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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概述
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
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概述
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公元前221年以前---公元589年)在整个中国文学的历史长河中为滥觞时期。
一般又将此时期分为三个阶段:
一为先秦阶段(秦统一以前,即公元前221年以前);一为秦汉阶段(公元前221年—公元220年);一为魏晋南北朝阶段(公元220年—公元589年)。
先秦阶段的文学,主要是诗歌与散文。
诗歌中的双碑——《诗经》与《楚辞》——分别是我国现实主义诗歌和浪漫主义诗歌的源头。
此阶段的散文也有历史散文与诸子散文之别。
历史散文以记叙史实为主,代表作品有《尚书》、《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此类作品为我国的叙事文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诸子散文以宣扬思想为主,代表作有《论语》、《孟子》、《荀子》、《老子》、《庄子》、《墨子》、《韩非子》,以及《吕氏春秋》等,这些作品再现了当时“百家争鸣”的思想盛况,为后世的论说文章提供了借鉴。
除诗歌散文外,此阶段的一些神话与传说,诸如盘古开天、女娲造人、女娲补天、共工怒触不周山、大禹治水等,至今仍为世人喜闻乐道。
这些神话传说多保留在《山海经》、《楚辞》及诸子散文中。
秦汉阶段的文学,成绩主要在汉代。
鲁迅先生曾说:
“秦之文章,李斯一人而已。
”(《汉文学史纲要》)而李斯的代表作品《谏逐客书》的写作时间,是在秦统一天下之前。
进入秦朝后,他的文章多为歌功颂德之作。
汉代的文学呈现繁荣局面。
首先表现在当时的主流文学——赋体文学上。
它有汉大赋与骚赋之别。
大赋以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扬雄的《甘泉赋》《羽猎赋》等为代表,这是一种以夸张铺陈为特征、以状物为主要功能的特殊文体。
骚赋则直接继承了楚辞的传统,多为内心忧怨的流露。
代表作有贾谊《鵩鸟赋》、董仲舒《士不遇赋》、司马迁《悲士不遇赋》等。
其次表现在以《史记》、《汉书》为代表的史传文以及以《过秦论》、《盐铁论》为代表的史论文、政论文上。
当然,此时期也出现了以《报任安书》等为代表的一些感人肺腑的散文作品。
再次表现在紧承《诗经》传统的汉代乐府上,其代表作有《陌上桑》、《孔雀东南飞》以及《上邪》等。
这种非主流的民间诗歌创作,以其强大的生命力逐渐影响了文人的创作,出现了被刘勰称为“五言之冠冕”的《古诗十九首》,最终促使诗歌蓬勃发展。
汉末文人诗歌兴起后,逐渐取代了辞赋对文坛的统治。
此阶段已出现文体多元化倾向,无怪乎刘师培说:
“文章各体,至东汉而大备。
”(《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被公认的文学自觉的时期。
此时期上至帝王,下至文士,无不喜好舞文弄墨。
在此风气之下,文学创作十分活跃。
在诗歌方面,不仅有文人创作,而且有乐府民歌的整理。
单就文人创作而言,就出现了以“三曹”为代表“建安风骨”、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正始之音”、以大小谢、陶渊明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派以及“永明体”、“宫体诗”等不同的风格流派,另有“三张二陆两潘一左”,尤以左思为最著名。
此时期的乐府民歌沿袭了《诗经》、汉乐府的传统。
它可分为南朝民歌与北朝民歌。
南朝民歌又可细分为长江下游的吴歌和长江中游的西曲两类,前者以柔婉缠绵见长,后者以开朗明快著称。
而北朝民歌则以刚劲质朴闻于世。
此时期的诗歌创作在很多方面直接影响到了紧随而来的唐代诗歌的繁荣。
在散文创作方面,出现了以《赠白马王彪》、《与山巨源绝交书》、《陈情表》等为代表的情真意切的杰作。
另外,此时期出现了一种由汉赋发展而来的句式整齐的骈赋,这种文学形式成了当时的代表文体,《洛神赋》、《哀江南赋》、《与陈伯之书》、《与朱元思书》等代表作品都成了千古名篇。
除了新出现的骈赋以外,此时期还新出现了大量的小说创作,虽是“粗陈梗概”,但亦略具面目。
它可分为以干宝《搜神记》为代表的“志怪”小说与以刘义庆《世说新语》为代表的“志人”小说两类。
这两类小说直接确定了后世文言小说发展方向,其中的许多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也成为后来小说创作的原型,奠定了小说发展的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此阶段文学自觉最根本的特征当属文论的出现。
这是一种对作品、作家以及创作等各个方面进行理论思考的文章,代表作有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以及钟嵘《诗品》等。
其中的《文心雕龙》,可谓旷古绝今之作。
总的说来,此时期的文学由出现到发展到壮大,犹如涓涓细流到潺潺溪水再到滔滔大河,为我们充分展示了中国文学长河上游的旖旎风光。
唐宋文学概述
唐宋文学(618年-1179年)。
其中,唐代文学(618年-907年)经历了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个时期。
初唐(618年-711年)是唐诗繁荣到来的准备阶段,这一时期从诗歌的题材、形式、意境、技巧、风骨情调上都为盛唐诗歌的到来奠定了基础。
继之而来的便是开元、天宝年间盛唐诗歌(712年—755年)的全面繁荣。
这一时期,出现了山水田园诗人王维、孟浩然,把山水田园的静谧明秀的美表现的让人心驰神往;出现了边塞诗人高适、岑参,把边塞生活描写得瑰奇壮伟、豪情慷慨;还有王昌龄、李颀、崔颢、王之涣等一大批名家;更有伟大的诗仙李白,以绝世的才华、豪放飘逸的气度,把诗写得行云流水而又变幻莫测,情似澎湃江海,美如清水芙蓉。
正当唐诗发展到它的高峰时,唐代社会也从它繁荣的顶峰走向动乱和衰败,安史之乱(755年-763年)成为了唐代社会由盛而衰的分水岭。
这一社会的大变动,也引起了文学的变化。
盛唐诗歌里那种兴象玲珑、骨气端翔的境界韵味已经淡化,理想色彩、浪漫情调也逐渐消退。
代表这一时期最伟大的诗人便是诗圣杜甫,他的诗深切地同情人民的苦难,执著地关怀现实政治,写下了大量抨击时弊的优秀篇章,深刻反映了唐王朝由盛而衰的急剧转变,尤其是安史之乱以后广阔的社会现实,把强烈的感情融入到叙事手法中。
随着政治的改革,士人对中兴的渴望,诗坛也开始出现革新,中唐诗歌(八世纪中期至九世纪初年)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韩愈、孟郊、李贺等人,尚奇崛,重炼字,形成韩孟诗派;元稹、白居易,还有张籍、王建等人,把诗写得通俗易懂,形成元白诗派。
中唐诗歌由盛唐的自由浪漫转为冷静思考,由干时用世转为忧时拯世,写实成为诗歌创作的主流。
长庆以后,中兴成梦,士人生活走向平庸,诗歌题材多狭窄,写法多苦吟,在晚唐(9世纪至907年)这一片退潮中,杜牧、李商隐突起,创造了唐诗的最后辉煌。
唐初文依然是骈文占主要地位,直到韩愈、柳宗元,提出文以明道,并经过他们的努力实践与提倡,古文终于压倒了骈文,成为了文坛的主要风尚。
韩柳之后,散体文的写作走向低潮,虽有皮日休、陆龟蒙等人的犀利杂文,但骈文又重新得到发展,
唐代在魏晋南北朝志怪和杂史杂传的基础上,诞生了文言文小说——唐传奇。
唐传奇题材多样化,富于人生情趣,以史传笔法叙述虚构故事,标志着我国文言文小说发展到了成熟的阶段。
除传奇之外,此时还出现了通俗文体俗讲和变文,不仅扩大了文学的传播与影响,而且在文学渐渐由雅而俗的发展过程中,对宋元以后的说唱文学和戏剧文学,有其不可忽视的意义。
唐代的歌舞剧以及参军戏是中国戏剧的萌芽状态,为元代戏剧的繁盛奠定的基础。
唐代还出现了又一影响深远的新文体——词,它是配合燕乐歌唱的新体格律诗。
中唐以后,词得到迅速兴起,并逐步从花前月下的消遣娱乐的方式,逐步成为文人士大夫表达情感的另一种文体形式。
晚唐温庭筠成为“花间鼻祖”,而南唐词人尤其是李煜把词推到了很高的艺术境界。
唐、五代戏剧也有了较大发展,这主要得益于盛唐的和平繁荣大环境和热爱曲艺的唐明皇的积极推动,他经常在梨园带领“皇帝梨园弟子”排演歌舞戏剧,所以后世就把“梨园”作为戏曲的代名词。
唐代戏剧种类主要有歌舞戏、参军戏以及各种俗讲变文,形态都还不够完善成熟,但却为元明清戏曲的繁荣提供了宝贵的艺术经验和充分的准备铺垫,是戏曲史重要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发展阶段。
宋代文学(960年—1179年),(以1127年为界,分为北宋,南宋两个时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堪与唐诗并称的“宋词”是宋代最有代表、成就最高的文学形式。
宋词的繁荣可以从几个方面来体现:
一,宋词完成了词体的建设,艺术手段日益成熟,建立了严格的规范。
如最常用的词调都定型于宋代,词的声律和章法、句法也格外细密。
二,宋词的题材范围极为广阔,几乎无事不可入词,如咏物词、咏史词、田园词、爱情词、赠答词、送别词、谐谑词,应有尽有。
在艺术风格上,也是争奇斗艳,婉约与豪放并存,清新与秾丽相竞。
无论是题材还是风格,后代词人很少能超出宋词的范围。
三,宋词数量庞大,词人流派众多,名家辈出,自成一家的有几十位,如柳永、苏轼、晏几道、秦观、贺铸、周邦彦、李清照、张元干、辛弃疾、姜夔、吴文英、王沂孙、张炎等,都形成了各自独特的艺术风格,取得了极大的艺术成就。
宋诗与唐诗之优劣,引起了后代旷日持久的争论。
宋人在学习唐诗的基础上,一直努力摆脱唐诗的藩篱,如梅尧臣的平淡,王安石的精致、苏轼的畅达,黄庭坚的瘦硬,陈师道的朴拙,杨万里的活泼,都是对唐诗风格陌生化的结果。
宋诗整体上注重反映社会现实和题材、风格倾向于通俗化,最终形成了与重视丰神情韵的唐诗大异其趣的宋诗。
宋代的散文沿着唐代韩柳散文的道路发展,最终的成就超过了唐文,出现了“唐宋八大家”中的六位散文家:
欧阳修、王安石、三苏、曾巩,更有范仲淹、李格非、晁补之、陆游、胡铨、朱熹、陈亮等一大批优秀的散文名家。
宋代散文的形式与风格都丰富多样,“文至宋而体备,至宋而法严。
(明艾南英《再答夏彝仲论文书》)。
通俗文艺在宋代也有迅速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以话本和诸宫调、杂剧、南戏等戏剧样式为代表的通俗叙事文学。
“话本”原是说话人的底本。
“说话”就是讲故事。
作为一种伎艺,起源于唐而盛于宋,宋元时代,话本多是单篇流传、多出于民间艺人之手,流传于市井之间几乎无一署名,致使不少作品至今弄不清写作的具体年代,尤其是宋元两代更难分辨,于是统称为“宋元话本”。
“话本”只是近似小说而非小说,对白话文章回小说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
宋金时期出现的“诸宫调”是一种说唱文学,把故事与音乐相结合的整体性带给了戏剧。
在这一时期,各种表演艺术经过发展融合后,形成了中国古代戏曲的雏形,即宋杂剧和金院本、南戏。
综上所述唐宋文学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一个繁荣时期,大师辈出。
在诗词方面的成就最为突出,唐诗宋词成为了后代推崇模拟的优秀范式,是中华文化最具代表的锦绣文章。
散文、小说也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就,戏剧显现出萌芽状态。
唐宋文学为后来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丰盛的艺术养分。
元明清(诗文小说)文学概述
元明清文学(1234年——1839年)大致分为:
一、元代文学(1234年—1368年),其间约134年。
元代文坛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叙事性文学取代了前代的诗文体裁,第一次居于文坛的主导地位。
元杂剧、南戏的戏剧艺术走向成熟,代表了当时文学的最高水平。
(戏剧发展史单独分章概述)二、明代文学(1368年——1644年),这一时期继续着元代通俗、叙述类文学的繁荣,而以小说的成就最为突出。
三、清代文学(1644年——1839年),这一时期的小说、戏剧、诗、词、文等全面发展,都出现了传世佳作,带来了古代文学最后的繁盛和辉煌。
元代文学,以“元曲”著称,广义的“元曲”包括叙事为主的元杂剧和抒情为主的散曲。
元代的抒情文学以散曲为主,突破了唐诗宋词典雅含蓄的传统范式,确立了直爽俗辣的新型审美风格,极具时代特色。
元代前期的代表作家有关汉卿、马致远、卢挚等,其中又以“曲状元”马致远成就最为突出,其作品融写景与慨叹为一炉,风格萧疏淡远;后期的代表作家有张可久、徐再思、贯云石等。
元代的传统诗文词虽然整体成就不及散曲,但也有一些有个人特色的作家,如杨维桢的“铁崖体”诗歌,萨都剌的怀古咏史词等。
明代文学依然以通俗叙述类文学为代表,尤其以小说的成就最为突出。
长篇章回体小说在明代蓬勃发展并定型,是明代对中国文学做出的最为宝贵的贡献。
中国小说经历了先秦至汉代以神话、寓言为代表的萌芽期,魏晋以志怪志人为代表的发展期,唐代以传奇为代表的成熟期和宋金元以话本为代表的变革期,终于进入明清两代量多质优的繁荣期,白话和文言两大小说系统都充分取得了极高的艺术成就。
明代的“四大奇书”(《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金瓶梅词话》)展示了长篇小说艺术发展的历程,这主要表现在:
成书过程从历代集体编著过渡到个人独创;创作意识从借史演义,寓言寄托,到面对现实,关注人生;表现题材从着眼于兴废争战等国家大事,到注目于日常生活、家庭琐事;描写的人物从非凡的英雄怪杰,到寻常的平民百姓;塑造的典型从突出特征性的性格到用多色、动感的笔触去刻画人物性格;情节结构从线性的流动,到网状的交叉;小说的语言从半文半白,到口语化、方言化等。
此外,明代中后期的白话短篇小说在宋元“小说”话本的基础上也出现了鼎盛局面,白话短篇小说集“三言”“二拍”取得了较高的成就;文言小说在话本化的道路上也有新的变化。
明代的雅文学虽相对逊色,但也有一定发展,而且并称或门派众多,如诗歌方面:
高启为代表的“吴中四杰”,李东阳为代表的“茶陵派,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嘉靖中期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后七子”,唐寅为代表的“吴中四才子”;散文方面的“唐宋派”、“公安派”等。
另外,明代也是民歌的繁荣期,很多诗人热衷于搜集整理和模拟民歌,如冯梦龙、袁宏道等,体现了明代文坛崇尚通俗的风尚。
清代文学总体呈现出一种集历代之大成的景象,各类文体都有较高成就。
小说方面,蒲松龄的《聊斋志异》达到了中国文言短篇小说的最高峰,借狐鬼花妖来讽刺现实、抒发幽愤;长篇章回小说的成就更高,以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和曹雪芹的《红楼梦》为代表,以高超的语言驾驭能力向世人展现了丰富广阔的社会长卷,透露着作者对人生的冷峻思考、对社会的敏锐观察和对人性的深邃追问。
传统诗词文方面也各自分门立派地开枝散叶,硕果累累。
清诗代表有清初的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等遗民诗人,以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为代表的“江左三大家”;清代中叶以王世贞为代表的“神韵派”,以沈德潜为代表的“格调派”,以翁方纲为代表的“肌理派”,以袁权为代表的“性灵派”等,共同构筑了繁盛局面。
清词在经历了元明两代的低落期之后,也出现了“中兴”局面。
清初的代表词家有:
以陈维崧为首的阳羡词派、以朱彝尊为代表的浙西词派和纳兰性德(O(∩_∩)O~);清中叶崛起的常州词派,以张惠言、周济等为代表,成为整个清代最大的词派。
古文方面的代表有:
政论散文三大家——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文学散文三大家——魏禧、侯方城、汪琬。
而桐城派经过方苞、刘大槐、姚鼐等人数代的不懈努力,逐渐成为清代影响力最广泛最久远的散文流派。
骈文方面也出现了陈维崧、袁枚、孙星衍、洪亮吉、汪中等优秀代表。
此外,清代的民间讲唱文学以弹词、鼓词、子弟书和民歌成就较高。
综上所述,元明清文学作为中国古代文学的最后一个发展阶段,整体呈现了一种由雅到俗的转变,在俗文学(戏曲和小说)方面成就最为突出,而最后又在清代出现了雅文学的中兴,较全面地对古典文学各类文体做了示范和总结。
为古代文学史画上了完美的句点。
元明清(戏剧)文学概述
戏剧是一门综合性艺术,是诗歌、舞蹈、音乐和说白等艺术的有机综合体,它是在规定情境中通过人物扮演、说白、歌舞等审美元素演绎情节、叙述故事的一种艺术形式。
中国戏曲起源于远古时代的宗教祭祀仪式,在原始部落图腾崇拜的摹仿性歌舞表演中已包含了戏剧的萌芽了。
但此后发展相对缓慢,未能从中脱胎发展出独特的戏曲表演形式。
到了两汉时期,在宫廷和民间,各种器乐、歌唱、舞蹈、杂技、装扮、武术、幻术等大融合,形成了“百戏杂陈”的热闹景象。
其中角抵戏《东海黄公》已发展出由两个演员扮演特定角色以表现一个完整故事情节的表演形式,这标志着汉代优戏已经开始从百戏杂耍表演中脱离出来,初具戏剧表演的基本形态。
唐代以“燕乐”为主,完成了中国音乐声律上的大转变,后世宋元戏曲的音乐体制主要是在“燕乐”基础上得以形成。
加之传奇小说、市人小说、变文等叙事文学的发展也为中国戏剧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文学基础。
宋杂剧是在唐代“参军戏”的基础发展变异而来,在表演体制上,已形成由艳段、正杂剧和杂扮三部分构成的固定模式,在脚色上发展出末泥、引戏、副净、副末、装孤等五类脚色,成为后世戏曲行当的雏形,在剧目内容上,已出现宗教剧、爱情婚姻剧、历史剧等题材类型。
总体上看,宋杂剧在表演形式上综合运用了说白、歌唱、舞蹈、滑稽等艺术形式,这种唱、做、念、打的综合表现形式,成为戏曲艺术的基本形态。
元代是中国古典戏剧的黄金时代。
元杂剧是在13世纪初叶,即蒙古灭金(1234年)前后,以宋杂剧和金院本为基础,融合宋、金以来的音乐、说唱、舞蹈等艺术样式而形成的戏曲艺术,并在唐、宋以来词曲和讲唱文学的基础上,产生了韵文和散文相结合的、结构完整的文学剧本。
元杂剧以大德年间为转折点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前期为元初至大德年间,戏曲作家从各个侧面,以多样化题材,暴露了当时社会现实,塑造了下层被压迫者的形象,歌颂了他们勇敢不屈的斗争精神,部分作品表现了作者和人民的美好理想和乐观精神。
出现了众多优秀作家作品,如关汉卿(《窦娥冤》),王实甫(《西厢记》),马致远(《汉宫秋》),白朴(《梧桐雨》)。
艺术手法上以现实主义特色为主,不少作品也表现出与浪漫主义表现手法相结合的特点;在语言上剧作家们注重将古典诗词与民间口语相结合,形成元杂剧特有的“本色”的语言风格。
后期从大德末年开始,元杂剧由鼎盛走向衰落,至明初已成强弩之末。
这一时期的作品缺乏前期作品的战斗性、现实性和艺术感染力,部分作家偏重于追求形式上的华美和情节上的曲折离奇。
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家为郑光祖,其代表作品是《倩女离魂》,曾对明代汤显祖创作《牡丹亭》产生重要影响。
此外,宫天挺、秦简夫的个别作品也有一定成就。
元杂剧系由金院本受诸宫调影响发展而来,在文人作家的参与下,形成以曲牌体为主要音乐组织形式,以歌唱为主要表现手段,并辅之以宾白、科范的戏剧表演体制。
“四折一楔子”是元杂剧最典型的剧本结构形式,每个剧本一般由四折戏组成,有时再加一个楔子。
在四折戏外,为了交代情节或贯穿线索,往往在全剧之首或折与折之间,加上一小段独立的戏,称为“楔子”。
元杂剧采用的是北曲联套的形式。
每一折用一个套曲,每一个套曲一般都连缀同一宫调的若干支曲牌组成。
元杂剧一般是一人主唱或男、女主角唱,主唱的角色不是正末,就是正旦,正旦主唱称旦本,如《窦娥冤》窦娥主唱。
正末主唱的称为末本,如《汉宫秋》,汉元帝主唱。
一般来说,一剧中由一人主唱到底。
元杂剧的兴起和成熟是民间艺人和文人作家共同努力的结果,其代表作家主要有被称作“元曲四大家”的
南戏产生于北宋末年,形成于南宋,至元代仍广泛流传,它与宋杂剧并立,也和后来的元杂剧并行。
南戏首先盛行于浙江温州(O(∩_∩)O~)一带民间,逐渐在东南沿海地带流传,所以也被称之为“温州杂剧”或“永嘉杂剧”,俗称为“戏文”。
它广泛吸收了唐宋以来各种歌舞、讲唱艺术的养分,包括有“大曲”、“诸宫调”、“词”、“说书”等。
脚色制也初步成形,主要由生、旦、净、末、丑、贴、外等七种脚色构成,这标志着中国戏剧表演行当门类的基本定型。
现存最早的南戏为《张协状元》、《小孙屠》、《宦门子弟错立身》三种。
(均收入《永乐大典》)在元代末期,南戏涌现出众多的优秀剧本,其中著名的四大本戏《荆钗记》、《白兔记》、《拜月亭》、《杀狗记》,以及南戏的经典之作高明的《琵琶记》的产生,标志着南戏的发展从此进入其兴盛期。
进入明代以后,南戏经过进一步的改革,进入它的传奇阶段,杂剧则在它的冲击下走向衰亡。
元杂剧和南戏共同构成中国古代戏曲艺术最早的成熟形态,为古典戏曲的表演艺术奠定了基础,它们所表现出的独具风貌的叙事艺术和叙事精神,把中国古代叙事文学推向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峰。
从此以后,戏曲艺术就成为中国人文化生活中一种不可或缺的精神养料,塑造着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和精神面貌。
明代时期传奇取代元杂剧成为中国戏曲艺术的主要表现形式。
在中国戏曲文学史上,传奇创作是继杂剧创作之后的又一座高峰,涌现出了千余名作家、数千部剧本,其数量之多、范围之宽、成就之大都是空前绝后的。
明代传奇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明初,南戏受杂剧的影响,迅速向杂剧发展,出现了元末明初南戏的辉煌时期。
这一时期剧作的题材大多是来自民间,经文人加工而成,保留了浓厚的民间气息,采用大量谚语、俚词,形成粗犷刚劲的艺术风格。
明中叶,格调“清柔而婉折”的昆山新腔的兴起,吸引更多的文人参与到传奇的创作中。
这时期戏曲作品与时代精神的溶汇,以李开先的《宝剑记》首开其风,梁辰鱼的《浣纱记》和阙名的《鸣凤记》相互应和,后人将这三部传奇作品称为“三大传奇”。
这三部传奇作品的出现,标志着戏曲文学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它已经承担起巨大的艺术使命,广泛而深入地涉及了政治、历史与人生。
这三部传奇作品中鲜明的忠奸斗争观念、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和深广的社会忧患意识,成为其后戏曲作品重要的时代主题。
明末万历年间,传奇创作被晚明进步文艺思潮推到时代思想文化的顶峰。
这些传奇作品多数是借才子佳人故事来点染一段生活波折,最终必然以高科得中、喜庆团圆结束,形成了明代传奇创作的套路和剧本模式,体现了当时文人于征歌赏舞中构建浪漫富丽生活的太平心境,但同时也在伦常基础上、立意着眼点上、观察视角上、哲学思考上,处处渗透着对时代思潮变化的把握和反思,这一方面的突出代表是汤显祖及其“临川四梦”。
(《牡丹亭》、《紫钗记》、《南柯梦》、《紫箫记》)。
这一时期传奇音乐体制也逐渐走上格律化的道路。
以沈璟为代表的“吴江派”,倡导戏曲创作中文辞应该严格遵守昆腔音乐格律,而与之相对的是汤显祖从曲文的角度要求音律应服从文辞。
二人戏剧观念上的论争引发了明代剧坛的“汤沈之争”。
“汤沈之争”的结果,是使其后的许多传奇评论家提出了熔文辞与音律为一炉的理论主张,许多传奇作家也努力追求文辞与音律两臻其美的创作境界。
在剧本体制上,明传奇的篇幅较长,一般多达三十至五十出,分为上下两卷。
这与它曲折复杂的情节、文武冷热相剂的场子、唱念做打兼顾的综合特点是密切相关的。
在宫调曲牌方面,明代传奇的曲词采取曲牌联套的形式,结构严谨。
但同时一出戏又不限一种宫调,又有一定的灵活性,人物的变化,感情的差别,可以从不同的宫调中表现出来。
此外,明传奇在官调联套中又吸收了北曲,南北合套的运用逐渐广泛起来。
在南北合套中,一支北曲和一支南曲交替出现,可以表现不同的感情;有时甚至可以插进整套北曲,从而丰富了其表现力。
明传奇对集曲的运用也越来越多。
集曲通过把若干不同曲牌的乐句集合起来的方法创造新曲牌,使声情和词情得到更精妙的结合。
清代初期文人写作传奇的热情仍在持续,这一时期传奇创作主要分为三大流派:
一是以李玉、朱素臣、朱佐朝、张大复为代表的职业剧作家,他们主要活跃在苏州及其邻近地区,彼此往来密切,形成一个势力盛大的戏曲流派,戏曲史家称为“苏州派”。
苏州派的活动时间长达四五十年,大约创作了150多种剧本。
苏州派的整体风格,是以较完美的传奇艺术形式敷演伦理意向鲜明的戏剧性故事。
二是以李渔为代表的一批风流文人,他们的整体风格是以日益完美的传奇艺术形式敷演既风流自赏又不悖礼教的才子佳人故事。
此外,李渔所著的《闲情偶寄》提出了系统的戏曲理论,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戏曲创作理论著作。
三是以吴伟业、尤侗为代表的正统文人,他们以创作诗词古文的传统思维模式创作传奇,借传奇抒发故国之思,兴亡之叹,身世之感、风化之意,借传奇显示渊博的学识功底和深厚的文学造诣。
他们是文人之曲的薪火相传者。
清康熙年间,洪昇(1645-1703)的《长生殿》和孔尚任(1648-1718)的《桃花扇》两部传奇先后称雄剧坛,形成“南洪北孔”的双峰对峙局面,并将清代传奇创作再次推向高峰。
二人都是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
作品中满寓兴亡之意,渗透了浓郁的悲剧气氛,具有深刻的哲理性。
清中叶之后,文人传奇的数量仍然不少,但作品逐渐趋向案头化,越来越脱离舞台。
这一时期传奇创作的特点具体表现为:
一体制上趋于宫廷化;二内容上日益伦理化;三艺术风格上诗文化。
曾长期辉煌的昆腔传奇渐呈衰落之势。
另一方面,自明末清初开始萌生并经过较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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