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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方案讨论中的争议
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方案讨论中的争议
2012年07月02日07:
53来源:
南方都市报 作者:
吴瑶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执行院长李实
尽管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并未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讨论,但距离方案出台的时间确实不多了。
今年3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其任内最后一次全国“两会”答中外记者问时曾表示:
“在我任职的最后一年,我们政府将做几件困难的事情,一定要做,努力做好,而不留给后人。
”“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制定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
”
制定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的任务曾多次在国务院常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被提及。
国务院批准发改委《关于2012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也明确指出,“抓紧制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总体方案,完善工资制度,健全工资正常增长机制。
”
我国GDP每年以大约8%的速度增长,我们的收入是否也有8%的增长呢?
你是否感觉自己的收入与朋友的差距越来越大?
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何时才能与城市居民“同工同酬”?
这些,都是收入分配涉及的问题。
据报道,2004年,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方案开始由国家发改委就业与收入分配司酝酿起草,2007年-2009年间,先后举行过六次征求意见讨论会,据了解,2010年初已经形成一个方案上报国务院,其间又经过修改,2011年12月有媒体透露,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的最后一稿已上报国务院。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执行院长李实从事收入分配研究已经二十多年,曾多次参与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的征求意见讨论会。
近日,李实就收入分配改革相关问题,接受南都记者的专访。
收入差距过大、分配不公是目前的两大问题
南都:
据悉,你从1988年就开始从事收入分配方面的研究,当时是在什么情况下参与到这个领域的工作了呢?
李实:
当时有几方面的原因。
一是上世纪80年代后期,由于个体经营的发展,收入差距问题出现一些苗头。
个体经营、私人企业人群的收入往往偏高,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带来一个收入分配失衡的问题。
再有一个就是,国企正处在改革前夕,国企内部的收入分配并没有理顺。
存在着一个吃大锅饭的问题,为了落实按劳分配,对国企内部的分配制度加以改革,(这是)一个涉及到全社会收入分配制度的重建和改革问题。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认为收入分配问题可能成为将来社会当中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所以在社科院经济所的时候,就建立一个收入分配课题组。
另外,当时很多国外的研究机构对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开始关注。
像福特基金会,他们也找到社科院经济所,说想资助你们做国际课题合作研究,也把收入分配问题作为其中被资助的课题之一。
南都:
在你看来,收入分配问题在这20多年发生了什么变化,有什么问题是一直都没有解决的呢?
李实:
过去20多年当中,我们国家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
上世纪80年代,大家批评最多的是平均主义、大锅饭的问题,可能现在大家关心更多的是一个收入差距过大、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再一个就是收入分配制度发生了很大变化。
过去主要还是计划经济下比较集中的工资管理制度,现在已经慢慢地形成了一个多元的分配制度,它有按劳分配的因素在里头,同时更多的可能是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分配格局。
)
在这样一个分配格局下,应该说分配制度本身并不很系统或者合理,分配当中出现的问题很多。
大家一方面在抱怨收入差距过大,另一方面也感觉到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收入分配不公问题,这种收入分配不公表现形式多种多样。
比如垄断部门收入过高,这个问题讨论了很长时间,社会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还有就是政府部门对经济的过度干预。
加上一些政府官员利用权力来寻求个人利益,带来了很多的灰色收入、非法收入,包括腐败问题,这都对收入差距、收入分配产生很大的影响。
我们很多的收入分配政策没有随着经济转型发生相应的改变或改革,比如说为什么中国的城乡差距这么大,因为长期实行了城乡分割的社会管理政策,包括限制了户口、人口流动的户籍制度。
另外,城乡的公共服务投资机制也是不一样的,这样由于农村的发展远远落后于城市的发展,带来城乡差距不断扩大。
政府部门考虑较多的是方案可操作性
南都:
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从2004年开始酝酿,后来也经历了很多次意见征集,你参加过这方面的会议吗?
李实:
我参加了其中几次的讨论,2006、2008年。
我在会议上提出的建议,现在能记住的就是,要关注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可能更多的还是要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这种收入分配不公往往是老百姓反映比较强烈的问题。
怎么理顺分配关系?
当时我提得比较多的都是这些层面的问题。
当然在意见征集中也有一些不同的观点。
南都:
每次讨论中比较大的争论点在哪里?
李实:
就比如说关于垄断部门高收入问题,大家可能认为在操作上会有困难,怎么来界定什么是垄断部门和非垄断部门,实际政策执行过程中可能会有些困难,它是否带有很强的可操作性。
另外一个争论是解决城乡收入差距的问题,有人认为这是个发展阶段过程当中出现的问题,不认为政府政策能够起多大的作用。
例如说,解决农民工的问题,很多人会认为给农民工更平等的公民待遇,可能会给城市人口带来压力。
总之不同政策肯定会带来负面作用,可能很多人关注更多的是负面作用,学者之间看问题的角度不太一样。
南都:
当时参加意见征集的政府部门官员给过你们怎样的意见反馈?
李实:
一般政府部门考虑比较多的是可操作性。
他们总是强调中国的现实,强调这个政策有没有可能获得高层的认同和通过,因为收入分配问题毕竟是一个复杂的利益关系调整,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阻力。
如果实行一项新的政策,会不会带来其他部门的反对等等。
)
南都:
强调可操作性的话,作为学者会给他们怎样的具体建议?
李实:
任何一项政策不可避免地会带来积极和负面的作用。
问题就在于你要做出一个政策选择。
取决于你对这个问题本身重要性的认识。
比如你是把效率还是公平放在一个更高的位置,有很多官员可能认为中国现在还没到需要进行收入再分配的阶段,可能更多的还是应该强调经济发展。
中间肯定会有一些争论或者交锋,作为学者只是把你的观点表达出来,具体能够多大程度上影响政府取决于政府本身。
南都:
方案一直都没有出台,除了你刚刚说的可操作性之外,还有哪些阻力可能会阻碍它能够顺利地出台,然后实施?
李实:
从制定方案的部门来说,也面临着大的难题。
如果方案搞得很笼统,没有对具体的问题提出解决办法,可能会让社会公众很失望。
而你要是提出很多具体的解决办法,就有可能会受到很多部门的阻挠。
因为任何一项政策一旦具体化,都可能和一些部门利益密切相关。
比如要提出来提高低保标准,财政部门会想是不是有足够财力支付。
如果要提税收改革,税务总局有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看法。
垄断部门收入分配改革从工资机制开始
南都:
2006年的时候就已经有报道说收入分配应该把垄断部门的改革放在重要位置,也要区分劳动收入、资本收入和垄断收入等,你认为这种方式有办法实现吗?
李实:
应该说解决的办法是有的。
从理论上来说,垄断部门很难把垄断收入和经营效益严格区分开,但从工资决定机制来看,垄断部门的高管、员工工资的决定可以参照非垄断企业,按照同工同酬的基本原则,一般来说工资水平应该遵守一个基本的标准。
在实际操作上是可以做一些事情的,问题在于愿不愿意去做。
南都:
改革垄断部门工资机制方面有什么好的做法和借鉴吗?
李实:
国外有很多可以借鉴的办法。
比如像法国,国有企业高管是按照公务员标准,他的工资水平和政府公务员工资相差不大,可能会有一点企业性质的补贴,但是差别不是很大。
而像英国一些国有企业高管的工资,是由外部的薪酬委员会来评估,而不是由你企业内部决定。
南都:
还有人建议加大国企上缴中央财政的力度来能够推动工资机制的改革,你怎么看这种做法?
李实:
国有企业这几年它的利润增加很快,这部分利润大不是来自所谓经营效益,而是来自于它的垄断地位。
在这种情况下,它的利润的分配就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国有企业属于全民资产,应该是全民共享的,但是全民共享的机制怎么建立起来?
一是作为财政收入的一部分,国有企业的利润纳入到财政预算。
即使不是纳入到财政预算,它自身的经营效益也应该成为一个单独的预算,由一个专门的国有部门或者政府部门来管。
另外,即使国有企业垄断破除不了,那么这个垄断利益应该由谁来支配?
这不应该由国企自身来支配,更不应该由国企的高管来支配,有些国家会把这种资产划拨到一些社会福利机构,我们不也是有养老基金会或者社会保障基金会吗?
那么社会保障资金的一部分可以来源于国有资产的收入。
如果国有资产划拨到这些部门,由基金来管理,那么利润分配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
南都:
你了解具体的收入分配方案里头怎么去调整不同性质、不同规模的企业的员工收入差距?
有没有一些可以参考的做法或者提出在意见里头的?
李实:
如果企业都竞争的话,工资差距也会存在,但大家并不认为这是一个很不合理的事情。
按照一个市场经济的模式来说,市场竞争不可避免地会带来优胜劣败。
政府能够做的是给这些失败者提供相应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不至于失去最基本的生存保障。
现在竞争还没有完全实现,而政府的过度干预,又从生产过程中获得很多自身的利益。
政府收入应更多转移支付到居民身上
南都:
也有专家针对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提出要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你是怎么看待这种的做法?
李实:
我一直在讲,最低工资标准是起到保护弱势人群的作用,但起不到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
为什么?
如果定得低的话,它对收入分配几乎不产生影响。
如果定得高,可能会提高工资收入水平,还会带来失业问题。
因此它对收入差距的调节作用是非常有限的,所以不应该把最低工资标准看作为调节收入分配的工具,而更多地看作是对弱势劳动力的工资保护机制。
南都:
有观点认为重新分配现有收入有难度,建议能否从增长的这部分进行分配调整,这种办法是否可行?
李实:
有很多人说改革往往是从流量开始,存量不太容易改革。
改革流量也是对的,但问题是要选择一个比较好的机制。
以政府的财政收入为例,每年新增的财政收入如何使用,如果更多用于民生,用到比较落后的地区,用到农村,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政策选择。
问题在于你要有一个比较好的机制,要能够建立起来。
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利益集团不仅仅会对你有关存量的政策加以影响,它可能对你流量的政策也会加以影响。
南都:
那么居民收入增速和经济增速两者关系今后会呈现怎样的发展趋势,居民收入占经济收入的比例越来越低的状况会不会改变?
李实:
改变还是取决于政府政策的一个调整,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现在居民收入份额的下降很大程度是由于政府收入的不断增长。
但如果政府收入结构,特别是支出结构加以改变,比如过去可能只有20%的收入用于社会保障和民生,那么如果比重提高到40%,居民收入自然会提高。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政府收入当中的有一部分可以通过转移支付的方式转移到居民身上,但目前这一块太少了,太少的原因是政府老是愿意花钱去搞各种各样的基础建设。
)
南都:
你觉得现在在收入分配改革方面存在反改革的情况吗?
李实:
收入分配的问题很多,但没有太多直接的退步,因为反改革的东西毕竟拿不到台面上来,反对的都是比较具体的,像垄断企业的问题。
有些人只是说,你没法鉴定垄断企业。
因为垄断企业效率高,人们并不会直接提出一些反对。
毕竟主流的观点还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改革。
采写:
南都记者吴瑶实习生陈昔蒙发自北京
上世纪80年代,大家批评最多的是平均主义、大锅饭的问题,可能现在大家关心更多的是一个收入差距过大、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收入分配不公表现形式多种多样。
比如垄断部门收入过高,还有就是政府部门对经济的过度干预。
加上一些政府官员利用权力来寻求个人利益,带来了很多的灰色收入、非法收入,包括腐败问题,这都对收入差距、收入分配产生很大的影响。
(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如果搞得很笼统,没有对具体的问题提出解决办法,可能会让社会公众很失望。
而你要是提出很多具体的解决办法,就有可能会受到很多部门的阻挠。
因为任何一项政策一旦具体化,都可能和一些部门利益密切相关。
国有企业这几年它的利润增加很快,这部分利润大不是来自所谓经营效益,而是来自于它的垄断地位。
这个垄断利益应该由谁来支配?
这不应该由国企自身来支配,更不应该由国企的高管来支配。
因为我们现在居民收入份额的下降很大程度是由于政府收入的不断增长。
但如果政府收入结构,特别是支出结构加以改变,比如过去可能只有20%的收入用于社会保障和民生,那么如果比重提高到40%,居民收入自然会提高。
政府收入当中的有一部分可以通过转移支付的方式转移到居民身上,但目前这一块太少了,太少的原因是政府老是愿意花钱去搞各种各样的基础建设。
编号:
建议25717号
建议主题:
《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应该把取消退休双轨制、缩小养老金的悬殊差距问题写入其中
建议类别:
民生类
建议人:
宫正平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提交时间:
2012-09-1010:
58:
37
内容:
《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应该把取消退休双轨制、缩小养老金的悬殊差距问题写入其中
在历时八年的争议后,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有望在今年10月推出。
据悉,国家发改委已经完成了《方案》初稿的起草工作,目前正在深入征求部级以上官员对《方案》的意见。
(2012年05月22日经济参考报)
《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是国家指导分配的纲领性文件;是全国各界人民群众收入的主要依据;更是关乎千家万户和每个公民切身利益的重要法规!
事关国计民生、影响巨大而深远,理所当然的受到全国人民的万众瞩目!
据透露,即将出台的《方案》共涉及十大问题,包括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工资正常增长和最低工资标准、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与收益分享制度、公共资源出让收益的全民共享机制、高收入者的税收调节、国有企业金融机构高管人员薪酬管理以及公务员津贴补贴和事业单位绩效工资等。
(2012.8.27经济参考报:
《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方案有望10月出台》)
《方案》涉及到的内容可谓不少,也不能说不全面。
但是否真正体现了民声民意,突出分配重点了呢?
我看还有距离。
特别是企退人员长期呼吁、诉求;各界人民群众热情关注、关心;两会代表与委员们年年都有提案与建议;甚至早已街谈巷议、家喻户晓、企退人员愤愤不平的,至今依然没能解决好的养老不公问题,却没能写入《方案》。
为什么在我国应该把解决养老不公问题写入其中,应有如下理由和根据。
一是,无数铁的事实证明,取消退休双轨制、缩小养老的悬殊差距问题,是牵涉千家万户的民生大事,而且是当今社会民生民意中大事中的大事。
二是,至今为止,由退休双轨制导致的全国6000多万企业退休人员的养老金,人均水平还不到1600元。
这其中还包括垄断行业的高薪退休人员。
如果除了高薪退休人员外,恐怕收入在1000元至1200元的企退人员比比皆是!
所以说,虽经8次连调企业人均养老金依然过低、过少,依然生活艰难。
三是,虽然经过8次连调,但由于“月亮走、我也走”、龟兔赛跑式的调整方式,企业养老金与机关事业单位相比,其差距依然有3倍以上的悬殊和天壤之别!
而且至今没有人对这个连国家总理都认为“不合理”并造成两极分化的养老待遇做出让人服气的解释!
本该缩小的养老差距不仅没能缩小!
相反还在没有任何根据的过大和悬殊!
四是,退休政策导致的养老金待遇两重天,完全抹杀了企退人员的历史的贡献,让曾经做出重大贡献的企退高级知识分子等科技人员和各级干部成为二等甚至是末等公民,这是天下最大的不公平、不公正。
而且已经成为当今社会不和谐不稳定的最重要因素。
所以解决好这个不公问题,是众望所归、历史的必然,且早已成为社会最大的民声、民意!
五是,为了解决这个不公问题,人民政府在《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2006年—2010年)》中曾经提出:
“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水平与机关事业单位人员退休费水平形成差距,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
”因此,《纲要》曾把“缩小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水平与机关事业单位人员退休费水平的差距”作为“十一五”时期的一项重要任务列入其中。
但这项任务的完成受到了阻挠,最终成为泡影!
六是,根据两会期间解决养老金差距过大、过于悬殊的意见与建议,国家财政部于2007.3.18在部网站做了《关于“请中央财政高度重视落实企业离退休人员养老保险补助资金,切实解决企业离退休人员养老金太低问题”建议的答复》(摘要)。
财政部在第二部分答复的内容(关于企业退休人员待遇问题)中曾说:
“根据中央部署,近期将对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进行较大幅度调整,并要求各地继续向企业退休科技人员和退休早、养老金相对偏低的人员倾斜。
上述养老金调整政策落实到位后,将相应缓解企业与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待遇差的矛盾。
”(财政部网站)
这个《答复》意见是“根据中央部署”做出的,显然不仅是财政部的意见,更是党中央的声音!
是国务院的声音!
但遗憾的是,这个庄严的承诺,至今也没能兑现!
养老待遇差距依然越来越大!
七是,由于退休双轨制导致悬殊的养老差距,使6000多万企退人员及其上亿家属被打入另册,他们不服气、不认输、不想坐以待毙!
多年来以企退高工为代表的企退人员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抗争。
他们坚持长期呼吁、诉求、信访、走访,甚至不少地方的大量企退高工集体上访已成家常便饭……。
退休双轨制导致的悬殊养老差距,已经造成了社会不和谐不稳定!
……
《方案》的任务应该是规范分配乱象;纠正分配失误;制定分配政策;缩小不公差距;突出分配重点;破解分配难题。
从而公平、公正、稳妥的解决好全国的收入分配问题。
所以《方案》除了对国有企业高管和垄断行业的分配做出必要的限制;对机关事业单位的分配乱象做出相应的规范;对退休人员建立正常的工资增长和调控机制外,对长期不公的悬殊养老差距也应该进行必要的缩小、直至取消!
不管从哪个方面都应该看出,目前社会的养老金差距是最大也是最不公的差距!
更是迫在眉睫必须解决好的差距!
对于这么重要的而且早就应该解决好的民生民意问题,都不能列入《方案》之中,那么这个《方案》还有什么公平、公正可言?
因此,在《方案》出台过程中,除应该警惕“权贵利益群体利用规则制定权、资源分配权、监督管理权等权利大肆寻租”外,还应该特别注意“以贪腐官员为代表的权贵利益群体、以垄断企业为代表的垄断利益群体和以房地产业、资源行业为代表的地产和资源利益群体这三大公认既得利益群体”,利用其巨大的政治活动能量和社会影响力,阻挠改革的推进,扭曲公共政策的公平和公正!
事关重大的《方案》也应该是国家分配工作中的最后公平!
如果这个分配《方案》依然紧步退休双轨制之后尘、为权利自肥保驾护航的话,把该重点解决的养老不公问题抛在一边,那么退休双轨制导致的养老不公平、不公正,就永远也解决不了,这个社会的分配工作就永远也没有公平、公正的希望和可能!
因此建议:
《方案》不应该只让权利阶层满意,更应该使普通百姓满意、让整个社会满意!
在《方案》实施前必须拿出来晒一晒,做到完全公开、公平、公正,利用各种媒体、采取不同方式广泛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议。
从而保证老百姓的知情权、表达权和参与权!
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的起草工作于2004年启动,由发改委具体负责。
2010年初和2011年12月,发改委两次将方案上报国务院,但均未通过。
据透露,《方案》共涉及十大问题,包括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工资正常增长和最低工资标准、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与收益分享制度、公共资源出让收益的全民共享机制、高收入者的税收调节、国有企业金融机构高管人员薪酬管理以及公务员津贴补贴和事业单位绩效工资等。
贫富分化十分严重
中国已成全球贫富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数据表明,中国社会贫富差距由改革开放初期的4.5:
1扩大到目前的接近13:
1;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1998年的2.52:
1,扩大到2011年的3.13:
1。
全国收入最高的10%群体和收入最低的10%群体的收入差距,已经从1988年的7.3倍上升到目前的23倍。
全国居民基尼系数在1990年就已经达到0.445,接近国际上公认的0.45警戒线,农村居民基尼系数2011年达到0.3949,逼近0.4的警戒线。
收入分配改革刻不容缓。
既得利益群体阻挠改革进程
收入分配改革方案难产,最大原因在于它牵涉到了各种利益的博弈。
而在这些利益群体中,收入分配改革利剑所指的以贪腐官员为代表的权贵利益群体、以垄断企业为代表的垄断利益群体和以房地产业、资源行业为代表的地产和资源利益群体这三大公认既得利益群体拥有着巨大的政治活动能量和社会影响力,他们阻挠改革的推进,扭曲公共政策的公平和公正,最终造成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空有楼梯响,不见人下楼”。
权贵利益群体利用规则制定权、资源分配权、监督管理权等权利大肆寻租,获取非法收入和灰色收入;垄断利益群体通过行政垄断获得超额垄断利润,进而将超额利润部门化、个人化;地产和资源利益群体通过与权贵利益群体合谋非法攫取社会财富,成为现有制度下的食利群体。
收入分配改革绕不开对既得利益群体的利益切割。
分配不公危及国家发展
统计局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人均GDP已达到5432美元,处于900至11000美元的中等收入阶段的中端。
这表明中国已经到了必须直面和解决分配不公问题,切实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的阶段。
经验证明,在这一水平上,如果不能有效解决收入分配公平问题,民生福利和财富增长的不协调问题,经济发展成果不能为大多数人享有问题,社会问题将激化,国家极易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事实上,收入分配改革已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整体改革的一个关键环节,直接关系到中国能否摆脱“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层平飞状态。
出路在构建合理的约束、保障机制
收入分配问题,归根到底是民生问题,要实现分配公平,单单靠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调整个税起征点这样的小打小闹,已经毫无意义。
要想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上有所突破,就必须敢于正视制度弊病,破除既得利益群体的阻力,从制度上遏制权力寻租、垄断经营和官商勾结等行为,构建合理的约束、保障机制,推进收入分配制度实质性改革。
具体说来:
一是“提低控高”。
着力提高中低收入居民收入,加强对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的落实工作;建立工资正常增长的调控机制,提高劳动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限制高收入者的收入,重点控制垄断行业的过高收入,调控部分国有企业员工收入,推进公务员与事业单位人员收入阳光化、规范化。
二是“藏富于民”。
实施民富优先发展战略,大力为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提供良好市场环境,消除各种行政障碍,减少“有形之手”对市场运行的干预,限制政府规模和开支水平,严格规范对民营企业的税费征收,激发民营企业的创造热情;通过发展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扩大就业,提高企业和劳动者的收入水平。
三是进行财税体制改革。
适应政府转型需要,财税体制向“公共财政”和“民生财政”转型,淡化经济功能,强化服务作用。
四是推进配套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
收入分配改革事关国计民生,影响巨大,从当前形势来看,必须佐之以教育、卫生、医疗、住房、就业等社会保障体系改革,方能实现收入分配改革的初衷。
推进配套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逐步完善符合国情的比较完整、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鼎力收入非配改革。
(金爱伟:
中国宏观经济信息网研究部)
收入分配改革方案难产
中人网-国内政治 来源:
财新网 作者:
王莉日期:
2012-08-27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一块分外难啃的骨头,从其最初被提出至今已逾十年,方案仍迟迟未出,今年仍然可能“难产”。
今年“两会”期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铿锵有力地表示,在本届政府任期最后一年,一定要出台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总体方案。
随后,国务院常务会议将“制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总体方案”列于2012年要完成的七项主要任务之首。
方案牵头制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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