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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人敬德保民思想
周人“敬德保民”思想
宁县文化广播影视局张涛
【内容摘要】夏商的灭亡,使得周人开始怀疑“天命”,意识到“民”的重要性,提出了“以德配天,敬德保民”的早期具有民本主义色彩的政治统治思想。
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由神本文化转向民本文化的一次重大转变,为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表明了神学体系的衰微。
这种思想对中国传统“德主刑辅”的法律思想原则产生了重大影响。
同时对当今建设以人为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关键词】周;敬德保民;
新世纪,新形势下,我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不断地总结经验,逐步提出了建设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同时又提出了以德治国的思想。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人们只注重物质利益的追求,却忽视了精神追求和道德进步。
面对如此形势,我们必须弘扬传统的道德观念,加强道德教育,弘扬和传承中华文明。
基于对上述的考虑,本文从三个方面对“敬德保民”思想进行了阐述,通过对思想的提出以及内容的介绍,进一步阐述了对后世的影响。
该思想虽有缺乏科学之处,但这种朴素的民本思想以及关于人与自然和谐的思想却不乏具有现实意义。
一、“敬德保民”思想的产生
周人在总结夏商桀纣灭亡的教训中,逐渐认识到人民的力量,开始对“天命”产生怀疑。
这种意识,使得周人的神学观发生了重大变化,改变了以往关于“天”的态度。
要维护和巩固周人的统治,必须重视人民的力量,提出了“德”、“敬德”,进而达到“保民”的目的,传统的神学体系陷入危机。
只有将“敬德”和“保民”结合起来,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敬德”就是“敬天”,“保民”就是爱护人民,为民父母。
夏商时期,人们认为“天”便是宇宙的主宰,天子代表天行使权力,不但一般人要服从天的意志,就是天子也一样,他代表天来行使征讨和赏罚。
《尚书·汤誓》中有:
“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
“尔尚辅予一人,致天之罚”
“先王有服,恪谨天命”
“予迓续乃命于天”
周人从五帝夏禹重民和夏桀商纣灭亡的教训中,以及民众在战争与社会生产中所显示的作用中感悟到:
天地间,民的地位不可小视!
要治民,就必须“先知稼樯之艰难”,要做到“怀保小民,惠鲜鳏寡”[1]。
意识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2],即人民的视听反映了上天的视听。
他们认为上天对于君主没有亲疏之分,谁有德则保佑谁,即“皇天无亲,惟德是辅”,人民对于君主,无有新旧之别,谁保民则归附谁。
既然认识到天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人民的力量,人民的利益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周人又提出了“德”,即“敬德”。
“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祗祗,威威,显民,用肇造我区夏”
“别求闻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废在王命”[3]
“肆王惟德用,和怿先后迷民”[4]
“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5]
在“敬德”的同时,又提出“保民”。
周人意识到:
“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引《太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孟子·万章下》引《太誓》)。
在这种意识的基础上,将“天”、“德”和“民”结合起来。
“德”是上天意志的体现,只有推行“德政”,“上天”才不会断绝天子的命。
也只有推行“德政”,才能获得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才能保证国家长治久安。
“德”是关系国家兴亡的大事,故而才会有“敬德”。
由于“德”和“天”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敬德”也就是“敬天”。
而“德”和“民”又密切相关,所以只有“敬德”,才能做到“保民”。
“德”是体现对自己的约束,“保民”是对百姓的爱护,从而形成了“畏天”、“敬德”、“保民”的政治思想理论体系,即后人归纳的“敬德(天)保民”的思想。
周人对天命的怀疑是因为事实教育了他们。
以周公为代表的奴隶主阶级认识到夏商的灭亡是因为统治阶级的腐朽、残暴,失去了民心。
也认识到一个小小的周邦国能发展成为强大诸侯国,直到取得政权,都是因为历代君王能够推行“德政”,得到了人民的拥护。
周人又看到太康失国是由于无“德”,不能体恤民情,他说:
“盘于游田,不恤民情,为羿所逐,不得反国”[6],夏桀的暴虐,“武伤百姓”从而失去民心,导致夏王朝的灭亡,商纣重蹈覆辙而亡,武王吊民伐罪而周兴。
这一切都让周人明白“天命”是渺茫的,民意才是最重要的,最现实的。
所谓“民情大可见,小人难保”(《尚书·康诰》)。
他在告诫康叔中也提到民情的重要性,他说:
“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尚书·康诰》),即说“天命”是不可靠的,是不常在周家的,不要迷信于天命,而要更多的注意民情,这才是最重要的。
如:
“天降丧于殷,殷既坠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不知曰厥基永莩于休。
苦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终于不祥”[7]
“天不可信,我道惟宁(文)王德延,天不臃释于文王受命”(同书)
这一切都说明周人已经开始对天命提出置疑,他们不敢安心于天命。
所以他们对民情就不能不谨慎对待……
二、“敬德保民”思想的发展
“敬德保民”在一提出,便引起了社会的普遍关注,成为历代统治者的统治思想和治国方略,随着社会进步发展,在统治实践中不断总结、不断完善、不断发展。
先秦时期,著名的政治家管仲就提出“令顺民心”,[8]即要“抚民”、“惠民”、“养民”。
儒家创始人孔子弘扬周公的“敬德保民”思想,将“保民”、“惠民”“恤民”、“养民”、“富民”作为德政的重要内容。
后被孟子、荀子进一步阐述和发展,“且丘闻之,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
水则载舟,水则覆舟”[9]孟子曰: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10],肯定了百姓推翻残民害物的暴君暴政是正义的行为,他大力赞扬“汤放桀,武王伐纣”。
荀子认为“爱民”、“利民”、“惠民”、“裕民”、“宽民”是社稷长治久安之本,他说:
“有社稷而不能爱民,不能利民,而求民之亲爱己,不可得也。
民不亲不爱,而求其为己用,为己死,不可得也。
兵不劲,城不固,而求敌之不至,不可得也。
故至而求无危削,不灭亡,不可得也。
”[11]。
汉时,这种思想进一步得到阐发:
“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
故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
“民者万世之本……故自古至于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
”[12]。
又提出:
“限民为田,以赡不足,去奴婢,除专杀之威”[13]的建议,希望改善百姓的生存条件。
他主张“王道之治,先除人害,而足其衣食”(桓谭:
《新论·王霸》),充分考虑了百姓的实际利益。
同时要求抑制朝廷的横征暴敛和官吏的贪赃枉法,为百姓创造较好的生产与生活条件。
他说:
“天之生民,非为主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
故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恶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14]。
唐帝李世民是宣扬民本思想最典型的代表。
他极力宣扬民本主义,极力推崇周人的“保民”和“德主刑辅”的思想,推行“仁政”。
主张以道德教化为主,认为“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唐律疏义·名例》),即说“德礼”和“刑罚”是治理国家,教化百姓而相辅相成的两大措施,从而进一步发展了“德主刑辅”的思想。
太宗还提出:
“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乱者矣。
朕每思伤其身者不在外物,皆由嗜欲以成其祸。
若耽嗜滋味,玩乐声色,所欲既多,所损亦大,既妨政事,又抚生民……。
”[15]无不体现“保民”思想。
明朝开国君主朱元璋出身社会下层,又经过元末农民大起义,对人民的力量有着深刻的体会,因而他的民本意识比较浓厚。
他认识到民为邦本,认识到民安则国安。
“上朝罢,从容谓刘基、章溢曰:
‘朕起淮右,以有天下,战阵之际,横罹辉镝者多,常恻然于怀,天丧乱之民思治安,犹饥渴之望饮食。
若更驱以法令,譬以药疗疾,而加之以鸩,民何赖焉’”[16]。
他说:
“所谓敬天者,不独严而有礼,当有其实,无以子民之任付于君,为君者欲求事天,必先恤民,恤民者,事天之实也。
”[17]
从孔子主张“为仁以德”(《论语·为政》),要实行德政,就要作到“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到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认为“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梁惠王上》),再到荀子“天之生民,非为君也,以为民也”(《荀子·大略》)。
从汉初“黄老之术,与民休息”到唐朝“君为舟,民为水。
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无不体现周人的“民本”色彩。
周人的“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的思想,开启了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先河,经历代发展日渐成熟,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君主专制统治的重要理论基础。
三、“敬德保民”思想的意义
周人“敬德保民”思想的民本意识,即承认了劳动人民的力量,并对劳动人民的地位和作用有了新的认识和评估,打破了夏商时期奴隶主王权统治的界限,替后世的民本思想开了先河,而且对中国“以人为本”的传统德育思想,对中国的法律的指导原则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种将“德”、“天”、“民”相结合的思想对我们今天构建和谐社会,建设“以人为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样具有深刻的启示作用。
1、“敬德保民”思想中“天”和“民”的结合,成为“天人合一”思想的理论依据。
对于“天”。
夏商时期,人们只知道有“天”,他们认为:
“夏有多罪,天命殛之”,“先王有服,恪谨天命”(《尚书·汤誓》)。
……到了周人,人们的思想便开始转变,“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天畏(威)(非)枕(诚),民情大可见,小人难保……”(《尚书·康诰》),开始把人们的思想从天上引到了地上,认识到“天”是可以被认识的,不再把“天”想的那么神秘,支配人类社会发展的是“人”,而不是“天”。
周人不但对“天命”提出了怀疑,更重要的是认识到“民”的重要性,要受命于天,必须先“保民”,只有这样,才能维护王权的统治。
汉儒董仲舒谈到权力的行使,仍然以君王“配天”,董仲舒强调,“求天数之微,莫若干人”。
(《官制象天》)。
“人受命乎天”、“天德施,地德化,人德义……”。
他在总结周人“天”与“人”思想的关系中,又结合孔子思想中的“仁”,结合阴阳五行,逐步阐释了其“奉天而法古”,证明“人副天数”,“天人一也”的思想。
上天的意志通过人事来反映给君主,从而达到社会的和谐与发展,成为几前年来封建专制统治的重要理论基础。
一方面要尊重客观规律,另一方面要注意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同时强调把道德原则和自然规律统一起来,要求人们不能违背自然,而要尊重自然规律,自然法则。
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前提下,改造自然,利用自然,调整自然,以便更好地为人类社会服务。
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前提下,重视以人为中心,注重道德教化,道德修养,他们把这看成是人生追求的最高境界,从而是人本主义成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
2、“敬德保民”思想在维护王权统治的同时,客观上促进了社会生产的发展。
“敬德保民”思想被历代王朝所推崇,无不励精图治,体察民情,创造了多少盛世,为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首先,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君主的专制暴政。
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下,很容易导致君主的暴政,而这种朴素的民本思想,就成为抑制暴政的最佳手段。
因周公、孟子推挽“先王之道”,故而不能不引起封建统治者的重视。
而中国社会盛世的出现,无一不是统治者“爱民”,关注人民疾苦的结果。
这种民本思想也形成了一种强大的舆论力量,从而出现“明君”、“暴君”、“贪官”、“清官”等名词,都是以民本为其划分的标准。
一旦出现残民以逞的封建暴君,就会被社会舆论指斥为“独夫”、“民贼”,不仅老百姓会反抗,就是统治阶级内部也会有人表示反对,这种标准,使得封建君主不得不注意自己的德行。
其次,有助于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经过改朝换代以后,开国君主都能意识到人民的力量。
社会生产的破坏,都会对农民做出最大让步,借以缓和阶级矛盾,发展社会生产,巩固新政权,客观上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虽然这种重视农民的民本思想具有较大的阶级局限性和欺骗性,但它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对广大劳动人民的压迫和剥削,起到了解放和保护社会生产力的部分作用。
3、西周“敬天保民”思想中的“明德慎罚”,为后世法律的制定提供了思想来源。
“明德慎罚”被后世各朝代统治者奉为政治法律思想的理想原则。
特别是西汉中期以后,“以德配天,明德慎罚”的主张被儒家学派发展为“德主刑辅,礼法并用”的法律思想,特别要求不要滥杀无辜,要慎用刑罚,把神权和现实政治,把上天的至上神和君主专制融为一体,对后世更是影响深远。
周人“明德慎罚”思想要求通过教化的道德力量去感化人民,使之沉浮。
通过慎罚,宽缓,将礼和刑结合起来,来维护社会的稳定。
汉初,针对秦轻罪重罚的思想,提出了“刑不厌轻,罚不患薄”(《汉书》卷23《刑法志》)的思想。
后经董仲舒等儒家学者的改造,形成汉时的“德主刑辅,先教后刑”的思想,主张以道德教化为主要手段,以法律制裁为辅助手段来维护伦理道德,实现统治。
魏晋时期,特别是曹魏时期确立的“八议”制度,这是以《周礼》“八辟”为原型的等级官僚特权制度,但在定罪量刑上要经过特别程序,便于获得减免的优待。
隋唐时期,这种“明德慎罚”的思想进一步得到发展。
特别是唐初,统治者提出“安人静俗”的政治要求,强调要减免赋税使民休息。
唐太宗即位后又确立“安人理国”(《旧唐书》卷2《太宗纪上》)的总方针,以稳定社会秩序,安定百姓生活为保朝施政的前提。
《唐律疏义》在第一篇《名例》开头就说:
“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即说“德礼”和“刑罚”是治理国家,教化百姓的相辅相成的两大手段。
他们认为法律在统治中的作用是次要的,但是没有法律也是不行的。
但应用法律必须“慎罚”,轻刑罚,即“用法务在宽简”(《贞观政要·刑法》),执法办案必须严肃,谨慎,有确切的证据才能做出判决。
两宋时期,在唐的基础上完善了复审制度,他们认为处罚对社会的影响很大,必须慎重,此外,还出现了“情理”的司法裁判。
明朝的统治者虽然推行重典,但也很重视“慎罚”。
“……帝曰:
‘求生于重典,犹索鱼于釜,得活难矣。
’……又曰:
‘古人制刑以防恶卫善,故唐、虞画衣冠,异章服以为戳,而民不犯,秦有凿颠抽肋之刑,参夷之诛,而囹圄成市,天下怨叛。
未闻有商韩之法,可改尧、舜之治也。
”(《明史》卷94《刑法二》)。
“明德慎罚”将“礼”和“刑”的结合,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礼法结合、法律与道德相互渗透产生直接影响,特别是对中国文化中所反映出来的注重道德,政治伦理,伦理道德以及政治伦理型国家的形成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4、“敬德保民”思想对当今建设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毛泽东曾说:
“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
”[18]。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背景下,更加重视人民的利益,更加重视和谐社会的建设。
建设以人为本的社会,“从哲学上说就是要以人为本位;从经济上说就是我们的一切生产要满足人的需要为目的;从政治上说就是要以人民为主人。
”[19]。
构建和谐社会,就是要体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使得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
传统思想中的“敬天”与“保民”,充分体现了重视人和自然,人与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
西周统治者提出要“以德配天”,不能违背客观自然规律,才能促进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在现代化建设中,提出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正是重视人与自然和谐的具体表现。
对待自然我们不能任意索取,不能是掠夺式的,而应该在利用的同时,注意保护节约。
面对多元化经济成分并存,多元化价值取向并存的情况下,高扬了利益的价值,却淡化了精神追求和道德进步。
面对如此之形势,我们必须弘扬传统的道德观念,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培养良好的社会主义道德人格。
人们的道德意识的增强,才能真正地推动社会主义和谐建设,才能真正地作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和谐。
四、结论
“民本”思想从提出之日起就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总结前人经验,赋予“以人为本”新的内涵,用于指导人们的实践活动,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然而,传统的、朴素的“民本”思想只是建立在专制王权的基础上的,只是用来麻痹和欺骗人民来维护其统治的一种愚民政策。
“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在发展和弘扬传统文化过程中,更应看到其积极的一面,更好地应用到构建和谐社会的实践中去。
注释:
[1][3][4][5][7].《尚书·无逸》,《尚书·康诰》,《尚书·梓材》,《尚书·召诰》,《尚书·召奭》,《尚书·酒诰》转引王世舜《尚书译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7.第213,148,175,181,222,164页
[2][6]《孟子·万章下》引《太誓》,《史记·夏本纪》转引赵光贤《周代社会辨析》,人民出版社,1980.12.第138-142页
[8].《管子·牧民》转引刘文英《中国哲学史》,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12.第41页
[9][12].《荀子·哀公》,贾谊:
《新书·大政上》转引孟祥才 傅永聚《中国古代民本思想与农民问题》,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会第十次学术讨论会论文选,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8
[10][11][13].《孟子·尽心下》,《荀子·君道》,《汉书·董仲叔传》转引中国思想宝库编委会《中国思想宝库》之论以民为本,治国之道,第381-421页
[14][16][17].《春秋繁露》卷7《尧舜不擅移汤武不专杀》,《明史纪事本末》卷14《开国规模》,《明史》卷3《太祖本纪》转引中国思想宝库编委会《中国思想宝库》之论法律,以民为本,第673页,426页
[15].唐·吴兢《贞观政要·君道》第一,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18].《同音乐工作者论坛》,《毛泽东文选》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2页
[19].薛德震《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20论》,人民出版社,2006.9第3-13页
参考书目:
[1].王世舜《尚书·译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7
[2].赵光贤《周代社会辨析》,人民出版社,1980.12
[3].中国思想宝库编委会《中国思想宝库》,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0.9
[4].陈延湘《中国文化》,重庆大学出版社,2001.7
[5].张洪林《中国法制史》,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3.10
[6].于语和尚绪芝《中国法制史》,天津大学出版社,2003.4
[7].郭建姚荣涛王志强《中国法制史》第二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8
[8].吾敬东崔宜明陈晓龙马德邻《中国哲学思想》,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9
[9].萧少秋《中国历代君臣对话录》,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2.12
[10].孟祥才傅永聚《中国古代民本思想与农民问题》,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会第十次学术讨论会论文选,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8
[11].薛德震《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20论》,人民出版社,2006.9
[12].于炳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8
[13].刘玉明《民本思想探源与评议》,《孔子研究》2006.1
[14].郑承军《以人为本的中国传统德育思想》,《中国文化研究》2007春之卷
[15].邓乐群《西周“保民”思想发微》,海南师范学报,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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