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渠束星北中国的爱因斯坦及其悲惨的一生.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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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渠束星北中国的爱因斯坦及其悲惨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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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星北：

中国的“爱因斯坦”和他的悲惨一生

文/庸恒

1979年，中国第一枚洲际导弹需要计算弹头数据舱的接收和打捞最佳时限，但却苦苦找不到相关的专家学者。

危急关头，有人推荐了一个老头过来。

上面为此拨款100万元，可是这个老头却分文没要，凭借着一支笔，一摞纸，准确无误完成任务。

航天界轰动一时！

这个老头，就是任山东大学教授、被称为我国“无线电之父”的著名物理学家束星北，时年73岁。

束星北是谁？

翻开束星北的履历，我被吓了一跳！

早年束星北先后在美国拜克大学、加州大学，后在德国爱丁堡大学攻读物理学，并担任爱因斯坦的研究助手一年。

后束星北进入剑桥大学攻读研究生，师从世界著名理论物理学家达尔文（进化论创始人的孙子）。

1931年，束星北获得麻省理工学院硕士学位，任物理学院助教，参与研究狄拉克方程，那时候的他，站在世界物理学术前沿，时年25岁。

1931年，束星北归国，归国后，任浙江大学物理系教授。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束星北在浙大物理系任教期间，物理系的学生想申请去欧洲留学，于是写信给了当时理论物理的权威导师玻尔（192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

结果远在丹麦的玻尔真的回信了，说：

“浙大有束星北这样的世界超一流物理学家在，你没有必要来欧洲留学。

”

束星北的学生说：

束先生讲课既不用讲义，也不指定参考书，黑板上也没有可供学生抄录的公整的提纲，他常以启发、引人深思的方式，使用生动质朴的语言，着重、深入地讲透基本物理概念和基本原理，使学生能够融会贯通地理解整个理论框架。

他举止不修边幅，说话非常随便、直率，喜欢在教室里到处走动，还爱坐在课桌上高谈阔论。

他不止对待学术认真，对待学生，也十分负责。

当时化学系有个学生，选修物理，常来听束星北的课，束星北发现了他在物理学方面的天赋，劝他主修物理，在束星北的强烈支持下，这个学生放弃了本来专业，转到物理系开始学习。

这个学生的名字，叫做李政道！

1972年，已是诺贝尔奖得主的李政道回国，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待，周恩来总理对他说：

中国科学事业不够发达，能不能从国外请一些教授来中国？

李政道说：

为什么要从国外请？

我的老师束星北，他的科学造诣不亚于国外的著名科学家。

话一说完，周恩来沉默了。

那时的李政道不知道，他的恩师，中国物理方面第一人，此时正在青岛扫厕所，而且这一扫，就是十几年。

上个世纪三石十年代，束星北与后来成为“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的王淦昌一起，是浙大物理系的两颗明星，被誉为浙大物理系的“双子星座”，照亮了那个年代的中国物理界。

而束星北与当时许多的大师一起，共同把浙大打造成了“东方的剑桥”，享誉全世界。

束与王二人无疑是那个时代的中国物理学大师，他们不但在科学研究上成果卓越，还创造了中国物理学的一代学风，建立起中国理论物理与实验物理的基础，同时也造就了一大批闻名中外的人才：

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物理学会会长吴健雄；

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研究的开拓者、中国核武器实验创始人之一程开甲。

李政道多年以后回忆起恩师，这样说道：

束老师帮我建立了我对整体物理的了解、认真、和自信，使我受益一生；我的一生和他对我的影响是分不开的，我最早接受的启蒙光源来自于束星北老师。

程开甲说：

在那个时代，像束星北这样集才华、天赋、激情于一身的教育家、科学家，在科学界是罕见的。

束星北治学认真，认真到较真，认真到不近情面！

1952年，山东大学邀请著名物理学家王竹溪先生来校作学术报告。

王竹溪是我国著名的热力学家、教育家、文字学家。

30年代初就在清华研究院跟周培源先生研究湍流理论。

以后留学英国剑桥大学，师从著名物理学家福勒。

福勒是世界著名物理学家狄拉克的老师。

王竹溪1935年获英国剑桥大学博士学位。

回国后任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先后任教于国立西南联大、清华大学。

1952年后任北京大学教授，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委员，并任北京大学副校长。

那时的王竹溪，代表了国内物理学的权威。

王竹溪作报告那天，山东大学大众礼堂座无虚席。

物理系、数学系的专家、教授早早就到场了，学校领导也来了。

王先生的报告内容广泛，涉及卡诺热机运行、平衡状态下的压缩气体、热的气体运动等高深专业知识。

为通俗易懂起间，王先生在报告中时不时地穿插一些国际上有关热力学的最新动态和争论。

他一边讲，一边在黑板上写出一些重要的公式和概念。

报告进行到大约50分钟的时候，忽然从下面跳上来一个人。

此人不做任何解释或开场白，二话不说直接走向讲台，夺过麦克风，双手往讲台一撑说：

“我有必要打断一下，因为我认为王先生的报告错误百出，他没有搞懂热力学的本质。

”

说着话，他捏起一支粉笔，一边在王先生几乎写满黑板的公式和概念上打着叉，一边解释说错在哪里。

人们瞠目结舌。

最难受的是王竹溪。

他呆呆地站在那，眼看着半路杀出一个“程咬金”。

而自己此刻是进也不是，退也不是，一时间面红耳赤。

会场主持人不知如何是好。

会场一阵骚动。

有人不时地发出唏嘘声：

“束星北，束星北”。

然而，束星北好像压根就没有看到这些情绪和反应似的，丝毫不在乎别人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就这样，束星北一口气讲了40分钟，期间王竹溪一直尴尬的在那里，站也不是，坐也不是。

王竹溪是周培源的大弟子。

据说他回到北京后，曾当面到周培源面前哭诉。

兴冲冲地应邀去作报告，结果却被人当场打断，众目睽睽之下再一一予以纠正，这无异于当众羞辱。

山东大学的领导也认为此事既有损王先生的面子也有损于山东大学的名声。

于是专门找束星北谈话。

谁知束星北却说：

“有些东西他没从根本上讲通，我自然看不下去。

过去的大学都是这么做的。

”一句话堵得领导没话说。

建国之初，数学家苏步青教授受到污蔑，欲寻短见，恰巧被清晨出门的束星北发现，救了下来！

得知真相的束星北气愤至极，性格刚烈的他，当即雇了一辆车，直奔浙江最高权利机构——杭州市军管委，指名点姓要见军政委。

一见到军政委，束星北就发起了大炮脾气，大骂：

你们知道苏步青是什么人吗？

他是国际上都知名的大数学家，你们竟然敢这样对待他！

就这样，苏步青的事得到妥善处理。

后来院系调整，苏步青调任复旦大学任教，并获得1956年国家自然科学奖，后加入共产党，担任复旦大学校长，并担任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全国政协副主席。

若没有束星北，便没有后来的苏步青。

作为科学家，束星北有自己坚定而独立的信念，他从来不人云亦云，盲目接受前人观点。

无论身处何时他总是不忘科学家的质疑与批判。

他这种鲜明而强烈的个性使得他就像一头“闯进了瓷器店里的猛牛”，动辄就与现实发生激烈地冲撞，因而显得“不合时宜”，有时候，也让自己头破血流。

1950年，束星北在山东大学任教，当时全国上下掀起了学习苏联“辩证唯物主义”（马克思哲学）的热潮，束星北嗤之以鼻；你们教辩证唯物主义，我就教牛顿、爱因斯坦主义！

他时常在一些场合发表自己的不满：

学生不是政治家，大学不是党校，谁要做政治家，就应该去专门培养政客的学校。

他大骂不爱学习，热衷运动的学生是“笨蛋”、“草包”、“狗屁不通”。

结果，学校不让他上讲台讲课了。

1952年，院系调整，老友王淦昌邀请他到中国科学院搞研究，但束星北不屑加入，他说：

中国科学院有些人属于“政治学者”，非科学家气质多一些，我看不惯！

1957年以后，中国科学院成了当时科学界唯一的避难所，而身处局外的束星北，却无处藏身。

在山东大学，为了把躁动不安的学生拴在课桌前，束星北不断向学生灌输牛顿、爱因斯坦、海博森、狄拉克、玻儿等科学家成名的故事，他不时用竺可桢时代的浙江大学的学风、学制和学子精神来激励他们。

他说：

如果学生和老师都去做政治家、理论家，那么，社会主义建设谁来搞？

共产企业谁来建？

大炮坦克谁来造？

量子力学、相对论，或尖端的科学谁来研究？

他特立独行、宁折不弯的性格，终于给他和他的家庭带来了灭顶之灾……

1958年，束星北被定义为“极右分子”和“历史反革命”份子，被停职反省。

性格刚强的束星北并不屈服，用毛笔写下告示：

请勿进门，公民住宅神圣不受侵犯——中国人民共和国宪法第70条。

可是，这怎么能挡得住那个年代的造反分子呢？

他被抄家了，全家人被赶到院子中，他手里拿着一本195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企图捍卫自己的权利。

可是，这又有什么用呢？

那时他的工资从840元每月被降到只有20元（当时毛泽东之后400元工资），20元，束星北要养活没有工作的妻子和他的七个孩子，一家人生活的捉襟见肘，常常吃了上顿没有下蹲。

1958年，束星北被管制三年，编入劳动人民大军修水库，在那个饥饿的年代，他一直挣扎在生与死的边缘。

之后有段时间，束星北被分配到青岛崂山附近进行劳动改造，当时束星北年过半百，无法承受那么大的劳动强度，经常昏倒。

有一次他饿的受不了，到一个农田去偷地瓜吃，被农民发现，当时他头发蓬乱，泪流满面，已没了一丝知识分子的样子……

1960年秋，水库修好后，束星北被发配到青岛医学院继续接受改造，主要工作是扫厕所。

1960年，他发现自己曾经的一批物理学家老同事，老朋友全部联系不上了，于是他感到：

也许他们正在进行核试验。

当年在浙大任教期间，他听说了原子弹的爆发，束星北意识到，中国如果没有原子弹，便不能在世界上立足。

于是，他和当时的几位教授一起开了一门课，把他在国外学到的核物理知识教给了当时的学生，当时的学生，很多都未后来中国原子弹的爆发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束星北渴望加入到这样的队伍当中去。

于是，他开始认真改造，认真刷厕所。

并利用自己的一切科学知识与技能，积极改造。

他修遍了当时全国都没有人会修理的进口设备：

X光机、心电图仪、脑电图仪、超声波设备等；

甚至连变压器、锅炉、水塔、汽车和食堂用的鼓风机以及邻居的收音机，也在他的修理范围之内。

1964年，还在改造中的束星北得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举国欢腾，谁也不曾想到，在青岛医学院的一个厕所内，一位苍老的科学家正蹲在地上，双手捂着脸，嚎啕大哭，撕心裂肺……

作为世界上最顶级的物理学家，为了学术穷极一生，却不能参与自己国家的核分裂项目，其心情可想而知……

改造之余，束星北不忘科研工作，坚持写了数篇相对论的论文，可惜当时以他的政治身份，这些论文是绝对不允许发表的，束星北气愤之下，一连写了数万字关于“如何刷厕所的论文”……

时代之悲哀，科学之悲哀。

束星北的女儿回忆，1971年1月的一天，头天晚上下了一场雪，束星北的女儿来看望父母。

他远远的看到一个人正伛偻着身子在扫雪，一身黑棉衣棉裤，在白雪世界中分外醒目。

她意识到那时自己的父亲，走过去，发现果然是他。

显然他一大早就起来了，从他的身后，一条长长的路已经被扫了出来。

走近时他才发现，路两旁的雪地上，竟是密密麻麻的数学公式和演算符号。

束星北经常在学校操场或球场上“做作业”，常常写满，然后擦掉。

大地是黑板，扫帚是他的笔，苍天是他的学生。

不合时宜的束星北，孤独到了极点！

束星北有个儿子在部队做军官，因为束星北的原因，本来准备要提拔的，结果直接被赶回了家，大好前程就此毁了，儿子因此一直不肯原谅束星北。

有一年，束星北的女儿去父亲的老同事王淦昌家中看望。

她认为父亲为人处世要有淦昌叔的一半就好了，没想到，一向温和儒雅、父亲一般的王淦昌老人脸上出现了怒容。

王淦昌说：

你父亲说的，是我们想说没说的，你父亲做的，是我们根本做不到的。

他没有任何问题，他只是性格跟我们不一样，一身的傲骨！

束星北就是这样真实，刚烈的一个人。

1983年10月30日，束星北因病逝世。

去世前，他把自己的遗体捐献给青岛医学院。

但是青岛医学院因为领导换届，遗忘了半年之后才想起来。

此时，束星北的尸体已经腐烂了，不得已，只能让两个学生草草的埋葬在学校篮球场旁边的双杠下面。

这个一生以科学救国、追求真理、刚正不阿的科学家，终于和他热爱的祖国大地融为一体，再也不会分开了。

时光荏苒，往事如烟，今天距离束星北去世，已有三十五个春秋。

《束星北档案》的作者刘海军说：

束星北身上最饱满的地方，恰恰是中国当代知识分子最贫瘠的地方。

所以，在这戏子当道，英雄无名的年代，我们有必要去缅怀束星北。

缅怀他为追求真理，坚持信仰所作出的斗争；

缅怀他和他的时代，所受过的苦难；

缅怀他在黑暗的年代，发出的抗争与光……

我们不敢忘，更不能忘，因为，

当世人忘掉这些事的时候，就意味着，这些事还会发生……

   束星北：

一个传奇人物的苦涩人生

他曾是物理学大师玻尔（192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青睐有加的人。

 他的学生中有声名远播的李政道、吴健雄、程开甲…… 他被人誉为“天才的物理学家”，他又被人视为“知识分子中的‘骑士’”、“传奇中英雄豪杰式的人物”。

他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

 他是一个命运坎坷的人。

他的名字叫束星北。

    他向污蔑者公开“挑战”

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的中国学界，束星北的大名无人不晓，他身材高大，操着一口苏北口音，嗓门洪亮如钟，腰板笔挺，像军人一样（时时低头思考问题时，那腰板也是笔直的）。

他是浙江大学体态特征最为明显的教授，听说过他的名字的人只要见到他，不用介绍就对上号。

我进校之初，最先知道的两个人就是束星北和王淦昌，两位都是学生们崇拜的大师，好像束星北的名字更响亮一些。

在我的印象里，束星北很像传奇中英雄豪杰式的人物。

他曾为了实验设备材料竟与学校总务主任动手过招，飨以老拳，打肿了总务主任的脸；看到缺衣少棉的学生在课堂上冻得发抖，会毫不犹豫地脱下自己的棉衣给他穿上。

这些事都是听说的，亲眼所见的是入校不久发生的“挑战书事件”。

那天早上，我和同学去食堂吃饭，见一些师生围在食堂门口争睹贴在门上的什么东西，本以为是学校通知，凑过去才发现是束星北用毛笔书写的“挑战书”，字写得很大，大意我还记得：

陈某某教授，你向领导揭发检举我利用供给紧缺，囤积倒卖大米面粉一事，皆属污蔑不实之言，望于明日早上七点（挑战书显然是头一天贴上的）在师生食堂门口当众向我作出道歉或与我进行辩论。

我们正在议论着，束星北高大的身影已经出现了。

他站在食堂门口，一言不发，等着他的对手践约。

所谓“囤积”粮食一事显然是个误会。

抗战时期，特别是抗战胜利的后期，大学的生活极为贫困，师生们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比比皆是。

而贫穷和学校的良好风气，使大学变成了团结友爱的大家庭，束星北在父亲去世后，继承了部分遗产，与其他教授比较起来，手头属于宽裕的。

可是在当时那个特殊时期，束星北和其他教授的财产基本上是“公有化”的。

他常常托人从大城市买些大米面粉，不仅是自己用，更多的是救济一些最贫困的师生。

那个期间，王淦昌、苏步青、陈建功等，都享用过他的“公有物品”。

可是那个陈教授却揭发他囤积倒卖，他能不光火？

束星北曾对总务主任飨以老拳，是因为那个主任常常在实验设备和实验材料上设障刁难，束星北也是忍无可忍，事后束星北自知有错，便主动向竺可桢认错，也当面向总务主任赔了不是。

可是对捏造污蔑之举，他却不能原谅，他一定要那个教授当面作出解释或与他辩论，那个教授自然不敢应战，随后就应聘到别的大学去了。

　　（讲述者：

于明远，现为某大学党委副书记）

“镇反”中，他甘冒风险救人于难

1950年初的“镇反”运动中，浙江大学发生的“徐名冠事件”令人印象深刻。

徐名冠是束星北的学生，1944年国民党军令部请束先生去研究军工武器，束先生带了几个教授和学生，徐名冠是其中之一。

他们在军令部研究出了一些成果，如小型发报机、雷达等。

抗战胜利后，军令部为了留住这批骨干，要求他们“请委”，并声明“请委”之后才可发胜利奖金，“请委”就是填表加入国民党。

束星北自己不“请委”，也不允许他的学生“请委”，可是徐名冠和一些人为了那笔就要到手的奖金，没有听束先生的话，“请委”了。

“镇反”时，凡是“请委”的人都受到审查，也有一些人遭到逮捕，徐名冠便是其中之一。

当时已是助教的徐名冠遭到逮捕的罪名据说是参加了中统。

束星北认为徐名冠“请委”是事实，但绝不是特务，中统的“罪名”要么是误会，要么是个别人的诬陷。

当时政府有个划线，抗战期间为国民党做事的，只要没有罪行是不予追究的。

束星北便是凭着这一点来替徐名冠游说、“请命”的。

“镇反”是巩固政权的第一场运动，大潮之下，其势汹汹，其浪滔滔，无人可挡。

这个时候站出来“伸张正义”，难免有同政府作对之嫌，更何况束先生在一些进步人士眼中并不干净（一些进步学生或地下党曾将他划为反动教授）。

但束星北不退让，他就是这样的人，认定的事谁也别想阻拦。

他不断地找领导、找民主人士，为徐名冠“鸣冤叫屈”。

后来，徐名冠被捕，有些曾为他呼吁的人一看大势已去便适时刹车，只剩下束星北一个人在那里“抗拒”，他像历史上仗剑行侠的英雄一样，宁可伤及自己也要救人于难。

徐名冠的妻子受不住打击和压力，精神几乎崩溃，独自一人跑回了老家，抛下还未入学的女儿流落街头。

有些知道此事的人唯恐连累自己，都佯装未见，是束星北用一条毛毯将孩子抱回自己家里抚养起来；狱中徐名冠因受不了刑讯，中途出逃，又是束星北冒着风险把他藏到自己家里。

束先生最后找到了沙文汉（那时候他好像是浙江文教厅厅长，不久之后当了浙江大学校长），在沙文汉的过问下，徐名冠才得到无罪释放。

（讲述者同上）

苏步青解脱了 他却成了“运动”对象　　

“苏步青事件”发生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之前的“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对官僚主义）运动中，“三反”运动本来是上面实行精兵简政和增产节约的政治运动。

按说，这与知识分子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可是它既然是一场全国性的政治运动，自然要把知识分子也裹挟进来。

在北京，清华大学成立了专门机构———“节约检查委员会”。

在上海，复旦大学成立了类似专门机构“精简节约及思想改造学习委员会”。

其他一些高等院校也大都仿而效之。

“三反”的第一项就是反贪污，所有的教授都得参加，都得从自己查起。

这确实让人非常尴尬，不说吧，显然不行，因为是运动，谁也不能回避。

要说呢，又没的可说，大多数教授只能把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当做贪污来说。

如谁借了图书馆一本书忘了还，谁使用了公家的桌子忘记登记，谁用了学校的一些纸张或书钉等等。

最初，大家都没太在意，认为挖了鸡毛蒜皮就过关完事，可是随着运动的深入，开始背对背揭发，有些人的历史问题被陆续揭发出来，教授们才感到了运动的压力。

苏步青也就是这个时候被人揭发，成为运动“重点”的。

苏步青是中国最优秀的数学家，浙大最早的部聘教授。

在竺可桢主持浙大期间，苏步青完成了《射影曲线概论》一书，震撼了学坛。

世界著名的德国数学家布拉须凯称他是“东方第一几何学家”。

苏步青的人品也深为人们称道，他待人诚恳、为人和善，遇事能让则让，在生活和工作上，从不与人争长论短，是浙大公认的大好人。

谁也没想到这样的大好人，会绊在“三反”运动上。

节约检查委员会的负责人找苏步青谈话，告诉他有事情没交待，向党打了埋伏。

苏步青不知道打了什么“埋伏”，他认为自己清白无瑕，奉公廉洁，绝不做鼠窃狗偷的事情。

可是当人家让他仔细想想，浙大南迁时，他是不是保管过一些仪器，他才如梦初醒，知道中了人家的暗箭。

抗战爆发，浙大在竺可桢率领西迁时，也开始了有史以来的大搬家，大的设备仪器由学校委派专人负责。

部分小的仪器和设备便分散到各系。

由于数学系的东西由苏步青保管的最多，再加上归还仪器时，有几把长条凳子落下了（与学校打了招呼的），有人便作出了他贪污的推理。

上面正愁没有典型，苏步青“贪污”一事便被牢牢抓住。

浙大搬迁是件了不起的事情，仪器、图书、设备多得不可胜数，可是近万里战火行程，没一件损坏也没一件遗失，这是个不争的事实，上面还专门表彰过这事。

按说，这事无人不知，可是却没有人站出来为苏步青讲话。

有人说，经过“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之后，知识分子才发生了变化，学会了乖巧，学会了趋炎附势、见风使舵，其实不然，趋利避害、趋炎附势是人的本能，很多人的所谓科学与民主的精神早在打着小旗走上街头时就丧失了。

因而，这个时候，束先生站出来时就显得很孤单。

束先生一开始就对“运动”很有抵触，他认为让一些清清廉廉的教授去扒翻“鸡毛蒜皮”，实在是有辱人格。

他曾串联了一些人，去学校提意见，为苏步青讲话。

可是一到动真格的了，那些一度曾信誓旦旦、义愤填膺的教授便开始支支吾吾，王顾左右而言他。

苏步青一向把名誉看得和生命一样，思来想去，怎么也想不出既能保节又能保命的路子，便想以死来证明自己的清白。

束先生得知其情（束先生当时与苏步青邻居，消息是其妻子苏松本告诉他的），先去稳定住苏步青的情绪，而后就闯进了设在院办的运动核心小组办公室。

据称，当他怒气冲冲地闯进办公室时，节约委员会主任正在和人谈话，他冲着那人说，你知道苏步青是什么人吗？

你们算个什么东西！

还没等那主任醒过神来，束就揪鸡似地，上去把他从椅子上揪起来，一拳打过去，那主任被打得鼻口流血，摔出好几米开外。

苏步青解脱了，束先生却因殴打革命干部、抗拒“运动”，成为浙江大学斗争、批判的罪魁。

（讲述者同上）

学术报告会上见识“束大炮”

束先生是1952年下半年来山东大学的。

他到学校不久，就发生了一件事，让我们彻底认识了这个早闻其名而未见其人的“束大炮”（束大炮是束先生在浙江大学时，同事赠给他的外号）。

这年年底，在学校大众礼堂召开了一次重要的学术报告会，主讲人是中国最著名的热力学家王竹溪先生。

当时，教育部要求南北重点大学相互交流学习，王竹溪作为北方的代表专程到了上海、南京等地的大学作了讲学和交流，返程途中，被山东大学校长华岗专门请了来。

那天，大众礼堂座无虚席。

物理系、数学系的教师、教授们大都到场了，华岗校长和一些校领导也来了。

这样的场合，我属“小字辈”，因而在最后一排拣了个座位坐下来。

在我印象里，王先生的学术报告内容广泛，他介绍了国内热力学的学术状况，也谈到了国际上的最新动态和发展前景。

当然更多的是谈自己的认识和成果。

他一边讲着一边随手在黑板上写出一些流畅漂亮的公式或重要的概念。

我那时现代物理的底子较薄，量子力学也好，热力学也好，虽也知道一星半点，但大都没有受过系统的训练学习，对王竹溪那些排炮般的公式概念也只能是囫囵吞枣。

我所能做的就是尽量将笔记做好，留待以后慢慢消化。

学术报告大约进行了将近50分钟时，坐在前排的会议主持问：

用不用休息一会儿？

意兴盎然的王先生说不用。

他正准备继续讲下去的时候，一个身穿蓝色长袍高大魁梧的先生走向讲台，他也不做任何解释或开场白，在人们疑惑的目光里，他将双手撑在讲台上说：

我有必要打断一下，因为我认为王先生的报告错误百出，他没有搞懂热力学的本质。

他捏起粉笔一边在王先生几乎写满黑板的公式和概念上打着叉，一边解释错在那里。

没人说得清这是怎么回事，大厅上空沉寂了好一阵子后，我听有人小声嘀咕说：

束星北、束星北。

我一入校就知道了束星北的名字，却一直无缘得见，没想到在这样的场合里认识了他。

最难受的应该是王先生，他呆呆地“干”在一旁，看看半路杀出来的“程咬金”，又求援似地看看台下，上也不是，下也不是，会场主持人也不知如何是好，只能拿眼使劲地瞅华岗和其他领导。

会场发出了一阵骚动。

束先生好像根本就没有看到别人的情绪和反应，也不在乎别人是什么样的感觉，一味在那里“正本清源”。

大概是见华岗没有反应，会场渐渐平静下来，束先生一口气讲了大约有40分钟，也可以说，是对王竹溪“清算”了近40分钟，这期间，王竹溪一直尴尬地站在一边，主持人几次让他坐下来，他都未从。

王先生是周培源的大弟子。

据说他回到北京后，曾到周培源先生面前哭诉。

大学的有关领导也认为此事有损王先生的面子，也有损山东大学的名声，专门找束先生谈话，束先生却说，有些东西他没从根本上讲通，我自然看不下去，过去大学都是这么做的。

堵得领导无话可说。

（讲述者于良，曾是束星北的学生）

白茫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