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增长与人口分布对生态环境的影响.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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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口增长与人口分布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中国人口增长与人口分布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上海社会科学院 左学金周海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与此同时，环境的污染也非常严重，很多地方生态恶化，酸雨、水污染、土壤流失、荒漠化、大气污染等等已经对我国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由于对环境的破坏伴随着人口的大规模增长，我国长期以来又一直执行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因此，许多人把人口增长看作是我国生态环境退化的主要原因，似乎只要人口增长控制住了，生态环境就会自然变好。

实际上，我国总人口已经进入低速增长时期，但是对环境的破坏却还在加剧。

究竟如何解决我国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关系，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课题。

本文试图通过人口迁移政策的调整，实现人口的合理再分布，以此减缓生态脆弱区的人口压力，实现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的协调发展。

　　一、人口增长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美国环境学家PaulEnrich（1996）用一个简单的公式来表示人口增长及消费水平对环境的影响：

  I=PAT，

公式中I为环境影响程度（Impact），P为人口（Population），A为富裕程度（Affluence），可以用人均消费水平或生活水平描述，T为技术水平（Technology）。

　　这个式子说明，某一区域内的总的环境状况是与人口数量和人均消费水平成正比例的，人口数量越多，对环境的影响也越大；人均消费水平越高，同样也会对环境有较大的影响。

我们还应看到，是P和A的乘积，而不是单纯P或A对环境有决定性的影响，比如在技术水平一样的情况下，如果两个国家的人口一样多，但一国的人均资源消费水平是另一国的5倍，那么这个国家对环境的影响也是另一国的5倍，远远大于另一个国家。

　　 通常A和T两个因子很难单独计算，一般用人均能源消费作为其积。

从这个公式可以看出，在AT一定的情况下，如果人口增加，则I也一定会有所增加，但具体到全球不同的国家，AT的差别是很大的，富国的AT值要远大于穷国，有人计算出富国每个人对环境的破坏程度是穷国的7.5倍，美国人口虽然只有中国的1/5多一点，但对世界环境的影响却比中国大得多。

美国占世界人口的5％，但它消费的化石燃料占全世界年消费量的25％；它每年消费的纸张占全世界的消费量的33％，天然气占27％，铝占24％。

　　在上述公式中，技术的作用比较复杂，从某种意义上说，技术进步是一柄双刃剑，它可以提高人们对资源的利用效率，减少对资源的利用量或者实现资源的重复利用，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但它也可能提高人们对资源的开采利用能力，加快对资源的消耗和破坏，促进环境的退化。

比如，氟利昂是通过技术进步制造出来的一种在工业和生活中具有大量用途的化学物质，但已被证明它会破坏臭氧层，直接威胁地球上生物的生存。

同样地，灌溉、化肥、农药和高产品种的使用，在促进了一场绿色革命的同时，耗尽和毒化了水资源，使野生动物和人类中毒，并且强化了物种的单调化，减少了农业的多样性。

巨大的拖网提高了渔业产量，但助长了滥捕滥捞，耗尽了渔业的基础。

发达的制造业加快了木材变成纸浆和纸张，最后变成成堆的废纸的过程（孙常敏等，1999）。

　　 实际上，在中国，改革开发以来的二十年间，人口增长对环境的压力已经远远低于人均消费水平提高对环境造成的压力。

以能源消费为例：

能源总消费增长率≈人口增长率+人均消费增长率（假定技术没有变化），在能源总消费增长中，人均消费量的增长是决定性的，而相比之下人口增长的影响是比较小的，在1978－1998年间，我国人口增长了29.66％，总能源消费增长了138％，远远超过了人口的增长率。

从表1可以看出人口增长对总能源的消费增长直接贡献率只有21.5％，而人均消费水平提高的直接贡献率为60.6％，并且分三个时期来看，人均总能源的消费水平直接贡献率依次为64.5％、67.5％和69％，越来越高。

注：

要素贡献率=要素增长率/总量增长率

余值为两种要素共同作用结果。

　　　　　　　　资料来源：

人口能源消费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1999。

总能源（煤炭、石油、天然气、水电）的消费量：

E=Pe

其中：

E：

总能源的消费量

P：

人口数量

e：

人均总能源消费量

　　从1978－1998年，总能源消费量增长138.0%，其中29.7个百分点由人口因素贡献，83.6个百分点由能源的人均消费量贡献。

从1978－1985年，总能源消费量增长34.2%，其中10.0个百分点由人口因素贡献，22.1个百分点由能源的人均消费量贡献。

从1985－1992年，总能源消费量增长42.4%，其中10.7个百分点由人口因素贡献，28.6个百分点由能源的人均消费量贡献。

从1992－1998年，总能源消费量增长24.6%，其中6.5个百分点由人口因素贡献，17.0个百分点由能源的人均消费量贡献。

　　除了人口增长、人均消费水平对环境造成的压力外，低效率的资源利用和浪费对环境的压力也很明显（朱宝树，1989）。

我国对能源的利用效率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低效率的能源利用，加剧了资源的压力和环境的污染。

以水资源的利用为例，我国的水资源人均占有量很低，仅为世界人均量的1/4，居世界第109位，而且分布不均，大量淡水资源集中在南方，北方淡水资源只有南方的1/4，全国600多个城市中有一半的城市缺水，北京市的人均占有水量为全世界的1/13，连一些干旱的阿拉伯国家都不如。

但我国水资源利用中的浪费却很严重，在宁夏一些地方，每亩水稻一年大约需要浇2000多立方米水，一亩小麦需1200多立方米水。

水价的偏低是水资源浪费的一个重要诱因。

在农村，一吨水电力提灌价4－9分，自流灌溉价4－6厘，300吨黄河水的价格不如一瓶矿泉水。

低水价鼓励了水资源的高浪费（孙凯，2000）。

　　在我国也许应该考虑的一个问题是地方政府在环境保护中的作用，或政府失灵的问题：

如我国有数百个县是木头财政，森林工业是当地的财政支柱，在1998年国家禁伐令发布后，这些地方的财政收入陷入了危机，如果国家不给予适当的补偿，实现经济的转型，则禁伐令就难以很好地执行。

淮河治理中也碰到了地方政府保护污染企业，以及不愿花费巨资进行企业的环保技术改造等问题，所以上述公式应该改写为：

I=PATG，

公式中G是指政府（Government）的环保意识、行为、产业发展规划、环境保护法规以及对环境法规的监管执行能力等。

淮河的治理就最能体现政府的作用。

淮河流经河南、安徽、山东、江苏4省，流域面积27万平方公里，养育着1亿5千万人口，人口密度很大。

然而，随着数以千计的工厂排污，使得全流域2/3的河道失去使用价值，淮河成为我国七大江河中污染最严重的一条，多次出现重大污染事故，下游饮水都很困难。

1995年我国颁布了第一条流域性法规《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暂行条例》，提出到2000年要实现淮河水体变清。

在国务院的大力督促下，沿岸共关闭了6万多家"十五小"企业，有效削减了污染源，许多企业也投入了不少资金搞达标排放环保工程。

经过几年的整治，水质恶化趋势得到了初步控制，但隐患仍在。

有些地方为了地方利益，只是应付检查，私下还在包庇企业超标排放。

据报道，曾经被媒体大量宣传作为环保建设典型的某大型味精厂仍在排放黑水。

淮河流域日排废水100吨以上的大中型企业共有1562家，职工108万人，对重点污染源的19家企业，因为是当地的财税支柱，谁也不愿下决心关停（孙凯、刘武，2000）。

如此下去，淮河要实现水质的优化非常困难。

　　黄河由于上下游之间在使用水源方面缺乏协调，前几年断流时间越来越长，断流处离海洋的距离越来越远。

1999年，黄河管理委员会对黄河水量实行统一调度，当年就见到成效，断流时间缩短到8天，2000年全流域遭遇了有记载以来最严重的干旱，来水量比正常年份少了56％，但通过协调，全年却没有断水。

这个事例充分说明了政府在环境保护方面的重大作用。

但是，仅有政府的行为还是不够的，人们的环保意识、行为方式对环境的影响也更为直接，事实上，政府的法规只能监管到部分对环境的破坏行为，如果人们普遍缺乏环保意识，对破坏环境的行为熟视无睹或者集体参与对环境的破坏，或者只是表面上遵守环保法规，而私下又偷偷地破坏，就会使政府的管理效果大打折扣。

因此，上面的公式应该再加上一个参数C，它是指公众的环保意识（Consciousness）、环保观念（Conception）和行为（Conduct）模式，由此，公式变为：

I＝PATGC

　　小结：

人口增长是影响环境的若干因素中的一个因素，而且从数量分析来看，还不是最重要的因素。

如果我们不适当地将环境问题全部归咎于人口增长，则会忽视了影响环境的其他重要因素。

此外，我们的人口增长率已经降低到１％以下，在短期内继续降低生育率的空间已经极为有限，而且过低的人口增长率在长期内可能会对社会经济增长带来负面影响。

　　二、人口分布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长期以来，我国比较注意人口增长对生态环境的影响问题，而对人口分布对环境影响的问题则重视不够。

我国人口已经进入低速增长时期，在人口增长较慢的背景下，人口分布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可能比人口增长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要大得多。

　　我们可以设想有两种人口分布模式，一种是自由迁移的模式，另一种是限制迁移模式，这两种不同的模式对环境的影响是不同的。

1、自由迁移模式

　　在自由迁移模式中，家庭或个人可以出于福利最大化的考虑而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一个地方，从生态脆弱的地方迁移到生态条件较好的地方，因为其他地区的自然生态条件较好，工商业发达，人们的收入水平较高，这样在总体上可以平衡对生态环境的压力，防止生态脆弱地区的生态环境的恶化。

可以说，在大多数发达国家，一般都采用了自由迁移模式。

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巴西等许多国家都存在这种情况，尽管这些国家国土面积都很大，但人口分布的集中程度要比中国高，这样的集中是自由迁移的结果，有利于生态脆弱地区的环境保护。

　　美国1999年有2.76亿人，其中50％以上的人口集中居住在从海岸线向内陆宽约80公里的沿岸狭长的地带，而这个区域的面积仅占美国本土的16％。

美国全国平均的人口密度是每平方公里29.4人，东北部沿海和五大湖南岸地带局部地区每平方公里达到200人以上，而西部山地诸州每平方公里只有5人左右，人口极为稀疏。

　　加拿大人口分布的不平衡性更为突出，它的国土面积为995.6万平方公里，居世界第二位，但1999年人口只有3060万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只有3.07人，是个地广人稀的国家，绝大部分人口集中在与美国毗邻的南部狭长地带，安大略和魁北克两省的南部集中了全国3/5的人口，这里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达到85人以上，而广大的西部地区和北部地区，每百平方公里还不到2个人。

澳大利亚拥有768万平方公里的国土，1999年人口只有1900万，每平方公里不到2.5人，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低的国家，全澳面积的1/5是沙漠，1/4没水，全国人口中的88％以上高度集中在东南沿海城镇，其中的悉尼、墨尔本和布里斯班三大城市就拥有了全国总人口的60％以上，广大的内陆地区人口稀少，有不少地方至今仍然荒无人烟。

　　巴西面积有851万平方公里，在世界上居第五位，1999年全国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近20人，其东南部地区人口密度达到每平方公里70人左右，而广大的北部和西北部地区人口密度只有3－5人左右，人口分布也很不平衡。

　　2、限制迁移模式

　　在这种模式中，人口迁移受到限制，所以生态脆弱地区的居民不能自由地迁移到生态条件较好的地区。

从自然环境条件来说，我国可以划分为两类地区，即生态脆弱地区和其他地区。

一般来说，相对于其他地区来说，生态脆弱地区的经济比较不发达，家庭户的人均收入水平较低，生育率较高，人口自然增长率较高。

由于生态脆弱地区的人口增长较快，人口迁移又受到限制，造成人口规模的过度增加，环境受到较大破坏，并最终影响其他地区的生态环境。

1964年我国平均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73人，而人口密度最大的上海市每平方公里达1352人，是当年西藏每平方公里仅1人的1352倍，可见人口分布的极大不平衡性。

1982年全国平均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106人，而人口密度最大的上海市每平方公里达1482人，是当年西藏每平方公里仅1.6人的926倍。

1996年全国平均人口密度又上升到每平方公里126人，而人口密度最大的上海市每平方公里达1630人，是当年西藏每平方公里仅2人的815倍，最高密度和最低密度之间的差距逐步缩小。

　　据最近公布的"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我国东（11个省、市）、中（8个省）、西部地区（12个省、区、市）人口数分别为4.9亿人、4.2亿人和3.6亿人，而东、中、西部地区面积依次为108.6万平方公里、158.5万平方公里和692.7万平方公里，人口密度分别为452.3人／平方公里、262.2人／平方公里和51.3人／平方公里，东部人口密度是西部的8.8倍。

1990年"四普"时，我国东、中、西部地区人口密度分别为392.0人／平方公里、241.4人／平方公里和52.5人／平方公里。

两次普查期间东部和中部人口密度分别增加了60.3和20.8，而西部减少了－1.2，但是在生育率方面西部地区却是较高的，这反映出我国人口已经出现了向东部和中部流动和迁移的趋势，但是西部地区的绝对人口密度仍然很高，我国人口分布的集中程度远不如上述一些国家。

　　据最新统计，内蒙古的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20人，青海7人，甘肃55人，比中国东部的人口密度要低得多，但按照土地的实际承载力计算，已有过密之虞。

新疆地域宽广、人口稀少，解放后的大规模移民无疑提高了新疆的人口密度，加快了区域发展，从1954年每平方公里3.12人提高到1998年的10.92人，其中兵团地区人口密度高达每平方公里32.5人，在许多地方人口已经饱和。

在生态脆弱地区，环境问题与贫困问题在某种程度上陷入恶性循环。

在过剩的人口压力之下，人们被迫耕作于高山陡坡以谋得果腹之粮，无奈铲去草皮以获得锅下之薪，盲目哄采矿山去求得生存之门，污染水流和土地去安排更多的人口就业。

在中国的黄土高原、西北地区、西南地区及中部地区的山区丘陵地带，由于人地矛盾尖锐，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依赖于有限的土地求生存，导致过度利用环境资源，本已脆弱的生态环境日趋恶化。

　　表2中反映的是中国生态压力最大的前五位省市区，从中可以看出宁夏、甘肃、山西、陕西、新疆等五个省区是总的生态压力指数最高的省区，同时，它们也总数出现在各个分项压力指数的前五位中，足见这些省区是我国生态最脆弱的地区。

另外，内蒙古、四川、贵州、广西、河北、江西、河南、山东等省区也是我国生态比较脆弱的地区。

注释：

压力指数越大，生态环境越脆弱。

资料来源：

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组，《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2000），科学出版社，第171页。

　　 从表3可以看出，生态脆弱区又往往是人口增长较快的地区，在1990－1999年间，除甘肃略低外，排在前五位的其他四个省区的年人口增长率均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而在生态压力最小的五个省份，除广东外，其他四个省的年人口增长率均低于全国的水平。

由此可以明显地反映出，生态脆弱区的人口还在以较高的速度在增长，如果不能有效降低这些地区的人口增长率的话，这些地区的生态压力将更加严重。

资料来源：

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组，《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2000），科学出版社，第171页；《中国统计年鉴》2000年版；《中国1990年人口普查10％抽样资料》。

　　我国草地资源因超载放牧而引致的生态恶化在广大牧区十分普遍。

据统计，全国草场严重退化的面积约7300万公顷，退化率由70年代的16％上升到37％，退化面积平均每年以67万平方公里的速度在递增；牧场单位面积产量下降了1/3到1/2；与此同时，草地沙化面积已超过150万平方公里（洪大用，1999）。

草原退化使草畜矛盾日益尖锐，鼠虫害猖獗，生物多样性降低，并已危及到三北地区的农田、水资源和城乡环境。

中国草地的生产水平低下及不断退化主要是人为因素造成的：

人口的大量增加要求有更多的粮食供应，因而水热条件较好的草地大多被开垦为农田，进行广种薄收式的粮食生产，地力不断下降，亩产粮食只有50公斤上下，而由此导致的沙尘暴不断发生，风蚀、水蚀作用加强，造成大面积土地沙化和水土流失；人们为了提高畜牧产量，过度放牧，以致于超过天然草场的承载力，引起大面积草原退化；为了增加收入，大肆挖掘药材、发菜和薪材。

　　我国长江中上游地区的水土流失以及西南地区的森林破坏都是与这些地区的人口密度增加和滥垦滥伐有直接关系。

金沙江流经丽江地区615公里，在历史上，由于丽江地广人稀、区位偏僻、交通闭塞，森林植被和生态环境良好。

但解放后人口规模有了较大的增长，特别是从60年代以后开始大规模的商业采伐，三十多年共提供商品材2400万方。

在高峰年份，各县财政收入百分之七十以上来自林业。

近30多年来的过量采伐，虽然使得林业成为丽江的支柱产业，但与此同时也使得丽江地区的天然林资源锐减，到1984年，森林覆盖率下降到27%。

因砍伐过度，丽江县有3个乡石漠化严重，几乎失去了生存条件。

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不仅影响了丽江地区的可持续发展，也影响到三峡工程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发展。

据调查，1995年丽江地区的土壤侵蚀面积近6000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28.6%，比10年前增加两成多，其中强度侵蚀和极强度侵蚀分别增加了两倍和18倍。

金沙江从80年代开始变得浑浊，水流量减少。

　　贵州毕节是个贫困地区，全区1998年末的总人口644.88万人，而贫困人口就占到412.28万人。

当地干部说，"我们穷就穷在生态上"。

毕节地处长江、乌江分水岭地带，生态环境极其脆弱，长期以来，由于资源过度利用，自然生产力遭到破坏，水土流失和土地石漠化日趋严重，对本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极大危害。

目前全区水土流失面积12752平方公里，占全地区总面积的47.4%，由此造成的恶果是：

地力衰退，生产能力下降，每年流失全氮14.64万吨、全钾0.93万吨、全磷5.77万吨。

由于毕节地区是岩溶地貌发育最典型的山区，不合理的耕作方式和水的侵蚀作用，造成基岩裸露，大面积土地荒漠化、石化、沙化，石漠化严重地区的人们甚至失去了生存能力。

毕节地区的森林面积已经从解放初期的45万公顷减少到15万公顷，森林覆盖率也从15.1%下降到现在的5.8%，这是造成毕节地区水土流失及石漠化越来越严重的重要原因之一。

毕节地处长江、珠江的上游地区，而水土流失面积占全区面积60%以上，对江河上游的生态平衡造成了极大的威胁。

毕节贫穷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人口太多，毕节人口密度已经达到了每平方公里240人，解放前人们用水就十分困难，解放后随着人口的增加，人们的用水更加困难，尤其是近年来这一问题更加突出。

据统计全

　　地区有30%左右的水源枯竭，25%左右的支流沟溪断流，干流洪枯比增大，有100万人、66万头牲畜饮水面临越来越严重的威胁。

而且，现有的贫困人口又主要集中分布在自然环境恶劣、地域偏僻、生产力水平和社会发育程度较低，科技教育文化卫生较为落后的地区，这无疑对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的压力。

　　应对生态脆弱地区的环境破坏问题可以有两种策略：

一种是在限制移民的前提下对这些地区的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保护进行投资；另一种是有计划地移民来恢复这些地区的生态。

在这两种策略中，后一种策略无疑具有更高的成本效益。

因此，前文的公式应该再增加一个变量D，它反映人口的分布（Distribution）状况，通过人口的迁移行为改变生态脆弱区的环境压力，改善人们的生活条件。

I＝PATGCD

　　3、我国生态移民的尝试

实际上，在生态移民方面，我国已经并且正在进行一些尝试。

例如三峡库区移民、内蒙古部分草原地区的移民、宁夏西海固地区的"吊庄移民"，等等。

　　 在重庆市100多万三峡移民中，农村移民占三成多。

而这一地区农民人均耕地不足0.8亩，土地的垦殖率也高出全国平均水平一倍，移民安置的空间非常狭小。

为此重庆市曾要求每年至少开垦8000亩荒地，以安置那些失去土地的农村移民，结果破坏了长江两岸许多荒山草坡，造成了严重的水土流失。

1998年的洪水给长江流域的生态环保敲响了警钟，长江上游的重庆市从大局出发，按照国家的有关政策，积极调整移民思路，开始从数量扩张型的"开荒移民"走向效益提高型的"生态移民"。

除了跨省市跨区县的异地移民安置外，还通过发展本地的生态农业和第三产业来解决对自然环境的破坏问题。

　　为从根本上遏制荒漠化，减少区内贫困人口数量，内蒙古在2001年也将开始大规模的生态移民，通过移民在恢复生态的同时使荒漠地区的农牧民摆脱贫困。

目前，内蒙古仍有80万绝对贫困人口和300万未稳定脱贫人口，这些贫困人口绝大部分居住在荒漠区和严重缺水地区，很难从根本上摆脱贫困。

而全区目前荒漠化土地约占总土地面积的６０％，且以每年1000万亩的速度扩大。

因此实施生态移民和异地扶贫移民工程已成为关系到内蒙古全局的大事，在加大人工改造荒漠化土地的同时，必须采取移民搬迁、大面积实施封育、飞播造林等措施，才能加快生态恢复，使荒漠区农牧民告别贫困。

同时，根据生态建设的要求，内蒙古在实施生态移民工程时，退耕还林还草、禁牧休牧和天然林保护地区需要搬迁的人口首先纳入移民计划，封育区内需要搬迁的分散人口和牲畜要妥善安置。

这项工程的目的是实现迁出地区绿起来，迁入地区富起来。

中国西部现有1300万人缺水，饮水困难，其中有300万人饮水极度困难，宁夏的西海固地区就是其中的典型。

所谓的"西海固"，指的是西吉、海原、固原三个县，这三个县是宁夏，也是中国西部最贫困的地区之一。

贫困的西海固，贫就贫在严重的干旱缺水上。

西海固平均年降雨量仅有200毫米，可是年平均蒸发量却在2200-2600毫米以上！

在这些地方，人吃水都非常困难，农业也只能广种薄收，产量很低，人民生活很苦。

吊庄是指在一个自然条件较好的区域为自然条件恶劣不适合于众多人口生存的贫困区域建立新的居住区。

在一些地区，吊庄移民倒真像吊销原来的村庄，在新的更适合于居民生存的区域建立新的村庄。

吊庄移民主要有四种形式，县外整建制移民，县外插户移民，山区县内由县内条件较差的区域向县内条件较好的区域搬迁，川区县内人口多的村庄向新开辟的人口较少的区域搬迁。

据统计，自八十年代以来，宁夏已在河套地区建立了21处移民基地，开垦荒地60万亩，从西海固移民28万。

通过吊庄移民，有效地减轻了迁出地的人口压力，增加了人口较为稀少地区的劳动力供给，对迁出地和迁入地的发展都有好处，从根本上解决了许多人的饮水问题和温饱问题。

但在吊庄移民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如由于缺乏良好的规划，导致一些新的移民区人口猛增，超过土地合理容量；一些新的移民区计划生育管得不紧，移民像在原来的居住区一样多生、超生问题严重，使人地之间的关系逐步紧张起来；在移民开发中贫困户在移民初期存在一些困难，如缺乏燃料，有些移民就铲除灌木做为薪材使用，当地属于干旱草原区，土壤为沙土地，如果植被遭到破坏，对生态环境无疑有负面影响。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在2001年12月19日发布的《中国２１世纪人口与发展》白皮书中的"改善人居生态环境"部分，提出了三种政策措施：

一是增强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意识，改变人们对资源、环境的传统思维和行为方式，采取预防为主、自然资源有偿使用、污染者付费和强化环境管理等措施，缓解人口和经济增长同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

二是转变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

改变过度消耗资源的、高污染的、不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形成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消费结构和生产方式，促进可持续发展。

三是重点保护和改善人口与环境资源矛盾尖锐区域的生态环境。

要改变掠夺性经营开发方式，有计划地退耕还湖、还林、还草，大力开展植树造林，治理水土流失，防止沙漠化，建立生态农业，加强耕地、水源、森林、草场、物种等自然资源和生物多样性保护。

　　在此，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