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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雕塑之三
中国古代的雕塑之三
中国古代的雕塑之三陈友冰三 代 二、玉雕 商代文明不仅以青铜器闻名,也以众多的玉器著称。
商代早期的玉雕发现不多,琢制也很粗糙。
晚期玉器以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玉器为代表,共出玉器755件,按其用途可分为礼器、仪仗、装饰品、工具,生活用具和杂器六大类。
商代玉匠开始使用和田玉,并且数量很多。
此时出现仿青铜彝的碧玉簋、青玉簋等实用器皿。
动物、人物玉器大大超过几何形玉器。
妇好墓出土的865件玉石雕刻中,玉人、玉人头雕刻共有15件,玉人或站、或坐、或跪,姿态多样,是研究商代社会生活、服饰等问题的珍贵资料。
禽、兽、虫、鱼的圆雕与浮雕则十分生动,富有意趣。
玉龙、玉凤、玉鹦鹉神态各异,形象毕肖。
商代已出现我国最早的俏色玉器——玉鳖。
更令人叹服的是已开始有大量的圆雕作品。
此时的玉匠还用双线并列的阴刻线条,有意识的将一条阳纹呈现在两条阴线中间,使阴阳线同时发挥刚劲有力的作用,而把整个图案变化得曲尽其妙,既消除了完全使用阴线的单调,又增加了花纹图案的立体感。
西周的玉雕在继承商代双线勾勒艺术的同时,又创造出一面坡粗线或细阴线镂刻的琢玉技艺。
这在鸟形玉刀和兽面纹玉饰上大放异彩。
但从总体上看,西周玉器没有商代活泼多样,显得有些呆板,过于规矩。
这与西周严格的宗法、礼俗制度不无关系。
春秋战国时代的玉雕也随着学术思想上的百家争鸣而形式多样、争放异彩。
完全可以与同期的地中海文明。
希腊、罗马石雕艺术媲美。
此时的东周王室和各国诸侯,纷纷佩戴玉璜、玉璧、玉环等各种玉器,用以修身或作为君子的象征,“君子无故,玉不去身”。
每一位士大夫,从头到脚,都有一系列玉佩饰,尤其是腰下的玉佩饰更加复杂化,所以当时的佩玉特别发达、能体现时代精神的大量龙、凤、虎形佩玉,造型富有动态美的S形,具有浓厚的中国气派和民族特色,饰纹上出现隐期的谷纹,附以镂空的技法,地底上饰以单阴线勾连纹或双勾阴线叶纹,显得饱满又和谐。
其人首蛇身玉饰、鹦鹉首拱形玉饰,反映了春秋诸侯国琢玉水平和佩玉风尚。
湖北曾侯乙墓出土的多节玉佩,河南辉县固围村出土的大玉璜佩,都用若干节玉片组成一完整玉佩,是战国玉佩中工艺难度最大的。
玉带钩和玉剑饰也在这个时段出现。
春秋战国时期,和田玉大量输入中原,王室诸侯竞相选用和田玉。
这时,儒生们把你·礼仪与和田玉结合起来,用和田玉的各种物理特征来比附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忠、孝、天、地等内涵,如“君子比德于玉”,玉有五德、七德、十一德等学说应运而生。
这是中国玉雕经久不衰的理论依据,也是中国人七千多年来爱玉的精神支柱。
夏商周三代国宝级的玉雕:
1、跽坐玉人:
商代后期作品。
197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发掘的河南安阳小屯村“妇好墓”中出土,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2、玉凤:
商代后期作品。
197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发掘的河南安阳小屯村“妇好墓”中出土,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3、鸟纹玉刀:
西周玉器。
1980年在山东济阳市征集,现藏山东德州文化局。
4、兽面形玉饰:
西周玉器。
1985年出土于陕西沣西丰镐遗址西周墓中。
现藏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
5、人首蛇身玉饰:
春秋早期玉器。
1983年出土于河南信阳光山县一座夫妻合葬墓。
现藏河南博物院。
7、鹦鹉首拱形玉饰:
春秋吴国玉器。
1986年4月出土于吴县通安严山春秋吴国玉器窖藏。
现藏吴县文物管理委员会。
8、勾连云纹玉灯:
战国玉器,清宫旧藏,出土时间地点不详,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代表性作品介绍 1、跽坐玉人:
商代后期作品。
197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发掘的河南安阳小屯村“妇好墓”中出土。
“妇好”是商王武丁三个法定配偶之一,她并不姓“好”,她的父姓是一个亚形中画兕形的标志,当她嫁给武丁成为王妻之后,此人能征善战,参与国家大事并主持祭祀,为商朝开疆辟土立下汗马功劳。
武丁给了她相当丰厚的封土和士民,地位显赫一时。
在她的封地上,她得到了“好”的氏名,尊称为“妇好”,或者“后妇好”。
约死于公元前13世纪末至12世纪初。
死后庙号封为“辛”。
她的墓中共出土了755件玉器,用黄褐色和田玉雕成这件跽坐玉人,是所有装饰品中最精美的一件。
跽坐玉人通高7厘米,为圆雕精品。
玉人双手抚膝跪坐,头梳长辫、盘于顶,头上戴箍形束发器,接连前额上方卷筒状装饰,像一个平顶冠。
人的面庞狭长,细眉大眼,宽鼻小口,方形小耳,表情肃穆。
身穿交领长袍,下缘长至足踝,衣袖窄长至腕,腰束宽带,腹前悬长条“蔽膝”,两肩饰臣字目的动物纹,右腿饰S形蛇纹。
气度雍容,显然是一个上层奴隶主贵族,抑或就是妇好本人。
圆雕跪坐玉人是殷商造型艺术的代表作,它以丰富的想像和细腻的写实相结合的手法,传神地表现了人物的状貌,玉人身体、衣饰、发型的雕琢一丝不苟,近乎写实,是了解当时衣饰的最珍贵的资料,当为玉器中的绝品 现藏现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2、兽面形玉饰:
兽面形玉饰又叫“玉鬼神面像”。
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西发掘队在丰镐遗址配合建设工程清理墓葬时所发现,出自一座西周墓葬中。
这件兽面形玉饰器高5.2厘米、最宽处4.1厘米、厚0.6厘米。
质地为青玉。
扁平状,这是商周时代常见的一种玉,乳白色泛绿,玉质温润,正面雕出浅浮雕的兽面纹饰,另一面光滑无纹。
兽面上部中央平顶似冠状,面部用阴线简洁又生动地雕出眼、鼻、口、齿。
眼为棱形,外眼角上挑,内眼角下收。
大圆睛,细鼻梁,蒜头鼻。
长方形嘴内露出上下两排八枚方齿,嘴角各有一对獠牙,内侧的朝上,外侧的向下。
兽面两侧有向外卷曲的装饰,上卷如同,兽角,下卷如同鬃毛。
双耳下有耳环状饰物,环孔不穿透。
双颊、上唇、下颏等处更有细线花纹。
兽面以下有脖颈,颈下端两侧有一对穿孔,可佩带或插嵌。
整个兽面双目圆睁,獠牙尽露,鬃毛外卷,给人狰狞恐怖的感觉。
这件玉器是人与鬼神相结合的图像,写实与夸张的统一体。
这一形象与同期青铜器上的饕餮纹构成鲜明的对照,两者虽存在相当大的差异,但在创作风格和动机上则有异曲同工之处。
表现了在生产力极端低下的先秦时代,原始宗教对人们思想好行为的支配,也表现了人们对鬼神的恐惧和祈求保佑的心态。
兽面形玉饰现藏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
3、人首蛇身玉饰:
春秋早期玉器,1983年出土于河南信阳光山县宝相寺一座夫妻合葬墓。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开始了我国历史上东周即春秋战国时期。
这个时期“礼崩乐坏”。
割据的各国诸侯为了抬高他们的身份和地位,开始僭越礼制,使用高于他们身份的成组配套器物,如成套的青铜礼器,成组的乐器等。
玉器也成组地配戴使用,有成串挂在脖颈上的串饰;有悬挂佩戴在身上的一组佩玉;还有缀于衣物或覆在死者面部和身上的服玉等。
这两块人首蛇身玉饰,就是佩戴在身上的组佩玉,出土于春秋早期一个小诸侯国黄国的国君孟及其夫人孟姬的墓葬中。
两座墓共出土玉器185件,分别在两人的头部、胸部、腰部和脚部。
人首蛇身玉饰在黄国国君的腰部两侧。
这两件玉器小巧玲珑,外径仅3.8厘米,厚度2毫米。
环形,两件成对。
两面雕琢人首蛇身纹饰,纹饰作侧面的人首蛇身状。
一件为两面阴线刻,另件一面呈阳线刻。
人首五官清晰,束发鳞身。
在头边轮廓内勾勒一道复线,以突出五官。
头顶短发竖起又倒向前后。
脑后有长发后卷。
大眼圆睁,蒜头鼻,嘴向前翘起。
蛇身蜷曲为环状,尾部与人头顶相接。
蛇身遍布龙蛇状纹饰(考古学上叫“蟠虺纹”)使玉饰更显得华贵精致。
两人首体态略有区别。
应一为男性,一为女性。
与中国传统的“伏羲鳞身、女娲蛇躯”之阴阳说相合。
现藏河南博物院。
4、鹦鹉首拱形玉饰 1986年4月,在距苏州城西20公里,海拔22.5米的严山东麓出土了一批吴国王室玉器窖藏。
这是目前国内唯一较完整的一批吴国玉器,其精美程度,体现了吴国玉器的最高水准。
这批玉器是在一个长2.0米、宽1.5米的略呈长方形的土坑中发现的。
坑底距山坡表土深0.5米。
由于当地爆破采石,玉器出土处已破坏;其存放位置和组合情况已不明。
除玉器外,没有其他遗物出土。
出土遗物共402件,其中软玉器204件,余为各色玛瑙、绿松石、水晶器和玻石、水晶器和玻璃器。
鹦鹉首拱形玉饰和双系拱形起脊玉饰是两件国宝级文物 鹦鹉首拱形玉饰弧长8.4厘米,宽3厘米,厚0.5厘米。
玉色淡绿,内蕴墨绿色斑点,呈拱形瓦筒状,两端作对称的鹦鹉首形,高肉冠,圆目钩喙,头部边沿琢出细密的阳线羽状纹,颈与器体相连,器体表面分饰四组繁密的蟠虺纹。
两端为对称的侧面鹦鹉头像,突出钩喙、肉冠及眼部,利用整器圆弧形的表面进行满幅排列,构成了上下左右四方连续的纹样。
器体两端为鹦鹉的侧面轮廓,弯喙,肉冠和镂孔的眼相结合,头部边沿采用单线阴刻手法形成羽状纹,而颈部则用阴线向体部延伸贯通,四组蟠虺纹采用减地浅浮雕于法。
用鹦鹉的形象作为玉器的装饰内容,在殷墟的妇好墓中已出现,但纹饰大多以双线阴刻为主体。
像这种以减地浅浮雕与单线阴刻相结合的手法,组成瑰丽精整又富有层次感的图案尚首次发现,不仅填补了吴国玉器作品的空白,也为研究东周时代的礼制、社会风尚等问题,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史料。
鹦鹉首拱形玉饰现藏苏州博物馆。
5、勾连云纹玉灯:
战国玉器,清宫旧藏,出土时间地点不详, 玉灯圆盘,浅腹,中心凸起五瓣团花柱。
高12.8厘米,盘径10.2厘米,足径5.9厘米,以新疆和田青玉制成,玉料局部有赭褐色浸痕。
全灯由灯盘、灯柱和灯座三部分组成,是用三块玉分别雕琢后粘合为一体的。
嵌粘密实,纹饰精美,富有层次感,显示出精湛的雕刻技术。
玉灯造型设计独具匠心,灯柱上部处理成三棱形,下部为圆柱形并收腰,于简单流畅的造型中又显露出丰富的变化。
灯盘为正圆形,盘面平滑,盘壁线直挺,壁外侧遍饰一周勾连云纹,盘心凸雕一五瓣团花为灯芯座,既是装饰又是置捻小台,富有实用价值。
灯盘中心凸盘外壁和灯柱上部饰勾云纹,内壁及灯柱下部饰勾连云纹,底座饰柿蒂纹。
灯柱亦是把手,呈束腰状,上粗下细,中部内束三条线纹,柄上端雕三瓣玉兰花,仰承灯盘,中束腰。
上半部雕三叶纹,下半部饰勾连云纹。
底座为覆圆盘形,座中部凸起,座面雕琢五瓣柿蒂纹和勾连云纹,足底凹进,亦通饰勾连云纹。
整个玉灯可看作是一朵盛开的花,灯盘为花瓣,五瓣花托是花蕊,灯柱上半部叶纹寓意花叶,柄和座为花的茎蒂。
此灯完整如新,没有使用的痕迹,说明它是一件陈设艺术品。
其设计构思、选料及琢玉工艺均为上乘,器型周正,线条洗练,纹饰严谨,兼具实用性及审美性,为我们了解战国灯具提供了很好的实物例证。
战国时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新形势,社会环境和人文氛围较以前有了很大的改变,玉雕作品的风格也为之一新,新颖的造型和先进的工艺成为创作的主流,开创了玉雕史上新的艺术流派。
此灯为孤品。
这件玉灯是我国早期灯具的代表性作品之一,可以看出,此灯的造型无疑与商周时期陶豆这种盛食物的器皿有着密切联系,共同特征均为:
上部为敞口浅盘,中部为高柄,下部有喇叭状圈足。
而且就是其他造型的战国时期灯具,其灯盘也与豆盘的形制相同,只不过多了中间的小灯台而已。
到了汉代,豆型灯具就更多见了,有些灯具的铭文上便直接刻有“烛豆”的字样。
由此大致可以推测,战国及秦汉的灯具是由盛食物的陶豆逐渐演化而来的。
因此,也可以说,这种豆型灯具可能是我国最早的定型化了的灯具,其材料大体为先有陶灯,后有铜灯及玉灯 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三、金银器 我国使用黄金的时间比白银要早。
据考古发现,早在距今三千多年的商代就开始使用黄金。
河南、河北、北京、陕西等地商代遗址的墓葬中,均有过为数不多ID小件金饰品出土。
在安阳殷墟,就发现过眼部贴金虎形饰及金片、金叶金箔等饰件。
金箔的厚度只有百分之一毫米。
证明当时人们已掌握和利用黄金最富延展性这一特点。
北京平谷县刘家河商代中期墓葬中。
出土金臂钏两件,金耳环一件;山西石楼商代遗址也出土过金耳环。
战国时期,随着铁器的使用,社会生产力有了很大发展,金银制品和金银装饰品的品种、数量都明显增多。
湖北曾侯乙出土的金盏,是现知我国最早黄金器皿之一。
重达2156克。
整个造型和纹饰及纹饰布局都吸取了青铜鼎的一些特点,又自有创意,环形耳及S形凤足显得轻盈且秀气。
有人认为,中国金银器的制作技术是从西方传入的。
但此器无论是从形制还是花纹上,均属典型的楚器风格。
带钩,是春秋晚期出现的一种用于扣绊革带的构件,以青铜制品最为普遍。
金银制品非常罕见。
河南辉县固围村战国墓出土的银带钩,造型异常优美,整体铸成浮雕式的兽首和长尾鸟形象。
通体包金并镶嵌有玉块和琉璃珠,是我国最早的银制工艺品之一。
江苏涟水三里墩出土的两件纯金带钩,更是带钩中的上品。
其中一件交龙金带钩,除了采用浮雕装饰和镶嵌工艺外,还采用了錾金工艺。
内蒙古杭锦旗阿鲁柴登匈奴墓出土金器218件,银器5件。
其中鹰形金冠顶和金冠带,是迄今发现唯一一件匈奴之冠,工艺精湛,堪称匈奴金器代表之作。
代表作品 1、包金镶银嵌琉璃银带钩 战国时期大型带钩,1951年河南辉县固围村出土。
带钩,我国古代贵族、官僚以及文人武士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用具。
那时人们穿着宽袍大袖,都要系腰带。
带钩就是腰带上的挂钩,钩挂一些装饰物或必须随身携带的必需品。
带钩一般都用青铜制造,也有用黄金、白银和玉制成。
据考古资料证实,早在西周晚期和春秋早期,居住在中原地区的华夏族服饰中,已经使用带钩。
战国至秦汉时期广为流行。
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盛行配有带扣的革带或蹀躞带,带钩才逐渐消失。
大型带钩由白银制成,通体鎏金。
长18.4厘米、宽4.9厘米。
钩身铸浮雕式的兽首和长尾鸟,兽首分列钩前后两端,作相背的对称排列,形似牛首,而双耳作扁环状。
长尾鸟居钩左右两侧,亦作对称安排。
体修长呈S形,盘曲逶迤。
尾部作歧出的分尾形,并以爪、尾反复虬结点缀鸟体,使装饰效果更加突出。
另外,钩身正面嵌饰白玉玦3枚,玉玦表面线刻谷纹。
三块玉玦都排列在同一中轴线上,自前而后大小依次递增,形成一种节奏十分明显的韵律美。
玉玦中心,各镶一粒半球形琉璃珠(俗称蜻蜓眼)。
钩身前端又镶入白玉琢成的鸿雁首形弯钩作钩首,其上用阳线雕出鸿雁的口、眼等细部,从侧面看犹如一只曲颈高歌的鸿雁。
带钩的制造工艺也十分精湛。
除了采用鎏金、镶嵌工艺外,局部以凿饰小点,并以黑漆勾线、点睛,突出了轮廓,丰富了色彩的层次。
将不同质地、不同色泽的材料,巧妙地配合使用,使不同色彩的对比非常和谐,产生绚丽多彩的装饰效果。
此带钩纹饰繁复,玲珑剔透,包金镶玉,极为奢华,是战围带钩中的精品,反映了当时金银工艺的最高水平 包金镶银嵌琉璃银带钩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2、交龙双凤纹金带钩 这是一件形体较小的战国晚期带钩,1965年2月江苏涟水三里墩西汉墓中出土了两件纯金带钩,其中一件就是这枚国宝级的交龙双凤纹金带钩。
交龙双凤纹金带钩为黄金铸造,造型为战国时所流行的琵琶式样,形体丰满,风格凝重。
长7厘米,重56克,含金量约80%。
在图案结构上,以中轴线分割成型,左右均齐对称,并且采用分层迭加的装饰手法,在钩身上铸出浮雕式的兽面纹,层次分明,立体感强。
兽面纹以鼻梁作中轴线,两侧双眼最为突出,眼球浑圆透空,原镶有黑色玻璃小珠,眼上端有眉,眉梢附有内卷的双角,鼻翼隆起,两腮旁有外卷曲的虫L臂,形似羽翅,飘逸飞动,额上正中有一桃形透空的小孔,孔后兽体很短,上錾刻重叠式鳞纹,鳞纹两侧有交龙相对,交龙首上的眼和鼻翼均突出,龙身向内弧曲,前肢趾爪皆曲张,左前肢虬结在眉上,右前肢屈伸在兽体背部的两侧,在前肢、腿根和腮旁虬髯之间,有用二坡脊棱的弧线相连,构成交龙的龙身和钩身外放的宽大轮廓,脊棱截面钝角转折,装饰效果非常好,其内侧亦有透空的弧线,在桃形小孔中,原来亦镶有玻璃珠小件的饰品。
钩身颈部内收,两侧錾刻体修长、首尾均向内方折卷曲回顾的双凤,左右对称,凤首有眼,张喙,首后垂一逶迤的长冠,为了减少凤鸟首尾之间画面的空白,就附加了一个近似羽毛状的图案,使凤鸟花纹显得更加生动。
尾作歧出的分尾形,这种纹饰及其方折结构的构图手法,具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皆盛行于春秋战国之际,钩端铸一曲颈兽首作钩,形体幼小,十分可爱。
这件带钩、特别讲究工艺装饰,除采用浮雕装饰手法和镶嵌工艺外,还采用了錾花工艺,典型地体现了战国金器细工特别是錾花工艺的特点和水平。
錾花工艺是中国传统的金工工艺,始于春秋晚期,盛行于战国。
这是在金属进行的一种装饰工艺,使用各种大小和不同纹理的錾子,用小锤熟练地打击錾具,使其在金属表面表面留下錾痕,形成各种肌理。
达到装饰的目的。
这种工艺,是以线和点相结合的构图手段,把金属表面原来是单一的色调,处理成两个明暗对比色调,使金属表面就形成了各种装饰效果极强的纹案,光彩绮丽多端,又非常和谐有致。
色调的、层次的变幻都是錾花工艺之所长,此传统工艺一直延用至今。
带钩,为国之珍宝,现藏南京博物馆。
交龙双凤纹金带钩现藏南京博物院。
3、鹰形金冠顶、金冠带 1972年,内蒙古杭锦旗阿鲁柴登两座匈奴古墓中,出土了一批极为罕见的珍贵金银器,共200余件,鹰形金冠顶和金冠带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瑰宝。
鹰形金冠顶和金冠带,冠顶高7.3厘米,冠带长30厘米,共重1394克。
冠顶结构分为两部分,下面是一个半球形状的金冠,正好扣在头上。
球面上浮雕着四狼和四羊相互咬斗的图案,每只狼都狠狠地咬住一只羊的臀部,而每只羊又不甘心就擒,拼命地以后腿抵住狼的咽喉,生与死的搏斗,草原上惊心动魄的一幕。
顶尖是一只犹如立于峰巅之上的雄鹰,它目光炯炯在俯瞰下方,似乎是要公正地裁决,抑或是准备径直俯冲。
鹰体用金片制成,有羽毛纹饰。
鹰头和颈则以绿松石配制。
鹰的身体又分成三部铸成,即头尾都是单独制作再以金丝与主干相接,因此,稍有颤动,雄鹰就如同跃跃欲试。
金冠带用黄金铸造的三条半圆的金带组合而成,每条的两端分别有卧虎、盘角羊和卧马的浮雕纹案,通体饰以绳索纹。
当年戴在白羊王或是林胡王头上,是鄂尔多斯文化的代表作品。
其制作工艺则充分体现了生活在鄂尔多斯高原的匈奴人装饰艺术的风格。
其工艺包括范铸、锤、抽丝、镶嵌等多种方法,反映了战国时北方匈奴人金细工的高超技艺。
这是至今所发现的唯一的“胡冠”,是匈奴金银器中最具代表性的稀世珍品。
现藏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
4、曾侯乙金盏、金匕 曾侯乙云纹金盏是战国时期曾侯乙墓陪葬器。
春秋战国时期南方金器中最重要的当属湖北随县曾侯乙墓中出土的一批金器,其中仅金箔即达950片之多,它们大多贴在器物上作装饰,只因器物腐蚀而散落到墓室各处。
这些金箔上还压印有各种纹饰。
该墓还出土有五件金制器皿:
金盏、勺、杯、盏盖及带钩。
其中带盖金盏与金漏勺应是一套。
此盏是仿铜的金制容器,反映了墓主人曾侯乙作为曾国国君的特殊身份。
金盏通高11厘米,口径15.1厘米,共重2156克,是目前我国发现的先秦金器最大最重的。
带盖金盏共重2156克,为先秦金器之最。
这件重器仍然采用青铜范铸工艺,盖顶中央有环形纽,盖边缘有两个边卡,可以与盏扣合,金盏有三个凤首形矮足,腹上部有两个对称的环耳,盖顶有一个圆形捉手,盖顶和盏口外沿均铸有繁缛的蟠纹和云雷纹。
整个造型和纹饰及纹饰布局都吸取了青铜鼎的一些特点,又自有创意,环形耳及S形凤足显得轻盈且秀气,盏为半球体,仅在盏口有一圈环带形纹饰,盏壁较薄,故盏身也显得并不厚重,但盏盖造型及繁密的纹饰呈环圈布局,而且盏盖略大于盏口,给人以强烈的凝重感。
通体铸造勾连雷纹、蟠螭纹等。
盏内放置金漏匕一件,方柄圆身,器身镂空变形龙纹。
曾侯乙金盏、金匕现藏湖北省博物馆。
秦汉时期 秦汉时期是大一统封建帝国的初创时期,国家统一,社会经济繁荣,财力和人力空前荟萃集中。
统治阶级上自皇帝,下至豪强地主,或出于政治目的,或为了满足个人享乐的需要,都十分重视运用雕塑这种手段,来显示王权威严、美化陵园建筑、纪念功臣将相或宣扬政教伦理。
于雕塑作品以空前的规模和数量涌现出来,在艺术上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秦汉时期在陶塑、石雕、木雕、青铜铸像及工艺装饰雕塑上均有辉煌的建树。
陶塑雕像多为陶俑艺术,重要作品秦代有威武雄壮的秦始皇陵兵马俑;西汉有陕西咸阳东郊狼家沟汉惠帝安陵陪葬墓中从葬坑中的彩绘武士俑、咸阳杨家湾和江苏徐州的大型兵马俑、西安白家口的舞女俑和侍女俑、山东济南无影山的乐舞百戏俑;东汉有河南淅川县的陶水榭、广东佛山石圩的陶水田模型、洛阳烧沟的杂技百戏俑、四川成都天回山的击鼓说唱俑和郫县的立式说唱俑。
以上这些都是精美的作品。
总体看来,秦代陶塑作品阵容庞大,气势空前,细部写实逼真,具有细致精深的特点。
到西汉时代,作品形体变小,气势略逊于秦,但仍不失壮大伟劲的风貌。
大多数作品人物面部表情缺少变化,风格比较稚拙,只有少数作品如西汉白家口彩绘舞俑才略有克服。
东汉陶塑作品题材更为广泛,反映生活更加深入,富有浓厚的生活气息,且有情节,刻画人物更具情态,最动人的是歌舞、杂技、说唱题材的俑,极为传神,艺术性很高。
秦汉的石雕艺术成就卓著。
大型陵墓石刻肇始于汉代墓前的石人、石兽。
当时的建筑如宫邸、陵墓周围往往立以石雕作品,如石人、石兽等,增加了建筑的雄伟之感。
还在石阙、石质横额、石柱等石质建筑上饰以浮雕,增加了艺术效果。
著名的石雕作品霍去病墓前石刻,堪称汉人石刻的代表作。
汉代的画像石、画像砖也是一种雕塑。
秦汉的画像砖、石比起同时期的壁画、帛画、漆画等艺术品来不仅数量众多,分布地区广泛,而且大都完好无损。
画像砖、石艺术以山东、河南、四川最为发达。
这三个地区是当时工商业发展最快的富庶地区,同时这三个地区又是达官贵族、豪富巨商聚集之所,山东淮海是汉高祖刘邦的家乡,河南南阳是东汉光武帝的故园,封建达官贵族不少,豪强富商更多,他们无不修造规模巨大的墓室以使自己在地下继续过生前的豪华生活,或者寄希望于羽化升天。
墓室力求华美,富于雕饰,坚固耐久,因此画像砖、石艺术在这三个地区最为发达。
画像石在汉代以前尚未发现,从目前的材料来看,画像石大约废止于汉末三国时期,魏晋南北朝就不多见了。
西汉昭、宣时期,山东沂水鲍宅山凤凰刻石和河南南阳赵寨砖瓦场画像石墓的楼阁、门阙图像都雕造于这个时期,是目前所发现的最早作品。
技法属于凹面阴线刻,题材较为单调。
新莽时期画像石在数量上和艺术上都有所发展,重要作品有新莽天凤三年(公元16年)山东汶上县“路公食堂画像石”,画面为阴线刻成的车马出行图,形象写实而生动。
另外还有河南南阳东南唐河县汉郁平大尹冯君孺画像石墓,是新莽天凤五年(公元18年)所造,墓内雕刻着30余幅画像,题材丰富,雕刻技法主要是减地浅浮雕,阴线刻仅有一石。
此墓画像石具有布局疏朗,主题突出,形象质朴等特点,是新莽时期画像石墓的最佳遗例。
东汉时期画像石艺术更为蓬勃地发展起来,分布极为广泛,依其主要分布可以分为四大区域,即山东和苏北地区、河南地区、四川地区、陕北晋西地区。
此外在北京、河北、浙江海宁等地也有零星发现。
画像砖在秦代就已经兴起,当时一些大的空心砖和实心砖上都出现了“画像”,其鼎盛期在东汉,东汉是我国画像艺术进入到最具有时代特征和典型意义的阶段。
因此,画像石和画像砖也是汉代最富时代特征的艺术品。
各地的画像砖、石各具特色,或古朴厚实、或泼辣粗犷、或严谨朴素、或活泼清丽。
题材也很丰富多彩。
历史、神话中的故事人物,丰富多彩的各种现实生活,各种神龙仙怪、古圣先贤、孝子烈女、车马出行、庖厨宴饮、乐舞百戏、丰收纳租等皆有表现。
秦汉画像砖、石艺术对以后魏晋隋唐的绘画和雕刻艺术有着重要影响 汉代的木雕艺术颇具特色。
木雕的人物和动物都有比较传神的作品。
湖北江陵凤凰山167号西汉墓出土的24件车仗奴婢彩绘木俑,俑身颀长,轮廓富于曲线,彩绘服饰鲜丽典雅,是汉初木雕的代表作。
江苏邗江胡场出土的西汉说唱木俑,雕刻精细,五官清晰,表情生动细致,感染力强,是西汉后期木雕艺术的代表作。
秦汉的青铜塑造已失去了商周时代的威势,但仍然出现了不少优秀之作。
如秦始皇陵的铜车马、西安的跽坐铜羽人、茂陵的鎏金铜马、甘肃武威雷台汉墓出土的铜奔马等均是极其难得的艺术珍品。
秦汉时代的雕塑艺术较之三代又有了进一步发展:
秦汉雕塑艺术风格与同时代的绘画、石刻画像、建筑等风格是完全一致的。
秦代的雄壮威严、汉代的深沉博大在这些雕塑品上充分体现出来。
其艺术构思玄妙奇特、壮阔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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