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50年来的《说文解字》研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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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50年来的《说文解字》研究

建国50年来的《说文解字》研究

【内容提要】建国50年来的《说文解字》研究随着社会的前进而曲折进展，历经继承发展、衰微停滞、恢复繁荣三个阶段。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研究队伍不断扩大，研究领域日益深广。

在总论、六书、词义、声韵、部首、历史文化、古文字、注疏、方法论、作者许慎、普及推广等十一个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

今后应及时总结研究成果，加强选题的计划性，改善研究方法，进一步做好普及工作。

【关键词】继承/衰微/繁荣/50年/说文解字

在中国语言文字学史上，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以下简称《说文》）无疑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

古往今来，众多学者从《说文》中汲取过丰富的营养或对《说文》进行过这样或那样的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说文》研究随着社会的前进而曲折进展，开掘更为深广。

本文试图对50年来的《说文》研究作一阶段性的回顾，期望能对今后的研究工作有所裨益。

限于资料，本文不包括港台学者及国外学者的研究。

对国内学者的研究，亦难免有所疏漏，敬请指正。

建国50年来的《说文》研究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继承发展阶段、衰微停滞阶段、恢复繁荣阶段。

一、继承发展阶段（1949-1965）

《说文》研究在清末至解放前出现了以章太炎、黄侃、杨树达等为代表的发展高峰。

但后来由于时局动荡等原因，《说文》研究一度趋于低潮。

新中国的成立，不仅提供了安定的政治局面，也带来了全新的学术氛围。

这一阶段，可以说是在继承前代《说文》研究基础上的发展阶段，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以下五个方面：

1.《说文》总体研究

从总体上研究《说文》，正确评价其在中国语言文字学史上的地位。

这方面论著主要有周祖谟《许慎和他的〈说文解字〉》、陆宗达《介绍许慎的〈说文解字〉》、殷孟伦《〈说文解字〉〈释名〉两书简析》等，目前仍然是权威性的文献。

1955年、1957年商务印书馆两次重印马叙伦《说文解字研究法》，1958年新知识出版社影印钱玄同《说文部首今读》。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63年中华书局影印出版大徐本《说文》，并于每篆之首增加楷体，此书后经多次印刷达数十万册，极大地推动了《说文》的学习和研究。

2.《说文》六书研究

许慎在说解文字的过程中，贯穿始终的一个基本理论就是六书，因而《说文》六书一直是研究者的重要课题。

这方面最重要的成果是马叙伦《说文解字六书疏证》，他详考甲骨金文，博采众说，先事校雠，次为疏证，依据六书分析许书文字，各归其类。

其他如郭子直《六书初探》、杜定友《象形字》、殷孟伦《说文解字形声条例述补》、刘赜《说文形声释例》、郑权中《关于许慎假借义例的解释和批评》等，则从不同的角度对六书进行了研究。

3.《说文》声韵研究

《说文》一书保存了大量古音资料，对于汉语语音史研究，特别是上古音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刘赜仿黄侃之法，将《说文》九千余字分隶于他所定的古本韵二十八部及古本声十九类的表格之中，并依篆具载许慎的说解，写成《说文古音谱》。

其他如方孝岳《论谐声音系的研究和“之”部韵读》，作者就金文“之”部押韵论“之”部谐声，阐明《说文》的“读若”表现汉人音读有异于原来的谐声，《说文》里面汉代的字不能放在先秦韵部，严可均《说文声类》常有押韵不在一部而硬放在一部的字，进而指出：

过分强调谐声系统的严整性是不正确的。

4.《说文》语源研究

把《说文》研究与语源学结合起来，肇始于清代程瑶田《果＠③转语记》，到章太炎《文始》得到了大的发展。

杨树达治《说文》，也“尽量地寻找语源”[1]（p.5），他在《积微居小学述林》卷一至卷三考释《说文》单字120个，对许说或申明，或修正，明文字之初文，探形声之语源，胜义迭出，是这方面最重要的著作，被誉为“苍史之功臣，许君之诤友”[1]（p.2）。

徐复《释“＠①”“爻”二字之语源》考知“＠①”为“腹”之初文，“爻”取象于事物杂乱之形，也是这方面的一篇重要论文。

此外还有不少论文对《说文》若干字词作了新的考释。

5.《说文》征引研究

《说文》的说解一般都有依据，正如许慎自己所说：

“言必遵修旧文而不穿凿”，“博采通人，至于小大，信而有证”。

[2]（p.316）对这方面的研究，马宗霍的《说文解字引经考》、《说文解字引方言考》、《说文解字引群书考》、《说文解字引通人说考》蔚为大观，可谓后出转精。

其书所考，援据翔实且博而不繁，间不己意皆坚确可信，很有参考价值。

二、衰微停滞阶段（1966-1977）

十年动乱，古代文化遭到空前破坏，学术研究冷落萧条，《说文》研究几乎处于停滞状态。

其间有某公《批判〈说文解字〉的尊儒反法思想》一文，用几乎整版的篇幅批判《说文》所谓尊儒反法三大突出表现：

肆意宣扬以谶纬神学为主要内容的孔孟之徒的反动唯心主义思想，反对无神论的唯物主义思想；鼓吹尊孔、“复礼”，攻击劳动人民和以秦始皇为代表的法家，为维护东汉王朝的反动统治服务；鼓吹并实践孔老二复古倒退的反动文字观，反对秦始皇的“书同文字”和文字的发展革新。

该文在社会上造成了很坏的影响。

虽然，许慎有其时代的局限性，《说文》的遗漏谬误之处也在所难免，但“四人帮”用“儒法斗争”取代一切，实在别有用心。

而“在‘四人帮’掀起的阵阵妖风影响下，有的同志对《说文》也采取了一概否定的态度，这是不正确的，应该予以澄清”[3]（p.18）。

在这一阶段，更多的学者在潜心钻研，等待科学春天的到来。

三、恢复繁荣阶段（1978-1999）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恢复了实事求是的路线，排除了各种干扰因素，《说文》研究日益繁荣。

1985年、1989年召开了两届全国纪念许慎学术讨论会，并成立了许慎研究会、许慎研究所。

1991年许慎研究会、中国语言学会与漯河市人民政府在许慎故里联合召开了许慎与“说文学”国际学术讨论会。

1999年，中国训诂学研究会决定，新千年的第一次年会暨徐复教授九十寿辰学术讨论会以“《说文解字》及‘说文学’研究”为中心议题。

二十多年来，在老一辈学者的指导和带动下，中青年学者迅速崛起，使古老的学科焕发青春，研究工作不断向广度深度拓展。

具体表现在以下十一个方面。

1.《说文》总体研究

历经动乱以后，亟需纠正歪曲许慎与“说文学”的谬论。

陆宗达《〈说文解字〉的价值和功用》和王显《就对许慎及其〈说文〉的指责谈一点看法》两文，拨乱反正，吹响了新时期《说文》研究的号角。

此后评介和研究《说文》的论著相继问世，打开了一个引人入胜的视界。

如陆宗达《说文解字通论》“集中体现了先生祖述章、黄学说的部分重要成果”，“既本师承而又不囿于成见”，“既深入又通俗”，“材料既很详尽，而论述又很简要”，[3]（p.1-3）是学术界公认最有影响的著作之一。

姚孝遂《许慎与说文解字》以治古文字学的方法研究《说文》，分析细密精审，“很多方面都提出了足可令人信服的新见”[4]。

张舜徽《说文解字约注》就前人疏释许书之说，博观约取，择善而从，汰其繁辞，存其精义，“可看作丁福保《说文解字诂林》之缩略本，然而它又颇重视推求语源，是则出于丁氏书之外”[5]（p.426）。

蒋善国《说文解字讲稿》全面介绍和评价了《说文》的内容和过去研究的成绩，以及今后研究的方法和要求，每章后附有参考资料目录，指示门径，以便寻检。

黄绮《说文解字三索》探索许慎对形音义三方面说解的来源。

蒋人杰《说文解字集注》从前人繁多的注文中择优撮要，又引述甲金文字及其考释，考订文字，阐明本文，力求用极少篇幅总括数百家之研究成果。

曹先擢《〈说文解字〉的性质》深入浅出，全面论述了《说文》性质的多重性。

张其昀《“说文学”源流考略》系统完整地论述了“说文学”之源流，收录历代研究《说文》的著述四百四十余种，为“说文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此外，上海古籍出版社先后出版的黄侃《说文笺识四种》、《黄侃手批〈说文解字〉》都是研究《说文》的重要参考书籍。

还有董希谦、张启焕主编的《许慎与说文解字研究》、论文集《许慎与〈说文〉研究论集》和《说文解字研究》（第一辑）都是比较重要的研究成果，而诸家发表的单篇论文更是举不胜举。

2.《说文》六书研究

在这一方面，有六书总论研究，如俞敏《六书献疑》、杨柳桥《六书拨疑》、皇甫权、蒋仲青《六书辩疑》、罗君惕《六书说》、李恩江《对许慎六书说的再认识》以及向光忠《论“六书”的本旨与序列》等；有分论研究，研究得较多的是形声、转注、假借。

在对形声的研究方面，王宁、李国英《论〈说文解字〉的形声字》详细考察了占《说文》总数87.39%的8233个形声字，揭示了形声字的内部规律和功能，指出经《说文》存贮与整理过的篆文字符群，是一个以形声字为主体的汉字构形系统。

对形声结构方面的省声、多形多声、“右文说”等，也有不少学者作了研究，较重要的有陈世辉《略论〈说文解字〉中的省声》、车先俊《〈说文〉省声字研究》、曹先擢《〈说文解字〉的省声》、何九盈《〈说文〉省声研究》；汤可敬《〈说文〉‘多形多声’说研究》；刘又辛《“右文说”说》等。

《说文》“转注”究竟是什么意思？

这个争论了一千多年的老问题，仍有学者在进行讨论，如黄绮《转注假借解》、白兆麟《转注说源流述评》、杨春霖《转注臆解兼论六书之性质》等论文和孙雍长的专著《转注论》，对转注的认识更加深入明晰。

也有学者认为再花大力气讨论转注意义不大，因为对转注的解释从古到今几乎所有可能想到的都有人提出过了，有些说法所涉及的语言文字现象是有研究价值的，但是完全没有必要把对这些现象的研究跟“转注”定义问题纠缠在一起。

[6]（p.100-102）

对假借的看法也有分歧，症结在假借与引申的分合、假借与通假的异同以及通假字的读音等问题。

通过讨论，多数学者的看法已趋于一致。

这方面的论著有许威汉《通假质疑》、祝鸿熹等《〈说文〉所称古文中的假借字》、周大璞《假借质疑》、曹先擢《通假字例释》、刘又辛《通假概说》、戚桂宴《许慎的六书“假借”说》等。

3.《说文》词义研究

《说文》是先秦词义的精审总结，是上古词汇的集大成。

《说文》贮存的先秦系统词义是后代汉语词义发展的源头与灵魂。

本阶段对《说文》词义的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

陆宗达、王宁《〈说文解字〉与本字本义的探求》指出：

《说文》将形义统一的原则贯穿全文，为探求本字本义提示了不可缺少的依据，使它具有了“源”与“母”的价值。

宋永培多年来以《说文》词汇系统研究为核心课题，他的一系列成果如《〈说文〉词义系统研究提要》、《论〈说文〉意义体系的内容与规律》、《〈说文解字〉与文献词义学》等被专家认为“成功地再现了《说文》全书贮存的周秦汉语词义系统”，“是创新工作，体大思精”。

[7]冯蒸的《〈说文〉同义词研究》，“广泛考察了《说文》中的同义词，提出了以语音为标准，把同义词分为非同源同义词和同源同义词两大类。

这是一个很值得重视的观点。

”[8]其他如张发颖《说文疑义举例》、端木隽《〈说文〉同形词初探》、张志毅《〈说文〉的词源学观念》、许威汉《论〈说文〉研究对词汇研究的启示》、王若江《〈说文解字〉中的互训词分析》、钟明立《〈说文解字〉的同义词及其辨析》等等也都取得了程度不同的成就。

4.《说文》声韵研究

根据《说文》谐声和读若研究古代声韵，这一阶段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管燮初《从〈说文〉中的谐声字看上古汉语声类》分析了《说文》全部谐声字8545个，排除谐声通转中的偶然现象，参酌音理，设想上古的声类为六系三十六类，其中有八对甲、乙类，如果将每对甲、乙类看作一个混合类，那么上古声母就只有二十八类。

张鸿魁《从〈说文〉“读若”看古韵鱼侯两部在东汉的演变》选取了有关鱼侯两部的“读若”进行研究，得出东汉鱼侯两部依然是对立的两部等结论。

谢纪锋《〈说文〉读若声类考》论证了《说文》读若的声类与上古音迥别，而与中古音基本一致。

严学＠②《论〈说文〉谐声明·入互谐现象》研究了阴声韵与入声韵的互谐互叶，指出《说文》谐声是来自各方言的综合体性质，它与《切韵》是非一线发展的。

赵诚先后发表的《说文谐声探索

（一）》、《说文谐声探索

（二）》、《说文谐声探索（三）》，借助出土的古文字材料系统地分析探讨《说文》中的谐声问题，指出《说文》中的谐声是在不同时代形成的，至少包括14个世纪，并非属于同一个音系，其中某些谐声其实是一种误会。

研究先秦古音，必须利用《说文》谐声，但事先一定要将《说文》谐声作一番清理。

此外，何琳仪《〈说文〉声韵钩沉》，对《说文》中的形声字、分化字及其与古文、籀文、或体之间的谐声音转关系，进行了逐一分析，也是一篇利用出土文字材料探讨《说文》所收字的声韵关系的力作。

5.《说文》部首研究

《说文》540部首是全书纲要，研究部首，乃是研治《说文》的根本，也是学习《说文》的捷径。

余行达《试谈〈说文〉五百四十部中列字先后的规律》、汤可敬《部首说略》、薛克谬《论非形声字的归部及〈说文解字〉部首的形成》和《论〈说文解字〉的亦声部首》、邹晓丽《〈说文解字〉540部首述议》、苏新春《〈说文〉部首四论》、张显成《说文部首字说解与所属字说解违反同一律考》等论文对《说文》部首的性质、形成、编次等进行了探讨，各有创获。

尤其是邹晓丽《基础汉字形义释源——〈说文解字〉部首今读本义》一书，运用古文字来探求《说文》部首本义并注明今读，书中抓住部首这个纲，把汉字基础理论融汇在扎实的考据与浅近的阐明中，构思优长，雅俗共赏，俞敏赞其“面目一新”[9]（p.1），王宁称之为“很有阅读价值的好书”[9]（p.4）。

此外，王梦华《说文解字释要》和王世贤《说文解字导论》均用较多篇幅对540部首逐个进行了分析论证。

6.《说文》与历史、文化研究

《说文》蕴藏着很多有关古代社会情况的材料。

“假《说文》以征史，其间上起黄帝，下逮两汉，逸闻古俗，胥存其中，可断言也。

”[10]（p.1）自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起，柳诒徵、顾颉刚、胡朴安、程树德、吴承仕等就开始进行这方面的探索。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不少研究者在继承假字证史、援字考经传统的基础上，又进到“入‘文’而观‘化’，出‘文’而入‘化’”[11]的阶段。

有人还提议建立“说文文化学”这门学科。

[12]（p.394）许多学者以《说文》所收汉字为透视古代历史文化的荧屏，从若干方面进行文化哲学意义的研究，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成绩，以下论著目录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其研究之深广，已可窥见一斑：

专著如陆宗达《〈说文解字〉中所保存的有关古代社会状况的资料》、谢栋元《〈说文解字〉与中国古代文化》、臧克和《〈说文解字〉文化说解》、黄德宽、常森《汉字阐释与文化传统》、宋永培《〈说文〉汉字体系与中国上古史》、雷汉卿《〈说文示部〉文化阐释》和《说文“示部”字与神灵祭祀考》等；论文如许仰民《〈说文解字〉所反映的古代社会的等级与阶级关系》、周艺《〈说文解字〉中的阴阳五行说》、范进军《试论〈说文〉玉部字中所表现的中国玉文化》、许嘉璐《说“正色”——〈说文〉颜色词考察》、赵小刚《〈说文〉反映的古代葬俗》和《〈说文〉反映的上古婚制》、班吉庆《从〈说文解字〉看中国古代饮酒文化》、何毓玲《从〈说文·女部〉字窥古代社会之一斑》、孙永义《〈说文〉字义体系与中国古代图腾崇拜文化》、白振有《〈说文解字〉马部字的文化蕴涵》、王平《从〈说文解字〉看中国古代的卫生保健措施》。

7.《说文》与古文字研究

这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对《说文》中所收古文的研究，一是《说文》与出土古文字的研究。

商承祚《说文中之古文考》，虽是解放前的旧作，但汇集成册，颇便观览。

该书具列古文形体461个，参验以甲骨文、金文及六国文字加以疏通证明，是很有影响的专著。

曾宪通《三体石经与〈说文〉古文合证》指出，《说文》古文与石经古文乃是同一系统的文字，与战国文字实为一家之眷属。

作者利用二者合证而得出古文不限于壁中书、《说文》篆文中多古文、古文中多假借、部分古文形体奇诡但嬗变之迹可寻等四项结论，搞清了很多疑难不清的问题。

裘锡圭《〈说文〉与出土古文字》通过大量证据，说明《说文》中保存的古文字字形有不少跟出土古文字资料吻合，研究《说文》应和出土古文字结合，合则两美，离则两伤。

郭小武《〈说文〉篆籀字汇与甲骨文字考释》举出大量实例，总结了《说文》保存古形对于远古文字考释的价值，认为《说文》为古文字构形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值得一提的还有祝敏申专著《〈说文解字〉与中国古文字学》，该书充分征引中国考古学和古文字学的成果，就《说文》关于中国文字产生和发展的理论作了详细的考查评论，对《说文》所收籀文、古文给以新的界说，对六国文字异形和隶书、草书的肇端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作者尝试“在梳理排比尽可能占有的考古材料的和文献材料的基础上，从文明发展的背景对《说文解字》作整体的分析观察，以确立这部巨著（从材料到立论）在中国古文字学史上，乃至在中国古代文明史上的不朽地位”[13]（p.593）。

李学勤称赞该书“对中国古文字学以及中国古代文化的研究，是一项很有价值的贡献”[13]（p.2）。

此外还有董琨《古文字形体讹变对〈说文解字〉的影响》、刘钊《〈说文解字〉匡谬（四则）》、仓林忠《从〈说文解字〉索解中国古文字产生的历史》等。

8.《说文》注疏研究

《说文》一书，体例复杂；“许慎注解，词简义奥”[2]（p.321）。

因而历来作注者甚多，最早的要算南唐徐锴《说文解字系传》，其后最为著名的是清代四大家。

对前贤研治《说文》的主要著述，也都有学者进行研究。

或全面评述得失，探究研治方法；或从某一角度发掘内涵，阐释精义，也指出个别瑕玷，如朱星《评〈说文通训定声〉》、盛九畴《朱骏声及其〈说文通训定声〉》、郭在贻《〈说文段注〉与汉语词汇研究》和《从〈说文段注〉看中国传统语言学的研究方法》、经本植、罗宪华《〈说文解字注〉与四川的方言和名物》、魏励《读王筠〈说文释例〉》、张庆绵《徐锴及其〈说文解字系传〉》、徐德明《严可均〈说文校议〉对“说文学”的贡献》、梅季坤《〈说文广义〉试评》等等。

“在《说文》研究中，段氏应坐第一把交椅，那是毫无疑义的。

”[14]（p.119）所以对段注的研究也最多，这一阶段发表的相关论文就有一百多篇。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马景仑的专著《段注训诂研究》，全书凡七章，纵论段注对《说文》条例的揭示、训诂研究方法、同义词辨析、“浑言”“析言”、词义引申现象、音义观反训观以及段注训诂的不足之处。

徐复称赞该书“是对段注研究新的突破，且达到了一定的新水平，足为训诂生色”[15]。

9.《说文》的方法论研究

我国的语言学研究，一向注重对具体语言现象的研究，缺乏对理论问题的探讨，包括对所使用的方法，也很少提升到规律性、理论性的高度加以总结。

《说文》研究也不例外。

近十多年来，这已引起众多学者重视，并进行了一些努力，首先是对章太炎、黄侃等前辈学者学说的传述。

黄侃尝从章太炎习小学，对《说文》用功极深。

黄焯整理的《文字声韵训诂笔记》就其学习门径、研究方法、重要条例等方面介绍了黄氏的学说。

又如许嘉璐《黄侃先生的小学成就及治学精神》专章介绍了黄侃研究《说文》的方法。

许嘉璐《苍史功臣，叔重诤友——〈说文〉杨氏学述略》和孙雍长《遇夫先生研究说文的态度》介绍了杨树达的研究方法。

宋永培《论陆宗达、王宁的〈说文〉意义之学》介绍了陆宗达、王宁的研究方法。

其次是对具体方法的探索发明，许嘉璐《〈说文解字〉释义方式研究》系统研究了互训、义界、推因这三种释义方式的实质和相互关系。

陆宗达、王宁《〈说文解字〉与“以形索义”的训诂方法》提出在运用“以形索义”方法时，必须进行“匡谬”“离析”“归纳”“追溯”“核证”五方面的工作。

张舜徽《说文解字导读》提出循双声的原理去贯穿《说文》。

此外，宋永培《〈说文〉汉字体系研究法》、杨荣祥《〈说文〉中的否定训释法》等都是颇为重要的论著。

10.《说文》与许慎研究

研究《说文》，当然应该研究许慎。

但许慎事迹，历史记载甚少，只有《后汉书·儒林传》所记，仅有85字。

前代学者多方考证，仍未明彻。

经过这一阶段诸多学者的努力，已大为改观。

首先值得一提的是张震泽《许慎年谱》，作者执著研究近50年，取得丰硕成果。

该书史料丰富，既可知许慎生平大概，又可寻求其学术思想和学术成就来龙去脉。

其他重要论文有洪笃仁《〈说文解字〉的作者许慎》，通过“生平简历”“五经无双”“作《说文解字》”三部分作了介绍。

张汝鲤《许慎史料拾遗》、曾世竹《许慎生平事迹新证》、董希谦《许慎生平事迹考辨》、谢文学《许慎生卒年和〈说文解字〉写作经过新考》等对许慎生卒年份、生平事迹作了若干补充和考订。

阿祥《许慎生平和思想》、董希谦《论许慎的治学精神》、胡竹安《从许慎的文字观看他的思想倾向》、邹晓丽《论许慎的哲学思想及其在〈说文解字〉中的表现》、姚孝遂《经学、小学与许慎》、宋均芬《从〈说文叙〉看许慎的语言文字观》等从各个侧面对许慎思想进行了研究。

11.《说文》的普及推广

面对博大精深的《说文》，不少青年学子苦于文化修养的障碍，或苦于时间精力的限制，无法深入其堂奥探幽致远，甚至不知从何入手阅读。

有鉴于此，不少学者在深入研究的同时，也关注《说文》的普及推广，写出了一批知识性和学术性相结合的好书。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著作首推张舜徽《说文解字导读》和汤可敬撰、周秉钧审订的《说文解字今释》，张书虽然只有6万多字，但举重若轻，提纲挈领，勾勒了汉字发展简史，介绍了四种造字方法，阐释了怎样以双声为线索研读《说文》。

作者绘字描形，深入浅出，书后附参考书目，充分体现了“导读”特点。

汤书洋洋一百九十万言，以大徐本为底本，逐条句读、注音、译文和注释，并引用甲骨文、金文等材料以供参证。

全书形经音纬，正源求本，征引众说，融合古今，并附部首和音序两个检字表，查检方便。

此外任学良《说文解字引论》、章季涛《怎样学习〈说文解字〉》、王世贤《说文解字导论》、苏宝荣《说文解字助读》、李国英、章琼《〈说文〉学名词简释》、余国庆《说文学导论》等也都堪称佳作，各有特色。

为帮助今人掌握《说文》音读和方便检索而编写的，有陈祥民《〈说文解字〉今读与通检》、范进军《〈说文解字〉古今音读》。

陈书除按《说文》原序逐字注音外，有“音序检字”、“笔画检字”、“部首检字”；范书则逐一标注造字方法、汉语拼音以及该字的中古及上古音韵地位，颇便应用。

除以上十一个方面的研究外，这一阶段在《说文》版本、校勘、条例、字体、字族、方言以及若干个别字词的考证、《说文》研究的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进展。

不少训诂学、辞书学的著作中也对《说文》专章介绍，或发凡起例，或评论得失，其中不乏精彩的论述和独到的见解。

纵观50年来的《说文》研究，虽然经历过干扰、遭遇过挫折，但随着时代的进步，终于进入了振兴和发展的新阶段。

从上述不完全的研究成果的举例，已不难看出其进展。

两个最突出的标志是：

研究领域的深广和研究队伍的壮大。

在《说文》研究领域，一向占绝对优势的本体研究已无太大优势可言。

学者们正逐步摆脱那种单字式、注疏性的研究，从各个方面切入，运用新理论、新材料、新方法，向深度和广度发展，选题注意系统性和科学性，深入分析，探索规律，走上了全方位、多层面的研究道路。

研究队伍的壮大令人可喜，老一辈学者在抓紧时间撰述的同时，还大力培养接班人，中青年学者也在潜心钻研，日夜兼程。

不少高校开设了《说文》专题课或选修课，吸引了许多有志于此的年轻学子。

尤其是近十几年毕业的一批批硕士、博士，承继老一辈的学术传统而又敢于超越，善于创造，开创了《说文》研究的新局面。

《说文》一书非同凡响，《说文》研究经久相传。

当我们向着新世纪推进的时候，为深入进行这项工作，继往开来，有以下几点尚需加强：

第一，及时归纳和总结研究成果，注重理论研究和资料的整理著录。

对《说文》研究的成果应当及时归纳总结，这包括两方面，其一是进行系统和规律的总结，争取建立起完整的理论体系；其二是研究资料的整理著录，董希谦等所编《〈说文解字〉研究论著索引》下迄1985年7月，此后的许多研究成果需要继续整理。

第二，研究选题加强计划，克服重复，注重与相邻学科的交叉研究。

要通过各种渠道的交流加强研究选题的计划性，避免重复撞车，避免短期行为。

要继续拓宽研究视野，让《说文》研究走出传统文字学的藩篱，旁及哲学、历史学、考古学、文化学、社会学、辞书学等领域，力争多出精品。

第三，改善研究方法，注重现代研究手段的运用。

在《说文》研究中经常用到穷尽、定量的方法，这样，在研究中电脑的使用就是必然的了。

遗憾的是这一问题至今尚未完全解决。

即使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