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武 用大数据的量化来研究历史.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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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武用大数据的量化来研究历史
陈志武 用大数据的量化来研究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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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记者徐琳玲“妻妾价格研究”、“传统社会里女性如何被用作避险资产”,经济学家陈志武做梦也没想到,这两组字眼,怎么就把他卷进舆论漩涡里。
自4月下旬开始,一张手机拍摄的学术讲座宣传海报照片在微博、微信朋友圈里被疯狂转发。
这张印有“上海财经大学讲坛”字样的暗红色海报上,这两行看上去活色生香的演讲标题,字体粗黑,排版无任何多余修饰,昭示着这是一场严肃的、内部的、小范围的学术交流活动。
好奇、质问、兴奋、疑惑,还是如潮水一般涌向这位一直以理性、温和示人的学者。
首先向他发起诘难的,是一位在职业妇女圈里很有组织力和影响力的女性友人。
“她在微信上问我:
你真的要讲这个话题?
我说为什么不可以。
”
感觉到对方竭力抑制的怒火,陈志武当即就把讲座的PPT、文章都发了过去,“我做了一些解释,我说我研究这个话题,并不是说贬低妇女的地位和权利,恰恰相反……”
自那一天起,这位女士就没有和他说过话。
“我感觉她再也不想和我说话了。
”
来自男性朋友和熟人们的古怪反应,同样令他哭笑不得。
他们大多面露暧昧的表情,毫无例外地显得兴致勃勃。
在一个由社会精英人士组成的微信群里,有人打出一张笑脸,问他:
陈志武,是不是你骨子里面还留恋着三妻四妾那个时代?
“我很愤怒,这是对我的一种侮辱。
这是我这些年里听到过最最低下的说法。
”他微微皱起眉头,有点无奈地苦笑。
“我感觉,在中国的社会环境,对什么是真正做学术研究的心态和姿态,没那么多人在意和尊重。
只要人类社会,不管是今天还是过去,有过这样的一些现象,我们就应该去追问这些现象背后的原因、驱动力是什么。
这是一个很基本的职业训练。
”
清代孙温绘《全本红楼梦》图册中家奴受刑讯的场景“听话的资产”远远比不能够听话的土地,更有吸引力
人物周刊:
是什么触动你开始这个课题的研究?
陈志武:
大概10年前,我们看到徽州的一些账本,记录了一个大家族的家族企业把十几岁的女孩儿买过来做奴婢,然后把这个作为一笔资产记在家族企业的账本上。
从那以后,每年的资产负债表里面都会记录下来。
里头有一个女婢,当初是花了7两银子买下来的。
从2006年到2007年,我在清华招了一个博士后云妍,让她跟我一起研究十八九世纪中国的有钱家庭对财富是怎么样进行保值、升值和投资安排的。
就是现在许多人所关心的投资理财结构:
你有多少投入股票,有多少投入债券、黄金,有多少投入房地产,有多少放在企业经营型那种资产里面。
云妍通过清朝十八九世纪士绅官员的抄家报告查到了这些资料。
不管是江苏、浙江还是湖南,这些腐败官员被抄家的时候,家庭财产报告记录里普遍都有“家奴”一项。
而且,更让我很吃惊的是什么呢?
就是这些负责抄家的官员都很清楚:
在被抄官员家中的哪些人是放在这一家的财富和资产组合里面,哪一些人是不放进来的。
譬如和珅,他的妻子、儿女、孙子等等,都不会被记录在抄家报告的资产部分,但他有多少个家奴,女的男的,每一个人值多少钱,都有相应的价格,平均是12两银子到14两银子,然后再乘上人数。
这说明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哪些人被当作是资产和经济工具,哪些人不是。
在不同的朝代,人作为奴隶、作为资产是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现象,不只是现象,而且是一个体制。
我们在研究妻妾买卖这些数据的时候,有很多人觉得很奇怪,说妻妾怎么可以买卖?
实际上,中国社会历来都是可以买卖人口的,人跟经济工具金融工具、跟资产没有那么大的区别。
而且,在世界其他地方的传统社会里,无论英国、非洲,都有普遍的、类似的现象。
人物周刊:
你之前是因为看了一个徽商家族企业的账本,再后来是清朝腐败官吏的抄家报告,在我们熟悉的《红楼梦》里,也有家奴以及“家生子”的说法。
这些都属于社会中上层的富裕阶级。
在你们的妻妾市场价格研究中,数据来源是乾隆至光绪年间的“刑科题本”案件档案,这里头是不是大多数属于社会下层?
陈志武:
对,更多。
人物周刊:
一般理解,这些处于生存线上的家庭可能都还想不到娶妾或者买家奴。
譬如,他给儿子娶一个媳妇,是作为一个家庭成员来看待的,并没有当“避险”资产来备荒年的这种动机。
陈志武:
当时不一定要明确地想到这一点。
从做研究的角度,我们看的是他的实际行为——一旦发生风险事件,譬如灾荒出现的时候,他是怎样用手头的这些资产。
如果他是把妻妾或者女儿作为资产来变现,就是“避险资产”。
因为当这些风险事件发生的时候,他就把这些人变现来对抗、对冲风险事件带来的冲击。
人物周刊:
也就是说,娶妾的最初动机并不要紧,而是当风险实际发生的时候,这个家庭是怎么做的,如果他卖妻卖女以求活路,他就是把她作为一种“避险”资产?
陈志武:
对。
或者换句话说,看社会上以前是不是有许多人这样做,如果说以前有人这样做过,他今后娶妻或纳妾的时候,以及决定在这上面花多少钱时,还是有可能把这个因素考虑进去的。
有一个供参考对比的就是:
非洲坦桑尼亚那边一些部落,跟传统中国社会一样的,没有正式的金融市场,没有保险市场,而且他们储藏财富的工具更少。
一般的人要么以羊来储藏财富和表现他的成功。
还有一种方式,比如说一个男人有能力买一千只羊,但养一千只羊维护、管理起来难度会很高,他也可以多娶妻,譬如用500只羊可以转换来5个妻子。
以后如果发生灾荒冲击,有流动性需要的时候,他就可以把妻子再卖掉,又转变成为羊或者是其他的生活用品。
所以,从这个案例也可以看出来,在非洲一些地方,女性是很重要的一个财富载体,或者说是避险型、保障型的“资产”。
人物周刊:
你曾在讲座中提到张五常的一句话:
“听话的资产”远远比那些不能够听话的土地更有吸引力。
这么说,女性相比房产、土地、古玩字画这些资产,流动性可以说更好了。
陈志武:
说到流动性,是因为人很特殊,他只是对某些人听话,对另一些人不一定听话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反而使他的流动性下降了。
我那天讲了一个很重要的话,女性的流动性其实是最好的,男性流动性是很差的。
漂亮的女性是流动性最最好的。
人物周刊:
碰到灾荒年的时候,为什么“变现”的是妻子、女儿,为什么不卖男性家庭成员来求生存呢?
是因为在农耕时代,男性是家族里的主要劳动力?
陈志武:
男性是家里的主人,一般讲主人不会把自己卖掉。
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跟父系社会有关。
几乎所有的人类社会一旦从狩猎、游牧转变到定居农耕以后,就会从母系社会转变到父系社会。
在父系社会,遇到灾荒冲击、活不下去的时候,被变现的更多可能是妻子、女儿,不是丈夫。
主要的原因就是:
在父系社会里,女孩从出生后就不断地被告知,你以后不会在我们这个家里待下去的,你肯定要嫁到别人家的。
女孩子也不断提醒自己:
我以后肯定要嫁出去的,去别人家,生了小孩也是别人的姓氏。
这样一来,女性从娘家或者说从一个丈夫家“过户”到另一户人家,她心理上的阻力非常小。
而且,她要抗拒被嫁被卖、回娘家的可能性是很低的。
相比之下,在父系社会里面,男人是从小就被告知:
你以后是这个家庭的栋梁,传宗接代、方方面面的责任都在你身上,要你扛着。
这样一来的话,你要把他卖掉,他在孙家或汪家哪怕待一秒钟,都会觉得他不属于那个家的,只要有机会,他就会逃回去。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上门女婿做起来是非常非常难的。
从经济学术语来讲,把一个男人卖掉所面对的交易的不确定性太大了。
但是女孩被卖掉,她交易的不确定性非常非常低了。
我们在刑科题本档案里也看到过一些男孩被卖掉的案例,但一般价格很低,因为没人敢要,你不愿意付高价买一个随时想要跑掉的人。
人物周刊:
用经济学术语来说,在传统的农耕社会里,一名女性譬如从陈家嫁到或者被卖到王家,这个产权算是界定清楚了吗?
陈志武:
这个产权在各个传统社会都界定很清楚了,不管是在中国、非洲、英国,还是印度。
张五常在1972年的论文里非常明确、非常系统地做了论述:
婚嫁过程就是女性所代表的资产的产权转让过程,就把女性所代表的资产权益和对女性所代表的资产进行安排、处置以及买卖、转让的这些控制权,从她的娘家父母这边转到丈夫那一家。
为什么传统社会要不断地对妇女强化“三从四德”?
这是很重要的,要是一个女性太具有反抗性,嫁过去之后不听丈夫、不听婆家的安排,会使得这个产权转让的交易变得不确定。
这样的话,儒家主张的名分等级秩序、整个社会里各个人所代表的资产的产权秩序就会受到根本挑战,就会威胁到整个社会里千千万万的个人和家庭,给他们所拥有的安全感打上很大的缺口。
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反复强调:
金融市场在解放个人尤其是解放女性方面,贡献是非常大的。
现在的中国,之所以没有几个女士在担心我跟丈夫结婚了以后,是不是我的权益、自己的控制权就被转出去了?
我是不是被工具化地使用了?
就是因为金融市场、政府的福利项目,还有更广泛、更广义的市场化发展,把原来由人、特别是由女人所起到的经济工具、金融工具都由市场化的、非人格化的工具替代了。
这样一来,不管是作为养老工具的儿女,还是作为避险资产的女性,以往在传统社会里面所起到的工具的作用已经被改变了,个人已经从这些工具化的安排中被解放出来了。
“传统社会对女性的定价,比现在的股票市场的定价要准确得多”
人物周刊:
从你研究中的统计结果看,按嫁入的身份,妾的价格要高出妻子很多。
这因为妾并不是“必需品”,或者说是一种奢侈品么?
陈志武:
一般来讲,正房的妻子的价格会比较低,就是因为她嫁到夫家以后,她在这些妻妾里的地位是最高的、权力是最大的,然后才是二房、三房,妾都是排在正房之后。
所以,她的父母或者娘家其他人在决定她的彩礼价格的时候,要求不会那么高。
但是,如果她嫁到夫家是做妾的话,那么她在未来婆家的地位要比正房低很多,即使她自己生了小孩,她的小孩第一是属于丈夫拥有的,第二是正房拥有的。
妾作为生母,对她自己的小孩只有第三优先的所有权。
另外,在家中大小事务的发言权方面,妾的优先权要低于正房。
考虑到这些因素,一般就会使妾的价格比妻的价格高出5两银子左右,差不多高出1/3的价格。
这个差价大致相当于买方支付给女方娘家的“权利溢价”。
人物周刊:
研究报告里把女性的出嫁方式分成三类:
正常婚嫁,妻妾买卖,寡妇再嫁。
为什么寡妇再嫁的价格是最高的,被夫家转卖掉的女性其次,初婚少女反而是最便宜的?
按常识来理解,在婚嫁市场,一般不是越年轻、婚史越少的女性价格更高么?
陈志武:
从我们统计的数据看,初婚女子的价格总体上比妻子被夫家卖掉的时候要便宜6两银子,比寡妇再嫁的时候要便宜7两银子。
主要差别在于:
初婚女人的彩礼谈判的一方主要是她自己的亲生父母;寡妇再嫁,谈价钱的和得到钱的,是她的婆家还活着的人;而妻子被卖掉的时候,是丈夫在谈价钱,得到价钱的也是丈夫。
所以,不管是妻子被卖掉,还是寡妇再嫁的,价格最大化是谈判决定价格的一方最主要的追求,甚至是惟一的追求。
当然,我们要搞清楚一个前提:
不管是初婚女子还是寡妇再嫁,还是妻子被卖掉,价格越高,对于当事的女性来说,其实是越不利。
人物周刊:
怎么理解?
陈志武:
价格越高,她嫁到夫家后要还的债就越多。
夫家可能会把她用得更惨、更狠,她在夫家的地位可能会更低的。
因为所有的人都知道,我们花了这么多钱把你买过来,你不好好给我们干活的话,那是不行的。
所以,女性亲生父母在谈价钱时会考虑到这些因素,就不一定会要求最高的价格,毕竟他们整体上还是会心痛自己的女儿。
但是,在妻子被卖掉,或者寡妇再嫁的时候,谈判方就只追求价格了。
另外,买方家庭越富有,不管是妻妾买卖,还是初婚女子,总的来讲,卖方的要价就略低一些;越穷的农民去买妻的时候,他要支付的价格会越高。
如果不做这些研究,你往往会以为是相反的结论。
现在也有一些经济学模型来解释这一现象:
男方和女方在谈价钱的时候,两边都在看现在和未来的收益。
女方要考虑到我嫁到你家后得到的收益,和我的娘家以后间接能够从你这边得到的收益。
娘家的父母在做这个计算的时候,如果看到我们家很穷,未来女婿家很富有,就会想到我把我女儿嫁过去以后,我以后多多少少可以得到一定的收益。
因为有这个预期,我今天牺牲一点,少收一点价格也值得。
如果情况相反,我看你家里那么穷,我不指望你们家以后给我家支付多少的收益,可能你以后还要找我们家支援你。
这样的话,你家比我家越穷的话,我可能要求你今天付给我的彩礼要越多,否则我不让我女儿嫁到你家去。
我们对这些具体的价格数据做了研究以后,看到了传统社会对于女性的定价,它对方方面面的考虑是非常周到的。
这个定价效率的市场性、交易性的氛围是特别强的。
我那天开个玩笑,比现在股票市场的定价要准确得多,这是蛮有道理的。
从这些清朝十八九世纪的妻妾价格来看,这些定价的规律,精确地反映了当时妻妾婚嫁市场或者交易市场的特征。
清代,北京的一对新婚夫妇金融市场化把女性解放出来
人物周刊:
你的数据来自于清朝的刑科题本,也就是在人口买卖中牵扯出人命的案件。
我以常识判断,可能有与前夫家庭之间的纠缠,譬如她原来是一个母亲,她跟孩子之间的情感纽带,然后来自娘家亲戚、她的兄弟姐妹的纠缠;还有,这里女性的自我反抗到底有没有呢?
这么多命案发生,证明这种所谓的“避险资产”,它本身的“产权”其实是不太可能界定得清晰的。
陈志武:
是的,你说这些情况都有。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研究中强调,在没有金融市场、保险市场和一般意义上的跨期借贷市场时,人们最后只能被迫地去找这些路子。
如果有其他选择的话,现代社会中会有几个人去选择以这种方式来求得一种活路?
我们大概都很清楚,有了这些现代金融市场提供的产品,我们可以更精细地安排规避风险以后,已经没必要去通过人的交易买卖,来求得一条活路。
人物周刊:
你一直在强调,现代金融体系对人从经济工具的这种解放,尤其对女性。
但有一个问题:
现代金融体系是建立在现代社会的土壤之上,传统的农业社会很难孕育出这么一套金融体系。
陈志武:
当然。
我做的这些研究,从相当程度上来说,不是简单地否定原来的传统社会,以及肯定现代的社会。
尽管,我确确实实是在肯定现代社会,一定意义上否定原来的传统社会。
我们实际上也是非常理解狩猎、游牧社会所面临的选择有哪一些,早期的定居农耕社会面对的选择又有哪一些?
后期的定居农耕社会又有哪些选择?
工业社会有哪些选择?
不同时期,当时的生产能力和已经有的规避风险的方式,人类创新就那么一些,所以在当时的条件之下,你要完全走出去,是非常难的。
当然,是不是说可以做得更好一些?
是可以做得更好。
但是,你从事后看和从事前看差别很大。
所以,从那个意义上来说,我也一直在讲,像“三纲五常”、“三妻四妾”等等这些等级秩序,在农业社会里有它的正面价值和好处。
我接下来会完成一本书,是有关文明变迁的风险逻辑,不是单纯地讲妻妾交易市场,而是从更长的历史,从人类怎么样跟风险进行博弈这个角度来梳理,从原始社会到今天做了哪些创新,使得人类用暴力、战争来解决问题、求生存的倾向性、必要性不断地下降。
这些创新,包括迷信、宗教,还有儒家文化等等,它们所起到的正面作用在哪里。
人物周刊:
我对儒家价值观确实有一个困惑。
你提到,要降低妻妾市场交易的不确定,需要向女性不断地灌输“三纲五常”的价值观。
但是,影响一个地区妻妾市场的重要因子就是儒家文化的影响力,包含贞洁观的儒家文化影响越大,这个地区的女性被多次买卖、再婚的几率就越小。
以我的理解,似乎这个文化影响因素,和妻妾市场的价格以及女性命运既正相关、又负相关。
陈志武:
你讲得对。
这往往还是跟另外一个方面联系在一起,就是儒家文化影响越强的地方,他们应对灾荒冲击、风险事件冲击的能力就会越强一些,因为儒家文化越强的地方,这些地区家族、宗族的凝聚力和协调资源、互通有无的能力就会越强一些。
这样一来的话,就会使得这些地区在发生灾荒的时候,他们被迫卖妻女的必要性要小一些,这也会使得这些地区妻妾的价格相对来讲会更高一点。
相比别的地方发生灾荒的时候,他的供给会少一点,被迫买卖妻妾的压力要少一些。
人物周刊:
你一直是强调个人自由的,也是一直主张自由市场的。
这个研究的结果跟你一直以来的价值立场还是一致的。
陈志武:
是,我这些毕竟还是反映了市场化,包括金融市场化这些发展,最后是把个人解放出来,尤其是把女性解放出来。
2014年12月7日,肯尼亚Pokot部落,一个年轻女孩被父母卖为包办婚姻的新娘,以换取牲口像研究物理学、工程学一样研究历史
人物周刊:
对妻妾市场价格的研究,是一个典型的量化历史研究案例。
你现在清华、北大每年都在举办讲习班,推行量化历史研究的方法,这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初衷?
陈志武:
主要的原因是以前关于历史的研究都太定性,都是描述性的。
以往,历史系里面培养出来的做历史研究的学者,一般做研究的惯例是:
读史料,然后从史料悟出来一些关于历史的规律或者道理,再提出一些假说,然后研究就到此结束了。
这种定性研究存在一个最大的问题:
学者们会不断地推出关于历史是怎么回事,不同时期的事件到底背后的原因是什么的假说。
这样,假说就会越来越多,你搞不清楚哪一个是站得住脚,那一个是站不住脚的。
那靠什么来判断呢?
我注意到有一个常见的做法:
看某个权威认为哪一个假说是更靠谱的,然后就接受那个权威的说法,认为他说的就是真理。
这是不行的。
最经典的例子是,这些年被热议的晚清宪政改革问题。
1906到1907年启动的预备立宪改革,在时间上正好是清政府垮台之前的5年左右,所以尽管严谨研究会告诉我们是清政府启动宪政改革太晚而最后难以挽救其命运,但还是有不少人愿意下“宪政导致政权灭亡”这样的因果结论,就好像看到阿炳是瞎子,所以下结论“如果想拉好二胡,就先要把眼睛弄瞎”,而科学严谨的量化研究当然应该是把历史上进行过立宪改革的各个国家放在一起,列出各国宪政改革的长期结果,构成大样本,然后系统检验是否真的是“宪政导致政权灭亡”。
我们推动的量化历史研究方法,跟传统的定性的历史研究方法最大的差别,就是要把这些以前学者从定性研究推出来的假说放在一起,通过找到大样本的数据,然后在那个基础上进行统计、计量、验证,最后告诉我们:
哪一个假说是站得住脚的,哪一个假说站不住脚。
这样一来,就把整个历史研究过程的最后两步走完。
譬如我们做的妻妾买卖研究,以前有不少的学者,像夏明方、潘公旦,五六十年代在这方面也做过很多论述。
但是他们提出的这些解释,在我们看来全是作为假说。
因为当没有发生灾荒的时候,买卖妻妾的现象在那个时候是不是就真的少很多?
量化历史研究方法是希望在传统的历史研究方法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回答、解决这些问题。
人物周刊:
这让我想到马克思说过的一句话:
“一种科学只有成功运用数学时,才能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
”问题是:
这种历史大数据的收集容易吗?
有一种观点认为:
历史本身是无法量化的。
陈志武:
是很不容易。
各个国家的情况不同,有的留下来一些资料,有的没有。
以往大多数人会说历史是不可量化的。
譬如就像我们做这个关于妻妾买卖的研究,涉及到儒家文化的影响深和浅、多和少,以往的话,会说这是个文化的东西,怎么可以量化呢?
但我们做这个研究以后,我们看到,通过自己的创新、钻进去思考,实际上还是可以找到把我们要研究的因素去做一些替代的、间接的量化方法。
比如说孔庙的数量,哪些地方更有可能建更多的孔庙?
肯定是更重视儒家文化的地方,他们愿意花更多的钱去建那些孔庙。
为什么中国不同的省份、县,不同的州府,有的地方烈女很多,有的地方烈女很少,有的地方基督教教徒和教堂很多,有的地方道观多。
这背后都反映了这一地区对某一种文化的重视程度。
那我们间接地可以使用这些庙宇、教堂、道观的数量。
我把这个作为一个例子,只要我们去发挥想象力的话,有很多东西是可以被量化的。
人物周刊:
计量历史的研究方法在上世纪六七十代美国学术界热过一阵后,后来就失去它最黄金的岁月,你怎么看待这个?
陈志武:
那是一个错觉。
当然,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有一些人有兴趣,但回过头来看的话,那时的条件并不是很成熟。
道理蛮简单,那时没那么多计算机,更没有互联网。
真正的历史资料大数据时代的到来还是最近十几年。
有了互联网以后,越来越多的国家把历史资料数据库化了。
中国的县志现在已经被电子化的,可能有一万到两万份。
我刚才讲的《刑科题本》,现在已经被电子化的大概将近20万件,还有25万件左右没有被量化。
这两块《刑科题本》的资料加在一起,差不多45万件。
一件《刑科题本》平均有30页左右,30页乘上45万,一共是1350万。
然后再加上朝廷类似于像现在不同的部委都有很多档案。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互联网、电脑技术的普及,使得历史大数据时代真正的到来,这使得量化研究原来不可能做到的,现在能做到了。
另一方面也表明,以往一个学者通过研究、读史料来悟出历史规律和道理,变得越来越不太可能。
因为就我们刚才说到的《刑科题本》,一个人假使一年读10万页,读完一亿页要花一百多年时间。
没有哪个人的工作寿命能有那么长。
这就是为什么新的历史研究方法这么重要。
历史大数据时代所提供的这些历史资料,是一个做历史研究的人一辈子都不可能阅读完、消化完的。
所以,我们必须得通过跟大数据相对应的量化研究方法,用这种方式来研究历史的话题。
人物周刊:
你个人希望把它推向一个方向?
陈志武:
对我,当然最理想的是,让更多的研究者用量化的方法来研究历史的话题,不只是经济史,还包括政治史、战争史、法律史,尤其是文化史。
这些量化历史研究方法最后如果能够成为常态的话,这是最理想的境界。
就好像现在的物理和工程领域,用基于实验的数据来证明物理学的假说、工程学假说,这在中国已经是普遍的常态了,也是做研究工作的学者们普遍接受的、必须走的一个过程。
不经过这些检验的话,他们不会、也不应该轻易地接受一些拍脑袋得到结论或者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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