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间河西走廊地区农牧生产述略.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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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唐间河西走廊地区农牧生产述略
汉唐间河西走廊地区农牧生产述略
现今甘肃省黄河以西,特别是乌鞘岭以西,有一条位于龙首山、合黎山、北山和阿尔金山、南山之间的狭长地带,世称河西走廊。
它是汉唐间西域与内地进行往来的交通孔道,本文要讨论的是在汉唐间,它由游牧经济经历艰难曲折,转变为重要的农牧生产基地。
一
河西走廊地区在西汉政府力量进入以前,长期是西戎和月氏、乌孙、匈奴等族人生活栖息的场所。
战国秦汉时,雄据漠北的匈奴,"随畜牧而转移,……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1〕,力量强大,受其威胁的秦、赵、燕诸国,只好筑长城以资防守。
随着匈奴势力的西渐,"随畜移徙,与匈奴同俗,控弦者可一二十万","居敦煌,祁连间"的大月氏被匈奴单于打败,大众远徙,"其余小众不能去者保南山羌,号小月氏"〔2〕。
乌孙也是"随畜逐水草,与匈奴同俗"。
《后汉书·西羌传》云:
"汉兴,匈奴冒顿兵强,破东胡,走月氏,威震百蛮,臣服诸羌。
"匈奴顺利进据河西,并迅速控制了西域。
后世地志综述了河西在汉朝前后的政治形势:
肃州,"古西戎地,六国时,月氏居焉。
后为匈奴所逐,奔逃西徙,匈奴得其地,使休屠、昆邪王分守之。
武帝元狩二年,昆邪王杀休屠王,并将其众来降,以其地为武威、酒泉郡,以隔绝胡与羌通之路。
"凉州,"自六国至秦,戎狄及月氏居焉。
后匈奴破月氏,……月氏乃远过大宛,西击大夏而臣之。
匈奴使休屠王及浑邪王居其地,汉武帝之讨北边,……得其地,遂置张掖、酒泉、敦煌、武威四郡,昭帝又置金城郡,谓之河西五郡。
"甘州,"自六国至秦,戎狄月氏居焉。
汉初为匈奴右地。
武帝元鼎六年……乃分武威、酒泉地,置张掖、敦煌郡、断匈奴之右臂"〔3〕。
沙州,"西戎所居,古流沙之地,……其后子孙为羌戎代有其地,……按’十三州志’云:
瓜州之戎为月氏所逐。
秦并六国,筑长城,西不过临洮,则秦未有此地,汉武帝后元六年分酒泉之地置敦煌郡,徙郡人以实之"〔4〕。
这些简略记述表明,河西原为月氏、乌孙人居地,受匈奴逼迫而西迁。
汉武帝时,几次发兵打击匈奴,霍去病领兵,"济居延,遂臻小月氏,攻祁连山,扬武乎@①得,得单于……及相国、都尉以众降下者二千五百人"〔5〕。
打败了匈奴,汉朝在河西分设四郡。
有关四郡设置年限,《汉书·武帝纪》和《地理志》的系年互异,众多学者如张维华、劳干、严耕望、陈梦家、黄文弼、周振鹤、日比野大夫等人已分别作了不少考辨,意见虽互有异同,大都认为《地理志》系年误。
大致说,张掖、敦煌、酒泉三郡是武帝时建制,武威郡很可能迟至宣帝时才设置。
经过汉军对匈奴的一再打击,诚如《霍去病传》所云:
"转战六日,过焉支山千有余里",旋越居延,过小月氏,至祁连山,杀死及俘虏共三万余人。
唐初《括地志》云:
"焉支山,一名删丹山,在甘州删丹县东南五十里",《西河旧事》云:
"山东西二百余里,南北百里,有松柏五木,美水草,冬温夏凉,宜畜牧,匈奴失二山,乃歌云:
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燕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
"〔6〕由此可见,匈奴占领河西时,以祁连山为主体的高山草甸草原是良好天然牧场,西戎、月氏、乌孙、匈奴,在河西长期盛行游牧,有否农作,则未见诸史籍。
汉朝与匈奴争夺河西伊始,汉中人张骞受命西行,联络月氏共攻匈奴。
当他经历艰苦曲折到达时,月氏人生活已安定。
又离汉远,不再抱怨匈奴,骞不得要领而归。
他想到被赶走的乌孙人,"蛮夷恋故地,又贪汉物","厚赂乌孙,招以东居故地,……则是断匈奴右臂",武帝派他出使。
"乌孙远汉,未知其大小,又近匈奴,服属日久,其大臣皆不欲徙"〔7〕。
招引目的又没有达到。
"乌孙王既不肯东还,汉乃于浑邪王故地置酒泉郡,稍发徙民以充实之"。
也就是说:
"北却匈奴,西逐诸羌","河西地空,稍徙人以实之"〔8〕。
河西地空,既是月氏与乌孙人的西徙,又是匈奴与西羌人的离去,某些没有西去的月氏人"南入山阻,依诸羌居止,遂共与婚姻"。
霍去病进军湟中时,"月氏来降,与汉人错居,虽依附县官,而首鼠两端,其从汉兵战斗,随势强弱",他们并不忠实依附于汉。
其时,众多羌人主要聚居于黄土高原所属的陇右,不在河西四郡境内。
《汉书·地理志》云:
"自武威以西,本匈奴昆邪王休屠王地,武帝时攘之。
初置四郡以通西域,隔绝南羌匈奴。
其民或以关东下贫,或以报怨过当,或以@②逆亡道,家属徙焉。
习俗颇殊,地广民稀,水草宜畜牧,故凉州之畜为天下饶。
"建置河西四郡时,境内地广民稀,汉政府从外地迁入的人,包括了关东的贫苦大众和某些犯法臣僚的家属。
河西走廊地势高,又深处内陆,雨水少,草地宜牧,有利畜群繁殖饲养。
酒泉太守辛武贤说,匈奴人"以畜产为命"〔9〕,凉州饶畜产,良有以也。
徙入河西的关东下贫自是一般务农的贫苦大众。
《汉书·武帝纪》所说"徙民以实之",正是指的这类人。
通过他们勤奋力作,河西大地上,创造出"风雨时节,谷籴常贱,少盗贼"的良好局面。
河西四郡建制也和内地一样,是以郡统县,但诸县建置年限,史书多失记。
《地理志》称敦煌郡"冥安县,南籍端水出南羌中,西北入其泽,溉民田"。
效谷县,师古注引"桑饮说,孝武元封六年,济南崔不意为鱼泽尉,教力田,以勤效得谷,因立为县名"。
"龙勒县,氐置水出南羌中,东北入泽,溉民田"。
从居延简牍所见,诸县级政权下设大量乡里机构,正与内地郡县相同。
上述敦煌郡县的"民田"自是百姓们的田地。
居延简记:
三@③@④长居延西道里公乘徐宗年五十宅一区…田五十亩…〔10〕
候长@①得广昌里公乘礼忠年卅…宅一区…田五顷…〔11〕
徐宗和礼忠乃是低爵位的戍守官员,居延@①得都是属于张掖郡。
两户的田宅自是其家的私有家产,据日本学者研究,二简均为汉宣帝时事〔12〕。
汉置河西四郡未久,张掖、敦煌等地的私有田产已在迅速发展。
东汉初年,任延为武威郡守,北有匈奴、南邻羌人。
"民畏寇抄,多废田业",他派兵征讨,使之有所畏惧,不敢进犯,同样是表明武威郡境内私田已是广泛存在。
从众多新、旧居延简中,不难看到有关更赋、兵役、徭役的种种记事,正是河西民众承担赋役的写照。
官府对大批从外地移居河西的贫民必定要分别给予田地和住宅,贷借耕牛农具种子,才能启动他们从事农作。
赵过推行代田法时,"又教边郡及居延城"〔13〕。
在居延等边地推行代田法,即是以个体生产者为对象的。
汉武帝以来,"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很概括地说明了河西酒泉等地引河水灌溉。
《汉书·地理志》比较具体地介绍了诸郡河川的溉田。
居延简127·6云〔14〕:
第十三@③长贤□井水五十步深二丈五立泉二尺五上可治田度给吏卒@⑤
这是张掖郡居延地区开井修渠,下泉流涌出或是深达丈的立泉,开渠自是用于灌溉。
汉宣帝时,"汉遣破羌将军辛武贤将兵一万五千人至敦煌,遣使者案行表,穿卑dī@⑥侯井以西,欲通渠转谷,积居庐仓以讨之"。
孟康注卑dī@⑥侯井云:
"大井六通渠也。
下泉流涌出,在白龙堆东土山下"〔15〕,说明西汉政府想通过河渠运粮以讨乌孙。
井渠在白龙堆以东,是归属于河西敦煌地区的。
地下通流的井渠在内地罕见,因河西雨量少,很难满足农作物所需水分。
所幸地势高峻,高山终年积雪,夏日融化,水聚以成井渠,或流行于地面,或通流于地下,成为山麓地区农田灌溉的主要水源。
汉光武帝时,武威郡守任延,以"河西旧少雨泽,乃为置水官吏,修理沟渠,皆蒙其利"〔16〕。
正是依赖水源灌溉,严重缺水的河西绿洲才能生意盎然,建成丰收良田。
采用屯田方式是汉代在河西发展农业生产的重要途径。
军屯初创于西汉,历代大多沿袭,它曾有效地维持了边军的粮食供应,开拓了边防的耕地。
应劭说:
"武帝始开三边,徙民屯田,皆与犁牛。
"〔17〕居延简513·23,303·29云〔18〕:
延寿乃大初三年中父以负马田敦煌,延寿与父俱来田事已。
延寿父子在敦煌田作,可能即是徙民屯作的成员,官府供应耕作者使用牲口。
《武帝纪》载元鼎四年"秋,马生渥洼水中"。
注引李斐言:
"南阳新野有暴利长,当武帝时遭刑,屯田敦煌界,数于北水旁见群野马中有奇者与凡马异,来饮此水。
"非常清楚,南阳新野人暴利长是以弛刑徒身分屯田敦煌。
联想史书屡见因罪徙敦煌的官员如解万年、陈汤、薛况、李寻、解光等等,很可能是与田事有关。
居延简常见"田卒"、"戍卒"〔19〕,农时耕耘,战事打仗,有闲负责戍守,例由官府支付衣食,是为军屯。
武帝时,"初置张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益发戍甲卒十八万酒泉、张掖北,置居延休屠以卫酒泉"〔20〕。
塞卒即是既戍且耕。
《昭帝纪》载始元二年冬,"调故吏将屯田张掖郡",征调故吏为屯田官,使领兵屯田张掖。
居延新简·105云〔21〕:
……□□酒泉、张掖农官田卒@⑤
居延简303·15,513·17云〔22〕:
……谨案居延始元二年戍田卒千五百人为xīng@⑦马田官穿泾渠……
还有敦煌郡疏勒河流域的屯田简文,限于篇幅,不再引用。
可见酒泉、张掖等地的农官是以田卒屯作。
以戍田卒千多人在居延兴修水利,从事集体劳动。
居延新简云〔23〕:
第四长安亲,正月乙卯初作,尽八月戊戌,积三□□日,用积卒二万七千一百@⑧三人,率百廿一人,奇卅九人,垦田@⑧一顷@⑧四亩百廿四步,率人田卅四亩,得谷二千九百一十三石一斗一升,率人得廿四石,奇九石。
此简为卒作簿,它纪录从正月乙卯日开始耕作,至八月戊戌日止,每人作了二百□□日,共计27143个人工,平均合121人,剩余39个人工,共垦田41顷44亩124步,人均垦田34亩,共得谷2913石1斗1升,人均得谷24石,剩余9石。
按简文所记,可知汉代以戍卒耕作的劳动生产率仍比较低。
垦田已广泛使用铁工具。
居延新简·15及·488分别记〔24〕:
@⑨田以铁器为本,北边郡毋铁官,@⑩器内郡,令郡以时博卖予细民,毋令豪富吏民得多取,贩卖细民。
甲渠候官建始四年十月旦见铁器簿。
铁器例由官府统一专卖,禁止豪富贩卖以害民,屯田处所的官员将铁器一一登记入簿,以供人们使用。
农作广泛使用耕牛,牛在河西各地养育不少,李广利受命远征大宛,"岁余而出敦煌六万人,负私从者不与,牛十万,马三万匹,驴橐驼以万数赍粮"〔25〕。
居延简中多处记录了牛,甚至牛的毛色、年齿、性别等等,都有清晰记录。
内有一简云〔26〕:
@⑤十五日,令史宫移牛籍大守府求乐不得,乐吏毋告劾亡满三日五日以上
为牛设籍,表明官府很重视对耕牛的登记。
60年代,已有人为居延简中的牛籍作过考释〔27〕,为牛设籍,显示河西屯田使用耕牛的极端重要性。
耕牛、铁农器与劳动者在河西地区的结合方式,我尚未看到具体资料,可能与陕西榆林东汉壁画一人扶犁二牛拉犁的牛耕方式相近,因为直至唐宋之际敦煌壁画仍是一人二牛耕地。
河西地区经过两汉时的大力垦殖,特别是军事屯田的开拓,初步改变了过去单一的游牧经济面貌。
两汉之际,"天下扰乱,唯河西独安,而姑臧称为富邑,通货羌胡、市日四合"。
"河西殷富",颇为有名。
光武帝赐授窦融凉州牧玺书云:
"五郡兵马精强,仓库有蓄,民庶殷富,外则折挫羌胡,内则百姓蒙福。
"〔28〕民富仓储,正是河西农作丰收景象。
随着当地农牧经济的发展,培育出了一批豪族。
前述敦煌令狐氏、索氏而外,陇右豪族梁统先后出任酒泉、武威太守,辛彤为敦煌太守,梁腾为酒泉农都尉。
众所周知,农都尉乃是主管屯田殖谷的。
出土简牍所见河西田作以粟为主,麦、麋、黍、豆、@①①@①②也占一定比重。
@①①@①②尤难见于史书,居延简云:
"入谷六十三石三斗三升少,其卅三石三斗三升@①①@①②,卅石粟。
"当代字书也明示@①①@①②为谷类〔29〕。
《居延新简》第197页云:
"……马食@①①@①②六石@⑤",显示以它为马饲料。
总之,自西汉在河西设郡以迄东汉末的百多年中,河西社会由戎夷诸族人长期从事游牧为生,在统一帝国的军屯启动下,官私农作迅速发展。
从畜牧转向田作,开垦耕田,兴修水利,铸造农具,农业管理的变革,如此等等,使河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受自然地貌的制约,在沙、砾、草原、绿洲相错其间的高原山原地带,不可能尽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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