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白人政权的分别发展图谋和黑人家园的设立.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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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白人政权的分别发展图谋和黑人家园的设立

南非白人政权的“分别发展”图谋和“黑人家园”的设立

孙红旗

【英文标题】TheWhiteAdministration’sSchemeofSeparateDevelopmentandtheSetupofBlackHomelandinSouthAfrica

【作者简介】孙红旗，历史学博士，徐州师范大学亚非研究所副教授。

（徐州221116）

【内容提要】20世纪60年代“班图斯坦”（黑人家园）的设立，是南非现代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

白人政权不遗余力地积极推行这一“创举”，在南非国内和国际上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黑人家园”的设立可谓“意味深长”，它是种族主义的极端体现，在政治上“让步”的背后，是精心设计的经济上“分别发展”计划的实施。

ThesetupofBantustans（theblackhomelands）isasignificanteventin1960sinSouthAfricanhistory,whichincurredviolentcriticismbothdomesticandabroad.Thewhiteadministrationputthepolicyinforcemercilessly,therefore,theblacks,includingtheAfricanNationalCongress,expressedtheirangerandresistedthesystemfiercely.EventheAmerica,anothertypicalcountrywithseveresegregation,refusedtoacceptthose"blackcountries"createdbywhitegovernmentofSouthAfrica.ThenwhatonearthweretheBantustans?

WhythewhiteadministrationunderthecontrolofAfrikanerswouldliketogivetheblackstobeindependentfromSouthAfrica?

Thispaperinsiststhatthecreatingof"theblackhomelands"didnotmeantheendofapartheid,onthecontrary,itwasasortofextremeracism,andbehindtheconcessionwasasophisticatedlyconspire"separatedevelopment".

【关键词】南非/白人政权/“分别发展”/“黑人家园”SouthAfrica/thewhiteAdministration/"Separatedevelopment"/Theblackhomelands（theBantustans）

   20世纪的到来不仅标志着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和新世纪的开始，也标志着南非白人剥夺黑人土地的历史从两个半世纪的“豪夺”跨入了“巧取”阶段。

如果说南非联邦的成立实现了“合”——两个白人民族之间的联合，那么它同时也开始了“分”——白人民族与广大黑人、有色人和亚洲人的“分离发展”或叫做“分别发展”。

此后，南非几乎就是沿着这条分别发展的道路走完了整个20世纪的历程。

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

“在历史发展中，掠夺者都认为需要通过他们自己硬性规定的法律，来赋予他们凭借暴力得到的原始权利以某种社会稳定性。

”[1]（p.451）1910年南非联邦成立后，即着手制定“分别发展”的计划，从1913年的“土著土地法”，到50年代的“班图斯坦”政策，到60年代正式建立“黑人家园”，种族主义政权一步一步地将黑人“逐出南非”，将自己两个半世纪以来的掠夺成果进一步合法化和永久化。

   一、“分别发展”的动因

   阿非利卡人所以选择“分别发展”的道路，是因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南非的经济政治形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矿业革命、英布战争和南非联邦的成立彻底改变了南非历史的发展方向。

   金刚石和黄金从总体上改变了南非的经济结构。

首先，随着布尔人在日益加强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浪潮的冲击下不由自主地转向工矿业和服务业，他们也开始像英国人那样，从竭泽而渔式的、无序的、直接的、赤裸裸的暴力掠夺南非人的土地、天然资源和农牧产品为主，改为在此基础上借助司法和行政手段有序地掠夺非洲人的劳动力，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

其次，黑人民族的传统生产和生活方式同样受到新兴的工矿业的冲击，尽管被剥夺了大部分生活资源，但他们凭借着勤劳和智慧，对市场经济的反应比一些布尔人还快，在英布战争前，黑人的商品经济已足以与布尔人相竞争，尽管还受到诸多限制。

结果阿非利卡人嫉恨而又惊恐地发现似乎在一夜之间南非白色的地图上出现了许多非洲人自营农场的“黑点”。

这意味着他们“在战场上得到的成果有可能在市场上丢掉”。

[2]（p.127）他们要竭尽全力保住已经到手的不义果实。

   历时三年的英布战争对此后阿非利卡人的掠夺方式也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

英布双方为这场白人之间自相残杀的战争都付出了非常惨重的代价，①尤其是布尔人，但他们失败的结果却是获得了整个南非。

战争的结束标志着两个白人民族不再为争夺南非的土地资源而厮杀，因为在此之前，阿非利卡人只拥有德兰士瓦和奥兰治自由邦的政权，而现在他们则拥有了全部南非的土地支配权。

促使这场战争以如此戏剧性收场的直接因素是双方都无力再打下去，而最深层的原因却是因为两败俱伤的结局更突显了黑人人口在数量上的优势，特别是布尔人，更感到了陷入黑色的汪洋大海的危险。

长期的野蛮征服和屠杀，并没能够从根本上改变南非的人口对比。

②正如他们担心的那样，一些非洲人利用两个白人民族自相残杀之机，夺回了几十年来被布尔人强占的土地，另有一些非洲人拒绝为布尔人地主服役。

   南非联邦的成立是南非历史发展的一个里程碑。

“南非联邦实质上是两派欧洲人为了更加牢靠地剥削非洲人民而成立的联盟”。

[3]尽管对黑人人口数字怀着莫名的恐惧，但如今阿非利卡人不必再担心虽不属于同一民族但却属于同一肤色（种族）的英国人的压迫，他们完全可以放手地全力对付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黑人民族。

既然整个南非都已归白人国家所有，而且国家的任何资源都可以任由统治者支配，像以前从开普出发一路抢劫剿杀土著民族直到林波波河的做法不仅没有必要，而且不符合新的历史条件下白人的根本利益。

正如有的学者所形象地指出的那样：

尽管阿非利卡人的农牧业在经济中仍占有一定的比重，但对南非这个“黄金之国”来说，它的真正财富已经不是“黄色的，而是黑色的”。

[4]（p.28）因此，南非联邦成立后，布尔人用以掠夺非洲人的武器，不再是他们传统的牛车和枪炮，而是国家机构的强制力，是更系统、更广泛地“利用国家权力，也就是利用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4]（p.28）采取法律和行政手段，更加残酷和有效地奴役和掠夺南非全体黑人。

   一方面是贫穷的阿非利卡人流落街头，无所事事；另一方面，在经济结构变迁和阶级分化过程中富裕起来的阿非利卡人在进行资本主义农场经营时又严重缺乏劳动力，尤其是在英布战争结束后的一段时期；主要由英裔和外国资本家经营的矿场更因在英布战争期间黑人劳动力大量逃走而产量剧减，而恢复和扩大金矿生产的关键就是要有足够的劳动力。

尽管原本铁板一块的阿非利卡人之间也出现了分化，因为英布战争而使有些人无家可归，一些人成为“拜旺纳”（bywoner），还有一些人成为“白旺纳”（bewoner），③更有高达20-30万的“贫穷白人”流落街头，但由于背负着“肤色优越”的十字架，他们显然不可能成为可靠的劳动力源泉，像正常的资本主义社会所经历过的那样。

因此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阿非利卡人农场主和以英裔白人为主的矿业资本家在硝烟刚刚散尽的统一的南非大地上又展开了对黑人劳动力的激烈争夺。

尽管保留地的土地数量有限，人均不足3摩尔根，④大部分黑人青壮年男子需要外出做工才能勉强维持自己和家庭的生活，在客观上造成了南非黑人无产阶级化的部分现实和广阔前景，但传统的土地公有制和牢固的血缘纽带仍然约束着村社内部的贫富分化和土地兼并行为，遏制了外出的黑人劳工与土地彻底分离的过程。

特别是在英布战争后，劳动力供应的趋势对白人更加不利。

   从黑人情况看，一方面，一些黑人凭借良好的悟性和勤奋劳动，积累了一定数量的财富，然后便开始购买土地，特别是在德拉肯斯堡山麓和德兰士瓦西部地区，黑人纷纷购买布尔人在英布战争中丢弃的地产，独立进行商业化经营。

南非土著事务委员会在1903年提出的一份报告中说，“土著开始购买约翰内斯堡附近的土地，以生产供应兰德矿区的食物”。

[5]（p.890）在1913年土著土地法颁布以前，非洲人以集体或个人名义先后在保留地以外购置了100多万摩尔根（约合100万公顷）的土地。

1904年，德兰士瓦大约有13万黑人耕种的是自己的土地，1912年这样的土地共有112.5万英亩，[6]（pp.127-129）约有12.3万名黑人住在私有土地上。

[7]（p.39）在1913年前，散布在欧洲人土地上的“黑点”已达114个。

不知不觉之中，一个不依赖白人农场和矿山而独立经营的、比较稳定的非洲自耕农阶层，悄然出现在南非土地上，其中有些人正在朝着资本主义富农的方向发展，并很快在经营水平上超过了那些“高贵的”穷困潦倒的白人。

另一方面，大批缺乏可耕地的黑人农牧民移居到白人农场主的地产上，成为“垦户”或分成制“拜旺纳”，或成为“擅自占地者”（Squatter）——在1913年以前，住在未被欧洲人实际占据的土地上的黑人约有32万。

[8]（p.359）“垦户”和分成制“拜旺纳”租用白人农场主的一部分土地，向主人交纳货币或实物地租。

尽管地租苛重，但在分成制条件下，黑人佃农仍有一定的积极性，通过增加对生产的投入，在交纳完地租后他们的实际收入一般都要超过白人农场中黑人帮工的工资，比起封建农奴关系更重的工役佃农和直接到矿场做工的黑人，他们的生活更显得“自由”和“舒适”。

所以，无地的黑人和从保留地出来的黑人大多选择去当垦户或对分制佃农，而不愿去做工役制佃农或到矿场做流动劳工。

在20世纪的最初十年，对分制日益盛行，分成制佃农的人数猛增。

这对急需劳动力的金矿产业极为不利，而金矿业正逐渐成为南非经济的支柱产业。

当时矿场劳动力缺口达129364人。

[9]（p.621）大部分金矿由于劳动力紧缺而实际上处于停工状态。

由于矿场的工资比战前还低，其他待遇和井下安全也比战前更差，返回矿下做工的黑人很少。

在英布战争刚刚结束至南非联邦成立前的过渡时期，英国人主要是通过输入契约劳工特别是华工来解救燃眉之急。

从1904年5月到1906年底，运抵南非的华工达63000-64000人左右，[10]（pp.114-115）正是他们的劳动血汗使得南非的黄金产量迅速回升。

矿业的恢复为英布战争后一度陷入窘境的南非“贫穷白人”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因而可以说，大批华工的到来实际上加强了阿非利卡人的经济地位，因为华人纯粹是苦力，只许承担非熟练劳动，不得担任诸如司机、机修工、管子工、电工、店员、会计员、工程师、医生等技术工种。

[11]（p.108）在实际工作中，每增加10名华工便可增加一名白人技工。

德兰士瓦金矿业总会主席不得不承认华工的贡献：

“中国工人对过去两年来工业的扩展有很大贡献，通过工业的扩展，千万人有了职业和收入，假如没有中国工人的输入，这些人在德兰士瓦是没有地位的。

”[12]然而正如殖民初期运来奴隶一样，使用契约华工也毕竟不是长久之计，要一劳永逸地解决劳动力供应问题，仍有赖于当地最丰富的劳动力资源——黑人民族。

   无论南非的经济结构发生怎样的变化，对黑人土地的剥夺，是在其他领域里对黑人进行直接或间接剥夺的基础。

南非联邦成立后，对黑人土地的剥夺仍在继续，在不放弃暴力的同时，主要是通过种族隔离手段，通过扩大保留地制度和实行班图斯坦制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巧妙而又最大限度地实现对黑人土地和劳动力的剥夺和榨取。

   二、“分别发展”的基础：

《土著土地法》与“保留地”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经过深思熟虑，阿非利卡人上台伊始，就颁布了1913年的《土著土地法》。

负责起草该法的是土著事务部长赫尔佐格，他主张立即采取断然措施，终止白人雇主和黑人佃农之间的对分制关系，结束黑人土地和白人土地棋盘交错的状态，认为禁止黑人购买白人土地的唯一办法就是采取种族隔离政策，实行“分别发展”，以“使整个南非不致成为土著所占据因此由土著所管理的国家”。

[13]（p.351）土著必须在政府划定的区域，即保留地内建立自己的家园，继续保存他们传统的生活方式；同时，他们有义务为白人农场和矿井提供必需的劳动力。

赫尔佐格提出建议说：

“请不要把整个联邦都拿走。

把它分开吧。

一部分给班图人，让他们在那里按照自己的本性自行发展吧！

”[4]（p.37）白人议员几乎异口同声地表示：

“法令应该规定欧洲人和土著两个种族基本必须分别居住于各自的地区。

”[7]（pp.41-42）

   1913年11月27日，南非国民议会正式通过了《土著土地法》（TheNativeLandActNo.27of1913）。

它明确规定：

划定非洲人保留地的范围，禁止非洲人购买、租佃或占有保留地以外的任何欧洲人土地；禁止继续采用货币地租和分成制地租；在欧洲人农场上使用土地只许采用工役地租的形式，佃农每年必须为农场主服徭役90天以上；禁止非洲人在欧洲人占有的土地上进行任何独立的经济活动。

   《土著土地法》一经公布，布尔人农场主立即掀起了大规模驱赶黑人垦户的浪潮。

非国大秘书长普拉彻（SolPlaatje）描述了非洲人的境况：

“1913年1月20日，星期五，南非土著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实际上不是个奴隶，而是自己出生地上的贱民（pariah）。

”[14]（p.82）如此，随着金矿开采而逐渐崛起的黑非洲最早一批自耕农和佃农阶层，刚刚诞生不久就被《土著土地法》所赋予白人的种族主义经济特权扼杀在摇篮之中。

可以说，1913年的土地法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peasants）和现代意义上的农民（farmers）的分水岭。

⑤本来经过长期分化自然产生的新式农民阶层（farmerclass）由于其进行生产活动的最主要因素——对土地的自由支配权被剥夺，而又重新回到了旧式农民阶层（subsistencepeasants）状态，甚至地位还不如以前。

结果是南非通往美国式资本主义小农经济的道路被堵住了，挡路的是种族主义的藩篱。

   1913年的《土著土地法》使两个多世纪以来白人强占黑人土地的结果合法化，巩固了白人非法所得的成果。

这部土地法严格限制了黑人土地所有权的地域范围，从法权上把南非的国土按照肤色界线划分成了两个部分，为后来全面实行种族隔离制度奠定了基础。

南非第一届白人政府的核心人物史末资将军在一次演说中说：

“在我们的土地所有制和管理形式中，我们的政策包括种族隔离……所以归根结底，在南非你将看到有广大的地区是由黑人耕作并由黑人管理，而在这个国家的其余地区则是由白人管理他们自己。

”[7]（p.30）[13]（p.344）这种种族隔离政策与美国和其他国家种族隔离政策的不同之处是，它一开始就深入到土地所有权的法律范畴内，具有很大的韧性，不从制度和政权上变更就无法铲除。

   《土著土地法》实施的基础是土著保留地（Reserve）。

“打一开始，南非白人就抱定了这样的意念：

黑人应当有他们自己的，但是将被迅速减少的领土，以适应白人的需要。

当然，被禁锢在保留地的黑人，不能对白人的资源存非分之想，而且不应当构成对白人安全的某种威胁。

因此，保留地的存在，纯粹是白人利益的一种直接表现”。

[15]（p.19）最早的保留地是英国传教士为布道和商业目的而设立的，称为教会保留地。

由官方划定的保留地是英国驻纳塔尔土著事务秘书谢普斯通（TheophilusShepstone）设立的，此后便在整个殖民地推广开来。

1841年纳塔利亚共和国人民议会作出决定：

“为了（布尔）共同体的安全起见，完全有必要将仍在我们中间生活的卡弗尔人安置到边远的地方”，“必须强行押送到指定的地区，不管他们愿意与否”。

[5]（p.593）不管是英国人或是布尔人，设立保留地的直接目的都是为了获得非洲人的劳动力供应。

布尔人坦白地承认，建立保留地是由于居民不能获得劳动力。

[14]（p.75）

   1913年以前土著保留地的面积如下表（1摩尔根≈2英亩）：

[16]（p.74）省　　　　　　　面积（摩尔根）　在整个地区中的百分比

开普　　　　　　　7115561　　　　　　8.47

那塔尔　　　　　　2897120　　　　　22.83

德兰士瓦　　　　　1077513　　　　　　3.22

奥兰治自由邦　　　　74290　　　　　　0.48

联邦　　　　　　　11164484　　　　　　7.13

   1913年《土著土地法》颁布后，在一些地区未能得到贯彻执行，仍有858000公顷的土地由非洲人所有，它们大都是黑人通过各种途径从白人农场主或政府那里购买来的，零星地夹在白人的大片地产之间。

如何结束非洲人经济生活的“自成一统”，是白人处心积虑要解决的问题。

   1927年赫尔佐格又提出了“土地法令”（TheLandBillof1927），即1913年土著土地法修正案（TheNativeLandsAct,1913,AmendmentBill）。

1913年土地法建议在保留地之外确立黑人可单独从政府或欧洲人那里购买土地的区域，也就是说，要另外划出一部分土地供黑人购买，但这一部分土地的面积到底应该有多大，当时并没有确定。

1927年，赫尔佐格提议划出一个让渡区域（releasedareas），在那里黑人和白人都可以竞争购买土地。

只是规定白人在区内不得购买周围全部被黑人土地围住的土地，反之亦然。

这样的地区占了保留地之外联邦土地的大约8%（根据1913年土地法）。

除了以族体为单位，法案还禁止各种“土著人协会”购买土地，如工商业联盟。

如果欧洲人要卖掉在“让渡区域”内购买的土地，黑人可以购买与“让渡区域”外亩数相等的土地，如果它与黑人土地相邻。

黑人和白人土地之间必须筑有篱笆。

[16]（p.140）

   这一对白人作出了巨大让步的主张甚至得到了黑人的赞同，尽管黑人处于明显的劣势，他们认为黑人和白人竞争购买土地的建议还是公平的。

然而白人农场主认为1927年土地法由于实行起来过于复杂，结果其中的大部分内容被白人议会所拒绝。

他们所接受的只是其第19条的规定，即在法令正式实施前，白人农场主要容留和使用非洲“垦户”（squatters）或分成制佃农，必须领取许可证，但得到许可证的条件是使用劳役佃户，并且要交纳3英镑费用，如果欧洲人实际占用该土地；如果未实际占用，费用为5英镑。

[16]（p.141）这是强化1913年土地法的规定。

少数农场主为了补偿领取许可证的费用，趁机同佃农或“垦户”签约，将他们变成仆役（servants），长年留在主人那里劳动。

有些农场主不愿交纳费用，便通知佃农或垦户要么变为仆役，要么离开农场。

这一部分黑人由于在人口过多的城市或保留地已经无法找到容身之地，被迫变为欧洲地主的仆役，即长期劳役佃户。

当时就有人质疑说：

这样的话，佃户“将没有合同的自由，所谓的仆役将与奴隶毫无区别……这比废除奴隶贸易前南非土著的条件有任何改善吗？

”[16]（p.146）尽管法令中并未暗含这些黑人可能被买卖的内容，他们却可以被主人从一个农场转到另一个农场，“这将是强迫劳动的最高形式”。

[17]（p.147）

   1927年赫尔佐格还促使议会通过了“土著管理法”（TheNativeAdministrationActNo.38of1927）.规定设立一个“土著委员会”，授权该委员会处理有关保留地的一切问题，并考虑将一些行政权授予保留地的酋长。

1927土著管理法的目标是确保黑人社会文明的解体，它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教会土著（为白人）工作”。

[16]（p.11）1936年，在政府授意下，一些酋长组成了“土著代表委员会”，作为政府在种族问题上立法的咨询机构。

从这些机构的设立我们已经可以看到班图斯坦制度的一点雏形。

   1936年4月，阿非利卡政府又通过了《班图人托管与土地法》（TheBantuTrustandLandActNo.18of1936）。

这一法律是对1913年土地法“分别发展”方案的进一步完善和补充。

根据这一法律，政府将在5年内收购价值一千万英镑的土地以扩大黑人保留地的面积，解决黑人购买土地的问题。

这部分“让渡”出来的土地实际上又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由黑人“自由”购买，另外相当大一部分由新成立的“南非土著托管局”（TheSouthAfricanNativeTrust）出钱从白人农场主那里收购，然后用来“安置黑人，拓殖这部分土地，促进保留地的农业，从总体上提高黑人的物质条件、道德和社会福利水平”。

[18]（p.40）在托管局的农场上，黑人实际上成为土著事务部的佃农，每人耕种的土地不超过5摩尔根，这对于维持生存来说极其艰难。

欧洲人农场主和土地所有者拒绝让出哪怕是一英亩的土地来增加土著的居住面积，他们坚信，为土著附加任何土地份额都将对他们的劳动力市场构成威胁。

[19]（p.107）南非的经济生活依赖于一个庞大的劳动力储备的存在，而“黑人作为独立的农业耕作者（拥有土地）不能实现这个功能”。

[18]（p.41）黑人保留地的总面积最终只增加到154000平方公里，仅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12.4%，尽管南非黑人的人口增加了数倍，保留地的面积却一直没有再增加，而为了换取这不到13%的土地面积，黑人付出了巨大的政治代价，原先仅有的一点选举权也被剥夺殆尽。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阿非利卡政府对黑人的控制稍微有所松动，黑人民族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和卓越的经营能力“向白人地区发展”，原来的“黑点”不仅没有彻底消灭，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还有向城市——阿非利卡人生活的中心区蔓延的趋势。

战争结束后，阿非利卡人又重新感受到了国内日益增长的“黑色危险”。

当时席卷非洲大陆的黑人民族反对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革命风暴也使阿非利卡人受到极大的震动。

1948年，在新一届政府选举中，极右派国民党人马兰上台执政，从此开始了南非种族隔离从政策向制度的根本转变。

   三、“分别发展”的最高阶段：

“黑人家园”的设立

   在极右国民党人上台以前，尽管已经采取了不少从地域上分离白人和黑人的措施，但都不是以各个民族单位为基础。

伴随着种族隔离理论的出台，政府的立法步骤也接踵而至，并且一步比一步加强和严厉，阿非利卡人开始以民族为单位把各个黑人族群隔离开来，过去的黑人保留地变成了“班图斯坦”，即所谓的“黑人家园”。

这是继1936年剥夺了所有南非黑人的选举权后进一步剥夺所有南非黑人的公民权，从而剥夺他们所有资源的举动。

   1951年，国民党政府颁布了“班图权力法”（TheBantuAuthoritiesActof1951）。

根据这项法律，撤销了1936年的“土著代表委员会”，建立部落、地方和地区三级“立法会议”。

立法会议的主席皆由酋长担任，由白人政府支给他们薪金。

1954年，由政府任命的以汤姆林森为首的“南非联邦班图人地区社会和经济发展委员会”提出了一份调查报告，它首倡将当时所有三百多块黑人保留地合并为8个班图斯坦，实行分别发展，由白人作为班图居民的监护人履行他们的职责。

这份报告被誉为班图斯坦制度的“圣经”。

根据报告的建议，阿非利卡政府于1959年通过了“促进班图自治法”（ThePromotiono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