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遇而安.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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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遇而安

自序

直到现在，我仍然不能确信究竟有多少人能看得下去这么平淡的一本书。

我既没有到该写自传的岁数，更没有可以写自传的资本，只是因为今年正好无可避免地迈入不惑之年的门槛，似乎要做一些稍微特别点儿的事情才比较像样，这才有了这本书—这有点儿像我们的国家“逢五逢十”搞大庆的意思。

之前出版过两本杂文集，都是我在新闻节目里写的时评，属于本职工作的副产品。

除此之外，就是现在这本关于我自己的书了，也是第一本关于我自己的书。

或许，有人会觉得《非诚勿扰》非常精彩，它的主持人也应该有同样精彩的人生。

我可以肯定地说，这是一个误会。

大多数采访过我的媒体朋友都不约而同地惊讶地发现，生活中的我竟然如此乏味—既没有高尚的情操，也没有高雅的情趣，更没有高深的思想，甚至说不出一点儿高级的俏皮话。

他们普遍认为，生活中的我和电视里的那个人基本上还算表里如一，但相比之下少了很多趣味。

记得有一个女记者采访我，半个多小时后实在忍不住了，绝望地对我说：

“就你说的这些东西，怎么写得出一篇稿子来啊？

”当时弄得我相当紧张和羞愧，恨不得把心掏给她，好让她写出一篇稍微像样点儿的东西拿回去交给她的主编。

这本书算是我一些人生片段的回忆，并不怎么精彩，但对于人们全面了解我这个人或许有点儿作用—如果真有这样的人的话。

之前有些媒体把我的人生描述得相当苦逼和励志，比如“XX百科”上关于我的介绍，事实部分还算属实，但描述性的部分太多了，而且充满了作者自己“合理”的想象，加上“知音体”的文字风格，流传甚广，这让我一直感到相当难堪。

于是产生了一个朴素的想法：

与其让别人去“创作”，不如自己老老实实地写出来，算是“以正视听”。

在我这个年纪已经明白了一件事情，那就是，写作的愿望和写作的能力完全是两件事情。

而随着年龄不断增长，各种愿望和能力都会一并下降。

所以，现在还有人愿意撺掇我写点儿关于自己的东西，也就半推半就地答应了。

由此也可见我的性格之一，容易被说服，随遇而安。

总之，必须事先老老实实地告诉读者，这是一本寡淡如我的书。

如果有人肯读完它并由衷地认为很有意思，我只能认为：

这是一个奇迹。

书里收录了一些近年来我在走过的地方拍下的相片，不能用摄影的眼光去要求它们，也就是些到此一游的东西，但它毕竟是我经历的组成部分，或许以后再版时，会增改更多图片。

那是以后的事了。

“序言”的功能照例是要感谢一些人的。

这本书的出版要感谢我的经纪人刘葆琪小姐，是在她的热心提议下我才决定写这本书的，而且她忍受了近半年来我的边写边抱怨。

还要感谢罗斐编辑对这本书的耐心，不断催促我交稿。

最后还要感谢磨铁的沈浩波先生，他为这本书几次亲赴南京并且假装饶有兴趣地听我说了很多无趣的故事。

他出过那么多书，接触过那么多或有思想或有趣的作者，跟我数次长谈，听那么多无趣的琐事，不知他要付出多大的毅力。

还有很多曾经帮助过我的老师、同事、领导和朋友，一本书的出版毕竟不是获奖感言，就不矫情地一并感谢了。

第一部分重庆，童年

混浊了上千年的朝天门码头的江水依然混浊，潮湿阴暗了千百年的吊脚楼依然潮湿。

在绿军装大行其道、人们的激情正被语录和标语调配得昂扬亢奋的一九七一年，我出生在重庆。

一、乡愁

对重庆这个城市的印象，主要来自我十二岁之前，之后我就跟着父母到了南京。

那时候的重庆真的是老重庆，至今我对它仍然怀着一种非常特殊的感情，一种想起来就要流泪的感情。

面对那座城市，自私一点儿地说，我甚至不愿意看到它的日新月异的变化，我希望童年记忆中的那座城市永远永远不要有任何变化，好让我每一次回到那里都有清晰的记忆可以追寻。

前不久有个导演跟我说他很喜欢重庆，列举了三条理由：

第一，重庆这个城市特别有立体感，山城嘛，依山而筑，正所谓“名城危踞层岩上，鹰瞵鹗视雄三巴”；第二，重庆方言特别有感染力，火暴中透着幽默感，幽默感里透着智慧；第三，重庆的美食。

我赞同他的话。

重庆这座城市的立体感是天赐的，在中国城市“千城一面”的今天，重庆无论怎样都不会变得像其他城市一样。

在其他大多数城市想买一套能看江景、看山景的房子，恐怕都会比买一套普通房子要贵许多，但在重庆，你想买套看不见江或看不见山的房子，还真不容易。

在重庆，哪怕是普通百姓的房子，推开窗，看到的不是江，就是山。

嘉陵江和长江的交汇处，就这样被重庆揽在怀中。

因为重庆的路多为盘山而建，所以这里基本上看不到自行车。

在我童年的记忆中，自行车是一种高级的娱乐工具，而非交通工具。

说到重庆，我印象最深的是终日阴霾，不见阳光。

尤其是冬天，整个一“雾都茫茫”。

而在浓雾之中，又满是层层叠叠、密密麻麻的吊脚儿，一个摞着一个，从朝天门码头一直往上摞到山顶，远远望去，整座城市仿佛就是由吊脚楼组成的。

《雾都茫茫》、《一双绣花鞋》、《重庆谈判》这类以国共和谈或以解放战争时期的重庆为背景的影视剧里，都能看到这样的吊脚楼。

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在重庆拍时代背景为三四十年代的电视剧或电影，选景都并不困难，一九四九年前重庆什么样，八十年代的时候还是什么样。

很多年后，每当我看到这样的影视剧，不管拍得多烂，我都会多看几眼。

小时候我经常去朝天门码头，黄黄的江水浩浩荡荡地流过码头，斑驳的台阶没在江水里，人站在下边往上看，一层层的，看不到头。

前年我回重庆，在朋友的陪同下又去了一趟朝天门，朋友骄傲地对我说，重庆会被打造成“小香港”。

我去过之后却很后悔，因为，那里已经完全没有我童年的记忆了。

在重庆生活的十二年，积累了我人生最初也是最真的情谊，直到现在，不曾淡忘。

如果我的性格中还有善良的成分，我相信一定是重庆这座城市给我的。

后来到了南京，原来的亲戚朋友都不在那儿了，没过几年又遭遇家庭变故，那时的阴影让我对儿时在重庆的时光更加怀念。

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现在我每次回重庆，看到小时候的朋友都觉得跟亲人一样。

在重庆，街坊邻居真的就跟亲戚一样。

我举家搬迁离开重庆的时候，很多老邻居一家老小都到码头来送别，直到今天想起这一幕，都让我热泪盈眶。

不光如此，长大之后每次我回重庆，离开的时候总还有过去的小伙伴送我。

二〇一一年春天回重庆，帮我张罗吃饭的是小时候和我一块长大的重庆日报社的唐彤东。

他问我都要叫谁，我说把小时候在一块儿玩儿的朋友都叫上吧，有很多人真的想不起来了，毕竟快三十年了。

后来男男女女一口气儿来了有两桌。

见面之后，他们挨个儿帮我恢复记忆，这个问“你不记得我了”，那个说“我是谁谁谁”。

这么介绍了一轮过后，我突然想起在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有一个比我大几岁的男孩儿，闹着玩儿的时候把我脑袋打出了血，害得我第二天就发烧了。

我记得他叫杜波。

我顺口讲了这件事，众人皆笑，桌上的人就告诉我，杜波调到北京工作了。

巧的是，当时杜波的妹妹在桌上。

不一会儿，杜波就从北京打电话来了，他在电话里大笑：

“这点儿破事儿你还记得啊？

我以为你都忘了。

”

替我张罗这顿火锅的东哥在报社广告部工作，所以晚报、晨报的记者加摄影来了一堆人。

一个年轻记者说，提点儿问题拍点儿照吧？

东哥在边上嚷嚷：

“快点儿问，快点儿问，我们吃饭呢。

”那个记者很配合地说：

“好好好，我抓紧。

”之后摄影记者在一旁一个劲儿拍，东哥又说：

“你们有完没完，差不多就行了！

”我有点儿过意不去，就说：

“来都来了，又是自家人，让他们问呗。

”东哥这才没再催促—其实人都是他叫来的，还一个劲儿催人家“差不多就行了”。

这些都是我小时候的伙伴们，可爱、真挚、重情义，跟他们的感情，也是我在重庆永远无法割舍的情谊。

第二天我在机场翻报纸看到，头天晚上我们这顿饭的内容和照片，重庆的报纸出了一个整版。

不仅重庆的朋友对我好，就连重庆的媒体也透着对我的格外厚爱。

七八年前，江苏台还没有《非诚勿扰》栏目的时候，我在《南京零距离》做新闻主播，那个栏目只在江苏播出，所以有关我的报道基本上都只在江苏的媒体上，而江苏之外的媒体好像就只有重庆的报纸了。

他们曾经大篇幅介绍过我的事情，之所以如此，很可能是他们认为这人是重庆出去的，感情使然。

前年我妈到重庆陪我外婆住了一段时间，那是《非诚勿扰》栏目刚火起来的时候，不知道哪个记者打听到我外婆是重庆日报社的老员工，还住在报社里，于是找到我外婆家。

我妈和我外婆俩老太太加在一起一百六十多岁了，被找上门来的记者吓到了。

记者问了很多，还逼着老太太把我小时候的照片翻出来。

之后还问，孟非小时候住哪儿？

我妈告诉他们，住在报社山顶上那栋灰色的筒子楼里。

于是记者们又找到那栋旧房子（现在住着民工）拍了一通。

第二天重庆的报纸刊登了这篇报道，我住过的那栋灰色筒子楼照片下面配的文字说明是“当今中国最红的主持人住过的地方”。

一个很有正义感的朋友看到报道后打电话给我，义愤填膺地说：

“他们就不能等你死了之后再这么写吗？

”我诚惶诚恐地解释：

家乡人、家乡人嘛！

二、童年

多年之后回想我的童年，只有在重庆的十二年是最无邪又无忧的日子。

大人们在聊些什么

我的童年正赶上“文革”尾声，当时大人们的所作所为，给我留下了神秘的印象。

有这样一幕场景经常出现，至今我仍印象深刻。

那时我父母的几个同学和同事经常在黄阿姨家聚会。

我和我哥，还有黄阿姨家的两个孩子，被他们放在蚊帐里，看他们在昏黄的灯光下谈啊谈啊，也不知道在谈什么，一谈就到深夜。

我们对此十分好奇，但是再怎么努力也听不清，更听不懂，也听不了那么晚，总是在蚊帐里躺成一排迷迷糊糊就睡着了。

等我睡了一觉起来撒尿，总是看见昏暗的灯光下，他们抽烟抽得整个屋子迷雾缭绕，捧着杯茶，还在灯下不断地说着什么。

那是一九七六年，“文革”末期，那批知识分子，为动荡的国家那充满变数的未来而忧心忡忡。

他们什么也做不了，只能一晚一晚地聚在一起，相互取暖。

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大多有着这样的经历，也算“位卑未敢忘忧国”吧。

虽然是孩子，但是那个年代我们也并非完全是看客。

一九七六年，周恩来、毛泽东相继去世，我们这帮孩子参加了悼念活动。

就是在我那时生活的重庆人民广播电台大院里，所有人都哭得死去活来，亲爹死了都没那么哭过。

我妈和她那些同事眼睛都哭得肿成了桃子。

我们小孩儿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儿，但看见大人们都哭了，心里也感到害怕。

虽然知道是墙上挂着的相片里的毛主席、周总理死了，但还是不明白为什么大人们一个个都哭成那样，也不敢问。

我们被组织去叠小白花，追悼会上要用的，而且要用很多。

我们就拼命地叠啊叠啊。

我清楚地记得，追悼会上哀乐一起，旁边所有默哀的大人先是眼泪吧嗒吧嗒往下掉，然后几百人一起放声痛哭，把我们这些小孩儿全都吓到了，后来我们也哭了起来，是真哭—是被大人们的哭声吓的。

当时在孩子里头我还算年龄大点儿的，现在回想起来，自己当时的表现还是比较淡定的。

那个年代有着太多的狂热，而这些狂热结束的那一幕，却意外地牢牢刻在了我童年的记忆里。

那天放学后，孩子们都和往常一样回家了，可很快又都回到院子里，因为大人都不在家，而且不知去向。

我们没心没肺地继续在院子里玩儿，院子很大，山上山下的，一直玩到天快黑了，肚子都饿了，也没有谁家的大人回来。

我们急了，到处打听，最后在传达室那里听说所有的人都在大礼堂里开会。

我们一群孩子马上奔到大礼堂，发现门口有解放军站岗，不让我们进。

没办法，我们就坐在门口等啊等啊，等了很久很久，大人们终于陆续出来了。

奇怪的是，那天见到的所有人，不分男女，不分年纪，不分级别，都红光满面、满口酒气，嗓门儿特别大。

他们相互握手、拥抱，显得兴奋无比—他们中竟然没有一个人想起自己家里的孩子没人管，还没吃饭。

后来我才知道，那天下午传来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

所有单位在传达这个消息后都大摆“团结宴”。

所有中国人在那天可能都喝酒了，而且很可能都喝醉了。

因为那天意味着，十年“文革”结束了。

江边的小学校

一九七七年，我上小学了—重庆解放西路第二十五小学。

学校一面临街，和重庆日报社隔街相望，另一面是“滚滚长江东逝水”。

学校不大，没有一间教室的窗户玻璃是完整的，它们早在武斗的时候就被打得千疮百孔、满目疮痍。

到了冬天，风嗖嗖地透过碎玻璃往教室里刮，江边有多冷，教室里就有多冷。

“文革”刚结束那时，老师打学生是天经地义的。

我在班上很调皮，所以老师经常教训我，把我的手打得肿起老高，连筷子都拿不住。

有一次，我都忘了是出于什么原因，数学老师拿着尺子追着我打，我就围着教室狂跑，全班同学都笑疯了，站在桌上拍着巴掌呐喊加油。

这幕情景，后来我在讲述这个时期的工读学校的电影里看到过。

更过分的是，那时候在学校干了坏事儿，除了挨打还得挨饿。

那所小学校也是老式的筒子楼，一楼是部分老师的宿舍和仓库，楼上是教室。

我一旦上课犯了错误，干了坏事，就会被老师留下来，一留留到中午。

老师回宿舍吃饭了，还不忘把我带到他们家去接着罚站。

我记得有一次，老师一家人吃着香喷喷的饭菜，我就靠着门在边上站着，饿得几近昏厥，脑子里幻想了无数遍冲上去掀翻这一桌饭菜或者吃光这一桌饭菜的情形。

筒子楼里常年黑咕隆咚，大中午都见不着一点儿阳光，在昏暗的光线下，我饥肠辘辘地看着老师一家人吃饭的这一幕，现在想想我都可怜自己。

更惨的是，等外婆找到学校来，我手肿着，人饿着，回了家接着又得挨一顿打。

那时候因为调皮我没少挨打，但因为成绩还不错—我整个学生时代也就小学成绩混得还不错，也没少得到奖赏。

当时，学校发的奖品一般是两支带彩色橡皮头的铅笔，那就算高级的了，普通铅笔只要三四分钱一支，带橡皮头的好像是八分钱。

那个年代，学校教室的墙上挂着毛主席和华主席的画像，被喊到名字的同学上台领奖的时候得先给毛主席、华主席鞠个躬，再给老师鞠个躬，之后才能领着奖品下去。

这个风光的过程，我经历过不止一次。

没过多久，再上去领奖的时候，华主席的画像没有了。

又过了两年，也不用给毛主席鞠躬了。

当然，成绩不错并不能掩盖我太过调皮的光芒，老师们也因此很不看好我，只有我的第一个班主任董老师对我很好。

她是一个胖胖的老太太，特别喜欢我，那时候她就跟别的老师说，孟非这小孩儿将来准会有出息。

现在看起来，老太太还是相当有眼光的。

可惜她老人家已经去世了。

我曾经暗暗在心里想，我要是当了皇上，一定追封她老人家为国师。

二十五小的学习生活到我上四年级时结束了，我家举家搬到了南京。

从那时起，我的童年逐渐变得灰暗。

就从我那一届开始，小学实行六年制。

我哥比我早一年上学，他五年级就毕业了，到我这儿就变成要上六年了。

看星星斗蛐蛐夹竹桃做伴

小时候，我常去江边玩儿，捡鹅卵石往水里打水漂。

也经常在山坡上想着法子把野草打个结，小朋友各拿一头，看谁能拽得过谁。

等到漫山遍野的夹竹桃开花了，我们就满山跑。

夹竹桃属于灌木，川渝一带特别多，不开花的时候很难看，一开花就是大朵大朵的，粉红色、大红色，一开一片山，到处可见其绚烂。

直到现在，我看到夹竹桃开花仍然觉得特别亲切。

和现在的孩子比起来，我的童年还算是很有些意境的。

我一直觉得现在的孩子，尤其是城里的孩子，他们的童年很无趣。

因为他们的生活里没有一片敞亮的天空可以让他们仰望蓝天白云，也没有空闲的时间可以让他们望着满天星斗发呆。

没有蛐蛐儿的叫声，也没有野花的摇曳，没有白天突然从树上掉下来的毛毛虫，也没有夜晚在草丛中飞舞的萤火虫，他们甚至从来没有感受过听见小巷深处传来叫卖声的兴奋。

现在的孩子已经远离了大自然的环境，他们的生活里，只有奥特曼、变形金刚、超人、蝙蝠侠和蓝精灵这些已经不具备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审美价值的东西了。

不过，小时候的我是盼着城市快快变化起来的。

隔江而望，对面有个水泥厂，厂里的两个烟囱成天冒着浓浓的白烟。

这在今天看来是面目可憎的东西，但是在我小时候，我由衷地觉得那是发达、繁华的象征—大工厂、大烟囱，只有城里才有，农村没有。

三、我的外婆

在重庆的童年岁月我完全生活在母系氏族里。

爷爷奶奶在南京，爸爸在西安电视台工作，我和外公、外婆、妈妈一起生活。

外公不常看到，他早先在西南局（中共中央西南局）的一个高干招待所工作，后来到一所离家很远的外国语学校工作了，一周回家一次。

外婆在重庆日报社上班。

到我上小学的时候，妈妈从重庆人民广播电台调到西安电视台和爸爸团聚去了，我就被彻底丢给了外公外婆。

好强漂亮的外婆

外婆是苦出身的家庭妇女，只有初小文化。

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搞妇女解放运动，街道的妇女主任说妇女现在都要工作，不能当家庭妇女，于是外婆就响应号召去工作了。

当时的新华日报社就在外婆住的那条街上，于是外婆就去了当时的新华日报社。

后来新华日报社迁到南京，重庆原来的报社成了重庆日报社，外婆就在那里，一直干到了退休，现在是重庆日报社还健在的员工中资历最老的。

外婆和外公的文化程度都不高，忠厚老实、勤勤恳恳地生活了一辈子，左邻右舍的关系都特别好，重庆日报社的老员工都知道他们。

直到前些年，重庆日报社分福利房都还有我外婆的指标。

早先根据工龄，外婆买了报社的一套二手福利房，我回重庆时看过，有一百零几平方米。

外婆让我猜猜这套房子要多少钱，我说：

“哎哟，您工龄那么长，估计十万八万吧？

”外婆无比骄傲地告诉我：

“一万！

”

我得说重庆日报社是个独树一帜神奇的单位，福利和人际关系温暖得让人简直不敢相信这是在改革开放以后还能存在的事情。

比如“顶职”，爸爸退休了，儿子进报社，有的儿子、儿媳都进去了，一家人好几口子都在报社工作的比比皆是。

我有很多小学同学，他们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都是重庆日报社的。

用我妈的话说，重庆日报社有点儿氏族公社的意思。

早些年国企都是这样，这种社会主义的温暖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前也还算正常。

上次回重庆见到那些从小一起玩儿的小伙伴，他们现在都已是中年，很多已经是报社的中层领导干部了。

其中有一个姓白的哥们儿，现在是报社车队的副队长，他在酒桌上喝得有点儿高了，拉着我的手深情地说：

“没得啥子说的，下回儿你再回来，我派凯斯鲍尔去接你！

”我震惊了：

“我回来就一个人，用不着大客车吧？

”他又喝下一杯之后拍着我的肩膀说：

“哎呀，车子大点儿，里头空气好点儿嘛！

”瞧瞧，什么是感情！

重庆日报社的福利特别好，什么东西都发，包括房子。

报社有点儿钱就盖房子，福利房制度延续了很多年。

分福利房是要论资排辈的，外婆的工龄比总编的都长很多，虽然没有行政职务、没有党龄，但工龄的硬杠杠比人长出一大截，没几个领导能比。

外婆在前两年才彻底来南京定居，之前是断断续续地来，因为她离不开重庆日报社那个温暖的环境。

在报社所有人都认识她，因为曾经在幼儿园工作的缘故，都八十多岁的人了，整个报社的人还是都叫她“姚阿姨”。

外婆年轻的时候非常漂亮，跟小时候看的《大众电影》封面上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女明星差不多。

外婆生我妈的时候只有十六岁，所以外婆带我的时候也很年轻，才四十多岁，看上去就跟我妈似的，学校里的很多老师都不相信那是我外婆。

外婆管我很严，我妈都没怎么打过我，尽是我外婆打了—老人特别看重学习成绩，经常为我没有考第一名或者没有考满分把我打得鬼哭狼嚎。

那时家里的任何重大决定都是外婆说了算，外公从不发言，工资是一分钱不剩全给我外婆。

外婆特别擅长操持家务，里里外外都是她一个人打理。

重庆女人很少有不会做菜的，就是在特别会做菜的重庆女人中，外婆的手艺都是远近闻名的。

现在外婆都快九十岁了，我妈烧菜的时候外婆还会在边上看着，用重庆话拉长了声调指挥：

“先弄那个，然后放这个……”

外婆不仅菜做得好，我和我哥的衣服也都是她买布回来，自己裁、自己做的，连当时刚刚出现的夹克都是自己做，做出来的跟商店里卖的一模一样。

那个年代，老人特别怕孩子穿得不好出去被人看不起，在外公外婆的意识里穷人家的尊严感特别强，所以每年大年初一，外婆必定会让我们哥儿俩穿上新衣服出门。

那时候买布是要布票的，为了我和我哥过年的两套新衣服，外婆每年都从八九月份就开始攒布票，不够的话就想其他办法。

外婆家很多邻居是光棍，用不着布票，外婆就用家里的烟票、酒票跟他们换布票。

就这样一直攒到年底，外婆买来布料，在昏暗的灯下拿划粉画线裁料，然后上缝纫机缝，赶在年三十晚上一定把衣服做好。

大年初一我们哥儿俩出门，一定是从上到下一身新，每年的新衣服邻居们都夸好看。

外婆有着劳动人民传统的热情好客。

我妈的很多同学都在重庆，当初他们大学刚毕业，很多人还没结婚，一帮同学一到星期天就上我外婆家蹭饭。

到现在，我妈那些都七十多岁了的同学看见我还跟我说：

“孟非啊，你外婆做的菜太好吃了。

”我妈的这些同学周末来外婆家蹭饭，一直持续了很多年，直到他们陆续结婚。

外婆家平常就她和外公两个人，非常省吃俭用。

外公在高干招待所上班，经常不在家住，所以他的粮票、油票、副食票就都省下来了，这样每次我妈的同学们来，才有一大桌好吃好喝的。

老实巴交的外公

我外公是一个善良且寡言少语的人，我现在都记不清他曾经跟我说过的话。

可这么善良老实的一个人却偏偏长了特别凶的一张脸，还有一副大嗓门儿。

因为文化程度低，表达有障碍，容易着急，一张嘴就是一嗓子，很吓人，院子里的小孩儿大多都怕他。

外公是常州武进人，本来是做金银首饰的工匠，抗战爆发后，老百姓往内地撤，在逃难的路上外公认识了外婆，然后就结伴儿逃难到了重庆。

当年漂亮的外婆之所以嫁给外公，也是因为穷，当年我外婆姐妹两个，妹妹被抱到了别人家养。

一个外地人来到重庆，那时候也没地方让外公继续靠做首饰的手艺谋生了，老实巴交的外公就在一个饭店当服务员，后来西南局进驻重庆办公，外公又在西南局的高干招待所当服务员。

其实当时外公有个远房亲戚混得不错，开了个比较大的饭馆，就在解放碑，但是外公没有去投奔他，而是靠自己赚钱养家糊口。

经常听外婆回忆说，外公在西南局的招待所经常可以见到贺龙、陈毅、邓小平这些大人物，据说，外公还和周恩来的一个侄子有些交往，但当时并不知道他和周恩来的关系。

外婆跟我说，那个年代，想在重庆出人头地、过得比别人好，只有两条路：

要么跟政府的人混，要么跟袍哥混。

袍哥是重庆特有的江湖文化。

当时重庆盛行一种民间帮会组织，叫袍哥会，里头的成员被称作袍哥。

当时的重庆人甭管是干什么的，即便是擦皮鞋、饭店跑堂的，只要跟袍哥沾上边儿，就能混出头来。

但是外婆总是跟我说：

“你外公，又不跟政府搞在一起，袍哥也不沾，就是老老实实地一个人拼搏。

”

很多人会习惯性地认为，儿时生活在“母系氏族”里的孩子，性格中很可能会出现诸如胆小、软弱等缺陷，但是我自认为好像没有。

也有很多人认为，父母离异的孩子的性格会有缺陷。

在我十几岁的时候，也就是所谓的青春期吧，父母离婚了。

其实我整个少年时代都是在父母冷战的气氛中度过的—他们从我小学四年级时就开始冷战，到我高中毕业才离婚—这么多年的家庭矛盾，确实给我带来了痛苦和阴影，但我自己觉得我的性格似乎也没什么障碍，人格似乎也挺健全的。

所以我在《非诚勿扰》节目中，一听有些人动辄说不找单亲家庭的，单亲家庭出来的孩子会怎么样怎么样，我就觉得这种想法很多时候都是人云亦云的想当然的结果。

扛电影胶片机的老爸

我父母是北京广播学院的同学，一九五九级的。

那时候北广刚建校，他们算是新中国广播电视界的“黄埔一期”。

一九六三年毕业后，他们分居两地，父亲被分配到西安，母亲被分配到重庆。

父亲被分到西安后参与了创建西安电视台，也就是现在的陕西电视台的前身，据说当时参与建台的总共只有七个人。

母亲被分到了重庆人民广播电台，小时候，我就住在电台的宿舍区里，到了周末就去重庆日报社家属区看外公外婆。

外婆年轻时很漂亮，我妈也继承了她的长相，听说当年我妈还是北广的校花。

一开始我以为只是别人随口的奉承话，后来碰到很多我父母的同学，那帮老头老太太都这么说，我就相信了。

当年在北广，我爸妈恋爱的消息传出后，其他同学都感到很意外。

据说当初追我妈的人挺多，其中有条件相当不错的，但她最终和家庭出身不好但学习成绩不错的我爸走到了一起。

在当时，他们是典型的两个不同阶级的年轻人的结合，留给了周围人太多的不解。

现在想起来，我觉得在那个年代，他们对爱情有着比较纯粹的追求，我妈又属于当时的“文艺青年”，胸怀“进步思想”，所以和我爸走到了一起。

听说，他们那个班里最后结婚了的有好几对儿。

当初他们走到一起是有很大阻力的，来自两个家庭的阻力，按当时的话说叫“来自两个阶级”。

我爷爷是小资本家，在那个年代，家庭成分不好，但是我父亲成绩不错，做人也低调，加上那时“文革”还没开始，所以考上了大学。

父亲家的亲戚们对过去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