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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综述

 2008年政治经济学研究综述

胡家勇杨新铭陆梦龙

内容提要：

2008年，我国政治经济学界紧紧围绕改革开放30周年展开理论探讨，比较系统地总结了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分析了深化改革开放面临的挑战和基本着力点，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理论的研究更进一步，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问题研究有所进展，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

关键词：

改革开放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

200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我国政治经济学界紧扣这一主题，在总结改革开放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围绕中国改革模式、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理论等问题展开深入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理论成果。

下面对一年来政治经济学领域的研究进展作一简要综述。

一、中国改革开放经验总结

总结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经验，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奠定现实基础，是2008年政治经济学的一个研究热点。

1．中国改革开放的模式选择

政治经济学界对中国改革模式基本达成共识，即中国改革是一场渐进的、内生式体制变革。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体制改革30年研究》课题组[1]系统总结了改革开放30年的历程和经验，将改革开放进程划分为四个阶段：

改革的起步（1978-1984）、改革的全面展开（1984-199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1992-2002）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2002年至今）。

该课题组指出，中国模式的成功经验在于没有照搬西方标准化市场经济模式，而是按照内生性与自适性的要求选择适合中国国情的制度安排。

这种“边际演进”的渐进式改革通过“涓滴”和“墨渍”两种效应使市场的优越性在传统体制内渗透、扩散，避免了强制性改革导致经济呈现“L”或“J”型增长。

高尚全[2]将改革划分为目标探索（1978-1992）、框架构建（1992-2002）和体制完善（2002年至今）三个阶段，认为改革所取得的宝贵经验是将群众的创新实践理论化、制度化以形成推进改革的动力，坚持按照从易到难的次序逐步深化改革，在改革的过程中注重协调各方面利益，使广大人民群众能够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

江小涓[3]认为，在开放问题上，渐进与激进两种模式是各国根据自身初始条件选择的结果，并不存在必然的优劣之分。

她在回顾中国渐进式开放进程后指出，对外开放为改革创造了条件，成功推动了改革的深化。

但随着我国要素投入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升级，原有开放格局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减弱，这就要求在深入推进开放的过程中，注重依赖人力资本积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加快向“中性”开放体制的转变。

张宇[4]将改革视为一场与中国国情相适应，以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核心，以市场化、全球化和新型工业化为内容的经济变革。

这一变革充分利用了结构变迁、技术进步与制度创新的推动力，从而实现了经济的长期、稳定、可持续增长，为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

蔡继明[5]认为，改革的渐进变化体现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包容性，同时避免了转型中可能出现的制度障碍。

只有深入分析并解决现有的理论逻辑矛盾，改革才能得以继续深化，中国经济才能进一步发展。

2．中国改革成功的经验

通过回顾改革开放的30年历程，大多数学者认为，改革得以成功推进的基本前提是解放思想和顺应历史潮流。

逄锦聚[6]认为，改革最根本的经验是改革开放符合民心，顺应时代，坚持正确的方向和目标。

周新城[7]也将改革方向正确作为改革成功的关键，认为改革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前提下变革不符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经济体制。

厉以宁[8]比较了50年代和80年代的两次体制变革，认为中国成功实现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型最重要的经验主要有两条，一是通过解放思想破除了传统理论观念的束缚，二是以构建现代产权制度为核心的所有制改革奠定了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

因此，进一步的改革必须继续依靠理论创新和政府职能的切实转变。

陆铭[9]则把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归结为发展共识、必要的政府执行力、政治竞争、有效的激励与制度试验等多个有利条件的并存，这些条件促使中国在改革发展的进程中通过政策调整来选择出一套适宜的制度，以满足经济增长与平衡发展的需要。

中国下一步改革的方向就是使制度调整到更加契合经济发展的需要，从失衡式发展走向均衡式发展。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问题探讨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指导思想，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又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学术界在总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历程的基础上，比较深入地探讨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适用性、肩负的任务和方法论等问题。

1．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

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适用性，二是当代政治经济学所肩负的任务。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适用性问题是2008年的一个讨论热点。

胡代光[10]通过回顾100多年来西方经济学界对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发现在对待《资本论》的问题上，西方经济学家经历了“沉默——反对——重新研究，做出判断”的演变过程。

这一过程佐证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运行规律分析的正确性，因而其方法论在今天依然是适用的。

吴易风[11]的研究也发现，马克思经济学，尤其是《资本论》，在当代再次受到西方经济学界的重视。

虽然西方经济学界的研究既有对马克思经济学理论“清醒的评价”，也包含了“恶毒的攻击”，但马克思经济学基于劳动价值论的理论体系逻辑严密，萨缪尔森等人的批评不但没有驳倒，反而强化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论述的正确性。

因而，中国理论界更应重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没有任何理由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边缘化。

胡培兆[12]提出，要从历史和现实的双重视角来看待《资本论》。

《资本论》无疑符合资本主义在19世纪的发展状况，但时至今日，其中的许多理论已背离了现实发展状况。

这些理论包括对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的判断，劳动力价值由必要生活资料价值决定的规律，以降低劳动力价值为条件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等。

不仅如此，资本已经成为市场经济的一般范畴，而资本家的经济管理是高级生产劳动，按要素贡献参与分配，不再是剥夺者，因此“剥夺剥夺者”已经失去了现实意义。

生产要素虽不创造价值，但作为创造价值的必要条件也要参加价值分配，因此，收入分配的依据已经不再是单一的劳动价值理论。

西方政府对经济的大规模干预也表明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已在一定程度和范围被政府计划代替。

虽然《资本论》中这些具有明显时代特征的论述已不再具有现实基础，但一方面，《资本论》所体现的唯物史观仍然是观察经济现象，研究经济规律的科学方法，另一方面，《资本论》中不带有时代色彩的理论，如价值决定理论、可变资本与不变资本理论、资本积聚与集中理论、资本有机构成理论、竞争理论、资本循环和资本周转理论、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理论、利润平均化理论、生产价格理论、地租理论、工业化理论等等，依然是普遍适用的真理。

因此，今天应重在运用《资本论》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市场经济建设中的现实问题。

赵磊[13]反驳了胡培兆对《资本论》中“过时”理论的论述。

他认为，首先，《资本论》所论述的决定劳动力价值的“必要生活资料价值”是一个历史范畴，“必要量”并不是“不变量”，随着经济发展，劳动力价值会相应提高；其次，剩余价值包括绝对与相对两类剩余价值，劳动时间长短并不是决定剩余价值的必要条件，劳动时间的缩短并不意味着剩余价值的减少。

不仅如此，工人生活水平的提高是因为劳动效率提高了，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不是劳动力价值真的大幅度提高，因此，认为相对价值生产“不再以降低劳动力价值为条件”是不正确的；再次，创造价值不一定就能占有或充分占有价值。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决定价值分配的是“所有权”，而不是创造使用价值时的贡献额。

最后，尽管现代资本主义自我调控能力增强，但这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被计划所替代”。

经济学所说的“计划”与“市场”有特定含义，不能混为一谈。

此外，剥削是资本的本性，促进经济发展是资本的功能，不能把本质与功能混为一谈。

资本有没有剥削，资本家是不是剥削者，不是道德问题，而是实证问题。

邱海平[14]则认为，导致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的重要原因在于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核心的错误认识。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核心在于从理论上证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特定历史阶段具有合理性，是生产力发展的必要形式，但这种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只是历史发展的一个阶段，不是生产力发展的绝对方式，一定会被更高级的生产方式所取代。

资本主义的发展证实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这一主要结论。

但同时也必须看到，历史的发展的确在某些方面超越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分析和结论，因而只有发展和创新才能使马克思经济学更好地适应人类社会发展的需要。

对于当代政治经济学所肩负的任务，学者们大多强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首要使命是为改革开放提供理论指导。

洪银兴[15]认为，中国特色经济学从总体上突破了传统理论范式，其基本功能是对现实经济问题进行理论分析，因而研究应着重于生产关系的调整和改革，而不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比较，分析层面也应由经济制度分析扩展到经济运行、经济发展和经济政策分析。

裴小革[16]指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最重要的意义是为中国改革开放提供理论指导。

与西方经济学相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更具科学性，可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更具科学性的理论基础。

黄范章[17]认为，改革开放30年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逐渐完善的过程，这种制度创新与西方经济学所主张的发达国家的成熟市场经济体系具有本质区别，与传统政治经济学的主张也有很大差异，这就要求中国特色经济学的使命是为进一步改革开放提供理论支持。

胡钧[18]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首要原则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把握社会基本结构是建立中国经济学科学体系的基础。

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必须坚持以社会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以揭示社会经济运动规律为研究的最终目的。

2．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

政治经济学界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探讨沿两条线索展开，即对政治经济学假设和具体研究方法的讨论。

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假设方面，余斌[19]指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假设是为了排除不相干的从属因素的干扰，以便研究相对纯粹的事物现象，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其设定是在反复分析论证后得出的，因此，马克思经济学的假设是以坚实的科学分析而不是以主观臆断为基础的。

需要强调的是，这些假设并非僵化不变，而是随着问题深入与历史逻辑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

方兴起[20]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假设分为两种：

一是经济理论赖以成为“普遍原理”的限制性条件假设，二是没有完成从抽象到具体过程的理论表述，也就是假说，如劳动价值论。

程恩富[21]以理论假说的形式探讨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著作中的基本原理和当前重大经济理论问题，但许兴亚[22]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在私有制社会，对于现实的“资产阶级社会”和“资产者”来说，“经济人假设”是客观的、合理的和真正有效力的“理论抽象”，不单纯是一种“假设”，而对于不存在私有财产的社会来说，根本没有“私有”和“公有”的对立，也就不存在“利己和利他”的观念。

在具体研究方法层面，大多数学者的看法是，有别于西方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方法是历史唯物史观与整体研究方法，制度分析是这一方法的具体表现。

顾钰民[23]认为，制度分析的基本特点是抛开经济现象，重点研究经济现象背后的经济关系及其本质，以及它的运动规律。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作为广义制度的生产关系，因此，其基本分析方法是制度分析法。

马克思的制度分析不仅从不同层面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及其运行规律，还从社会化大生产的一般规律出发，揭示了各种具体制度与经济活动效率间的关系。

何爱平[24]认为，马克思超越西方经济学的根本方法在于以唯物史观为基础，侧重研究社会关系的制度分析方法。

于金富[25]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和当代资本主义的“反常现象”提出了创新马克思主义制度分析方法的要求，新制度经济学尽管其阶级立场、价值观等理论硬核是错误的，具体分析方法还有其科学性的一面，这就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提供了参考。

因此，应该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硬核的基础上，借鉴融合新制度经济学的优点，构造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分析范式。

基于唯物史观和整体分析的科学性，人们通常忽视了马克思对具体经济问题研究过程中所做的个体分析、实证分析、动态分析等，而误把马克思经济学方法论简单归结为规范分析方法，并认为西方经济学的实证分析在方法论上更科学。

2008年，学术界在强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唯物史观和整体分析方法的同时，还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多样性。

卫兴华、张建君[26]指出，《资本论》等经典著作还运用了层次性研究方法，是整体主义方法论和层次性方法论的结合，具体包括演绎主义的分析法、数理实证及建模分析法、引证法、实验研究法、归纳和演绎分析方法以及历史主义研究方法等。

何爱平[27]在比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基础上发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宏观分析具有坚实的微观基础，马克思所主张的历史与逻辑统一的分析方法，是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有机结合的“动态实证”方法，已经超越了他所处的时代。

政治经济学界越来越注重将定量分析技术引入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中。

已有学者尝试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数学化，如许光伟[28]将劳动价值论模型化，吴杰、覃永安[29]则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运用综合效用论构建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商品交换模型，徐跃华[30]在均衡条件的基础上运用微分方程替代马克思所使用的代数方程，建立了马克思经济增长动态模型，并分析了马克思均衡的稳定条件。

杨瑞龙[31]认为，中国经济学在经济改革的实践中不断创新，应更加重视以数学为基础的模型与计量分析方法应用，但同时也应防止僵化照抄照搬西方经济学理论，要排除过度注重数理分析的形式而忽视经济学的实际价值，避免产生过分强调数学推导而缺乏实际调研与数据支撑的空洞理论。

三、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理论

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从政治经济学角度阐释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理论，是2008年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点所在。

对科学发展观的探讨主要集中于如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对构建和谐社会的研究则着重于探索如何缩小收入差距。

1.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问题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在学术界和决策界早已形成共识，但成效并不明显。

2008年，学者们侧重于研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机制。

吴树青[32]认为，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到集约的转变并未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整体性突破，没能给经济发展的质量与效益带来实质性的提高。

因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核心在于调整发展结构与构造现代产业体系，通过增加居民收入，形成消费拉动的经济发展模式。

张军[33]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中国的增长模式以1990年为分水岭呈现明显的转型特征。

1990年之前的改革以分散的制度变迁、非国有部门的崛起和效率改善为核心，这种模式能够让大多数人分享增长成果。

1990年之后的改革则以政治集中和财税制度改革为核心，由此形成的“政治锦标赛”刺激了地方政府的投资动机，从而引发投资驱动型增长模式，在经济增长速度得以维持的同时，效率提高的速度则不断下滑。

刘志彪[34]认为，科学发展观要解决发展的量、质与持续性三个主要问题，而制度、技术和市场三个维度，从作用方式、方向到作用机制，决定了科学发展观的落实程度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可能性。

中国粗放式的制度结构诱导、激励和支持了粗放型的发展方式，而技术创新在促进市场发育的同时，也必然会进一步推动制度创新和要素投入结构的改善，从而带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

因此，合理的要素价格体系和环境价格必然会内生地矫正被计划经济所扭曲的发展方式，使“资源依赖型”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变为“创新驱动型”的发展模式。

吕炜、王伟同[35]认为，我国经济发展失衡是阶段型失衡与政府责任型失衡的混合型态。

在转轨背景下，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中市场与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边界不清造成政府偏好变化，再加上政府效率损失，导致政府的财政支出结构出现“公共服务提供不足体制性消费不足政府投资固化公共服务不足”的恶性循环，而经济运行则陷入“政府投资经济增长政府投资经济增长”的怪圈。

因此，要解决这种失衡就必须继续深化体制改革，一方面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为改革创造条件；另一方面要积极在体制层面解决诸多体制缺失的弊端。

2.构建和谐社会问题

收入差距问题一直是和谐社会研究的着力点。

刘国光[36]认为，我国在减少、消灭绝对贫困方面已经取得巨大成就，目前要防止相对贫困进一步扩大。

当前的许多不公平问题都发生在初次分配领域，而再分配无力从根本上改变初次分配形成的不公平格局，因此，应该在初次分配领域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贾康[37]认为，只有将公平区分为“公正”与“均平”才能摆脱关于“公平与效率”的传统争论，只有在正确分析收入差异成因的基础上进行分类调节才能有效缩小收入差距，政府应在确保公正的同时，通过再分配手段来抑制、缓解收入差距。

陈钊、陆铭[38]建立了一个内生二元经济模型来分析中国城乡之间收入差距的成因。

他们认为，城乡之间的空间分割逐渐减小，但社会、经济意义上的分割并没有削弱，劳动力流动反而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根本原因就在于城市具有城乡政策的单方面决定权，因此，改变城市单方面政策决定机制是实现城乡融合，促进经济增长与社会和谐的根本途径。

理论界还利用实证方法测算了当前收入差距状况，并据此提出政策建议。

杨承训[39]通过构造综合重度指数分析收入差距扩大的深度与广度，发现初次分配不平等是造成收入差距扩大的最重要因子，主张回归所有制关系决定分配关系的观点，将改革的重点确定在初次分配领域，完善以初次分配为核心的分配制度。

徐现祥、王海港[40]采用核密度函数估计我国收入分布状况，发现1978-2002年间高收入者收入的增长速度与增长幅度都远高于低收入者，初次收入分配呈双峰分布，存在两极分化趋势。

造成初次分配两极分化的原因是第一产业与非第一产业之间劳动贡献的差异，其它要素差异只扭曲了分配结果，因此，要完善而非否定当前的收入分配体制，消除劳动贡献差异，校正扭曲收入分布的因素。

一些学者还非常关注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问题。

蔡昉等[41]研究了二氧化硫排放量与GDP之间的关系，证实了中国整体“环境库茨涅茨曲线”的存在，而且东部地区已经先于中西部地区跨过转折点。

“环境库茨涅茨曲线”的存在说明环境改善是内生于经济发展的，但这一过程非常缓慢。

因此，要促进人与环境的和谐发展，政府必须以这种内在动力作为政策制定的基础，注重产业在由东部向中西部地区转移过程中发展方式的转变。

总之，2008年政治经济学界以总结改革开放30年的成功经验为契机，探讨了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问题，推动了科学发展观研究的深入，为2009年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起点。

注

[1]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体制改革30年研究课题组：

《论中国特色经济体制改革道路（上、下）》，《经济研究》2008年第9、10期。

[2]高尚全：

《我国30年改革的回顾》，《理论前沿》2008年第5期。

[3]江小涓：

《中国开放三十年的回顾与展望》，《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

[4]张宇：

《中国模式的含义与意义》，《经济学动态》2008年第11期。

[5]蔡继明：

《从体制改革到制度创新的启示与思考——纪念中国改革开放30年》，《经济学动态》2008年第9期。

[6]逄锦聚：

《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和基本经验》，《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双月刊）。

[7]周新城：

《我国改革的成功关键在于改革的方向正确》，《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学报》2008年第7期。

[8]厉以宁：

《思想解放、理论创新、经济改革——纪念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9期。

[9]陆铭：

《适宜制度、经济增长与发展平衡》，《学术月刊》2008年第6期。

[10]胡代光：

《千年最伟大的思想家——纪念马克思诞辰190周年》，《经济学动态》2008年第1期。

[11]吴易风：

《西方经济学家论马克思经济学——写于马克思诞辰190周年》，《经济学动态》2008年第1期。

[12]胡培兆：

《从历史与现实的双重视角看〈资本论〉》，《中国经济问题》2007年第6期（双月刊）。

[13]赵磊：

《为〈资本论〉一辩》，《当代经济研究》2008年第6期。

[14]邱海平：

《论马克思经济学的核心》，《当代经济研究》2008年第3期。

[15]洪银兴：

《中国特色经济学创新与发展中的与时俱进》，《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

[16]裴小革：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意义》，《学术月刊》2008年第3期。

[17]黄范章：

《探索、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30年》，《经济研究参考》2008年第30期。

[18]胡钧：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与发展和中国化》，《经济学动态》2008年第4期。

[19]余斌：

《马克思经济学说中的假定与西方经济学的假设》，《高校理论战线》，2008年第4期。

[20]方兴起：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理论假设》，《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双月刊）。

[21]陈恩富：

《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四大理论假设》，《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７年第１期。

[22]许兴亚：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如何看待“经济人假设》，《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双月刊）。

[23]顾钰民：

《马克思制度经济思想研究》，《经济纵横》2006年第6期。

[24]何爱平：

《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方法论比较研究》，《经济纵横》2008年第4期。

[25]于金富：

《构建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的科学范式——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比较研究》，《经济纵横》2008年第9期。

[26]卫兴华、张建君：

《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的整体性和层次性》，《理论月刊》2008年第1期。

[27]何爱平：

《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方法论比较研究》，《经济纵横》2008年第4期。

[28]许光伟：

《劳动价值论的数学模型分析：

方法论特性与建构》，《财经研究》2008年第4期。

[29]吴杰、覃永安：

《基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商品交换模型》，《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2008年第2期。

[30]徐跃华：

《经济稳定增长的条件与影响因素：

基于马克思均衡假设的考察》，《马克思主义研究》2008年第8期。

[31]杨瑞龙：

《改革开放的实践推动了理论经济学的创新》，《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

[32]吴树青：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关键》，《前线》2008年第1期。

[33]张军：

《30年来中国：

经济改革与增长模式》，《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1期。

[34]刘志彪：

《制度、技术与市场：

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三维结构》，《南京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

[35]吕炜、王伟同：

《发展失衡、公共服务与政府责任——基于政府偏好与政府效率视角的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

[36]刘国光：

《对十七大报告论述中一些经济问题的理解》，《经济学动态》2008年第1期。

[37]贾康：

《调节居民收入分配需要新思路》，《当代财经》2008年第1期。

[38]陈钊、陆铭：

《从分割到融合：

城乡经济增长于社会和谐的政治经济学》，《经济研究》2008年第1期。

[39]杨承训：

《“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经济学解析——兼论以初次分配为重点架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配理论》，《经济学动态》2008年第1期。

[40]徐现祥、王海港：

《我国初次分配中的两极化及其成因》，《经济研究》2008年第2期。

[41]蔡昉、都阳、王美艳：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节能减排内在动力》，《经济研究》2008年第6期。

（作者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