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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选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
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
中国13.39亿人
2011年04月28日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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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28日发布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第1号公报,全国总人口为13。
397亿人。
汉族人口占全国人口91.51%,比2000年下降0.08个百分点;少数民族占8.49%,上升0.08个百分点。
我国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为2。
6139亿人,比2000年增长81.03%。
我国每十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由2000年的3611人上升为8930人。
文盲率从2000年的6.72%下降为4.08%。
我国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6。
6557亿人,占总人口49.68%,2000年来城镇人口比重上升13.46个百分点。
我国平均每个家庭户人口为3.10人,比2000年减少0.34人,家庭户规模继续缩小。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人口漏登率为0.12%。
我国男性人口占51.27%,女性人口占48.73%。
人口性别比为118.04。
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8,人口更替水平为2.1。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2000年以来,我国人口年均增长0.57%,处于低生育水平阶段。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13.26%,比2000年上升2.93个百分点,我国老龄化进程逐步加快。
国家人口计生委“一二三四”总体工作思路
2009-12-20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总体思路概括起来就是“一二三四”。
坚持一条道路:
即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道路。
推进两个统筹:
即统筹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分布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统筹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关系,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强化三个注重:
即更加注重利益导向,更加注重服务关怀,更加注重宣传倡导。
促进四个转变:
即人口计生工作要积极促进发展方式转变,促进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促进由单纯控制人口数量向统筹解决人口问题转变,促进工作机制和方法转变。
[据《人口与计划生育》杂志2009年第8期(总第144期)]
坚持走科学发展的人口计生之路
青海人口计生委党组书记、主任 张进京(2010年3月30日)
从自由放任的生育到计划限制的生育,这种选择,虽出自无奈,却源于理性。
社会、家庭、个人相互纠结,痛苦与喜悦相伴而生。
当政策上升为国家意志,我们对此充满敬畏,并竭尽心力遵守笃行。
有人说我们上了发达国家的当,此说可另当别论。
历史应予尊重,遗产必须继承。
而未来需要仰望,我们当与时偕行,壮怀激烈,奋力博取。
那注定是一个值得期待的情形。
经过30年的风雨历程和艰辛努力,我国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由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历史性转变,妇女总和生育率从实行计划生育前的5.8下降到目前的1.8左右,有效缓解了资源、环境的压力,有力促进了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民生改善,人民群众生活实现了由贫困到温饱再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飞跃。
一、我国人口计生事业发展的历史沿革
人口的存在、繁衍和变动以物质资料生产为基础,取决于一定的社会生产条件、方式和历史环境,作用于人口再生产模式和人口增长规律,并形成相应的人口理论和人口政策。
(一)国家人口计生事业的简要回顾
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国人口计生事业发展经历了两个不同的阶段:
一是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之前,人口发展处于无计划、自发的高增长阶段;二是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之后,人口发展逐步走向有计划、可控制的平稳增长阶段。
这段历史,在座的各位都曾经历过,那么就让我们一起来重温和回顾这段岁月历程。
1、无计划的放任阶段:
1949年——1980年
中国的人口发展有个规律,这就是从连年的战争状态中走进和平年代,从兵荒马乱中走进休养生息,人口再生产往往会很快达到一个饱和点,古往今来,一概如此。
在古代,这个时期便叫中兴,便叫盛世。
这个时期的君主,历史上往往称为明君、称为明主。
解放后,我们仍然遵循着这样一个规律,我国五十年代,国家刚刚结束战乱,人们对毛主席,对新中国充满了感激之情。
中国的人口从1949年的5.4亿,短短十多年间,很快便达到7亿(1840年到1949年,一百多年才新增人口1.3亿),妇女总和生育率远远高于更替水平,达到5.8。
这段时间里,人们对生育充满了快乐、充满了激情、充满了期待,可着劲儿生。
那时候,人们一见面,先问你们家几个小子,几个闺女,回答的口气也特别自豪,说四个小子两闺女。
子女双全,子女满堂,那就是福气啊!
政府对生育也持鼓励的态度,卫生部甚至明文规定禁止打胎。
人工流产也是不允许的,避孕和节育被视为不道德。
毛主席关于人口的指导方针是人多力量大。
因为人不仅有一张嘴要吃饭,更重要的通过双手可以养活自己。
这个观点和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的论述是一脉相承的。
随着人口的迅速增长,不论是个人,还是国家,都觉得长此以往,不是个事儿。
有识之士开始有所思、有所忧。
国家也开始尝试在技术层面推介避孕节育,并允许流产。
此后,理论界对人口理论的研究和节育手段的讨论渐渐升温,疾呼之声不断,马寅初先生1957年发表了著名的《新人口论》,系统论述了中国的人口问题,提出了节育的主张。
马先生还大胆地在书中对毛主席的观点提出了质疑。
大家想想,在当时向毛主席叫板,能有好果子吃吗?
马先生最终被批判,还丢了北大校长的职务,被打入冷宫。
1957年的反右运动,给控制人口的节育蒙上了一层阴影。
从此中国人口学研究开始处于低谷。
三年困难时期,是个令人难忘的饥馑年代,中国的人口出现了新中国以来的一个怪现象,1960年死亡人口大于出生人口,人口死亡率高达25.4‰,首次出现负增长。
196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强调:
“在城市和人口稠密的农村提倡节制生育,适当控制人口自然增长率,使生育问题由毫无计划的状态逐步走向有计划的状态。
”这是制定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一个重要文件,标志着计划生育政策开始浮出水面。
1964年,国务院成立了计划生育委员会,周荣鑫兼任主任。
一些地区也相应成立了类似的计划生育工作机构。
但是,这些机构没发挥太大作用,四年后便被撤销了。
“十年动乱”期间,社会、单位、家庭都乱了套,人人自危,生殖生产更无人管理,一切放任自流,革命“生产”两不误。
“文革”结束后,百废待兴、百业待举,恢复经济是第一位的任务,但人口压力越来越重。
1978年,中央批准了《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报告》,提出了计划生育三字经,即晚、稀、少。
晚是提倡晚婚晚育,稀是间隔三年再生,少是一个最好最多两个,这应该是计划生育政策的雏形。
其实,我国的人口危机早已出现,但为什么直到1978年才有所醒悟、有所动作?
这大概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历史的惰性。
这个惰性让我们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受到了不少的惩罚,尝到了苦涩的滋味。
2、有计划的限制阶段:
1980年至今
早在1979年,邓小平同志就明确指出:
“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
”“要使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至少有两个重要特点是必须看到的:
一是底子薄,二是人口多、耕地少。
”“计划生育工作是一项战略性任务,一定要抓好。
”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1980年便出现了两件值得记述的大事,一是第五届人代会第三次会议正式宣布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计划生育政策,计划生育政策上升为国家意志。
二是党中央发出关于控制人口增长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
这标志着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正式实施,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1981年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挂牌,从组织机构上保障了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和落实。
同年,五届人大四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
“限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这就是我们的人口政策。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把实行计划生育确定为基本国策,同年11月写入新修改的《宪法》。
党中央、国务院对人口计生事业十分关心重视。
曾经先后三次作出关于计划生育工作的决定,一是1991年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加强计划生育工作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现行生育政策,严格控制人口增长。
从此开始,中央连续15年在全国“两会”期间召开座谈会,总书记、总理亲自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专题部署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1997年后,中央陆续将环境保护、国土资源等工作纳入其中,更名为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
这一阶段的计划生育工作成效明显,1993年总和生育率降至更替水平以下,1998年人口自然增长率首次降到10‰以下(9.14‰)。
老百姓对计划生育政策也由抵触、观望到积极拥护,党群、干群关系进一步融洽。
二是2000年,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指出人口过多仍然是我国的首要问题,人口问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长期面临的重大问题。
这一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千方百计稳定低生育水平、大力提高出生人口素质、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不断完善流动人口管理服务体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200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颁布实施。
标志着国家通过法律的形式,确立了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法律地位,我国计划生育工作进入了有法可依、依法管理的新阶段。
三是2006年,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果断决策,作出《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我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进入稳定低生育水平、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新阶段。
(二)人口发展的成就与贡献
60年来,我国人口和计划生育事业从起步到发展,以创新实践谱写奋进的篇章,为世界人口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国家统计局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报告指出,中国人口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的成功实施使中国少生了近4亿人,使总人口达到13亿延迟了4年,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口发展的历史轨迹,同时也使世界60亿人口日推迟了4年。
这是个了不起的成就啊!
请大家想一想13亿加上4亿多,将近18亿,听上去头就大。
二是我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和人口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实施旨在减少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的政策,减缓了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40年的人口红利期,增强了国家可持续发展能力,促进了综合国力的提高,实现了由贫困到温饱再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完成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根本转变。
人口多逐渐转化为发展的优势和经济增长的动力,对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也曾被其他人口大国学习仿效,有的学的好,有的学得不好,画虎不成反类犬。
像印度国大党在七十年代末仿效中国,派军警参与围追堵截育龄人群,短短半年时间,强行结扎400万育龄夫妇,以致搞得怨声载道,最终导致国大党倒台、丢权。
印度人口居高不下,增长迅猛,这源于在国家层面计划生育没有得到广泛的实施有直接关系。
上个世纪60年代,中国和印度生育率差不多,当时我国人口(6.48亿)比印度(4.33亿)要多,预计到2020年我国人口会稳定在14亿左右,而印度人口会增长到至少17亿左右。
世界人口第一这顶高帽子,印度抢着戴,我们让给他好啦。
当然,实行计划生育30年来,大家对那些鸡飞狗跳、东躲西藏,拆房扒墙的情形肯定记忆犹新。
现在看来,那确实是一种行政不得已。
但不这么做,谁也别想有好日子过。
我们也必须承认,这种行政强制有些过火,有些失当,有些操之过急,让育龄人群经历了一个从被动接受到自愿选择的过程,不可否认,这个过程是痛苦的,但结果却令人欣慰。
可以说,在20世纪下半叶,全世界都在以惊奇的眼光观察中国的人口控制。
西方的人权主义者出于偏见对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有过批评,甚至有过攻击、诋毁。
但那些发达国家的当权者、智囊团却在暗中发笑,在他们看来,发展中国家的人口控制,对发达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笑骂由之,只要我们认为这个事儿有利于国家和民族强盛与复兴,走我们的路就是了,再说难道我们就不需要可持续发展吗?
所以,当有人说中国人的计划生育政策是上了洛克菲勒家族和联合国人口基金以及发达国家的当,我们要提高警惕才是。
《人口爆炸》、《增长的极限》所描述的状况,需要全人类共同面对,这两本书不是专门为中国人写的。
二、新时期人口计生工作的阶段性特征及形势任务
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有效缓解了资源、环境的压力,有力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使我们在通往现代化的道路上,多了一份底气和从容。
过去,一提人口问题,就是数量问题,实际上它包括了人口的数量、素质、结构、分布等诸多问题。
实现人口计生事业的科学发展,必须充分认识新时期人口计生事业的阶段性特征和人口态势。
(一)人口计生事业的阶段性特征描述与分析
1、人口总量持续惯性增长
由于受人口惯性的影响,2008年以后,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的一亿多独生子女,已步入结婚生育阶段,“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女可生二胎”的政策必将助推第四次生育高峰,人口学家称之为“双峰叠加”。
据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预测,中国的人口年年在创历史新高,我国人口在未来30年还将净增2亿人左右,到2030年前后,人口将达到15亿,2045年将达到人口峰值16亿,这是一个值得高度警惕的数字。
人口增长了,衣食住行都要向自然索取。
地球的资源是有限的,所能支付的总量是恒定的,过度索取,提早索取会引发灾难的后果。
第26届世界人口大会测算,到本世纪中叶,世界人口将达到90亿—100亿,当人口达到了100亿时,地球上的水、土地以及其他资源的承载能力将达到极限,今年世界饥饿人口首次突破10亿人。
2、人口素质亟待提高
人口素质已成为影响我国竞争力和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主要因素,我国人力资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5%,而发达国家是75%;残疾人为8296万人,占全国人口的6.34%;每年约有20万—30万肉眼可见先天畸形儿出生,加上出生后数月和数年才显现出来的缺陷,先天残疾儿童总数高达80万—120万,约占每年出生人口总数的4%—6%,且近年来呈升高态势;各种不健康人群规模巨大,心理和精神性疾患者明显增加,地方病患者达6000万人左右,年患病人次数超过50亿。
艾滋病等威胁公共卫生安全的疾病有蔓延之势。
15岁以上人口文盲率为7.7%,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年左右,大专以上学历的比例仅为4.63%,每百万人口中从事研究与开发的人员数为545人。
农村劳动年龄人口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比例高达47.6%。
人口素质问题影响了社会的文明与和谐、资源利用效率
3、人口结构性矛盾凸显
一是老龄化进程加速。
据2008年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资料显示,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1亿(60岁以上人口达1.6亿),占世界老年人口的23%,占亚洲的38%,占我国8.3%。
我国人口年龄结构从成年型进入老年型仅用了18年左右的时间,与发达国家相比,速度十分惊人。
据预测,到2020年,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所占比重将达到11.92%,届时每8个人中就有一个65岁及以上老年人。
2020年以后老龄化程度继续提高,到21世纪中叶,老年人口比重将达到25%,每4个人中就有一个老年人。
中国人口老龄化是由于生育率急剧下降造成的,老龄化超前于经济发展。
现在有人形象地称我国的老龄化是“未富先老”,全球人口老龄化将在2010年后加速,到2015年时,65岁以上人口所占的比例将超过5岁以下人口所占比例,这在人类历史尚属首次。
我理解老龄化,首先表现为家庭老龄化,其次才表现为社会老龄化,因此,解决的出路应该先在家庭层面寻找,以家庭养老为主应该是题中应有之义,然后再从社会层面寻求新的渠道和途径。
如何在应对人口老龄化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之间架起一座桥梁,达成双赢的局面,是我们亟待研究思考的问题。
二是出生人口性别比居高不下。
性别比是指在一个时间段(通常为一年)出生100个女婴所对应的男婴之比。
欧洲有个标准,100:
103—107为合理的性别比,我们这个世界是雄性优势,男性喜欢冒险。
据统计,每1000个出生婴儿中约有5.4%的人在25岁前死亡,这其中男孩占绝大多数,夏天淹死的、打架伤亡的、山洞探险的、向变压器撒尿的多是男孩。
但在中国,这个男孩的数量还应再低一些,因为我国是世界上唯一女性自杀率高于男性的国家。
而世界上男性自杀率是女性的3.7倍。
这其中的原因,可能与我国妇女劳动参与率高达86%有关,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67%,世界罕见,女性在社会家庭承担的压力太大。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出生性别比持续攀升,90年代攀升尤甚。
1981年为109,只略高于正常范围;2000年提高到117,到2008年则高达121左右,严重偏离正常范围。
日本、韩国也曾经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阶段,我国男孩偏好更严重,上世纪90年代曾达到117,是当时全世界的最高值。
韩国是第一个出现异常的高性别比国家,也是第一个实现扭转的国家。
性别比失衡可能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婚姻挤压”,有可能导致大批男性找不到伴侣,出现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
我个人认为,当性别比达到一个临界点,会出现一种趋势转向另一种趋势,性别比问题能够得到妥善解决,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可以,但不是一个大问题。
4、人口分布不合理
我国人口分布东部、中部地区密度大,西部地区密度小。
东部沿海地区人口密度达到407.7人/平方公里,中部地区为158.5人/平方公里,而西部地区只有53.9人/平方公里我国东中西人口密度之比为7.6:
2.9:
1。
这种人口分布的不均衡性导致的人地冲突、人与自然的矛盾越来越复杂尖锐。
中国人口分布的不均衡性基本没有发生变化,西部六省区(内蒙古、宁夏、甘肃、青海、新疆和西藏)的面积占全国陆地面积的42.3%,人口则占全国的7%以下。
人口分布的不合理性,加剧了东、中部地区人口与耕地的矛盾,自然资源和生态的过度开发利用,人口密集活动以及生存的需求增加了二氧化碳的排放,温室效应产生的恶劣气候时常出现,直接威胁着人与经济社会的发展。
5、流动迁徙人口持续增加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口流动频率加快,80年代初,全国离开户口所在地外出打工的农民人数不超过200万人;1984年,全国登记的流动人口猛增到2000多万;1995年,增加到8000万;2005年1%抽样调查显示:
全国流动人口数量已达到近1.5亿(跨省流动约占三分之一),我国正经历着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人口流动迁徙,2008年全国流动人口达到2.01亿。
据国家统计局3月23日最新数据披露:
2009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2978万人,在这个群体的背后,有1400万随迁子女。
另据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目前农村剩余劳动力仍有1.5亿—1.7亿人,大规模的劳动力流动将持续存在。
按人口城镇化水平年均增长1个百分点测算,今后20年将有3亿农村人口陆续转化为城镇人口。
青海的城镇化目前是44%,排全国21位。
流动人口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行业之间反复切换,频繁流动,是一个不易掌握,不好服务,不便管理的变数。
从流动人口的年龄构成看,有年轻化的趋向,多为生育旺盛期人群,在流动中结婚,在流动中生育的现状,必然加大计划生育管理服务的压力和难度。
人口计生工作的阶段性特征,再次说明了人口计生工作面临的形势和挑战,人口发展对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生态造成的压力。
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上还出现了对人口计生政策的“排异反应”。
在我国,计划生育成为几代人的集体记忆,耳熟能详,计划生育是一剂良药、一剂猛药,由于个体差异,多数人没有反应,个别人有反应。
随着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低生育水平的持续稳定,局部有些地区出现了人口零增长,甚至出现了负增长(如上海市、黑龙江省。
在世界人口出生率最低的25个国家中,有22个在欧洲。
欧洲已有18个国家人口出现负增长,其中最严重的要数俄罗斯了。
俄国目前总人口为1.4亿,并以每年近百万的数量递减,照这个速度下去,到2050年俄国人口将至少减少三分之一。
在亚洲还有日本,据日本厚生劳动省预测,按目前日本人口结构变迁趋势,到3000年日本仅剩500人,而到3500年,日本只剩下1人)。
关于计划生育,现在有些地方、有些专家开始产生了“排异反应”。
国家人口计生委2006年的一项专项调查表明,现在,群众的普遍心态是“生两个孩子、儿女双全”。
不仅农村人口的生育意愿依然强烈,而且越来越多的城市人口开始对执行“一对夫妇一个孩”的计生政策产生动摇。
“养儿防老”观念仍然强烈,除了“多子多福,重男轻女”的传统生育观念影响外,在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没有建立的情况下,养儿防老是群众的现实选择。
由于上述原因,近年来社会上出现所谓“放开二胎”的呼声不绝于耳,也拨动了国人敏感的神经,公众与专家的讨论又一次聚集在“要不要放开二胎”等人口政策的调整问题上,使得近年来一些地方的生育水平开始出现回升态势,超生现象有所抬头,这必须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
(二)新时期人口计生工作的客观要求
计划生育已经走过了30年的历程,这项政策早已不是一句墙上的口号,而是真正走进了每一个家庭。
究竟中国的总和生育率稳定在什么水平最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可持续发展?
2006年12月,300位人口专家历时两年研究完成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生育率应稳定在1.8,就是现在这个水平,过高或过低都不利于我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及其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我觉得,这个结论是完全符合国情的。
站在新的历史发展起点上,我们必须坚持“一二三四”总体工作思路,从战略全局出发,积极推进新时期人口计生事业新发展。
1、坚持“一条道路”。
即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道路,优先于投资于人的全面发展,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人口素质,改善人口结构,引导人口合理分布,保障人口结构安全,促进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这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积极应对我国人口发展和计划生育工作面临的严峻挑战的战略选择。
既是对我国几十年人口计生工作实践的经验总结,也是对今后人口计生工作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的科学回答。
2、推进“两个统筹”。
即统筹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分布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统筹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关系,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出了人口自身各要素协调发展及人口与外部要素协调发展的要求,这是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战略支撑。
人口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以及人口要素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等非人口要素之间存在复杂的关系,其中既有直接关系,也有间接关系;既有显性关系,也有隐性关系;即有一因多果,也有多因多果。
这种复杂的相互关系决定了我们在认识和理解人口以及在制定人口发展战略和实施人口政策时,必须综合考虑各种人口要素和相关的非人口要素,统筹考量、兼顾解决。
3、强化“三个注重”。
即更加注重利益引导,更加注重服务关怀,更加注重宣传倡导,这是破解新时期人口计生工作难题、推动人口计生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举措。
服务型政府是一种以公民本位、社会本位为治理理念,以服务公众和社会为核心职能的现代政府治理模式。
加强服务型政府建设,要创新工作理念,坚持以人为本,更加注重依法行政和开展人文关怀;创新工作方法,强化服务意识,更加注重建立和完善政策引导和优质服务等体制机制;创新工作体系,优化公共资源配置,健全服务和管理体系。
强化“三个注重”,通过奖励优惠、优质服务、宣传教育等举措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特别是计划生育家庭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和健康水平,妥善处理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和具体利益、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的关系,在服务中实施管理,在管理中体现服务,可以取得广大群众分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与人口计生工作上水平“双赢”的结果。
4、促进“四个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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