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时代发展.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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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时代发展

浅谈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时代发展

中文摘要：

中国传统服饰文化是中国各族人民经过上下五千年共同创造的优秀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论文通过服饰文化的三大内涵，贯穿中国上下五千年的传统服饰文化，讨论服饰文化的时代发展。

关键词：

服饰文化;传统;服饰形制;时期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ese culture, the traditional costume culture is the essence of Chinese history and the wisdom of all ethnic group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onnotation of costume culture, the long history of costume culture and the lately development of costume culture.  

Key words:

 costume culture；tradition；period；custumes and shapes

前言

服饰文化是人类重要的物质文化之一，其中又饱含着人类精神文化的因素。

服饰文化随着自身的日益发展，其所富含的精神文化成份也越来越多。

服饰能够极为敏锐地反映文化的变迁。

从古到今，中国服饰经历了漫长的路程，昭显着历朝历代的文化印记，从中折射出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深刻意蕴。

不可否认，形式与内容的辩证统一，使中国的传统服饰与悠久的文化基因互为表里，形成独具特色、富含东方气息的服饰文化派别。

服饰是构成一个民族的外部特征，故而不同民族的服饰所反映的文化特征也各有差异。

中国传统服饰文化历经数千年的光辉发展历程，其内涵是极其丰富多彩的。

但从宏观上而言，最有代表性的是其所呈现出的“和谐统一性”文化、“标示突出性”文化和“种类多样性”文化三大内涵。

一、和谐统一是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精髓

纵观中国几千年的服饰发展史，和谐协调与规矩统一是其文化的真谛。

自中国服饰诞生以来，一直在遵循着物理取暖与审美表现、标识显示与象征表达、个性突出与喜庆吉祥的统一，最大限度地达到服饰与自然、服饰与社会、服饰与人的和谐、协调。

情景交融、意象统一的美是中国传统服饰文化最珍贵的品质。

中国素有“衣冠之邦”的赞誉。

“上古衣毛而冒皮”，《后汉书.舆服志》如此追叙古代先民服饰。

与渔猎、采集的生产生活方式相一致，先民以动物皮毛为服饰的“原料”，服饰雏形初现，人类也从茹毛饮血的混沌时代迈出了走向文明的脚步。

据汉代学者郑玄等人的推测，最早的先民衣式，可能仅是一块围系于下腹至隐私部位的皮毛。

从遮前到蔽后，在御寒、护腹的同时也用来遮羞，“衣冠王国”的服饰便从最初的这块皮毛，开始了漫长的演变。

无论生活环境是严寒还是酷暑，遮羞是服饰在起源之际的共通功能。

新时器时代，人们开始用麻布缝制衣服。

周代是我国历史跨入文明时代之后的第一个大发展时期。

这一时期的纺织技艺大为提高。

随着生产力的增强，国家出现了专门为贵族生产丝绸的作坊，表明规模性生产丝绸的开始，丝绸在社会文化生活中的地位得到确立。

随着张骞出使西域，服饰文化伴随丝织物传播于中亚、西亚乃至世界各地，中国亦获“丝国”盛誉。

经济发展和文化的繁荣，推动着汉朝服饰风尚的变化。

人们对服饰的要求越来越高，穿着打扮日趋华丽，尤其在一些贵族之家，服装锦绣绮纨，配饰珍异，金银错缕，无不穷极。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服饰文化碰撞与融合的时代。

战争频繁、王朝更迭，东汉中期以来的地方割据、军阀混战，断送了汉王朝统一的中央集权统治，加剧了社会的动荡。

战乱和随之而来的灾荒、疫疾，一方面使得民众背井离乡、迁转流落，另一方面却以大规模迁徙的方式，打开了各民族文化传播与融合的渠道。

中原人民与北方各少数民族相互影响，服饰风尚为之一变。

其中既有自上而下的变革，也有来自民间的服饰审美变化。

隋唐时期帝国国力强盛，尤其是初唐至盛唐一百多年间，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到前所未有的顶峰时期。

社会的安定富裕，文化的开放交流，使得唐朝政府一度表现出了兼收并蓄的胸襟与气度。

此时期的服饰文化，异彩纷呈，远播海外。

至今中国东临地区的一些国家，仍将隋唐时期的服饰作为正式礼服，可见影响之大。

  唐代丝绸生产达到历史高峰。

开元天宝年间，庸调收入丝织品七百四十余万匹，为中国历代丝绸贡献最高值。

1长安就有少府监织染署，掖庭局、贵妃院以及内作使等机构下设官营丝绸作坊。

全国的丝绸生产空间空前扩大，无论在织造技术或是图案纹样上都有新的、重大的变化，其品种之丰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历经了盛唐的绚丽之后，服饰在宋代走向了质朴、洁净和自然。

宋王朝在初期短暂的繁荣过后，便陷入了与辽、金、西夏等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对峙的局面。

南宋更是偏安江南。

内忧外患的政治现实之下，宋王朝不断调整服饰礼制。

而在意识形态领域，主张“存天理，去人欲”的程朱理学也确立了在当时的主导地位。

整个社会舆论主张服饰不宜过分华丽，崇尚简朴，尤其妇女服饰“惟务洁净，不可异从”。

同时，不同民族间的服饰文化交流也在延承。

五代十国后，宋王朝之外，先后由少数民族建立起多个政权。

契丹族建辽，党项族建西夏，女真族建金，蒙古族建元。

伴随仅是对抗频繁，政权屡番更替，禁令宽紧张弛，此一时期不同政权统治下的服饰文化表现出了较大差异，其间亦有汉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渗透与融合。

二、标示突出是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最基本的元素

这一元素主要表现在人们在长期的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中所产生对服饰意念表达中的等级尊卑标示、行业职业标示、行为道德标示以及年龄结构性别的标示上。

从原始部落头领与狩猎功臣服饰的标示到封建帝王的官服标示，从文官武官的标示到现代军装、职业装的标示，从官府制度中常服的礼制到今天的便服，晚礼服等，都彰显了其标示突出的文化内涵。

标识显示不单单是一种“制度”（法制）的要求，更将其作为一种社会道德的规范。

这种将服饰标识功能的意念推到了一种登峰造极地步的文化，也大大推进了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发展。

可以断言，如果没有数千年阶级社会冠服制度的保障，“衣冠王国”的殊荣是不可能获得的。

随着国家机构的完善，冠服制度开始确立。

根据现有的文献资料和出土文物证实，夏商之时中国冠服制度已初步建立，商代的冠服已相当完备。

随着战国时期激烈的社会变革，一方面出现了各诸侯国“各殊习俗”的多样性格局，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商代服饰制度已名存实亡。

周时期，宗法制的产生决定了服饰的尊卑，如冕服、弁服等，出现深衣（衣裳相连）。

冕冠是帝王群臣参加祭祀典礼时最贵重的礼冠。

周代以前，君王所用的衣裳之上，绣有十二种纹样，后一直延续至清。

此时人们便遵照“露体失礼”的标准来规范自己。

赵武灵王是中国古代服饰史上的重要人物。

因传统的上衣下裳在打仗中不便捷，宽大的两袖不利于射箭，围裳不利于跨骑，因此，赵武灵王决定采用“胡人”的服饰，主要有窄袖短衣和合裆长裤。

虽然是出于军事的需要，但他引进胡服的魄力，确为中国服饰变革带来了新气象

秦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强大繁荣的时期，作为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朝代，秦王朝之建国伊始，即兼收六国典章之长，创立了各种制度，从而改变了战国时期车途异轨、衣冠异制的杂乱局面。

秦始皇笃信阴阳五行学说（五行各自对应的五种颜色：

青、黄、赤、白、黑），认为周属火德，能克火者为水，秦则属水德，所以国家以黑色为尊。

赵武灵王是中国古代服饰史上的重要人物。

因传统的上衣下裳在打仗中不便捷，宽大的两袖不利于射箭，围裳不利于跨骑，因此，赵武灵王决定采用“胡人”的服饰，主要有窄袖短衣和合裆长裤。

虽然是出于军事的需要，但他引进胡服的魄力，确为中国服饰变革带来了新气象。

其后刘邦建立的汉王朝采用休养生息政策，社会出现了繁荣昌盛景象。

公元59年，汉明帝时期议定车服制度，礼服之制有章可循，服饰的职别等级，尤其体现在冠帽和配绶之上。

上周时期的冠饰已具雏形，汉代冠制日趋完善，此时的冠已不单单是昭名分、辨等级的一种符号，还标识着文武官员的级别，甚至还表达在这个职分下的某种精神价值。

配绶制度产生于秦代，到了汉代被沿袭下来，并在其基础上衍生出更加具体的规定：

身份越高，绶带越长，编制越多，就越紧密。

魏晋南北朝的著名人物北魏孝文帝，可看做是拓跋族的“赵武灵王”。

他的服饰改革是整个汉化政策的一部分。

他全面推行汉化政策，鼓励鲜卑和汉族同化，禁止鲜卑士民穿着胡服，并颁布了大规模的胡服改革法令。

在祭祀朝会上，他着汉族衮冕衣裳，以身示法，并参照汉魏服制，制定了五品以上职官的各种礼服及配绶制度。

唐代的“黄袍”具有等级意味，有明确规定，除天子外，各色人一律不许着黄。

黄袍是皇帝的专用服饰。

在袍服的色彩上，除去对黄色的限定外，对官袍的颜色也有定制：

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下服绯，六品、七品服绿，八品、九品服青。

唐代的将帅平常穿袍，军士穿袄，称为“战袍”、“战袄”。

将帅的战袍上，有时还绣有狮、虎、豹等图案，以助军威。

出战时的铠甲一般由金属、皮革或绢布制成，用于实战的主要是铁甲和皮甲。

隋唐时期的幞头，到宋代已成为官吏的主要首服，上自皇帝，下及百官，除祭祀庆典、隆重朝会使用冠冕外，其他场合都用幞头。

五代十国后，在同一政权下，特别是与各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特性相连，服饰制度也多经调整变化。

辽服饰受到汉文化的影响，由遂古之风走向冠服制度的创立，但其制采汉、辽两种不同体质，分别适用于契丹和汉族，因而体制不甚统一。

金国在夺取宋朝半壁江山后参照宋朝服制一一定明，从皇帝臣僚到庶民，均有章可循。

西夏从臣属到建国，一方面衣冠服制是表征国家关系的重要载体，另一方面也受到文化因素影响，变为“汉服”与“番服”之争。

从游牧到入主中原，蒙古人建立的元代帝国，在服饰上受汉族影响日深。

自宋之后，中国政权长期掌握在非汉族之手。

明朝从蒙古统治者手中夺取政权，对整顿和恢复传统的汉族礼仪制度相当重视。

为标榜自身政权的合法性，明帝国废弃蒙元服制，取法“正统”，历时三十年制定新的服制。

种种法度依据汉族的传统习俗至1393年基本确立。

中原服饰由此得到复兴，但一定意义上的回归也伴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表现出相应变异。

除了来自统治者的服饰规定外，最为典型的，是江浙地区江南人士的服饰逾越名分，逐渐趋向华丽鲜艳。

明代皇帝之服主要是冕服和常服，冕服通常在祭祀天地、宗庙、册立以及登基大典时穿着，衣用黑色，裳用黄色；官吏服装分为公服和常服两种，重大活动时穿公服，在本官署处理日常事务时则穿常服。

常服在胸前及后背各缀一方补子，文官用禽，武官用兽，以别职差。

贵族女子则讲究戴凤冠、披霞帔。

官员则戴乌纱帽。

满族早在入关前，就有独立的服制。

与以往统治者所采取的方式有所不同，清兵入关后，凭借武力，强令汉族改冠易服。

定都北京后，又将本族服装定位法服。

周秦汉唐相承的冠冕之制因此荡然不存。

从整个的服装发展史来看，清代服饰形制在中国历代服饰中最为庞杂繁缛，规章制度也多于任何朝代。

清代汉族妇女的常用之服仍沿袭明代旧制，所谓“男从女不从”，即男子必须改穿满服，而女子服饰则可不受限制。

从商周至晚清，其间服饰变迁不断，但首要的用意莫不以此为大。

晚晴以降，随西风东渐，中国进入“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改良、革命风起云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进入了剧烈的历史变动中，服饰也概莫能外。

一场服饰文化、观念的现代化转型由此开始。

“时装”在表达着人们自由选择权利、审美风尚的同时，也在消解着几千年来凝结在服饰上的沉重政治色彩。

无论政治还是日常生活，一百多年前开始的服饰现代转型，时至今日仍在延续。

在西洋文明的熏陶下，潮流开始突出女性的曲线美，受过西方文化熏陶的新女性，将西洋和东洋的服装、饰品带回来。

民国最有影响的女装是旗袍。

这个时候的旗袍，在原有基础上不断加以改进，最终成为一种具有独特风貌的服装，并享有“国服”之誉。

旗袍的样式日新月异，衣身缩短，腰身收紧，立体剪裁并装有肩缝。

“中山装”是这一时期兴起的男性服装，中山装是为革命党人设计的一种个性化服装，后来普及。

男子常用礼服采用中西两式。

　三、种类多样性是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又一特征

从纵向上看，中国历代服饰文化均有较大的差异。

就以中国近三千年以阶级社会为形态的服饰“制度形态”演变的轨迹而言，周礼和汉服不同；唐制与清制差别也大，基本上每个朝代都有自己的服饰制度，都有其特定的礼仪要求。

从横向上看，由于中国地大域广，民族众多，其对服饰款式的追求上、对服饰色彩的忌讳上、对服饰材料应用的技术水平上，以及对服饰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和不同场所的意象表达上，都有很大的差异，有时还反映出极大的对立。

这种多样性既反映了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丰富多彩，又反映了与其他国家的不同特征。

古代先民服饰的衣服形制是上衣下裳，颜色是上玄下黄。

从“衣”到“裳”，先民们开始在服饰上玩弄着越来越多的花样，蔽寒、遮羞的同时，“美”也成为一种很自然的追求。

殷商时期社会生产力较为低下，大规模的丝织生产尚未得以确立。

受生产条件制约，人们普遍穿着朴素，贵族男女也不例外。

一般百姓制作衣服所用的材料主要为粗布，所以后世才将平民百姓称为“布衣”。

商周服饰的基本形式为上衣下裳式，右衽交领，呈现出中国古代服饰的基本特点。

此一时期因为受到生产条件的限制，社会民风淳朴，衣冠服饰大多朴素，即便贵族男女也不那么奢华。

秦主要穿着冕服和深衣，而汉朝则出现最完整的冠服制，讲究戴冠。

民间深衣流行，女子服饰以曲裾袍和直裾袍为主。

汉初亦沿秦制，以黑色为尚，直至东汉晚期，才以黄色为尚。

魏晋南北朝时期服饰文化的一个中央现象是“奇服”盛行。

“奇服”即有违常态、有悖礼制的“不正”之服。

木屐也是这一时期发展独特的服饰，著名的“谢公屐”便是这一时期产生的。

北朝服饰的主流已是“上衣下裤”，裙襦已不是北方男子的主要服装。

魏晋南北朝时期，士庶百姓喜欢长裤，款式较宽松，尤其是两只裤管，大多做得十分肥大，因形得名，俗称大口裤。

和大口裤相配的上衣，通常做得比较紧身，名为“褶”，被称为“裤褶”，是魏晋时最为流行的一种服饰。

衣服的色彩以淡雅为主，白色尤受欢迎。

与中国传统习俗相悖，即便在喜庆场合也穿着白色。

流行有一种名为“额黄”的妇女妆饰，即女性将黄色颜料涂染于额。

男子崇尚扎巾，用的较多的是纶巾，其颜色以白色为主，这是因为白色显得高雅洁净。

流行的女装是“杂裾垂髯”，这种服装的特点是在衣服的下部，下摆通常被裁制成三角，上宽下尖，层层相叠，名为“垂髯”。

唐朝繁盛的经济实力促进、扩大着东西方文化上的交流。

文化上的交流与融合，在服饰文化方面即表现为开放的着装风格，更少的礼教束缚，这种开合大气的文化胸襟，既表现在女性服饰上种种瑰丽美艳华丽的追求，也体现在军服仪式上的威严和雄壮之风。

南北朝盛行的胡服，对隋唐仍产生着巨大的影响。

天宝年间，妇女的服饰流行一种模仿男装的习俗；盛唐之后，女性服饰中还流行过一种袒领，里面不穿内衣，坦胸脯于外；此外还有一种“绮罗纤缕见肌肤”的轻衫，不衬内衣，以裙腰遮住双乳，仅以轻纱蔽体，在中晚唐十分流行，一直延续到五代。

为显示裙子的修长，妇女在着装的时候，往往将裙腰束至胸部或腋部，裙裾下垂于地。

唐代女装流行风尚醒目、显眼，而在细微之处，也极尽精研、刻画之能事。

发髻的造型充满想象力；画眉之风也特别流行，阔眉是唐代妇女的主要眉式；额眉之间的妆饰是花细；面颊上的则称斜红。

宋代女子一般着有绶环的素雅儒裙。

贵族妇女最常用的服装是“大袖”，顾名思义，这种服装因两袖肥大而得名。

此时期，兴起了缠足之风，北宋之时，宫廷贵族妇女已经开始“束足纤直”，但尚未普及民间，许多劳动妇女尚保留天足。

到了南宋，则于民间开始流行，纤小弯曲的小脚得到极大的推崇。

五代十国后的汉族服饰，尤其是士族男女的平常服饰，渐渐和少数民族相融合、同化。

相对于北地，唐宋特色在南方汉族服饰上，得到了更多的保留。

辽代男女服装以长袍为主，男女老幼，均可穿着。

袍的形制为圆领宽袖，在胸前系结、下垂之膝，下面穿着套裤，穿时把裤腿塞在靴筒之内。

妇女穿着的袍名为团衫。

贵族妇女的袍式前长拂地，后曳地尺余，垂红黄双色带。

西夏依然保留了宋王朝在服饰制度上影响。

命妇的首服有龙凤冠、花钗冠，衣服有长袍、百褶裙等，服装式样为窄袖交领。

金代的服饰风格具有强烈的地域和民族特征。

在质地上，服装多用兽皮制成；在色泽上，喜好白色；在纹饰上，用鹘捕鹅、杂花、熊、鹿、山林等动植物为纹饰。

2妇女所穿的衣服多沿袭辽代形制，男子的常服，则包括头裹皂罗巾，身穿盘领衣，腰系吐鹘带，脚蹬乌皮靴。

元代贵族女子服饰受汉族文化影响以宽袍长冠为特色，平民女子仍旧以短儒长裙为主要装束。

当时的蒙古族男子以蒙古装束为主，而汉族男子则以长袍为主。

明代妇女的日常服饰，显现出异于前代的审美情趣，出现了体现妇女曲线美的着装倾向。

明代出现了紧身衫子，腰身和衣袖都紧裹身体。

还有一种更大胆的穿衣方式，便是将贴身内衣外露，当时的衫子一般采用对襟，一些女子穿着时则将领口敞开，使内衣外露。

明代妇女下裳多穿裙，裙子的颜色比较偏浅色。

士庶男子的便服，一般从宋、元时期的服装演变而来，有程子衣、曳撤道袍等，以青色与黑色宽松袍服为主，戴儒巾。

清代汉族妇女的服装多以衫、袄、背心、披风为主。

清初的女衫，衣领、衣襟及袖端多镶嵌有较窄的花边。

到了乾隆年间流行大袖宽领，一边也较宽阔。

到咸丰、同治年间，衣身略有收小，袖口也有所收敛，但衣服的长度明显增加。

与汉族女装不同，满族妇女一袍服为主，出现满汉服饰融合的民族服装的经典：

旗袍。

最初旗袍的范围很广，无论男女老幼，都可穿着，演变至民国年间，才成为妇女的专属之服。

男子均剃发梳辫，穿着长袍马褂的满族服饰为基本装束，马褂是一种短衣，专用于男子，以对襟为主，长不过腰，下摆开衩，衣袖有长短两式。

官员服制以“补子”为饰。

结论

中国传统服饰文化是中国各族人民经过上下五千年共同创造的优秀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社会创造的宝贵财富。

服饰从最初单一的遮羞与取暖的功能到今日体现人类精神文明的境界：

服饰是人类生活的要素，又是人类文明的一个标志，它除了满足人们的物质生活需要外，还代表着一定时期的文化。

注释

1.周天.中国服饰简史[M].上海:

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5.

2.沈从文.中国传统服饰图鉴[M].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1.7.

参考文献

[1]周天.中国服饰简史[M].上海:

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2]李薇.中国传统服饰图鉴[M].上海:

东方出版社,2010.

[3]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M].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1.

[4]赵连赏.中国古代服饰图典[M].昆明: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

[5]周锡保.中国服饰史[M].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