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武灵王胡服骑射.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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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武灵王胡服骑射

赵武灵王胡服骑射

司马光

三、文本资料

（一）赵武灵王改革

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赵国东北同东胡相接，北面同匈奴相邻，西北又同林胡和楼烦接壤。

这些都是游牧部族，他们经常以骑兵侵扰赵国，破坏赵国边地的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

为加强边防，公元前三○七年赵武灵王实行军事改革，“胡服骑射”，命令军队采用胡人服饰，改穿短装，束皮带，用带鈎，戴着插有貂尾或鸟羽的武冠，穿皮靴，藉以发展骑兵，训练在马上射箭的作战技术。

虽然这场改革侧重于军事方面，实际上就是政治改革的进一步深入。

这时肥义等大臣是改革的支持者，贵族公子成、赵文、赵燕等人是反对者。

公子成认为不该“袭远方之服，变古之教”；赵文认为“衣服有常，礼之制也”；赵造认为“圣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变俗而动”。

赵武灵王驳斥了这些谬论，说：

“理世不必一道，便国不必法古”，“以古制今者，不达于事之变”（《战略策·赵策二》）。

后来赵在攻取原阳（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东）之后，把它改为“骑邑”，用来训练骑兵，牛赞又出来反对，声称“国有固籍，兵有常经。

变籍则乱，失经则弱”；赵武灵王当即加以驳斥，指出“古今异利，远近异用”，“今重甲修兵不可以逾险，仁义道德不可以来朝”（《战国策·赵策二》）。

赵武灵王推行胡服是逐步推广的，先是以身作则，推广于家族中和朝廷上，再推广到官府中和军队中。

赵武灵王严厉驳斥了贵族中原有守旧的思想，从而提倡革新进取的政策。

胡服是胡人便于骑射的服装，推行胡服是为了学习胡人骑射的战斗技术，从而增强赵国的兵力。

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是亲自带头集中精力来进行的，是有计划而亲自逐步贯彻的。

他不但攻取中山和攻略胡地，藉此扩大领土，而且使这些游牧部族服从；并且收编了林胡和楼烦的骑兵，藉以增强兵力，使赵国从此成为与齐、秦并列的强国之一。

赵攻取中山和攻略胡地公元前三○七年赵攻中山到房子（今河北高邑西），次年攻中山到宁葭（河北石家庄西北），西略胡地到榆中，“林胡王献马”，由代相赵固“主胡，致其兵”。

榆中在秦上郡之北，北河以南，今陕西榆林以北地区，原为林胡游牧地区，因有广大的榆柳之林而得名，林胡这个部族就因游居在榆中而得名。

“林胡王献马”，就是表示从此归属于赵国。

“代相赵固主胡”，就是从此由赵固兼管这个林胡部族，“致其兵”就是收编林胡的军队。

公元前三○五年赵大举攻中山，由武灵王亲率右、左、中三军，并由牛翦率车骑，赵希统率林胡和代的军队，会合于曲阳（今河北曲阳西北），向北攻到恒山的华阳，向南攻到石邑、封龙（今石家庄西南）、鄗（今高邑东）等地。

次年攻取了榆中以北黄河上游河宗氏和休溷诸貉之地，设置了九原郡和云中郡。

“命吏大夫奴迁于九原（今内蒙古包头西北），命将军、大夫、適（嫡）子、戍吏皆貉服”（《水经·河水注》引《纪年》魏襄王十七年，《今本竹书纪年》“戍”改作“代”，“貉”改作“貂”）。

因为这一带居住民是貉族，因而穿貉服。

貉服和胡服大概是大同小异的。

公元前三○三年又攻中山，攘地北至燕，西至云中、九原。

公元前二九七年赵武灵王巡行新得之地，“出代，西遇楼烦王于西河而致其兵”，就是收编了楼烦的军队。

次年中山灭亡，迁其君于虏施（今陕西榆林南）。

赵武灵王不但推行了胡服骑射，攻取得大片胡地和中山土地，而且收编了林胡和楼烦的军队，因而军事力量大为加强。

（二）王士立：

北魏孝文帝拓跋宏改革

北魏太武帝以后，又历两帝，到皇兴五年（471），魏孝文帝拓跋宏继位。

此时北魏经济困难，社会矛盾激化。

北魏初期确立的宗主督护制，此时已不适应。

宗主们在政治上形成了许多大大小小的割据势力，成了中央施行政令的重大障碍；在经济上因他们控制的苞荫户多数没有户籍，成为宗主的私家人口，对国家征调赋税和徭役都很不利。

另外，北魏前期实行的“九品混通”赋税制度，此时已徒有其名，流弊甚重。

九品混通制原规定征收赋税时，由“县宰（令）集邑三老，集赀定课”，根据每户的资产多寡分为九品，按品征收。

但是到后来，实际上并不按规定征收。

这是因为世家大族隐匿大量的田地人口，造成贫富莫辨；官吏们畏于权势，纵富督贫、避强侵弱造成的。

北魏统一北方以后，对汉族地主阶级有所优容，但对各族劳动人民的剥削和压迫却有增无减，许多自耕农破产后，或投靠地主成为苞葫户，或流亡他乡卖身为奴。

社会循序一直动荡不安，各地不断发生农民起义。

以上情况说明，北魏立国后，虽经道武、太武两帝的改革，使社会开始向封建制转变，但这种转变很不彻底。

北魏的封建化改革直到孝文帝时期才告完成。

孝文帝时期封建改革的帷幕是由文明太皇太后冯氏拉开的。

冯氏，汉族，长乐信都（今河北冀州）人。

魏太武帝太平真君三年（442）生于长安。

祖父冯弘是北燕末代君主，父冯朗曾为北魏刺史。

冯氏幼年，因父罹难被杀而被没入宫中，由其姑母（魏太武帝的左昭仪）抚养教育。

文成帝兴安元年（452），文成帝拓跋濬即位，冯氏被封为贵人，4年后立为皇后。

文成帝和平六年（465），文成帝病死，年仅11岁的献文帝拓跋弘即位，尊冯氏为皇太后。

但朝政大权尽操车骑大将军乙浑手中，“乙浑专擅朝命，谋危社稷”，冯太后于天安元年（466）二月杀乙浑，临朝听政。

天安二年（467），献文帝之子拓跋宏出生，冯氏还政于献文帝，“躬亲抚养”拓跋宏。

魏献文帝不好时务，不理政事，并想传位其叔父。

皇兴五年（471）八月，年仅5岁的拓跋宏在冯氏的策划下被扶上帝位，是为魏孝文帝；尊献文帝为太上皇。

5年后，献文帝被冯太后毒死。

孝文帝尊冯氏为太皇太后，由她临朝称制。

太和三年（479），冯太皇太后令中书令高闾等修改旧律，新律于太和五年（481）冬完成，共832章。

新律对过去诸多酷刑，或减或删，并规定“枉法十匹，义赃二百匹，大辟”。

北魏建国以来，一直存有同姓相婚的旧习，冯氏在太和七年（483）十二月下令禁绝。

禁绝同姓相婚，可谓北魏孝文一朝汉化的开始。

太皇太后冯氏在小试改制之后，便于太和八年（484）至十年（486）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先后推行了4项重大改革：

一、整顿吏治

北魏自建国以来，百官均无俸禄，最初是依靠战争劫掠及分赏为生。

定鼎中原后征战日少，“诸州刺史，牧民之官，自顷以来，遂各怠慢，纵奸纳贿，背出缘私”；“廉者不得温饱，贪者坐拥厚资”。

为此，冯太皇太后于太和八年（484）六月议定百官俸禄，以官品大小受禄有差。

为支付俸资，“户增调三匹，谷二斛九斗”；“禄行之后，赃满一匹者死”。

并于九月颁诏规定：

以十月为首，百官按季受禄。

又严定罚章，将太和五年所定律令改为“义赃一匹，枉法无多少，皆死”。

颁禄后不久，冯太皇太后就分遣使者巡察地方守宰，处决犯赃者40多人。

孝文帝的舅公李洪之，亦因贪赃经太皇太后亲审赐死。

一时“食禄者跼蹐，赇谒之路殆绝”。

后来，以淮南王拓跋他为首的顽固势力依恋掳掠遗风，奏请“依旧断禄”，冯太皇太后召群臣计议。

中书监高闾据理力驳：

“若不班禄，则贪者肆其奸情，清者不能自保。

难易之验，灼然可知。

”冯太皇太后对此以为然，坚持推行俸禄制度。

太和十三年（489），南安王拓跋桢和汝阴王拓跋天赐因贪赃枉法，被冯太皇太后削封除爵，以庶入放逐。

班禄肃贪，使官场吏治有所澄清，不仅巩固了北魏的政权，还为随后进行的均田制等项改革创造了条件。

二、推行均田制

均田制作为中国古代一项土地制度，首先推行于北魏，后历北齐、北周、隋、唐各朝，前后近300年之久。

北魏推行均田制，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

首先是土广而人稀。

西晋末年以来，北方由于长期战乱，大批农民流徙死亡，出现了大量的无主荒地；加之北魏统治者几次大规模强制迁徙民众，政府封山禁苑，户绝地荒的现象十分严重。

其次是有相当的浮荫之口。

由于北魏初年租调较重，一般民户难以负担，宗主督护制又行之已久，故使大量农民或荫附在豪强大族门下，或游食漂荡，从而导致国家租赋收取困难。

为了保证财政收入，北魏政府必须给浮荫之户以土地，把他们束缚在土地上。

在均田令颁布之前，北魏也曾检括户口，禁断浮荫，试图从豪强手中争夺人口，由于偏于行政、法律手段，收效甚微。

在这种情形下，冯太皇太后采纳主客给事中李安世的建议，于太和九年（485）十月下诏行均田制。

其主要内容是：

（一）15岁以上，男子授露田40亩，妇人20亩，奴婢亦同。

耕牛一头授田30亩，以4头牛为限。

因“休耕”之需要，所授之田二倍或三倍授给。

露田不得种桑、榆、枣、果等树。

不许买卖，至老及身没则还田，奴婢、牛随有无以还受。

（二）桑田为永业田。

初受田者，男子给田10亩，需种桑树50棵、枣树5棵、榆树3棵。

奴亦同量。

限3年栽种好，否则收回所授之田。

桑田身终不还，可以买卖。

在适宜种麻地区，男子另给麻田10亩，妇人5亩，奴婢同等，皆从还受之法。

（三）年11岁至14岁和疲病之人，各授丁男田数之半。

分居新立之户，3口给地1亩，供筑居室；奴婢5口给1亩。

15岁以上给菜地1/5亩。

（四）广人稀的地区，地方守宰可将富余之地借民耕种，居民不得无故迁徙。

人多地少之区，增丁生口又不愿外迁者，在其家之田内调济解决，不另授农田。

愿外迁者，必须迁到地广土荒之地。

（五）地方官吏的授田分别为，刺史15顷，太守10顷，治中、别驾8顷，县令、郡丞6顷。

不得买卖，调职离任或罢官时移交下任。

均田制下所授之田，有露、桑、麻、菜田和宅地。

露田和麻田有授有还，农民只有使用权而无所有权。

桑田、宅地等为民所有，可世代相承；但桑田若不按时栽种则夺之充公。

桑田授之不还，是为保证树木的生长；而规定种桑达50棵之多，又是为保障和解决穿衣之需。

均田实际上是不均的。

从制度上看，农民一夫一妇之家可获田120亩，实际上多不足此数。

奴婢授田同“良人”无别，因此，贵族官僚豪强可通过拥有大量奴婢而广占田地。

此外，所授之田多为官田，并不能从根本上触动地主豪强的田产。

给牛授田并限4头，又照顾了小地主和富裕农民的利益。

北魏均田令，实质上是在保障鲜卑贵族和汉族地主阶级利益的前提下进行的改革。

但是均田毕竟使北魏政权争取到诸多浮口隐户；许多农民或多或少分配到土地，这对安定社会秩序，恢复和促进农业生产有一定的效果。

北魏通过均田制，扩大了耕地面积，社会经济得到较快的发展。

三、行三长制

经十六国战乱，中原地区的基层政权瘫痪。

史称“魏初无三长，唯立宗主督护，所以民多隐冒，五十、三十家方为一户”。

大批流民、小农为避战火，逃租赋，被迫荫附于豪强贵族的羽翅之下，致使北魏政权直接掌握的劳动人口较少，影响了财政收入。

设立三长的目的在于夺取豪强大族的荫附人口，使其变为承担国家租调徭役的编户齐民；同时，建立健全基层政权，使中央权力直达基层，加强统治。

因此冯太皇太后在颁均田令后的第4个月，即采纳南部给事中李冲的建议，鼎力推行三长制度。

所谓三长制，即五家为一邻，五邻为一里，五里为一党，分别设邻长、里长、党长。

职掌是核定田亩、户口，收取赋税，征发徭役，维护治安等。

三长制是以地域划分和以中央政权为中心建立的基层政权制度，它改变了过去按血缘关系和以豪强大族为中心的宗主督护制。

三长制的确立并非一帆风顺，曾遭到鲜卑贵族和汉族豪强中守旧势力的反对。

他们说：

三长制看似很好，实难推行。

“一旦改法，恐成扰乱”。

冯太皇太后据理以驳：

“立三长，则课有常准，赋有恒分，苞荫之户可出，侥倖之人可止，何为而不可？

”故此三长制普遍地建立起来。

四、更定租调

在设立三长的同时，冯太皇太后根据李冲的建议，又颁行了与均田、三长相辅而行的租调制度。

过去，北魏的赋役制度大体沿用魏晋的田租户调制。

新的租调制规定：

一夫一妇每年出帛1匹，粟2石；15岁以上的未婚男女4人，从事耕织的奴婢8人，耕牛20头，租调等于一夫一妇的数量（产麻之地，一夫一妇另出布1匹）；民年80以上，允一子不从役；孤独、癃老、笃疾、贫穷不能自立者，由三长负责赡养。

新的租调制较豪强大族对荫附农民的剥削要轻，因而有利于北魏政府从豪强大族手中争取到一定的劳动人口，使国家的编户齐民增加，向国家纳税的户口增多，国家的收入也比以前增长许多。

新的租调制规定豪强占有的奴婢也要交税，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以往的纳税户畸重畸轻的状况。

另外，过去“荫附者皆无官役，豪强争敛，倍于公赋”；在荫附者摆脱了对豪强的人身依附关系以后，民间赋有恒分，小农的生产积极性大为提高，生活较过去亦有所改善。

北魏太皇太后冯氏行均田、颁三长、重定户调田租，是相互关联的三个环节，缺一不可。

行均田为三长和租调的施行奠定了经济基础，确定了改革方向；三长制则以上层建筑的力量为均田制的推行提供了重要保障；新的租调制又为均田制的推广，在税收上给予促进。

北魏均田、三长、租调制的实行，是照顾了全国上下各方利益的，因此，这些改革也得到了比较普遍的拥护与支持。

太皇太后冯氏在主政的20余年间，兢兢业业，招贤士，定大计，终使北魏的社会改革取得了明显成就。

太和十四年（490），冯太皇太后去世，终年49岁，谥为文明太皇太后。

冯氏节俭清肃，不好华饰，常以无花丝布为衣，饮食也仅为常例的十分之一二。

她躬亲朝政，威福并施，办事严明，功必赏，过必罚，宠而不纵。

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女政治家、改革家，她对中国社会进步所作的贡献是应予肯定的。

助其谋划者高闾、李安世、李冲等贤臣，同样功不可没。

冯太皇太后辞世后，年轻英武的孝文帝拓跋宏开始主政。

拓跋宏（后改名元宏），献文帝李夫人所生，3岁立为皇太子，5岁即帝位，由太皇太后冯氏当国。

拓跋宏自幼聪颖，学通五经，兼涉史传百家，善诗文，又精骑射。

自太和十年（486）以后，开始参予朝政，锻炼了从政能力。

太和十四年（490）冯太皇太后去世后，孝文帝继承她的改革遗韵，倾力将改革推向高潮，最终完成了拓跋魏的汉化和封建化任务。

一、改总律令

太和十五年（491年）五月，孝文帝下诏“议改律令”。

太和十六年（492）四月，新律令正式颁布。

新律令对北魏初年的刑律改动很大，对一些残酷刑罚有的废除，有的放宽据。

史籍记载，门诛虽偶有出现，但夷五族、夷三族之刑从此绝迹了。

孝文帝对律令亲自“润饰辞旨，刊定轻重”。

皇帝亲自执笔刊定礼仪律令，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

孝文帝所定的《魏律》，上承汉晋，下启隋唐，对后世《隋律》、《唐律》的制定有很大影响。

程树德在《九朝律考》中指出：

“唐宋相沿之律，皆属北系，而寻流溯源，又当以元魏之律为北系诸律的嚆矢”。

除亲定律令外，孝文帝在太和年间还亲断滞狱不下十多次。

二、改定官制

太和十七年（493），孝文帝诏令群臣革旧布新，议定官制，“新制官品百司，位号皆准南朝，改次职令，以为永制”。

新制上据汉晋，参取南朝，过去鲜卑部落组织的残余痕迹被洗刷殆尽。

新制除高门士族以九品区分外，还设置了“小之官”七等，称为流外。

强调不得“清浊同流，混齐一等，君子小人名品无别”。

北魏九品之阶，上继魏晋，同时又创制从品。

自此，中国古代官制始有正、从品之别。

唐、宋两代文职同于北魏，隋、元、明、清仍保留正、从品。

北魏官制的创立，对此后历代王朝的官制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三、迁都洛阳

北魏道武帝立国时，定都平城（今山西大同）。

平城地处边塞，土地贫瘠，农业落后，水旱饥馑不断；平城所处偏北，对控制中原不利；一百多年来在平城形成的守旧势力干扰改革。

因此，孝文帝决心迁都洛阳（今河南洛阳）。

太和十七年（493）冬十月，孝文帝命李冲等修缮洛阳城池宫室。

翌年二月，颁诏晓喻迁都。

为缓和一些鲜卑贵族“难于移徙”的情绪，孝文帝特许他们“冬则居南，夏便居北”。

到太和十九年（495）九月，平城六宫及文武百官尽迁洛阳，并规定“迁洛之民，死葬河南，不得还北”。

孝文帝在定都洛阳前后，对左右群臣做了许多说劝工作。

但是，平城与洛阳在民俗、气候等方面差异较大，有些久居代北之人不愿南迁，部分顽固势力甚至图谋反逆就连皇太子拓跋恂也欲北归。

太和二十年（496），孝文帝出游嵩岳（今河南嵩山），命太子恂留守洛阳。

八月，太子恂趁机“轻骑奔代”。

十二月，孝文帝毅然将太子恂废为庶人，不久又用椒酒将其毒死。

贵族官僚穆泰等人不愿迁都，图谋叛乱。

“代乡旧族，同恶者多”。

元隆、元业、元乐等多人相互串通，并推翔州刺史阳平王元颐为主，欲据平城反叛。

孝文帝遣任城王元澄“直往擒翦”，平息了叛乱。

孝文帝也出巡平城，亲审叛逆，穆泰等伏诛。

北魏迁都给守旧势力以沉重打击，同时，也为鲜卑族汉化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

四、禁穿胡服

长于游牧的鲜卑旧服不符合“华夏之冠”传统，不适宜中原农业经济生活。

早在迁洛之前，李冲、高闾、游明根等即受命创服制。

太和十八年（494）冬，孝文帝由平城返回洛阳，第二天即责问公卿说：

“朕昨入城，见车上妇人冠帽而著小襦袄者，若为如此，尚书何为不察？

”可见孝文帝对禁胡服，着汉装极为关注，其潜心汉化之心卓然可视。

五、止北语（鲜卑语）

太和十九年（495）六月，孝文帝诏令“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若有违者，免所居官”。

孝文帝说：

“今欲断诸北语，一从正音。

年三十以上，习性已久，容或不可卒革；三十以下，见在朝廷之人，语音不听仍旧。

若有故为，当降爵黜官。

各宜深戒。

”

六、改姓氏，定门第等级

鲜卑部落的族姓，原无高下之分，官爵也只以武功为准。

为“班镜九流，清一朝轨”，孝文帝乃命司空穆亮、领军将军允俨、中护军广阳王嘉、尚书陆琇等“详定北人姓，务令平均”。

太和十九年（495），他又亲自拟定条例，规定鲜卑八姓大族同汉族范阳卢氏、清河崔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四大姓门第相当，不得援以卑官。

从而使鲜卑贵族也和汉族地主一样门阀化了。

改姓氏首先从皇室开始，太和二十年（496）正月，诏改拓跋为元，门第最高。

太祖以来的鲜卑八大著姓皆改为汉姓，丘穆陵氏改姓穆，步六孤氏改姓陆，贺赖氏改姓贺，独孤氏改姓刘，贺楼氏改姓楼，勿忸氏改姓于，纥奚氏改姓稽，尉迟氏改姓尉。

改鲜卑姓多达一百多个。

孝文帝还设法使皇族和鲜卑贵族与汉族士族通婚，并以此为荣。

孝文帝不仅将汉族大族之女充后宫，并且娶汉官李冲之女为夫人，5个弟弟娶汉族高门之女为妻。

太和二十三年（499），南朝齐将陈显达兵攻北魏，孝文帝元宏带病挥军御敌，击退了齐军。

四月，孝文帝病势加重，病逝于返京途上，年仅33岁。

魏孝文帝元宏作为一个少数民族贵族领袖和中原地区的征服者，能够如此冲破民族界限，积极学习和借鉴中原封建文化，这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是少见的。

他是中国历史上一位颇有作为的封建皇帝，一位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和改革家。

北魏文明太皇太后和孝文帝的改革，终于使北魏进入了封建社会。

他们的改革，进一步促进了民族融合，在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发展上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他们的改革之所以获得成功，一是适应了当时社会发展趋势，并有强大的中央权力的保证；二是任用了一大批名人贤士，特别是汉族士人，他们积极出谋划策，借鉴中原先进的封建文化，为己所用；三是改革努力照顾到各个阶级、阶层的利益，以便得到广泛的支持；四是对阻碍和破坏改革的守旧势力给以坚决打击，哪怕是皇亲国戚亦严惩不贷；五是改革的主持者冯氏、元宏，均洁身自爱，清素俭朴，率为楷模。

文明太皇太后和孝文帝的改革，为后世留下了许多可供借鉴之处，但也有不足。

迁都洛阳后，拓跋鲜卑从此分成留住平城和迁居洛阳的两部分，汉化政策在新都洛阳得到了大力施行，但在代北却未着力实行，以至代北之地胡风日盛，许多汉人反被鲜卑同化。

代北之人从此“为清途所隔”，丧失了诸多权利，这就在洛阳汉化集团和代北六镇鲜卑集团之间造成了尖锐的矛盾，为后来六镇兵变埋下了隐患。

迁洛后，孝文帝大力推广文治，重文轻武。

又过早夭亡，后继乏才。

宣武帝元恪以后，北魏政治日趋腐化，贪官污吏肆意横行，北魏由盛转衰。

——《中国古代改革家》

（三）梁启超：

黄帝以后第一伟人赵武灵王传

（1902）

（一）叙论。

痛哉耻哉！

中国民族之外竞史也。

自商周以来四千余年，北方族人，……其稍足为历史之光者，一曰赵武灵，二曰秦始皇，三曰汉武，四曰宋武，（刘裕）如斯而已，如斯而已。

而四役之中，其最足为吾辈子孙矜式者，惟赵武灵。

（二）当时本族之形势，黄帝以后，我族孳乳寖多，分布于中原，而其势不相统合，虽夏后殷周之盛，其元后与群后，皆南面分土而治，有不纯臣之义。

所谓大一统者，不过一虚名已耳，及春秋以降，五霸迭兴，兼并盛行，降及战国，继以七雄，凡历四五百年，逮嬴秦兴，而中国始统于一。

五霸七雄者，实我古代史之帝国主义过渡时代也。

而其势愈搏愈剧，如重学公例，所谓物坠空中。

愈距地近而其速率愈增，七雄时代者，实短兵相接，决胜负于一发之时机也。

群学公例，惟内方充实，乃能宣泄于外，亦惟外竞剧烈，而内力乃以益充。

故我民族活泼进取之气象，惟七雄时代为最盛，皆此之由。

（三）当时外族之形势。

北国之先，其所自出，不可深考，史家或以为亦神祖黄帝之支裔。

虽然，既窜于异域，与母国殊其语言，殊其风俗，殊其宗教，则已不得谓之为同一民族。

自周以来，所谓山戎、狁者，已世为中国患，骊山之变，为历史上第一次之国耻，此后虽齐晋继霸，并力外攘，而声威所讫，綦微末矣。

卒乃白狄赤狄，盘踞中原。

为患心腹，终春秋之世，吾族苦之。

然彼族发达甚缓，且散漫不相统幻犹甚于我，以故主客之势，犹不相敌，降至战国，在而控弦之种，渐加强盛，所谓匈奴一种屠者，始崛起于北方。

《史记》所谓冠带之国七，而三国边于匈奴，即秦赵燕是也，故三国皆筑长城以为防，至是而匈奴与中国，殆有不两立之势。

（四）赵之地位。

自晋悼公和诸戎后，戎翟皆朝于晋，不相侵犯，故中国不病，而狄亦得安堵以自强，至周安王时，晋卿赵襄子师逾句注，兼戎取代，以攘诸胡。

此亦畏逼不得不尔也，而赵与胡之交涉，自兹益繁，三卿分晋，赵有代句注以北，而魏有西河上郡，皆与狄界边，其后秦灭义渠，魏西河上郡入于秦，自此三晋之中，惟赵边胡，而其所当之卫，视秦燕为更剧，赵不创胡，胡必弱赵，赵之忧患在是，赵之所以盛强亦在是。

（五）武灵王伐胡之预备。

（战国策）武灵王平昼闲居，肥义侍坐，曰：

王虑世事之变，权甲兵之用，念简襄之迹，计胡狄之利乎。

王曰：

嗣立不忘先德，君之道也。

错质务明主之长，臣之论也。

（中略）今吾欲继襄王之业，启胡翟之乡，而卒世不见也。

敌弱者用力少，而功多可以无尽百姓之劳，而享往古之勋，夫有高世之功者，必负遗俗之累，有独智之虑者，必被庶人之怨，今吾将胡服骑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议寡人矣。

肥义曰：

臣闻之，疑事无功，疑行无名，今王既定负遗俗之累，殆无顾天下之议矣。

夫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愚者暗于成事，智者见于未萌，王其遂行之。

王曰：

寡人非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之，狂夫之乐，智者哀焉，愚者所笑，贤者戚焉，世有顺我者，则胡服之功，未可知也，虽驱世以笑我，胡地中山，我心有之，王遂胡服。

欲使外竞有力，非举其国而为军国民不可，七雄中实行军国主义者，惟秦与赵，赵之有武灵肥义，犹秦之有孝公商鞅也，而秦之主动力在臣，赵之主动力在君，商君者秦之俾斯麦。

而武灵王者，赵之大彼得也。

王之变胡服也，凡以为习骑射之地也。

以骑射教百姓，所谓举国民而皆兵之也。

（六）舆论之反抗及王之英断。

《战略策》王使王孙緤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且将以朝，亦欲叔之服之也，家听于亲，国听于君。

古今之公行也，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

恐天下之议之也，夫制国有常，而利民为本，从政有经，而令行为上。

故明德在於论贱，行政在于信贵。

今胡服之意，非以养欲而乐志也。

事有所出，功有所止。

事成功立，然后德可见也。

且寡人闻之，事利国者行无邪，因贵戚者名不累，故寡人愿慕公叔之义，以成胡服之功。

使緤谒之，叔请服焉。

公子成再拜日，臣固闻王之胡服也，不侫寝疾，不能趋走，是以不先进，王今命之，臣固敢竭其愚忠。

臣闻之，中国者聪明睿智之所居也。

（中略）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今王释此而袭远方之服，变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叛学者，离中国，臣愿大王图之。

使者报王，王曰：

吾固闻叔之病也，即之公叔成家自请之曰，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礼者所以便事也，是以圣人观其乡而顺宜，因其事而制礼，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国也。

（中略）是故圣人苟可以利民，不一其用，果可以便事，不同其礼，儒者一师而礼异，中国同俗而教离，又况山谷之便乎，（中略）穷乡多异，曲学多辩，不知而不疑，异于已而不非者，公于求善也。

今卿之所言者俗也。

吾之所言者所以制俗也。

今吾国东有河薄洛之水，与齐中山同之，而无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党，东有燕东胡之境，西有楼烦秦韩之边，而无骑射之备。

故寡人且聚舟楫之用，求水居之民，以守河薄洛之水，变服骑射，以备燕东胡楼烦秦韩之边，且昔者简主不塞晋阳以