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明楷教授谈刑事司法理念.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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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明楷教授谈刑事司法理念

张明楷教授谈刑事司法理念

上传时间:

2010-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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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

刑事司法理念

主讲：

张明楷

地点：

江苏省检察机关检察干部高级培训班

时间：

2009年10月

录音整理：

扬州市院侦监处

来源：

转载自江苏省检察院公诉一处网站（内网）

来自李勇博客，网址：

张明楷：

理念这东西需要变成自己内心深处的想法才有用。

如果我们知道刑事司法有哪些理念，但是没有变成自己内心深处的想法，是没有用的。

很多人在论述刑事司法理念的时候，说的很好听，而在解释具体条文的时候，却完全没有按照他那个理念去解释。

为什么呢？

那个理念没有变成他内心深处的想法。

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从来没有像有些人那样叫嚷大幅度削减死刑乃至废除死刑，但我也不主张死刑太多。

我在解释很多条文的时候，事实上就是在限制死刑的适用，结果那些主张大幅度削减死刑的人却批判我。

比如说刑法第50条：

“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如果没有故意犯罪，二年期满以后，减为无期徒刑；如果确有重大立功表现，二年期满以后，减为十五年以上二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故意犯罪，查证属实的，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执行死刑。

”对吧，没有犯罪也没有立功表现，两年后减为无期徒刑，但故意犯罪的怎么办呢？

它这个条文本身没有说是不是两年期满后再处理。

我在解释时就说，根据刑法第48条，死缓本身就是缓期两年执行，一个被判处死缓的人，假如他过了三个月又犯了罪，比如在监狱犯故意伤害罪，我主张也要满了两年才执行。

那这样做的意思何在呢？

如果在此之后他又立功了，立功符合减为15年以上20年以下有期徒刑，故意犯罪又符合执行死刑的条件，那怎么办呢？

我的结论是：

减为无期徒刑。

这不是限制死刑的适用吗？

而且有根据呀，48条说了是缓期两年执行嘛，所以50条不需要再说缓期两年了，对吧。

那些主张废除死刑的人见到我这个观点就批判，这说明什么？

他们在谈死刑的时候，讲要不要废止、要不要削减的时候，那是一套，解释条文的时候又是一套。

就是说这些人限制死刑的观念并没有变成他内心深处的理念，只是写写文章而已。

所以，这个理念还要在脑子里成为自己的想法。

怎么说呢，你需要看很多的书，需要对很多的知识进行归纳，需要对很多的社会现象进行观察，形成自己的观点，变成自己的想法才有用。

所以我不喜欢讲这些问题。

另外我也不喜欢讲那些很空的问题，比如什么是正义，刑法有什么价值，联系到现在很多提法，那我更加不会讲……我也讲不清楚。

比如说我一直思考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如果它们是统一的，那为什么要讲两个效果，讲一个不就行了吗？

如果两个是不统一的，那它又怎么能统一呢？

这是我想不明白的问题。

但是大家也绝对不要以为我不讲社会效果，我也从来不喜欢听那种所谓的“这个案件这样处理是合法的但不合理”，那样处理“是合理的但不合法”，我很不喜欢听到这样的话。

言下之意法律可以是不合理的。

怎么可能有这样的法律？

合理不合法、合法不合理，那就是我们没理解好法律。

按理说，真正的法律效果当然会考虑社会需要，考虑一般人的感受，考虑一般人接受的程度，这都是法律效果所要考虑的，所以对这类问题我都不讲。

在某种程度上讲，刑事司法理念实际上是一种刑法的理念。

你怎样理解这个刑法，你当然就知道怎么去司这个法。

如果对刑法本身是什么不了解，或者是对法是什么不理解，那你去司这个法，当然是没办法的事。

我们平时都讲刑法是规定犯罪与刑罚的法律，一般地这样去讲是没有什么。

但我觉得作为司法人员，你要说刑法是什么，不能这样地说。

我觉得刑法是为我们处理刑事案件、做出妥当合理结论提供法律根据的东西。

我们处理的刑事案件要得出妥当合理的结论，这种结论不一定是有罪的结论，在很多场合是无罪的结论。

那要为我们处理这种案件得出妥当合理结论的法律根据是什么？

就是刑法。

所以一旦某个人认为他是依法、依刑法办的案，但是这个结论又不合理的话，一定是他把法律理解错了。

话说回来，一个刑事案件怎样处理结论才妥当合理，说起来可不是那么容易，如果要唱高调的话，就是要什么公平、正义等。

但是我觉得我们司法人员在办很多案件的时候，只要你稍微动脑筋，把一些案件之间、一些法条之间进行比较，你就会知道这样处理是妥当的还是不妥当的，然后你就会思考法律条文这样去理解，究竟是合适还是不合适。

比如说刑法269条：

“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后抢劫”，它讲的是犯盗窃、诈骗、抢夺罪，那么这个“盗窃”包不包括抢劫呢？

换句话说，犯抢劫罪，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能不能只定一个事后抢劫呢？

可能大家会说，那怎么可能！

盗窃是盗窃，抢劫是抢劫。

我举个例子，假如说张三盗窃5000元，当场被人发现，结果他对别人使用暴力，为抗拒抓捕、毁灭罪证对他人使用暴力，导致他人重伤，这是典型的269条，没问题吧？

致人重伤，根据刑法第263条的规定处多少？

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

李四呢，先是用暴力胁迫方法抢劫他人5000元，但是没有致人重伤。

但是抢劫的过程中当场被人发现，为了抗拒抓捕，毁灭证据，把人家打成了重伤。

我们就会认为那不是“转化型抢劫”，对不对？

前面是普通抢劫，后面是故意伤害（重伤）。

那我们看，前面普通抢劫法定刑多少？

三年以上十年以下，后面就算认定为故意重伤，法定刑多少？

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撑死了才二十年。

你再想一想这两个案件，谁轻谁重？

当然是后面的重，怎么反而还最高判二十年，最低判三年？

如果两个都判三年再数罪并罚，三年以上六年以下，不就最低才判三年吗？

那个最低判十年！

这不合适。

有的学者就会说，那不是我的问题，刑法这么规定的，它为什么不把抢劫包含进去呢。

刑法没有问题！

刑法有什么问题呢，抢劫里面当然包含了盗窃，所谓抢劫不就是强盗吗，盗窃不就是窃盗吗，不都是“盗”字吗？

对不对？

在后面这个案件，我把前面的那个暴力胁迫不考虑，我把它扔在一边不管，剩下的不就是盗窃吗？

当然你们说盗窃要秘密窃取，这个我待会再讲。

我讲的这个要说明什么？

只要你去动脑子，只要你去对案件之间进行比较，你就会发现很多问题。

你看这个盗窃，我不是说269条中那个盗窃包含抢劫，我不会去这样讲，但至少我要把后面那个案件前面阶段的抢劫我要把它评价为盗窃，这样定罪就很公平了。

所以，我觉得我们司法工作人员时时刻刻要想到，在办案的时候不能孤立地办案。

你要想到以前的这个案子是怎么办的，要想到假定这个案件发生了另外一种情形又该怎么办，你再比较这些案件，你觉得应该怎样处理合适。

结论是否妥当合理你是要比出来的。

我经常这样说，假如说全世界只有一辆桑塔纳轿车，无论卖多少钱，你都不能说这个价格合理或者不合理，对吧？

它只有一辆，卖十个亿美元也不能说高，对吧？

那么世界上有2辆桑塔纳轿车，一个人卖10亿，另一个人卖10万，你就会觉得不公平了。

那这个不公平怎么来的呢？

就是比出来的。

不比怎么会知道呢？

所以，我们对妥当不妥当、合理不合理，首先要去比较。

而从我对很多学者和司法实践的了解来看，我们很多人知道的条文都很少。

比如说你这个公诉一处和二处，一处可能只是偶尔翻翻自己所办案件可能涉及的条文，涉及二处的条文是从来不翻的；二处反过来也是这样。

一处的人如果调到二处，就两眼一抹黑。

这个不是我说的，这是很多人这样跟我讲的，说：

“老师啊，我两眼发黑呐，从一处调到二处。

”我说怎么了，他说从来没有办过这样的案件，从没看过条文，不知道怎么办。

我们现在很多问题也是如此。

比如说，金融诈骗罪和诈骗罪，我们现在都觉得金融诈骗罪很难认定，怎么可能难认定呢？

为什么难认定啊，是因为我们诈骗罪没有弄明白！

诈骗罪弄明白了，使用那些金融手段或者针对金融机构的不就是金融诈骗吗？

有什么难的？

一点都不难。

难就难在我们对诈骗罪没有搞清楚，老是只知道八个字“虚构事实，隐瞒真相”。

这八个字有什么用呢？

这八个字只讲了诈骗罪六个或者说五个构造的一点。

那剩下的：

对方产生认识错误，基于认识错误而处分财产，行为人或者第三者取得财产，被害人遭受损失，这些都抛掉了。

说到法律规定合理不合理，我觉得不能单纯地以网民的议论为标准。

我们现在是“民粹主义”盛行。

法律本来就是一个很有技术性的东西，刑法不是任何人都能看懂的，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刑法，说任何一个一般人都能看得懂。

去年在人民大学开个会，是法学界与部分语言学界的人一起开的，其中一个语言学界学者说这法律不明确：

语言界的人拿这个法律看，怎么也看不懂。

我说你能把教材看懂就不错了，怎么可能你学都没学就要看懂呢？

那还要法学院干什么！

刑法是要明确，但它是一个相对的要求，不可能谁都说一看就懂。

最古老的三大学科——医学、法学、神学，我们去比较一下，全国人民都去讨论许霆构不构成犯罪、构成什么罪，都去讨论邓玉娇是不是防卫过当等等。

怎么全国人民不去讨论癌症怎么治，猪流感怎么防？

太不把刑法学当回事了！

谁都想来谈一点看法。

法学最博大精深，它难就难在这个文字不变，让我们遇到表面上相同的案件，却会产生这两个案件需要不同处理的想法，而你又必须在法律上解释得通，在法律上能找到根据。

它难就难在这里。

我们要追求一种合理结果，就要想尽千方设尽百计。

无论什么东西，不是网民怎么说的、我们就怎么办。

这个问题不光是在中国，日本现在也一样，但日本没有严重到我们这样。

日本人很信任法官和检察官，他们倒是常常不信任国会，动不动就会有个立法的复议什么的。

实际上日本从60年代到现在，杀人案件发生率始终不变，每年的发案率都是一万个人中2.1个人杀人。

日本实际上量刑很轻，对杀人罪平均判6年，包括假释3年出来的，所以日本多少年来流行一种说法叫“一杀三年”，意思是杀一个人三年就可以出来了。

尽管如此，日本杀人罪的处刑从来就没有提高过。

可是老百姓呢，2000年以后一天到晚喊，犯罪情节严重的要严厉打击，于是立法机关把杀人罪的法定最低刑提高了2年。

原来是3年以上徒刑、无期徒刑或死刑，后来改成5年，加了2年。

2004年改的，结果我看他们2008年犯罪白皮书，杀人的犯罪率一点都不变。

经过统计量刑根本就没增加，老百姓说你判得太轻，于是日本就搞什么被害人遗族委员会了，也是动用媒体等等，和我们很多做法一样，但实际上日本刑法学界绝大部分都很反对这种做法。

你看我们现在很多案件，连真正的事实都没有出来，然后网民就在那里讨论。

什么杭州的飙车案，深圳机场的梁丽案，事实是什么都不清楚，就在那里瞎讨论、瞎骂人。

我们能看网民怎么说的就去怎么判吗？

不合适。

我们只能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去选择最合理最妥当的结论。

所以，我不认为最符合网民之意的结论就是妥当的、合适的。

再说，网民大多都是很年轻的人，我倒不是说不要重视，但是他们不是一个基本的标准，更不是一个唯一的标准。

刑法在世界范围内，我们都是讲它有两个机能。

一个就是人权保障机能，它的作用在哪里？

实际上是限制司法权力。

为什么这么讲，就是说只要人家的行为不违反刑法，司法机关就不能定罪量刑；即使他违反了刑法，你也只能在刑法规定的范围内去定罪量刑，而不能超出刑法的规定定罪量刑。

所以它是限制权力的。

我们以前上大学的时候还有这么一说：

法律是阶级斗争的工具。

后来我想，这完全是骗人的说法。

为什么？

文化大革命时期是不是搞阶级斗争搞得最厉害的时候啊？

可是没有法。

如果说法是阶级斗争的工具，那么我们越是搞阶级斗争，不越是要法吗？

可是那时候没有法。

你说法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这说法是不是骗人的？

！

有了法就没办法搞阶级斗争。

你怎么搞？

游斗一番，批斗一番，抄家……不可以嘛，对不对？

也不要只是想立个法，比如说刑法修正案七出来了，为我们打击犯罪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武器之类。

打击犯罪不需要法律。

1979年以前我们没有刑法，我们认为是犯罪的都放过了吗？

没有。

1979年以前，国家机关认为是犯罪的，全都定罪量刑了。

这说明没有刑法也可以打击犯罪，而且想怎么打击就怎么打击，也很方便，对吧？

既然没有刑法也能打击犯罪，那我们有了刑法你又说刑法就只是为了打击犯罪，也是不符合事实的。

那没有刑法也能打击犯罪，为什么还要刑法？

不就是因为你这个打击很随意嘛！

你是想怎么定罪就怎么定罪对不对？

所以它要限制你的权力。

这是各个国家首先肯定的机能。

而我们现在呢，也很强调另外一个机能，就是“法益保护机能”。

你读刑法第233条：

“故意杀人罪的，处死刑，无期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你看这个条文是对法官、检察官写的，尤其是对法官写的。

它说故意杀人罪，你要处死刑、无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你说我不处了。

不处？

那你就是第399条徇私枉法罪，首先是针对司法人员写的。

如果单单是写给普通老百姓看的，他会加上“不得故意杀人，否则处……”。

那我们反过来说一般人看这个条文，一看故意杀人罪判死刑、无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也意识到法律告诉我们是不能杀人的，所以我们就不杀人。

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呢，刑法也有另外一个机能，就是保护法益：

刑法规定故意杀人罪就是为了保护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刑法规定财产受到保护，就是保护各种财产。

这里想说一下，现在有些做法和观念我是不太赞成的。

比如说我们总是强调缩小打击面，总是强调认定犯罪、刑罚处罚的范围越窄越好。

于是，你看我们现在搞“刑事和解”，我觉得太盲目了。

查查国外的犯罪白皮书，我就想，为什么国外检察官的裁量权大，为什么他们也搞他们的刑事和解，搞了不少年？

它跟我们国家是不一样的。

我们国家的立法有量的限制，盗窃要数额比较大，动不动要情节严重。

国外呢，任何犯罪在法典上都没有这个限制，没有量的限制。

事实上，有很多被处罚的犯罪，在我们看来是轻微得不能再轻了。

打人一耳光，就是暴行罪了。

我们打一耳光有什么，治安管理处罚条例都不管！

06年日本一个女的，她买了五个闹钟，早上五点多钟五个闹钟一起闹，就是为了把邻居家的人都给吵醒，结果被判了一年暴行罪。

三十多年前，澳大利亚一个人在公共汽车上抽烟，把烟雾喷在人家脸上也判了一年，暴行。

至于贪污贿赂之类的犯罪，那更是狠判。

别说国外了，你看我们香港，我现在手里还有他们一个判决书，一幢大楼盖好要验收，比如说其中有一项就是这个电线装得合不合格，合格了就给你送电。

来检查的是一个公务员，对有一个地方的开关还是什么东西，一个很小的问题，说不符合。

电工懒得换，觉得这个问题不大，就求这个公务员，公务员说不行。

吃午饭的时候，电工掏五十港币给公务员，公务员拒收并且还告了这个电工，结果电工被判了九个月，行贿罪。

如果这个公务员收了这五十港币，那他被判绝对不止九个月。

我们现在有多少人为贪官讲话？

说什么10万就判10年，太重了。

我也不是说不重，我总觉得我们的价值观有问题，太颠倒了。

你说怎么跟国外比？

没法比！

日本有个法官办一个盗窃案，当时被告人取保候审，有一天法官在咖啡馆里喝咖啡，觉得很无聊，就打了个电话给当事人：

能不能陪我喝咖啡？

被告人不好意思不来，喝完了法官买单。

第二天，被告人把法官给告了，法官滥用职权罪被判了一年。

什么叫滥用职权？

让人家做没有义务做的事情，或者妨害人家行使权力。

人家没有义务陪你喝咖啡嘛！

我讲这么多意思是什么呢？

我举这么多例子是说，国外刑法的定罪是没有量的限制的。

我在德国大学的时候，跟一个刑法教授讲：

我把你的圆珠笔拿走，是盗窃罪吗？

他说当然，只要我告你。

但是也不要以为在国外，所有这种轻微的行为也都当犯罪处理，也不是。

为什么检察官有这么大的裁量权？

原因在于他刑法规定的范围实在是太宽了，所以它要由司法人员去裁量。

比如说从1996年，我先讲日本吧，1996年到2005年这十年，日本检察机关对警察移送起诉的案件，起诉率十年平均是46.8％，每年不到50％起诉。

当然有些犯罪就更低了，像什么交通方面的过失犯罪起诉率不到11％，就百分之十点几。

其他国家也一样。

从1995年到2004年，德国平均起诉率是50％，法国26％，英国20％，美国20％，这是起诉率，但它并不是所有罪的起诉率都一样。

比如说德国，德国对杀人案件的起诉率是95.4％，盗窃罪的起诉率只有30.34％；再比如说法国，对杀人罪的起诉率是79.46％，盗窃罪的起诉率才9.8％；英国杀人罪的起诉率是81.88％，盗窃罪的起诉率是14.48％；美国杀人罪的起诉率只有62.9％，盗窃罪呢，16.46％。

美国杀人罪的起诉率只有这么多，说明什么？

警察权太大，警察多少有些胡来。

日本杀人罪的起诉率是94.1％，盗窃的起诉率18.76％，它之所以对这种不严重的犯罪起诉率那么多，检察官的裁量权那么大，就是因为我刚才讲的法典上对盗窃罪等这些罪没有量的要求。

我们刑法第3条说，刑法规定为犯罪的应当依照法律定罪处罚。

这是任何国家都没有的。

为什么我们有？

就是说我们对犯罪的限制已经在立法上解决了。

司法人员不能够再有那么大的自由裁量权，动不动就说什么不起诉，动不动就什么和解，所以我是不主张有些人说的不能扩大处罚啦。

跟国外比，我们处罚的已经实在是太窄了。

我们在许多问题上都是如此。

你看我们动不动就讲所谓的“刑民关系”。

你们在庭上经常听到律师这样讲：

“啊呀，我的当事人是不当得利，不是犯罪”，“啊呀，这个案件是民事欺诈，不是刑事诈骗”。

这些话都是经不起推敲的，是不当得利就不构成犯罪了吗？

不当得利可能构成侵占罪，可能构成盗窃罪、诈骗罪，什么假冒专利都是民法上的不当得利，怎么能说民法上的不当得利就无罪了呢？

！

要这样的话，那杀人案件就说我的当事人属于侵权行为，所以不构成犯罪，行吗？

所以这样辩的时候，你不要和他辩是不是不当得利，你就承认是不当得利，但是不当得利已经构成盗窃罪、诈骗罪等等。

民事欺诈把刑法上的诈骗罪都排除在外了吗？

我跟好多民法学者问，我说你们在讲民事欺诈的时候把诈骗罪排除在外了吗？

他说我们不管那个，我们只判断这个在民事上是不是欺诈。

换句话说，民事欺诈当然包括刑法上的诈骗罪，怎么一说民事欺诈就不是刑事犯罪了呢，就不是诈骗了呢，怎么一说经济纠纷就无罪了呢，刑法不是处理纠纷问题的吗？

法律都是处理纠纷问题的，难道刑法不处理人与人的纠纷吗？

不处理经济纠纷吗？

当然也处理！

所以这些话听起来好像习以为常，但是你仔细揣摩，好像说不过去、说不通。

所以我是不主张动不动就搞和解，也不主张我们检察机关有那么大的裁量权。

权力是很可怕的东西，要那么多裁量权干什么呢？

检察机关的以前公诉部门人很少，反贪人很多，现在公诉部门急剧增长，为什么？

主诉检察官、刑事和解……有权力。

权力这个东西很可怕，可是我们很多人很喜欢。

所以既限制权力又保护法益这两者，它总是一个很矛盾的问题。

如果一直强调对所有的利益都去保护，那么当然对被告人的权利就很难保障了；反过来，都以被告人的人权优先，那么我们一般人的利益就得不到保护了。

这两者怎么去平衡，这是一个永恒的话题。

我这个人不喜欢说这两者要么永远人权保障优先，要么永远法益保护优先。

因为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条件下，有时甚至针对不同的案件来讲，都需要具体的判断和考虑。

但是我认为，作为司法人员，在办案的时候，尤其是办一些有争议案件的时候，你都要想到这两者。

比如说，刑法理论上常争论的一个问题是，一个人本来没有犯任何罪，但是公安机关抓错了人，把他当作嫌疑犯拘留了，后来逮捕了，而他的的确确觉得自己没有犯任何罪，结果他脱逃了。

你把不把他定脱逃罪？

这个条文明确说的是“罪犯、被告人、犯罪嫌疑人”，你是没有犯罪，但是我们并没有说嫌疑人是罪犯啊。

法条上明明讲三个主体，“罪犯、被告人、犯罪嫌疑人”，你是“嫌疑人”，我承认你不是罪犯，但是你是“嫌疑人”啊！

那就定脱逃罪。

似乎很合理，违反了监管秩序嘛。

可是你再想想，你本来就抓错了啊，对不对？

人家一跑，还跑出个罪来！

这个情形你得考虑，不能单看刑法，单看法条，法条说了三种人，你是其中一个。

但是对这个跑的人来讲的确太冤枉了！

这个时候你可能要通过各种理论去解释它，你不能期待这样的人不跑。

我们在刑法里面有时用没有“期待可能性”来解释，你怎么能期待他不跑呢？

人家本来就无罪嘛。

但是假如说他是使用暴力、胁迫等方法或者破坏监管设置跑的，那定脱逃罪还是有点可能，这就是在两者之间的一种平衡。

所以我们脑子里不能只是放着一个，单纯装一个，或者你只是想到去保护行为人的权利和自由，那不行；只把它作为保护法益的手段，也不行；只是把刑法作为一种阶级斗争的工具，那更不行。

实际上，司法、尤其是一些判决，对一般老百姓所起的引导作用比刑法本身更大。

我们一般人出去做个什么事的时候还先翻个法条啊？

没有人这样做的。

我感触，即使是刑法教授也不一定把这四百多条都看完了。

谁去超市买东西还要先翻翻合同法？

不可能，也没必要。

但是一个判决出来，就会影响很多人。

只要知道判决内容，就知道这个事可以干或不可以干。

这不是一个单纯的一般人看法条还是看判决书的问题，这是因为一般人看不懂法条，即使看了，他不一定知道你禁止的是什么样的事实。

但是他一看到判决，就知道这样的事是不能做的。

所以司法所起的作用某种意义上讲比刑法大的多，所以司法很重要。

司法在某种意义上说是解释法，换句话说，广义的刑法解释也就是讲的适用刑法的问题，因为一个条文如果不和具体的案件联系起来，是没有解释的需要的。

大家也不要以为解释刑法就是解释这些条文本身，不是这样的。

如果这个条文没有对应的案件发生，没有具体的司法解释，你比如讲“勾结外国，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这叫背叛国家罪。

谁写过背叛国家罪论文的？

教科书上那样讲解是解释吗？

所谓的解释什么叫“勾结”，什么叫“外国”，什么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有意思吗？

那是没话说了，就把一句话变成三五句，那个不叫解释，有的反而把问题弄得更复杂，还用了一些怪怪的词。

那些解释没有用。

可是你一看盗窃、诈骗、贪污、故意伤害罪、杀人罪，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写文章，写书啊？

案件多，需要这些适用相关条文处理的情形，这说明什么？

法的解释一定要和案件事实相联系，没有案件事实是不需要解释的，解释也是没用啊。

我也知道你们觉得很多教科书都没用。

我碰到很多人，都说教科书没有用，到上面找，一个都找不到。

为什么？

因为他就是进行单纯的文字定义，他不考虑你现实中有哪些问题，哪些案件要处理，所以没有用。

国外的教科书为什么有用？

他谈到什么都会有案例和判例。

这个案件怎么处理的，判决妥当不妥当他都有，所以他那教科书有用。

什么叫实用刑法？

实用刑法无非是说我们要把手上的案件和刑法相关条文进行对照，这个对照是要把条文的含义向案件事实拉近，把案件事实向条文的含义拉近，从而看它们是否对应。

换句话说，他是把法律规范朝案件事实方面去解释，把案件事实朝法律规范方面去归纳，然后取得它们的一致性。

但他这样做的时候，一定是，至少在很多场合，有一个导向、一个方向，他觉得这个案件怎样处理是合适的。

比如说深圳机场这个案件，梁丽案。

一个清洁工说在垃圾桶旁拣了一个纸箱子，还说拣的时候以为是一个电瓶，把它拿到残疾人用的卫生间。

这个网上的事实你一听就很奇怪，他不说垃圾桶在哪，一开始就说某某在垃圾箱里面，“拣”了个纸箱，以为是电瓶——凭什么以为是电瓶啊？

然后放到卫生间，还说如果有人要就给人。

你放在那里，谁怎么要，谁找你要？

这个事实怎么不一样，为什么不讲事实啊？

他想她无罪。

可是检察院包括律师跟我讲的不一样。

她在柜台前拣的纸箱（行李箱），柜台前有个行李车。

垃圾箱在哪？

在柜台前！

那我下次到你家里，在垃圾桶旁拿个东西，也是在垃圾桶旁拣的？

他不说在你家里！

他是朝着无罪的方向去讲这个事实的。

你要我说她是盗窃的话，我就会说她是在柜台前，这个纸箱还在行李架上，人家并不是遗忘了，只是去了20米外的另外一个柜台去打听托运了，总共才十几分钟，回来东西就没了。

那你不能说梁丽十几分钟以后才拿走的？

梁丽在打扫卫生的时候是不是已经听到人家说要托运黄金，这样说行不行？

她凭什么就以为是电瓶呢？

你能相信她说的如果有人要就给人家吗？

根据机场的规定，拾到的东西不是放到卫生间。

她说什么你都相信吗？

所以这是讲事实。

有人问我：

“我为了进步，给领导一点钱，算不算犯罪？

”这什么意思？

我问他进步什么意思，他解释：

“就是为了从科长当处长呗。

”你看他把买官、卖官归纳成“为进步”给领导一点钱。

一听这个人就是想说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