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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信息参考35231
高教信息参考
2013年第35期(总第62期)
西北师范大学发展规划处省部共建工作办公室编2013年11月6日
目录
教育资讯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严禁公款购买印制寄送贺年卡等物品的通知1
甘肃省出台支持临夏教育跨越发展行动计划1
浙江:
高校专业设置权正式步入“高校说了算”3
大学治理
重庆大学“学部制”建设推进教育教学模式改革4
高教视点
高校领导反感就业率绑架招生专业6
大学自由转专业为何路难行8
关注地方高校:
缺钱对学校发展造成怎样的影响14
关注地方高校:
打“特色牌”拓展学校发展空间17
政学之间关系不应过于“紧密”20
高校动态
清华大学搭建“无疆界实验室”给创意以无限空间21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严禁公款购买印制寄送贺年卡等物品的通知
部内各司局、各直属单位、部属各高等学校:
10月31日,中共中央纪委发出《关于严禁公款购买印制寄送贺年卡等物品的通知》。
根据教育部党组要求,教育系统要将贯彻执行《通知》精神作为扎实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认真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的具体行动,提高认识、严肃纪律、完善制度,切实做好各项工作。
严禁用公款购买、印制、邮寄、赠送贺年卡、明信片、年历等物品。
涉及外事、港澳台事务、侨务等工作需要不在此限,但务要注意节俭。
要落实严肃财经纪律要求,强化审计监督检查,及时发现问题,坚决予以纠正。
对顶风违纪的实行严肃责任追究。
教育部办公厅
2013年11月5日
甘肃省出台支持临夏教育跨越发展行动计划
11月4日,省教育厅下发了《甘肃省教育厅支持临夏回族自治州教育跨越发展行动计划(2013-2020年)》。
《计划》从多方面给予临夏州支持,在全省教师招聘考试过程中,每年从招聘指标上给予临夏州更大幅度的倾斜照顾,切实解决教师数量不足、结构不合理的问题。
《计划》确定,积极争取国家将“探索政府主导的民族地区办园体制”试点项目转变为发展项目;在组织实施学前教育重大工程项目时向临夏州倾斜,通过项目扶持、吸引和鼓励社会力量办学等措施,推进临夏州学前教育跨越发展。
到2017年,每个乡镇建成1所标准化中心幼儿园,80%的行政村建成1所幼儿园(或附设幼儿园),基本解决入园难问题。
同时,积极指导和大力支持临夏州实施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工程,加快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步伐;加大薄弱学校改造力度,缩小校际差距;到2020年,所有乡镇中心小学、九年一贯制学校、初中和普通高中学校全面实现标准化。
新招聘的优质师资向农村学校倾斜,优先满足农村学校需求。
到2020年,临夏州8县(市)实现县域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
力争到2017年,彻底消除现有“09标准”D级危房,为临夏州有寄宿需求的乡镇建成1所小学高年级寄宿制学校,完成寄宿制中小学宿舍、食堂、厕所等附属设施建设。
《计划》还确定,每年安排200万元专项资金,实施“内地普通高中民族班扩招工程”。
从2014年起,西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民族班每年从临夏州择优招收30名少数民族初中应届毕业生;组织兰州市五十八中、兰州二中等一批省级示范性普通高中,每年为临夏州招收300名少数民族初中应届毕业生,实行混合编班;到2017年,招生规模达到500人。
从2013年起,在临夏市先行试点的基础上,逐步在全州实行免费中职教育并补助生活费,并将“两后生”全部纳入免费教育范围。
从2014年起,在临夏州开展“9+3”免费职业教育试点工作,免除在校生学费和住宿费,并发放生活补助费等。
拓宽升学渠道,对成绩优秀且希望继续深造的中职毕业生,每年按30%左右的比例对口升入高职院校。
力争到2017年在临夏州府所在地建成西北民族大学临夏校区。
支持临夏州在做大做强中职学校优势专业、提升办学能力和整合教育资源的基础上,到2018年前后,建成1所具有民族和区域特色的高职学院。
争取教育部等部委支持,扩大我省普通高校少数民族预科招生计划和高层次研究生人才招生计划,并向临夏州倾斜,为临夏州经济社会发展培养紧缺人才和高层次人才。
通过教师培训“国培计划”和“民培计划”,进一步加大对临夏州教师培训的扶持力度,到2015年,完成骨干教师全员培训。
采取多种形式培训7000名中小学和幼儿园教师。
(《甘肃经济日报》2013年11月5日作者:
张丽丽)
浙江:
高校专业设置权正式步入“高校说了算”
只要条件符合,浙江高校可自主设置专业,不再“受困”于繁琐的上报程序,高校专业的设置权正式由“行政拍板”步入“高校说了算”。
这得益于该省教育厅日前出台的“关于落实和扩大普通高等学校专业设置管理权”的专项指导意见。
意见明确提出,凡具备稳定的社会人才需求、学校办学符合教育部基本办学条件指标、有相关学科专业为依托、有完成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及相应办学条件等条件的高校,允许其自主设置本校专业,省教育厅对此只进行形式审核。
为防止放权后导致专业设置的盲目和随意,浙江省教育厅高教处副处长王国银表示,教育厅将定期向社会公布本省鼓励类、限制类专业目录,发布近3年各专业就业、布点、招生以及社会对人才的总体需求等情况,作为高校专业设置的重要参考。
针对新设专业,该厅还将建立质量监控机制,在新设专业招生一年后以及新设专业首届学生进入毕业学年时,对专业办学基本条件与人才培养组织评估,评估结论将作为该新设专业继续招生、限制招生、暂停招生的依据。
专业设置权的下放,引来了省内高校的一片叫好声。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教务处处长叶志良告诉记者,这项政策给高校带来的最大好处,就是提高了“专业围着经济社会发展转”的速度。
他说:
“如今,学校可以根据旅游行业和政策的变化,随时增设与之相匹配的专业,或取消落后的专业,学校的教学和人才培养便能与社会发展更吻合。
”
该举措也引起了浙江省教育界的强烈反响。
浙江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顾建民教授表示,管理和建设好专业本来就是高校应有的办学权力与责任,把专业设置权长期把控在“金字塔尖”,其实不利于高校的长足发展,此次浙江下放专业设置权的做法非常好,是大势所趋。
不过,也有教育界人士表达了这样的担忧:
权限下放后,可能会使得高校专业设置的盲目性和同质化,从而导致一放则乱。
对此,顾建民认为,面向社会办学的高校,理应培养其自我发展和自我约束的能力,对新设专业政府也会加以监管,而这些新设专业的发展也将经历市场的选择。
所以权力下放后,高校新设的专业不至于过滥过乱,过度的担忧大可不必。
(《光明日报》2013年10月30日作者:
朱海洋严红枫)
将27个学院整合成4个学部推进教育教学模式改革
重庆大学“学部制”建设推进教育教学模式改革
近日,重庆大学建筑学部与中建总公司再次携手,在已有中建奖学金、结构设计大赛、中建讲坛、实习实训基地建设合作项目的基础上,围绕人才培养、招生就业、共建“山地城镇建设协同创新中心”、设立“中建”班等,进一步拓展和深化合作的方式和内容,为学部制建设的内涵发展再添新笔。
围绕“建设中国最好的大学之一”的办学目标,近年来,重庆大学立足内涵发展,结合承担两个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项目,把学部制建设作为深化内部治理结构改革的突破口和实现学校发展目标的基础性、制度性工作扎实深入推进。
记者了解到,自2011年5月起,学校陆续成立文理学部、工程学部、建筑学部和信息学部,原先的27个二级学院划入学部,单列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和法学院,形成了“四部+两院”发展格局。
学部的建立打破了学校原有内部管理体制,使资源、权力逐步向责任主体转移,使学校管理体系的运作更加顺畅。
“此前,学校和职能部门从不同角度指导和管理着院系,但都不承担最终责任。
”有关负责人解析道,而今,按照学校—学部—学院的管理构架,学院是实体机构,负责教师管理和教学、科研的运行。
学部代表学校承担起所属院系和学科发展的责任。
同时,学校赋予学部一定的人、财、物调配权力,使得学院很多需求在学部层面就可以解决了,不必再面对众多的职能部门。
学部制建立两年多来,围绕学校办学目标,各学部抓住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及“协同创新”计划等重点工作,积极探索适合自身特点的学部工作模式,并在整体上形成合力,推进了教育教学模式改革,明显提升了学校整体发展水平。
文理学部打破学科间的发展壁垒,促进交叉学科和学科新领域的发展,成立了创新药物研究中心、数学研究中心、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等跨学科研究机构;信息学部建立起“大类通修课程+学科平台课程+专业特色课程+开放选修课程”的新型模块化课程体系;工程学部全面启动“3+1+2”复合型汽车工程领域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试点改革工作。
建筑学部在“建筑大学科”框架下进行学科规划与调整,在课程建设、教学环节的改进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启动了多专业联合毕业设计,在同一个主题层面汇聚不同专业领域的多种思考,必将拓宽建筑学部在教学改革方面的思路和视野,激发师生们的创作灵感,收获更加丰硕的设计成果。
据了解,建筑学部正在筹建“建筑类专业全过程认识实训基地”,以提高学生对项目建设全过程的感性认识。
“学校成立学部以后,以学部为单位与国外大学合作更加顺畅,改变了因国内大学专业设置过细导致与国外大学对接困难的局面。
”学校常务副校长、建筑学部主任张四平如是说。
以建筑学部为例,该学部已与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签订全面合作协议,积极推进人才交流、课程体系建设、研究平台建设方面的实质性合作,已开展学生派出、教师互访项目,当前正着手对其相应培养方案进行全过程试点。
在新的管理模式下,院系和教师也切身感受到了一些变化:
学术评价体系更加合理和符合实际,管理的行政色彩减少,教师在学校决策中发挥了更多的作用和影响等。
“学部制使得学科相近的学院相对集中,更便于学科交叉与融合,更有利于跨学科研究的开展,有利于发挥优势学科和学科综合优势,进一步实现了信息、资源和成果共享,构筑了院系间整合的平台,有利于培养复合型创新人才。
”信息学部教授桑军深有感触地说。
公共管理学院2011级学生朱沁怡认为,学校信息学部的设立与重庆的发展方向相契合,不仅可以使重庆大学的电子类学科发展得更快更好,在未来也可以为重庆信息产业建设提供非常大的帮助。
对这所一直都是以工科见长的学校,新闻学院2011级学生胡成充满了期望,他希望通过文理学部的建设,弥补重庆大学人文方面的不足,振兴文科,使重大成为“中国最好的大学之一”。
(《中国教育报》2013年11月1日作者:
胡航宇)
功利取向折射大学“精神贫困”
高校领导反感就业率绑架招生专业
时下正是2014届高校毕业生求职季节,苏州大学党委书记王卓君教授很担心一种情况出现。
日前,他在天津大学召开的当代中国大学精神高层论坛上指出,现在教育部门把就业率作为衡量一个专业是停是办的标准,就业率低了就会“黄牌”警告,再低的就要停招。
他不赞成这一做法。
“如果这样评价,大学的价值理性何处安身呢?
”
王卓君教授是南京大学哲学系1978级的学生。
他记得自己入学时,哲学系的录取线很高。
而现在,国内很多高校哲学系已经多年没有收到第一志愿考生,苏州大学哲学系改为隔年招生。
哲学专业在任何大学都属冷门,以就业率衡量,哲学专业肯定面临更大的停招威胁。
最近几年,我国许多高校尝试将就业率跟招生挂钩。
针对2012届、2013届毕业生就业工作,教育部连续两年发出通知,明确提出将就业率与专业招生挂钩。
如2012年提出要健全专业动态调整和预警、退出机制,对就业率连续两年低于60%的专业,调减招生计划直至停招。
2013年要求把就业状况作为招生计划制订、经费投入、专业设置等工作的重要依据,连续两年就业率较低的专业,除个别特殊专业外,应调减招生计划直至停招。
2012年9月,教育部还颁布了新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管理规定》,要求高校设置的专业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出现办学条件严重不足、教学质量低下、就业率过低等情况,高校主管部门须责令有关高校限期整改、暂停招生。
教育主管部门的指挥棒引来颇多议论。
有反对者指出,影响就业率的社会因素众多,专业培养只是其中一个环节;就业率与招生挂钩,易诱使高校为就业率“注水”;大学围着就业率转,教育行为就会变得功利。
王卓君说,我们对高校的评价是“短平快”式的,高校对教师的评价也是短平快的,学生的学习也追求短平快。
在他看来,当前大学教育面临两大恶果,一是知识的实用化、功利化,一是精神无操守,拒绝精神的追求和坚守,导致了大学的精神贫困。
隐藏在知识实用化和精神无操守背后的,是“功成必在我”的狭隘发展观。
他认为,应树立“功成不必在我”的大学发展理念。
“抛弃功利取向是很难的,尤其需要教育主管部门的支持和共识,需要坚持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统一,需要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王卓君说。
在此次论坛上,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刘洪一、副校长陈秋明等人提交的一篇论文指出,高职教育强调“技能本位”的模式逐渐显现弊端,其中一个弊端就是以就业为导向、以技能为本位强化学生就业竞争力的效果并不尽如人意,“‘就业导向’并未导向高质量就业”。
中国教育学会原会长顾明远教授指出,功利化、官僚化、商品化是大学文化缺失的表现。
他批评当今高校急功近利,只看眼前成果,所有评价体系都是发表了多少文章、得了多少奖。
大学面临“官僚化”问题,缺乏科学民主,建设什么学科,学校怎么发展,往往在学校领导行政会议上决定,而不是通过学术委员会决定。
“这也不能完全怪学校,上面就统得很死。
”
他指出现今的大学商品化气息太重,把创收放在重要位置,很多大学靠开办高价培训班、乱发文凭取得资金,教师频频“走穴”,败坏了大学的名声,也破坏了大学文化。
浙江大学党委副书记任少波说,当今大学需要摆脱“工具性”,超越“功利性”。
哈佛大学校长凯瑟琳·德鲁·吉尔平·福斯特说过,人们要看大学的研究经费有多少,教师出版的论著有多少,但这些本身不能说明我们所取得的成就。
“我们的目标要比这些宏大得多。
”
顾明远说,许多大学以北大、清华为模式,缺乏个性,同质化现象十分严重。
我国的一些老牌大学,如北大、清华、南开、天大等校,都有自己的个性。
但现在1000多所公立大学、2000多所民办大学缺乏个性,以校训为例,很多学校千篇一律,没有体现自己的文化传统。
我国高校中,“创新”、“求实”、“勤奋”、“敬业”、“团结”、“严谨”等词语的不同排列组合,构成了很多学校的校训。
如清华大学“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南开大学“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复旦大学“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北京师范大学“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等体现学校文化底蕴与精神的校训少之又少。
清华大学原党委副书记胡显章将大学的种种表现概括为“失去灵魂追求卓越”。
他说,不同类型的学校不应追求某种教条式的规范模式。
我国大学精神出现衰微现象的根源值得深入研究。
(《中国青年报》2013年10月29日作者:
张国)
大学自由转专业为何路难行
来自中国科技大学的一组数据印证着这样一句话: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
在中国科大数学学院毕业生中,成绩前10%的学生有一半由外专业转来,而该院转入的学生只占总数的15%~20%。
物理学院的转专业学生不足五分之一,却占到了前5%学生的近四成。
2013年,该校本科生最高奖学金“郭沫若奖学金”的33位获奖者中,有9位经历过转专业。
中国科大教务处副处长李蓓说,这些数字表明,尊重学生志趣,把选择的权利交给学生,符合人才成长规律,效果是非常明显的。
她在近日于南开大学举办的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大学素质教育研究会2013年年会上介绍了中国科大过去10年的专业选择改革经验,随即被一些同行围了起来。
悖论:
想转的没资格,有资格的不想转
对于大多数中国学生来说,读大学、选专业仍是高考“一考定终身”。
转专业面临重重壁垒。
据大学素质教育研究会秘书长、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研究院研究员庞海芍介绍,在1952年之前,我国大学生选择专业还比较灵活,1952年我国借鉴苏联模式进行高校院系调整,专业限定变死。
20世纪90年代,高校开始了转专业探索,但迄今没能形成如欧美国家高校那样普遍的制度。
庞海芍说,当今中国大学生专业选择存在三种主要途径:
一是填报高考志愿时选择专业,入学后绝大多数学生没有机会转换;二是入学后获得转专业机会,但学校通过成绩、考试、收费等手段来严格调控;三是少数高校探索按照大类招生,让学生入学一到两年后再选专业。
总体而言,我国高校在专业选择上以前是封闭状态,现在处于半开放向开放发展的阶段。
一些改革走得较早的高校,正处在“十字路口”,改革面临很大阻力。
她调研过的一些学校,改革之后又“退了回去”。
阻力主要在于内部。
曾任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的著名教育学者王义遒对中国青年报记者指出,从教育部层面来看,转专业并无政策障碍,主要还是校内各院系之间的问题。
2005年9月1日起施行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学生可以按学校的规定申请转专业。
学生转专业由所在学校批准。
”
中国农业大学教务处处长林万龙指出,我国高校普遍规定,只有在原专业名列前茅——比如前5%或10%的学生才具有转专业资格,而这些学生往往对所读专业怀有兴趣和特长,恰恰是那些成绩不好的学生对专业没有信心和兴趣而希望转出,这是一个悖论。
农大的改革,正是基于“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希望真正以人为本,让每个学生都能学其所爱,学其所长。
林万龙说,目前的高考录取机制以学校为投档单位,专业安排上有很大的随机性。
中国农业大学2011年推行转专业改革,此前的2010级学生,能进入自己第一志愿专业的只占49.44%。
改革第一年,中国农大493人次提出转专业申请,307名同学成功转入新专业。
307人中,近50人的学习成绩在原专业排名后20%,10多人曾考试不及格。
阻力:
“亲生儿子归别人养”?
当林万龙在南开大学谈起农大“无门槛”转专业改革,立即有同行向他提出了一个实际的问题:
学生从冷门专业转向热门专业,冷门专业的教师工作量会不会受影响?
中国农大规定,除了通过特殊招生、定向招生录取的学生,凡是有意向的一二年级学生都可提交申请,所在院系不得干涉。
学生每学期有一次申请机会,转一次不满意还可再转。
接受学院只要有容纳能力,也无权拒绝。
结果,冷门的畜牧专业,转出率接近40%,有11个专业的净转出学生超过了10%。
林万龙解释说,学生转出后,冷门专业由大班授课改为小班教学,因此对教师课时的影响不大。
教师们最担心的是学生全部转走,不过迄今还没出现这种情况。
改革之后,农大校长柯炳生多次与师生座谈,他坦言,可能对一些专业造成冲击,是学校起初的最大顾虑。
林万龙举例说,拨给各学院的教学经费,一个计算指标就是学生数量,学生数的变化必然会造成影响。
当然,这种冲击兼有利弊,会刺激冷门专业想方设法加强自身建设,把学生留住。
浙江大学本科生院教务处副处长谢桂红介绍,浙大2007年起实行专业大类招生,新生按照人文、理学等门类考入学校,入校一年后再选专业。
结果2008年,哲学专业只有3人报名,而3个热门专业的报名者却超过了名额的一倍。
第二年,哲学专业报名者又回升到七八人——人少也有优势,哲学教师多于学生,每个学生可获得的资源也多。
首批3名学生中有两个出国深造,一个留在本校,就业压力不大。
不过,谢桂红指出,由于学生入校后很长时间不分专业,很多院系负责人抱怨学生缺少对专业的感情,就像“亲儿子归别人养”。
与浙大本科生院类似,北京理工大学于2008年设立基础教育学院,负责管理一二年级学生。
该院本有4个学部,后来顶不住院系的压力,撤了一个。
原因在于,运行几年之后,很多学院都抱怨这些学生不是自己“亲生的”,非往回要,其中一个学部的学生就这样被“要”回了。
关于转专业改革,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陈初升这样形容:
“学院不能把学生当作私有财产。
”
究其原因,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高职教育研究所的樊明成博士指出:
“我国高校尚未形成与市场经济和高等教育大众化相适应的专业选择机制。
”
他认为,我国高教体制“计划色彩”浓厚,招生、培养和管理制度均以专业为中心,资源按专业划拨,教师、教室、实验设备、图书资料等按专业配置,在这种情况下,改革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庞海芍将改革的阻力归结为“路径依赖、体制惯性和利益冲突”。
她指出,专业选择牵涉人才培养模式改革,需要在教育理念、课程安排、教学管理、学生管理等方面进行一系列的制度安排,矛盾冲突不可避免。
为了方便管理,高校往往喜欢“一考定终身”的专业选择模式。
改革:
牵一发动全身
中国农业大学的经验表明,转专业放开后,也并未给学校造成混乱。
3年来,大多数专业的申请转入量少于其最大接收数量。
据林万龙介绍,学校根据每年各专业的容纳量和已录取学生数量,确定出最大接收数量。
只有金融、食品、生物这3个最热专业的报名人数超过了接收人数,其他专业都能满足申请者的需要,这3个专业需要组织面试,根据能力及条件对申请者进行筛选淘汰,其他专业则不需要。
农大还鼓励各学院对那些转入人数较多的专业在高考招生时预留部分计划,专门用于接收转专业学生。
金融专业应招生100人左右,高考时只会投放约60人的规模,其他名额留给转专业学生。
该校2010级学生侯瑞文是改革的受益者。
他自小喜欢农业,高考时填报了3所高校的植物生产类专业,虽然进入中国农业大学,但被调剂到了毫无兴趣的土建类专业。
经过转专业,他表示过得“非常愉快”。
最近5年来,中国科技大学的转专业名额也一直“供过于求”。
该校2008级学生总数为1710人,各院系可接受的转专业名额为387个,申请者为182人,152人转成。
2009级学生1846人,可接受383人,申请者147人,134人转成。
2010级学生1802人,可接受468人,申请者235人,205人转成。
2011级学生1814人,可接受590人,申请者192人,164人转成。
2012级1809人,可接受560人,申请者215人,192人转成。
北京大学教务部副部长、元培学院副院长卢晓东认为,从中国科大、农大等校可以看出,适当放开,配合以很好的管理机制,转专业是可控的。
庞海芍也认为,限制越多,机会越少,学生们报名越是“扎堆儿”。
对于冷热门专业的现象,完全可以通过奖学金等制度进行调节。
但樊明成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表示,目前这些高校的尝试仍是在现有框架下小范围的修修补补,不是颠覆性的。
他倾向于美国的做法:
高考跟专业无关,入校以后再选专业,而且可以灵活转换。
在他看来,北大元培学院迄今为止“做得比较彻底”。
卢晓东说,北大元培学院已经变成一所“住宿学院”。
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都采用住宿学院模式。
学生隶属于住宿学院而非学术性系科。
学生在不同的院系选修课程,构建出具有个性的跨学科专业。
据卢晓东介绍,北大元培学院已有3个专业——“政治学、经济学与哲学”、“外国语言与外国历史”、“古生物”。
其中古生物专业结合了地质学和生物学两门学科,迄今只招收过4名学生,每年只招收1名,是国内唯一的“一个人的专业”。
这极易使人联想到国外并不少见的“个人专业”。
一个著名的案例是美国“谜语大王”威尔·消茨,他从小爱猜谜,在印第安纳大学求学时,提交了一份谜语学学位课程计划获得批准,因此拥有了独一无二的“谜语学”学位。
不过,卢晓东说,我国还没有个人专业,元培学院的古生物学只是凑巧每年只有一名学生选择。
韩国首尔大学2008年设立自由专攻学部,很多学生确定了“个人专业”,如“衰老研究学”、“和平与统一学”、“拉丁美洲宗教学”等。
我国高校也应加大力量探索。
“我们国家的专业必须按照专业指导目录设置,但是专业方向是灵活的。
”李蓓说,中科大正在做一些跨学科专业方向的构建。
浙大每学期组织各专业对学生宣讲,最初教师们还不太重视,谢桂红说,“他们觉得无所谓,只要进来的都是自己的学生”。
后来教师意识到,要跟别的专业争抢好学生,每个专业都派出最好的教授上台宣讲。
元培学院现有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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