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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述东亚文化圈的小中华思想
浅述东亚文化圈的小中华思想
东亚文化圈是指历史上受中国及中华文化(或汉文化)影响、过去或现在使用汉字、并曾共同使用文言文(日韩越称之为“汉文”)作为书面语(并不使用口头语言的汉语官话作为交流媒介)、受中华法系影响的东亚及东南亚部分地区的文化、地域相近区域。
东亚文化圈的基本要素为汉字、中国式律令制度与农工技艺、中国化佛教。
这些要素给东亚诸国的语言文字、思想意识、社会组织结构、生产力发展水平以深刻影响。
小中华思想则是指东亚文化圈内除中国以外的国家和地区以“小中华”或“中华”自居的思想观念。
古代中国的华夏文明以自身的强大魅力对周边地区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周边国家接受中华思想,又常自称“华夏”、“中国”,小中华思想也就因此逐渐的出现了。
这是在朝鲜、越南、日本、台湾等中国以外的东亚文化圈(儒学文化圈,汉字文化圈)的国家和地区内存在的“文化认同”和“文明继承者”的思想,不过严格来说,只有朝鲜才算是真正的“小中华”思想,因为只有朝鲜曾在古代长期自称“小中华”,这代表朝鲜不敢僭越中国天子,才自称“小中华”(意为“中华第二”)而不自称“中国”(中国意为“中心之国”,使用时意同“强大的国”或“最文明的国”);而古代越南、日本因为系统接受了中国儒学思想,又觉得自己相对独立,进而认为自己是“强大的国家”和“最文明的国家”,同时也为“得沐教化”(习德中华文明)而自豪,所以仿照中国本土也自称为“中国”,其中又以越南的“中国”自我认同最强烈,常称呼北方的中国本土为“北朝”,而称呼自己为“南朝”(认为天下有南北两个“中央帝国”)。
台湾则比较特殊,台湾是最晚也是最短的“中华”自居者,17世纪中期,在满清覆灭明朝后,获赐姓朱的明朝遗臣郑成功,驱逐荷兰人后建立政权,台湾才始以正统王朝自居,近现代民国政府弃守中国大陆而迁至台湾后,台湾政府又再次以正统中国自居。
早期的小中华思想是出于对中国的仰慕,即追随中国并自居“中国第二”的思想,以此来将本国与不同文化的“蛮夷”相区别。
但到了后期,小中华思想则出现了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相背离的趋势,即认同中国文化而不认同中国地域上的政权,甚至有对抗中国王朝的意味。
特别是17世纪中叶满洲人建立的清朝统治中国以后,朝、日、越各国的小中华思想空前膨胀,均认为中国已沦为夷狄,而本国才是中华文明的正统传承者。
19世纪以后,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华夷秩序崩溃,朝、日、越各国也先后以民族主义取代小中华思想。
台湾被康熙收复后,小中华思想也自然就破灭了,近现代的民国台湾则是在进入1990年代后,随着主体意识、民主运动思潮等影响下,中华思想认同也逐渐被台湾认同所取代。
总体概况
唐宋以后,中国周边一些深受汉文化影响的国度如日本、朝鲜半岛、越南相继出现了自称“小中华”、“中国”的现象。
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在中国文化对周边多年来(尤其是盛唐时期)的扩散和辐射之下,这些国家对中国文化的吸收上升到了新的高度,开始运用儒家华夷思想来为自己国家定位;另一方面是这些国家的文明在长期受汉文化的熏陶后已经发展成熟,民族文化和民族自尊大为提高,已不甘心以夷狄自居,特别对周边未接受中国文化的“夷狄”产生了优越感,故以“华”而自豪。
这些国家所秉持的思想就被称为“小中华思想”。
小中华思想是由“中华思想”派生而来,而中华思想则是基于儒家思想的华夷观。
古代中国的中心主义是认为中国是世界的中心的一种概念,是古代中国的一种世界观。
称作华夷之辨,或者华夷之防,它以是否中国化作为区分华夏和夷狄的标准,韩愈云:
“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
”最开始周王室和它所建立诸侯封国,称诸夏。
《国语·郑语》曰:
“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则皆蛮、荆、戎、狄之人也。
非亲则顽,不可入也……夫成天下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
”诸夏的基本团体包括夏、商、姬、姜四族,也就是姒姓、子姓、嬴姓、姬姓、姜姓氏族中继承了华夏文明的国家。
比如周王室和鲁、晋、郑、卫、韩、魏、燕、虞、虢等姬姓国;齐、申、吕、许等姜姓国。
徐、黄、郯、江、赵、秦等嬴姓国、子姓宋国。
而事实上在古代东亚相对隔绝的地理环境中,中国作为唯一的文明中心,一个野蛮民族中国化的程度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其文明的程度。
华夷之辨是思想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诞生的。
从商周时代起,居住在黄河流域的华夏民族就以“中央之国”自居,认为自己是文明的中心。
理论性地说明中华和夷狄区别的文献,目前能确认的最早文献始于春秋战国,或许是孔子所提出的。
孔子主张将周初的礼乐制度化,并排除夷狄起源的文化要素。
“中国”的含义也逐渐延伸到了地域、民族、文化和国家政权这四个层面,由此构成了古代中国人的天下观及“中华思想”。
而后中国历代大一统王朝,都以中华思想为指导,通过征伐、招抚、羁縻、册封等手段在东亚地区建立起了华夷秩序。
日本、朝鲜半岛、越南等国家和地区都曾包含在华夷秩序之内,在耳濡目染之下自然也受到了中华思想的深刻影响,这就为“小中华思想”的产生提供了温床。
这些国家往往立足于“中国”含义中的文化层面,来解释本国的“用夏变夷”并自称“中国”。
新朝皇帝王莽曾一改西汉将夷狄册封为王的习惯,改变华夷秩序的观点,将匈奴和高句丽的“王”降格为“侯”,导致这些国家的疏离。
唐朝对西域拥有主导权,重视异国文化,外国人被唐朝政府起用的例子并不少见。
宋朝的儒学则较强调华夷秩序。
明朝被异民族的清朝所灭亡,一些明朝遗臣不愿为清朝效力,并采取抵抗清朝或流亡他国(如日本、朝鲜、越南等)的方式。
朱舜水则是一位流亡日本的明朝遗臣,据其著作记载,他认为被夷狄治理的中国已非中华,而流亡地日本则更有资格被称为中华,并成为日本的小中华思想的先驱。
唐朝时期,东亚文化圈(汉字文化圈、儒家文化圈)正式形成,小中华思想也萌生于此时。
而东亚文化圈内的各个国家的小中华思想各不相同,严格来说,“小中华思想”只属于朝鲜,因为朝鲜长期处于华夷秩序之下,离中国政治中心较近,恪守藩属之道,奉行事大主义,所以只有朝鲜才自称“小中华”。
日本、越南都是自称“中华”而非“小中华”。
琉球则没有小中华思想。
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各国在华夷秩序中的位置决定的。
日本则游离于华夷秩序边缘,独立性和民族自尊较强,而越南虽也长期处于华夷秩序之下,但离中国政治中心较远,周围也无匹敌之国,因此独立性和民族自尊也比较强,故此两国能直称“中华”;琉球加入华夷秩序及吸收中国文化都比较晚,到17世纪中叶才开始全面接受汉字及儒家思想,未能发展到较高程度且独立性最弱,故没有形成小中华思想。
各国的小中华思想最初形成都是出于对中国的认同感及作为“中国第二”的自豪感,但越到后期就越发生变质,出现了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相背离的趋势,即认同中国文化而不认同中国地域上的政权,甚至有对抗中国王朝的意味。
特别是17世纪中叶满洲人建立的清朝统治中国以后,朝日越各国的小中华思想空前膨胀,均认为中国已沦为夷狄,而本国才是中华文明的传承者。
19世纪以后,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华夷秩序崩溃,朝日越各国也先后以民族主义取代小中华思想。
以上就是小中华思想的总体概况及基本脉络。
朝鲜
早期阶段:
朝鲜人接受中华文化甚早。
传说在公元前11世纪商朝贵族箕子东渡,便为朝鲜带来了最早的文明,近代朝鲜儒学者柳麟锡曾谓:
“朝鲜始国于唐尧之世,有与于涂山之会。
而及箕子来君,则以叙九畴之见,有设八条之教,为辟小中华。
”到了唐朝前期的7世纪中叶,朝鲜半岛上的新罗政权开始大规模吸收中国文化,穿唐服,行唐礼,“以夷易华”。
而后新罗在唐朝的协助下统一半岛,此后中国文化正式成为了朝鲜半岛的主流文化。
而朝鲜半岛之称为“小中华”,则是滥觞于11世纪后期的高丽文宗时期。
据史料记载,公元1076年(宋神宗熙宁九年,高丽文宗三十年),高丽文宗派遣使臣到北宋朝贡,“宋以本国为文物礼乐之邦,待之浸厚,题使臣下马所曰‘小中华之馆’”;公元1080年(宋神宗元丰三年,高丽文宗三十四年),高丽使臣朴寅亮、金觐所作诗文为宋人称赞,将二人诗文刊行为《小华集》。
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小中华”最早是中国人赠与高丽国的美称。
但是,这些记载难以在中国史料中得到印证,并且中国历代绝少称朝鲜半岛为“小中华”,而仍将其视为东夷,所以有学者怀疑这是高丽人建构出来的记忆而非真实发生过的事实。
也有可能是双方重视程度不同,宋人只是随口称高丽为小中华,而高丽却郑重其事地记录下来并引以为傲。
不管怎样,朝鲜半岛以“小中华”自居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小中华思想发轫于高丽王朝,并非偶然。
除了吸收中国文化到了一定高度以外,高丽对北边契丹、女真等“蛮夷”民族所产生的文化优越感也是重要条件。
高丽太祖王建临终遗言《十训要》中便说:
“惟我东方,旧慕唐风,文物礼乐,悉遵其制……契丹乃禽兽之国,风俗不同,言语亦异,衣冠制度,慎勿效焉”。
后来的高丽仁宗亦曾下诏强调要“景行华夏之法,切禁丹狄之俗”。
在这种情况下,高丽不可能自归夷狄,而是开始寻求“小中华”这种新的国家定位。
高丽后期诗人李奎报写道:
“万国森罗数幅笺,三韩隈若一微块。
观者莫小之,我眼谓差大。
今古才贤衮衮生,较之中夏毋多愧。
有人曰国无则非,胡戎虽大犹如芥。
君不见华人谓我小中华,此语真堪采。
”从中可见“小中华”在高丽人心目中反映的是针对“胡戎”的民族自尊心和效仿中国的文化自豪感。
不过总体来说,高丽时期的“小中华”仅限于一种荣耀性的称呼,而尚未发展为高丽人的普遍认同。
发展阶段:
14世纪末,随着朝鲜王朝的建立,“小中华”正式成为了朝鲜的国家定位并深入人心。
朝鲜王朝建立后就立刻对中国明朝称臣,奉朱子学为官方哲学,坚定不移地奉行事大主义政策,并且仰慕和效仿明朝的文物制度,在朝鲜社会中形成了“事大慕华”的氛围和“一遵华制”的语境。
由徐居正所编的朝鲜通行史书《东国通鉴》称朝鲜“衣冠制度,悉同乎中国,故曰诗书礼乐之邦、仁义之国也,而箕子始之,岂不信哉?
”而朝鲜人的启蒙教材《童蒙先习》中写道:
“我国虽僻在海隅,壤地褊小,礼乐法度,衣冠文物,悉遵华制。
人伦明于上,教化行于下,风俗之美,侔拟中华,华人称之曰小中华。
兹岂非箕子之遗化耶?
嗟尔小子,宜其观感而兴起哉!
”由此可见,朝鲜王朝时期的朝鲜人自幼就被灌输小中华思想,而在其他场合中使用的“小中华”一称更是不胜枚举。
如《朝鲜王朝实录·成宗实录》记载:
“吾东方自箕子以来,教化大行,男有烈士之风,女有贞正之俗,史称小中华”。
《中宗实录》记载:
“我国家邈处日域,自中国视之,与安南、交趾无异,而中国之人不鄙夷之,至称小中华。
”在明朝时期,朝鲜自称“小中华”主要是出于对作为“大中华”的明朝的认同以及对中华文化的向往。
繁盛阶段:
17世纪,女真(后来的满洲)兴起于中国东北地区,建立后金政权(后改国号为“大清”),于1627年和1636年两度入侵朝鲜,使朝鲜变成清朝的属国。
1644年,明朝灭亡,清军入关,清朝逐渐统一了中国。
朝鲜人对此感慨道:
“天运如此,中华之礼乐文物将复入腥膻矣!
”尽管入清以后的朝鲜仍然奉行事大主义,表面上尊清朝为“天朝”,但内心却将清朝视为夷狄,严华夷之辨,由此带来了小中华思想的空前膨胀。
这一时期朝鲜王朝的小中华思想具体表现为“尊周大义”和北伐论,最早由朝鲜孝宗和宋时烈君臣倡导,并成为了此后朝鲜的主流思想。
这种思想一方面体现的是尊明贬清,朝鲜自明朝灭亡后仍普遍使用崇祯纪年,“凡官文书外,虽下贱无书清国年号者”,朝鲜肃宗修建“大报坛”、朝鲜儒林修建“万东庙”,都用以祭祀明朝皇帝,来表达对明朝的感激与怀念,同时又无比鄙视满清,认为是“凶奴之入处中华”的非正统政权,朝鲜孝宗甚至打算出兵北伐,反清复明,在朝鲜士林间掀起了“北伐论”,后来北伐计划因孝宗去世而作罢,但“北伐论”却一直持续下去;另一方面,朝鲜认为清军入关以后,中国已亡,特别是汉人遭剃发易服而沦为蛮夷,朝鲜才是明朝正统和中国文明的继承者,声称“今天下中华制度,独存于我国”。
朴趾源也说:
“清人入主中国,而先王之制度变而为胡。
环东土数千里画江而为国,独守先王之制度,是明明室尤存于鸭水以东也”。
朝鲜英祖将朝鲜定位为“一隅青邱,大明犹在”、“皇朝日月,我东大明”,朝鲜正祖也指出:
“今天下皆左衽,惟我东有中华之仪章”。
(不过根据明代朝鲜诸多使臣的《朝天录》显示,到了明中后期,朝鲜使臣们认为明朝礼崩乐坏、道德沦丧,加上阳明学挑战朱子学等现象,是虚有其表的“中华”,故已萌生对明优越感,认为朝鲜才是真正的“中华”,但真正意义上朝鲜以中华文明的继承者自居的意识还是出现在清军入关以后)
这一时期的小中华思想使朝鲜的民族自尊心和文化自豪感进一步提升,部分朝鲜士人已不局限于“小中华”的表述,而认为朝鲜就是“中华”,如李种徽表示朝鲜人本为“殷人”,朝鲜本是“东夏”,金履安则说朝鲜也是中国,只是过去由于先王的慎重而自居东夷,当前中国已沦为夷狄,故“当今之世,不归我中华而谁也?
”尹愭则认为朝鲜疆域最大,“而惟此环东土数千里疆域,独保崇祯后日月,则其山川之秀丽,风俗之美好,殆同金瓯之无一欠缺,宛然有大明天地之气象矣,此岂非宇宙间好个大疆域耶?
”他又说:
“然则昔日东方之称小中华者,以其有大中华也。
而今其‘大’者,非复旧时疆域矣,地维沦陷,山川变易,曾无一片读春秋之地。
而吾东方三百六十州之疆域,盖无非中华之衣冠谣俗,则优优乎大哉,奚可以‘小’云乎哉?
”
低落阶段:
18世纪以后,随着实学思想的兴起,朝鲜对清朝的态度逐渐发生变化,主张学习清朝的“北学派”开始形成,一度膨胀的小中华思想也逐渐低落。
小中华思想使当时的朝鲜人夜郎自大,认为本国才代表中国文化而最为优越,他们不但鄙视清朝,也鄙视地域甚至民族层面的中国。
北学派思想家朴齐家形容当时朝鲜“下士见五谷则问中国之有无,中士以文章不如我也,上士谓中国无理学”,朴趾源则讽刺朝鲜人“独以一撮之结(发髻),自贤天下曰:
今之中国,非古之中国也。
其山川则罪之以腥膻,其人民则辱之以犬羊,其言语则诬之以侏离,并与其中国固有之良法美制而攘斥之”。
北学派人士朴趾源、朴齐家、洪大容、李德懋等大都有出使清朝的经历,他们亲眼目睹了康乾盛世下清朝繁盛的景象,又注意到了小中华思想已严重阻碍朝鲜与清朝的文化交流,因此开始着手尝试为小中华思想“降温”,号召朝鲜学习清朝。
朴趾源指出一直被朝鲜鄙视的满清占领中原后,依旧沿袭“三代以降圣帝明王、汉唐宋明之良法美制”,具有“中华可尊之实”,实在不可“攘”之,而应学之;朴齐家也指出,“凡尽我国之长技,不过为中国之一物,则其比方较计者,已是不自量之甚者矣。
”所以他说:
“尊周自尊周也,夷狄自夷狄也,夫周之与夷必有分焉,则未闻以夷之猾夏,而并与周之旧而攘夷也。
”将满清政权与中国相剥离,批评尊周大义妨碍吸收中国文化。
洪大容更是提出了“华夷一也”的观点,认为中华和夷狄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朝鲜没有必要追求“中华”的地位,所以他反复强调“我东之为夷,地界然矣,亦何必讳哉?
”“我东之慕效中国,忘其为夷也久矣”。
这些主张对朝鲜思想界产生较大影响,再加上朝鲜正祖对实学的容纳态度以及其他朝鲜使臣源源不断地报告满人和清朝的汉化,使朝鲜上下对清朝的看法发生较大改观,小中华思想逐渐降温。
到了18世纪中后期,朝鲜更是默认清朝为中国正统,并心甘情愿地做清朝的属国了。
比如很多人都注意到朝鲜出使中国的记录由明代多以“朝天”冠名到清代多以“燕行”冠名,但到了朝鲜高宗以后又出现了《朝天日记》(张锡骏著)、《观华志》(李承五著)等将满清称为“天”、“华”的名称,反映出了朝鲜对中国态度的某种回归趋势。
朝鲜的小中华思想虽然有所褪色,但并不代表朝鲜不再以小中华自居;而且主张尊周大义和北伐论的朝鲜士人虽然势力下降,但仍然存在,到朝鲜日治时期还有家谱用崇祯年号。
19世纪以后,朝鲜学者吴庆元编《小华外史》、李恒老编《宋元华东史合编纲目》,这些私撰史书都反映出强烈的小中华思想及尊周大义,因而小中华思想得以在朝鲜继续存在下去。
返照阶段:
19世纪以后,朝鲜的小中华思想已不如17、18世纪那般膨胀,主要是由于对清朝态度的变化。
但随着西方列强及日本的入侵,小中华思想又有所抬头,并发生了新的变化。
这一阶段的小中华思想主要表现为卫正斥邪思想。
卫正斥邪思想产生于西洋天主教冲击朝鲜之际,1801年“辛酉邪狱”时,国王所颁之讨邪教文便站在“小中华”的高度痛斥天主教说:
“讵意极西方阴沴之气,闯入小中华礼义之邦。
所事者蛇神牛鬼,敢欲滓秽太清;其说则地狱天堂,几至诳惑半世”。
由此可见,朝鲜的小中华思想发展到19世纪,已演变为声讨“邪教”而保卫“正学”了,不再针对清朝。
19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势力武力入侵朝鲜,卫正斥邪思想开始高涨,而其领军人则是李恒老(号华西)。
李恒老及其创立的“华西学派”是朝鲜最后的“尊周大义”原教旨主义者,对近代朝鲜影响很大。
而卫正斥邪思想并不独属华西学派,而是当时大部分朝鲜儒生的共识,只是华西学派最为突出而已。
“卫正斥邪”与“文明开化”则并列为朝鲜近代史的两大思潮。
李恒老认为朝鲜是中华,满清是夷狄,而西洋则是禽兽,因此华夷之辨的主要矛盾由满清转移到西洋,他指出“西洋乱道最为可忧,天地间一脉阳气在吾东,若并此被坏,天心岂忍如此。
吾人正当为天地立心,以明此道,汲汲如救焚,国之存亡犹是第二事”,也就是说他的卫正斥邪思想的核心并非是朝鲜的存亡,而在于保全中国文化,以免使人类化为禽兽。
他的弟子崔益铉则在面临日本入侵的情况下,进一步将此理论发挥为“倭洋一体论”,认为日本也是禽兽。
他指出“清人志在帝中国而抚四海,故犹能略效中国之伯主,假借仁义之近似,则是止夷狄耳。
夷狄,人也。
故即不问道理如何,若能以小事人,则彼此交好,式至于今。
虽有不惬彼意者,有宽恕之量而无侵虐之患。
至若彼贼(指日本),徒知货色,而无复毫分人理,则直是禽兽而已。
”后来崔益铉又谴责道:
“自开化以后,尽革先王之法制,一从倭贼之指挥,使中华(指朝鲜)为夷狄,人类为禽兽,此开辟以来所未有之大变也!
”华西学派以外的朝鲜儒生也极其恐惧西洋和日本,1881年以黄遵宪《朝鲜策略》的传入为契机引发了儒生上疏运动,成为开港以后卫正斥邪思想的总爆发。
在“岭南万人疏”中,朝鲜儒生们声称如果要像《朝鲜策略》中说的那样与日本、美国修好,那么“臣等宁蹈海而死耳,不忍与禽兽犬羊杂处苟活也。
人鬼判于今日,华夷决于此行!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朝鲜策略》是清人所作,但这些“卫正斥邪”的儒生上疏中几乎没有攻击清朝之句,反而以清朝为中国,并称之为“服事三百年”之“上国”,可见此时的小中华思想已与之前有很大不同。
甲午战争以后,反日义兵运动在朝鲜半岛兴起,义兵檄文中大量使用“小中华”的称呼,其中以柳麟锡为代表。
柳麟锡是华西学派的嫡系传人,他起兵反日为的不是保朝鲜,而是“保华脉”,以“尊华攘夷”为目标。
他在义兵运动被镇压后逃亡中国境内,曾发表以下一段言论:
“今朝鲜至罔极,而硕果见食矣。
呜呼!
未知天心之为如何而然也。
然天有不息之道,阳无可尽之理,剥尽而复生,自然也。
剥尽于小中华,其将返本还原,复生于大中华。
至于为雷声喷两间,朱光遍九宇,既复大中华,又将东渐而复小中华如前乎!
是吾所深望也。
”也就是说,他将“小中华”复国的希望寄托在“大中华”的复兴上,柳麟锡可以说是朝鲜最后一位小中华思想原教旨主义者。
然而,开港以后,随着国际公法理念和主权国家思想传入朝鲜,朝鲜的民族主义逐渐形成,小中华思想作为事大主义和慕华思想的产物也被历史所淘汰。
比如在1897年朝鲜高宗称帝之际,一些朝鲜士人以“我国受命,号称小华”“承大明之统绪”为由劝进,而另一些儒士如柳麟锡、崔益铉则以朝鲜为明朝藩臣为由反对称帝,正反双方都是以小中华思想为依据的。
高宗最后仍然称帝并采用了明朝礼仪,但其实不过是借用了小中华思想,而且在登基诏书中也以檀箕为正统而非中国,故其国号为“大韩”而非“中华”,可见小中华思想已不再是官方提倡的语境了。
尽管到1907年还有朝鲜人以“圣人之徒、大明遗民”标榜,但朝鲜的主流是急速朝民族主义方向发展,小中华思想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
越南
初始阶段:
越南古称交趾、安南,19世纪后才有“越南”之称。
越南自公元前2世纪以后就是中国治下的郡县,直到一千年后的五代十国时期才脱离中国而独立,这段时代在越南被称为“北属时期”。
越南在11世纪初形成了第一个统一稳定的封建王朝——李朝,由于长期处在中国直接统治之下,越南深受中华文化熏陶,据史籍记载在3世纪士燮治交州时期,越南就已经“通诗书、习礼乐,为文献之邦”,独立以后也未脱离中国文化的影响,中华思想自然也被越南吸收进去。
独立以后,越南虽然是中国历代王朝的藩属国,但由于远离中国政治中心,故越南的君主对内与对外采取了两套话语:
对中国称“国王”,对内则称“皇帝”,并视中国为北朝,认为南北“各帝一方”,颇有“两个中国”的理念。
在李朝时期,越南与中国北宋互有战斗,“抗宋英雄”李常杰作诗:
“南国山河南帝居”,就反映了越南的这种理念。
在东南亚一带,越南则以中国、华夏自居,称他国为夷狄,自独立以后就经常以“用夏变夷”为名义出兵周边哀牢、占城、老挝、高棉等国家和地区,这种用兵一直持续到19世纪,使越南从红河流域的小国变成中南半岛上的大国。
总而言之,有了中国文化的长期熏陶、对华保持较强的独立性及周边无匹敌之国的国际环境这三个条件,越南接受中华思想、自称“中国”也是很自然的了。
13世纪后期,蒙古侵入越南,越南陈朝抗蒙将领陈国峻于1284年发表《檄将士文》,其中写道“汝等坐视主辱,曾不为忧;身尝国耻,曾不为愧。
为中国之将,侍立夷酋,而无忿心!
”这是越南正史中最早出现的自称“中国”之例。
此后越南自称“中国”、“华夏”的例子史不绝书。
1334年,陈朝太上皇陈明宗征讨哀牢(今老挝),得胜班师后命阮忠彦刻摩崖纪功文,劈头就写道:
“皇越陈朝第六帝章尧文哲太上皇帝受天眷命,奄有中夏,薄海内外,罔不臣服”。
15世纪初,中国明朝一度吞并越南,越南人黎利起兵抗明并获得胜利,恢复了越南的独立地位,他曾将明朝占领越南形容为“贼在中国”。
史载:
“凡中国豪杰之士,(明人)多阳假以官,安插于北,帝(黎利)智识过人,不为官爵所诱……”。
黎利之孙黎圣宗于1470年亲征占城,诏曰:
“自古夷狄为患中国,故圣王弧矢以威天下……”;1479年黎圣宗又颁布征盆蛮诏:
“我国家混一区宇,统御华夷”;同年征哀牢诏:
“朕丕绳祖武,光御洪图,莅中夏,抚外夷”。
以上“中国”、“华”、“夏”等言辞都指的是越南。
同朝鲜一样,越南自称“中国”也是取自文化层面的含义,如1517年,莫登庸上表黎昭宗曰:
“三纲五常,扶植天地之栋干,奠安生民之柱石。
国而无此,则中夏而夷狄;人而无此,则人类而禽犊”。
可见越南人认为秉持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儒家文化,便可为“中夏”之国。
兴盛阶段:
1802年,阮福映(嘉隆帝)统一越南,建立阮朝。
越南对中华文化的吸收达到了新的高峰,而自称“中国”、“华夏”的现象也更为频繁,并称本国人民为汉人、汉民而不称越人、京人,反倒称真正的华人为清人、唐人。
阮福映在统一越南以前与法国关系密切,但其华夷观并未改变,仍视欧洲人为蛮夷。
1804年,红毛(英国)人来越南请求定居、通商,被阮福映拒绝,义正辞严地表示:
“先王经理天下,夏不杂夷,此诚杜渐防微之意也。
红毛人狡而诈,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不可听其居留”。
对周边的老挝、柬埔寨、暹罗等国,更是理直气壮地自居“中国”,1804年,越南使臣陈文龙出使万象王国时私受馈赠而遭弹劾,阮福映说:
“中国之于外夷,治以不治。
彼以诚来斯受之,朕不以此为尔等罪也”;1809年,暹罗因与缅甸战争吃紧,遂向越南搬救兵,阮福映不愿出动步兵,理由是“朕不忍驱中国之兵以为远人役也”;1812年,暹罗使臣来越南解释其派人到柬埔寨是为了协调安赞二世(越南史料写作匿螉禛)兄弟的矛盾,并无他意,阮福映认为:
“暹人辞遁诈可知也,然中国之于夷狄,但当待以至诚”。
从上述言论可见,阮福映具有浓厚的华夷观念,对东南亚国家和西洋人的态度与中国皇帝毫无二致。
到了他的儿子明命帝时代,不仅继续秉承中华思想,更是将其付诸实践,在东南亚建立了次生的华夷秩序,被称为“南之中华帝国”。
明命年间,阮朝吞并了柬埔寨和老挝大部分地区,强迫土著学汉字、穿汉服、取汉名,并将当地改为汉式地名,如将柬埔寨改为“镇西”、将老挝改为“镇宁”、“镇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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