些资源产生的利益所引起的主要问题。

我还将讨论这些政策性的建议，这些建议是用来解决那些问题和他们取得成功所缺乏的东西。

在下面的章节中，我回顾了几十年来尝试了各种机制经验的援助团体，他们是如何提高对那些绩效不佳的政府的援助影响效果的——那些现在关于自然资源的建议性的机制十分相似——并且发现了他们的成功受到了限制。

因此，援助界近年来已经改变其做法。

在下面的部分中，我将讨论在自然资源应用中这种新方式是如何被实施的——一种比现在实施的方式非常不用的策略。

利益诅咒

通过一部有影响的著作，我们可以看到，自然资源的存在产生了消极的经济和政治结果，比如经济增长缓慢和更权威的整体。

这一部分阐明将资源与这些影响联系到一起的产生机制，这些影响即“荷兰病”、收入波动、和像“政治恶化”一样涉及到的更广泛的领域。

最重要的是，我将会证明，连接自然资源和这些结果的每种根本产生机制可能被与两方面相连接：

1、自然资源的利润2、政府如何利用这些利润。

这表示我们要学习如何控制那些来自于非税收性盈利的利润。

最有名的自然资源的影响之一就是实际汇率的上涨，最终导致了通常所说的“荷兰病”。

自然资源的出口价格的上涨导致了汇率的上涨，同时这也使得其他商品（非天然资源）的出口缺乏竞争力。

随着现在进口商品价格的降低，对于国内的生产商在本地市场上，也是更难去竞争了。

加之，本地的劳动力和资产被运用到自然资源生产上，他们的价格在升高，而这使其他领域的生产成本上升。

这样一来总的结果就是自然资源的特权化和部门之间的不交易，在经济上挤出了那些传统出口产品（制造业，农业，或者两者）。

然而，当自然资源被发现的同时“荷兰病”是不必出现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是否依赖于怎样花掉产生的利润。

就像Sachs指出的一样：

简而言之，荷兰病的真正恐惧在于非石油出口业将会缩水，从而经济方面的技术进步的主要来源也会缩水。

如果石油的收益被作为国家发展战略得以正确的投资，这种恐惧是大大夸大了的。

如果石油的收益没有用在消费上，而是用在了公共投资上，这种汇率提高所带来的消极影响能被抵消。

话句话说，一个有能力的政府应该能够避免“资源诅咒”的这个方面（alsoseevanWijnbergen1984）。

印尼在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繁荣经验展示了事实上这种现象是可以发生的。

他们没有将增加的收益花费在石油产业上，印尼政府却将石油产生的收益投资在农业、工业、交易部门，为了增强生产力。

就像Usui（1997）指出的一样，印尼政府的政策中最显著的方面就是他们着重强调了农业发展。

印尼政府利用石油产生的收益去鼓励稻米产业的扩张，增强探索和推广，投资用于灌溉，并且资助施肥。

政府的采购对使大米的收购价格很高，并且对施肥进行补助，从而能有效的利用新型绿色农业革命。

这种对农民的激励结果就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印尼在稻米生产商已经达到了自给自足。

马来西亚也可以作为避免荷兰病的成功典范。

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原油的发现按带来了利润，随后就是液化天然气也带来了利润，这些利润被用来投资，而不是消费。

这种政策的出台是基于马来西亚试图使他的经济多样化，而不再依靠橡胶和锡。

就像在印尼一样，很多的发展战略都是以着农业现代化为中心，政府的发展计划就是开发新的经济作物（如棕榈油），并且提高现有作物（如橡胶）的产出性能。

这些举措是将资源产出投资到经济和社会基础设施的一部分——公共投资的一半是应用在了能源、交通和运输上，而总投资的10%-17%被投入到了教育、住房和卫生上（Abidin2001）。

除了荷兰病之外，自然资源的出口商也面临着收益波动的问题。

就像Humphreys,Sachs,和Stiglitz（2007b）所指出的一样，这种波动是有几个来源的，包括资源的提取比率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政府同生产企业的推迟合同，世界性的价格波动，周期性的贷款往往会激增和急降。

这种波动产生了财政政策性的问题：

由于公共开支的边际效益递减，在开支上的社会收益在某些年份上得增多并没有使得开支上的社会成本降低。

然而，像荷兰病一样，对于一个有能力的政府来讲，这是一个通过适当方式可以克服的问题——这个政府能够以“平稳”支付度过一段时间。

有各种方式可以达到这个目的，虽然近期最流行的选择是建立“自然资源基金”，这个基金（当他们能起到很好的作用时）当自然资源增长时储存收益，当收益下降时提高公共支出。

例如，智利成立于1985年的铜稳定基金（CSF），达到在瞬息万变铜收入的情况下稳定汇率和财政收入的目的。

储蓄的原则就是将资源以一定的比例转化为基金，这种比例是基于铜的实际价格与政府建立的长期铜指导价格之间的不同确定的。

铜的实际价格与长期价格相比是比较高的，更多的资源被转化成基金了（反之亦然）。

该基金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并且预算支出没有紧随着收益的变化而变化，这就之前CSF（Fasano2000）的例子。

使自然资源和“诅咒”相联系的最终导致机制可以广义上称为“政治恶化”。

自然资源的租金已经和更大的腐败、较差的责任、较少的民主相联系了（Ross2001）。

责任感的争论中心趋向与政府利用这些收益避免向公民征税的能力，这种能力经常被认为在西部开发的代表性企业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Tilly1990;Ross2004）。

关于自然资源和较少的民主之间的联系的许多解释，都相似的关注了收入（Anderson1995;Karl1997），因为这些资源仅仅给予了政治体系更多的钱，他们利用这些钱去追求各种策略以保持执政。

就像Jensen和Wantchekon（2004,p.821）所说的：

“连接权利规则和资源依赖的重要机制，也同样连接民主转型和民主巩固的机制，就是对于自然资源租金的分配的现任判断。

”

然而，就像前两个“资源诅咒”机制一样，事实就是政治机制是围绕着资源利用为中心的，这就表明这种影响是由于这些政府机构在收入增长时处理得当。

例如，基于此逻辑，我（Morrison2009）认为，这些收入并不是“反民主”甚至是“亲民主”，而是简单的稳定，在某种意义上讲，他们巩固了他们进入的任何政治体制。

我利用了来自104个国家在1973-2001年的面板数据，展示了非税收性的收入的产生，例如，通过国有天然资源公司，在民主和独裁方面的体制转型的可能性较小（在各种测量方式中）。

博茨瓦纳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个国家从它的自然资源中活力了。

博茨瓦纳在过去的40年内，是世界上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而这个国家自从独立以来就产生了自由竞争的民主选举。

在对博茨瓦纳的成功进行的分析中，Acemoglu,Johnson,andRobinson（2003,p.105-6）指出了当钻石出现时这种现有机构的重要性：

“随着时间的推移钻石走上了主流，这个国家已经开始建立一个相关的民主政治和有效的制度。

”财富的激增似乎强化了这种观点。

由于BDP[BotswanaDemocraticParty]的深度联盟，钻石的租金被广泛分布，这种财富的程度增加了破坏这种好的制度途径的机会成本。

与之相比，虽然都通过了相似的活力阶段，而当20世纪70年代石油价格激增且大量租金属于了墨西哥的政党时，墨西哥稳定的是政党与民主力量之间的对抗（Magaloni2006）。

总之，各种负面相应已经归因于自然资源，由这些资源产生的收入和政府如何利用这些收入这些原因引起的影响。

基于这个原因，最近那些重要的关于“资源诅咒”的理论著作正在强调一个事实，这个事实就是这些资源在一个特定的国家依靠着制度环境，有着非常不用的影响，这一点不足为奇（Hodler2006;Mehlum,Moene,andTorvik2006;Robinson,Torvik,andVerdier2006;BhattacharyyaandHodler2009）。

在这种有利的制度环境下，自然资源没有消极的影响甚至能有积极的经济影响，然而在较差的制度环境下，这些自然资源却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同样，在政治方面，最近的理论工作已经集中在了如何利用这些资源能稳定民主体制，并且不仅仅是当权者的（Dunning2008;Smith2008;Morrison2009）。

这种理论的转变已经得到俄最近实证工作的支持。

利用来自于124个国家在1980-2004期间的面板数据，和对自然资源、民主、腐败的几种不同的测量，Bhattacharyya和Hodler（2009）发现，如果民主制度的质量变差的话，资源租金将会导致腐败的增加，反之亦然。

利用来自于80个国家在1975-1998期间的面板数据，Boschini,Pettersson,和Roine（2007）对自然资源用了四种不同测量方式，可供专用的自然资源在低质量的制度环境中对于增长是有负面效应的，而在高质量的制度环境中有积极的效应。

对于制度质量他们用了7中方式测量，包括法律规则指标，财富权利的保护，征收的风险，和政府拒绝合同的风险（Kaufman,Kraay,andZoido-Lobato´n2002;KeeferandKnack2002）。

别人也发现了类似的结果。

利用Sachs和Warner（1995）最初的数据，包括87个国家，Mehlum,Moene,和Torvik（2006）显示，在1965-1990期间，自然资源在较差的制度下仅仅减少了单位资本收入的增长，但是在好的制度下并没有那些（measuredusingindicesinKeeferandKnack2002）。

而Hodler（2006）使用了对每一单位资本的自然资源进行了一种测量，并且对民族和宗教的分数化进行了各种方式的测量，显示出（usingOLSand2SLS）自然资源在同质的国家中使每一单位的资本收入增加了，但是在分数的国家中却减少了。

虽然这些理论的进步和实证研究结果是令人鼓舞的，他们打消了自然资源，必须与诅咒相关的概念，他们还提出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

可以用这些资源做什么时，当他们出现在制度环境较差的国家内？

已经提出了几种选择。

鉴于主要问题是政府如何使用自然资源收入，政策建议的核心之一就是使政府对于如何利用这些收入的控制减少。

这是可以做到的两种方式之一。

首先是是这些资源以某种方式远离政府或者其他通过政府的方式，包括建议国有化的石油公司私有化（WeinthalandLuong2006）或者分配石油财富直接给公民（BirdsallandSubramanian2004）。

第二种方式就是保持资源在政府的控制之下，但是试着以某种方式改变政府的行为。

这包括将钱都放在自然资源基金里（Varangis,Akiyama,andMitchell1995），这些基金应该有一些存在的条件，这些条件包括被应用的方式，监管的方式，或者两者兼有。

这些方式在哪里得以实施，这些政策并没有取得显著的成功，这在下文中都得到了跟详细的讨论。

例如，那些自然资源基金似乎运行的很合理的，通常都是那些开始能很好的控制自己的财政状况的国家（Davisandothers2001;Pegg2006;IndependentEvaluationGroup2009）。

然而令人失望的是，这种机制的效应不尽人意，但这应该没有什么惊奇的。

上文已经讨论的国家中——例如避免了“资源诅咒”的国家——这些国家在控制资源上没有成功，并不是因为以某种特别的机制孤立自己。

反而这些国家的增长轨迹表明，他们正在争取许多事情的权利——很好的控制他们的自然资源作为他们总体经济竞争力的一部分。

此外，政治团体关于自然资源的建议机制可能被认为是这个团体的创新，这种成功的缺失，对于那些将焦点集中在另一种主要收入来源来自于发展中国家（即国外援助）上的人来讲，似乎很奇怪。

其中的原因，还有外国援助经验的影响，将在下一节进行讨论。

国外援助的教训

除了强调制度环境决定自然资源的影响力这一观点的重要性之外，事实上，由收入引起的一个重要问题导致了这些资源的“诅咒”，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自然资源的收入不同于其他种的收入，尤其是没有通过税收产生的收入？

尽管这份关于原油的出自首批具有影响力的政府分析报告提到了原油租金和其他类型的可得收入的相似之处，但是学者们仅仅是刚开始深入探究这些相似点。

这些利用的自然资源收益产生的额外资本收益已经被比作国外援助（Bra¨utigam2000;Svensson2000;Moore2001;Therkildsen2002;Collier2006;Morrison2007;Smith2008）。

就像Collier（2006,p.1483）指出的一样，“这些都是‘主权租金’。

”事实上，很明显的注意到这些文献在援助和自然资源的影响上是如何相似的。

由于以上讨论的三种引发机制，学者们已经将援助和较差的经济和政治产出相联系，这三个机制分别是：

荷兰病（forexampleYounger1992;AdamandBevan2003;RajanandSubramanian2005）,易变的援助（BulirandLane2002;Arellanoandothers2009）,政治恶化（forexampleKnack2001;vandeWalle2001;Bra¨utigamandKnack2004）。

这些机制的严重程度取决于制度在一个国家的发生情况，许多学者都认为，援助的效果是受到体制环境的影响，就像最近对自然资源的研究一样（forexampleIsham,

Kaufmann,andPritchett1997;BurnsideandDollar2000,2004;Kosack2003;Mosley,Hudson,andVerschoor2004;Gomaneeandothers2005;KosackandTobin2006;Wright2008;Baliamoune-LutzandMavrotas2009;Morrison2009）。

然而，尽管这些明显的相似之处，近年来的政策建议有关这两个收入来源几乎向相反的方向移动。

如上所述，自然资源文献的总推动力已经使得钱脱离了政府的控制了，或者至少试图改变政府使用这些钱的方式。

相比之下，在援助团体中，这种方式已经趋向于确保政府对消费掉这些资源的方式拥有“所有权”。

如果捐献者担心结果，该方法已经发展提供援助以暗示这些国家已经有良好的体制和政策在运行，而不是试图改变行为的政府。

为什么外援社会在这个方向移动？

答案是：

几十年的捐助者尝试的战术非常相似，那些目前正在建议对自然资源的企图改变政府的行为或绕过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发现他们大部分是不成功的。

因此，它是值得检讨，研究这些战术的文献。

捐助方在这方面努力，采取了两种形式，政策条件（试图改变政府的行为）或项目（试图绕过政府在一定程度上）。

本节着眼于这些努力。

政策条件——试图改变政府的政策以换取货币——已经过去几十年的外国援助的做法更具争议性的的方面之一。

练习者（大多数捐助者）和其批评的思想的基础（许多非政府组织）一直假设，这些条件的实际工作，也就是说，假设政府真正实现由外国捐助者所需要的政策。

事实上，虽然在某些情况下这些条件有可能影响政府在以一种特定的方式行事，研究已经得到了结论，这些条件在政策上没有系统性的影响（WorldBank1992b;Mosley,Harrigan,andToye1995;Collier1997;AlesinaandDollar2000;BurnsideandDollar2000;vandeWalle2001;Easterly2005;HeckelmanandKnack2008）。

条件在通常情况下没有起作用是有两个重要的原因的。

首先是接收方的，简单的说，就是有强大的政治力量以正确的方式反对政治条件。

如果这是不正确的，条件当然通常是不必要的：

政策已经很到位。

反对党可能会在行政部门或境外，但无论哪种方式，它很可能继续下去，即使政策是在第一次提起。

因此，采取的政策，因为条件是在实践中往往颠倒或干脆忽略。

这就提出了第二个原因，条件已经不工作，对捐助方之一：

捐助者继续发放即使不符合条件的资金有强烈的动机。

这些奖励可以是政治性的，如需要支持政府出于战略原因；或如不需要破坏强劲的贸易或投资与国家的关系，他们可以是经济。

激励，甚至可以是官僚，如需要援助机构支付他们所有的资金，第二年为了得到同样数额的资金。

不论其来源，这些激励措施往往意味着发放援助，无论是否条件得到满足（WorldBank1992b）。

其他捐助方式，以使援助更加有效地实施项目，也同样令人失望的结果。

项目不绕过该国政府的管控范畴，例如，私有化的国有石油公司中的许多的设计都是旨在捐助者和政府之间的合作。

然而，毫无疑问，基于项目的援助，就意味着在如何发钱上，减少了受援国的自由量裁权。

例如，委托代理理论表明，作为一个捐助者之间的喜好（主体）和受援国（代理人）越来越不同，捐助者应扩大其控制如何花的钱的能力（Winters2010）。

Radelet（2004,p.13）写道：

在这方面的政策中都不难发现，例如，“弱，失败和管理不善的国家，捐助者应在确定优先事项和方案设计，保持强有力的作用。

”

窗体顶端

然而，三个问题都削弱了捐助者资助的项目。

首先，去融资项目的援助，主要是可替代的，在这个意义上，它只是让政府拿钱，它会在该项目上花了这些钱（例如，一所学校），和另一个项目上花费（（Feyzioglu,Swaroop,andZhu1998）。

通过这种方式，而捐助者资助一所学校，他们的钱可能只是使政府在其他优先项目免费了（例如，武器）。

第二，使钱脱离了政府的管控，阻碍了一个有能力的国家的建设，如果有历史经验作为指导，这是一个发展的必然。

由几十种不同的捐助者资助的项目的扩散，在任何给定的部门中政府的监测已经是极度的困难了，并且高昂的交易成本往往会破坏官僚监督质量（KnackandRahman2007）。

第三，也许对于自然资源收入对比中最重要的是，在一个较差的政策环境中，没有现在并没有大量的直接的证据证明这个计划不能成功（WorldBank1992a;Easterly2002）。

究其原因是相当直观的。

例如，如果捐助者建立了一个道路，在一个国家里有没有来自政府拨款进行维修，或经济政策不鼓励新的投资和创业，这条路很可能要在促进经济发展是不利的。

对于援助文学的自然资源的条件和项目的的整体影响是什么？

基本上援助文学提供了一个框架，通过它能够更好地理解结果令人失望的结果和悲观的前景，以为避免“资源诅咒”而采取各种政策建议。

例如，考虑的建议，使自然资源脱离政府管控。

资源的私有化也经历了同样的问题，这个问题已经使基础项目援助受到了困扰。

在缺乏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的条件下，如发达的法律制度，利润来源于税收征管，并且公司治理的监管架构，资源私有化导致了少数人都变得非常富有，而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却看起来获得了很少的利益（Stiglitz2007）。

虽然有些人可能认为，长此以往这些新富将开始要求更好的机构，没有什么特别的历史或理论原因对此期望（HoffandStiglitz2005）。

向公民传输自然资源收入以包干的形式，另一个方式使资源脱离政府的管控，同样是不可能成功的。

正如高盛（2007）认为，贫困国家需要的是发展基础设施和初级保健和教育，必须由政府提供的服务。

在政府缺席的情况下向公民传输资源，是不会导致在任何国家的大规模发展，这种发展需要一个有效的政府。

然而，大多数的讨论集中在这些对资源的处理机制的经济影响，也有理由去怀疑他们在国内提升其政治地位的能力。

例如，一种方式希望使钱脱离当局整体的管控，使这些钱分配给公民，例如，可能会动摇当局的政体。

然而，我（Morrison2007）已经阐明，即使一种观点认为这种分配很完美（例如没有腐败），在这种一系列宽泛的条件下，这种分配并不会动摇独裁者的地位。

我通过AcemogluandRobinson（2006）利用这种先进的理论框架，来分析富有的精英们和市民之间不分配的斗争是如何影响政治体制转变（例如，从Rueschemeyer,Stephens,andStephens1992;Boix2003也会看到），并且我也证明了，把钱分配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